“当然，不必太急。”他说。
当丹尼森夫人和明妮两人一起商量起这块地时，丹尼森夫人反对购买，说那只是几亩荒地。其实，那片地足有七亩，只要半价四百元。尽管地面不平，又跟校园隔开，明妮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她对丹尼森夫人说：“咱们回头再从从容容地盘算怎么使用这块地，先把它拿到手。”
“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要买任何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有这笔钱。”
“那也得省着花。整修工程要花不少钱，你不知道哪里就得增加额外的开销。”
“请再考虑一下：只要四百元，多便宜啊！”
“不，我不想要。”
“我是代理校长，我的意见完全不算数吗？”
“这个嘛，我不必非听你的意见。”
“你忘了当初为一小片儿地跟些地主讨价还价有多费劲儿了？”
“那是当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先对付当务之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目光短浅了？”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机会难得吗？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大片的土地。”
“我不想现在就把钱花掉。”
“那可不是你的钱。”
“也不是你的。要是你那么喜欢那块破地，你自己买去好了。”
丹尼森夫人最后这句话点醒了明妮，她要自己买下那块地。她来和我商量这事。她是打算在这里度过自己后半生的，可以在潺潺的小溪边上给自己盖一所家园嘛。从那里可以看到很大一片校园，同时又可以享受安宁和清静。要是学校将来给她建一座洋房，那块地也完全不会浪费——她可以把它捐给金陵学院，或是在上面建一所小型的平民学校。从去年冬天开始，她一个月能拿到一百元薪水，现在已经攒下一千一百元了，自己盖房子是少了些，但她还会继续攒的，可以先把地买下来。
她的盘算很有道理，我赞成她买下地来。用这么低的价格买下来，她什么时候想卖都可以卖掉，赚回本钱。三天后，我们找到伯仁，买下了那块地。他十分高兴，明妮告诉他，这地她是给自己买的，他听了甚至管明妮叫“散财女菩萨”。这话又让她不安起来，“请你别这么叫我。”她说。不过，他只是嘻嘻一笑，露出板牙。
四十八
莫妮卡·巴克利在二月初去世了，所有的传教会，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来到石鼓路大教堂参加她的葬礼。教堂正厅是圆拱形屋顶，彩绘的玻璃窗又高又窄，伸向穹顶，玻璃的色彩像孔雀的羽毛一般五彩缤纷。出席葬礼的还有二百多中国人。
韦牧师主持了仪式。大家起立，一起唱了赞美诗《平安殿宇》。然后，丹尼尔·柯克牧师朗读了《圣经》中的《诗篇》第二十三章。明妮被庄严、宁静的诗句深深感动了，她说以前从来没觉得这诗句那么令人肃然起敬。接着，莫妮卡的几位朋友先后走上摆满蜡梅的讲坛，娓娓叙说对她的颂扬和追忆。其中一个是爱丽丝，她和已故的女人尽管属于不同教派，却都是在安徽一起开始传教生涯的。她告诉大家，莫妮卡常常怀念她在宾夕法尼亚老家的田园风光，但她永远仰望着上帝的殿堂，那是她真正的家，因为她相信，我们实际上都是地球的外乡人或过客。爱丽丝之后，一个头发花白、两腮下陷的高个子美国人发了言，他说认识莫妮卡快二十年了，她虽然外表无精打采，却富有幽默感，记忆力超群。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给孩子们听。有一次，他给大家讲了一段童年的趣事，说的是一个人喝醉了，用自己的厚呢子外套换了一条小鲇鱼。几个星期之后，他听见莫妮卡把这个故事讲给一群小女孩听，却加上了一个更为夸张的戏剧化结尾：那人用两匹骡子和马车，换了一条鲑鱼，所以现在他再也不能回家了，就露天睡在大雪里，他几乎冻死了，冻掉了两根指头。原来，在他讲这段逸事时，莫妮卡在隔壁屋里无意间听到了。“现在，”那人最后说，“我希望她正在天堂里，优雅自如地把她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笑话和故事，讲给天使们听，供大家开心。”
这话引来外国人一片笑声，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吭声，觉得莫名其妙。是啊，葬礼是一个寄托哀思的肃穆场合，那些外国人怎么能说些俏皮话，还捧腹大笑呢？
追忆之后，瑟尔走上了讲坛。他容光焕发，新刮的胡子，头发向后梳得溜光，做了追念莫妮卡的布道，题目是“基督徒在战争时期的职责”。他用中文讲到日本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并吞，讲到日军的残暴。我知道，因为他那些关于日本开发毒品生意的文章，日本人一直在监视他，还要求他交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包括南京陷落之后一个星期内，日本士兵在国际安全区内犯下的杀人、强奸、纵火案件的九百份记录，可他告诉他们，所有文件已经都被爱德华·施佩林带回科隆了。瑟尔谈到欧洲的形势，他说：“面临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基督教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力争和平，反对战争。两年前，南京陷落的时候，在座的有些人正在南京，亲眼看到了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把人类放入战争的极端环境里，他们可以比野兽还要凶恶，可以不讲任何法则，释放出所有的邪恶。战争是我们人类能产生出的最具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防止战争。
“可是，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有些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确实有一些战争可以被称为正义战争。比如，如果人们拿起武器，抵抗外国侵略者，我们能责备他们吗？我们应该劝阻他们与民族敌人作战吗？当然不应该。所以，这些国家里的基督教徒应该和其他公民一同作战，履行基督教徒的职责，应当同他们争取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至于那些侵略国家里的基督教徒，他们应当做的是起来反对战争，尽自己最大力量去争取和平。”
听到瑟尔这么说，我可以断定，从现在起日本人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一定已经习惯于跟他们交锋了。
瑟尔最后说：“至于那些没有卷进战争的国家里的基督教徒，比如你们当中的美国人，我们必须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就像我们已故的莫妮卡姐妹为南京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该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
听众们喜欢他的布道，尤其是中国人。瑟尔的话音刚落，有几个人就鼓起掌来，马上又停住了，意识到这不是鼓掌的场合。
韦牧师做了结束祷告，恳求上帝接受莫妮卡的灵魂，赐予她永生的快乐。接着，人们唱了《求赐太平歌》。
葬礼过后，明妮说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享有类似的仪式。它充满了温暖和庄严，仿佛我们刚刚聚首于莫妮卡的葬礼，是为了祝福她灵魂升天。那位故去的女人，现在一定安宁了。
第二天早上，娄小姐来到校长办公室——邻里的一些家庭断了粮，孩子们都在饿肚子。我从里屋走出来见她。明妮坐在椅子里，桌上放着没写完的学生奖学金报告，哈欠连连。“对不起，”她说着用巴掌捂住了嘴，“我最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就睡着了。眼睛疼得直跳，看东西都是重影。”她最近经常打趣说自己看上去像六十，但感觉像八十。
“你工作太拼命了，”娄小姐说，“你需要休个长假。”
“就是，你欠自己一个长假。”我表示同意。
“夏天我应该休假，不过不太可能，我脱不开身。”明妮说，“我得留在学校里照料好多事情。娄小姐，我们该为那些没饭吃的人家做点儿什么？起码保证他们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像样的年饭。”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还想看看你们学校有没有多余的被子。昨天下午，有个妇女丢了她唯一的一床被子——被溜进她家的窃贼给偷走了。她丈夫失踪了，她又病得太厉害，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总共十元钱，都缝进被子里了，这不，钱也没了。”
明妮转向我：“我们还有大米可以分出一些来吗？”
“有的。”我回答。去年秋季，我以二十五元一担的价格买了十一马车大米，这只是现在价格的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分出一些给穷人，“不过我们去年秋天做好的被子可能全都送人了。”我说。“我得去找找看。”
我们来到主宿舍楼，发现没有多余的被子了。于是明妮就转到自己家里，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来。“把这个拿去。”她对娄小姐说。
“你自己还有被子吗？”娄小姐问道。
“我有鸭绒被，还有一条厚毯子。”
娄小姐高兴地告辞了，说她明天会推个独轮车来取大米。
四十九
三月中旬，与口通知我们，田中先生没法替我们三人弄到旅行证了，因为负责发放证件的官员，那位田中的同乡，离开了南京。而且，官方不鼓励本地居民，尤其是基督教徒，访问日本。这次旅行的取消，令我大失所望，也让我的脾气变得暴躁了，我对姗娜和茹莲的反感再次加剧起来。如果她们惹烦了我，我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们几句，出出气。我知道她们背后在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才不在乎呢。明妮说，有时候我是故意找碴跟她们吵架。这话也许不假，但她并不了解关键的原因：我心里窝着火，因为取消行程，把我到日本看孙子的希望打碎了。
茹莲大体上还过得去，但我发现姗娜让人难以忍受。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养成了铺张的习惯。每个周末她都去下馆子，回来就炫耀她在城里的餐馆吃过的饭菜。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听见她在对一群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大谈一家叫“大阪亭”的日本餐馆。“信不信由你，”她说，“我第一次吃寿司时，光想吐，那滋味就像嘴里含了条肉虫子，尤其是金枪鱼做的寿司。可是我朋友鼓动我接着吃，很快我就喜欢上寿司了。现在，什么样的寿司我都吃，最喜欢鳝鱼的。”
“老天哪，就是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吃生鱼。”一个矮个子女人说。
“其实生鱼更有营养。”姗娜答道。
“好邪乎啊。”一个纤柔苗条的女子说。
“你不相信我吗？”
铃声响了，女人们都回教室去了。等大家全走开以后，我对姗娜说：“你不应该在她们面前夸耀什么日本美食。”
她拉长了脸。“是她们先问我的。”
“可你不该给日本饭馆当推销员。”我边说边火气上升。
“您猜怎么着？那饭馆是中国兄弟俩开的。”她的蒜头鼻子翕动着，眼睛却避免直视我的脸。
“那又怎么样？你太过分了。南京城里多少人在饿肚子？你却在吹嘘什么生海鲜！”
“这不干你的事。”
“不许你在大家面前显出一副贱相，这就是我的事！”
“神经病！”她转过身大步走开了，两手插在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
这类的争吵经常在我俩之间发生——我无法容忍她的挥霍和愚蠢。她一越界，我就痛加回击，不过我通常还是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她。
接着，一天下午，姗娜来见明妮，说她决定立即辞职。明妮吃了一惊：从来没有见过哪位校长在学期结束前辞职，可是不管她怎么劝，姗娜坚决不改初衷。我在办公室里间听见她说：“我受不了这些了，我家人也要我回去。”她说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想要她回上海去。
明妮一筹莫展。姗娜两天后离开了，明妮只好自己来接管家庭手工艺学校的行政这一摊子。唐娜虽然是中学的校长，可是她不懂中文，连女生们在登记表上的名字也看不懂，所以需要别人帮她很多忙。明妮的工作量大增，只好每天加班，经常到凌晨才能睡觉。
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要是爱凤能回来就好了，可她的未婚夫还关在天津的监狱里，她不能半路离开，那会使得营救他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丹尼森夫人来找明妮，商量着怎么才能把姗娜再请回来。老太太也很担心，眼看着明妮一个人怎么也处理不过来那么多事务。丹尼森夫人想帮一把，但是管账和房屋整修的事情就让她喘不过气了。我几乎一声也没吭，只是听她们说。经过权衡利弊，两个负责人决定派爱丽丝代表金陵学院去上海，恳求姗娜回来。“我们早应该多培养些领导人才。”丹尼森夫人叹气道。
事实上，金陵学院有不少毕业生在中国各地当中学校长，不过她们谁也不会回到日本占领的南京来工作。丹尼森夫人一走，我就冲着明妮说：“你不应该提那个建议！”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应该派爱丽丝到上海去求姗娜回来。你这样做，那个无礼的女人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们这里需要她。”
“那好吧，要是这样，等这个学期结束了，我走。”
“行啦，安玲，我知道你不高兴，也很沮丧。这里的每个人都面对压力，都有碰不得的神经，可我们还得一道工作，共渡难关，防止这里沦落成精神病院。”
“我走定了，别说我没提前通知你。”我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没把我的话当真。她明白我是不可能辞职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校园里，我在别的地方大概没法找到安全的住所。她经常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只在外表严厉的人。她认为中国最大的障碍不是战争，不是腐败，而是所谓的脸面——每个人都生怕丢脸，谁都不愿意让步，结果，很多能量和时间都浪费在琐事上了，这一点让她痛心疾首。为此她很同情蒋介石，他得不断地顾及自己的和别人的脸面。
四天后，爱丽丝只身从上海回来了，她没能劝回姗娜，不过她在上海见到吴校长了。吴校长是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到新德里去参加一个会议，路经上海。吴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批评了我，要求我帮助明妮把校园里的一切打理好。至于丹尼森夫人，她说我们应该迁就她一些，避免任何冲突。明妮去找了茹莲，请求她暂时接替一部分姗娜留下的工作。茹莲答应了，并且保证不会再跟我争吵了。她和明妮便一起来管理家庭手工艺学校。
我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感到懊悔，对明妮说，我再不发脾气了。
丹尼森夫人对失去了姗娜也感到烦心。尽管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老太太明白我们必须把这一学年坚持下来。为了安抚大家，她在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邀请了全体教师和大部分员工。
明妮比大家到得晚一些，因为要陪几个来访者参观一堂做松花蛋的课。在伊娃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长长的横轴书法，上面写着：“治家有方”。这在以前的房里没有见过，是丹尼森夫人挂上去的。中国教师们都称赞那横幅上的书法，有人啧啧连声：“劲若虬枝，逸如流云！”另一个人应和：“气派啊，大师风范！”大多数人以为那是孔夫子的语录，因为孔夫子也有过“修身、齐家、治国”一类的教诲，但我知道，那句话是从《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把你的家整顿妥当”衍变来的，不过我没吱声。
大家享用了自助晚餐，我感到心平气和了，便与茹莲聊了好一阵。我们还吃着苹果和蜜枣这些饭后甜点，这时，唐娜拿出来了一大堆刚收到的寄给金陵学院的信件。她一封封地拆开，给全屋子的人念了信中内容。大多数信是对救济工作感兴趣的人写来的，表达了钦佩之情和良好祝愿。有几封询问中国传教的情况，有一封是美国新泽西州坎登镇的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写来的，让大伙儿动容。写信人名叫梅根·斯蒂文斯，她听到明妮的事迹，说明妮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还说，她要学会速记，提高打字水平，因为她梦想有一天当上明妮的秘书。
“再听听这一段。”唐娜用悠扬的语调继续念道：“上个月，我们镇上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您的事迹的文章，我们教堂的人都知道您的名字了。您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对那些一心追随主的道路的年轻姑娘们来说，您就是榜样。我们都爱您！”
“我的天，你是个国际名人啦，明妮。”爱丽丝说。
“得啦，别让我尴尬了。”
在附言中，梅根问道：“听说传教女人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是真的吗？我父母这么告诉我，可我不全相信。除了为上帝服务，我还想建立一个家庭和生几个孩子。”
“好可爱。”唐娜说着，把信放在八仙饭桌上。
“也许我们应该面试她一下，”明妮俏皮地说，“要是她不错，我们可以雇她当秘书。”
“还是不要吧，”丹尼森夫人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我们可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
明妮厚厚的眉毛拧了起来，突然怒火冲头，她大声说道：“你干脆直说是崇拜偶像得了。”
“确实有那种味道了。一个凡人，不应该奢望成为圣母玛利亚，或成为菩萨。”丹尼森夫人直盯着明妮的脸。
“你不能容忍任何人比你做得好，你是个妒忌的化身。”
“至少我从来没有利用个人的破名声来把我们校园弄成难民营。”
“是谁让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到这里来的？是我还是日本人？”
不等丹尼森夫人答话，明妮走开了。我不住地偷看老太太，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最后又变黄了。没有一个人吭声，屋里的空气充满火药味，紧张得我都恶心起来。明妮进了厨房，在里边待了片刻，就从侧门悄悄离去了。
五十
总算有个名叫严宁的合适人选，接受了家庭手工艺学校校长的职位，她四月底会到南京来赴任。她在福建有很丰富的成人教育经验。我们都感到松了口气，只要我们能把这个学期对付下来，就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再去找合适的教师和行政人才。
四月初的一天早上，也就是汪精卫为首的傀儡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三天后，我接到丹尼森夫人的通知，说她立刻要见明妮和我。我来到明妮在宿舍楼的住所，然后两人一道去了伊娃的洋房。薄雾在树梢上缭绕，温暖湿润的空气，把小鸟喧嚣的啼鸣都浸湿了。一只雨蛙呱呱叫得像个漏了气的风箱。我们一路聊着，惊起了几只林莺，扑棱棱地飞走了。
明妮和我对丹尼森夫人为什么要见我们毫不知情。老太太听说明妮从伯仁手上买地了？听说取消我们访问日本的计划了？要是这样，明妮说，她应该表现出平静与和解的姿态。如果有必要，她愿意向老太太道歉，因为前几天那次，是她先失去了自我控制的。
“对，”我说，“记住那句话，媳妇终会熬成婆。”
明妮笑了，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
丹尼森夫人阴沉着面孔，没有化妆的脸看上去松弛且多皱，脖子上的雀斑显得比平日更多，喉咙旁一块赘肉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刚一坐下，老太太就拿出一张《紫金山晚报》递给明妮。“第二版上有一篇文章。”她说，“你好好看看，我非常愤慨。”
明妮开始浏览，我喝着茶，不时地瞥她一眼。她的脸色阴暗下来，接着变得苍白，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同时，丹尼森夫人怒气不减，发狠的目光直瞪着我，我的心头颤抖起来。我做错了什么吗？一时想不起来。她干吗这个样子死盯着我？
终于，明妮坐直了。“胡说八道！”她说着把报纸扔到玻璃茶几上，怒视着丹尼森夫人，眼睛里充满压不住的火气。
老太太轻蔑地一撇嘴，上唇起了皱，下垂的眉毛压出了褶。她说：“我看得出来这篇文章里或许有一些夸大，但是这件事情你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只字没提。看到说你竟然让日本人选走一百名妇女，我觉得真是骇人听闻。”
“不，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的。”
“不要狡辩。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是你失误，错误地相信了日本人。但是对我来说，因为你一直试图掩盖，那就不是失误，而是罪孽，是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明妮目瞪口呆，竭力想说出点儿什么，却一句能说出的话也没有找到。她站起身来，慢慢向前门走去。
我抓起报纸看那文章。只见文章的标题是《真正的罪犯》，矛头对准在南京的西方人。文章谴责以前安全区内建立的那些难民营，说那些难民营把妇女集中到一起，为日本人玷污她们大开方便之门。结果，连拉皮条的中国人都领着日本兵到那里去找姑娘。“这是一种卑鄙的美国方式，诱使中国妇女为日本人提供性服务。”作者这么声称。他还特别点出明妮，说她是一个主谋。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回忆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情况，说：“金陵学院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同意向日本人提供一百名漂亮女人，在那黑暗的一天里，他们带走了二十一人。她像一个妓院老鸨，后来还不断地向日本军人道歉，答应让他们再选走七十九人。不仅如此，她还向他们保证，学校的大门永远都会对他们敞开。难怪金陵难民营在日本兵强奸了那里的姑娘们之后，还在每天夜里用热茶、肉馅饼、炒花生之类款待日本宪兵。兄弟们、姐妹们，现在是重新评估发生在我们南京的悲剧的时候了，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我放下报纸，对丹尼森夫人说，“这是一派胡言！我当时就在现场。明妮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妇女和姑娘们。”
“我知道在这桩罪案中她和你狼狈为奸，”她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作过调查了。你作为帮凶，再也别想掩护她了！”
我意识到，再也没办法和这个老疯子理论，我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明妮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三天。她什么也不吃，也不上床，整夜为失眠所苦，可她不停地忙这忙那，以排遣悲伤的情绪和念头。到了第四天，她终于垮了，不得不躺下来。从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宿舍一步，整天穿着一双毡拖鞋，一身棉睡衣。我们给她熬了鸡汤和红薯粥，可明妮几乎碰也没碰。她无数次地试图给中学排出一份课表，可是她的精神无法集中。有时候，她会谈起金陵学院遭受的挫折和灾难，坚称自己应该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对不起被日本兵带走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她不停地对我说：“我早就有预感了。现在我走到头了，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我失败了，可悲地失败了。”只要一睡着，她就会做噩梦。
大刘经常来看她，甚至表示要去找丹尼森夫人，谈谈那二十一名“妓女”的真相，谈谈当时的处境，明妮为什么没法拒绝日本人。可是明妮坚决制止他去为她辩解，说丹尼森夫人也得了狂躁病，会对他发作的。我也觉得他去说情并不聪明。老太太似乎失去理智了，听不进任何辩解的。
四月十日，明妮向丹尼森夫人递交了辞职报告。此后，除了我和大刘、爱丽丝三个人，她拒绝了所有人的来访。我们都劝她收回辞呈，然而不论我们说什么，她只是回答：“我对她们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得对上帝有个交待。”
每天晚上，她都收听上海电台的广播，听到了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还有英国海军和德国舰队激战的消息。这个世界怎么了？她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切似乎都在崩溃。她也谈及自己去过、或是想象中去过的那些国家，说会有很多的人遭杀戮，会有很多城镇被夷为平地。她的脑筋开始没有条理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爱丽丝拿来了她的信件。有一封是严宁写来的，通知明妮，因为家庭的原因，她决定撤回接受校长一职的决定。明妮把信扔到地上，喊道：“我受够了，受够了这一切！”
爱丽丝默默地在花瓶里插进一束白杜鹃，就走出了房间。
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来了，可是明妮拒绝跟她说话。老太太告诉她，杨爱凤要回来了，她营救未婚夫的努力没有结果，那人死在监狱里了。明妮对这个消息毫无反应。后来，老校长和我简单地谈了几句，她要我多花些时间陪着明妮，时刻盯紧她。
明妮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我们请来一位美国医生，他和楚大夫一起，诊断明妮精神崩溃的原因是更年期期间的压力、劳累、创伤和营养不良。几天的荷尔蒙注射之后，明妮就拒绝打针了。她变得更加沮丧，时常对我们说，她对金陵学院面临的所有问题，对难民妇女和姑娘们所遭受的全部苦难，都负有责任。她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她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们徒劳地劝她，说她比我们谁都能干，是大家都仰慕的领头人，她是我们热爱的好校长。
丹尼森夫人向在纽约的金陵学院董事会，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委员会都报告了明妮的病情。除了在密西根州的谢泼德镇有个关系疏远的兄弟之外，明妮没有直系亲属，而且她的兄弟对她在父亲临终前没有回家照顾老人至今耿耿于怀。现在明妮要回美国去治疗，这两家机构同意分担她的医疗费用。爱丽丝受命陪她返回美国，可是在这学期没有结束之前，明妮拒绝离开。直到丹尼森夫人向她保证，家庭手工艺学校和中学都不会解散，工作由她和爱凤两人负责，明妮这才同意了离开。
她动身的那天，尽管已是仲春，树木全绿了，花儿开得一团一团，地上蒙了一层茸茸的绿草，天空中传来阵阵鸟儿的鸣叫，可是天色灰暗，下着雨，还冷飕飕的。有十二三个人在大门口为她送行，大多是她的朋友和同事。我忍不住流了眼泪，哽咽着说：“明妮，你一定要回来。记住，你和我说好了的，要在南京共度晚年。你还答应了要教我开车。”我旁边站着唐娜和茹莲，她们都含着眼泪紧盯着明妮。她俩旁边是老廖，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脖子向前伸得老长，紫铜的脸膛绷得紧紧的，仿佛在努力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等你回来！”茹莲哭喊道。
明妮没有回答，茫然地微笑着，好像所有的情感都从她体内漏走了。大刘沉默地注视着她，嘴唇拧动着，眼镜片一闪一闪的。他朝她挥挥手，可她毫无反应。
丹尼森夫人把手搭在黑色轿车的门上，脸色阴郁地说：“明妮，一定要好起来。记住，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金陵学院就是你的家，我们永远都会让你回来的。”
明妮神情恍惚地看着她，嘴角起了些皱纹。她没有听懂老太太的话。接着汽车就开动了，留下了一股废气的味道，还有蒙蒙细雨中所有挥动着的手臂。
尾声
五十一
爱丽丝给我寄来关于明妮病情的报告，由我转给吴校长。以下都是她写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上海）
我们去上海的旅行平静又愉快。我听说，美国“吕宋号”军舰曾经是亚洲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舰队的司令格拉斯福德就在“吕宋号”上。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到我们船舱里来过两次，看我们是否一切都好，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大多数时间里明妮都很安静，但一开口就是责备自己，说她已经变成我和大家的负担了。她对自己的病似乎很清楚，跟我说她很快就会康复，就会返回学校继续她丢下的工作。晚餐时，我们和舰队司令坐在一桌，明妮显得很高兴。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爱荷华城）
我们回美国的航行很艰难。事实上，我们三个星期前上了“亚洲女皇号”，先驶往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港。我们碰上了约翰·马吉，他去年返回中国从事救济工作，现在是回家去。有他在旁边，明妮似乎很自在，可是她晕船，这就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她对我说，如果不是有我陪着他，她早就跳海了。这话把我吓坏了，而且她多少有些自杀倾向，不肯吃也不肯喝。马吉牧师和另外两个传教士，加上我，大家轮流照看她，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单独待着。
昨天，明妮住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精神病院，我住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明妮由伍茨医生负责治疗，一个人住在一间干净的病房里，从窗户可以俯瞰一个小公园。医生诊断她得的是抑郁症，还说，大多数罹患这种病的患者都会在两个月内康复，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
一九四〇年七月九日（爱荷华城）
我每天都去看明妮。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或是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还到一片小树林里走走，在那里自己做一些令人愉快的小祷告。今天下午，她要一个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要我带她去火车站，好永远地离开爱荷华。护士当然不听从她。今天晚上我去看明妮的时候，她感到很惭愧，不停地说：“我怎么能做这么自私的事情？”我跟她说，这件事过去了，只要她不再那么做就行了。
“我一定要好起来，不再当别人的负担。”她说。
她一直在好转。我希望她很快就能康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德克萨斯州看望父母了，不过目前我还是应该守在朋友身边。
我刚收到金陵董事会丽贝卡·格里斯特的来信，说他们为明妮筹得一千二百美元。这太好了。明妮一直担心金陵学院在她身上花钱太多，我明天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她。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爱荷华城）
明妮经常说：“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建了一个错误的家——一个容易破碎的家。我早应该知道，一个家不必非是一个物质实体。”可是接着她会纠正自己，说：“我不该抱怨太多。成百万的中国人，在战争中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亲人。和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她想尽快把病治好，早点儿回到金陵学院去。她在美国没有家人，她兄弟拒绝来看她。另一方面，她的家乡，伊利诺州的塞科尔镇，正在为她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她回家，他们已经把八月二十二日定为明妮·魏特林日。明妮对此一无所知，塞科尔镇的人们也不知道她精神崩溃的事。伍茨医生认为，目前要明妮回家乡还是太冒险，因为任何情绪激动都可能让她陷入更深的抑郁。我给塞科尔镇那边打了电话，解释了明妮的情况。他们好失望，甚至要派代表到爱荷华城来看望明妮，但这是伍茨医生所不允许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爱荷华城）
有时候，明妮完全是个正常人；有时候，她又非常郁闷。她密切关注着战争新闻，为中国和欧洲的形势担忧。她要大家为她祈祷，说她如同相信药物一样相信祈祷，需要大家帮助她“走出阴影的峡谷”。昨天，她说她应该准备下学期就返回中国。我每天夜里都为她祈祷。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布朗郡州立公园）
根据伍茨医生的建议，我们一周前来到了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医生相信，新鲜空气和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明妮有好处。她很喜欢这里的安宁和寂静。每天早上，我们沿着林间小径散步，还沿着欧歌湖遛弯，湖里有很多水鸟。它们都不怕人，还直接从你手上叼面包吃。明妮很喜欢喂它们。
医生停止了可拉唑，因为服用此药使她背疼，也让她肩膀酸疼得更厉害。目前没有任何治疗，她似乎仍在不断地好转。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们在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待了不到一个月。伍茨医生同意让我带她去我父母在德克萨斯州的家。这是我看望父母的同时还能照看她的唯一办法。明妮喜欢这里的暖和天气，开始在花园里帮我父亲干活了。她希望自己“有点儿用处”。
她经常提到南京的那个疯女孩玉兰，说：“谁能想象我最终也精神错乱了呢？”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我很想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报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明妮经常宣称，她会被永久地关在精神病院里。她已经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她在这边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想用自己的礼物给大家一个惊喜。上个星期，她卖了两打她从中国带来的画片，把所得的款子，12.5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救济会。伍茨医生吩咐说，我们不可把任何工作交给她，也不要唤起她对战争暴行的记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传教士协会的罗伯特·多恩夫人来看望明妮。她对我说，觉得明妮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两天后她就离开了。她和明妮似乎意趣相投，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明妮甚至自己给自己点了菜，这可是她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无法做到的，因为决定任何事情对于她来说都很困难。多恩夫人离开以前，明妮让我们别替她担心，说她很快会好的，好了就回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离家两天去看我姐的双胞胎。我不在的时候，明妮去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三十片安眠药。我回来时发现，她的情绪很恶劣，还指责我抛弃了她。我说，我才离开了两天去我姐姐家。“你看，我不是又回来陪你了吗？”我对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