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玲，”明妮在一个候车长椅后边唤我。我放下手里的水壶，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右腿到大腿根都没有了。他一动不动，伤口处发出恶臭。明妮悄声问我，“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我正拿不准，忽见他的手像是被什么叮了一般抽搐了一下。“他肯定还活着。”
我俯身去看他的伤口——肌肉已经有点儿腐烂，幸亏天冷，苍蝇不多，可我仍看见四五条小蛆在腐肉边缘蠕动。残肢上的恶臭太难闻了，我只好屏住呼吸。显然，这些人已经很多天没人照料了。
“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的名单呢？”明妮问道。
“我不知道。”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意外。
“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死后有没有一块墓地，他们为中国牺牲了一切。”明妮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
内心里我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单。一切都这么混乱，他们的长官哪里还会为这些没用的人们操心呢。他们死了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了？他们的父母也许会收到一纸“阵亡通知书”。这些乡下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来受苦、来供人使唤的——他们生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忍耐和坚持的时间。
越看这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我们就越是伤心。明妮走到霍莉面前，指着椅子后边，几乎是蛮横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们没有药，连酒精和碘酒也没有。”霍莉答道。
我担心明妮会大发雷霆。果然，她朝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走过去，说：“喂，我知道那边那个人可能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为什么不给他包扎一下，让他死得像个人样？”
“我们一点儿绷带也没有了，”那女子回答道，“我们只能给他们吃上饭，喝上水。”
“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了？”
“我也想能够多做点儿什么，魏特林院长。”那年轻人勉强挤出笑容，她的面孔憔悴又疲惫。
“明妮，这不是她的错。”我说。
我把明妮拉开的时候，她也承认：“你说得对，她连护士都不是，一定是个像我们一样的志愿工。”
“她顶多是个护理员。”我回答说。
“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带两三个班过来。有钱的那些学生肯定会捐出些药品和绷带来。”
“她们一定会的。”我说。
我盘算着要不要给那位伤员擦擦伤口——至少把那些蛆都弄掉，可是我拿不准那样会不会让他更疼。什么药也没有，这样去擦可能会使他的伤口感染得更厉害。最后我没擦，而是找来一张报纸，过去把他的伤处遮盖一下。
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拥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
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儿。”
“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的伤兵的。”我说。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四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
“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
“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
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
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没黑没夜地下棋、玩牌、打麻将，有几个还溜进校园来偷东西。
明妮挥手让他们住口。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们学校是个女子学院，我们接纳男人们来住，是不合适的。”她转向一群妇女，“你们家男人可以去其他接受全家人的地方。”
“为什么把我们分开啊？”一个女人问道。
“你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明妮说，“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可你还在想着怎么和你男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起。”
人群哄堂大笑。我们都知道那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外号叫“怀不上”。她垂下眼皮，脸变得通红。
“哪里有同时接纳男人的难民营？”另一个女人问道。
明妮回答说，“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军事化学办事处——事实上，除了南京大学宿舍楼，所有其他难民点都接纳男人。”
“那些地方离我们太远了！”一个老女人嚷道。
我的怒火快忍不住了，正想着要不要对这些自私的家伙说上几句，只见娄小姐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他们，眼镜后边一对深陷的眼睛目光坚定。“咱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她说，“金陵学院无论如何没有接纳我们任何人的义务，可是在东洋鬼子面前，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应该感激魏特林院长和她的同事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
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
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
“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
“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
“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
“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
这话引来一阵大笑。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
“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
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
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
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
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
五
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从那时候起，她就雇了老廖，因为她想创建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早上我在西山捡到的，”他指着那张纸，微笑着用粗哑的声音说着，仿佛今天对他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灌木丛里有好些呢，一定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我不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你也许很想看看。”
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
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
“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
“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
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
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
“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
“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
“谢谢。”路易斯说。
“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
“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军事上除掉异己。”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想削弱唐生智将军的势力。他的德国顾问曾经劝告他，不要做保卫首都的打算。南京城周围的地形就像个大口袋，袋口就在通达长江南岸的下关。如果人数有十万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从东西两头进攻，他们可能首先占领下关码头，从而彻底切断南京防区十三个师和十五个团总共十五万人的撤退路线，并把这些兵团全部挤进以城墙为界的大口袋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守卫这样一个地方，简直如同自杀。
明妮问路易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安静，只是飓风中心的平静了？”
“日本人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进攻。”
当天晚上，日军对南京城内的炮击又开始了。巨大的炮弹落在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弹无数次落在市民聚集的安全区内，每一条通向中立区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把家当装在所有能找到的车子上——独轮车、人力车，甚至婴儿车，任何带轱辘的家伙都被利用上了。很多男人用扁担挑着担子，很多人背着铺盖卷。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手提衣裳包裹和热水瓶。已经走不动路的老人，坐在大竹筐里，被两个人用长扁担抬着走。我们听说，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圣经教师培训学校难民营已经满员，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接到新难民。比较之下，金陵学院只接收了近七百人。很多难民拥来，但我们坚持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很多妇女不愿意和家里男人分开，就另外去找可以接收全家的难民营了。有些男人在我们大门前开口咒骂大刘、娄小姐、霍莉和我，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学校的牌子和栅栏门上扔泥巴。
整整一夜，拥入难民营的难民源源不断。随着其他难民营的爆满，现在所有男人都愿意把家人留在金陵学院，然后自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人们听说我们学校对妇女和儿童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就一齐拥来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个个应接不暇，于是难民中有不少人主动来帮我们的忙。由于到来的人太多，第二天中午时分，教师楼已经满员，中心楼和练习馆也都满了。有些人我们收下来后，他们哪个楼也去不了，就从附近一个工地上搬来砖头，在操场上自己搭住处了——长方形的窝棚，活像一个个大炉灶，上边盖一块竹席，用树枝削出的细棍支着。
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从一大清早就没有停息过，东北方向的紫金山燃起大火，那一带战斗正激烈，浓烟时常遮天蔽日。炸弹无数次在安全区外的什么地方爆炸。日军轰炸机没有任何警报声就出现了，此时偶尔会有一两门高射炮还在朝它们射击。一有飞机飞过我们的校园，大多数人都赶快找地方躲避起来，可有些从乡下来的人，却以为安全区里是可以防弹的，所以他们就待在原地，眼看着飞机轰炸和扫射。路海和大刘只好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赶快藏到隐蔽的地方和防空洞里去。
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
六
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
“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
“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
“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
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
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
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
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
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
“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
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
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
“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
“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
“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
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
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
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
七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
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
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
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
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冲两个日本兵挥挥手，把老胡放了，带着其他人走开了。
“也救救我，魏特林院长！”另一个声音哭叫道。那是一个叫范树的孩子，他正被日本兵拖着走。他奋力挣扎想要挣脱，胳膊里还夹着个篮球。
我们都朝范树跑去，可是一个日本兵猛地转回身，端起了步枪，刺刀正对着明妮。她毫无办法，只能待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孩子连同其他三个我们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拉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比较强壮，像个当兵的。范树是给一对美国老夫妇干活的，他们刚刚离开南京，想必他是留下来帮他们看房子的，可他悄悄跑到这里来打篮球。他刚十四岁，个子和块头要比他的实际年龄高大，所以日本人把他当个军人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