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十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眼睛，低头离去了，一边还挥着手，像是要护住自己扭歪的脸。他把车子开走了，那车篷上插着美国国旗。
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那是机密情报，嘁！”我鼻子一哼。
“看样子是吧。”
我突发的怒火似乎让明妮糊涂了，但我没有告诉她丽雅的流产，不想再给她报坏消息了。
第二天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学校来了，更详细地讲了松井将军的恼怒。路易斯和田中现在很熟悉了。安全区委员会每日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那些暴行。一开始，田中副领事还无法相信，然而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兵朝一个卖布的老人开枪，因为老人不肯让他拿走一个银烟盒。田中向路易斯透露，在一次有二十几位高级军官和三位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上，松井将军落了泪。这位司令官责骂几位将军和校官，说他们毁坏了皇军的名誉。“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你们懂不懂？”他大喊道，边把拳头往桌上砸，“我发布过命令，南京城里，任何强奸、纵火、屠杀平民都是不能容忍的，可你们却没有控制住你们的士兵。只此一举，一切都完了。”
会议之后，田中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军官议论他们的司令官：“这个老守旧！”还说：“他太老了，太蠢了。退了休就不该再回来。”站在小便池前的一个大佐又说：“他当菩萨倒容易。要是不许当兵的这么干，那我们拿什么犒赏他们？”
田中还告诉路易斯，军方处决中国战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愿意费那个事看管战俘。如果是为这个理由，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他们？为什么枪毙那么多从来没当过兵的人？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年轻男孩子？他们这是要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要把我们吓倒，乖乖地臣服于他们。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日本兵的卑鄙行径仍在继续。路海在校长办公室里找到我和明妮，说有两个日本兵刚刚进了教工楼。教工楼在中心楼北边，相隔只有几步。我和明妮一起跑去。正在上楼梯，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尖叫。218号房间门前站着一个瘦长的日本兵，抱着胳膊，步枪靠在他身边。叫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明妮把那日本兵一推就冲了进去，我和另外三个比较结实的年长女难民也跟在她后边。一个日本兵在地板上压着一个女孩，正在那里扭动和呻吟，女孩的脑袋扭过来又扭过去，鼻子里流出血来。
“放开她！”明妮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衣领。他大吃一惊，慢慢地爬起来，喷着难闻的酒气，蜡黄的两颊松垮垮的。那女孩闭着眼睛，开始呻吟喊疼，脖子上一根青筋直跳。
我把那日本兵的皮带用力一扯，这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提起裤子，朝外走去，不过，还没到门口，他又一个转身，朝明妮伸出手去，咧嘴一笑，咕哝着“谢谢，谢谢”，弄得她摸不着头脑，我也奇怪他谢她什么。她喷火的眼睛瞪着他，他却面无愧色，仿佛强奸一个姑娘只是一点小小的失礼。接着他又向我伸出了手，我也没碰他。这时候，他的同伴进屋来，把他连人带枪拖出屋去了，丢下一个银酒壶在地板上。
“另外那个畜生也强奸了她。”一个女人告诉我们。
“给她打盆水来。”明妮说着，她的眉毛在跳。
“你们今天要守着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我说。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我拣起地上的银酒壶，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会把它交到日本大使馆去的。
两个女难民帮着那女孩穿上衣服。这时，茹莲走进来，对我们说，“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西北楼。”
“该死的！霍莉在哪儿？”明妮问道。
“她在图书馆楼。那边也闯来几个日本兵。”
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十二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早，那个送信的孩子本顺回来了。我把他送回他在东院的住处，我和明妮都想知道这些天他出了什么事。可是，本顺待在房间里，坐在那张和其他三个同屋共用的桌子边，一句话也不说。他瘦了好多，看上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目光涣散，鼻子阻塞，裹在一件破旧的大衣里，腰上系着根草绳，他更像是个稻草人，时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给我点儿干的吃！”他再次恳求，“我还饿。”
我们只给了他一点儿粥喝，怕伤了他的胃。我说：“你必须吃一天的流食，然后才能吃干的。”
虽然他很确定地认出了我，可他好像认不出其他一些人了，只是用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大家。明妮摸了摸他汗津津的前额。“他一定在发高烧。”她说。
“他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也说。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暂时不要给他分派任何工作。”明妮嘱咐我，然后转身对本顺说，“你现在回到家了。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孩子咧嘴一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在明妮和我离开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回到办公室，计划圣诞节怎么过。我们一边说着，明妮一边把两人的想法记在便笺纸上，这时，一个中佐带领着一伙日本军人来了。明妮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叫仆人倒了茶。临时雇来的送信员，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几岁男孩，向我报告说，大门外边至少有一百多日本兵。我悄声告诉明妮：“校园里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人。”
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把那个送信的孩子拉到一边，叫他跑步去中心楼和各宿舍楼，把日本兵到来的消息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们都尽量少露面、少喧哗。那孩子立刻就去了。
这些军人一坐下，胖脸的中佐就自我介绍说，他是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谷寿夫以凶悍著称，绰号“九州虎”。中佐说，他们需要我们的合作。那个中国翻译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帮他翻译着，其他三个军官喝着茶。明妮说：“如果你们的要求合理，我愿意帮助你们。”
那军官哼哼一笑，继续说：“我们打算在士兵当中加强纪律。自从攻下南京，我们的部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变得不太守规矩，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战斗中失去了很多弟兄，所以无法控制复仇的行动。现在，他们平静下来了，是建立秩序、实现城内和平的时候了。我们将恢复娱乐业，这样就需要一些女人。”
翻译把他的话一翻译完，明妮就坚决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女人。”
“根据我们的情报，”中佐继续说，“你们难民营里边有一些妓女。我们是来征召她们的，还会给她们发执照，这样她们在娱乐男人的同时又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我没发现难民中间有任何妓女。”
“我们可以轻易地认出她们，这个你不必担心。另外，你不觉得这是保护像这位一样的良家妇女最有效的方式吗？”他对我一指。我被他指得心头怦怦直跳。“说实话，”他继续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家伙，需要女人帮他们放松放松，所以，建立起职业服务才是终极的解决办法。你不觉得吗？”他的猫眼睛挤出一团笑容。
让我吃惊的是，那肿眼泡的翻译在把他的话翻译完后，停顿了一下，便补充说：“魏特林小姐，这是命令，争辩是徒劳的。”他咳嗽起来，用手背堵住了嘴。
我很担心，不过一句话也没说。他们真的打算招募些妇女来开妓院吗？我听说过日本军队里有那种服务，可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妓女？再一细想，我想起来，在难民中间看到过几张化过妆的脸，尤其是在粥场总是抢前或插队的那两个女人，到了这里她们还每天抹口红、画眉毛、在脸上扑粉。更糟的是，她们的香水发出一股烂菜叶子的味儿。那两个穿着艳丽缎子长袍的，如果能挣到钱，说不定还愿意干她们的老本行呢。
中佐在等着。明妮该说什么？她征询地看看我，但我垂下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些日本人果真能看出一个妓女和一个良家妇女的区别吗？他们要是选错了人可怎么办？他们可能会故意选中一些纯洁的女人。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你们计划为你们的娱乐事业要多少女人？”
“很多，越多越好，但是从你们这里要一百人。”
“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妓女。”
“一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找出她们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那些女人一定得是自愿重操旧业的。”
“当然，除此之外，她们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找她们。”
突然，外边传来一个女声的尖叫，接着，四处响起了叫喊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日本兵已经闯进校园来抓妇女了！明妮和我都惊恐地意识到，那中佐是把她拖在这里，而他的手下就去行动了。我们怎么能制止他们？门被两名军官堵着，其中一个脸上有一片弹片留下的疤。
明妮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朝外张望，我也跨步上前和她一起看。只见外边的日本兵正在拖走一些年轻妇女，被拖走的，似乎都是身材不错和相对漂亮的。有些在哭叫，拼命要挣脱出来，一个脸蛋挺清秀的女子在艺术楼前抱住了石狮子的前腿，尖叫着不肯放手。一个日本兵在她肚子上猛击了两拳，把她打得松开了石狮子，被拖走了。一个梳着两把刷子辫的小女孩追着他们，疯狂地呼喊着，可是两个年岁大些的女人把她拉住了。我认出来了，那个年轻女子是燕英，那个小女孩是她妹妹燕萍。
明妮猛一转身，气急地冲那中佐说：“这是绑架！我要到你们上司那里去抗议。”
他轻蔑地一笑，一边嘴角翘上去。他说：“随你的便。”说着把头一摆，羊皮手套一挥，趾高气扬地走出办公室，他手下的人都跟着他离开了。翻译官朝明妮挥挥手，摇了摇他那双下巴的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跌坐在椅子里，哭了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安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继续说：“哦，我根本就不该让他们去挑女人。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在你还没答应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抓人了。”我说。
“那不是借口。我怎么会这么蠢呢？”
“你允许不允许，他们都是会抓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哦，我该怎么办？”
“这不是你的错。好啦，你现在别这么说了。我们必须去看看校园里的情况。”不等她回答，我就冲出门去，向各个楼里的员工打听情况。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二十一名年轻妇女。
尽管明妮参加了路易斯、瑟尔、普莱默他们的圣诞晚餐，她对节日却一点儿兴致也没有。老廖带来一株冷杉，布置在她房里。明妮喜欢园丁安排的这棵树，树下的蜡烛和基督诞生场景的装饰，可是这些都没法使她高兴起来。她说自己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一看到她，一群姑娘便问道，日本兵会不会再闯进来，再抓走七十九个“妓女”，去凑够一百个。她高喊道：“除非他们踩着我的尸体进来！”可她们还是一副不敢相信、惊恐万分的样子，人们也不断地谈论着那些被日本兵抓走的妇女们。
圣诞节过后，明妮在床上躺了三天，喉咙疼痛，眼睛发炎，身心极度疲惫。她虚弱得连笔都拿不住了。可她还是想代表一些难民给日本大使馆写封信，控诉他们的家人被日本兵抓走了。她答应过要替她们去说情，尽管她对我说，这无济于事。
十三
圣诞节过后五天，明妮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那封信。她刚刚回来，那个俄国小伙子寇拉就带着两个盲人小女孩来了。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袍，脚上的靴子都太大。小的那个握着根竹笛，大的那个提着把二胡。自从去年夏天来到南京城，她们跟着一支小乐队，就靠在茶馆、露天剧场等地方表演，勉强活了下来。现在乐队里的人抛下她俩都逃走了。寇拉在中华女中的门外偶然碰见她俩，就收留她们住了几天，给她们的赤脚找来羊毛袜子和靴子。他想到我们这里也许更适合她俩，所以就带她们来找明妮，她除了接受别无办法。
寇拉常说他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他被一些中国商人骗过，但是他对外国人说，一旦南京陷落，他留在这里或许会有些用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汽车修理行，即使在目前的局势下，生意仍十分兴旺。他一度相信，号称“亚洲的希腊人”的日本人应当统治中国，而且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发展生意的好地方。可是日本兵的暴行令他惊骇不已，所以他加入了安全区委员会，来帮助难民。因为懂一些日语，他可以当当翻译。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我没办法收留她们，”他用中文说道，把两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朝明妮的办公桌前推了推，“只有你可以给她们一个家了。”
“金陵学院也被日本人毁得差不多了。”明妮转向两个女孩，拉起她们裂了口子的小手，说，“你们在这里很安全。不用害怕。”
她叫我在主楼里把她俩安排到特别房间去，但我要去照料一个待产的年轻母亲，所以霍莉带她俩走出办公室，拉着她俩的手，三人一起走了。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几个人聚在饭厅里，一起听他讲。他现在可以正常吃饭了，但还是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白天里一睡就是很久。
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到咱们学校里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我就要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
一连三个晚上，他给不同的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会突然中断，可怜地抽泣起来，两条瘦胳膊控制不住地打颤。有时候他会自己发起抖来，仿佛有人要来打他。我们每天用茯苓、枸杞子什么的给他熬些中药，帮他安神入睡，恢复神智。
几个星期后，他才好些了，但还是不敢走出学校的大门。明妮告诉路海，只给他派些校园内的活好了。
第二部 慈悲女神
十四
难民中的很多妇女惦记着自己的男人，就来恳求我们，代她们出头，从日本军队手里把男人要回来。有几位甚至还责怪金陵学院不让她们的丈夫、儿子躲进校园，结果就被日本兵抓走了。一位妇女怨我们没收下她那十五岁的儿子，她对大伙儿说，“他是被金陵学院害的，才落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这些议论梗在明妮心里，她对我承认，我们真不该把男孩年龄定在十三岁以下。如果我们早知道日本人会抓走所有年轻男子，当然会把男孩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
我劝明妮别太把那些女人的怨言放在心里。我只要听到她们的埋怨，就会当面对她们说：“你失去丈夫和孩子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让你们一万人都进来了，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五倍还不止。你们还想要我们怎么做？要是我们收进来更多的男孩，很多妇女和女孩子就进不来了。”她们一听也就不做声了。
我劝明妮，在发牢骚的人面前可千万别流露内心的悔意，不然她们会得寸进尺，提出我们达不到的要求。可是，不少女难民确实不幸，让人可怜，没有男人她们就没办法过日子，明妮就着手准备帮她们请愿。她派大刘跟她们谈话，把需要的资料一点点地收集起来。大刘的办公室就在校长室里屋，只要一有空暇，明妮就去倾听那些人申诉自己的故事。一旦你听她们讲过，她们的声音就会久久地在你的耳边响起：“他们把我的三个儿子和丈夫都抓走了，我吓得连求他们也不敢。”“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还活着，知道怎么回来。”“我两个孙子都被抓走了，全家一个种地的劳力也没有了。”“我得养活四个孩子和婆婆，只能上街要饭了。”“我的两个儿子是出公差走的，再也没见他们回来，一个儿媳妇被日本兵杀了……他们再不回来，我也不打算活了。”……
我不赞成去请愿。我说：“明妮，日本兵抓到男人就会杀掉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向那些畜生去乞求发善心有什么用啊？不等于与虎谋皮嘛！我们还不如集中精力干手上的事情。”
尽管我不以为然，可我了解明妮有一颗善良的心，便还是告诉那些妇女，去找大刘登记失踪的家人，好留下一份记录。一个星期之内，大约到一月中旬，大刘已经记录下四百多例——共有七百二十三名男子和男孩被日本兵抓走，多数发生在十二月中旬。其中，有三百九十人是买卖人；一百二十三人是农民、苦力和园丁；一百九十三人是手艺人、裁缝、木匠、石匠、编织匠和厨师；七人是警察；一人是救火员。还有九名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少年。来找大刘登记的妇女日复一日，有增无减。
大刘的头发白了好多，坐在办公桌前，原来坚实的后背看上去都驼背了。他天生是个爱热闹的乐天派，可是最近他变得淡漠疏远，沉默寡言，还经常发无名火。他说，都是因为牙疼。不忙的时候，他会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发出深深的叹息。对他心里的疙瘩，我只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明妮问及他有什么烦心事时，我也没对她解释。我没有告诉她，他心里放不下的是他女儿美燕。
一天下午，我和明妮走进办公室时，大刘把《新申报》往茶几上一摔，说：“老天爷，连中国人自己都帮着日本人欺骗全世界！”
“我也看到了，”明妮说，“真是骇人听闻啊！”
我拿起那份上海出版的报纸，看到一篇关于皇军在南京“行善造福”的文章，还配了三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看上去欢天喜地，因为首都终于从“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其中一张纸上，好几百名老百姓，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跪在日本兵面前，对士兵们分发的面包、饼干和糖果，感激涕零。得到食物的人们都说，他们从来没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身后，一排红十字会的旗子在飘扬，一串串小灯笼在跳跃，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家商店的老板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茶一边交谈。另一张照片上，和颜悦色的日本军医治好了几个失明的老人和妇女，患者们高喊着：“天皇万岁！”都觉得是天皇陛下“使他们重见了光明”。第三张照片是游乐园一景：两位英俊的日本兵把中国孩子抱在腿上，正从滑梯上滑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开怀大笑。
明妮对大刘说：“好啦，咱们到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可他不动地方，说他犯了偏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