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和明妮两人走出校园。她戴了一顶厚丝绒帽，外面披一件羊毛外衣；我穿了身蓝布棉袄棉裤，围一条紫色围巾。明妮脚上的那双高腰靴子，是她六年前在莫斯科买的。今天是一个暖和的冬日，我们的前方，太阳正在落山。乌鸦在空中盘旋着，疯了一样地尖叫，一对白肚喜鹊扑棱着翅膀，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梢上唧唧喳喳。这条路上大多数房子都人去屋空了，有些房子已经没了房顶，被火烧毁了，有些门窗也不见踪影。所有的猪圈、羊圈也都空荡荡的。山脚下有一座小村庄，虽然是做晚饭的时分了，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们两人一路向前走着，只见一个老农，留着一缕胡子，满嘴只剩下三四颗牙，蹒跚着从对面过来，背着一捆当柴火的树枝。“你好，院长。”老人对明妮说着，停下来歇歇。
“你还好吧？”她问候着，显然看着他眼熟，我也认得他。
“不好啊，凑合着过吧。”
“家里都好吗？”
“老伴跟着儿子媳妇去了江北。我好想我的孙子们。”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日本鬼子在这儿一天，他们就不会回来。其实，我们街坊四邻也都走得差不多了，村里只剩几个老家伙照看着家了。”
“那就是说，那些人家早晚还是要回来的。”明妮说。
“但愿这样啊。”
老人离开了，我们继续向西走。几分钟后，我们走进一道小峡谷，看见一个水塘，方圆十多亩，沿着水塘有许多尸体。尽管才下过雨，一道小溪冲进来，塘里的水还是发红。塘里还漂着十几具死尸，肿得像粗圆的木头。我意识到，这里是个刑场。
死者大多数是男人，也有一些妇女和孩子，都是被枪打死或被刺刀刺死的。很多男人的裤子被脱掉，手被铁丝捆住；有些人的脖子被割过。还有一个穿着麂皮靴的女人，脚腕处皮靴带着褶皱，她的一只乳房被割去，两个鼻孔里插着弹壳。一个小男孩，被刀刺进肚子，脑袋从侧面被击打得凹了进去，手里还攥着一个被压扁的竹篮子。他身边一个中年男人，也许是他父亲，脸上中了弹，两手被绑腿捆着，那右手是个六指。
“这些日本兵简直不是人！”我说。
“我们应该数一数，这里被杀了多少人。”明妮建议。
“好的。”
我俩一起开始数起来，沿着水塘顺时针走了一圈。明妮用一根树枝把遮盖住尸体的芦苇杂草拨开，我把数字记在我的小记事本上，写下一个个“正”字。因为那无法忍受的恶臭，我得不时地把鼻子捏住，明妮戴上了口罩，这些日子以来，她的口袋里总装着口罩。我们一共看到一百四十二具尸体。其中有三十八名妇女，十二个孩子。水里可能还有更多尸首，但是塘水太浑浊了，看不清楚。
“这里应该立一个纪念碑。”明妮说。
“如今到处都是杀人刑场。相比之下这里算不了什么。”我答道。
“不管怎么样，这里应该被记住。”
“人们通常都是很健忘的。我想那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吧。”
我俩陷入沉默。然后她又说：“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
我没有回答，知道在她内心里，对中国式健忘十分愤慨。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这样一种见解也许很明智深刻，可人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似乎用健忘作为逃避责任、逃避冲突的一种借口。这一定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对明妮来说，相比之下，她更尊重儒教——不是沉湎于逃避现实，而是倡导秩序、个人责任，以及勤勉。不过，在她看来，儒教、道教、佛教，统统是异教。她常对我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基督教，这一点，我倒是赞同她的。
突然，一条银色大鲤鱼哗啦一声冒出水面，又游走了，它的脊梁把水面划开一个越来越大的V字。我说：“这塘里的鱼一定会肥了。”
“草也会更茂盛了。什么样的罪行啊！”明妮说。
本来我们打算一直走到山顶，从山上俯瞰城墙外的莫愁湖，可是现在我们都没有心情看湖了，便转身往回走。回家的路上，我们商议着怎么向日本当局和最近建立的傀儡市政府提交请愿书。我不会再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启动。我们俩都同意不在报纸上发表这份请愿——不想没有必要地激怒日本人。远方天空里，一队重型轰炸机像一群鲸鱼从云浪里冒出来，中国军队西北战线上激战正酣，那是日本空军在轰炸之后重新返回他们的基地。
明妮说：“但愿日本的基督徒知道他们的同胞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会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一切。”我说着，心里想到，不知我的儿子浩文，看到日本人得胜会是什么感受。他一定看到过为皇军的胜利举行的集会和游行。他会感到悲伤和愤怒吗？他会惦记我们吗？他想不想家？他还能集中精神学习吗？我停止胡思乱想，对明妮说：“我看报上说，整个东京都在庆祝攻陷南京。连小孩子也把帽子扔向空中，女人们胸前都贴上标语，挥着太阳旗在街上载歌载舞。我们的灾难，是他们的好运啊。”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她也听说了整个日本的狂欢，所以她才不停地设想让他们从闹腾中冷却下来的各种办法。她曾经向安全区委员会建议，租一架飞机，到日本上空去撒一吨传单，揭露真相。路易斯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明妮能够在南京找到一架飞机，他就驾上它去日本，瑟尔则志愿当那个从空中撒传单的人。
我们在一道山坡上站了一小会儿。从这里向西北看去，我们可以看到落日映照下的长江，波光闪耀得像流淌的火山岩浆。江面上，几条小船正逆流而上，几乎一动不动。
十五
整整一个星期，明妮都在忙着写一份提交给纽约金陵董事会的报告。按规定，她每天要写工作日志，然后在每个学期末，把日志寄到纽约的总部去。此外，她每个月还要提交一份报告，所以每当快到月底，她都要长篇大论地写。我是擅长写作的，甚至还天天记日记，可他们就是付给我明妮薪水的双倍，我也不干她这差事。最近几个星期，明妮常常给我看她写的报告，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无法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除了我们学校内部的政治，还有日本人监测国际信件的因素。她知道有些怀有敌意的眼睛，也会看到她的报告。
尽管我们没有吴校长的地址，还不知道把报告给她往哪里寄，明妮还是用复写纸，把报告留下一个备份。明妮对南京城陷落前后发生的大事一一做了回顾，包括我们为帮助难民所做的工作，为保护学校财产所采取的措施，学校周围地区的状况，还有日本兵对生命和财产所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破坏。她列举了一些逮捕、强奸、抢劫和纵火的实例——但是远远写不过来全部实情。而且，她也不能提及大量的暴行，以防日本人把信件没收。她写了十二月十七日，十二个姑娘被强行带走，又强调说，其中六人第二天早上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她写道：“我们相信这一奇迹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祷告。”
我想过告诉她，我怀疑那六个女孩所说的日本兵没有糟蹋她们，不过没有证据证实我的推测，我就忍住了没说。
明妮跟我谈到那二十一名“妓女”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把这事也写进报告呢？如果写，我们该怎么说？纽约的董事会成员会理解这种情况吗？我看得出来，明妮担心的是丹尼森夫人，因为那老妇人此刻正在纽约为我们学校筹款，她总是密切关注着金陵学院。丹尼森夫人也许会为这件事大惊小怪，甚至把这事当做丑闻去传播，而我们一旦要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就很难不得罪日本当局。
经过慎重考虑，明妮对我说，“如果这事是我的一个失误，我会独自承担罪责，用更多的善行来弥补。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无所不知。”
我不明白她最后这句话，便问道：“你是说，你的良心是清白的？”
“这个嘛，我不能那么说。不过现在，我更愿意让这一问题只限于神知我知。”
“如果你有责任，那我也有一份。不要多想了。谁也不会认为，你该对失去那些妇女有责任。我们都知道日本兵那天是无论如何都要抓走她们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那些被抓走的妇女也许能回来的，现在就全面评估这件事的严重性还为时过早。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二十一个人中间至少有两三个过去是妓女。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明白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未婚、纯洁的。要是有她们的消息就好了。要是我们能有办法把她们找回来就好了。那些年轻的生命被毁了。不管我们怎么为自己开脱，我们多少都是有责任的，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明妮给了日本人许可的。我暗下决心：一旦吴校长有信来，我一定要给她写信，交代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明妮越反省这件事，内心就越被悔恨和痛苦啃啮。我劝她不要再想下去了。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去操心，我们不能让负疚感压得无法工作。
我们决定，在报告上把重点放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头十一天，也就是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这样明妮就不必提到二十四日发生的事情——等到该写下一份报告时，再从圣诞节那天写起就是了。除了她无法清楚地解释她对抓人事件的责任，她还担心会给丹尼森夫人反对她提供口实。我们知道，唯一有闲心仔细审查明妮报告的，就是那位老妇人了，她似乎总是紧盯着明妮不放。为了给丹尼森夫人一点儿安抚，明妮强调说，这里充当难民营只是临时性的，难民一离开，我们就可以恢复教学。
明妮补充了几起强奸和被及时制止的强奸未遂案例，她在结尾时说：“我们未能如我希望的那样防止所有悲剧的发生，但是，和其他难民营相比，我们的记录是非常好的。”那是真话，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宽心。
她写到金陵难民营所取得的几项成绩，其中之一就是教会了难民们排队领取食物。头几个星期里，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在粥场挤作一团，互相推搡着要抢先领粥。草地被践踏成泥坑，连灌木篱笆都被踩烂了好多处。现在，在领饭时，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按次序排队了，多了不起啊。明妮还写道，很多难民抱怨说粥太稀了，显然粥场有偷盗行为，不过我们尚未找到漏洞在哪里。这件事令明妮愤慨，她派路海看紧几个炊事员，但他没能查出原因。明妮誓言要追查到底，亲自去询问了伙房管事的。一脸麻子的管事叫陈兴，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力所能及地尽量把粥熬稠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改善，难民们继续牢骚不断。
我们学校曾经几次提出由我们自己来经营粥场，可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都不让。明妮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赢利。要是能逮住这里边的“老鼠”就好了。
报告终于完成了，可她怎么寄出去呢？明妮说，她去找一个要去上海的传教士朋友，让他把信带到上海寄出去。
十六
元旦过后，日本兵的胡作非为总算减少了，很多难民感觉局势已经平静了些，不需要待在难民营里了。一月中旬，我们这里还有七千难民。一些妇女觉得只有通过明妮出面交涉，才能把她们的男人要回来，所以她们还是继续跟着我们。一月下旬，明妮和大刘去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书，一个叫福田的官员接了下来，说会有人认真考虑的。同时，由当地一些同日本人有关系的士绅和官员组成的所谓“自治市政府”傀儡政权下令，所有难民营在二月九日以前都必须关闭——这倒在某种程度上让明妮放了心，她知道，丹尼森夫人是很不乐意看到学校被长期充当难民营的。
我们开始说服难民中间年龄比较大的妇女，劝她们回家。有些人走了，可是两三天后，她们又回来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住，因为家已经不存在了。有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回去后，被四个日本兵拖走，蹂躏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了她。她回到难民营，恳求明妮再也别让她回家了。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妇女，回家后被两个日本兵捉住。她对他们说，自己都够当他们奶奶的岁数了。那也没用，他们把她按倒在地，强奸了她，还狠跺她裹的小脚。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地返回金陵学院，浑身发抖，流泪不止。还有些妇女，出于震惊和羞辱，返回我们难民营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话。
她们的遭遇让人十分惊恐，我们意识到，不能匆忙关闭难民营。离规定的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星期了，可我们也不能按时关闭难民营。现在有一点是我们明确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强迫任何妇女搬走。不管它什么“最后期限”了，我们坚持说很多难民现在无家可归。
最后期限过了，一个难民营也没有关闭。约翰·拉贝对有关当局坚称，把那些妇女送回家去，就等于把她们扔给日本兵去祸害，所以关闭难民营一事被搁置下来。与此同时，“南京自治政府”开始对所有居民和难民进行登记，还宣布，对任何十五岁以上没有身份证者，一律逮捕和关押。民众十分惊恐，在所有难民营内排起长队办理登记手续。有些住在安全区之外的居民甚至头一天就来排队，穿着大衣或裹着毯子，通宵等候登记。很多男人害怕这也许又是圈套，把所谓当过兵的人引诱出来，统统干掉。的确，三个星期以来，日本人从各个登记处抓走了两万多人。说是“宽大”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所以那些人都站了出来，希望能挣些钱好养活家人，可是日本人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其中三千人被罚做苦工，其他人则被押赴刑场。
好几百名男人来到我们学校，想在我们这里登记，因为，如果他们被指为“当过兵”，有些勇敢的妇女，会按照我的吩咐，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说他们是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这样一来，负责登记的官员就有可能放他们过关，发给他们身份证——那是一张三寸宽五寸长的卡片，从中间对折，盖着猩红的公章，印有“良民证”三个大字。卡片上有持证人的姓名、性别等，还有一张正面照片。刚开始一直是日本人负责登记，可是进行得越来越混乱，而且他们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看得出来谁是当过兵的，所以他们把整个工作交给傀儡政权了。作为与新自治政权“合作”的姿态，安全区委员会敦促所有难民营尽快完成登记工作。除此之外，约翰·拉贝和其他同事都相信，有外国人在场，登记的难民会更加安全一些，他们便号召大家现在就去领良民证。
德国西门子公司决定在二月底关闭它在南京的办事处，所以拉贝要回德国去了。他马上要走的消息在难民营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拉贝的别号叫“活菩萨”，广受难民们的崇敬。还有人称他“拉贝市长”，但被他阻止了，“自治政府”正急着要取代安全区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他可不想平白招惹他们的反感。几天来，我和明妮一直在盘算着给他开个欢送晚宴，不过，新鲜鱼肉休想搞到，我们就改成开茶话会了。
二月十七日犹如春天，鸟语花香，万里无云。金陵学院的难民们纷纷把被褥拿出来晒，姑娘们在楼里拖地板，擦门窗，整个难民营显得人声鼎沸，色彩斑驳——洗干净的衣服和尿布摊晾在树丛上，把校园弄得活像个人口众多的村庄。看着这种乱糟糟的景象，我感叹难民营要开到何年何月。如果让丹尼森夫人看到了，她说不定会当场心脏病发作。
我用果脯蜜饯为茶话会做了个差强人意的大馅饼。我们还打开了食品间里的最后一盒巧克力，摆在一盘剥了皮的柑橘和一钵菠萝罐头旁边。拉贝带来两根胖鼓鼓的香肠，我们把它切了，放在一盘熏鸭旁边。除了三个德国商人和八名美国传教士，美国大使馆副大使约翰·埃里森也来了。他在东京和神户当过五年外交官，会讲日语。埃里森曾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可现在却是美国在这里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了。今天好奇怪，他身边多了个大块头的日本卫兵护卫着他，弄得他好像被逮捕了似的，可能是因为两个星期前，一名日本兵对他动粗，西方几家报纸报道了那次事件。埃里森六个星期前返回南京，到现在仍为全城的恐怖景象震惊不已，尤其是满大街那些尸体，有的已经被狗啃鸟啄。他无法相信，一贯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皇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罗森、施佩林等几位——经常拿他的惊诧取笑，称他是“埃里森梦游仙境”。
圆桌上放着一钵加了粉丝和花生酱的蔬菜沙拉，所有的来客都很喜欢这道菜。大家大多围桌站着，手里端着盘子拿着叉子聊天。大刘向大家敬“酒”，他举起一杯乌龙茶，笑着宣布：“即使我们中国人啥都不剩了，我们总还是有好茶。”
大家举起杯来，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据我所知，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由于他经常得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与企图闯进他家或闯进德语学校那个小难民营的日本兵交涉，所以在白天里总是感到困倦，时常打瞌睡。拉贝回国之行将先到上海，从那儿乘船四个多星期到热那亚，再坐火车回柏林。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到家里会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明妮和霍莉，“等我见到孩子们，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垮了。”
明妮为这个没有酒也没有奶酪的简陋茶话会向拉贝致歉。我们都知道他很喜欢奶酪，现在经常因饭桌上没有奶酪而对厨子发脾气。他甚至连土豆都馋。
“这茶会真精彩，很难忘，”拉贝说，“谢谢你，魏特林小姐。”
他近来瘦了很多，却还是有点儿肚子。霍莉私下里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要是个单身，我会追他到天涯海角。”我对她说：“得了吧，他比你可老太多了，你们不般配。”拉贝五十五岁，比霍莉大出整整十五岁。
他和路易斯关系很好，自从十一月份以来，两人几乎每天都一道工作。路易斯钦佩他的度量、他的见识和办实事的能力，而拉贝则喜欢路易斯不管做什么，总是有着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热情。不过，他俩也会一刻不停地调侃对方。路易斯管拉贝叫“洛克菲勒”，因为他白天里办公的地方，也就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是一所豪宅。每次他那两个忠实助手，韩先生和郑先生，一走进门把电报交给拉贝，路易斯就会挖苦他：“又是希特勒发来的？”这会儿，路易斯一手端着茶杯走过来，嘎吱嘎吱嚼着爆米花，一脸坏笑。拉贝一巴掌拍在他肩上，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希特勒召我回国了。对不对？”
“他肯定有重要任务要委派你啦。”路易斯说着脸板起来。我们都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在南京的一个头目。
“其实啊，领袖未必想看到我呢。前些天沙芬贝格总理到大使馆来了，召我过去，斥责了我。他跟我强调，日本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跟我们德国人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一旦自己应付局面的话，就会与日本人合作的。我觉得，现在就连希特勒可能都已经烦我了。”
明妮举起茶杯，对拉贝说：“约翰，不管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你都是我敬仰的人。”
我们跟他碰了杯，每人喝了一口。这时鲍勃·威尔森走过来，他的秃顶微微发红，把一只手搭在爱德华·施佩林的肩上。“约翰，我有东西给你。”他对拉贝说。由于日本人几乎不让任何医务人员进城，在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鲍勃是城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就住在南京大学医院里，以便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笑起来脸上现出些皱纹，看上去疲惫不堪，因为他得不分昼夜地给病人做手术。有时候他干得两手都肿了，可还得继续干下去。
“给我什么？”拉贝问道，“希望别又是一栋房子。你知道，我可没法把不动房产带回德国去。”这段时间以来，有太多的房子“给”了他，他都受不了了，因为房主们还有请他保护那些房产的意思，都知道他这里的工作一结束，他离开了，房子是带不走的。
鲍勃用靴子碰了碰桌子底下的一个帆布包。“我送你一百支胰岛素针剂，你不想要吗？”
“上帝啊，我太高兴了，”拉贝说，“可是你其他病人不需要吗？”
“我们只给他们治疗枪伤和刀伤。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屠夫，整天除了在人身上切除和缝合就不干别的了。”他举起装了胰岛素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又对拉贝说：“尽快用——一年以后这些药就失效了。”
“我会的。万分感谢。”拉贝说。
大家交谈时，瑟尔·贝德士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里打着盹儿，布满青筋的手仍端着茶杯，脖子上的喉结不时地跳上跳下。在美国人当中，因为他的机智和博学，他通常是最活跃的一个，可是这天下午，他疲惫得已无法支撑。这些天来，除了管理南京大学内的难民营，他还开着辆卡车，给安全区内养活着二十万难民的各个粥场运送大米、木柴和煤。只有外国人在运送粮食的时候才不致遭到抢劫，所以开车的活儿都是瑟尔和其他几位外国人包下的。我们谁也没去打扰他。
茶会快结束时，明妮建议埃里森先走，因为他身边还跟了个日本卫兵，于是这位外交官就比其他人先走一步了。这时茹莲进来了，一双杏仁眼里全是笑意，悄声对我说，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
我走到拉贝身边对他说，“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好的，我来了。”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就跟着我们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科学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不要把我们丢下不管！”一个声音喊起来。
“可别再不保护我们了！”另一个叫道。
拉贝慌乱起来。他走到第一排人群面前，说：“都请起来吧。”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弯下身去，用英语对她们又说了几句，还是没有人动一动。他向人群按中国方式鞠了三个躬，然后直起身子，对大家挥着手，有些人已经号啕大哭起来。他问明妮：“我该怎么办？”
“跟大家说点儿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呢？我根本没办法解释我的离去。要是我能像你一样留下来就好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宽阔的前额冒出一层汗珠。他不会说中文，于是转向人群，再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但是人群依然不起来，很多人哭声不断。拉贝对明妮说：“我还是走吧。”
“好的，这边请。你可以从旁门走。”明妮说。
我示意路海过来，告诉他替拉贝去把小侧门打开。拉贝跟着他，沿着走廊，从月门走出了院子，车子也没开走。他只能走着回家了，其他客人也都步行离去。
明妮后来对我说及那群妇女。“我没想到她们对约翰·拉贝有这么深的感情。”
“是啊，她们对他感激不尽啊。”我说，“而且，她们一定很害怕，希望受到保护。”
对很多妇女和姑娘们来说，拉贝一定像个保护神，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抗日本兵，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在难民们眼中，远远不止是一个英雄。
十七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个四十来岁叫素芬的难民来到校长办公室，说她在城里模范监狱的劳工队伍里看见她十五岁的儿子了。明妮很吃惊，问她：“你看清了那是你儿子？”
“肯定是他，他朝我喊妈，还喊着说他好想家。魏特林院长，求您帮帮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吧！”
“别急别急。跟我们详细说说那地方。”
素芬被问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里关着多少人？”我从里屋的办公室走出来，问她。
“好几百呢，好些人披着麻袋，像穿着雨衣的样子。有很多跟我儿子一样是十几岁的孩子。”素芬说着，两只大眼睛激动得发亮，晒爆了皮的鼻子翕动着。我知道她在大刘那里是备了案的。
“你儿子还跟你说什么了？”明妮接着问。
“没别的了。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两个卫兵就把他们押走了。我明天早上再到那地方去等他。”
“尽量打听一下其他人的情况。”
“我会的。”
“先别告诉别人你在那里看见儿子了。我们要先拿出个办法来，有了办法再往外说。”
“我照您说的办。”
我很佩服明妮的慎重。如果我们把这消息一下子嚷嚷开，就可能在请愿的难民中引起骚乱，使大刘他们无法应付。
素芬慢慢走出办公室，她的肩膀下垂，走起路来两个膝盖有点儿互相磕碰。我想起几个星期前跟她交谈过，知道她是跟着一群难民从丹阳来的，她丈夫是国军里的伙夫，现在人在大西南什么地方。因为这层关系，她和我比较亲近一些，因为我女婿也在国军部队里。素芬告诉我，一颗炮弹落在她家后院，把正在院里喂奶羊的婆婆炸死了。素芬和儿子刚把她婆婆抬进屋，盖上一条单子，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于是她和儿子跟着乡亲们一起往外逃。可是还没等逃到通向附近一个镇子的大路上，他们就被日本兵的一个中队截住了。日本兵把所有壮实点儿的男人都扣下了，说是皇军需要“很多很多人手”，会给他们好吃好喝，还会付给他们优厚的工钱。素芬哀求一个当官的放了她儿子。他只是个孩子，还没满十五岁，瘦得像只吃不饱的小鸡。“求求您，别把他带走！”她恳求着，两手在胸前一个劲儿地作揖。可是那体格粗壮的军官一脚把她踢开，还说要是她再啰唆就割掉她的耳朵。她吓得不敢再吭声，能做的只有把身上的干粮和水都交给儿子。
国民政府建立的那所“模范监狱”，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军事监狱。她儿子关在那里的消息，给请愿这件事投下了一线希望。这个消息也让我看到，明妮不懈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我的儿子被关在里边，我也会竭尽一切可能把他救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出更多力，去帮助那些可怜的母亲和妻子们。
我和明妮都想知道，那所监狱里是不是还关着别的难民家的男人和儿子。明妮把大刘、霍莉和我叫到一起，提出个想法，派二十位妇女到模范监狱去，看看是不是能发现她们的家人。大刘和霍莉都觉得这么做太冒失了，对那些妇女也有风险。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监狱里看到更多难民的家人，就可以使我们的请愿更有力量。我提议，要不我们派三四个模样平平的妇女去看看？他们都赞成我的建议。
在路易斯·斯迈思的帮助下，明妮联系上了楚医生，他在市中心开了家诊所，关系很多，又热心帮助那些妇女找回她们的家人。多数外国人对他都评价很高，不过我对他的感觉要复杂一些。他在莱比锡大学拿到医学学位，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马吉牧师说，楚医生是个热情的人，值得信赖。他不像很多中国人，说话从不绕圈子，直截了当。虽然是为“自治政府”工作，他在当地人们中间却口碑不错，因为他没有任何官衔，大部分时间都在给病人看病。马吉把他推荐给几个美国人当家庭医生。
三月初的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和明妮来到他在城里的诊所，我们带去了请愿书，上面有六百个请愿人的签字和手印。
楚医生将近四十岁，举止温文尔雅。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在两天前已经见过大刘，对这件事情很知情。他身上三件套的西装显得有些大了，鞋子倒是擦得锃亮。他一边说话，一边用长长的指头在桌子玻璃板上敲着，好像在发电报。
“我昨天到模范监狱去过，和一个管事的聊了聊。”他用男低音嗓门对我们说，“那人说，那里关了一千五百来个强迫劳动的‘囚犯’。很多人是平民，有四十多人是孩子。但是那人不许我跟任何‘犯人’说话。他怕他的日本上司会怀疑他泄露情报。”
“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放人呢？”明妮问道。我有些惊讶，原来他已经介入进来了。
“有可能的。想法让更多的妇女都参加请愿，如果这里的日本人不理你们，就把请愿书送到上海去。总有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办法。”
“我们会照办的。”
“囚犯们都吃不饱，营养不良。有些人虚弱得没法干活。也许你们应该让那些认出来家人的女人送些米饭和咸菜去。”
“现在只有一个当妈的认出了她儿子。”我告诉他。
“我可以肯定大家会认出更多的家人。”
“我们会尽力而为。”明妮说。
“我也会尽我所能帮你们。”他叹了口气，眼睛黯淡下来，眉毛也耷拉了。
楚先生是城里最好的西医大夫之一，自从他一个月前返回南京以来，连一些日本军官都来找他看病。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希望这次请愿会有一些结果。
十八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明妮到校园后院的花园去看几株即将绽放的水仙。十年前，她从美国带来几个花球，老廖帮着种下去了。她很喜欢花，特别是那些在秋天和冬天里绽放的。经过小池塘时，看见一些尺把来长的金鱼，在水里肚皮朝上漂着。我们意识到，一定是被肥皂水和粪便给毒死了，死鱼中间还漂着一块用坏了的洗衣板。很多女人在这池塘里洗马桶。刚开始，我们力劝她们别在池塘里洗，可是太多的人还是在这里洗，弄得现在就成了惯例。她们还在池塘里洗衣服、洗尿布。校园里还有三处池塘，一个在图书馆后边，一个在职工楼南边，宁海路附近，还有一个在练习馆门前。但是那三处都比这一处大得多，所以还没被污染得这么厉害。
虽然目前校园里的难民只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了，可已经离开的那七千难民却留下了大量垃圾废料。草丛里、篱笆旁，到处是粪便，难民中的一群女孩子曾用柳条筐和小粪叉把粪便收拾起来，集中倒在四座楼的后边。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那些排泄物必须尽快地处理掉，不然就可能爆发传染病。那些女孩们挖了一些大坑，把收集起来的粪便掩埋起来，可我们知道，即使掩埋也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大量的石灰来掩埋粪便，杀死细菌。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点儿石灰也没搞到。
“哎呀！太难闻了。”明妮说。
“我们最好马上把这块地方清理干净。”我说。
“说得对，我们一定得尽快弄到些石灰。”
我和明妮不再继续往西去看水仙花了，二人返身朝经理办公室走去。她想派路海到安全区委员会去找普莱默——拉贝走后普莱默继任当了主席——去问问他们答应帮我们搞的石灰有了眉目没有。我们在路上碰上了茹莲，她一看见我们就说：“有个姑娘自杀了。”
“在哪儿？”明妮问。
“中心楼。”中心楼现在由茹莲负责，霍莉因患扁桃体炎和过度疲劳而住医院了。两天前我去看霍莉，她就想要回来，说医院里太吵，可是威尔森不允许，一定要她再住一个星期。他知道一旦放她回学校来，她是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
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走进一间住了六十多个妇女的教室。屋里一股呛鼻子的怪味儿，让人想起鸡笼，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茹莲把我们带到最里边的角落，这里用天蓝色的帘子遮起来了。明妮和我俯下身去，细看那死去的女孩——她不满二十岁，相貌平平，但皮肤细腻，一头乌发。她一脸病容，合着双眼，嘴巴微微张开，嘴唇黑紫，我可以看见她嘴里面有浓稠的血迹。她的圆脸已经发灰，但表情安详，好像要张嘴打哈欠一般。她的手指短短的，手搭在似乎仍在起伏着的胸前。她的衣服包裹起来当了枕头，枕头旁边有一个空了的老鼠药瓶子，那可能是她在哪个废弃的厨房里找来的。一条破毯子盖在她的肚子上，两条腿却伸在外边，一只脚上穿着深红色的羊毛袜，另一只脚光着。虽然看上去眼熟，我一时却认不出她来。
“这是谁呀？”明妮问道。
“她叫余婉菊。”茹莲回答。
这一说我想起这女孩来了，她是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日本兵带走的十二个姑娘里边的一个，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明妮讲她的事情。
“她干吗要对自己这样做？”她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茹莲说。
“你们有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明妮问站在周围的女人们。
她们都摇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那女孩夜里总是在哭。另一个人补充说，她经常不去吃饭，雕像一般盘腿坐在角落里，盯着地板出神。一位三十来岁、抱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说，她觉得死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个学生，因为她经常独自一人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还哼唱电影插曲。从第一天开始，这些女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拽了拽明妮的袖子，说：“咱们出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茹莲跟了出来。在走廊里，我告诉明妮说：“那姑娘怀孕了，前两天去过医务室。她想做人工流产。我们跟她说，没法给她做，因为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应当更多地帮她，但却不能杀死孩子。护士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胎。”
“孩子的父亲是谁？”明妮问。
“日本鬼子。”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鬼子抓走了十二个姑娘？”
“记得，有六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死的这个姑娘就是那六个人里头的。”
“可她们都说自己没受到伤害。”
“那只是她们自己说的。她们怎么能承认被人强奸了？要是大家知道她们被日本鬼子祸害了，她们还怎么找婆家？她们自己和家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明妮大惊失色，身子一晃。她把手搭在茹莲肩上，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怎么对这事一字不露呢？那些姑娘至少应该接受一些治疗。”
“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说的。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我一直没有证据验证我的推测。谁会想到那姑娘会自杀呢？”我垂下眼睛，婉菊到医务室来之后，我应该告知明妮。
“其他五个姑娘在哪儿呢？”
“除了大刘的女儿美燕，其他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儿了。”
明妮二话没说，转身重重地走下楼梯。她一个人出去了。
我叫来看门的老胡，还有老廖，他俩把尸体放在一个拖车上拉走了。明妮又转回来，我们跟着拖车，来到小果园外边的小山坡。我们在一道峡谷的坡上选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坑。
老胡和老廖轮流着挖，我拿过铁锹也帮着挖，不到三分钟就干不动了。矮胖的老胡由于出汗稀疏的头发都贴在了脑门上。坟坑挖到快一尺深，老胡每扔出一锹土都要“嘿”地喘出一声，明妮便接过手去。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右脚下的铁锹上，往外扔土时再直起半个身子。她的铁锹挥得很有节奏，灵活的动作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什么活儿都干过。在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读本科时，她还是个篮球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壮得像个大洋马”。没多一会儿，她也开始气粗起来，却干得更猛了。眼泪时不时涌出眼睛，和汗水一起流下脸颊。只见她气喘吁吁，鼻子好像也堵住了。
干了一阵后，明妮说：“可惜我们不能给她口棺材。”她把铁锹递给老廖。
“要是知道她家人在哪里就好了，”我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她接回老家了。”
一群乌鸦在清澈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两只浑身是泥巴的野狗，活像一对双胞胎，站在附近，一会儿用爪子在地上刨刨，一会儿用鼻子到处闻闻，看那情形，一旦周围没人，它们就能把埋在土里的姑娘扒出来。这让我们警惕起来，一定要把尸体至少埋两尺深。老廖后悔没有带张芦席来，好把尸体包裹一下。
“婉菊，请原谅我们。”在老胡、老廖把姑娘放进坑里时，明妮说道。他们把土铲回坑里。在他们需要喘口气的间隙，我就拿过铁锹来接着干。把她埋好以后，我们站在土堆前默哀了一会儿。明妮像是对死者发誓一般地说：“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罪行在我们校园里重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如果需要跟日本兵拼命，我会拼的。我再也不当懦夫了。”
我说：“安息吧，婉菊，忘掉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明天会来给你烧炷香的。”
明妮蹲下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都是我不好啊，婉菊！我应该守在你们旁边，不让日本兵把你们抓走。你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多关照你们……”明妮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放心，那些畜生一定恶有恶报，上帝会代表你们惩罚他们的！”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