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张无法看透的面具，仿佛任何事情他都没有感觉。我从来没见到他那张脸有彻底放松的时候，弄得我连他的年龄都无法确定——也许不到三十岁，但也有可能已经快四十了。
我们沿着天津路往南走。这一带虽然在安全区范围内，很多房子却已成了一堆瓦砾，有些房子虽还没倒，也已经没了房顶。好多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几座大楼已经只剩下个大骨架子。在汉口路的街角，我们看见一辆人力车拉着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让车停下，吩咐车夫去干什么，只听他喊着：“号古酿，多多油！”一开始我没听懂他说的什么，然后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好姑娘，多多有！”那中国车夫摇摇他满脸汗涔涔的脑袋，连连摆手，说他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好姑娘”。一听这话，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来，几拳打在那人胸脯上。“哎哟！哎哟！”那人哀号道，“我实在不知道上哪儿找她们啊！你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姑娘。她们都跑了。”
明妮大步冲了过去，我紧跟在她后边。另一个日本兵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喊叫，他的同伙一听就突然住了手，又坐回人力车。他俩令车夫赶快走，那车一阵风地在街角打了个转儿，一下子不见了。
我俩继续向西走。快走到我们学校时，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约翰·马吉——他的吉普车停在大门旁。我们赶快朝他走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头上的软呢帽歪了。“你们好啊，明妮和安玲，”他说，“我带来些奶粉，还有一筒鱼肝油。”
“太谢谢了。”我俩一齐说。
路海正忙着卸车。他说：“这里的孩子们正需要这些。”
明妮告诉马吉：“我们的粥场已经成了一件头疼的事了。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营养不良，所以奶粉和鱼肝油正好给他们补养一下。”
“我们刚弄到一卡车，”马吉说，“等分配完了，要是还有剩余的，我就再给你们送一些来。”
“那可太好了。先谢谢你啦。”
牧师开车离去了，留下一股尘土和尾气。他现在开了辆新吉普，旧的那辆道奇被日本兵偷走了，这一辆是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买来的，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马吉给我们的那辆破车还在，但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明妮说，不值得花钱去修了。
明妮对路海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厨子每次做饭往锅里倒米的时候我都看着，可是粥还是和过去一样稀溜溜的。”
“我们不是有豆子吗？”
“有，有三十麻袋。”
“往大米里加些豆子，那样粥会稠一些。”
“好主意。我明天就让他们开始加。”
我们刚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些绿豆和菜豆。由于营养不良，有些难民出现了浮肿，所以在普莱默·米尔士的反复申请下，从上海方面弄到了六十吨豆子。得到了豆子，再加上马吉给的奶粉和鱼肝油，我们都高兴不已。不过，明妮不让路海插手分发奶粉和鱼肝油，也许是担心他可能会送一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她要我负责这事，我当然很乐意干。
几天之内，大多数妇女不再抱怨粥太稀了，因为加了豆子，粥就稠多了。不过，明妮对粥场的贪污问题依然不能释怀，只要略一提及，她就会燃起怒火。要是我们能抓到那个贼就好了。
二十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见我们。那天早上，两名妇女在模范监狱看见了她们的丈夫，当时那些囚犯正在上卡车，要被拉去干活。不过，瘦削的楚医生并没能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说：“我亲自把请愿书交到‘自治政府’，连同一大叠文字材料，可他们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太不清楚，他们没办法帮忙。”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明妮问。
“他们说要每一个人更详细的描述。”他吹开杯子里的茶叶。
“什么样的描述？”大刘问。
“身体特征，比如身高和体重什么的。”
“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明妮说。
“考虑到有更多妇女在监狱看见了她们的家人，也许从头再开始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些官员可能是不想理会这件事情，但你们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
楚医生走了后，我们三人商议决定重新整理请愿书。这一工作需要大刘他们四人干上一个多星期，但是，哪怕只救出一条命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明妮让十几个年纪大些的妇女每天早上都到模范监狱去，看看还能不能在劳工队伍里找到更多的家人。她写了封公函让她们带着，上面说，这些妇女不会找麻烦，只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儿子。按照明妮的指点，那三个已经看见自己家人的妇女，还到城防司令部去报告了，呼吁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复。
校园现在已经不再由日本宪兵守卫，到处鲜花绽放，有紫丁香、红木兰、番红花、白绣菊，争奇斗妍。鸟儿不停地啼鸣，好像要把嗓子叫破。这么多的鲜花，引得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进来想讨一束，明妮很乐意地让老廖把各种花剪下一枝送给他。日本兵每天都三三两两出现在校园里，但这时已经没有那种暴戾了。他们很欣赏我们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前门的大圆柱子、大屋檐，还有房檐四周和房顶的兽头。我尽自己所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当中有谁可以帮我找到在东京的儿子。我们已经十个月没有浩文的消息了，禁不住担心他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位张口帮我找儿子。我还没有碰见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有些日本兵对我们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中国太大了，日本根本占领不了。他们都是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这个国家——出产大苹果、大鸭梨，大片的大豆庄稼，丰富的矿藏，还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他们不曾想到中国的土地竟是这么广大，又比他们以为的要贫穷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以为，一旦占领了南京，战争就会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盲目拼了命地作战，每个人都想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可现在，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有位士兵甚至说，日本应该满足于占领朝鲜半岛和满洲，不应该继续扩张了。“我们吞下的太大了，消化不了，我们太贪婪了。”他对我们说着，豁牙一笑。有位中尉，是个基督徒，来给难民送过两次东西，有肥皂、毛巾，还有饼干。有一次我们带两个下级军官去看难民营的幼儿园，一群刚会走路的孩子们玩得正欢，明妮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亲，他俩喃喃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们。”
一天下午，在从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路海，他正从对面走来，跛着脚，戴着一顶八角帽，穿一件人字呢外衣，一双很旧的牛津皮鞋。他停下脚步，我们谈了谈校园里的一些情况。我们给三千三百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发放了免费饭票，但路海还是没发现粥场的漏洞究竟在哪里。厨房的管事指责厨子每顿饭都偷走一点儿大米，而其他几个人认定管事才是最大的贼。在路海看来，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从可怜的妇女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嘴里往外偷粮食。听到这里，我的火气又冲了上来。要是有办法逮住那些盗贼就好了！
我觉得管事陈兴一定手脚不干净，因为他总穿得像个阔少，抽着大前门香烟，这么暖和的春天里还穿着根本用不着的漂亮毛呢上衣。每次我碰见这个爱吹牛的壮汉，他都会用吸烟过度的公鸭嗓大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熟识多少年了似的，好像我应该感激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似的。明妮有一次要他把配额的粮食是怎么使用的交一份详细报告上来，他却说自己不识字，翻着他的大牛眼傻笑，仿佛在告诉她，他用不着听从她的指令。可我曾经看见过他闲得没事就看报或看武侠小说，所以我确信他是个骗子。
路海和我谈及三天前在大门口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姑娘。当时明妮不在学校，霍莉也不在现场，所以谁也不敢阻止那两个士兵。后来明妮向日军在南京的司令部提出过抗议，但是没有那姑娘的任何下落，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能回来了。明妮在整个难民营训过无数次话，要大家不要在大门口闲逛，可有些年轻人不是把她的话没当回事，就是忘了她的提醒，仍在大门口跟新来的人和路过的人闲聊。有几个甚至还穿得花里胡哨。更糟的是，连美燕也去过大门口，衣服下面藏着大剪刀。我们一发现就立刻告诉了大刘，从那以后他把女儿牢牢关在家里。到目前为止，共有两个姑娘从大门口被抓走。明妮发了话，要是谁再到大门口去招摇，她就把谁赶出我们校园。这才最终使大家不再去门口晃荡了。
路海和我正谈着，忽听运动场那边一阵喧闹，一大群人聚集在粥场外边。我们走过去看个究竟。
一路走去，只听见一个女声高喊着：“拉她游街！
“对，把她拖到街上去。”一个男人叫着。
“给她脖子上挂个牌子！
“把她头发剪了！
一个微弱的声音请求着：“大哥、大姐们，放了我吧！我再不敢了。”
我听出是素芬的声音，赶忙加快了脚步。接着就看见那可怜的女人，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当中，两眼是泪，头发蓬乱。她像个罪犯一样头低着，浑身在发抖。不时抬头抹一把鼻涕。路海走上前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陈兴歪过他的麻子脸，回答说：“我们总算抓住了一个贼！这女人今天来义务帮厨，可她却偷大米。”
“证据在那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指着凳子上的一个绿茶缸，里边装着糙米。
“怪不得我们的粥那么清汤寡水。”一个女人说。
“咱们可不能放过她！”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喊道。
“拉她示众，再押她游街。”一个小个子女人挥着拳头附和着。
“求求你们，大哥、大姐们！”素芬哭诉说，“别打我，我以前从来没干过。我儿子在监狱里，快饿死了，求我给他送点儿吃的去。我没钱买，也不知道上哪里弄去。”
“骗人！
“我们都知道自觉，不管多饿，也不能当贼。”一个壮实的女人说。
“她一定还偷过别的东西。”
“别费口舌了。把她拖到前院去。”
“哎，大伙儿别忙。”陈兴说话了。“我们不应该自己处理这事。干吗不把她交给管事的人去？”
“不行，我们一定得教训教训她，”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不依不饶，“一定要堵住厨房的漏洞，不然咱们吃的粥就会越来越稀。”
我正要上前干预，尽管也不能肯定自己能不能把素芬从他们手上救下来，明妮突然出现了，大声喝道：“都住手，简直像一群暴徒！你们应该为自己羞耻。”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明妮继续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名叫严素芬，十五岁的儿子被关在模范监狱里。我知道确有其事。他好多次求当妈的送吃的给他，她跟我说过这事，可是我们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没法帮助她。你们当中也有做母亲的。你们会自己一天吃两顿饭，却看着孩子们挨饿吗？”
“不会，我做不到。”我回应道。
其他人都没做声，有的垂下了眼睛。明妮接着说：“素芬，告诉我，你拿了大米没有？”
“拿了，魏特林院长。真对不起。”
明妮转向人群。“她从厨房偷米是有错，但是你们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粥是怎么稀的。她一个人，偷这么一小缸子，怎么可能就把那么多大锅的粥都弄稀了？厨房里一定还躲藏着大贼。我们不能把粥太稀薄都怪罪到这个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过是给挨饿的孩子偷了一口粮食。”
素芬开始哀哀地抽泣起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看他们中间谁是大贼。我看了陈兴一眼，他傻笑着，不知道是冲着谁。
“素芬，”明妮又说，“这一次我让你拿去那一杯大米，但是你要答应我，再也不偷了。”
“魏特林院长，我要是再偷，就天打五雷轰！”
“呵呵呵呵！”有人窃笑起来。接着，整个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
几个女人走上来，都说明妮说得对——粥场里一定另有大耗子。
人群散开以后，路海向我们建议，不要让素芬再去帮厨了，以防有人可能利用她来搞乱调查。明妮同意了，并决定，如果她还想义务劳动的话，就派她去收粪队干活。
二十一
近几个月来，当地的红卍字会组织“道德社”，在救济工作中一直很活跃。这是一个中国的私人慈善机构，成立于二十年代，以道教和佛教为主旨，目前在全世界的会员数以百万计。这个组织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苏联，在关东大地震以后也发展到了日本，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设立了办事处。他们号召会员们学习世界语。三月中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安全区委员会，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指挥下，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已经成为救济工作的主要力量。本地的红卍字会已经吸收了好几百新会员，忙着掩埋尸体。红卍字会的所有会员，在干活时胸前都佩戴着大大的“卍”字标记。这个标记是个佛教符号，两条手臂交叉，顶端是向左弯而不是向右弯，跟纳粹的符号没有关系。可是有些日本兵似乎把它与德国联系起来了，对那些干活的中国人态度比较客气。干活的通常是四五个人一组，为了忍住不被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熏吐，很多人在出发以前会喝一些劣质烈酒。如果有条件，他们会为死者，尤其是老年人，烧一把寺庙捐出来的冥纸。大多数情况下，掩埋工们只往尸体上盖一层石灰，再盖上一层土，就这么埋在千人冢里。明妮和我造访他们办公室时看到记录，从一月中旬到三月末，红卍字会一共掩埋了三万两千一百零四具尸体，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平民。崇善堂的人也在忙着掩埋死人。到四月初为止，他们在城里和郊区一共掩埋了六万具尸体，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妇女和儿童。还有些其他组织也参加了掩埋工作。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千人家出现，因为原有的那些都满了。不过，迄今为止，最大的坟墓是长江，日本人往长江里丢进了成千上万的尸体。
明妮向红卍字会的人请求了好几次，把我们学校西边那个池塘边的死人埋掉，可他们却说，他们收拾城里和几个主要屠场的尸体已经忙不过来，顾不上去管那些分散在郊区的了。两个星期前，他们得到许可，把下关的两万尸首埋掉，光那一项工作就得让他们干上一个多月，因为他们一天最多只能埋七百人——要把尸体集中起来，再一起埋掉。一直到了四月下旬，才来了一群工人，到那山谷里的池塘去，把死者集中到一起，把水里的一些尸体也捞上来，把这一带清理干净。
金陵学院里，难民妇女们也在忙着掩埋，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人的粪便。她们把所有粪便收集起来，倒进坑里，盖上石灰。我能察觉到空气中的恶臭有所减轻，校园里一天比一天感觉干净了。四月底一个明媚的早上，我碰见了收粪队的领队，一个二十几岁的高个女子，梳着两条长辫子，我对她说：“慢慢来，只要你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所有脏东西都埋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让咱们的校园干净又美丽。”她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我喜欢她用的词儿“咱们的”，便对她说：“收工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冲个澡。”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高太。”她的眼睛发亮了。
我们刚为难民们修建了一个洗澡房，她们都几个月没洗澡了。是明妮不顾有人反对而坚持要安装那些设施的。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都很喜欢洗澡房，那里边沿墙有二十六个淋浴喷头，有些女人对于可以自己调节水温感到十分惊奇。可是，由于难民人数太多，每个人只能两个星期洗一次。
几天以后，粥场管事的陈兴被土匪杀了。一定是他那种张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认定他是偷了大量拨给难民的粮食，所以要他出一点儿血给他们。他不承认侵吞了什么大米，却说可以帮他们去偷我们的车。可是等他们半夜里悄悄溜进我们学校，找到我们那辆破车时，无论怎么折腾就是发动不起来。他们打碎了挡风玻璃，大骂陈兴，声称不会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于是他们冲进他的家，到处搜查，却没能找到任何大米。他们把他捆在椅子上拷问，他承认刚把赃物卖掉，钱都汇到天津他父母那里去了。他保证尽快再替这伙土匪搞到一千八百斤大米，可是他们不耐烦了，一个土匪一刀戳进他的胸膛，结束了他的性命。
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我们的。这女人有点儿缺心眼儿，把整个事情合盘托出。
学校刚刚收到一些小麦和大麦，加了豆子和其他粮食的大米粥，终于稠到可以把一双筷子插在碗里不倒了——这才是传统标准的好粥。再也没人对伙食问题抓住不放了。路海开心解气，说是“上帝之手”帮助我们清除了大耗子，然而对明妮来说，这个结局来得太晚了。她还说，这样的惩罚也太狠，她是反对死刑的。
五月中旬，“自治政府”下令，所有的难民营月底前都要关闭。同时，日本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在难民营工作的外国人。一开始，明妮不想去，但转念一想，她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跟官员们交换一下看法，争得他们的同情。她带了一份请愿书去赴晚宴，希望把它呈交给日本的最高外交官。
总领事冈崎没在宴会上露面，晚宴由田中和福田主持，约翰·埃里森和一些美国传教士，包括明妮和霍莉都出席了。田中讲了为什么有必要关闭难民营，并赞扬了外国人为难民所做的一切。明妮把请愿书递交给这位副领事，他很快地翻阅了一下，答应要深入调查此事。他的许诺得到来客们的一阵掌声。所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将难民营关闭。明妮很感激同事们的支持，这种支持等于是一种帮忙，以回报田中的这一表态。
三天后，我们听到了田中的回音。他说，素芬的儿子，还有被认出的另外八个人中的四人，一星期内可以从监狱被释放。不过，根据监狱里的档案，其余的四人与中国军队有牵连，只能继续关在监狱里。明妮反驳说：“你看，我们的资料都讲了，那些人都完全是无辜的。”
“魏特林小姐，”田中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监狱方面同意让你的女人们来看她们的丈夫、儿子在不在里边。我相信，更多的人逐渐会被释放。”
明妮没有再给他施压，而是确定了一个时间，允许女人们到监狱去探看。挂上电话以后，她一脸兴高采烈，我也很高兴，两人紧紧拥抱了半分钟。
经过五个月的争取，终于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情况继续好转，几百名男人和孩子们都被释放。明妮去到大刘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好消息，可他不在里边。我们俩一起走出屋去，到校园里溜达溜达。
半小时后我们回来了，看见大刘正在走廊里吸烟。他告诉我们：“教友会的人来过，说他们医院里有一个疯姑娘，他说她是我们学校的人。”
“她叫什么？”明妮说。
“不清楚。”
“我们怎么办？”她问我。
“也许应该去看看。”
“那好，咱们去看看。”
我俩叫来一辆人力车，到城南原来安全区之外的那家小医院去——两个星期前，安全区已经取消了。我们沿着炮楼胡同正走着，四架中国飞机突然出现，向东飞去，去轰炸句容附近的飞机场。日本的高射炮立刻朝它们射击，拉出燃烧的弧线。相比之下，尽管日军的飞机拦截中国轰炸机比较有效，他们的高射炮火力却不及我们部队的猛烈。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的飞机这是第三次飞过南京上空，不少人面露喜色地注视着它们远去，不过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
“希望他们把日本飞机都摧毁。”我说。
“我只希望他们执行完任务以后安全地返回营地。”明妮回答。
我们的空军，尽管规模不大，想必是受到我军最近在徐州地区胜利的鼓舞，我军挫败了皇军的进犯，迫使皇军不得不后撤。南京的各家报纸，都将这一胜利说成是日军的“重新集结”，而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真实的情况：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投入了六十四个师，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使日军抵挡不住。
教友会的医院设在一所弃置的学校大楼里，看上去敦敦实实，却挺干净，给人以半空的印象。我们一到，就被带到二楼。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穿着法兰绒上衣和一条黑色绸裙，被关在一个朝南的小房间里。她骨瘦如柴，二十岁出头，头发乱蓬蓬的，前额宽大，两片薄嘴唇。一看到我们，她大眼睛一转，哼唧起来：“美国间谍来了。”
“她叫什么名字？”明妮小声问一个护士。
“每次问她，她的名字都不一样，有时候她叫谭爱玉，有时候又叫傅曼玉。上星期她说她从满洲里来，这个星期却又说自己是本地人。”
“那你们怎么能相信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我问。
“她经常提到魏特林院长。”
“她都说我什么了？”明妮问道。
“没法跟你说。”那护士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
“看她倒还真是有点儿眼熟。”我说。
“确实眼熟。”明妮也说，“我好像见过她。她可能是去年十二月里被日本兵抓走的那十二个女孩子里边的。”
“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可我觉得她不是回来的那六个里边的。她一定是本地人——一听口音就知道。娄小姐曾经把她介绍给我，我见过她用纸叠动物，叠得非常好。她是叫玉兰还是什么的。”
一听这话，那疯女人不再咕哝，吃吃地笑了，指尖戳着自己小巧的下巴。她喊了起来：“我不是玉兰！玉兰死了，被美国传教士出卖了，被当官儿的杀死了！”
“你说的是什么当官儿的？”我问。
“日本中佐。”
疯女子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把她带回金陵学院去吗？明妮和我走到一边去商量。我们决定等一等，先把娄小姐找来；我们应该先辨认一下这个女人是谁，再说该怎么办。现在精神错乱的人太多了，哪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过来啊。
我们请护士好好看着玉兰，并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来看她的。
娄小姐第二天晚上来到校园，确认玉兰是住在附近的姑娘。她的单亲父亲曾是名电工，是约翰·拉贝五个月前召集起来恢复南京城电力的那群电工中的一个，活儿干完后，日本人把他和其他四十二个人一起枪杀了。日本兵进城之前的几天，听了邻居的建议，玉兰的父亲把她送到我们学校来，还留下了一袋四十五斤的大米、一罐鱼酱，给女儿当口粮。娄小姐很肯定，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玉兰和二十一名所谓的“妓女”一起被带走了。她当时正在艺术馆里，帮着一家难民用旧棉花做被子，日本兵冲进来，把她抓走了。
我们一听，吃了一惊，直后悔没当时就把玉兰接回来。第二天下午，明妮和我再次去了教友会医院，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玉兰已经不在那里了。医护人员说，她悄悄溜走了，只跟一个病人留下句话，说她到芜湖去看表亲。这话一听就不太对劲儿，因为芜湖已经被日本兵占领，她的亲戚可能早都已逃得没影了。
“她再一露面就请通知我们。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明妮对那个满头灰发的护士说。
“我们会的，魏特林院长。”
“我再问一句，她一直骂我，是不是？”
“是。”
“她怎么说的？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
“她说你二百元把她卖给了日本人……别往心里去，我们都知道那是疯话。”
明妮的脸僵硬了，没有再说出一个字来。我对护士说：“你听到她的消息就告诉我们。”
我们没再多停留，就离开了医院。回家的路上，明妮一直没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于解散难民营，说服大家回家去。很多妇女，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儿的，都离开了。可另一方面，由于其他难民营解散，有些年轻女孩便来到我们学校，请求住进来。我们暂时收留了她们，所以校园里仍然有一千多难民。很多盼着家里男人回来的妇女都没有走，每天早上都去模范监狱，去恳求那里管事的人。
五月底的一天下午，田中先生亲自来了，告诉我们，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孩子会从监狱释放。我们都心存疑虑，因为他早先就答应过有四个人会放回来，可现在人还在监狱里。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明妮问他，“那些女人都很懊丧，也很生气。那些男孩子的母亲天天到我办公室来问，为什么她的儿子还被关着。我担心那些女人在背后可能都在叫我骗子呢。”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田中说，他那张阴郁的脸皱了起来，“这一次，监狱方面会放人的。这是确定的，绝无二话。”
他说得那么诚恳，我们都相信了。明妮感谢了他，微微鞠了个躬。他用平板的声调说，但愿狱中再也没有需要被释放的平民了。我们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刘、霍莉、娄小姐，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我们没有马上把消息放出去，不想让那些妇女再次期望过高，再说，释放的人也没有一个名单。明妮提醒我们，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说：“救下三十条生命，怎么辛苦都值了。明妮，从一开始请愿，你就是对的。”
我的声调很真诚，所有的人都咧嘴笑了。大刘说：“安玲，你欠我一顿好饭。”
“我不会忘的。”我回答。
那天夜里，我对耀平说到田中的来访。我丈夫认识那位副领事，他说，那是个可靠的人，答应的事情能够做到。事实上，我们都听说了，去年十二月，田中几乎遭到一些日本兵的伤害，他们扬言要火烧大使馆，因为田中将他们的暴行报告给了东京。
二十二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让人感到灼热，空气闷湿又凝滞。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一切，给每一个生灵都加了温。有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的日本兵大汗淋漓，军装都湿透了，斑斑点点。有的人热得面红耳赤，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抓喉咙，像是喘不过气来。我希望天气越来越热，热到他们在酷暑的南京待不下去。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下来了什么，今后要是生活在这个以“火炉”闻名的地方，他们要好多年才能适应。我可以断定，今年夏天他们会有很多人中暑和长痱子。炎夏会使他们减员，正像几个世纪前酷暑杀死了几千蒙古人。
暑热天气却让我们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挺自在，尤其那些赤着脚到处跑的小男孩子，有些孩子甚至一丝不挂，毫不在意那些无处不在的蚊子。我和明妮正站在职工楼外，只听一阵喧闹声从中心楼后面的池塘边传来。一个赤条条的六七岁男孩，被几个妇女捉到了，她们想把新裤子硬往他腿上套。“我不穿，我不穿！”他一边喊着，一边连踢带打往外挣脱。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们都在大笑，有的欢呼有的拍着巴掌。男孩的母亲对他呵斥道：“你害臊不害臊？这么大孩子了，还到处野跑！你爸爸要是在这儿，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可那孩子仍旧连喊带推，到底还是挣脱跑掉了，仍是全身赤裸。
“天哪，那孩子肺活量好大。”一个女人说。
“他应该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另一个女人对孩子母亲说。
明妮刚刚把九双童鞋送给几位马上要离开校园的母亲们。她们要阻止自己的孩子赤着脚跑来跑去，肯定是很困难的，也许，她们根本不该把那当回事。等到了天冷时节，孩子们就会自动穿上鞋子了。我看见男孩子赤脚是不会介意的，不过，他们应该穿上点儿什么遮住羞。我对明妮说：“应该有个规定，禁止六岁以上的孩子当众赤身裸体。”
茹莲一边笑着一边咂舌，朝我们走过来，跟来一群蠓虫儿，开始在我们头顶打转。我们说起马上将被释放的那些男人和孩子们。田中会不会骗我们？明妮肯定地说，他是真诚的，不然他不会亲自来报告这个消息。我们还讨论了怎么去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的难民，那些回去以后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们。我们学校最近得到了一小笔基金，明妮已经把这钱分给了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几位妇女，每人五六元钱，她们拿去可以用来做点儿小买卖，比如开个洗衣铺子、茶水摊子，或是摆个卖些扇子、肥皂、香烛、铅笔什么的货摊。
要商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决定到办公室去继续商议。我们坐在校长办公桌边的高背椅子上，开始罗列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们的名单。几天以前，明妮已经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提交了开设暑期学校、招收一百名学员的计划，也就是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叫做家庭手工业学校，和我们曾经为当地穷人家庭女孩开设的学手艺的项目类似。明妮把这一计划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因为她不想让我们学校继续充当一个难民营，然而现在看来，显然有更多的人们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必须把这些人都包括进来。经过一番筛选，我们确定下来，有两百多难民将继续留在这里。还需要为她们拿出个教育计划来，使她们有个留在金陵学院的理由。
此外，明妮还同意从已经关闭的大方难民营接过来八十名年轻妇女。这样一来，留在校园里的总共就会有将近三百难民，虽然她们都叫做“学生”。
“哎呀，”明妮说，“这样看来，我们的家庭手工业学校得跟‘民间学校’结合起来了。”
茹莲和我都同意，因为我们还想帮助那些难民妇女学习文化。明妮头脑中的“民间学校”，很像在北欧常见的公共教育项目，她在一九一三年夏天访问过北欧，对丹麦、瑞典、挪威的民间学校印象深刻。那里的人们一年中有几个月去上成人学校，学习科学、文学、艺术和实用技术，不必有成绩好坏或是考试的负担。在那些小国家，人们上那类学校，纯粹是为了提高自己，丰富人生。从那次旅行之后，明妮就经常谈论，如何在我们这个识字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国家采纳那种模式。讽刺的是，现在我们倒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第二天，难民营关闭，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们都要离开。有的人把铺盖卷背在背上，有的用扁担挑着自己的家当。我喜欢她们当中那些强壮的，她们回到村里，会成为好劳力。很多人过来向我们道谢，感谢金陵学院收留了她们六个月，这是一段她们难忘的经历。大约上午十点，一大群人集中在中心楼前，要向明妮道别。她赶快走出去见大家。
一看到她，四百多名在地上坐成一个半圆的妇女、姑娘们一起跪了起来。茹莲一跃而起，用响亮的声音喊道：“一叩头！”
人群一起叩下去，以头磕地。
“再叩头！”茹莲又喊，人群再次磕下去。
“起来，都请起来！”明妮喊道，站在半圆中间，拼命打着手势，她的掌心朝上，十个指头摇动着示意，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霍莉闪到一旁，和我站在一起。我两手交叉在腹前，静静地看着，暗自惊叹茹莲怎么成了她们的首领。
“三叩头！”她又喊道，人群再次叩头。
“茹莲，让她们都起来！”明妮恳求道。
这时人群开始以各种声音一起叫起来：“再见了，大慈大悲的女菩萨！”
“救命恩人魏特林院长万岁！”一个声音喊道。
人群一起喊起来，有些人还摇晃着脑袋。
“我们大慈大悲的女菩萨万岁！”那个声音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次齐声喊起来。
明妮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见路海站在人群最后，满脸笑容，耳朵后边插着一根烟卷，看上去对这一情景十分欣赏。
明妮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人群说道：“好啦，现在都站起来吧，我有话要说。”
大家开始站起身来，有人揉着膝盖，有人扛起铺盖卷。“虽然你们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妮开始讲话，“你们在这里都待了好几个月，成为金陵大家庭的一员。记住我们的座右铭，那就是‘厚生’。从现在起，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怀着金陵的精神，珍视和养育生命，帮助穷人和弱者。你们还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国家的命运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肩上。只要你们不灰心，只要你们人人为中国出一份力，这个国家终会挺过所有苦难，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回来看我们。金陵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感情的迸发让她哽咽了。
我走上前，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都回家，去当一个慈母、贤妻和孝顺女儿吧。大家再见了，上帝保佑你们。”
人群开始散去。明妮走向茹莲，只见茹莲一脸是汗。“你干吗让她们磕头？”明妮问她。
“她们让我带这个头，她们想要表达感激。我还能怎么办？”
霍莉和我走到她俩跟前。“明妮，都结束了，”霍莉说，“你应对得很好。”
“她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被她们弄成偶像了。”
“好啦好啦，”我大声说，“我们都知道她们热爱你，尊重你。”
“可是她们那样的爱和尊重，应该只表达给上帝。”明妮沉思着说。
“上帝的精神是体现在人类中间的。”我真心实意地说。
霍莉咯咯直笑，一巴掌拍在明妮的肩膀上，说：“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多妙的一个称呼啊。要是她们这么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会使出浑身能耐来，不辜负这个称呼。”
明妮伸手在霍莉耳朵上拧了一把。“哎哟！”霍莉大叫一声。
“我最不愿意看到她们把神混同于人，”明妮说，“我在做传教的事儿，被称为菩萨是不对的。”
上个星期，娄小姐告诉我们，附近一个八十七岁的瞎眼老妇，夜里像坐在莲花座上那样盘起腿来，对着明妮的相片祈祷，祝愿这位美国院长长命百岁，好能够帮助和保佑穷苦妇女和姑娘。很多中国人无法把神和人截然割裂开。确实，对她们来说，任何人都可能越变越好，最终成为神。
二十三
三十四个男人和少年从模范监狱里被释放的消息，刊登在“自治政府”办的两家报纸上，报道的意图是向国人显示，这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是不遗余力的。大多数重新团聚的家庭，都要返回乡下他们的老家去了。我们想过为他们开个茶会，可是面对家里男人还没有下落的那六百多妇女们忧心忡忡的面孔，让我们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素芬带着儿子来道别。那孩子瘦得皮包骨，个子矮得不像有十五岁，一张少年的面孔上气色蜡黄，还有几处结了疤的伤，前额上的皱纹拧成一个结。他只是重复了母亲叫他说的话：“谢谢您救了我，魏特林院长。”他似乎惊魂未定，自己说不出个整句子。他目光黯淡，但不停地眨眼，好像是看不清楚。他周围的人又是说又是笑的，他的脸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反应。他上身穿了一件无领短袖白汗衫，上面破了几个洞，下边是一条老长的泥彩短裤，露出来的小腿细得像扫帚把。看到他那双破帆布球鞋都露出了脚指头，明妮立刻给了他一双新布鞋，看上去很合他的脚。他母亲让他接着，他便双手接过来，含含糊糊地说：“太谢谢您了。”看得我心酸，我们都很清楚，他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复元的。母子俩要回他们丹阳那边的乡下老家去，可素芬并不知道他们家的房子还在不在了。
到六月初，所有的难民营都已关闭了，一部分外国人也离开了南京。约翰·马吉已经在中国服务了二十八年，将取道上海返回美国。他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几个月前已经解散，大多数成员都已经走了。他急于要离开这里，因为日本军方仇恨他，特别是仇恨他管理的医院，因为有几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那家医院，在西方报纸上登出了战争暴行中受害人的照片。当局不知道的是，马吉有一架十六毫米胶片摄影机，他用它拍摄了一些去年十二月里日军暴行的镜头。我们已经把八盘胶片缝进一件大衣里，二月下旬，他的传教士朋友乔治·费奇返回美国的时候，悄悄把它们带出了南京。一旦日本军方知道了这件事，马吉将会遭到拘押，甚至被杀害。六月初，他和田中先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离开，所以警察没有找他的麻烦。
霍莉也要走了。她到我家来道别。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要离开了。我丈夫正在里屋小睡，丽雅带着帆帆出去了。我们一坐下，霍莉就说：“我下星期一二就走了。”
“为什么？”我呷着菊花茶，吃惊地问道：“怎么想起要走呢？有谁对不住你吗？”
“难民营关了，这里就不再需要我了。”
“瞎说，秋季开学以后，你可以为我们教课。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音乐老师呢，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学校复课以后，他们会让你在这里继续任教的。”
“我不想给明妮添麻烦——老校长看见我在这里，会生她气的。”
“就算丹尼森夫人不喜欢你，她也明白你是个有用的人，是金陵学院少不了的人才。她不会让自己的私人感情影响学校工作的。为了学校的利益，她什么都肯做。明妮知道你要走吗？”
“我昨天晚上告诉她了，我们还吵了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