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事情吵？”
“为在中国怎么样生活。现在明妮把南京当做自己的家乡了，几乎无法想象到任何其他地方去生活。她热爱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可是对我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我的家，我也不需要一个家乡。说实话，我都不再恨那些把我房子烧掉的日本兵了。四天以后我就去汉口。”
“你疯啦！那里不是快要打仗了吗？”
“所以我才要去呀。”她歪着脑袋，一头浓密的黄头发闪着光泽，笑得嘴咧得老大，眼里闪着光芒。
“你不喜欢南京了？”我问。
“失去房子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和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了，我喜欢不喜欢都是如此。这是我的第二祖国，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我钦佩你的仁爱之心，霍莉。”
“彼此彼此。”
“一有时间就给我来信。”我还想再说什么，可是一下子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
“我会写的。”她说。
丽雅抱着孩子回来了，微微有些气喘。我接过帆帆，把他放在腿上。他张着小嘴还在酣睡。我要女儿给霍莉和我们下两碗韭菜面。我俩就着一碗桑葚，边吃边聊了起来。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八月初，我们终于收到了儿子浩文的信。看完之后，我丈夫陷入了沉默。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桌子，只有嘴唇在微微翕动。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耀平，他怎么说的？”我问。
“你现在不必看。”他把两页纸折起来，插回信封。
“让我看看。”我说。不等他把信藏起来，我就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来，打开读了起来。
浩文告诉我们，他加入了日本陆军，现在驻防在苏州城外，在一家野战医院里当助理医师。半年前，他离开了医学院，在东京和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不久，军队强征他入伍，否则他的新娘和家人都会遭殃，就这样，一个月前他回到了中国。
他写道：
我在这里很痛苦，但我不敢抱怨。他们跟我说过，我只需要服役两年，可是看样子，战争不结束，他们就不会让我回家。我也为自己的角色感到羞愧。我怎么能为中国的敌人服务，去打自己的同胞呢？可是我爱盈子，我不能置她和她的全家于危险而不顾。换句话说，我开不起小差啊。请原谅我没征求你们的同意就娶了她。我给你们写过三封信，可你们一封信也没回。我想，一定是打仗弄得中国的邮路中断，我的信都搞丢了。盈子是个好姑娘，对我绝对忠诚。我想我娶不到比她更好的女人了，她集中了我希望自己妻子拥有的所有优点。总有一天，你们看到她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情。请为我，也为战争早日结束而祈祷吧。
浩文的信让我们感到万分震惊。我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痛哭起来。悲痛一阵一阵地向我袭来。我一向痛恨日军里的中国人，可现在我自己的儿子也变成“走狗”，变成“二鬼子”了。对他来说，不想让亲家一家遭殃并没有错，可是他让我们丢了脸，也把我们推进了潜在的危险之中。他一定爱那姑娘爱得发了疯，都不会按照常理考虑问题了。可我又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他怎么能预先想到自己会被强征入伍呢。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跟她结婚呢？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我反复琢磨他在东京的日子，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这桩婚姻似乎成了他的劫数。
耀平尽量安慰我，说我们儿子在日本一定是十分孤苦伶仃，又说也许儿子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儿媳，所以，现在断言这事是好运还是劫数，都为时过早。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朝他喊道：“你看不见咱们儿子被毁了吗？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
耀平不吱声了。晚上，我吃不下晚饭，躺在床上，哭一阵，迷糊一阵。要是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把浩文弄回家来就好了。
第二天在学校，明妮注意到我忧伤的面孔，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最近向她吐露过我儿子正在东京读医学院，此刻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就跟她讲了浩文的处境。她很震惊，用两个拇指揉着太阳穴，喃喃说道：“这真糟糕，安玲，太可怕了。”
“真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啊。”
“你今天还能干活儿啊？你应该回家歇几天。”
“回家待着我会更难受，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哭。”我遮住自己红肿的眼睛。
平静一些后，我请她别把我们家的麻烦告诉任何人。“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就再也不能在这里干下去了。”我对她说。我觉得这个秘密是件丑事，一旦暴露，我们全家就有可能遭殃。
“我一个字也不会提。”她向我保证。
明妮是整个学校里我唯一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她也会把自己的想法跟我讲。有时候，她还没开口，我就能猜到她在想什么。
到了九月，除了家庭工艺学校，我们还开始了另一个新项目——给当地的女孩子们办起了一所中学。家庭工艺学校最初的计划，是招收最多三百名成人学生，但结果报名的人数超过了将近一倍。这么大数量的穷困女子，使校园还是很像难民营，我们只有靠捐款来维持。中学的一百四十三名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得起全部费用：每学期四十六元——二十元学费，二十元食宿费，还有六元杂费。其余的女孩子们，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获得部分或全部奖学金。
从金陵学院毕业不久的尹姗娜回到母校。她很能干，又曾经在金陵学院上过很多家庭工艺的课程，于是明妮就请她来负责工艺学校这一摊子。唐娜·塞耶是位年轻的生物老师，刚返回南京，现在当了女子中学的校长，不过她不懂中文，明妮需要帮她做些行政工作。明妮还雇了一个名叫爱丽丝·汤普森的英语教师，以及十几个兼职的中国教员。爱丽丝曾经在中国教过女子学校，也在日本教了一年，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人。姗娜和唐娜一起合作得很好，已经设计出一套工作规程，好让这两所学校都可以自己运行。
学校里的伙食和住宿由我来负责。我让手下建了四个伙房，建在职工楼和西北宿舍楼之间的地带，这些伙房由家庭工艺学校的学生使用，一部分学生是专学烹调的。女生们还要学习裁剪、编织、店务管理、染布、儿童指导等课程。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求不识字的学生都上识字班。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娄小姐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疯姑娘玉兰又回南京来了。”
“她在哪儿？”明妮吃了一惊。
“在天华孤儿院。”
“我们可以去看她吗？”
“当然啦，我专门来告诉你们可以去看她。”
那家孤儿院就在原来安全区的南界之外，离这儿两三里路，所以我们步行着去了。南京城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尽管很多房屋仍是一堆废墟，到处都是碎砖乱瓦，断壁残垣上都长出草来。我们看到了些日本平民，甚至还有几个朝鲜人，但是部队比一个月前少了，因为很多都开拔去了前线。昨天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止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那天出现任何非官方的集会，正是那一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只大气球载着一个人和无线电设备在空中飘荡，监视着周围地区军队的行踪，主要是游击队的活动。有传言说，我们中国的部队正打回来，要收复南京（据说有人在城里见着中国士兵了），很多人相信确有其事，于是飘扬在房顶和楼顶的太阳旗，一大半都消失了。甚至还有谣传说，国民党部队开进城来，会攻占日本大使馆，还要把傀儡政权的官员都抓起来。不过，中国人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多数外国人便会打消他们这样的希望，告诉大家，对这里的日本人构成小小威胁的，只有游击队。明妮不像其他美国人，她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任由当地人沉浸在幻想之中。
陆束屏 绘制
我们转上汉中路，向东走去。在沿街的餐馆门前，站着几个女孩子和年轻女人，她们穿着蓝色套装，系着格子围裙，头发上插着花，向来往行人中潜在的顾客微笑。这可是个新现象。她们不怕日本兵吗？她们家里的男人怎么会让她们冒这个险呢？我想，大家为了活下去，大概是什么都会做的。
我们来到孤儿院，这里的负责人——美国修女莫妮卡·巴克利接待了我们。她看上去很疲惫，脸颊深陷，可她褐色的眼睛却生动又明亮。我以前见过她，知道她来自宾夕法尼亚，是圣公会教派的人，到这里来传教的，以前受约翰·马吉领导。我们问到玉兰，莫妮卡说，后院的确有一个疯女人，不过她们不太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到后院。后院虽有围墙，但通过一道门就可到大街，门上插着门栓，上面有把粗笨的挂锁。只见玉兰站在一群小男孩子中间，嘴里咕哝着什么，嘴里叼着根烟卷喷云吐雾。她一看到我们就喊起来：“王八蛋传教士来啦！”
一个光脚的孩子对她说：“给我们学学公鸡叫。”
疯女人噘起嘴唇，伸长了脖子，叫道：“喔喔喔，喔喔喔。”
“真像。”小男孩说。
另一个孩子问她：“鸭子怎么叫唤？”
玉兰把嘴一拧，尖声叫道：“呱呱呱，嘎嘎嘎。”
所有孩子都大笑起来。我看到玉兰的牙少了一颗。可她还是挺好看的，瓜子脸，长头发，光洁的皮肤，小细腰。
“你学得像鹅叫，声音太大，又太慢。”个子最高的男孩子说：“给我们学猪叫听听。”
疯女人把脸朝天一仰，发出猪叫的声音：“哼，哼，哼。”
“猪不是这么叫的。”另一个男孩说。
娄小姐朝孩子们喊道：“住口！不许再逗她了。”
玉兰转过身来，朝娄小姐忽闪着她的长睫毛。“真高兴看到您，罗阿姨。您一向可好？”
“跟我们走吧，玉兰。”我恳求道。
“不去，你身边有大鼻子间谍。我不跟你和她走。”她指着明妮。
“玉兰，”明妮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骗子！你们洋鬼子都是骗子。”
这话堵得明妮顿时说不出话来。她和我站在一边，看着娄小姐努力说服这个精神错乱的女子。这时候，大部分男孩子已经走开了，只有两个还在旁边，一个胳膊下边夹着个足球，另一个脖子上挂着竹哨。娄小姐拍着玉兰的肩膀，轻声对她说着什么，疯女人一下子哭出声来，不停地点着头。
几分钟后，她跟我们走了。现在她安静下来，只是眼睛里仍然闪出恶狠狠的光。明妮告诉莫妮卡，我们要把玉兰带回金陵学院。修女搓着两手，说：“哎呀，那太好了。应该有人照料她，可怜的人。”
明妮招来一辆双座人力车，让娄小姐和玉兰坐进车里，说我俩更愿意走回去。她叮咛娄小姐，一到学校就把玉兰交给姗娜。人力车走远了，消失在十字路口那边。
明妮和我向西走去。我的左肩又酸疼起来，两人都默默无语。我的眼前又出现那天的情景：纤细的燕英抱着石头狮子的前腿，一个日本兵对她拳打脚踢，她的小妹妹燕萍放声大哭。
“要是我们勇敢一些，”明妮说，“我们可能会救下几个女孩子。”我知道她正想着同一件事情，但我没接腔。
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帮助玉兰。我问她：“我们该拿她怎么办？”
“你有什么主意？”明妮问我。
“我们最好找一找，看她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
“娄小姐告诉我，她现在是孤儿了。金陵学院至少应该给她提供住处，照料她的生活。”
明妮的声调透出不容争辩，我就没再多说。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我有保留意见，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很紧。一个疯女人可能引起骚动，可能吓着学生，所以我一直在琢磨着有没有更好的安排。明妮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留玉兰，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对玉兰没有责任。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蒙骗了明妮，不管怎么样也要抓走那些“妓女”的。照料一个疯女人，很可能是自找麻烦。
这些念头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没有说出口。我们来到学校后院去找姗娜。明妮要她把玉兰放进家庭手工艺学校去，强调说，玉兰曾是我们学校的难民，应该由我们照料到底。让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姗娜愉快地接受了玉兰做她的学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明妮对这位年轻的校长说。
“这没啥。希望她是个学东西很快的学生。”姗娜拧着辫梢，似乎很为自己光滑的大辫子自豪。她长得挺漂亮，皮肤光滑，容光焕发，一副舞蹈家的身材，只是两只眼睛离得远了一点儿，让她看上去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知为何，我不是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虚荣和任性，脸上总是抹着粉，对一些女孩子和年轻女人，说不定并不是个好榜样。
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我叫‘小日本儿’。”
明妮一脸不解。“你不必为这个生气，她不会伤害你的。”
“她老吓唬我。”
“好啦，她又瘦又小，她能把你怎么样？”
“她叫他‘小日本’，”我说，“因为她把他当成日本兵了。”
本顺又说：“她老是朝我喊：‘打倒小日本！滚回你们的小岛子去。
“躲她远点儿。”明妮建议说。
“没用啊。她跟别人说，我祸害了好多姑娘。她还管我叫拉皮条的，说我不要脸。”
我对明妮说：“有的人不知道她的脑子被日本人整坏了，就真把本顺当成流氓。”
“她毁了我的名声！”男孩哭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每次碰见，她都吓唬我。”
“在她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我加上一句。
“她欺负我。”本顺呜咽着。
“就是，他成了她最顺手的替罪羊了。”我说。
明妮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了。她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要是那地方条件不错嘛，我们可以送她去。可是你知道疯人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和监狱差不多——实际上它就是在当做囚牢使的。我们不能把她扔到那儿去，我绝不让那种事儿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让玉兰待在咱们学校啊。她给我们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让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
“我会跟姗娜商量这事的。”
“她也是个疯子。”
“好啦，安玲，我们不能把玉兰一扔了事。你知道那完全违反我的做人原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颊烧了起来。“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人心肠好得无可救药。”我对她说。
我把本顺带走了，心里不太痛快，因为明妮要先找姗娜商量才肯对玉兰的事作决定，好像这事是个教学问题。可另一方面，我又钦佩明妮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大家意外的是，姗娜现在对于把疯女子留在学校也感到不舒服了，说有很多学生都被玉兰弄得紧张不安，还说有不少人总是逗她，怂恿她说出下流话。
明妮让娄小姐负责看管疯女子。娄小姐认识玉兰两年前死于肝硬化的母亲，娄小姐同意让玉兰当个救济工作的帮手，因为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缝纫编织。只要没人招惹，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工人。
每个季节，我们学校都会向周围的穷人家提供些食物和衣服。娄小姐最了解谁家最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品都是经娄小姐的手分发下去的，所以玉兰在她那里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感激娄小姐。
二十六
十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见到路海等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脸焦急，但仍与平时一样穿戴整齐，打着方格图案的领带，穿着皮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个。”
我把文章扫了一遍，是印成传单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白鬼子，滚回老家去！》。我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报纸上，但是骂得没有这么难听。显然是一些本地人，也许出自不同政治派系，在发动对洋人的攻击。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对路海说：“谢谢你拿来给我看。”
“我担心可能有一些针对我们朋友的秘密行动。”路海说，喉结一跳一跳的。
“是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东西交给瑟尔·贝德士。”我知道美国人多半都常去贝德士教授的家。
路海还要操心怎么弄到过冬的燃煤。他刚刚得到明妮的许可，准备砍倒一些树木，以备武汉来的煤不能运到时来用，而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各教室都需要取暖。我们学校周边那些长在学校地段上的树木，反正是随时都可能被窃贼砍倒的。
路海半小时以后离开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了。我曾经觉得他有点儿不够老成，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才二十六岁，然而过去几个月里，他似乎成熟起来，不太夸夸其谈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女孩子们，有几个甚至挺迷恋他，别看他有些跛脚，又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儿。他偶尔去礼拜堂讲道，教大家唱诗，一直到现在他都常说他多么仇恨日本人。谁能责难他呢？去年秋季，他失去了好几位家住大连城外的亲戚。他一个会功夫的表哥，曾在一次比武中打败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到他家来，把他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抓走，用铁丝绑在一棵树上，在父子俩身上倒下一罐煤油，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
路海拿来的那篇文章，攻击了前安全区委员会中的所有外国人，声称他们和日本人共谋，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所以中立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者列举了西方人与侵略者合作的几个例子，比如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然后把他们交给日本皇军啦；比如参加日本人的庆典和音乐会啦；比如在基督教学校里教日语啦。文章还说，有些外国人经常造访日本大使馆，甚至出席那里的宴会，秘密商量针对中国人的罪恶计划，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通过出售食物给难民牟取暴利，而他们从前政府那里得到的配额粮食都是免费的。仅仅一张白人的面孔，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一份人身安全的保证，这就是事实。文章把路易斯·斯迈思指为头号同谋，说他甚至每天两次同日本官员会面。文章还特别点出了警官学校事件，说那次有四百五十名警官生被白人“出卖”。“那些年轻的警官生都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步枪（不是手枪），连他们的制服、头盔、和铜扣皮带都是德国式的。”作者说。“我们都知道那些警官生体格多么健壮，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让他们去作战，他们至少可以抵抗敌人，为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或让他们其中更多的人突出重围。可是美国传教士却欺骗了那些警官生，说日本鬼子会仁慈宽大，所以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我们看到日本兵押着他们走过大街。他们大多都比那些日本兵更强壮、更善战，可是他们被缴械了，被捆在一起，以为自己不至于送命。所有的人都两手高举，列队行进到河边，然后被机枪全部扫死，日本人把他们扔进江水里，连埋都不用埋了。同胞们，他们的愚蠢之死是谁的罪过？我们的悲剧是谁的罪过？美国传教士！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一帮骗人的家伙。”
我怀疑文章的背后有某种势力。
我把传单拿给明妮看，她倒不惊异，这类攻击言论她早就看到过。那天晚上她去拜访瑟尔，我和她一道去了，因为我想亲口感谢他救了我丈夫的命。自从收到儿子的信，耀平一直情绪沮丧，我鼓动他多出门去见见人，好宽宽心，所以他开始经常去南京大学，甚至还重新开始教一门满族史的课程。一个星期前，他刚一下课，一群日本兵就来了，把他抓住，说他会讲日语，必须去给他们当翻译。显然，有人出卖了他。日本兵正把他往外拖，瑟尔赶来了，把门堵住，坚持说耀平是这里的教师。作为历史系临时的主任，他不能把耀平交给任何人。为首的日本兵大骂瑟尔，但他就是不让步。最后，日本兵气得把瑟尔和耀平都推下楼梯。看到他们都摔倒在地，瑟尔在呻吟，耀平昏了过去，他们才没有带走耀平。这些天来我丈夫一直待在家里，吓得再也不敢到学校去了，虽然答应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会继续去教课。
我和明妮到达的时候，看见路易斯·斯迈思和鲍勃·威尔森也在瑟尔宽敞的书房里，屋里充满焚香的气味，却乱七八糟，书本和镜框扔得到处都是，墙上空空荡荡的。前一天，日本宪兵搜查了瑟尔的家，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刚刚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作者，书中披露了南京以及其他南方城市中的战争暴行。明妮向我透露过，瑟尔的确化名写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一书中的一部分。日本宪兵没有搜到什么有关文件和目击者的自述，因为瑟尔把材料都存到美国大使馆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拿走？”我问他。
“拿走了我的一些书和字画。”他做了个鬼脸，下巴颏儿上现出一道浅浅的竖纹。“早该把它们卖了的。他们还没收了我儿子的玩具枪，他会生我的气啦。”
我知道他收藏了一些珍本书籍，一定都被拿走了。他向宪兵司令部提交了抗议，可是根本没用。
他脱臼的肩膀还吊着绷带。我递给他一袋肉包子，谢谢他救了我丈夫。
“这可真是太好了，”他说，“谢谢你的包子，安玲，不过你不必给我拿这个来。耀平和我是朋友，我应该帮忙。”
他把袋子放在满是饮料瓶子的茶几上。路易斯和鲍勃伸手来拿包子，瑟尔赶快说：“不行不行，这是给我一个人的。你们刚吃光了我的炖南瓜啦。”他抱住袋子，然后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这几位独居男人，把家眷都送走了，现在是食无定时，什么时候有东西就吃一顿。他们三人最近都老了不少，鲍勃才三十二岁，可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在窗户旁坐下来，明妮把传单拿给他们看，他们都听说了有这事。然而看到文章的内容后，路易斯还是很受刺激，脸色变得苍白，两眼一眨一眨的，湿润起来。他皱着眉头说：“我知道会有这类事情，可是我没想到被安上‘头号同谋’的标签。我每天都去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的确有时候和田中一起走在大街上，可是我那是带他去看日本兵干的那些坏事。”
他一只手蒙在脸上，竭力保持着镇静。“受不了，真受不了。它伤到了我这里。”他悲叹道，左手抚在心口上。
书房里一片沉寂。明妮走进洗手间，拿来一条干净手巾递给他。“我知道这很可怕，路易斯，”她说，“可是不要让它吓倒你。那正是他们希望达到的。”
“是的，路易斯，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瑟尔说，“我们没做任何亏心事，可以高高地抬起头。”
“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好了。”路易斯喃喃地说，用毛巾擦起脸来。
过了一会儿，鲍勃说：“我在上海，也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类的宣传。”
“你觉得这文章有没有地方部队的影响？”明妮问。
“这背后更有可能是傀儡政府。”瑟尔答道。
“可是，只有地方部队才敢像作者这样痛骂日本人和美国人。”鲍勃接上来。
明妮对此表示同意。
“我觉得不一定，”瑟尔说，“我们没办法知道作者是谁，也许不止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化名。”
路易斯告诉我们，“自治政府”一直想解散国际救济委员会，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太大，竟能组织起一千四百人从事慈善工作。傀儡政权的官员并不想接管帮助穷人的任务，可他们急切地想掌握国际救济委员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源。有人正通过垄断某种资源而获得暴利。比如说，掌管城中房屋的官员们，占有了空置的房屋建筑，再转手出租，日本人允许他们把得到的每一千元租金，自己留下四百元，所以那些官员们对房产的占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对其他东西也出现了垄断，比如像食品、药品、酒以及燃料。
四个美国人开始谈论起城里出现的新轿车，多半都是德国人造的福特、奔驰和别克。南京城突然之间似乎到处是大官，每个人都有司机和仆人。在我看来，那些个要人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酒囊饭袋。明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效劳。”
“有钱人总得找到保护他们财产的办法。”路易斯解释说，“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得控制政府。”
“这话没错，”鲍勃表示同意，“有一天我在市府大楼里就碰见那么一位有钱人的儿子。两年前，他爸爸给蒋介石贺寿，送了一架战斗轰炸机。”
“说句公道话，”瑟尔说，“傀儡政府里有些官员倒不一定多坏。他们是对国民党政权不抱幻想了。我认识一个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是立教大学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人，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可是他得糊口。”
“没错，”鲍勃说，摆动着他的大巴掌，“要是我有八张嘴要喂，我一定会为任何付我钱的人工作。肚子比原则的叫声要大呀。”
大家都笑了。
我们临走前，瑟尔提醒这几位美国朋友要有所防范，避免和傀儡政权的官员搅合到一起，免得日本人通过中国走狗来伤害他们，然后再推到共产党头上。作为美国人，他们需要表现中立态度。瑟尔把我给他的肉包子分给鲍勃和路易斯每人三个。他又要陪我和明妮一起回学校，但我们没让，说现在还不到九点，我们自己走回去没问题，何况明妮还带着一个大手电筒。
我们向他们道了别，走上落满梧桐树叶的黑漆漆的街道。两对探照灯像四根巨型利剑，刺进月光辉映的天宇深处。其实有一个多月天上没有飞来中国飞机了，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拉开防御的阵势，也许因为此刻守卫南京的部队不够。我们一路走着，明妮谈及欧洲战局，她觉得慕尼黑会议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她说：“我很高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很多城市乡村也可以免遭破坏了。”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战争吧。”我说。
“连政治家也不喜欢？”她问。
“当然，没有人是真正希望流血的。”
“那么日本人呢？”
“我还是在考虑，可不可以把他们归为人类。”
“好啦，安玲。你不应该让仇恨控制你的人生。”
整个汉口路上，没有一座房子有灯光，好像全都无人居住。偶尔会从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条小街曾经是情人们，尤其是这一带的大学生们散步的地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晚上会到这里来，拉着手或挽着臂在这里漫步；或是相互依偎在树下的长椅上。有时候，他们还低声吟唱着情歌。现在，长椅基本上不见了，我们在这里连一个人影也没碰见。我不禁怀疑，这个地方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那也许不可能了。很多事情，一旦改变，就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就在我们快到宁汉路时，冒出了两个日本兵，兴致勃勃地嘎嘎笑着。一个矮胖，一个瘦削。他们摇摇晃晃来到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路。“姑娘，花姑娘。”瘦的那个用中国话喊道。
明妮打开手电筒往两人身上一照。他俩都没带枪，但腰里都别着一把三尺长的军刀。矮胖的那个朝明妮胸前一搡，一把抢走了手电筒，另一个人跨步上前，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手电筒的光在我们脸上晃来晃去，我不禁发起抖来，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俩看样子都喝醉了，呼出来的酒气里混合着生萝卜和煮花生的味道。瘦的那人大声打着酒嗝，接着把手滑向我的胸前，抚弄着。我惊得哑口无言，拼命躲闪，可他的同伴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花姑娘。”矮胖子拍拍我的屁股，又在上面拧了一把。
“住手！”明妮边说边插到他们和我中间，“看看，她头发都灰了。”她指着我说，“她不是姑娘，她是个奶奶。”
“中国女人要为皇军效劳。”矮胖子说着，仍然抓着我的手腕。
他的同伙又抓紧我另一条胳膊。“就是，我们需要她的服务。她可以给我们洗衣服。”
我拼命想挣脱他们的手，但是挣不开。那个瘦子要来吻我，明妮把他一推，喊起来：“该死的，你们不能当街骚扰妇女！我明天早上会向你们上司去报告。”
他俩露出惊奇的神色，但还是继续拖着我走。明妮便放开嗓子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警察，快来抓流氓！”
矮胖子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另外一个掏出一包没开过的老刀牌香烟递给我，说：“我们付你工钱，好多好多。”
我依然在惊愕之中，只能无声地拼命摇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明妮继续大喊：“她是我的手下，懂不懂？她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大使馆？”矮胖子结巴了，另一个人也松手放开了我。
“对，她是我们的翻译。”
“翻译，嗯？”那瘦家伙问道。
“是的，我为美国人工作。”我终于用英语说出话来，“放了我吧，长官。”
他们听得出来我说的是外国话，一句英语突然发生了奇效。他俩面面相觑，又朝我俩微微一鞠躬。“在大使馆工作？”矮胖子嘴里咕哝着，点了点头。“好的，好的，聪明的女人。”他的食指和中指在太阳穴上转着。
“要是你不放开她，”明妮继续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向田中先生报告。”
“好的，好的，我们认得田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矮胖子连连鞠躬，拉着他的同伴跑掉了。两人都是罗圈腿，可能是驻扎在附近的骑兵。
我抱住明妮，哭起来。“过去了，安玲。现在没事了。”她喃喃地说着，拍着我的后背。
我靠在明妮的肩膀上，跟着她走向学校。不时地又哭又笑，止都止不住。我陷入了某种歇斯底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右腿肚子直抽筋，害得我们一路上停下来两次。
“那些该死的强盗，把我的手电筒抢走了。”走到学校的时候，明妮小声恨恨地说。
二十七
由于城中的新车越来越多，寇拉的修车行生意兴隆。这个俄国小伙子找了一个朝鲜合伙人，每天他出门去谈生意，就由朝鲜人替他管理修车的四名中国技工。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寇拉来到金陵学院，带来一个驼背的小姑娘，她双目失明，单薄得像只小鸟，穿了件已经磨旧的运动衫，衣服袖子和裤腿都挽起老高。寇拉对我们说，他看见她在街上乞讨，就把她带来了。
“你们可不可以收留她？”他微笑着问明妮，样子挺讨人喜欢。他总是这样笑嘻嘻的。
“我的老天，你一直收集瞎眼女孩子啊。”她说。
“我不想看着她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你看，日本兵和歹徒，随便谁都可能会伤害她。”
于是我们就收下了这个女孩子，把她送到宿舍主楼我女儿那里。女孩和其他四个盲人孩子一起，都由丽雅照料。明妮留寇拉喝茶，可他顾不上多停留。他是个忙人，跟几个日本后勤官员有约，现在他和他们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我知道这个黄眼睛小子喜欢日本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他觉得我们没有讲规矩的概念，不把条约啊合同啊当回事，说话不算话，总的来说就是无法预测。他曾经对其他外国人说：“你不能把中国人的话太当真。”
临走之前，寇拉想要一束万寿菊，老廖很高兴地去给他剪一些来。日军占领前的那些年，我们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几千盆菊花的花展，那是明妮和老园丁一道大张旗鼓操办的盛会，现在不像以前，花展不办了，所以我们富余出好多花来。
我们在院子里等老廖时，只见玉兰出现了，天气晴朗，她却穿着一双胶皮雨靴，披一件淡黄色雨衣。一看到寇拉，她停下脚步，接着扯起嗓子喊道：“小日本畜生，回你们家小岛子去！”她在空中挥着拳头，同时狠命跺着脚，“禽兽，滚出去！”
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刘和我一起向她跑过去。不等我们抓到她，娄小姐赶来了，一把抓住疯姑娘的胳膊，把她拉走了。玉兰眼里闪着仇恨的烈焰，不停地喊着：“杂种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娄小姐抬手去捂她的嘴，不让她叫出声来。她俩拉拉扯扯地朝大门走去。我对娄小姐的力气感到惊讶——她用一只手就把玉兰拽走了。
我和大刘又回到明妮和寇拉身边，寇拉懂中文，一定是感受到了玉兰的敌意。他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气头上，脱口而出：“那个女人被日本鬼子糟蹋过，现在疯了。”
“她把我当日本人了？”蔻拉问。
“显然是的。”明妮说。
“老天，我是西洋鬼子，不是东洋鬼子。”他放声大笑，可是我们谁也没回应。确实，他高个子，黄头发，就连眉毛，还有耳朵里的绒毛，都是黄的。
反正要等老廖，我们便带着寇拉去看一眼家庭手工班的教室，里边一群妇女正在织毯子。寇拉大感兴趣，摸摸织布机，又摸摸羊毛线，说他在西伯利亚的妈妈和姑姑们就做过这一类的手工，不过她们的织布机要小一些。他看得兴起，踩上一个正没人用的织布机的踏板，要试试让它转起来容易不容易。他还用中文跟几位妇女攀谈了几句，问她们对山雨欲来的欧洲战争有什么看法。她们谁也没想过那问题，事实上，有些人连欧洲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走出教学楼时，老廖抱着一束菊花已经在等着了。他把花递给寇拉，我们几人一起朝学校大门走去。
我们在幼儿园停了下来，一群小孩子正在玩丢手绢的游戏。一个小女孩正绕着围成一圈的孩子们跑着，手里拿着一条橘色手绢，边跑边咯咯地笑着，其他孩子们拍着小手一齐唱着歌。
我们边看着孩子们玩，明妮边告诉寇拉：“这些孩子多半都再也没有父亲了。”
“我必须说，你干的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他说。然后，让我们吃惊的是，他把鲜花捧在胸前，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向我求婚吗？”明妮开玩笑问。
“是又怎样？”他说，“魏特林院长，嫁给我好吗？”
“不好，你太年轻了，对我这位妇人来说。”明妮回答。
我们都放声大笑。
寇拉走出大门，上了他那辆车灯和保险杠都镀了铬的奔驰车，渐渐开走了。
看着他离去之后，明妮和我开始商议那五个瞎眼的女孩子怎么安置。我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快快乐乐的，有三个还可以织手套和帽子，可我觉得她们越来越是个负担了。到目前为止，我女儿一直在照顾她们，可是从长远看，丽雅一个人也许应付不过来。我对明妮说：“让她们到盲人学校去，对她们比较好。我们应该为她们找到一个永久的家。”
“我会给上海写封信，”她表示同意，“看看他们能不能为这几个孩子找到一个学校。”
“我敢肯定会有地方乐意接受她们。这几个孩子学东西很快，可以挣出自己的生计。”凭直觉，我俩都知道，我们最好尽快把这几个盲人女孩子送走，因为一旦丹尼森夫人回来看到她们，她会不高兴的。她总是强调，如果我们想成为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最理想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那么金陵学院就得招收中国最聪明的女孩子，“入学门槛要高才行”。第二天，明妮写信给化学系主任露丝·切斯特，金陵在上海的一摊子都由她负责，请她为五个女孩子找一所学校。
我们觉得很幸运，目前已经在校园里建立起两所学校。不然的话，日本人会把空着的教室和宿舍都征为军用——南京城里一些无人的学校已经被他们占用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忍不住担心，不知道现在的混乱还要延续多久，学校怎样才能重新振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取决于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可看来那是遥遥无期了。他们一定是打算把占领区逐渐变成日本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扩大日本的领土。我们的学校就这么办到头了？谁也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真是折磨人。
最近，金陵学院的校友捐来了更多的款子，用于再创办一个类似家庭手工艺学校的项目上，可是明妮根本没办法找到更多的老师，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们大多没有返回南京。明妮说，金陵学院可以不受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这让她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不必拘泥于一流大学的教条——我们的两个项目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具体的课程。傀儡政府里边负责教育的官员理应监督所有学校，可是他们觉得没有脸亲自来，只派了些下属，到我们学校敷衍了事地检查一番。偶尔的，有那么一两个官员来露露面，却都很宽容，也肯变通。还有几个官员的女儿参加了入学考试，已经在我们的中学注册了，他们都觉得学校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