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天气转冷。清晨，光秃秃的树枝上蒙了一层白霜，太阳升起来，水珠从树上滴落下来。寒冷的天气可让学生们吃苦了，他们得在没有取暖的教室里上课。武汉的煤两个星期前就运到了，可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煤都燃不起来，发不出热量。我不知道拿这煤怎么办，心里就咒那个代表煤矿的煤商：“等他进了地狱，一定热得够劲儿！”
“我们就不能从本地煤商那里弄出点儿煤来吗？”明妮有一次问我。
“本地已经买不到煤了，不管我们愿意出多高的价。”
我每天都在薄棉裤里边再穿一条毛裤，可还是感到寒气彻骨，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时候，能让我暖和暖和。我生平从未感到过这么冷。明妮也是一天到晚都觉得冷，一直捧着热水杯子暖手。即使这样，她在办公室里还是坐不了一个小时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学生们更遭罪，不少人手脚上都生了冻疮。课堂上，他们都把两手揣在袖子里取暖。写字时，他们不停地往手上哈气。我们没在教室里生火——得把砍树得来的木柴留到最冷的一月份。现在，学生们可羡慕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女人们了，她们可以在厨房干活，或是在暖和一些的伙房里上课。
明妮会叫我跟她一起出去，尽可能多地活动活动身子骨，促进血液循环。一天早上，她和我正在散步，忽听一阵争吵声从大门口传来，我们赶过去看个究竟。“别缠着我！”本顺在喊，只见他肩靠在一根石柱上。
大门外边，玉兰两手叉腰站着，脸上乱七八糟地涂抹着胭脂，头发向后梳成一个很大的发髻，让她看上去老了七八岁。她一直和娄小姐生活在一起，可今天又偷偷溜回学校来了。“不要脸，不要脸的小日本。出来接受审判！”她一边叫，一边舔着干裂的嘴唇，她肩膀上围着一条橘黄色的手织围巾。
“臭婆娘！”本顺骂道。
明妮走到这位十六岁的少年跟前，说：“你不必这样子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看见我，就什么难听骂什么。求求您，魏特林院长，派我干点儿别的去吧，让我不用离开校园。我真怕她——她老在外边等着我。”他又转头去骂玉兰，“滚远点儿，神经病！”
“出来，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她喊着，食指朝他戳着，一边龇牙咧嘴。
“操你自己去吧！”
“你强奸少女！”
“见你的鬼！”
“魔鬼，你会下地狱，挨火烤，下油锅！”
“离我远点儿！”
明妮摇着本顺的肩膀：“你不应该这样子跟她对骂，大吵大闹没有用。”
这时候娄小姐出现了，把玉兰拉起就走，玉兰兀自骂着本顺“饼子脸小日本”。现在当了看门人的老胡问明妮，要是玉兰再到学校来，让不让她进门。“她要是来吃饭的只管让她进来。”明妮告诉老胡。
老胡点点他已经光秃的脑袋，没再吭声。
后来，明妮派了一个年纪大些的人代替了本顺，让本顺去姗娜那里，给家庭手工学校当勤杂工，可是他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不听姗娜的指派，甚至叫她“日本迷”，因为她用日本雪花膏。他似乎特别喜欢跟女学生干架，不顾姗娜的多次警告，屡教不改。姗娜的耐心渐渐给磨没了，宣称她早晚要把他开除。
我说过，我不大喜欢姗娜。她总是叫我“安玲”，尽管我跟她说了好多次，她应该叫我高太太——我可能比她母亲的年龄都大。更有甚者，姗娜经常穿得花花绿绿，好像还是少女，而且哼一些愚蠢的流行歌曲，像什么“我要你”啦、“幸福之船”啦。她是个上海来的女子，根本不清楚去年冬天南京经历了什么。
二十八
十二月初的一天，事先没给我们透一点儿风，我儿子浩文回来看我们了。他悄悄地走进学校大门，穿着便装——一顶礼帽，一件呢子外套，翻毛皮鞋。他像是比五年前长高了一点儿，也许是因为他瘦多了，也壮实了。浩文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像个大人了，可他的脸色却不再焕发光彩。他今年二十七岁，可看上去像有三十四五了。看到他回来，他爸爸、姐姐和我，既震惊又高兴。一开始我有几分紧张，以为他是开小差跑回来的。但转念又想，现在是他脱离皇军的时候了，不管是开小差还是退役，只要他回家来就好。可他却说，他们野战医院正往洛阳开赴，路上他们派他在南京停留，给陆军司令部送一些文件来，顺便看看父母。明天他就得北上，去追赶他们的医院。
我叫丽雅带着帆帆坐到门口去，怕万一有人闯进来。耀平把浩文带进里屋，我则把所有窗帘都放了下来。
这时已是黄昏，集市都关了，没地方能买菜来做顿好饭。我赶快到家禽中心，跟茹莲去买五个鸡蛋，说家里来了贵客，请她帮个忙——我知道她那里的鸡蛋原本是不卖的。晚饭时，我在米饭上蒸了些咸鱼，炸了一碗花生，做了干鱼炒小白菜和韭菜炒鸡蛋。自从耀平重新教课以来，他又开始往他的酒柜里存酒了，尽管他的果酒和白酒多半是假货。饭菜上桌以后，我叫丽雅把门闩上，然后全家坐下来，吃这顿自从南京陷落以来我做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浩文给每个人倒上米酒，说：“爸、妈，原谅我让你们痛苦和着急了。我回家来只是看看你们好不好。现在，我没法子让你们能过得顺心，但是等战争一结束，我会尽全力当一个好儿子的。”
他爸爸挥了挥手，说：“不必这么说，咱们还是好好吃一顿安静的晚饭吧。”
“儿子，看见你回家我多高兴啊，”我含着眼泪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不过，等你下次回来，我们一定给你做顿更好的。”
“弟弟，咱们碰杯吧。”丽雅提议。
我们都喝了一口米酒，味道又薄又淡。浩文用筷子在他杯子里蘸了蘸，给帆帆喂了一滴酒。那孩子很喜欢，还要，逗得我们都轻声笑了。丽雅对弟弟说：“别再给他了，你会把他弄醉的。”
于是我往一个酒杯里倒了些水，又加了一小块冰糖。帆帆一要酒，浩文就给他一滴甜水，代替我们喝的深色酒。孩子叫道：“白葡萄酒，还要。”又把我们都逗笑了。
我们一边吃着，丈夫和儿子一边谈论战事，我不时插上一句。耀平觉得，中国贫穷落后，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可是浩文的想法却不同。
“其实，日本部队里士气非常低。”他说。
“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了？”他爸爸问。
“可是日本没有人力控制他们占据的所有领土。还有，他们的军队伤亡惨重，损失的兵力没法补充。日本人没想到中国抵抗得这么顽强。”
“你是说，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兵源？”我问。
“对。他们已经从朝鲜、中国台湾，还有其他地方招兵了，可是那都不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军队的战斗力现在已经弱得多了。”浩文说着的时候眼睛闪着光芒，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他把一颗皱了皮的花生放进嘴里，接着又说，“原来他们计划在三到四个月就结束这场战争，可现在他们连怎么结束它都不知道。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泥沼，让他们越陷越深，别看他们一直打胜仗。他们打得越久，就陷得越深。士兵们都很想家，不停地抱怨，当官的很难维持军纪。其实，如果战争拖得太久，日本最后可能会输掉。东京的那些政客和将军们，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连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在开打之前，他们就应该先把所有结束战争的可能办法都盘算清楚，”耀平说，“这是常理。”
“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蠢，动物从来不会犯自大狂的毛病。”浩文加上一句。
“弟弟，战争结束以后你打算干什么？”丽雅问道，她的两颊被酒烧起红云。
“我还没拿到学位呢。也许我会回医学院完成学业。”
我知道他这是打算和他妻子团聚，可我没说什么。耀平叹了口气，说：“皇军太野蛮了。我怕两个国家要敌对很长时间了。”
晚饭后，我们坐在茶几旁继续交谈。浩文抱着帆帆，不时把他逗得咯咯大笑。三岁的孩子高兴得好像认识舅舅好多年了。浩文挠他的痒痒，把他举到头顶，还让孩子骑在肩膀上把舅舅当马骑。我能看出来，浩文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准会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还不到十岁就说过，等他长大了，要娶一个媳妇，生三个孩子。他生来就要成为一个顾家男人的，而且他一定深爱着那个盈子。
帆帆睡着了，丽雅把他抱到另一间房里。这时，浩文从他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用薄纸包着的东西。“妈，”他说，“我没什么可带给你的。这是一点儿小纪念品。”
我打开纸包，是一只金手镯，光溜溜、沉甸甸的。“你不用这么破费。”我对他说。
“爸，”他又转向耀平，“对不起，我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
“别提那个啦。看到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高兴了。下次把盈子带回家来看看。”
“我会的。”
我细细端详手镯，忽然发现内侧上刻着一个小字：刁。我的心一沉，把那东西咣当一声丢到桌上，问他：“浩文，这手镯你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不是啊，你怎么……怎么这么说？”
“这东西一定是个姓刁的中国人的。你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抢劫了吧？”我越说越生气。
“妈，你错怪我了！我只管治疗病人，根本不可能进别人家抢劫，抢我自己的同胞。”他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般，脸都变形了。
“那这手镯上边，怎么会刻着一个‘刁’字？”
“我看看。”他拿起手镯，细细一看，也惊讶不已，显然他一直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字。他把手镯放下，“我不知道它最初是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翻译送给我的。”
“他是中国人吗？”他父亲问道。
“是，那人打摆子，是我精心照料他的。你知道日本人——如果过了几天他还不见好，他们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拉走扔掉的。”
“他姓什么？”我问。
“姓孟。”
“你看看，这手镯一定是别人的。”我说。
“孟先生把这个送给我，是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救了他的命。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可能不是好来路。”我仍不松口。
他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接着闭上了眼睛。“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他喃喃地说，上嘴唇微微撅起。“连我的母亲都不要我的礼物。”他叹了口气，低下头去，用手掌蒙住前额。
我胸中涌起一阵怜悯。我说：“好吧，浩文，这个我收下了。可是你一定要答应妈，永远不抢任何人的财物，也不偷老百姓的东西。
“你以为我可以像日本人那样行动自由吗？老天啊，日本鬼子把我当支那佬，才不信任我呢。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个贱民。”他站起身来，走进厨房，到水池那儿去洗脸，很响地擤着鼻涕。
耀平嘬起嘴唇，对我说：“咱们还是把他当成孩子吧，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啊。你没看见他多难受吗？”
我一句话也没说，把金手镯收起来了。毫无疑问，浩文天性善良，是被日本人强迫行事的，可我不想让他占自己同胞的便宜。上床睡觉之前，我对他说：“你要牢记自己是基督教徒。上帝会让我们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有个交代的。”
“我会记住的，妈。”
那天夜里，他和他爸睡在里屋，我和丽雅、帆帆睡在另一间屋。第二天天还没亮，浩文就赶火车走了。
二十九
这些日子，信件到得慢慢腾腾。有时候，国内来信都要几个星期后才能收到，但是信件的投递还算可靠。日本人没有接管中国南方各省的邮政系统，因为邮政的运行不断产生巨大的赤字，据明妮说，每月都要亏损十二万元。在给纽约董事会所写的工作日志里，明妮写道，她对中国邮政人员满怀敬意，因为战乱中我们每天依然会收到国内的信件。
我和霍莉保持了联络。她信中的口气总是很轻松，说她经常搬家，做着一些救济工作。此刻她在河南省，那里有成百万难民无家可归——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的进攻，黄河上的一处大堤被国军扒开了，淹没了许多田地和村庄。我还和吴校长保持着通信，一个月一次，把这里的工作简要地向她汇报。她现在人在成都，指挥着迁到后方的金陵学院的众多师生员工。偶尔，她也给明妮来信，明妮把信都拿给我看。在近来的一封信里，吴校长对明妮开设两所学校表示感谢，但她询问了学院秋季复课的可能性。
关于家庭手工艺学校和女子中学，吴校长这样写道：
我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项目是唯一可行的安排了。事实上，我很欣慰，至少我们学院的一部分——家庭手工艺学校还在。不过，你们办的中学，应该是一个临时的事业，逐渐地将由符合我们从前学院的项目所取代。丹尼森夫人来信说，她痛切地担心我们学校的瓦解，希望大家尽最大努力恢复学院原有的样子。原则上，我同意她的看法，恢复学院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也明白，只要日本人占领南京一天，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是不可能的。可恶的皇军，破坏了一切，使我们回到了原点。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梦见南京城和咱们校园。多么盼望又和你们在一起呀。
吴校长还在信中对明妮说，丹尼森夫人将结束在美国的一年休假返回南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老妇人是会回到金陵学院来的。如果她去年冬天在这里，她可能像明妮一样坚守南京，可能反对在校园里眼下设立的两个学校，因为她一贯坚持金陵学院必须成为国际知名一流女子大学的方针，并期待着以此吸引更多的基金。我和明妮赞成吴校长的想法，女子中学到了一定时候自会停办，然而此刻，它适应了本地的需要，没有理由马上关门。有四百多个女孩子去年秋季参加了入学考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录取，被分成四个年级。正因为我们课程的质量很高，所以金陵学院在南京依然口碑不错。
在给吴校长的回信中，关于学院不可能很快复课，明妮列出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生源。这一点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像目前这种时期，没有多少家长会送女儿到南京来上学；第二，我们需要更强的、具有大学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这一点同样是不具备的，明妮甚至请求吴校长，鼓励金陵学院的员工返回南京。最近，有些外国人来到南京，多半是美国的大学教师和传教士，可是在参观了学校，和我们的学生交谈之后，他们谁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愿。明妮在信中又说：“他们只说不做很容易，可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我从大街小巷招募来的中国教员。他们应付我们目前的课程还可以，可是教授大学课程，就不够格了。”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
两年制的家庭手工艺学校得到了吴校长的首肯，尽管我们从一九三四年就已经开始，现在是接着办。丹尼森夫人一定对吴校长抱怨过我们这两个现行的项目，并坚持说，金陵学院一定要优先恢复高等教育。在去休假之前，老妇人甚至谈及在这里开设硕士生的课程。明妮对此毫无热情，虽然她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她派人把给吴校长的信送到鲍勃·威尔森那里，请他星期六到上海去时，从那里寄出去。送信人动身之后，明妮接着做她的财务报表。不知为何，不管她怎么努力，十月里的账目就是对不上，怎么算都差二十六元。我们要是能雇来一个会计就好了，可那是不可能的。南京城里一度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可是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会计都找不到。难怪连日本人也抱怨，他们找不到足够的中国人才来维持一个政府。大刘经常说，他希望他的女儿美燕是学财会的。
送信人中午回来了，说有几个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被逮捕了。明妮给瑟尔和路易斯打电话，得知这次逮捕是由日本大使馆的谋杀案引起的。昨天，有人在大使馆的茶炉里投了毒，两名卫兵中毒身亡，另外几个人，包括一名外交官，仍在医院抢救。警察拘押了几名中国雇员，审问了他们。接着，警察又去了国际救济委员会，逮捕了六名领头的，并且都是中国人。警察说他们参与了抗日活动，并宣称这几个人都和谋杀案有牵连。而路易斯和瑟尔敢肯定，这几个人跟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日本人只是利用这一案件做借口，好解散救济组织。在这六个人里面，有一位是我们这里的兼职数学老师，有三个人的女儿都在我们中学上课，几个女孩子一起来请求明妮为她们的父亲说情。
明妮跟路易斯说了，路易斯帮她起草了一份抗议，要求立刻释放那六个人。第二天，她到日本大使馆，把抗议信交给田中副领事，在那里她听说六个人被关在市中心的监狱里。尽管他们受到拷打，被人戴上了脚镣，还是拒不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三十
南京陷落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全城再次进入戒严状态。人们得到警告，在未来几天内，除了“庆典”活动，不得在公共场合集会。金陵校园里的学生们，尤其是中学的女生们，一直在谈论如何纪念这个耻辱的日子。
纪念日头一天的晚上，明妮把女生们召集在中心楼的礼堂，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要给自己和学校带来危险。她说，她们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帮助他人，尤其是穷人，那才是对中国最好的服务，中国需要有能力的、理性的人民，不需要暴民。此外，她们没有必要让仇恨驾驭她们的人生。
女孩子们静默地听着，都凝视着明妮，可没有人敢开口反驳。即使她讲完话，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人发出一点儿声音，但我可以感觉出大厅里的紧张气氛。我们想过用一次特别布道会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可是担心这会激起学生们的情绪，我们就决定不搞了。明妮对路海交代，大门口要严格把守。
第二天早上，很多女生戴上了黑纱。唐娜和爱丽丝两人都来报告说，她们班上的学生也都戴了。让明妮惊诧的是，姗娜竟然也戴了黑纱。“你不该带这个头啊。”明妮责备她。
“就是她们都没戴，我也可能会戴的。”姗娜说，摸了摸用别针别在袖子上的黑纱。
明妮很意外，接着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这么做太冒险了，会有人告密的。”
“我也是个中国人。”
那一刻，就冲她这句话，我好喜欢这姑娘，尽管我没戴黑纱。我主要是因为不想给明妮的心里添更多的堵，而且我也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幸好，路海和守门人把守得很严，没有放女孩子们出去。不管她们怎样高唱爱国歌曲，不管她们高喊什么口号，她们都被拦在校园内，这让我们多少放了些心。要是有官员要求解释，我们可以说，学校方面采取了措施制止大家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可是很多学生家里失去了亲人，她们是自发地哀悼失去的家人。
有些女孩子当天绝食一天，美燕还和一个父亲在傀儡市政府里工作的学生打了一架。
那天下午，娄小姐来了，说玉兰不见了。那疯女子想进城已经闹了好几天，说她要在南京陷落一周年那天，去抗议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娄小姐不住地用手指按摩着前额，说：“我几次挡住了她，可她今天早上还是溜出去了。”
“你觉得她会去哪里？”明妮问道。
“肯定是到城里去了。她听到戒严令后，就不住声地大骂，说要跑去参加游击队，可我没有当真，心想她哪能找得到共产党的行踪。都是我不好——我应该多加警惕，不应该让她在我家周围乱走。”
明妮叫来好几个人，要他们都出去找玉兰。我说：“那疯姑娘是咱们的丧门星。我们早就不该管她的事。”
“安玲，你胡说些什么，”娄小姐说，“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瞪了她一眼，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她。
大刘说：“希望那姑娘可别再落到日本人手里。”
玉兰虽然疯了，还是挺漂亮的，我们都担心她会遇到不测。于是大家都出去找她。
我和明妮沿着珠江路向东走。一走过一年前烧坏了的那座司法部大楼，就看到那边大多数房子都不见了，房子原来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堆堆的砖和石头。日本人正在忙着拆掉房屋，把那些材料用来建路，每座房子他们付两元钱作为补偿，房主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都得腾地方，交出房产。我们听说过建路的事，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面积地拆毁。
这是一个阴沉沉、冷飕飕的日子，满天阴霾，像是要下雪了。沿街的梧桐和橡树被一阵阵的大风吹得摇摇摆摆，呜呜作响。一块生锈的波纹铁皮被吹过街面，翻落进路边的浅沟里。到处坑坑洼洼的水洼，像一个个化了脓的巨大烂疮，边上都结了冰。前边传来爆竹的声音，合着锣鼓声、唢呐声，一排日本旗掠过大街——那是占领军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大约有近千名中国人，包括一些小学生，挥着小旗，喊着口号，表示拥护日本统治。一队男女身穿绿袄红袍，在表演踩高跷，旁边有人甚至喊着：“万岁，万岁！”不协调的音乐声刺人耳膜。前方的人行道上停着一辆卡车，上边有个摄影师，脑袋和肩膀都盖在一块黑布下边，正把一架笨重的照相机对着庆祝的人群。我喘着气说：“等我们的军队夺回这座城，我希望把那些卖国贼都抓起来判死刑！”
话一出口，我想起自己的儿子浩文。一阵尖利的剧痛揪紧了我的心，让我一下子噤了声。
明妮沉默着摇了摇头。我们在原来的中心医院附近拐了弯，只见前边聚集了一群人。我们看见了玉兰，赶紧加快了脚步。
疯姑娘站在围了半圆的人群当中，举着一面三角小纸旗，上边写着：消灭日本鬼子！她正对着人群在演说，有些人在为她叫好。
明妮和我挤过人群，走到她跟前。“把旗子给我。”明妮说道。
玉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没好气地说：“不给，你没看见我正用着呢吗？”
“行啦行啦，咱们回家。”我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疯女子闪到一边，说：“你不过是外国佬的走狗。你跟她走就是了，别拉着我。”她拇指猛地朝明妮一指。
“求求你，玉兰。这里很危险，”明妮恳求说，“跟我们回家吧。”
“我早就没家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
“你不是很敬重娄小姐吗？她发现你不见了急得要死。”
“我不想跟那个‘《圣经》怪物’再住下去了。她被耶稣基督迷了心窍，还说我们都是他的奴隶。她每天都要我背《旧约》里的诗篇。我都烦死了。我要当个自由人。”
“好吧，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明妮许愿说，“你想上哪门课就上哪门。我们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我保证。”
“滚开，你这美国鬼子！
我抓住玉兰的手腕，去夺她手里的小旗，可那疯姑娘把我一推，大声骂起我来。
人们又喊又笑，有几个人还怂恿她继续发疯。明妮对他们说：“你们捉弄有病的人，不觉得害臊吗？她被日本人强奸过，精神失常了。你们明明知道，她站在这里这么胡言乱语，对她有多危险。要是你们对同胞还有一点儿善心，就应该散开，要不就帮我们把她弄回去。”
一些人听后垂下眼帘，有几个人走开了。明妮使劲儿拉住玉兰的袖子，恳求道：“求求你，咱们回家去吧。”
“不走！哪里是我的家？你把我父母都出卖给日本人了，我恨那些东洋鬼子，早晚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账的。”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日本宪兵过来了，每人戴着一顶大檐帽，右侧印着一面小小的太阳旗，他们的出现吓得人群四散而逃，连玉兰也吓得不敢开口了。
“你跟我们走。”一个戴眼镜的宪兵，用生硬的汉语向她命令道。
疯女人发出一声呻吟，转向明妮和我。“长官，”明妮解释说，“她精神失常了，我们正要把她带回学校，不会再让她跑出来了。”
“不行，她企图煽动暴乱，必须跟我们走。她是个反日分子，我们要审问她以后，才能决定将她怎样处置。”
“你们要把她带到哪里去？”
“那不关你的事。”
“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不行，你们不能去。”
“你们没有权力拘押她。”
“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公务！”
这时，另外两个宪兵已经抓住了玉兰，她无助地尖叫着，两腿打弯，赖着不动。明妮侧目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左颊抽搐起来。她冲向前去，伸手要抓玉兰，可是那宪兵伸出胳膊挡住了她。然后他朝那两个宪兵挥挥手，让他们拖着疯女人离开，他转身跟他们去了。
“放开我的手！”玉兰大喊着，挣扎着要脱出身来，“你臭得像个烂鱼店。妈的，放开你奶奶。救命，救命，救救我！”
“闭嘴，臭逼！”宪兵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她立刻没声了。
明妮抬脚要跟他们走，可我紧紧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住了。“没用的，明妮。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那宪兵转回身来，感觉到明妮要跟上来，又伸出了胳膊。明妮挣脱了我的手，拼尽全力向他冲去，想冲开他的阻拦。那宪兵一闪，一拳打中她的下巴。她疼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可她马上爬了起来。“我绝不让你们带她走！”她喊着，再次冲向前去，鲜血从她嘴角流了下来。
一位中年男人从后边把她拦腰抱住，说：“魏特林院长，千万别再跟着他们了！”另外几个人也走上来拽住了她，一个女人用丝手绢为明妮擦去脸上的血。
明妮捶胸顿足，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鼻子直颤抖。“该死的！该死的畜生！”她朝着走远的宪兵背影尖叫着。
三十一
一连几天，明妮给各个部门打电话，又去拜访她的朋友、熟人，想要找到玉兰的下落，但是没人能给她答案。
路易斯正带着他的学生们，对南京和周边几个县的受损情况和人员伤亡进行普查。一天早上，他打来电话告诉明妮，听说玉兰现在天华孤儿院附近的一家临时医院里。明妮放下手头正赶写着的下学期日程安排，抬腿就往医院跑，并要我跟她一起去。
医院是一幢破旧的三层楼房，周围是一道墙头带有四根铁蒺藜的煤渣砖墙。这里已经被日军征用，主要用于治疗士兵和随军妓女中的结核病和性病。有些性工作者，就是所谓“慰安妇”，是从很远的地方征来的，多半是朝鲜人，少数来自东南亚。玉兰被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把我们吓坏了。门口一个娃娃脸的中国哨兵把我们拦住了，命令道：“请拿出通行证。”
“我们是来看金陵女子学院一个学生的。”明妮说。
“没有通行证你们不能进去。这是军事医院。要是放你们进去，我可吃罪不起。”
“我可以跟你的上司说话吗？”
“他现在不在。”
“求你放我们进去吧，”我恳求说，“那姑娘被日本兵强奸，精神失常了。我们想把她接回去。”
他摇头拒绝。
这时我们看见楚医生正从楼里出来，朝他的车走去。明妮喊了他，他看到我们很高兴，走了过来。今天他穿了件羊绒大衣，戴一顶卷边礼帽，拿着根铜头手杖，看上去更像个富商，而不像个医生了。明妮对他说了我们的来意。
楚医生对那哨兵耳语几句，在他巴掌里塞进一张一块钱的票子。哨兵带着讨好的笑容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明妮没有道谢，转向楚医生喊道：“到我们学校来啊！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我也朝他挥挥手。他摘掉礼帽，“再会啦。”他喊着。然后迈着四方步走了，脖子上围巾的一角呼扇呼扇的。
楼道里满是来苏儿水和腐臭的气味。我本能地呼吸短促起来，但我尽力让自己放松，调整呼吸，适应这里的臭气。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护士正要上楼去，她带我们上了二楼，然后指着一个门说：“谭玉兰在那里。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但你们可以从门上的小窗看望她。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明妮从门上打开的四方小窗往里看，呼唤着：“玉兰，你在里边吗？”
里边没有动静。我也仔细往里看，可是也没看见里边有什么人。我闭上眼睛适应一下黑暗，再睁开去看。这回我看见那疯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下巴搁在膝盖上。屋里只有她自己。我朝她叫了一声。
玉兰慢慢站起身，走了过来。“什么事呀？”她咕哝着。
我站开一些，让明妮跟她说话。“玉兰，你怎么样？”她问。
“我饿，我冷。给我一个馅饼吧，要不给我一个肉包子吧。我知道你有巧克力，对不对？”
“对不起，我今天没带。我下次记住给你带。”
“带我出去吧，求求你。要是你不帮我逃出监狱，我一两天就会死在这里了。”
“我们一定想办法。”明妮脱下她身上那件带灰毛领子的呢子大衣，“拿着，先穿上这个，好吗？”她把那外套卷起来，从窗口塞进去。
我把脑袋凑近些，从窗口仔细端详那疯姑娘，看她把大衣披到身上。她死死盯住明妮，瞳孔收缩，鼻涕流下来。她用手背把鼻涕一抹，然后凄楚地咧嘴一笑，说，“把我救出去吧，求求你！”
“我会的。不过你暂且要尽量忍耐一下，好不好？”明妮说。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折磨我。”
“你指的什么？”
“我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打我。”
“那就先听他们的。只是不要让他们伤害你。”
“我不想为每个日本鬼子解裤带。他们用香烟头烧我屁股。你想不想看一看？”
“好吧。”
疯女子让外套落到水泥地上，解开裤带，转过身去。她屁股上有二十来个烧焦的血点子，看上去像一颗颗红豆和花生。明妮合上眼睛，两粒大泪珠流下她的脸颊。
“畜生！”我低声骂道。
我们离开了医院。在回金陵学院的路上，碰见两个男孩子，七八岁的样子，在广州路的路边抽陀螺。那陀螺歪向一侧飞快地旋转，不时地还跳上一跳。我们经过时，一个男孩子仰起他带疤的脸，朝明妮叫道：“洋鬼子！洋鬼子！”
我们吃了一惊，但没有回嘴。另外一个男孩停住抽陀螺的手，对他的伙伴说：“你干吗那么叫她？她是华群小姐。”
“对啦，”我开口了，“你妈妈应该教你懂礼貌。”
明妮在寒风里微微发抖，用手抓紧衣服领子。脸上有疤的男孩仔细看了看她，然后转向他的伙伴。“你是说，她是美国院长？”
“没错。”
他俩开始一齐高喊：“华校长，女菩萨！女菩萨！”
“嘘，不要那么叫我！”她对两个孩子说。
可是他们一边继续喊着“女菩萨！”一边带着陀螺跑开了，把带皮梢的麻鞭甩得劈啪直响。
明妮摇了摇头。干树叶子在我们前方随风翻滚着，活像一群老鼠，中间混杂着糖纸和已成为废纸的钞票。
明妮找了普莱默·米尔士，向他请求帮助，他是就要解散了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可是玉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对她的拘押，并不损害日本与任何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普莱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她。楚医生成了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人。虽然他不在那家医院工作，但可能在那里有关系。
明妮邀请楚医生到金陵学院来吃饭，她给了我三十元去准备晚宴，虽然钱不多，也足够办一顿不错的宴席了。我在家里备好饭菜，除了两个美国老师唐娜和爱丽丝外，还邀请了几位中国员工。
明妮对晚宴惊叹不已，说她绝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丰盛，问我是不是往里边搭进了自己的钱。我是搭了一些，只是几元而已。我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热衷的就是食物和脸面，所以，即使在眼前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会把生活可能提供的乐趣发挥到极致，把一顿饭弄成一个小宴席。我准备了两只烤鸡、一条大鲈鱼、熏鸭，还有红烧肉。耀平拿出了他唯一的一瓶五粮液，还有些杏露酒。
明妮向楚医生致谢，提议代表学校、也代表六月被放出监狱的人及家人，向楚医生敬一杯酒。我们都碰了杯、喝了酒。爱丽丝和唐娜滴酒不沾，她们以茶代酒，可明妮必须要喝一点儿，好让客人高兴，让主人——我丈夫也高兴。耀平说话不多，但是一直面带笑容。他终于能让自己高兴起来一些了。我则不停地和帮手们忙着及时上菜，好让大家吃好。
楚医生穿了身中式棉袍，看上去像个乡绅，还梳了个中分头。“高先生，你告诉我，”在痛饮一口之后，他放下酒杯，对耀平说：“这瓶五粮液你花了多少钱？”
“四元一瓶。”
“你不可能用那个价钱买来真货的。”
耀平哈哈大笑。“我也可以尝出来它是假的，可在黑市上能看到的酒里，这是最好的了。”
“这还不错，喝起来像是只用高粱一种粮食酿出来的。不过它可以带来美好的记忆。”
“是啊，我们就把它当‘一粮液’喝好了。”耀平干脆地说。
茹莲把二人的对话翻译给爱丽丝和唐娜听，她俩都咯咯地笑了。
明妮提到玉兰，楚医生告诉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把玉兰弄出医院，不过我可以给你搞张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去看她了。”
“多谢啦。”明妮说。
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可以办到更多的话，他一定会办。楚医生又谈起镇江的形势。去年冬天，在占领南京前一个星期，日本人先占领了镇江，把那城市毁得也很厉害。“比这里还惨，”楚医生说。“他们杀了好多人，到现在那城里还是空荡荡的。我父母的房子成了一个军人俱乐部，夜总会那类的。”
饭桌上的每个人，虽然说的都是些悲伤的话题，语气却都很平静。唐娜摇摇一头褐色卷发，转着长睫毛的眼睛，说：“你们中国人不恨日本人吗？”
“我更恨卖国贼。”姗娜回答。
茹莲说：“要是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不断卖下去，我们就该当亡国奴了。”我瞪她一眼，可她还是说下去，“我是说，要征服中国只有从内部才有可能。”
爱丽丝眨着她灰蓝色的眼睛，似乎对他们的谈话半懂不懂。“我在日本的时候，那里大多数人都很礼貌、很温和。当然他们相信战争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可凶狠和残暴的人几乎没见过。老实说，我在那里觉得很安全。”
明妮把她的话翻译给客人和我丈夫听。这话让全桌人沉默了好久。楚医生说，“在战争中，胜利把所有的暴力都合理化了。彻底的胜利意味着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我相信，日军以各种各样的罪恶行为来庆祝胜利、来奖励和满足官兵们。所以他们做坏事大张旗鼓，甚至把砍人头当成一种游戏。”
“这话不错，”明妮表示同意，“后来到我们学校来的一些士兵倒挺有礼貌，行为端正，跟去年冬天那些残忍的家伙完全不同。”
“我仍旧恨他们所有的人。”我插嘴说。
“好啦，”耀平说，“你应该爱你的敌人。”
这话让全桌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另一间房里，帆帆在睡梦里咿咿呀呀，丽雅则在哼着催眠曲，她的声音甜美，像是童声。
楚医生站起身来，举起酒杯，提议再干一杯，因为动了感情，他的嘴都有点儿歪了。“让我们为这位伟大的女性干一杯。”他指着明妮。“她不仅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免遭伤害，而且还致力于教育弱者和穷人。让我这么说吧：她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超过这座城里任何一个男人。中国不缺聪明的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也太功利了。这个国家需要怀着真诚之心，愿意奉献并且埋头苦干的人。”
明妮也站起来，可没等她开口，我们已经一齐喊出“干杯”！又碰了杯。
她呷了口杏露酒，然后说，“请把我们做的一切都看做是基督徒的职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做同样的事。前几天，我在丹尼森夫人送给我的教友会日历上看到这样一句格言，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行不可能之事，是人生之光荣。’”
大刘建议：“对，让我们为今后不可能的任务干杯。”
几个人笑起来，我们都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饭后的甜点，我们端上了核桃、蜜橘、炒栗子，还有茉莉花茶。我拿出一小篮五香南瓜子，大家边嗑边聊天。
假五粮液上了楚医生的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带着醉意，不停地说，他作为一个男人深感羞愧。对于他来说，南京悲剧的起因简单又明了，中国男人们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没能打退侵略者，所以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才遭受了强暴和杀戮，明妮这个外国女子，才不得不站出来拯救生命，干那些超出常人能力的事情。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坚持认为自己同样算不上个男人，若是没有怀着拯救中国的一腔青春热血从德国赶回来就好了。这个国家是个没有希望的泥沼，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它是一个永恒的心痛！”他断言道。他应该去意大利，或去瑞士，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有了德国顶尖大学的医学学位，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行医。一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窝囊废兼白痴，把自己放到敌人的手里。难怪有人把他当做卖国贼。
他这些语无伦次的疯话触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浩文一定也有过和楚医生一样的绝望，他可能感觉更糟，因为他直接就在日军里服务。过了一会儿，楚医生平静了下来，重新用和蔼的声音跟大家交谈。晚宴结束时，他不肯让大刘陪他回家。他说：“这个城里没有哪个日本鬼子敢挡老子的道。”
三十二
十二月底，我们又得到浩文的消息。他寄来了一封信，里边还有一张照片，原来盈子生了个孩子，这就是说，我们有了孙子，高家有后了！我看后忧喜参半，耀平倒是很兴奋，甚至回想起他自己在日本当学生的日子，他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段时光是美好的。他曾经说过，日本女子可以当很好的妻子。我并不是跟我们的儿媳过不去，她看上去是个好姑娘，可我不知道她和浩文，现在又加上个孩子，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两国之间的枪炮对阵会给他们的婚姻投下浓重的阴影。
照片背面，我儿子写了“盈子和阿真”几个字。那孩子有浩文的圆眼睛和蒜头鼻子，没有他母亲光滑的面颊和细眼睛。盈子那鹅蛋脸上的表情，有一种上了岁数的女人的宁静和温柔，那是已经有了一群孩子的女人才会有的表情。当我端详着她，她嘴唇似乎翕动起来，说着什么我听不明白的话。我放下照片，眼睛湿润了。
耀平和我商议要不要跟浩文要来盈子的地址，好写信给她，但我们决定，战争期间还是不跟她直接联系为好，那样或许会让我们全家，也许还有她的全家都陷入困境。总有一天，如果阿真和他母亲不能来中国看我们，我们会去日本看看孙子。理想的是，浩文能够把妻子和儿子带回中国。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对这事情要保密。一旦让别人知道了，我们全家可就丢人了。
孙子的照片我只给明妮一个人看了。“照得多好啊，”她说，“母亲和儿子都那么称心如意的样子。盈子是干什么的？”
“是教小学的。”
“我要是你，会马上去看望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