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梦魇般的证词

731部队的沿革

9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再次来到平房。这次再访的目的是听取韩晓先生研究731部队成果的报告，同时对平房区人民政府为我请来的，尚幸存的被原731部队强制征用过的劳务班的劳工进行采访。

昨天是对现场进行查证，今天决定听取证人的证词。

虽说昨天和今天一共只访问过两次，但是，却感到一种似乎在这里已居住过很久的亲切感。从1981年7月19日在《赤旗》报上开始连载以来，平房的地理情况巳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于多次研究731部队设施“全图”，恐怕我们比当地的人更加熟悉731部队设施旧址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常常被韩晓先生和当地有关人士问及：“这里是什么设施的旧址？”

继昨天之后，今天的天气仍然十分晴朗。我们聚集在区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出席人员大致和昨天相同，但多了四名证人。

“关东军731部队进驻平房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计算的。今天，尽我们所知，谈一谈《恶魔的饱食》中没有写到的事实，作为谈话的中心。”韩晓先生首先开口，立即谈起731部队侵入平房的历史：

“1936年春天，关东军来到平房区开始测量土地，奠定了建设731部队的基础。当时，平房区有许多村庄，正黄旗、头屯、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刘家窝和五屯等村庄。关东军在这些村子的中间修建了731部队的基地。

“关东军在测量土地以后命令刘家窝、黄家窝、头屯和五屯等共1638户居民限期迁走。每户平均20平方米，共强制征用32760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建筑面积和耕地面积在内，按中国的单位计算，约610垧（6.1平方公里，一垧为1万平方米。测量田地的单位各地都不同，东北地区一垧折合15亩，1亩为60平方丈）。在这片土地上，731部队修建了细菌工厂、机场、礼堂、宿舍和发电站等。”

“限1936年秋天之前迁出的有黄家窝，限1937年迁出的有刘家窝，限1938年阴历8月15日（公历9月15日）迁出的有头屯、五屯，并且扬言如到期不迁的话，就将统统烧掉。因为下达命令那一天正值中秋节，所以当地的人们记得很清楚。”

“征用土地之后，发了很少一点补助金，这点钱连地租都不够，更不用说补给土地了。从下达命令到迁走为止，黄家窝和刘家窝仅有半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村庄也有一个月的。”

“共令1638户人家迁走，结果，居民不得不去投亲靠友，其中545户人家无家可归。住在正黄旗五屯的340户人家迁往西北约1.5公里外的裴家窝。当时裴家窝只住着两户人家。”

“虽然迁往了这一地区，但是没有钱盖房子，只好在丘陵土坡上挖洞，搭上树枝，用野草做屋顶，被迫过着穴居的生活。一到夏天的雨季，洞穴就有坍塌的危险；到了冬天，则置身于严寒之中。”

“头屯的农民张兴宽，无处可去，只好在二屯西门外搭了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面铺上木板、稻草，比马架（简易房）还不如。在这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棚里，有老父母、张家夫妇和三个孩子，三代共七口人挤在里面度日。”

“在平房区还有不少曾被强征到731部队劳务班当劳工的幸存者。”

韩晓先生说，为了不使当地对战争的记忆消失，他奔波在他们之间收集了不少证词。韩先生所调查到的731部队强制征用劳工的事实是活生生的：

“731部队对周围的村庄还规定：凡有18至55岁男子的家庭，每人每年至少服役四个月；有三个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强制义务服劳役一年。”

“张兴宽家也接到了服劳役的命令。他一家七口人，就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如果被强征去服劳役，全家就会饿死。他无可奈何，只好卖掉了仅有的家当，雇人替他到731部队去服劳役。”

“劳工有两类：一类是以工作为名从中国各地骗来的；另一类是从平房军事特区周围征用来的。”

“731部队对第一类人分文不给，而对后一类人支付很少一点工资。对全部劳工，不给予任何人权。加之731部队对中国劳工不合理的管理和残酷的压迫，完全不考虑劳工的死活问题。”

“1944年，从海城、大石桥和锦州运来约800名劳工。他们在货车里整整关了两天，到达平房时，已死了一人。”

“731部队称，发生了传染病要消毒，让劳工们脱光衣服，两天时间一直光着身子关在货车里进行隔离。把脱下的衣服放在锅中煮，等拿回来时，巳不能穿了。”

“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劳工们一丝不挂地被带到五屯。五屯有一间用苇席围起来的透风的大房间，把他们关在这里。当时快要进入严寒季节，在这个没有取暖设备的破草屋里，由于寒冷和营养失调，在10月和11月的两个月中间，劳工们由800人减少到200人。”

“活下来的劳工用土色的野生橡子面做团子来充饥；好的时候，掺上点玉米面，或用玉米面做成金字塔形的窝窝头来吃。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营养。”

“这些劳工置身于731部队劳务班残酷的管理之下。他们每天早上出工之前，要站队、点名，还让他们背诵日本国的‘国民训’。开始几年都是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监视下前往施工现场。基础工程结束以后，开始建设细菌工厂，这时劳工们没有身份证明就不能出入这里。”

“结束一天劳役回来时，门卫对劳工进行全身检查。在工地劳动时，不允许离开指定位置一步。”

“口字楼周围有围墙，不准中国人进入。因此中国劳工只能在‘严禁入内地区’以外的地方服劳役。在劳动中不允许在此附近步行或四处张望。”

“……强制劳役经常置于日本兵的严格监视之下。1938年，他们为了进行肆无忌惮的罪恶勾当，在这里设立了军事特区，其面积达32.24平方公里。他们在这一地区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凡是居住在军事特区的中国人，都必须有居住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就被视为可疑分子，随其进行任何处置而不能进行争辩。”

“在军事特区周围都立有表示边界的‘界牌’。731部队就这样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了另外的国家。他们命令，经过军事特区的火车，必须在平房的前一站放下窗帘。凡是从窗户向外张望者都作为间谍而被逮捕。”

“如果详细地讲述731部队对居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位曾在原田中班（动物班）工作过的劳工，现为平房区居民的黄国荣介绍了体验。

老黄是在田中班养马的饲养员。他劳动的马棚，位于口字楼的西南角。他在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押送囚犯的汽车驶抵这里。据老黄的记忆，押送车每周星期六下午驶抵，汽车是深绿色的。

某星期六，他看到从押送车上下来了约20名囚犯。他们都被蒙着眼睛，带着手铐和脚镣。押送车有时从东门或南门进入口字楼。老黄常常亲眼目睹押送囚犯进楼时的情景，但是，却从来未见过从楼内走出一个人。接着，韩晓先生又讲了原工务班的劳工白武斌的体验。

白武斌看到过一辆满载高粱和蔬菜的马车停靠在口字楼前，然后由日本军队文职人员把货搬进楼内。

“从老黄和老白的证词来看，估计口字楼内关押着中国人，但是，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是打听不到的。”

731式的“粪便刑”

同韩先生所讲情况相似，从原部队人员那里也听到了中国劳工的一些悲惨的故事。

负责731部队各项设施建筑工程的是日本特殊工业、铃木组、大林组等建筑公司。在口字楼东北的一角设有各企业的工地宿舍，工程结束以后，就当中国劳工的宿舍用。中国劳工的工种，分为翻译、木匠、场内物资搬运、农业、清扫和洗濯等，总人数约500人。

在那根奇怪的烟囱向南约100米处有一幢很普通的二层楼，这是秘密监视中国劳工的监视所。警备人员用望远镜监视劳工们。警备人员隶属于731部队总务部，称之为“中留班”。据说，监视所尤其注意的是在铁路线上劳动的工人们的举动。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劳工以为周围没有人看见，想掀开货车的席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不料被警备人员发现，该劳工被带到卫兵室。这名年轻的劳工还带着一个道教的护身符。

被捕的劳工哭着哀求说：“我出自好奇心，并不是间谍行为！”但是，他们连听也不听，用铁丝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在交给宪兵之前，把他扔进卫兵室的粪坑里。731部队的厕所几乎都是冲水式的，唯有卫兵室和教育部的厕所是掏取式的。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反战官兵的下场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鬼子”的去向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这里虽比日本辽阔，但到处都是人工的。沉落在人工范围内的夕阳，和在日本所见到的，是相同的色彩，大小也差不多。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我边追忆着时代的演变边思考。731部队为什么把根据地选在平房呢？在参观了平房现场之后，我想出了若干理由：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高级队员的小传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下的回忆。这个当时军部最高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证实了“平房以前”731部队选点，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冻伤实验以及美苏围绕着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争夺战等的真相。

“时间在1933年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拉滨线车站附近的背阴河设置了石井研究机关，邻近就是关押土匪的收容所。”

“因为用活人代替了土拨鼠做实验，所以自然取得了效果，并稳步地取得了医学成果，但其详情我不知道。据石井战后透露，约有200多项取得了专利权。”

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叙述了有两名军医大尉“因实验马疽和其他项而以身殉职”，731部队制造虚假的战绩，为“这两个人申报功勋”的事实以及人体冻伤实验的成果之后，这样写道：

“……战争结束以后，石井留下了许多问题。与其说是战争结束前，倒不如说是我作为第二师师长，于1937年春到哈尔滨赴任时，那时，石井机关在哈尔滨南郊已建有相当漂亮的建筑物，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苏军迫近哈尔滨时，他把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装了三大皮箱，乘飞机回到了东京，把它藏在牛込户山町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