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es在当代的传人——的核心使命。这些年以来，这一希望愈见淡漠，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的逐渐消失。这些希望以及争论，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只要依然无视在晚期现代国家中的文化艺术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不可避免的疏远。无论是大众文化的诋毁者，还是少数的推崇者，都忽视了这种与政治的疏远。在后一类型中，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从“大众社会”这一新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真正值得赞美的发展：先前被谴责并“边缘化”了的大众，逐渐靠近社会的“核心”，也就是说，接近制度的核心和价值系统的核心。像大众文化批判一样，希尔斯也看到，文化在老化，它的作用在丧失。实际上，与他的观点正相反，即使“处在核心部位的制度”确实比以往更远地延伸到“边缘地带”（尽管是通过他们的全景式的触角，而不是通过传教士作为前导），但是，“核心价值系统”仍然只与知识分子相关，由于它们丧失了自身的有效性，从而也丧失了对于所有其他人的意义。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由此，文化论争的焦点也在缓慢而明显地发生着转换。我们已很少听到优秀文化的代言人要求收复他们失去的权利的声音；可以预料，由于这些要求愈来愈没有实现的可能，那种对于令人厌恶之现象的可怖的叙述，以及市场分配文化产品而导致的令人羞耻的感受，逐渐被一种对于多样性的“趣味系统”、消费选择、文化时尚及其背后的制度网络的更清醒、更超然的研究所取代。这一倾向的登峰造极，便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最终被放弃，而新角色的轮廓外形——阐释者的角色，逐渐成形。
最近二十年的变化，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所谓消费者文化的自我持续和自我维持机制的发现。这一机制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这里没有必要再对它作详尽的分析。我们只是就其中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作简要的论述。
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者市场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自身的那种能力。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对此作了巧妙的阐述，“新产品首先必须使必要的日常杂务变得更简便，以后，如果没有这些商品的帮助，这些杂事就会成为一些困难的事情，无法进行……私人汽车的产生，伴之以公共交通状况的日渐恶化，它们使城市四分五裂，其后果不亚于遭到一场饱和轰炸，它们制造了距离，没有汽车就再也无法跨越这些距离”。第一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随着新产品的引入，人的技能被破坏了；第二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新产品的被接受需要重塑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商品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它们为自己创造了必要性——有时分析家们把这种能力称作市场创造“人为”需求的能力（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市场实际上使新的需求无法与“自然”需求相区别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拿最具当代性的美国城市及其在居住、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空间关系来看，谈论对一辆汽车，或对任何其他类型的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是一种“人为的”，或更糟，“错误的”需求，是毫无意义的）。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这种能力和积极的社交愿望，能够使得男性与女性参与到社会交往关系之中，并维持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修补这种关系。理查德·塞纳特对从“私人性”（privacy）到“隐密性”（intimacy），从“爱欲”（eroticism）到“性行为”（sexuality）的转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塞纳特看来，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种“破坏性的Gemeinschaft”的建立——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用权利和责任来实现）；在这种社会构架中，“他者”仅仅被当作了为个人的安稳而无止境的（由于缺乏明确目标）奋斗的工具；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所有的人与人的结合，都具有临时性和“易变性”（until
fur-ther notice）的特征，社交技能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市场轻而易举地侵入了这一“社交的真空地带”。由于无法面对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挑战与困境，人们转而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用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处装饰他们的身体，以此获得具有社会意义的“人格性”，他们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的忠告，以治疗他们曾经遭到的——以及未来将会遭到的——挫折的创伤，他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期望那是一个解决那些常见问题的更好地方，或者，干脆需要工厂噪音（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以使社交时间“悬置起来”，并且消除处理社会关系的需要。
由缺乏社交技能而产生的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物品和服务将自身引入真正的关于人性的问题当中去，并被当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那些缺乏家庭关心的年老色衰的妻子和母亲来说，这是一种液体柔软剂；这是一种新的香水品牌，是一种不必经过真正努力便可赢得异性的忠诚的手段（“出于一时冲动”）；这是一种使赴宴来客感到招待周全并趣味盎然的新牌子的葡萄酒。它们愈来愈有成效，原因在于人们坚信对于任何一种事关人性的问题，都有某一种解决的方法正在商店的某一个地方等着被发现，一个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具有找到这一商品的能力。这一信念使消费者更关注那些物品及其承诺，消费者的从属性因而变得更持久和深入。购物成为了一种取代其他所有技能的技能，而其他的所有技能，或者是多余的，或者已不复存在。
由于物品承诺的比它们所能提供的更多，消费者迟早会发现某个产品在表面上的使用价值与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因此，必须有“新的”和“改进”的承诺及其物质形式，以不断地激起消费者的这种信念。因而，被恰当地描述为“内在陈旧性”（in－built
obsolescence）的现象，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物理的、技术的性质，但现在则被认为首先是市场的“排挤”技术的作用。新产品的作用主要在于使昨日的产品过时，并使人们不再想到这些“旧”的产品不曾兑现其承诺。希望是从不会完全落空的；相反，它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兴奋状态下，兴趣总是在变化，为不断出现的新的对象而转移。让·鲍德里亚说，时尚“包含着一种在创新的需要与另一种不触及基本秩序的变化的需要之间的折衷。”我们宁可把叙述重心转变一下：时尚似乎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永不停止的创新之链维持着“基本秩序”（对市场的从属），正是这种创新的永恒性，使个别产品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失败对秩序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不会危及秩序本身。
消费者对市场的依赖，不仅是为了处理问题，——这些问题他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技术、社交技能和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只要他们拥有梦想）来解决；而且，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购物技巧是最重要的，这种与挑选购买活动相关的确定性是最有价值的，它承诺可以弥补所有其他的确定性（的缺乏）。时尚是靠他人选择的统计学数字来支撑的，它提供了这种确定性；只要知道十人当中有六个选择“威斯卡斯”牌的食品，那么，购买这一牌子时就不必太担心个人经验的不足。得自于选择商品时的“理性”（只要随众便可），填补了自我成就感的欠缺所造成的空白，这种令人如意的自我成就感是建立在对个人技术或社交技能的表现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这已一无所用了。今天的家庭主妇夸耀自己购买物美价廉的洗衣粉时如何精明，而不是为她的洗熨技术的高超而自豪。
由于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急剧膨胀，并向各个领域扩张，市场
依赖的现象在进一步加剧。在所有这些必需品中，包含着一种生活规划的需要；现在，生活是围绕着对于未来所要购买之物品的时间序列组织起来的。就说对于娱乐的需求吧，市场在提供数量不断增加的玩具和消磨时间的玩意儿之外，还提供它自己作为一种超级娱乐。购物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满足人们对已丧失了的技能、确定性和生活目的的渴望，而且极其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提供感官刺激的宝库，一个可供其他所有人分享的最后的一个场所。它还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异国他乡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探险和奇遇的经历，他们把自己暴露于适度的带着几分刺激性的危险之下，从而展示其勇气和冒险性。
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消费者文化”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可阻挡的特征，这一制度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对它的一种总体性依赖的能力，使其地位不可动摇，这一制度是由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枢纽的市场制度支持的。消费者文化使男人与女人被整合到一个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中。消费者文化的特征，只能用市场的逻辑来予以解释，从这里产生并发展出当代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假如还有不受市场机制影响的其他领域的话。这样，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商品，成为市场逻辑的从属者，不管是通过一种直接的经济的机制，还是通过一种间接的心理的机制。对世界的所有看法，对未来的期待，生活的节奏，对往事的回忆和关注焦点的特质，相关动机和论题，都是在这个新的“基本”制度中被养成，被铸造，这个制度就是市场制度。故而，根据这些分析家的看法，人们需要求助于市场逻辑来理解当代的艺术或政治。
消费者文化创造了自己的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它自身的引人注目的英雄和先驱所实现，这些英雄或先驱，或许是卖出了数量巨大的录音录像带，或许是使得票房记录为之而打破，或许是在投资中获得了成功，或许是“正确”预测了当前流行商品的“价格”，或许具有其他一些超过普通消费者的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保存在对清教徒的勤勉工作以及自我克制的完美元瑕的记忆之中。在这个世界里，英雄多如过江之鲫，又大多如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这样才能避免人们从对商品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也有少数“天皇巨星”始终保留在观众的记忆中，以体现消费者之生活方式的永恒性和连续性。这个世界充斥着消费者和英雄，没有为其他类型的人留下空间；新闻广播的时间全部为体育、娱乐和“人物”（相当普遍的“传播小道消息的专栏”）所占据，这些东西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吸引了大部分电视观众或读者的注意力。在消费英雄的压力下，政治家必须具有像他们一样的行为方式，——否则就会使其政治生涯终结。政治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像消费市场为其观众所准备的那样：“新闻”差不多就是一种为了遗忘的工具，一种把昨天的头条新闻从观众的意识中排挤出去的方法。结果是，新闻报道相当于施托克豪森的乐谱：连续音符的排列是没有任何结构的，无法从前一个音符推断出后一个音符，因此，其前后相继的排列完全是随机的；任何固定的预期结构都不允许，如此，作曲家的自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作为另一种选择，可以有一种“建立在短缺之上的政治独裁”，但这个主张对具有立法企图的知识分子来说同样没有吸引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它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足以使它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思想改过运动。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立法”手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期望的）付诸阙如。知识分子（如其他人一样）缺乏控制市场的力量，也无法期望在实际中拥有这种力量。一种消费者文化的社会完全不同于产生并适合于les
philosophes传统的那种社会，后者是在记忆当中的鲜活生动的知识分子立法活动的历史根据。
在研究消费者时代的文化的学者当中，彼埃尔·布尔迪厄是造诣最深的一个，他指出，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今天，使个人联结成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这一功能已经由市场接管了——通过使信息技术成为私人消费的对象，正如雅克·阿塔利所说，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个人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求的剧增，而不是通过使规范更加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预测，从而使之不具有危险性。
布尔迪厄的思想来自于一种过于狭隘的观察视角，这种观察视角忽略了当代社会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一部分是绝对必要的、不可回避的、不可减约的。在构造一种关于由市场统治的社会的理论模型时，这一部分确实很容易被忽视，因为恰恰是这种市场统治，使这一部分成为与主题没有关系的，处于边缘的，从理论上看是“与之完全迥异的”、“残存的”或“尚未淘汰的”（这正如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理论看待“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渊源于启蒙运动的理论看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以国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看待人性中的“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样）。然而，这另一个社会领域并不像布尔迪厄描述的那样，相反，与这一领域一样，它同样不可避免地由市场所产生。它构成了“硬币的另外一面”，磁铁的另一极。这两个部分唇齿相依，共生共灭。人们可以从布尔迪厄本人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诱惑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诱惑，或者镇压；并且，“竞争性的斗争之所以永无休止，不是由于具有差异的状况，而是由于状况之间的差异”。这种在状况与状况之间的差异，就是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差异，它们各自从对立面的存在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市场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向每一个人开放，就像豪华旅馆。在它的内部，它不需要通行证或特别许可。男男女女们要进入市场，钱是唯一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个玩意儿，他们只能待在外边——在外面，他们发现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使钱具有如此可怕的魅力，并使人们殚精竭虑去赚钱的力量，严格地说，就是为走出这第二个世界买一条出路。与这个世界相对，市场经济如同一个自由的王国，一个解放的化身，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关于现代，迪斯累里讲了一句令人永远难忘的话：“据说，特权者与平民组成了两个国家。”
可以设想，迪斯累里的意思就是一个雇主的国家和一个被雇佣者的国家，一个剥削者的国家和一个被剥削者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再一次由两个国家构成。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有了这样的两个国家：被诱惑者的国家和被压抑者的国家，前者随心所欲，后者被迫遵守规范。没有后者的存在，后现代世界的形象注定是不完整的。
11 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二：受压抑者
然而，俄罗斯的这种独特环境，只是使这一处境变得具有更加广泛的重要性。纵览现代欧洲史，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对社会组织理性化的渴望，是对社会组织最终成为一种永恒的“学术报告会”的景象的向往，在此，俄罗斯亦无不同；可以预料，知识分子从他们的集团性的生活方式中，铸造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同样可以预料，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一理想中加上一种特征：最高权威必须听命于理性及其代言人。他们同样倾向于从以下的这些角度来品评存在着的种种社会形态：与理性王国这一标准模式相似的程度，向着这一标准模式的充分实现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这就是导致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而其他的所有东西，均使知识分子分裂成互为敌对的阵营，使他们频繁地卷入相互的战争、相互的仇视，并使他们彼此争斗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他们在反对其他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时所表现出来的。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前面我们已有论述（参见第3、4章），这一使命的孕育并形成，首先是在专制君主政治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之中的，而它对社会行政管理技术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开明君主及其行使政令以改造社会现实的无限能力，只能表现为这种赤裸的权力和策略，这是最自然的。但是，作为此一种角色的开明君主，不可能存在太长的时间。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或者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并不就是早期乐观主义时代的伏尔泰们、狄德罗们、达朗贝尔们或卢梭们所期望的，也无法成为他们所期望的。路易十四的后裔中，没有一个像这位“太阳王”一样在哲学家的天空中发出灿烂的光芒，这位国王是艺术和科学的令人难忘的保护人。
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便始终处于分裂之中。首先，“分裂”是一个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一些领域，由于利益及发展的需要，从主干上旁逸斜出，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领域与最初的理性化纲领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增大。Les
philosophes的后裔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到处进行殖民活动，或者说，开拓一个新的社会领域，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这些领域，或在这一领域中享有高度自主权——所有这些发展，只会使他们与最初纲领之命运的关联愈来愈缺乏直接性，愈来愈空洞。这一进程的另一结果是，作为核心的总体性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的数量日渐稀少，这些知识分子依然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发生遭遇，或者，与之相冲突。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程度恰成反比。局部性的知识分子（partial
intellectual）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总体性知识分子愈是缺乏出色的表现，就愈不敢果断地卷入与政治的冲突之中（反之亦然）。让我们牢记这一个观点，接着，我们将集中分析总体性知识分子的所有遗产，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模式的守护者和践履者，他们的遗产保存在对理性时代的希冀、成就和挫折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自身内部的分裂。
现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面貌，通常由同一类艺术家所绘制，这一类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为了替这些阶级和阶层绘制肖像，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他们自己的关于美的或丑的标准。纵览整个现代阶段，令人吃惊的是，美的标准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与进步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所谓“进步”，就是铲除任何阻碍，扩张理性的版图；赞赏合理性的价值，强烈主张需要启蒙；崇尚真理，尊重能够辨别是非并拥有真理的人；在塑造并管理社会及其成员之生活时，愿意赋予理性以最高的权威。对于丑的判断标准竟也始终如一：反对合理性法则；压制于己不利的真理；坚持认为真理专家所论皆为非理性、偏见或虚妄的看法；把社会及其成员的“局部”（由于与理性之普遍性相悖）利益需求置于“总体性的”（由于普遍理性之律令）需求之上。
由于对美与丑的判断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阶级和阶层的肖像在变化，产生差异，这样就记录下了知识分子的持续不断的希望和遭到挫折的历史。在长廊上陈列着的系列的肖像，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未能完成的罗曼史，一场未曾得到回报的恋情。在长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现代性的英雄，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一个人都曾毁誉交加。
工业社会的先驱，大自然的驯服者，荒野的征服者，叩开人类前所未闻的动力之门的创造者，——圣西门亲切地把他们称作理性之纯洁无理、大胆无畏的骑士。与贵族不同——后者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预示的进步充满了恐惧之情而自缚手脚，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家英雄是充满求知欲的，是具有钻研的精神和开放的心胸的，他们“迷恋”、敬重科学工作者，对后者言听计从。实业家们必须创造出一个世界以检验知识分子的天马行空的梦想。这一类肖像的问题在于，画像的人并没有认出被画者就是他自己（即使他们曾经费心仔细审视过他们自己的画）。随之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另一些知识分子迷惑不解地凝视着肖像，他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对象不过是一些粗鄙的、无知的家伙，他们怀疑思想的言过其实，怀疑那些试图兜售这些思想的人（后者并不成功）；因为那些爱好“合理性”的人，不过是爱好他们的财产的“合理性”罢了，对于他们所造成的在自己篱笆的那一边的任何东西的被毁坏，他们并不关心。这样，马克思发起了对工业巨头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正是后者的德性的沦丧，而后者之具有这样的德性，乃是圣西门所坚信不疑的。
画廊中还有另外一些英雄人物。例如，在民主制度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服从“国家理由”或“普遍利益”，后者约束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一切自私的、个人的褊狭和狭隘的东西都要受到限制。在今天的社会里，开明君主的斗篷披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肩负着对现代国家机器的管理职责，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的理论，一种因其具有普遍性而能为一切人接受的有关目的的理论，一种众多的专家和相当多的受教育者能够向国家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理论。然而，一旦政治家们表明他们对“党派”政治更有兴趣，表明他们需要的是标语口号，而不是理论和意义，表明他们不是去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制订一些遥不可及的计划，那么，知识分子就会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有他自己，以及他的同类人，才是可信赖的，艺术家、文人、哲学家不得不肩负起进步之重担，希望他们的思想观念能够形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其强大足以胜过任何现存的世俗权力。
不管怎样，在所有的这些英雄人物中间，一个人至少可以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角色：“无产阶级”，“尘世中的不幸者”，这是一些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不再愿意继续成为这一角色的人物，他们首先承担着理性化社会的姗姗来迟所带来的种种震荡，因此，在被召集到进步的旗帜下的成员当中，不能没有他们，此时，他们发现了他们的贫困的真相。这些人，或许是一些农民的代表，如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或他们在当代的传人——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激进主义者，不过主要还是那些产业工人，在为他们绘制肖像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无意识地）摆出一副无产者的姿态——一种理性之担纲者的典型的形象。
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最接近于这样一种集体英雄的理想形象的阶级，这一集体英雄引导人类迈向所许诺的理性王国。首先，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不同于其他的比他们更幸运的社会阶级，他们立场坚定：希望尚未实现，因此也不曾被事实所否证，故而也不曾被放弃。尽管那些怀有历史意识的人赞美他们，并使他们与那个古老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工人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确是全新的，因而他们能够承诺未来，而没有被对过去的略有苦涩的回忆所玷污。不同于以往的受苦阶级，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可以明显地被看到，他们的数量增长极快，他们如同部落社会的铁匠，履行着一种魔术般的驯服和塑造自然的仪式，因此，他们被要求提高他们的忍耐性和体力，对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仰慕者必然印象深刻。
不过，找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历史阶级”，宣告他们就是现代社会的普罗阶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迹象显示，这一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共同性了然于胸，且决定行动起来；他们坚强不屈，极富战斗精神；他们走上街头，举行起义，设置街垒。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知道，当他们徒劳无益地试图阻止“理性进程”时，也就是说，徒劳无益地企图取消工厂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劳动者的自由的限制——他们还保存着对于自由的回忆，这时，他们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但也正是这种时候，他们缺乏一种可以帮助他们的智慧，他们很容易把这种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的战斗普遍化，并且归咎于永不停顿的、保守的工厂，这些工厂掌握着他们所没有的利益。通过暴力，抗拒向着一种属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严明并严格控制的阶级的转化，表明这个“自在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为阶级”，工人们被赋予“理性化”社会的“总结算者”的合法资格，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制造神话的知识分子，这一阶级与他们相类似。
知识分子把进一步发展的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产业工人身上，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这些理性代言人终于遇到了现在或将来都不可能对知识分子权威产生疑问的一个社会群体。确实，这个阶级实际上已经命中注定被当作“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原型——知识分子不是努力使他们自己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阶级的“历史利益”来把他们的用处彻彻底底地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身上。无疑，工人们需要提高和自我完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不能理解伟大的和精深的思想，不能把个人的苦难与历史的宏大进程联系起来。由于在本质上，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而，他们的提高与完善，只能是由知识分子来充当他们的导师：教育他们。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集团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萧伯纳的看法）。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所需的力量，而组织并支配力量的权力唯有知识分子才拥有。即使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工人的“阶级本能”和“自然的权力”相比，责备自己无能、智力贫乏，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那些自豪的父母经常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平乏与孩子的丰富相对照。在使“那些受难者”和“这些思想者”团结起来的计划中，其前提是假定受难者不再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思想者也要适应这一使两者合而为一的任务。
这个主导动机始终贯穿于知识分子与现代产业“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充满暴风骤雨的传奇性的历史经历中。在马克思关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进程的看法中，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这个主导动机的存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完成，需要构造出一种关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在马克思的下述思想中，这一主导动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马克思主张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获得这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职业化知识分子习以为常（并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的事情，才能掌握这一理论；其次，马克思尖锐批评了工会倾向，这种倾向完全听任他们自己的谋略的摆布，马克思认为这种倾向受到了“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诱惑；最末一个但并非最微不足道的是，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精妙绝伦的卓绝的思想创造——是最终顺利实现现代社会之“理性化”的康庄大道，它终将导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的这些主导动机也在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种种思想中回响着。考茨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工人阶级运动（自发性的、具有天然倾向和阶级本能）与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理论的组织化的承担者）的结合。考茨基关于科学理论必须涉及如何形成一种关于理性社会的社会主义观的离经叛道之论，受到了伯恩施坦的赞同。在精神实质上，列宁彻底吸纳了考茨基的原则，且加以新说：工人光靠自身的力量，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种“工会意识”（这是一种智力低下的愚昧意识，混合着一些来自于局部、褊狭的经验所形成的对现实的印象，且没有能力提升他们自己的意识，使之达到普遍性的高度，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已被接受为一种公理，葛兰西的理论是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最佳表述，他把政党称为一种“集体性的知识分子”。卢卡奇煞费苦心地证明“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后的产物，对于“阶级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Class）——只是工人拥有的一种意见——的优越性：他证明，后者必然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一种需要被纠正的意识，它等待着只有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全面分析才能带来的高潮的出现。阿尔都塞把观念世界——知识分子在其中生活并把这一世界看作属于他们自己——提升到了一种拥有自己固有的存在权利的现实状况，所有的实践意向和实践意图均源自于此，它并且是社会变迁的源头和出发点。今天，各种左翼派系和集团日趋分裂，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方面愈来愈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依然全神贯注于给人民“灌输意识”，“使人民觉悟”，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它们才摆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混战，达到了一致。与其说这是“总体性”（不必提那些“局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当下的集体体验，勿宁说是由于他们对历史的共同的回忆所推动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一值得重视的知识分子群体寻求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仅仅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精心盘算。推动他们满怀激情地把自己认同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是出于一种相当强烈的由衷的人道的同情，出于一种对被剥夺者和受难者的命运的关怀。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人如此行事而无需任何出于历史智慧的意趣的推动（如梅休、布思或里斯）；有时，开始的时候，同情是由后者引起的，然后便从一种手段性的东西变成了行动的目的（可以说，布朗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关于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未来作用的所有理论中，苦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使工人成为历史合理化的主要推动力的唯一因素，恰恰是产业工人的贫困非由自己所产生。正如后来所显示的，同情必须具备两个属性：产业工人的处境及其内在本性，如上所述，正是这两个属性，才使工人阶级具有了正当性。
当代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失去了兴趣，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上述的正当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遭到侵蚀。只是偶尔地，这一古老的希望会突然复苏，暂时使人不再想到上述的那种正当性已不复存在，工人所表现出来的短暂的好战性（1968年的法国，70年代初英国的罢工风潮）“突然产生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强烈要求，激发了这种古老希望的复活。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句名言：今天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或者，准确地说应是知识分子中的依然忠诚于传统的立法者使命的那部分人）又在“到处物色着历史的推动者了”。他们显然不再相信产业工人阶级能够在未来去做那些迄今为止无疑不曾做成的事情不再相信产业工人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使命。书籍、论文和谈话中充斥着类似于“告别无产阶级”的主题，充斥着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化、私有化、公司化或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奴役的论调，在他们看来，不管当初设想的产业工人的历史作用是正确的，还是一开始便是错误的，后者已永远无法履行赋予他们的历史作用了。今天的所谓穷人，亦即尚未变成资产阶级者，尚未被私有化者，或者，尚未创办一个公司者，已不再被托付于历史之推动者的这笔遗产；事实上，他们不再被赋予任何东西；苦难并不必然使一个人成为理性的推动者。就像其他所有肖像中的英雄一样，他们被证明从一开始他们只是画像中的英雄，因此，只有两种策略现在还可以采纳。其一，画师从画布后面现身，就像后现代艺术家一样，承认肖像画只是表现了画师本人及其技艺，只是表明他本人才是正在来临的理性社会的主要推动者（正如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称作正处在“我们所有过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的意思，或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提出，只是为了把他自己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s of Capitalism」中的观点置于争论之中）。其二，彻底放弃做一个立法者的野心，承认世界的合理性程度并不会有所提升，明言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理解，不是立法，而是出色的阐释——幸运的是，理解与阐释并不需要一个历史的推动者，只靠知识分子自己便能做得尽善尽美。
然而，何以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何以“新穷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呢？
那些研究当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学者几乎普遍发现，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人数正在持续下降，直到产业工人成为总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确实，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工业制造业经历了一个类似19世纪农业所经历的过程。那时，世界的农业产量剧增，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却骤减：在19世纪初，人口的40％从事于食物的生产，但到这一世纪末，这一比例降到了3％。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工业品制造领域中同样发生了；统计结果表明，25年后，要达到目前的工业总产量，只需5％的劳动力就够了。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正被愈来愈多的自动化操作和机器人取代，后者在根本上将比使用“活的”工人要合算。今日的厂房与不久以前的庞大丑陋的“集中营”相比，几乎难以找到任何相似之处，以前，在那些“集中营”里，涌动着无产阶级的愤怒，铸造着革命的动力——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
在核心工业部门，雇员的总量并未以同样速度减少，但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极其重要的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后果：雇工的实际状况与所描绘的无产阶级状况（他们由于其恶劣的工作状况而激进化）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着。安德列·戈尔兹说，这种新的劳动力的结构特征，首先在于“在劳动的总人口中，存在着二元分裂：一方面是一个持续的、可靠的、专职的精英集团，迷恋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担负工业制度的传统价值的储备库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经常失业的、只是偶尔打些短工的不稳定的工人，他们没有资质或地位，干的是一些粗活”。后者的工作是“粗鄙的、琐碎的”，自然是由于工会撤销了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被承认，他们是那些受到保护并结成工会的劳工采用将他们“逐出工会并不再对他们开放工会大门”的策略的副产品。在劳动力结构的全面重组过程中，在一些工人群体之间，发生了令人重视的分离现象，分析家们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解释工会激进主义运动的瓦解，看来是走错了路。例如，英国在19世纪的3／4的时间中，劳动分工是工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其策略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引导了这样的一些政策取得成功：在这些政策下，站在工会一边的工人获得了比临时工、兼职工、无工会组织者、正式的非技术工作和低薪工作者更好的工作岗位。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工会组织迄今为止的回应便是在传统的全日制技术工人所积累起来的愈来愈少的特权周围挖上壕堑。可以确信，这种方法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斗的最后一役。根据所有得到的统计结果，目前已经出现了投资增加便意味着工作数量减少（至少是工会主义者实践所形成的那种对工作的理解）这种状况，在现代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人阶级——其概念形态源自于知识分子“物色历史推动者”的努力，其制度化形态源自于工会的组织化的实践——即将灭亡。或许只能这样说，作为历史推动者，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丧失了良机。
上述的这种考虑遗漏了“大量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是偶尔打点短工的工人”；遗漏了“新穷人”，这才是古罗马人所说的真正处于世界最底层的阶级；忽略了愈来愈多的人依靠补助或福利来维持他们肉体的生存；忽略了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残疾弱智者、肄业的缺乏技能的人，或者从最新的技术革命中（理性的最后的胜利）被淘汰的人，他们均已被剥夺了（有些人认为是永远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经济活动者的角色。他们在受苦。知识分子怜悯他们的处境，但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克制着，不想使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发生联系。他们的这种不情愿被理论化了。哈贝马斯曾说，新穷人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非被剥削者。奥菲补充道，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是没有劳动可以撤回的，他们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权力。总而言之，怜悯（pity）取代了同情（compassion）：新穷人需要人道层面的帮助；他们不适于被训练成未来世界的重建者。随着对历史思辨（historiosophical）的兴趣的丧失，从而也从对穷人的迷恋中醒悟过来。做一个穷人看来不再是一件罗曼蒂克的事情了，它既不包含什么使命，也不含有孕育未来的光荣。如果既不是从逻辑的角度，也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新穷人似乎就是一种残存的、边缘化了的异己分子。
边缘化，正在使今日之穷人呈现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东西，在最新的研究中，这被认为是资本从劳动中得到解放的一个成果。今天，资本不仅不能使社会的其他成员加入生产劳动；更准确地说，它使参与生产劳动的人数愈来愈少，人数对于资本愈来愈不具重要性。反之，资本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成为了消费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出来的消费者的数量愈来愈多，消费者的重要性也就愈来愈大。这使我们回想起布尔迪厄经过细致研究所得之结论：消费者与其说是被压抑，不如说是被引诱，与其说是被规范所强制，不如说是被需求所引导；对他们而言，广告与公关技巧取代了警察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本再生产主要依靠的对象，如此，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才具有持久性。在资本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之前，“劳动的储备大军”首先是穷人；他们使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灵活的选择权，且有助于使“劳-资”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至于危及系统的维持。所以，穷人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系统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个异己的部分。在资本从劳动力中得到解放之后，穷人只有当他们真正地被认为是“消费的储备大军”时，他们才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系统内部的”角色。然而，他们能被如此看待吗？
运用权威以及强制性的规范，对人民进行镇压、管制和严格控制，在现代的早期阶段，构成了整合机制的统治网络，只有极少数特权者及豪富可以免于这一网络的控制。这种控制网络可以非常有效地运用于对人的管理，这正是工厂制度的前提。在一个资本统治建立在使社会其他成员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的社会中，工厂制度是至关紧要的。为了减少对于控制的反抗，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去购买摆脱控制网络的特权。随着资本愈来愈向着摆脱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机会便愈来愈多：由于目前这样的一些人的数量愈来愈多，他们的消费能力比他们的生产潜力更有价值，因此，旧的控制网络愈来愈成为一种反生产性的（或者，是否可以更准确地说“反消费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与生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目前，通过建构一系列的新兴制度——诱惑、公共关系、广告、需求的增长，这样的一些人得到了更有效的、更有力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回应）。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跨越分割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