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还是跟我说别的事。”
他瞧着细雨，微笑起来。“恋爱不是一个常常可以照见影子的池塘，琼。恋爱有涨落的潮水。有沉船，有沉陆，有章鱼，有风浪，有金箱，有珠宝。可是珠宝是藏在深处的。”
“我不懂这些。恋爱是属于双方的。永远。”
永远，他想，那是古老的神话。连一分钟都把握不住呢。琼扣上她的外衣。“我但愿现在就是夏天，”她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渴望过夏天。”
☆☆☆
她从衣橱里拿出一套黑色晚服，抛到床上。“有时候我真是恨它。老是这一套黑色晚服！老是沙赫拉扎德！老是一样！老是一样！”拉维克抬起头来。他没有说什么话。
“你不懂得吗？”她问。
“哦，是的——”
“你为什么不带我离开这儿啊，亲爱的？”
“上哪儿去？”
“随便上哪儿去。”
拉维克打开苹果白兰地的纸包，将软木塞拔出来。又找了个酒杯，斟满了酒。“来，”他说。“把这喝了。”
她摇摇头。“不会有用的。有时候喝酒也没有用的。有时候什么都没有用。今夜我不想去了，到那些傻子那儿去。”
“那就待在这儿。”
“待在这儿怎么成呢？”
“打个电话去，说你在生病。”
“可是，我明儿还是要去的。那就更糟了。”
“你可以生几天病。”
“那也是一样的。”她望着他。“那怎么办？我到底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亲爱的？是这雨吗？是这种湿润的幽暗吗？有时候真仿佛躺在棺材里似的。这些沉溺我的灰蒙蒙的白昼。刚才我倒忘记了，跟你一起在那个小酒店里，我很快乐——你为什么尽说些遗弃啊被遗弃啊之类的话？这种事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听。它让我伤心，仿佛把一些我所不愿意看的照片拿给我看，那使我不安。我知道你没有那样的用意，可是却刺伤了我。于是雨也下了，幽暗也来了。你不会懂得的。你比较强。”
“强吗？”拉维克重说着。
“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并不害怕嘛。”
“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那也并不是一回事啊，琼。”
她没有倾听他的话，只是大踏步地来回走动。这样的脚步，显得房间太小了。如常常这样跨着很大的脚步，仿佛冲撞着虚无的风似的。“我要离开这一切东西，”她说。“离开这个旅馆，离开这个夜总会，还有那些贪婪的眼睛，离开这一切。”她站住了。“拉维克！我们必须像现在这样生活吗？我们就不能像其他彼此相爱的人那样生活吗？我们就不能够厮守在一起，添置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享受夜晚和安宁，而不要再那么带几个手提包，过这种空虚的日子，住这个连自己也变成生客似的房间吗？”
拉维克脸上，露出一种难以领悟的神情。果然来了，他想。他随时准备着它会来的。“你真是为我们这样打算吗，琼？”
“为什么不呢？别人家有的！温暖，属于两口儿，几个房间，关上房门，烦躁之感就没有了，不像现在这样还会爬过了墙壁，窜落进来。”
“你真是这样打算吗？”拉维克又重说了一句。
“是的。”
“一套美妙的小小的公寓，过一种美妙的小康生活。在地狱的边缘，获得美妙的小小的苟安。你真是这样打算吗？”
“你也可以用别的字眼儿说的，”她伤心地说。“不一定这样的——藐视。当你爱着什么人的时候，就会用别的字眼儿的。”
“那也一样，琼。你真是这样打算吗？我们俩都不是过那种日子的人。”
她立定了。“我是的。”
拉维克微笑起来。这微笑蕴藏着温柔、讽刺、哀怨的阴影。“琼，”他说。“你也不是。你比我更加不像，可是那还不是唯一的理由。还有别的原因呢。”
“哦，”她凄苦地答道。“我知道。”
“不，琼。你不会知道的。可是我要告诉你。那样来得好。你不要像现在这样想。”
她还是站在他面前。“让我们快快地讲吧，”他说。“可是你，以后千万不要多问我。”
她没有回答。她的脸很空寂。突然又像她以前的面容了。他捏着她的手。“我住在这儿，法国，是非法的，”他说。“我没有身份证。这是真正的理由。这是我不能租公寓的理由。要是我爱上了谁，也不能够结婚。因为这需要出示身份证和护照。可我都没有。我甚至还不准许工作。只能偷偷摸摸地行医。除了眼前的这种样子，便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了。”
她凝视着他。“是真的吗？”
他耸耸肩膀。“像我这样生活的，还有两三千人呢。我相信你也知道的。现在是什么人都知道了。我只是两三千人中的一个。”他微笑着，松开了她的手。“一个没有前途的人，正如莫罗佐夫所说的。”
“哦——可是——”
“我甚至还觉得生活得很好。我工作，我生活，我有你——一点点儿的不方便，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些警察呢？”
“警察倒也不大来找麻烦的。假如他们真把我逮去了，也不过将我驱逐出境而已。可是那也不是常有的事。好吧，现在你去打个电话给夜总会，说你今夜不去了。我们今儿可以享受一晚上。整个儿的一晚。告诉他们你在生病。如果他们需要证明书，那我可以跟维伯尔医生要一张给你。”
她并不走。“驱逐，”她说着，仿佛只有慢慢儿才会懂得似的。“驱逐吗？打法国驱逐出去吗？那你就得走了？”
“走这么一个短短的时候。”
她好像并不在听着他。“走了！”她重复着说。“走了？那我怎么办呢？”
拉维克笑了。“是的，”他说。“那你怎么办呢？”
她坐在那儿，用手肘撑着脑袋，好像愣住了。“琼，”拉维克说，“我在这儿已经过了两年，没有发生过事情。”
她的脸色还没有变。“虽然如此，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马上还会回来，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好像一次旅行而已。你现在就打电话到沙赫拉扎德去吧。”
她犹豫着站起身来。“我怎么说呢？”
“说你害了支气管炎。嗓子装得沙一点儿。”
她走到电话机那边去。却又急急地走了回来。“拉维克——”
他小心翼翼地摆脱了困境。“来，”他说。“让我们忘记了吧。那实在也是一种福气。我们可以不至于成为情感的坐收渔利者。那可以使爱情纯洁——让它只是一个火焰——不要变为烹煮家庭蔬菜的炉灶。现在你去打电话吧。”
她举起了听筒。当她讲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望着她。起初她还不大专心；她也盯着他看，仿佛他立刻会给人家逮捕似的。可是随后她渐渐地撒谎了，坦然地临时编造了些话。实在有许多是不必说的。她的脸色变得很生动，反映着她正在描述的胸口痛楚的神情。她的嗓子显得更疲惫，逐渐地沙哑起来，最后给咳呛打断了。她不再望着拉维克，只是向前直视，全神贯注地在扮演她的角色。他悄悄地望着她，然后喝下了一大口酒。没有什么错综复杂的，他想。一面反映得这么真切的镜子——可是没有什么执著啊。
琼把听筒放下，掠了掠头发。“他们都相信了。”
“你装得好。”
“他们说，我应该躺在床上休息。而且，要是明儿还不能全好，天不保佑的话，就再待在家里好啦。”
“你瞧！还顾到你明儿呢。”
“是的，”她说道，脸色转得阴沉了一会儿。“假如你要那么解释。”然后她走到他身边。“你吓我，拉维克。你说，这不是真的。你的话啊，常常是说着玩儿的。你要跟我说，这不是真的。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这不是真的。”
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这不会是真的。我不愿再这么孤零零地一个人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毫无意义啦。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的。没有了你，我就觉得毫无意义了，拉维克。”
拉维克俯视着她。“琼，”他说。“有时候你像一个看门人的女儿，有时候你像一个森林里的狄安娜①。而有时候，你两者都像。”
①森林里的狄安娜：据罗马神话，狄安娜是森林女神或狩猎女神。
靠在他肩膀上的头，一动也不动。“那现在我像什么呢？”
他微笑了。“张着银弓的森林里的狄安娜。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却能致人于死命。”
“你应该常常这样跟我说。”
拉维克沉默着。她没有懂得他的意思。也不需要懂得。她显出一种信任的样子，毫无任何顾虑。可是，难道打动他的不就是这点个性吗？谁需要一个像他自己那般个性的人呢？谁要在爱情上讲道德呢？这是弱者的发明创造。牺牲者的悲歌哪。
“你在想什么啊？”她问。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吗？”
“有一点儿，”他说。“我们要离开这儿几天，琼。到太阳出来的地方去。到坎市或者安底卑斯去。管他妈的小心谨慎！管他妈的三个房间的公寓和什么中产阶级的自鸣得意，这和我们无缘。当那整个的城市，在温暖和盼望着夏天的心情中，跟月亮一同睡熟的时候，你自己不就成了布达佩斯和夜间的栗树花香吗？你说得对！我们要摆脱黑暗、寒冷和雨！至少摆脱那么几天。”
她立刻挺起身来瞧着他。“你真是这样打算吗？”
“是的。”
“可是——那警察——”
“管他妈的警察！那儿的危险比这里不会更多的。旅客住的地方，不会常常被检查的。尤其是那些并不豪华的旅馆。你从没有去过那儿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只到过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两三个星期之后。那是最好的时间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钱呢？”
“有一点儿。两星期之后，我们会筹足的。”
“我们可以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她爽快地说。
“你不是住小公寓的人。你应该住这样的洞窟，或者第一流的旅馆。我们可以住在安底卑斯的凯普旅馆。那些旅馆啊，安全倒可以保证的，因为没有谁来查什么身份证。在三两天里边，我要为一个要人开刀，那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我们不够的钱总可以凑起来了。”
琼立刻站了起来。她的脸色也开朗了。“来，”她说。“让我们再喝几杯陈的苹果白兰地吧。那真仿佛是一种幻梦中的苹果酒呢。”她走到了床前，撩起了身上的晚服。“我的天！我可只有这么两件破旧的黑衣裳呢！”
“我们也许还可以干点什么事。两星期内会有一些手术。一个上层社会人士的盲肠炎，或者一个百万富翁的多发性骨折——”
十四
安特烈·杜兰特实在很愤怒。“没法再和你合作了，”他说。
拉维克耸耸肩膀。他从维伯尔那儿知道，杜兰特这一次手术，收费一万法郎。要是不跟他预先讲定拿多少，杜兰特一定还会只给他二百法郎。最近一次，他就这样吃了亏。
“半小时之后就要动手术了。我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的，拉维克医生。”
“我也没有想到啊。”拉维克答道。
“告诉你，对于我的气度，你尽管可以放心。我不懂，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谈交易。眼下，病人要是知道我们两个掌握着他命运的人在讨论钱的问题，那叫我有多尴尬。”
“我不尴尬，”拉维克回答说。
杜兰特望了他一会。他那蓄着雪白山羊胡子的皱脸上，露出一种威严与愤慨的神情。他推了推那副金丝边眼镜。“你想要多少钱呢？”他勉强地问。
“两千法郎。”
“什么？”杜兰特大吃一惊，他简直不敢相信。“笑话，”他这样直截了当地说。
“好的，”拉维克答道。“那你很容易去找另一个人啊。找比诺去；他挺高明的。”
他拿了外衣，正想穿上。杜兰特望着他。他那威严的脸，显得很苦恼。“等一下，”当拉维克拿起帽子的时候，他便这样说。“你不能够这么一走了之！你为什么不在昨天告诉我呢？”
“昨天你在乡下，碰不到你。”
“两千法郎！你知道吗？我自己从来也拿不到这么多。病人是我的朋友，我只收他一点儿成本。”
杜兰特的样子，活像儿童读物上的天父。他已经七十岁了，是一个诊断的名手，却不是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他的临床信誉，大部分都靠以前一位助手比诺建立起来的，而那位助手，却在两年前出去自己挂牌了。打那个时候起，杜兰特就请了拉维克代他做比较困难的手术。拉维克的本事是刀口小，不留疤。杜兰特是波尔多酒的知名鉴赏家，也是豪华宴会的座上客，因此他的病人就都从那方面来的。
“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他咕哝着。
他往往是早已知道的。所以在每次重要手术之前，他总是在乡下别墅里躲上一两天。就想避免谈论手术的价格。开刀以后，事情便简单了——于是他争取下一次的机会——然而下一次，还是老样子。而这一次，出乎杜兰特的意料之外，拉维克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开刀的时候进来，而在约定动手术前半个小时进来了，因此可以在病人上麻药以前就跟他谈判。这样他就不可能借口立刻要开刀而停止谈判。
一个护士从开着的门里探进头来。“我们可以开始上麻药了吗，教授？”
杜兰特望望她。然后恳求似地充满人情味地望了望拉维克。拉维克既充满人情味又坚定地回望了一下。“你以为怎么样，拉维克医生？”杜兰特问道。
“你决定啊，教授。”
“等一下，护士。我们还没有把手术的程序弄清楚。”护士退出去了。杜兰特转过头去望望拉维克。“现在怎么办？”他谴责似地问。
拉维克双手插在口袋里。“把手术改到明天——或者推延一小时，请比诺来。”
二十年来，所有杜兰特的手术，差不多都是比诺做的，可是比诺就没有上进的门径，那是因为杜兰特把他独立行医的一切机会都剥夺了，永远把他当作优秀的部属。他很怀恨杜兰特，他会提出要求，至少给他五千法郎，拉维克知道这一点。而杜兰特自己也知道。
“拉维克医生，”他说。“我们的职业，不应该也那么讨价还价哪。”
“那我同意。”
“为什么不让我来考虑一个解决方案呢？直到现在，你不是总很满意吗？”
“从来没有，”拉维克说。
“可是你就没有跟我说起过。”
“那是因为说也没有用。而且，我对于钱的事，向来不感兴趣。这一次呢，我却有了兴趣。我需要用钱。”
护士又走进来。“病人很不耐烦呢，教授。”
杜兰特望着拉维克。拉维克也回望着他。法国人那儿，钱是不容易赚的，他知道。比犹太人那儿更难呢。犹太人要看这笔交易是否合算，可是法国人只看见要他分出去的钱。
“再等一会儿，护士，”杜兰特说。“先去量脉搏、血压和体温。”
“早已量好了。”
“那就开始上麻药吧。”
护士走了。“那么好吧，”杜兰特说。“我就给你一千。”
“两千，”拉维克纠正他。
杜兰特没有答应。他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听我说，拉维克，”他然后亲切地说。“你是一个不准行医的难民——”
“也不允许由我来替你做任何手术，”拉维克镇静地打断了他的话。他知道又要听他那番老生常谈了，说什么国家对他这样宽容，他应该知道感激。
可是杜兰特居然没有说出来。他知道时间已经太紧迫了。“两千，”他忍痛地说，仿佛每一个字眼都是从他喉咙里飞出来的钞票。“这笔钱啊，还要我自己掏腰包呢。我想你以后会记得我对你的照顾的。”
他等着。好奇怪，拉维克想，吸血鬼居然也讲起仁义道德来了。这个纽扣上挂着法国荣誉勋章的老骗子，不知道害臊，反而指责我剥削了他。而且他自己居然还那么认为。
“好吧，就是两千，”杜兰特说。“两千，”他又重说了一遍，仿佛他说着家啊，上帝啊，绿的芦笋啊，小的鹁鸪啊，陈的圣·爱弥林酒啊之类！都过去了。——“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
那个人大腹便便，可是胳膊和腿很细瘦。拉维克在偶然的机会中，知道了他是谁。他的名字叫莱瓦尔，是一个管理难民机构的高级官员。这件事，维伯尔曾经当作一个特别笑话讲给他听过。莱瓦尔这个名字，国际旅馆里的难民，没有不知道的。
拉维克很敏捷地开了第一刀。皮肤便像书页那样翻了开来。他把皮肤钳紧了，望着绽裂出的黄色的脂肪。“我们要把这些脂肪割掉几磅。作为免费的礼物。他才可以照常吃喝呢。”他对杜兰特说。
杜兰特没有回答。拉维克为了要接触肌肉，便把脂肪层割掉了。他现在居然也躺下啦，这个难民的小神道，他想。这家伙把几百人的命运抓在他手里，抓在他苍白臃肿的手里，可是这双手啊，现在也毫无生气地搁在这儿了。这个家伙，曾把年老的梅欧教授下令驱逐，那位教授体力不济，无法再踏上这条受苦受难的道路，便在驱逐的前一天，在国际旅馆的衣橱里上吊死了，因为整个房间只有衣橱里有一个钩子。由于饥饿而十分消瘦的身体，轻得连衣钩都可以吊他起来。他的身体仅仅成了一束衣服和裹在里面的几根骨头——那便是第二天早晨女服务员发觉的模样。要是这个大腹便便的人还有一点儿慈悲的话，梅欧也许至今还活着。“夹子，”他说。“棉塞。”
他继续割着。犀利的刀锋。切除的感觉。腹部的窟窿。雪白的一圈圈的肠子。这个开裂着肚子躺在这儿的人，原有他的道德原则的。他对于梅欧，怀有一种人类的恻隐心；可是他也有一种所谓爱国责任的观念。一个人总有一张可以躲藏的帷幕——上司还有他的上司——命令，指示，责任，吩咐——最后还有那个三头六臂的妖魔，风纪，需要，不变的现实，任务，或者其他各种不管叫做什么的东西——往往总有一张帷幕，最简单的人道的律法反给隐匿在后面。
那是胆囊。腐烂而有病的。罗西尼那儿的几百块腓里牛排把他填坏了的，那à la mode de caën①肥肠，那浓稠的卤鸭、那野鸡、子鸡、浓浓的沙司，再加上坏脾气，还有几百品脱的波尔多美酒。梅欧老教授是决不会这样的。假如现在有点儿失误，割得太阔，割得太深——那么在一星期之内岂不是会有一个较好的人，坐到那个充溢着档案和蛀虫的霉味的房间里，而无数瑟缩着的难民，便在那儿等待着生或死的裁判吗？一个较好的人——然而，也许来一个更坏的呢。这个失掉知觉的六十岁的老迈的身体，躺在这儿明澈灯光下的桌子上，他自己也以为是有人性的。当然他是一个温柔的丈夫，仁慈的父亲——可是当他一进那间办公室，便立刻变成了暴君，老是那么咆哮着，“我们不能够那样做”——还有“再能到哪里去找我们呢，假如”——诸如此类的话。法国也不至于灭亡，假如梅欧还能继续吃他那口苦饭——假如寡妇罗森塔尔还能在国际旅馆的女服务员下房里等待她已经阵亡的儿子——假如患结核病的布贩施塔尔曼，不因非法入境罪而判处徒刑，等他监禁六个月后释放出来，还来不及越过边境回去，已经一命呜呼了。
①法语：卡昂式的。卡昂是法国的一个地名。
很好，这一次的刀开得很好。不太深。也不太宽。肠线。瘤节。胆囊。他拿给杜兰特看。在白光底下，显得油腻腻的，便扔进了水桶。让我们继续工作吧。为什么在法国他们用雷凡定针来缝呢？把夹子拿掉！这个年俸三四万法郎的官员的温暖的肚腹。他怎么能一次付出一万法郎的手术费呢？不够的开支又从哪儿弄来的啊？这个便便大腹，也玩过打弹子游戏的。这一针缝得很好。一针又一针地。两千法郎依然写在杜兰特的脸上，虽然他的胡子给遮起来了。那是在他的眼睛里。一只眼睛里一千法郎。爱情会把一个人的性格都毁了。否则我会不会勒索这个坐获渔利的人，以动摇他对于提拔后进的神圣使命的信心呢？明天他会假献殷勤地坐在那个便便大腹的床边，接受他对于手术的道谢。仔细点，只有一个夹子了。这个便便大腹的意义，在琼和我，便是够往昂蒂布去玩儿一星期。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尘灰的雨点中，可以享受一星期的光亮。在大雷雨前的一片蔚蓝的天空。现在是腹膜的缝合了。为了两千法郎，也得特别道地一点。为了纪念梅欧，我本该把一柄剪刀缝在里面。耀眼的白光。为什么一个人这么胡思乱想啊？报纸，也许是。无线电。说谎者和懦夫的不断的絮叨。雪崩似的说话，没有个中心。脑子里杂乱无章。揭露每个蛊惑人心的废物。不习惯再去啃那些硬面包似的知识了。没有牙齿的脑袋。真是无聊。现在这个也缝好了。还有这层松软的皮肤。在几星期之内，他又可以放逐那些抖抖缩缩的难民了。开掉了胆囊或许他也会变得宽厚些，假如他不死。像他那样的人，往往会活到八十岁，尊崇荣耀，子孙显贵。现在都好了。结束了。把他拿走吧！
拉维克脱下手套，除下面罩。那个要员被毫无声响的轮车推出了手术室。拉维克还盯着他看。莱瓦尔，他想，你才不知道呢！你这个完全合法的胆囊，却供给了我这个非法的难民，在里维埃拉非法地玩几天！
他开始洗手。杜兰特在他旁边，慢慢地井井有条地也在洗手。这个老头儿的一双高血压的手。当他仔细地擦着手指的时候，下颚仿佛很有节奏似地咀嚼着什么，慢慢地，好像在磨粉。手指擦停的时候，咀嚼也便停止了。后来手指又开始在擦着，下颚又复开始了咀嚼。而这一次，他洗得很缓慢，很从容。他想把两千法郎多保留几分钟吧，拉维克想。
“你还在等什么啊？”半晌杜兰特这样问。
“等你的支票。”
“等病人付了，我就给你。那不过几个星期，等他出院之后。”
杜兰特在擦干他的手。然后他拿起一瓶古龙香水在洒着。“你总信任我的吧，是不是啊？”他问。
骗子，拉维克想。他居然还想盘剥点儿呢。“你说过病人是你的朋友，他只给你成本。”
“是的，”杜兰特没精打采地说。
“那就好——所谓成本，只有材料和护士费用的几个法郎。你是院长。假如这些你算一百法郎吧——这笔钱你可以扣除，让我以后再拿好了。”
“那成本啊，拉维克医生，”杜兰特挺立起来，这样说道。“说来抱歉，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得多呢。给你两千法郎，也是那里边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要算在那个病人的头上。”他嗅了嗅手上的香水味。“你瞧——”
他微笑了。他那焦黄的牙齿，跟他雪白的山羊胡子，恰好形成一个绝妙的对照。仿佛什么人在雪上撒了尿似的，拉维克想。无论如何他会付的。维伯尔会信赖那笔款子，给我这笔钱的。我现在真不想向这个山羊胡子求什么情了。
“好吧，”他说。“假如你手头不方便。就过后再给我吧。”
“并不是我手头不方便。你要求提得这样仓促，这样突然。那倒是手续的问题。”
“也好，那么就说是为了手续的问题；反正是一样的。”
“那却完全不同。”
“结果总是一样的，”拉维克说。“现在请你原谅我。我要去喝酒了。再见。”
“再见，”杜兰特愕然地说。
☆☆☆
凯特·赫格斯特龙微笑着。“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呢，拉维克？”
她站在他面前，娉婷地，镇静地，两条长腿，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菲耶索莱的莲翘，一定已经盛开了。沿着花园的墙根，满眼是蜡黄的火。一个火炉。书籍。安谧。”
外面有一辆卡车，沿着人行道辘辘地滚过。医院接待室里的玻璃镜框，也都叮叮地响着。那些都是夏尔特尔大教堂的照片。
“夜间的宁静。一切都离得远远的，”凯特·赫格斯特龙说。“你喜欢那样的情景吗？”
“喜欢。可是我受不了。”
“为什么受不了呢？”
“对于一个自己很宁静的人，宁静才有用啊。”
“那我自己也不宁静。”
“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了。”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
“我什么也不需要。”
凯特·赫格斯特龙慢慢地扣上了外衣。“你说，现在是怎么回事，拉维克？快乐呢还是失望？”
他不耐烦地微笑着。“也许都有一点儿。照例是都有一点儿。可是这些个事，一个人不应该想得太多。”
“那么一个人应该做些别的什么呢？”
“应该快乐。”
“一个人快乐，就不一定需要别人哪，”他说。
“一个人往往需要另一个人才会得到快乐。”
他沉默着。我在谈些什么啊？他想。旅途的闲谈，离别的慌乱，含糊的说教。“为了你曾说起过的小小的快乐，那是用不着别人的，”他说。“到处盛开着花朵，好像焚毁了的屋子周围的紫罗兰。一个不希望什么的人，是决不会失望的——这是个最好的原则。这样，任何事情便都仿佛是额外增添的一点快乐。”
“那算不了什么，”凯特·赫格斯特龙答道。“只有当一个人躺在床上，小心谨慎地思考的时候，好像是那么回事。可是当他能够在地上走动，便不是那么回事了。于是他又失去了它。他需要更多的东西。”
一道斜斜的光芒，穿过窗子，直落在她的脸上。让一双眼睛陷在黑影里，只有一张嘴是浴着光芒的。
“你认识佛罗伦萨的医生吗？”拉维克问。
“不认识。我难道还需要医生吗？”
“以后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小小的事情的。不管什么事情。如果你在那边也有一位医生在，我就更放心了。”
“我觉得身体很好。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会赶回来的。”
“当然啰，这也不过是预防万一而已。那边佛罗伦萨有一位很好的医生，费奥拉教授。你记得住吗？费奥拉。”
“我会忘记的。可是那也无所谓，拉维克。”
“我会写信给他的。他会照顾你。”
“那又为什么呢？我又没有什么病痛哪。”
“这是职业习惯，有备无患，凯特。并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会写信给他，请他打电话给你。”
“悉听尊便。”她拿起了手钱袋。“再会吧，拉维克。我要走了。也许我直接从佛罗伦萨到戛纳去。再打那儿乘萨伏依伯爵号到纽约。假如你得便来美国，你会找到一个住在村舍里的女人跟她的丈夫、孩子、马和狗。我把你所认识的凯特·赫格斯特龙留在这儿。她在沙赫拉扎德有着一个小小的坟墓。要是你到那儿去的时候，请你祭奠一杯酒。”
“好的。用伏特加酒。”
“是的。用伏特加酒。”她在房间的阴暗处犹豫不决地站着。光线从她背后落在夏尔特尔的一张照片上。那个高高的祭台和十字架。“好奇怪，”她说。“我应该很高兴的。我又不是——”
“临别往往是这样的，凯特。即使跟失望告别的时候。”
她站在他面前，踟蹰地，显得很温婉，很坚毅，可是有点儿悲愁。“告别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走，”拉维克说。“来吧，我跟你一块儿走出去。”
“好的。”
温暖而湿润的空气弥漫在屋顶的上空，看去好像是灼热的铁。“我想替你叫一辆出租汽车，凯特。”
“不。我想走到拐角上。我看见那边有一辆。今天还是我第一次重新出门呢。”
“觉得怎么样？”
“觉得像喝了点酒似的。”
“你要我替你叫一辆出租车吗？”
“不。我想走走。”
她注视着湿润的街道。然后她笑了。“在某个角落里，好像还有点可怕的东西。那也是病后的关系吗？”
“是的。正是那个关系。”
“再会吧，拉维克。”
“再会吧，凯特。”
她又站了一会儿，仿佛有什么话要说。然后她踏着小心翼翼的脚步，走下阶梯。纤弱的，仍然很温婉地循着街道，走向紫色的黄昏，走向她的死亡。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
拉维克走了回来。当他走过那间凯特·赫格斯特龙住过的病房时，突然听见了音乐声。他惊奇地站住了。他知道这里还没有新来的病人搬进去。
他轻轻地推开门，看见一个护士跪在一架唱机前。她听到了拉维克的声音，便突然一怔，站了起来。唱机在放着一张老唱片：La dernièreyalse。①①法语：《最后的华尔兹》，是一支乐曲的名字。
那姑娘把衣服按平。“赫格斯特龙小姐送我这个唱机作礼物，”她说。“这是美国制造的。这儿买不到。全巴黎都没有买。这是这儿唯一的一部唱机了。我立刻就在试。已经自动调换了五张唱片啦。”
她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至少要值三千法郎呢。连这许多唱片，一共有五十六张。而且，还有一只收音机装在里面。真是运气。”
运气，拉维克想。快乐。又是这一套。有个唱机就快乐。他站在那儿听着。提琴的声音，从乐队里飞扬了出来，仿佛一只鸽子那样，凄惋而伤感。这种抑郁的气氛，有时候比肖邦的那些夜曲还要感动我们的心。拉维克环顾四周。床铺已经拆掉，被褥已经搬开。换下来的被单堆放在门口。窗子敞开着。暮色冷酷地窥探着房间。一股残留的香味和一缕消逝了的华尔兹旋律，这是凯特·赫格斯特龙留在这儿的东西。
“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搬走，”那护士说。“那太重了。我先把这架无线电唱机搬走，然后再来两次，把唱片也搬走。也许要三次呢。真了不得。有了这些东西，简直可以开一家咖啡馆呢。”
“好主意，”拉维克说。“当心，可别摔坏了什么东西啊。”
十五
拉维克醒来得很晚。这一会儿的时间，他仍然躺在古怪的薄暮中，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梦境还未消逝，可是更显得憔悴而破碎了——而同时，他早已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他好像在德国边境附近的黑森林中，一个小小的车站上。不远处传来瀑布的声音。山上飘来松树的香味。好像是夏天，山谷里弥漫着树脂和草原的气息。铁路的轨道，在傍晚的残阳中照耀得殷红——仿佛被一辆滴着鲜血的火车滚过似的。我在这儿做什么啊？拉维克想。我在这儿德国做什么啊？我是在法国。我是在巴黎哪。他飘浮在柔软的红色的波浪上，这使他更昏昏欲睡了。巴黎——正在融化，只剩了一股朦胧的烟霭，接着便消失了。他已经不复在巴黎。他是在德国。然而，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他穿过了小小的站台。那个列车员站在报摊旁，正在看着《民众观察报》。他是一个中年人，长着一张肥胖的脸，两道金黄的眉毛。“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开啊？”拉维克问。
那个列车员懒洋洋地瞅了他一眼。“你要到哪儿去？”
拉维克突然觉得惊惶起来。他现在在哪儿啊？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车站叫什么？他要不要就说到弗赖堡去呢？真见鬼，他干吗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啊？望了望站台的四周。一点儿标志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名字。他笑了。“我是出来度假的，”他说。
“那么你想去哪儿呢？”列车员问。
“我只是在游历。偶然在这儿下了车。我喜欢这儿车窗外的景色。现在，我又不喜欢它了。我受不住那个瀑布。我现在想继续赶路。”
“你要到哪儿去呢？你应该知道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后天我一定要到达弗赖堡。我想时间是够的。这样漫无目标地赶路，真是很有意思。”
“这一条路线，不通到弗赖堡去的，”列车员说了，望着他。
多么无聊的事哪？拉维克想，我为什么要问他呢？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他说。“我有充分的时间。这儿附近有什么地方卖樱桃酒的吗？真正的黑森林樱桃酒？”
“那边车站饭店里，”列车员说，还在望着他。
拉维克慢慢地穿过了站台。在车站的露天站台上，他那踏着水泥地的脚步，发出橐橐的回响。他看见两个人分别坐在头等和二等候车室。他觉得他们在瞧着他的背影。几只燕子在车站的屋檐下翻飞。他装作在凝视着那些燕子，可是又用眼角瞟着那个列车员，只见他正在折拢着手里的报纸。接着他跟踪了过来。拉维克走进饭店，里边一股啤酒味儿，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又走了出来。列车员站在门外。他瞧见拉维克出了门，走进候车室。拉维克加紧了脚步。他使自己的形迹，显得有点儿可疑，他自己突然觉察到了。在车站的拐角处，他转了个弯。站台上没有人。他急急地从快件托运处和空无所有的行李房中间穿过，在堆着几桶牛奶的行李装卸台下面走着，蹑手蹑脚地经过快件室的窗子，里头有一架发报机在嘀嗒嘀嗒地发报，走到车站的那一边，他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然后又飞快地跨越了铁轨，奔过一块茂盛的草地，走向那片松林。当他奔过草地的时候，蒲公英的花絮飞扬起来。他走到松林边，看见那个列车员和另外两个人站在站台上。列车员向着他们指点，那两个人便奔了过来。他立刻往回一跳，在松林中夺路前进。松针刺着他的脸庞。他跑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站定下来，生怕他的踪迹被发现。他听到两个人在推开松树，继续奔跑。他一刻不停地谛听着。有时候一点声息也没有；于是他只能等待。后来又听到一种窸窸窣窣声音，便又继续爬着。现在是用手和膝盖了，以便减轻那声音。谛听的时候，双手捏成拳头，还屏住了呼吸；他感觉到一种痉挛似的冲动，想跳起来，冲出去——然而那么一来，他的行踪立刻会被发觉的。所以他只能在他们移动的时候才移动。他躺卧在一片灌木林中，周围全是肝状的蓝色小花。Hepatica triloba，他心里想，Hepatica triloba，拉丁名字叫做獐耳细辛。这一片丛林仿佛是漫无边际的。这时候，到处都像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觉得全身的毛孔，都渗透着汗水，倒像雨淋似的。于是他突然趴下来，仿佛骨节都软了。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给大地吞了下去。泥土成了个沼泽。他俯首一望。土地还是很坚实的。那是他的腿。两条腿像是橡皮制的。此刻他听到那两个追踪的人，跑得更近了。他们径直向他奔来。他振作自己，想挺身起立，可是那两个橡皮膝盖，又瘫软下去了，他拖着两条腿，艰苦地行进着，他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忽然一片蓝天，出现在树枝中间，一片空地，豁然开朗起来，他知道假如他不能够赶快穿越过去，他就完蛋了，于是他继续地拖着，拖着，转过身去，却突然在他背后看见一张脸，狡猾地微笑着，那是哈克的脸，他便沉落下去了，毫无抵抗，毫无援助地沉落下去了，他窒息着，用他的双手扯着沉将下去的胸脯，他呻吟起来——
☆☆☆
他在呻吟吗？他到底在哪儿？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按放在喉头。双手都湿了。喉咙也湿了。胸脯也湿了。脸孔也湿了。他睁开了眼睛。还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儿，在松林里的沼泽中，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好像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巴黎似的。一轮皑白的月亮，挂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上空的十字架上，一缕洁白的光芒，照在那个黝黑的十字架背后，仿佛基督的灵光。一种惨白的光芒，分布在铅似的天空上，无声地呐喊着。那轮圆月照在十字形木头窗格后面，那是巴黎国际旅馆的一个房间的窗户。拉维克坐了起来。这是什么啊？一列满是鲜血、滴着鲜血的火车，在一个炎夏的夜晚，在血的轨道上，疯狂地驰过——做过几百次的恶梦，梦见他又在德国，给包围着，给虐待着，给嗜血的政权的绞刑官吏追逼着，这个政权是以谋杀为合法的；他已经遭遇过不知有多少次了！他眺望着圆月，它用借来的光芒，吮吸着世界上的一切色彩。这些噩梦，充满着集中营的恐怖，充满着殉难友人的呆木的脸形，充满着后死者无泪的僵化了的苦痛，充满着伤心的诀别和更甚于其他痛苦的寂寞——白天他竖立起一个屏障，比一个人眼睛更高的壁垒——那是在悠长的苦难岁月中，慢慢地建造起来的，欲望为玩世不恭所抑压、记忆为铁石心肠所埋葬所践踏，一切都给毁灭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感情也被胶粘了起来。虽然如此，可是有时候，往事的模糊面貌，还会在猝不及防的时候浮现，甜蜜的，鬼似的，呼召着，于是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让什么都沉溺。那是在白天——一到了夜晚，他又只能听任它摆布了，纪律的制动机渐被松弛，车辆开始滑动，在意识的天际背后，一幕幕往事又升将起来，从坟墓中裂出，于是凝冻的痉挛松开了，幽灵出现了，血液沸腾了，创伤复发了，而那黑色的暴风雨，也扫过了一切的城镇和障碍物。忘记吧——当意志力的明灯还烛照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原是很容易的——可是当那明灯的光芒消退，蠕虫的闹声响了起来，而一个毁损了的世界，又像沉沦的维尼泰似的从洪水中浮现起来，复活起来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个人可以喝醉了酒，迟钝而阴郁地，一夜又一夜，去克服这些东西——一个人可以把黑夜变成白昼，把白昼变成了黑夜——白昼和黑夜，人的梦境是不同的。白昼的梦境不会那么的孤寂，而夜晚什么事情都被割离了。他有没有那么做过呢？他不是常常在第一缕灰白的晨曦爬上街头的时候，才回到旅馆里去吗？他不是常常在国际旅馆的那个“墓窟”中，跟任何愿意跟他喝酒的人一块儿等待着，直到莫罗佐夫从沙赫拉扎德来了，才在人造棕榈叶下，继续对饮，而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却只有一架时钟在指示着外面天亮到什么程度了吗？在一艘潜水艇里喝酒，正是那么个模样儿。摇摇头说是应该理智点儿，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鬼知道，真要做到可没有那么容易！生命毕竟是生命，它毫无用处而又有一切用处；一个人不妨把生命都抛撇了，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一个人便能把深仇大恨也抛撇了不成？一个人由此能把那一刻不停地被嘲弄、被唾弃、被取笑的东西，概括地说起来是一种对于人性与人道的信仰，也都抛撇了不成？一个空虚的人生——不像一个空虚的药包那样，可以轻易把它抛撇的。等待时机到来或者觉得需要的时候，它还是能够作战的。不是为了个人，甚至不是为了复仇，虽然这血的仇恨是如何地深。也不是为了利己主义，不是为了利他的理由，虽然这有助于推动轮子把这个世界推出血污与瓦砾——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战斗，仅仅为了战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等待着一个作战的机会。然而这个等待是有腐蚀性的，也许终于会失望，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也许机会来了，一个人已经被压榨过分，被消蚀过分，等待得已经没有气力，浑身的细胞已经没有劲儿，无法再跟别人一起行进了！一个人把活跃在神经上的一切都践踏埋没了，用讥嘲，用讽刺，甚至用无情冷酷来灭绝那一切，使他逃进了另一个人，另一个陌生的自己吗？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当一个人睡着后，在梦境里，还是会再一次被残酷的刑罚折磨得昏厥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