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手同时伸了过来捏药包。药包掉落在地上。裂开了。他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根小棒，还把绷带撕裂开来。
那女人不说一句话。甚至眼睛也不动。她全身僵硬，所有的肌肉都紧张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大娘，”拉维克说。“一切都没有问题。”
横档打中了她的肩膀和颈项。肩膀被打断了，锁骨也折裂，关节都压碎了。这条胳膊以后就不会活动了。“这是你的左胳膊，”拉维克说着，便去检查她的脖子。皮肤擦破了，可是其他地方都没有伤。一只脚给扭坏了，他便轻叩着踝骨和腿膀。脚上是灰色的袜子，补得很好，用一根黑带在膝盖下系着——就是那么一些常见的东西！缚着黑带的皮鞋，也是补过的，黑带打着一个双股结，鞋尖上补缀了一块。
“有人打电话叫过救护车吗？”他问。
没有人回答。“我想警察已经打过电话了，”隔了半晌，有人这样说。
拉维克抬起头来。“警察吗？警察在哪儿？”
“在那边——另外一个人那儿。”
拉维克站起身。“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了。”
他正想走开。那个警察，这时候却从人群中挤过来。他很年轻，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他很兴奋地舔着那支笔头不尖的短短的铅笔。
“等一下，”他说道，便开始做记录。
“一切都没问题了，”拉维克说。
“等一下，先生！”
“我急得很。我有一个急诊要去看呢！”
“等一下，先生。你是医生吗？”
“我把动脉扎紧了，没有事啦。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等救护车来。”
“等一下，医生！我必须记下你的名字。你是一个证人。”
“我可没有亲眼目睹这次事故啊。我是过后才来的。”
“可是无论如何，我必须把一切都记下。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故，医生！”
“那我知道。”拉维克说。
警察想盘问女人的名字。可是那女人答不出来。她只是瞪着眼睛望，并没有瞧见他。警察热心地俯下身子。拉维克望了望四周。人群把他围得像一堵墙。他已经穿不出去了。
“你要知道，”他跟那个警察说。“我急得很哪。”
“好的，医生。不要再为难我了。我不能不依次记录下来啊。你是一个证人，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女人也许会死。”
“她不会死。”
“谁都不能这样说。到那时候，就要发生赔偿的问题。”
“你去打电话叫过救护车了吗？”
“是我一个同事打的。你不要打扰我，否则时间更要拖长了。”
“那女人都快死了。你倒想溜掉呢！”一个工人责备着拉维克。
“要是我不来，她现在早就死了。”
“那就好，”那个工人不合逻辑地说着。“那你更应该留在这儿了。”
照相机的声音。一个头戴帽子的人，抢到前面去，微笑着。“你能不能再去包扎一下绷带，让我拍一张照片？”他问拉维克道。
“不。”
“那是报社要的，”那个人说。“你的照片，可以刊载在报纸上，写明你的住址，标明你救了那个女人的生命。很好的宣传呢。请你到这边来，这样子——这边的光线比较好。”
“滚你的，”拉维克说。“那个女人急需救护车。绷带不能长久地扎着。你瞧，救护车已经去叫了。”
“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办呢，医生！”那警察说。“第一，我必须把那份报告写好。”
“死者已经把他的名字告诉了你吗？”一个半成年的青年问。
“Ta gueule①，”那警察在青年的脚边吐了口唾沫。
①法语：闭上你的鸟嘴。
“从这儿再照一个相，”有人跟那个摄影记者说。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显示出那个女人是在人行道的禁区之内的。瞧那个——”他指着一块放在旁边的木牌，上面写着：“注意！危险！”“你可以照一个相，让人家看得出来。我们需要这么一张照片。赔偿的事，原是不成问题的。”
“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那个头戴帽子的，反对刚才的建议，这样说道。“我只拍那些有趣味的镜头。”
“可是这也是有趣味的哪！哪有比这个更有趣味的？把那块木牌作背景！”
“木牌是没有意思的。动作才有趣味呢。”
“那么，可以记在你的报告书里。”那个人拍了下警察的肩膀。
“你是什么人？”他生气地问。
“我是建筑公司的代表。”
“那好。”那个警察说。“你也留在这儿。你叫什么名字？你应该知道的啊！”他问那个女人。
女人翕动着嘴唇。眼皮也一张一合，好像蝴蝶似的，又仿佛一只累极了的灰色的飞蛾，拉维克想——同时又在想：我这个人真是好傻！应该赶快溜掉！
“他妈的，”那个警察说。“说不定她已经疯啦。那就更麻烦了！而且我三点钟就要下班。”
“马塞尔，”那女人说。
“什么？等一下！什么？”警察又俯下身去。女人又不做声了。“什么？”警察等了一会。“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那女人还是沉默着。“你他妈的咕咕哝哝的，”警察跟那个建筑公司的代表说。“这种情况，报告怎么写得出来？”
这时候，照相机的声音又响动了一下。“谢谢你！”摄影记者说。“充满了动作的镜头。”
“你把我们的指示木牌照进去了没有？”建筑公司的代表没等警察开口，就问。“我可以立刻再放上五六块木牌。”
“没有，”摄影记者答道，“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们还是付出那笔保险金吧，你这个大资本家的可怜的看门狗。”
一阵警笛。救护车赶到了。这是个机会啦，拉维克想。他小心翼翼地走开了一步。可是那个警察立刻把他拉了回来。“你必须跟我们一起上警察总局去，医生。抱歉得很，可是我们必须将一切情况都留下一个记录。”
另外那个警察，现在已经站在他的身旁了。于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只有希望一切都能顺利，拉维克想，便跟着他们一块儿去了。
☆☆☆
警察总局的值班官员，静静地听着宪兵和警察的报告，他们都写有书面的记录。这时候，便转向拉维克望着。“你不是法国人，”他说。这并不是问题，他说的是事实。
“不是，”拉维克说。
“哪里人？”
“捷克人。”
“那你怎么在这儿行医呢？你是外侨，如果没有入籍，是不能够行医的。”
拉维克微笑着。“我没有在这儿行医。我在这儿旅行。玩玩的。”
“你带着护照吗？”
“是不是需要啊，费尔南？”另外一个警官问。“这位先生救护了那个女人，我们已经留下他的地址。那就够啦。我们还有其他证人呢。”
“我觉得有兴趣。你带着护照吗？或者你的身份证？”
“当然没有，”拉维克说。“谁把护照随身带着呢？”
“那么在哪儿？”
“在领事馆，我在一星期以前就送到那儿去了。因为我将要离开这里。”
拉维克知道如果他把护照放在旅馆里，那么也会给一个警察陪着去取，这一下谎话就被拆穿了，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他给了个假地址。说在领事馆，他还有一个搪塞的机会。
“在什么领事馆？”费尔南问。
“捷克领事馆。”
“我们可以打电话去问，”费尔南望着拉维克。
“当然可以。”
费尔南等了一下。“好吧，”他接着又说。“我们就去问一下。”
他站了起来，走进了隔壁一个房间。另外一个警官可尴尬了。“原谅我们，医生，”他向拉维克说。“当然，这本来是并不需要的。好在事情一下子就会弄清楚。我们很感谢你的救护。”
弄清楚，拉维克想。当他掏出一支纸烟的时候，还很镇静地环顾着四周。宪兵站在门口。这倒是个好机会。谁也没有真正地怀疑到他。他也许可以把他推开，可是建筑公司的代表和两个工人都在那边，于是他只能放弃了机会。卫兵们虽然不注意，可冲出去也是不容易的，说不定门外也站着警察。
费尔南回来了。“领事馆里没有写着你姓名的护照。”
“也许有吧，”拉维克说。
“怎么可能呢？”
“接电话的官员未必样样都知道。经办这类事情的人，一起总有五六个呢。”
“这个人是知道的。”
拉维克不作声。“你不是捷克人，”费尔南说。
“听我说，费尔南——”另外一个警官说道。
“你没有捷克的口音，”费尔南又说。
“也许没有。”
“你是一个德国人，”费尔南得意洋洋地说道。“你没有护照。”
“不，”拉维克答道。“我是摩洛哥人，我有世界上所有的法国护照。”
“先生。”费尔南嚷嚷起来。“你敢放肆，你竟侮辱法兰西殖民帝国！”
“他妈的，”一个工人说。建筑公司的代表，露出一种神情，仿佛要想敬礼似的。
“费尔南，我们现在可不必——”
“你在撒谎！你不是捷克人。你没有护照！是吗？”
人面鼠心，拉维克想。人面鼠心，就没有办法了。我有没有护照，干这个傻瓜什么事啊？可是老鼠嗅到了什么味儿，现在就爬出它的洞穴来了。
“快说！”费尔南又咆哮着。
一张纸！有它或者没有它。假如我有了这张纸，这家伙一定会请我原谅，向我鞠躬。即使我杀人越货都不在乎——这个人会向我敬礼的。可是，如果基督没有了护照——那么到今天，也许会死在牢狱里。不管怎么说，他活不到三十三岁，早给杀死了。
“你必须留在这儿，等事情弄清楚了再出去，”费尔南说，“我会调查的。”
“好吧，”拉维克说。
费尔南大踏步走出了房间。另一个警官翻检着他的文件。“先生，”他说。“我很抱歉。”
“没关系。”
“我们没事了吗？”一个工人问。
“是的。”
“好吧，”然后他转向拉维克说。“世界革命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护照了。你要知道，先生，”那警官说。“费尔南的父亲是在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所以他恨透了德国人，因此他这样为难你。”他不好意思地向拉维克望了一会儿。他仿佛在捉摸着这件事到底错在哪里。“我真是十二分抱歉，先生。我要是碰到这事情啊……”
“没关系，”拉维克望了望四周。“在这位费尔南回来之前，我是否可以打一个电话出去？”
“当然可以，电话在那边桌子上。快去打吧。”
拉维克打电话给莫罗佐夫。用德语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是想让维伯尔知道的。
“要告诉琼吗？”莫罗佐夫问。
拉维克犹豫了一下。“不。暂时不必告诉她。只说我被扣留了，过两三天就会没有事的，请你好好地照顾她。”
“好的，”莫罗佐夫回答道，并不怎么热烈的样子。“好的，伏切克。”
费尔南回来的时候，拉维克已经把听筒搁好了。“你刚才讲的是什么话？”他狞笑着问。“捷克语吗？”
“世界语。”
☆☆☆
第二天早晨，维伯尔来了。“这么一个鬼洞，”他望了望四周，这样说道。
“法国的监狱，至今还是真正的监狱，”拉维克答道。“倒没有沾上什么人道主义的幌子。道地的十八世纪的臭味儿呢。”
“令人作呕，”维伯尔说。“还把你弄进这里！”
“一个人原不应该做什么好事的。自己反而受连累了。我应该让那个女人流血到死。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铁的时代，维伯尔。”
“在一个铸铁的时代。我们那几位朋友，已经发现你在这儿是非法的吗？”
“当然啰。”
“地址也给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不会说出国际旅馆来。否则，这样收留没有登记的客人，老板娘一定会受处罚。而且，警察一定会去搜查，说不定有不少人会被捕。我这一次，把兰开斯特旅馆作为我的地址。那是一个费用较贵，设备极好的小旅馆。以前我住过的。”
“那么你新的名字叫伏切克吗？”
“弗拉基米尔·伏切克。”拉维克苦笑着。“这是我的第四个化名。”
“真见鬼，”维伯尔说。“那怎么办呢，拉维克？”
“没有多大的办法。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我们那几位朋友发现我以前到这儿来过几次。否则要判处六个月的徒刑。”
“真该死！”
“是的，这世界，一天比一天更人道了。尼采说的，冒险地生活。难民们就是这样的——他们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
“如果他们没有发现呢？”
“两个星期，我猜照例是驱逐出境而已。”
“之后呢？”
“之后我再回来。”
“再等他们来抓你吗？”
“对啦。这一次的时间，算是很长久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想办法。不能老是这样子。”
“只有这样啊！有什么办法呢？”
维伯尔思忖着。“杜兰特！”他突然说道。“当然啰！杜兰特他认识很多人，他是很有影响的——”他自己打断了话。“天哪！你自己不是给那个有权有势的人做过手术吗！那个患胆囊病的人！”
“不是我。是杜兰特——”
维伯尔笑了起来。“当然我不能告诉那个老头儿的。可是他有办法。我会叫他难过的。”
“你不会有多大的收获。前不久，我耗费了他两千法郎。像他那号人，对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忘掉的。”
“他会，”维伯尔得意洋洋地说。“因为他也怕你把替他代做手术的鬼勾当讲出去。你替他开过一二十次的刀了。而且，他也需要你。”
“他很容易去找别人啊，比诺或是别的难民医生，反正人多着呢！”
维伯尔捋着他的胡子。“你自己不必去。我们来替你试。我今天就可以去进行的。这儿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饭食怎么样？”
“坏透了。可是我能够叫他们带点儿什么东西来的。”
“香烟呢？”
“那是够的。我真正需要的，你却无法帮我的忙——是要洗一个澡。”
☆☆☆
拉维克已经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同牢的是，一个犹太管子工，一个半犹太血统的作家，一个波兰人。管子工只是怀恋着柏林的家；作家很恼火；波兰人则无所谓。拉维克供给他们纸烟。作家尽讲些犹太笑话。管子工是一个排除臭气的专家，倒是个不可少的人物。
两星期之后，拉维克才被传讯。他先被带到一个检察官的面前，那个人只问他有没有钱。
“有啊。”
“好的，你可以雇一辆出租汽车。”
一个警官押着他出去。街上十分明亮。能重见天日，那是多么痛快哪。一个老头儿在门口贩卖氢气球。拉维克可想象不出为什么他在监狱门口贩卖那个玩意儿。警官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们上哪儿去啊？”拉维克问。
“到总监那儿去。”
拉维克不知道，那是什么部分的总监。只要不是德国集中营的总监，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天下唯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可怕的，完全无援地受制于野蛮的暴政。目前的小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
出租汽车上有一架收音机。拉维克把无线电打开。他收听到菜市的行情，然后是政治新闻。那警官打着哈欠。于是拉维克换了一个电台。播送的是音乐。流行歌曲。那警官兴奋起来。“夏尔·特雷内，”他说。“麦尼蒙丹。第一流的！”
出租汽车停了。拉维克付了钱，他被押入了一间接待室，这儿也跟天下所有的接待室一样，充满着期望、汗珠和尘灰。
他在那儿等了半小时，读着一份某一位来客留下来的过期的《巴黎人生活》，两星期没有书看，这一份杂志读起来就像古典文学一样有味道。半小时之后，他才给带到总监的面前。
隔了许久，他才认出这个矮胖的人来。往常他在做手术的时候，照例是不大注意病人的脸的。病人的脸，对于他来说仿佛跟号码一样无关紧要。他能感觉、有兴趣的，只是病人患病的地方。可是对于这个人的脸，却曾好奇地注视过。这儿坐着的，正是那个病体康复，又大腹便便，没有了胆囊的莱瓦尔本人。拉维克这时候已经忘记，维伯尔曾想转托杜兰特帮忙，而他也想不到居然已被带在莱瓦尔本人的面前了。
莱瓦尔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也给自己一点时间。“你的名字，当然不是伏切克啰，”他嘟囔着道。
“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纽曼。”拉维克事先早已把这个名字，跟维伯尔说好，而维伯尔也跟杜兰特解释过的。
“你是德国人？”
“是的。”
“难民吗？”
“是的。”
“看不出来，你的样子可不太像。”
“难民不都一定是犹太人，”拉维克解释道。
“你为什么撒谎？报一个假名字。”
拉维克耸耸肩膀。“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少撒谎。我们是不得已啊——并不是喜欢那样。”
莱瓦尔傲然地说，“你以为我们这样跟你打交道，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吗？”
灰色，拉维克想。他的脑袋，灰中带白，他的眼睛蓝中带黑，他的嘴巴半张着。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那个时候，只剩下了一堆肥肉，包着一个腐烂的胆囊。
“你住在哪儿？这个地址也是谎报的。”
“我是到处为家的。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儿。”
“来了多久了？”
“三星期。三星期以前，我从瑞士来的。我给送过了边境。你要知道，按法律的观点来讲，没有身份证，我们固然没有居住的权利——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下不了自杀的决心。这便是我们要来麻烦你的理由。”
“你应该住在德国啊，”莱瓦尔还是嘟囔着。“那儿可不坏哪。人家都这么说的。”
开刀的时候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拉维克想，你就不能在这儿讲这个道理和说这些无聊的话啦。病菌穿过你的边界，可无需什么身份证的——否则也许已经成为黄土一抔了。
“这儿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莱瓦尔问。
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原来是想拘捕别人，拉维克想。“在第一流的旅馆里，”他说。“用不同的姓名。一个名字往往只用几天。”
“不是那样的。”
“你既然比我知道得还清楚，为什么还来问我呢？”拉维克说着，显然有点儿愤怒了。
莱瓦尔勃然用手掌拍了下桌子。“不要这样放肆！”拍过以后，立刻瞧着他的手。
“你拍到了你那柄剪刀啦，”拉维克说。
莱瓦尔把那只手插进了衣袋。“你不觉得你自己太傲慢了吗？”他突然那样心平气和地问，仿佛人家依赖着他，而他又颇能克制似的。
“傲慢吗？”拉维克愕然望着他。“你说这是傲慢吗？我们既不是在学校里，也不是在犯人悔罪的感化院里。我在自卫——你要我摇尾乞怜，恳求减刑，你才觉得痛快吗？难道只因为我不是一个纳粹，所以没有身份证吗？虽然我们坐过牢，进过警察局，受过各种侮辱，可是我们至今还不承认自己是罪犯，那是因为我们要求生存——这便是我们始终傲然不屈的原因，你知道吗？天会知道这决不是傲慢哪！”
莱瓦尔并没有回答，“你在这儿行医吗？”半晌才问。
“没有。”
那个刀疤，现在一定小得多了，拉维克想。那个时候，我缝得很仔细。给这个胖子开刀，可真费了一点儿心力呢！要不了多少时间，他一定又会乱吃东西和乱喝酒了。
“这就是最危险的事啊，”莱瓦尔解释着。“不受检定，不受管制，你便在这儿逍遥法外。谁知道你溜来了多久！你别以为我会相信你说只有三星期。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干了多少坏事！”
干了你便便的大腹，那些僵硬的动脉，肿胀的肝脏和发酵的胆囊，拉维克想。假如我不做手术，那么你的朋友杜兰特，也许会在慈悲和愚蠢的情形下，把你弄死了，而他却因此而增进声誉，增加诊费了。
“这就是最危险的事啊，”莱瓦尔又重复了一遍。“你不准在这儿行医。因此你什么病人都接受，那是很显然的。我跟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谈起过。他也表示了完全相同的意见。假如你真有点儿医学知识的话，那么他的名字你也一定会熟悉的——”
不，拉维克想。不会，现在他才不会说杜兰特的。人生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哪！
“杜兰特教授，”莱瓦尔很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过的。医疗辅助人员，没有毕业的学生，推拿手，助理医师，在这儿都说是德国的名医。谁去审查呢？非法的手术，堕胎，跟产婆和江湖郎中狼狈为奸，天知道还有多少的黑幕。我们还不够严肃吗？”
杜兰特，拉维克想。那是他对两千法郎的报复。可是，现在他又请什么人替他去动手术呢？或许是比诺，猜想起来，他们一定又合作啦。
莱瓦尔发现他已经不在听自己说话了。直到他提出了维伯尔的名字，他才又注意了一下。“一个名叫维伯尔的医生来替你说过情。你认识他吗？”
“有点儿。”
“他到这儿来过。”莱瓦尔向前面瞪视了半晌，接着他大声打了个喷嚏，掏出手帕来抹了下鼻子，又瞧了下抹出来的是什么，然后将手帕折好，放回口袋。“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我们必须严肃一点。你将被驱逐出境。”
“那我知道。”
“你从前来过法国吗？”
“没有。”
“要再回来，就处六个月的徒刑。你知道吗？”
“知道。”
“我要监视你立刻出境。这是我能做得到的事。你有钱没有？”
“有。”
“那就好了。那么你可以负担那押解的人和你自己到边界去的旅费。”他点着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们回去，有没有规定的时间？”拉维克问那个押送的警官。
“没有准确的规定。这要看情形了。干什么？”
“我想去喝点开胃酒。”
那警官望着他。“我不会逃跑的，”拉维克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在手里玩弄着。
“好的。几分钟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吩咐出租汽车停靠在一个小酒店的门口。几张桌子已经给搬在外面了。天气很冷，可是阳光倒是很耀眼的。“你要喝点儿什么？”拉维克问。
“苦味酒。这个时候不会有别的东西了。”
“给我白兰地。不要掺水。”
拉维克沉静地坐在那儿，深长地呼吸着。空气——那是什么啊！人行道上的树枝，透露着褐黄色雪亮的嫩芽。里边洋溢着一股新鲜面包和新开瓶酒的香味。招待把酒杯送来了。“电话在哪儿？”拉维克问。
“在里边——往右转，厕所旁边。”
“可是——”那警官说。
拉维克把二十法郎的钞票塞在他手里。“你也许会想象得到我给谁打电话。我不会逃跑。你跟我一起来。来吧。”
那警官慢慢地想了想，说：“好的。”他便站了起来。“人到底是人哪。”
“琼——”
“拉维克！我的天！你在哪儿啊！他们已经放你出来了吗？你告诉我现在在哪儿！”
“在一家小酒店里——”
“别说了，告诉我到底在哪里？”
“我真是在一家小酒店里。”
“什么地方呢？他们说你已不在牢里了，这些日子，你都在什么地方啊？这个莫罗佐夫——”
“他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
“没有告诉。”
“他没有告诉你，就是因为怕你会来找我，琼，还是不要来的好。”
“为什么你在小酒店里打电话，为什么你不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来。这儿只能耽搁几分钟，我向那个警官说了情，在这儿呆一会。琼，几天里，我就要被放逐到瑞士去，之后——”拉维克瞧了下窗外。那警官靠在柜台上闲谈。“之后我就会回来的，”他等待着。“琼。”
“我要来，我立刻就来，你在什么地方？”
“你不能来。这里离你有半小时的路程，可是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指使那个警官就得啦！给他点钱！我带钱给你！”
“琼，”拉维克说，“那不行，现在还是不要来比较好。”
他听到她的呼吸。“你不愿意跟我见面吗？”她然后问道。
这可为难了。我不应该跟她通话，他想。不是当面交谈，怎么解释得清楚呢。“跟你见面，当然是我最愿意的，琼。”
“那么你就来！那个人可以和你一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必须把电话挂断了。赶快告诉我，你现在在做什么事啊？”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穿着什么衣服？你在什么地方？”
“在我房间里。在床上。昨晚回来得很晚。我一下子就可以把衣服穿好，立刻到你那边来的。”
昨夜很晚。当然啰。一个人给囚禁的时候，一切都还是照旧。这些他已经忘记了。在床上，朦胧地睡去，头发散开在枕边，袜子散乱在椅子上，亚麻布衬衫，一套晚服——这些个事情，开始在旋转，电话间的窗子，给他的吐气弄得模糊了，那个警官的隐约的头，仿佛水族馆里的标本，在玻璃边荡漾着——他镇定了一下。“现在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琼。”
他听到她惊惶的声音。“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够一下就走开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或者——”她撑起了身子，枕头推到了一边，电话听筒仿佛是她手里的一件武器，一个敌人，她的肩膀，她的眼睛，兴奋得深沉而幽黑了……
“我又不是去上战场，我只是到瑞士去，是旅行啊！我立刻就会回来的。你当我是一个商人吧，想把一车的机关枪卖给国际联盟去就好啦。”
“你回来了，还会是老样子，这么担惊害怕，我会活不下去的。”
“最后一句话，你再说一遍。”
“是真的啊。”她的声音显然是愤怒了。“你把经过情形告诉人家，轮到我最后的一个。维伯尔可以来探望你，我不能！你打电话给莫罗佐夫，却不打给我！而现在，你倒走了——”
“天哪，”拉维克说。“我们何必吵架呢，琼。”
“我不是要吵架。我只是说了说实际情况。”
“好的。我现在必须把电话挂断了。再会，琼。”
“拉维克！”她叫着。“拉维克！”
“哦——”
“要回来的啊！要回来的啊！没有了你，我什么都完啦！”
“我一定回来的。”
“哦——哦——”
“再会，琼。我立刻就回来的。”
他在这个温暖的电话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发觉自己的手，还没有放开那听筒。他开了门，警官抬起头来，善意地微笑着。“接通了吗？”
“接通了。”
他们又回到桌子边，拉维克喝干了那杯酒。我不应该和她通电话的，他想。不通话，我倒平静得很。现在可烦躁起来了。我应该知道，只通一下电话，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我没有好处，对琼也没有。他觉得应该重新回去，再打一个电话给她，把一切他想告诉她的话都说给她听。向她解释，他为什么不能跟她见面。他这副狼狈样儿，不但肮脏，而且有警察押着，他实在不愿意见她。可是他就会回来，那么一切就照常啦。
“我想我们应该动身了，”那个警官说。
“哦——”
拉维克把招待喊来。“给我两小瓶科涅克白兰地、各种报纸和十二包卡普列尔香烟。账单。”他望着那警官。“怎么样？可以吗？”
“人到底是人哪，”那警官说。
招待把瓶酒和纸烟都送来了。“请您替我把酒瓶打开，”拉维克说，一边将纸烟小心地分藏在几个口袋里。他重新把瓶塞塞好，塞到不用螺旋钉就可以开启的程度，便装进了外衣里面的口袋。
“你倒是老于此道的，”那警官说。
“习惯了，遗憾得很。小时候，真没有想到老了还会玩这套把戏。”
☆☆☆
那个波兰人和那个作家，都酷嗜那两瓶科涅克白兰地。管子工则不喝这种烈性酒。他是一个爱喝啤酒的人，就充分地说明柏林啤酒的好处。拉维克躺在铺板上看报。波兰人不看，他不懂法文。他只是抽着烟，样子很快乐。那天晚上，管子工却哭了起来，拉维克被他惊醒了。他听着那低沉的声音，望着小小的窗外闪耀着一片苍白的天空，他睡不着了。后来管子工倒平静了下去，他却还是睡不着。过去生活得太好了，他想。太多的东西，当他不能再享有的时候，便觉得更伤心了。
十八
拉维克正从火车站走出来。他很疲倦，又很脏。在热气腾腾的车厢里，待了十三个小时，挤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吃大蒜的人，一些猎人和猎狗，一些把鸡笼和鸽笼放在膝盖上的女人。而在上车以前，又在边境上呆了将近三个月之久——
他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走着。薄暗中有一点儿闪光。拉维克抬起头来观看。那闪光仿佛是从许多用镜子镶成的角锥体上发出来的，那些角锥体矗立在圆心广场的周围，把五月里最后那种灰色的光芒，来来回回地映耀着。
他站住了，更凝神地注视着。那真是许多用镜子镶成的角锥体。到处都是的，就在郁金香的花床背后，鬼怪似地重重叠叠地安放着。“那是些什么啊？”他问一个正在平整一畦新翻泥地的园丁。
“镜子，”园丁连头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知道。上一回我在这儿可是没有的啊。”
“你好一阵子不来这里了吧？”
“三个月。”
“啊，三个月，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才安装起来的。为了英王。他来这儿访问。这样，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脸给镜子照出来啦。”
“妙极了，”拉维克说。
“当然啰，”那园丁却毫不惊奇地答道。
拉维克往前走去。三个月——三年——三天；时间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而又什么都是。现在的事实是，栗树都在开花了——而先前，连一片叶子都还没有呢——德国又撕毁条约，占领了整个捷克——在日内瓦，一个名叫约瑟夫·布鲁门塔尔的难民，在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中，在国际联盟的总部门前开枪自杀了——在他自己胸腔的什么地方，还遗留着肺炎的创痛的残痕，那一场几乎送命的大病，是他在贝尔福用京特这个化名的时候生的——而现在，在一个酥软如女人乳房一样的晚上，他又回来了；所有这些事实，他都几乎不觉得惊奇。一个人接受这些事实，跟接受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总怀着一种宿命论的宁静心态，这种心态原是无依无靠时候的唯一武器。天空，到处都是一样的，也永远都是一样的，覆盖着凶杀、憎恨、牺牲和爱情——树又开花了，毫无疑义地，一年又一年——青梅色的薄暮转变着，忽来忽去的，跟那些护照啊、叛变啊、失望啊、希冀啊都没有关系。重返巴黎，这是好的。走着，慢慢地走着，无思无虑地走着，在银灰色的光芒下，沿着这条街，那也是好的；能有这样一个时辰，仍然充满着只是暂时喘息一下的心情，充满着一种在交界线上逐渐更替的心态，在这里，一种遥远的哀愁和一种仅仅因为能够活着而经常出现的轻微的喜悦，仿佛天地接壤似地粘合融和起来，这也是好的——这是到达巴黎后的最初一个小时，人还没有重新遭受箭刺和刀戮——这种古怪的兽类的感觉，这种来自远处、去向远方的呼吸，这种微风，还没有掺杂着情感，沿着心灵的通道，经过事实的阴沉的火，经过过去那钉着钉子的十字架，经过未来那装着倒刺的铁钩，这种中间休止，这种动荡中的沉静，这种停顿的片刻，这种最公开也最秘密的存在形式，这种在世界的昙花一现中，永恒的并不重要的一次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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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佐夫坐在国际旅馆那间有着棕榈盆景的房间里。他正在喝着一瓶沃莱白葡萄酒。“喂，鲍里斯，老朋友，”拉维克说。“我好像回来得很巧呢。那是沃莱酒吗？”
“还是那种酒。这一次是三十四年的。稍微甜了一点儿，味道也凶了一点儿。你又回来了，很好。已经三个月啦，是不是？”
“是的，比往常长了一些。”
莫罗佐夫摇摇桌子上那只老式的铃。那仿佛是乡村教堂里圣器看管人的铃声。“墓窟”里只有电灯，没有电铃。装了也不值得；难民不大敢摇铃。“你现在用什么名字？”莫罗佐夫问。
“还是叫拉维克。我在警察局里没有提起过这个名字。我只说我叫伏切克，纽曼和京特。随意的使用着。我倒不愿意放弃拉维克。我喜欢这个名字。”
“他们没有发现你住在这儿吧，是吗？”
“当然没有。”
“原来如此。否则他们会来搜查了。这样，你还可以住在这儿。你的房间还空着。”
“那个老太婆知道我出事了吗？”
“没有，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他们，你到卢昂去了。你的东西都在我那边。”
一个姑娘托着扁盆过来了。“克拉丽莎，拉维克先生要一杯酒，”莫罗佐夫道。
“噢，拉维克先生，”那姑娘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回来了吗？你去了不止六个月了，先生。”
“三个月，克拉丽莎。”
“不会的。我以为总有六个月啦。”
那个姑娘一转身走开了，不多一会，“墓窟”里的那个懒散的招待，手拿一个酒杯走了过来。他没有托扁盘；他在这儿服务了很久，可以这样随便了。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想要说点什么的表情，却给莫罗佐夫猜中了。“好的，简。你说拉维克先生到底离开多久了，你确切知道吗？”
“可是，莫罗佐夫先生！当然我是连日子都知道的！一起整整的——”他停顿了一下，等待着反应，然后微笑地说：“整整的四个半礼拜！”
“对啦，”拉维克不等莫罗佐夫回答，便这样说。
“对啦，”莫罗佐夫也答应着。
“当然啰。我是从来不会记错的。”简走开了。
“我不愿意让他失望，鲍里斯。”
“我也这样。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时间的观念就淡薄了。那是一种慰藉，一种恐惧，或者也是一种无所谓的事情。我跟尼奥勃拉辛斯克卫团的贝尔斯基中尉，在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分别的。我们是朋友。他往北穿过了芬兰。我却穿过了满洲和日本。八年以后，我们又在这儿见面的时候，我以为一九一九年在哈尔滨见过他，他却以为一九二一年在赫尔辛基见过我。居然时间相差了两年——空间相差了几千英里。”莫罗佐夫拿起酒瓶，酌满了一杯。“你瞧，至少我们还认识你的。那就给人一种家乡之感了，是不是啊？”
拉维克喝着酒。酒是冰冷而清淡的。“这次我又到过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说。“靠得近极了，在巴塞尔下去一点。路的一边属于瑞士，另一边属于德国。我在瑞士的边界里吃樱桃。可以把核吐到德国。”
“那也给你一种家乡之感吗？”
“不。却也不觉得离得太远。”
莫罗佐夫微笑了。“那我也理解。路上怎么样？”
“照例是那样。一句话，困难得多了。他们在边境上防守得更严。有一次我在瑞士给他们抓住了，又有一次在法国。”
“为什么你从没有写过一封信来呢？”
“我不知道这儿的警察会管制得怎么样。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股子劲的。还是不要跟任何人冒险的好。总而言之，我们都没什么可谈。打仗时的老办法，静静地躲着，溜走。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倒不是我以为。”
拉维克望着他，然后说：“写信干什么？写信也没有用的。”
“不。”
拉维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来。“奇怪，一个人离开了这儿，怎么一切东西都变样啦。”
“你别哄骗你自己了。”莫罗佐夫答道。
“我没有啊。”
“一个人离开了，那倒是好的，一回来啊，那便不同啦。什么都得重新开始了。”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你真会含糊其词呢。这样的态度，对你来说是很好的。你想下一盘棋吗？那位教授死了。他是我唯一值得领教的对手。李维到了巴西。谋到一个招待的职位，现在这个时势哪，生活真是改变得快极了。一个人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应当习以为常。”
“不，应当那样。”
莫罗佐夫凝神地注视着拉维克。“我倒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可我们能够离开这个陈腐的棕榈坟墓吗？我已经三个月不到这儿来了，然而，还是跟从前一样的霉臭——那股厨房味儿，尘灰和恐惧。你什么时候去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