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到个人，才是真正的侮辱，”莫罗佐夫这样解释道。“这还不过是笼统的侮辱。你给他点儿小费，无异于也给他侮辱啊。”
施特恩的眼睛里，闪出了微笑。“好的，”他跟莫罗佐夫说。“好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两个搬运工。他们傲然地接了过去。施特恩也傲然地将皮夹放进了口袋。两个搬运工彼此对视了一下。于是他们把奥蒲松椅子搬进了大篷车。照例把碗橱最后搬上去。当他们搬运的时候，转了个身，又让碗橱的右边，跟篷车碰撞了一下。茜尔玛·施特恩颤抖着，却不说一句话。而施特恩却连看都没有看见呢。他原来又在检点着签证和其他的证件。
“没有再比家具堆置在街头，更令人沮丧的了，”莫罗佐夫说。
现在是，华格纳家的东西搬放在那儿了。几把椅子，一张床，放在马路的中间，仿佛无耻而凄凉得很。两个手提皮包，皮包上贴着许多旅馆的招牌纸——维亚雷焦，加登大旅社，柏林亚德龙。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旋转的镜台在街头反耀着。还有厨房里的器皿——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也要带到美国去。
“亲戚，”黎奥妮·华格纳说。“在芝加哥的几个亲戚，替我们安排了这一切。他们又汇了钱来。还为我们设法弄了签证。那只是一种旅行的签证。到了美国，我们必须去墨西哥。亲戚。我们的几个亲戚。”
她很怕羞。只要她觉得那些停步不前的人都望着她，便仿佛自己是个逃兵似的。因此她急于想走开，便帮着把东西搬上了篷车。转到另外一个角上，她似乎呼吸起来也自由得多。可是新的焦虑又来了。船会不会开呢？会不会准许她上岸呢？他们会不会把她赶回来呢？焦虑的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的。已经是好几年了。
单身汉施托尔茨几乎只有书籍。一提包衣服，和他的藏书。初版本，古本和新书。他是一个肢体生得不很端正的人，长着红头发，性格很沉静。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这会儿慢慢地在门口、在旅馆前面集合拢来了。他们大多默默无言。只望着那些东西和装着家具的篷车。
“那么就再见吧，”黎奥妮·华格纳怯然地说。她们已经把东西搬好了。“或者Goodbye①。”她苦恼地笑着。“或者Adieu②。现在这种时势啊，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①英语：再见。
②法语：再见。
她跟几个人握手。“亲戚，”她说道。“都是那边的几个亲戚。当然啰。我们自己是，怎么也不能——”
她突然停住了话。恩斯特·萨登鲍姆博士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紧的。这些人是幸运的，有些人才不幸呢。”
“我们大多数是不幸的。”难民维森霍夫这样说道。“不要紧的。敬祝一路顺风。”
约瑟夫·施特恩跟拉维克、莫罗佐夫和其他几个人道别了。他笑得仿佛是一个犯了欺骗罪的人。“谁知道我们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也许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再回到国际旅馆里来。”
茜尔玛·施特恩早已在篷车上坐定。单身汉施托尔茨没有跟什么人道别。他不是到美国。他只有往葡萄牙的护照。他觉得这样的旅行，平淡得无须乎道别的。只在篷车辘辘地滚动的时候，草草地挥了挥手。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都像落汤鸡一样地呆立着。“来啊，”莫罗佐夫跟拉维克说。“让我们去吧！到‘墓窟’里去！喝苹果白兰地！”
他们刚坐定，别的客人都进来了。他们像秋风里的落叶那样，疾卷了进来。两个脸色苍白的犹太人，挂着几茎稀疏的胡髭；维森霍夫，露丝·戈尔德贝格，棋局的自动玩具芬肯斯坦，宿命论者萨登鲍姆，还有几对客人；六七个孩子；结果终于没有走掉的那个印象派艺术家作品拥有者罗森菲尔德；几个少年和几个龙钟的老头儿。
晚餐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大家都好像不愿意回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他们挤聚在一起。大家都悄悄地说话，仿佛都听天由命似的。大家都有过那么多的不幸，反而觉得无所谓了。
“贵族阶级都已经走了，”萨登鲍姆说。“现在，只有一批被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人，还在这儿见面。这是‘特选的人’！耶和华的宠儿！特别为着‘坡格隆’。生命万岁！”
“还有西班牙呢，”芬肯斯坦答道。他面前又放着一副棋盘，和晨报上刊的棋谱。
“西班牙。当然啰。法西斯党徒来到这儿的时候，会跟犹太人接吻的呢。”
一个胖胖的灵活的女招待送上了苹果酒来。萨登鲍姆戴上了夹鼻眼镜。“我们这批人中间，大多数都做不到，”他说道。“喝得酩酊大醉。消释这么一夜的悲愁。连那样都做不到吧。阿赫斯维的后裔。即使连他本人，那个年老的漂泊者，也会觉得失望的——他没有身份证，也走不多远的。”
“您也一块儿喝一杯吧，”莫罗佐夫说。“苹果酒倒是很好的。谢天谢地，老板娘至今还没有知道呢。否则她一定又要涨价了。”
萨登鲍姆摇摇他的头。“我不喝酒。”
拉维克望着一个胡子满面的客人，看他时不时拿出一面镜子，照上一照，隔不上一会，他又这么来一下。“他是谁啊？”他问萨登鲍姆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来过。”
萨登鲍姆扁扁他的嘴唇。“那是新来的艾隆·戈尔德贝格。”
“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个女人，不久又结了婚吗？”
“不。她把死去的戈尔德贝格的护照，卖给那个人了。卖了两千法郎。老戈尔德贝格原是有灰色胡子的；因此这个新人，也留上了胡子。就为了护照上的相片。你瞧他就老是拉着拉着的。他在没有长上相仿的胡子以前，还不敢使用那护照。这真是跟时间在赛跑哪。”
拉维克端详着那个人，他正在拉着一撮毛茸茸的胡子，对着护照上的相片作比较。“他总可以说，他的胡子都给烧掉了。”
“好主意。让我跟他说去。”萨登鲍姆拿下了夹鼻眼镜，忽前忽后地挥动着。“可怕的事情。”他微笑着说。“两星期之前，这不过是一桩买卖而已。现在啊，维森霍夫可吃起醋来，而露丝·戈尔德贝格也有点儿心旌摇曳了。这都是一张身份证的魔力。照那身份证说起来，他的确是她的丈夫呢。”
他站起身子，走向新来的艾隆·戈尔德贝格。
“我就喜欢这‘身份证的魔力’。”莫罗佐夫转过头来跟拉维克说。“你今晚上预备怎么样啊？”
“凯特·赫格斯特龙今晚上就要搭诺曼底号。我想送她到瑟堡。她有自备汽车的。我把它开回来，送到车行里。她已经把它卖给那家车行的老板了。”
“她还能够旅行吗？”
“当然啰。她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那条船上还有个很好的医生。在纽约——”他耸耸肩膀，喝干了酒。
“墓窟”里的空气，闷热而恶浊。房间里又没有窗。一对老夫妇，坐在那棵尘封了的棕榈盆景下。他们完全沉浸于一种悲愁的气氛中，这悲愁仿佛一道围墙那样地紧绕着他们。这老两口儿手搀着手，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光景仿佛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似的。
突然，拉维克觉得天下的一切悲愁，都给关闭在这间灯光惨淡的底层里了。形容憔悴的壁灯，发着黄橙橙的萎靡的光芒，使一切东西都显得更不痛快了。那种沉寂，那种絮语，检点着早已翻看过百来次的身份证，一遍两遍计数着，沉默的期待，对于结局的无援的盼望，突发性的小小的英勇的举动，千百次被奚落的生命，现在给推到了角落里，因为再也无法前进了，才觉得更可怕了起来——他陡然地这样感觉到。他可以嗅到它的味儿，他嗅到恐怖，太沉寂的恐怖。他嗅到它，他也知道以前在什么地方嗅到过。在集中营里，他们把人群从街头，从床上驱赶了进去，让他们站在营房里，等待着命运的宰割。
邻桌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头发正中分开的女人，还有一个是男人。一个八岁光景的孩子站在他们的前面。他刚才在其他桌子旁边跑来跑去听着人们说话，这时回到老地方向那女人问道：“我们为什么是犹太人呢？”
那女人没有回答。
拉维克望着莫罗佐夫。“我一定要走了，”他说。“到医院里去。”
“我也一定要走了。”
他们走上了楼梯。“过分就是过分，”莫罗佐夫说。“我从前是反犹太的，现在对你说这句话。”
☆☆☆
跟“墓窟”比较起来，医院毕竟是一个快乐的地方。这儿固然也有苦痛、疾病和悲愁；可是这儿至少还有一种逻辑和感觉。一个人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些都是事实：一个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想点儿办法。
维伯尔坐在诊查室里看报。拉维克回过头去看他。“消息很好吧，是不是啊？”
维伯尔把报纸摔在地板上。“那批腐败的家伙！我们的政客，百分之五十应该处以绞刑的！”
“百分之九十呢，”拉维克说道。“杜兰特医院里的那个女人，后来你又得到什么消息吗？”
“她很好了。”维伯尔不安地拿了支雪茄。“对你来说事情很简单，拉维克。可是我是一个法国人呢。”
“我是根本无所谓的。可是我只希望德国也像法国一样的腐败。”
维伯尔抬起头来。“我在胡诌。抱歉得很。”他忘记给雪茄点火。“战事是不会发生的，拉维克。干脆地说，不会！大家都在那儿狂吠，威胁。到临了啊，总会有什么转机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先前那种自信，现在却消失了。“可是话虽如此，我们毕竟还有那条马奇诺防线呢，”他随后恳求似地说。
“当然啰，”拉维克并不信服地漫应着。这些话，他听到过千百遍了。跟法国人谈话，归根结蒂总是这样一句话。
维伯尔摸了下自己的前额。“杜兰特把产业都转移到美国去了。那是他一个女秘书告诉我的。”
“对的。”
维伯尔没精打采地瞧着拉维克。“也不止他一个呢。我的一位内弟，把他的法国债券，已经换了美国股票。加斯东·聂利把他的现款都换了美金，藏进了保险箱。听说杜邦还把好几袋黄金，埋藏在他的花园里呢。”他站起身来。“我不能再讲这些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法国会被出卖，这是不可能的。当危机威胁到头上的时候，大家就会团结一致啦。大家。”
“大家，”拉维克说道，连微笑也没有。“就是那些实业家和政客，现在还跟德国做着生意呢。”
维伯尔控制着自己。“拉维克——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吧。”
“好的。我要送凯特·赫格斯特龙到瑟堡去。我今天午夜要回来的。”
“好，”维伯尔深沉地呼吸着。“怎么——你自己打算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打算。我们会给关进法国集中营去的。那比德国的，总要好些吧。”
“不可能。法国不会把难民关起来的。”
“让我们等着瞧吧。这是必然的事，谁也反对不了。”
“拉维克——”
“是的。让我们等着瞧吧。但愿你的话是对的。你知道卢浮宫那边的人，已经撤退完了吗？他们把最名贵的画，都搬到法国中部去了。”
“不知道。谁告诉你的？”
“今天下午我在那边。查特尔大教堂的蓝窗，也已经装箱了。我昨天到过那儿。真是一次伤感的旅行。我想再去看看它们的。可是它们都早已搬空了。飞机场离得太近。又装了些新窗。正如去年慕尼黑会议的时候一样。”
“你瞧！”维伯尔立刻抓住了这一点。“那个时候毕竟也没有事情吧。好大的骚动，最后却来了一个拿着和平阳伞的张伯伦。”
“是的。和平的保护伞还在伦敦，胜利女神，也还是竖立在卢浮宫——就是少了个头。它还会在那儿的。太重，就不容易搬动了。我要去啦。凯特·赫格斯特龙正在等着我呢。”
诺曼底号横在码头上，千百盏灯光，在夜空中闪耀。水面上吹来了夜风，寒冷而含着些盐味。凯特·赫格斯特龙把皮大衣拉紧了。她很瘦削。脸上几乎都是些包着皮的骨头，大得怕人的眼睛，仿佛两个黝黯的水潭。
“我宁愿呆在这儿的，”她说。“一下子怎么又觉得不忍离开了。”
拉维克凝望着她。那儿横着一条大船，跳板上被灯光照得雪亮，旅客们在拥挤着朝前走，有许多人走得很慌忙，好像在这最后的时刻，还怕迟到似的。那儿横着一座晶莹的宫殿，它的名字不再是诺曼底号了，它的名字是流亡，逃遁，拯救。在欧洲成千个城市，成千个房间，成千个肮脏的旅馆，成千个地窖中的数万人看来，这是超登彼岸的缥缈的蜃楼，然而在他旁边的这个被死神啃啮着生命力的人，居然用一种微弱而柔顺的声音在说，“我宁愿呆在这儿的。”
这些都是不理智的。对于国际旅馆里的难民，对于全欧洲上千个国际旅馆，对于所有遭难，受苦，逃亡，陷入困境的人，这是个值得赞美的陆地；假如在他旁边的那只疲惫的手里挥舞着的船票，落到他们的手里，他们将会欢喜得流泪，将会吻着跳板，而相信天下出现了奇迹。而这一个人，却在向死神旅行，还漠然地说着：“我宁愿呆在这儿的。”
一大群美国人来了。从容不迫的，欢笑而喧哗着。他们始终不着急。可是领事馆催他们撤退。他们讨论了一下。真是可怜见的。再看看也觉得怪有味儿。他们以后会遭遇到什么呢？还有那大使！他们原都是中立的。真是可怜见呢！
香水的味儿。珠宝、钻石的闪光。几小时以前，她们还坐在玛克辛饭店里吃东西，算起美金来真是便宜得可笑，还有一九二九年的考尔顿酒，一九二八年的保尔·洛裘酒——现在上了船，也会坐在酒吧间里，玩玩西洋双陆，喝喝威士忌——
而在领事馆前面，一长列绝望的侨民，一种死亡恐怖的气氛，像云雾一样地荡漾在他们的头顶上，几个工作过度的职工，一个小个子秘书仿佛代表了一个临时军事法庭，他一再地摇着头，“不，没有签证，不，不可能，”这是沉静的无辜者所受的沉静的判决；拉维克凝视着这条不复是船的船，这是一只普渡众生的方舟，在洪水泛滥之前最后漂出的方舟。这洪水，人们已经逃脱过一次，而现在，方舟又来接人了。
“时候到啦，凯特。”
“是吗？再见，拉维克。”
“再见，凯特。”
“我们不需要彼此说谎哪，是不是啊？”
“是的。”
“赶快跟着我——”
“当然啰，凯特，快的——”
“再见，拉维克。谢谢您的关心。我要上船了。到了船上，我再跟您挥手。请您也呆在这儿，等到起航，跟我挥手哪。”
“好，凯特。”
她便缓步走上了跳板。身体微微地摇摆着。她比旁边的任何人都瘦，轮廓特别的显著，几乎是一点儿肉都没有了，完全是一种将死的黑色的风度。她的脸，轮廓分明得活像一匹埃及铜猫的头——只是有轮廓，有气息，有眼睛。
来了最后一批乘客。一个犹太人，流着满脸的大汗，手臂上甩着一件皮大衣，差不多痉挛了的，带着两个用人，一路的嚷着，一路的奔着。接着还有几个美国人。于是跳板慢慢地给吊上去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不可挽回的，给吊上去了。这是结局。一条狭窄的水流。那是边境。只有两米的距离——然而已经是欧洲和美国的边境了。也是得救和灭亡的分野。
拉维克找着凯特·赫格斯特龙。他发现了她。原来她站在栏杆边，挥着手。于是他也挥着手。
船好像并不在动。陆地仿佛在倒退着。只有一点儿。不容易觉察。随后突然地那条白色的船，完全脱离了码头。它浮在黝黑的水面上，衬托着幽暗的夜空，已经不可能接近了。凯特·赫格斯特龙再也认不出来，谁都再也认不出来，于是那些留着不走的人，彼此默默地对视着，有的露出了困惑，有的强作着欢颜，便都匆促地或者蹒跚地各走各人的路。
☆☆☆
他自己驾驶着汽车，穿越着黑夜，赶回到巴黎。诺曼底的篱笆和果园，在他旁边飞过去了。椭圆形的大月亮，挂在夜雾迷漫的长空中。那条船已经被遗忘。只剩下了风景。风景，干草和成熟苹果的气息，不可避免的岑寂，和深沉的宁静。
汽车几乎全无声息地急驶着。飞闪得仿佛地心没有了吸力似的。房屋闪过了，教堂，村落，咖啡馆和小酒店的金光，一条闪亮的河流，一座磨坊，然后又是那平原的整齐的轮廓。天空穹隆似的覆罩着大地，仿佛一个硕大的贝壳，里边的乳白色的螺钿，辉耀着一颗月亮的珍珠。
这宛似一种结局，履行了一个义务。拉维克以前也好几次有过这样的感觉的；可是现在，这种感觉整个儿慑住了他，强烈而难以摆脱，刺透着他，再也没有一点儿抗拒。
一切都仿佛在漂浮着，没有一点儿重量。未来和过去，凑合在一起，两者都没有希冀与苦痛。没有一样比另一样更重要更强烈。天际获得了平衡，在这么个微妙的顷刻，他的生存似乎也给安放在平衡的天平上。命运不会比一个人用来反抗命运的沉着的勇气更强的。假如到了实在受不了的地步，他可以自杀哪。这是应该知道的事，可是也该知道，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他就决不会完全没有办法的。
拉维克知道这危险；他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可是他也知道明天他又会抗拒的——然而，突然在今夜，在他从迷失了的亚拉赖特回到血腥味的未来的破坏的这个时候，一切都变成说不出名字来了。危险固然是危险，却也并不一定是危险；命运是一种牺牲，同时也是为他牺牲的神祇。而明天，却又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了。
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经过去的和仍然会到来的。这就够了。即使是结局，这样也很好。他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已经失去了她。他曾经恨过一个人，却已经杀死了他。这两件事情，都让他解脱了。一个人复活了他的感情；另一个人消灭了他的过去。没有一件未了的尘缘。没有欲望；没有憎恨，也没有哀怨。假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就应该是这样儿的。一个人无妨不怀什么希冀地开始，不必期望更加有力，而且没有内心的矛盾。灰烬已经给扫清。麻痹的地方，灵活了起来。玩世不恭的癖性，又发生了力量。那也就很好啦。
☆☆☆
过了卡昂，便看见了马匹。暗夜中很长的行列，马匹，月光下显得影影绰绰的。接着是士兵，四个一排，背着背包。动员开始了。
几乎一点儿声息也没有。没有人歌唱。也没有人说话。他们悄悄地穿行着暗夜。人马的黑影，靠着马路的右边，左边留着汽车在奔驰。
拉维克闪过他们一个个的面前。马匹，他想，马匹。又像是一九一四年。没有坦克，只有马匹。
他在加油站附近停了车，加了些汽油。这村庄上，还有几个窗子里透出了灯光，可是人声却几乎没有了。有一支部队，穿过那个村庄在移动。人们盯着看；却并没有挥手。
“我明天也要走了，”加油站上的那个人说。他有一张褐色的、轮廓很清晰的、愉快的脸。“我父亲在上次大战中阵亡。我祖父在一八七一年战死。我明天就出发。也总是一样的事。几百年来，我们就做着这样的事情。可是也无补于事；我们又得出发啦。”
他瞧了一眼那架破旧的加油机，那所小屋，和默默地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二十八法郎，三十生丁，先生。”
又是风景。月亮。里西欧。埃夫勒。部队。马匹。沉寂。拉维克停在一家小饭店前面。外边放着两张桌子。女店主说，她那儿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无论如何，晚餐就是晚餐，在法国，乳酪蛋卷，不算一餐晚饭的。可是他终于愿意迁就，而且又让她给他一盘色拉，一杯咖啡，还有一大玻璃杯普通的葡萄酒。
拉维克坐在那所石竹色屋子的前面，独个儿吃着。夜雾笼罩着草原。几只青蛙在呱呱地鸣叫。夜是静极了。可是从那屋子的顶层上，传出一种扩音器的声响。那是一种声音。普通的声音，安慰，信任，绝望，而完全是多余的。大家在倾听，可是大家都不相信。
他付了账。“巴黎就要实施灯火管制了，”女店主说。“他们刚才在电台上报告的。”
“真的。为了防空。这是一种预防。他们在广播中说，一切都不过为了预防而已。不会有什么战争。他们正在谈判呢。你以为怎么样啊？”
“我也不以为有什么战争。”拉维克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别的什么。
“天保佑。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德国会占领波兰的。于是他们就要进一步要求亚尔萨斯，洛林了。然后又会要求其他的属地。然后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总是得寸进尺，直到我们束手投降，或者背城一战。所以，倒还是干脆打一下的好。”
☆☆☆
那女店主慢慢地回进了屋子。一支新来的部队又从马路上过去了。
巴黎的红光，反耀着夜空。实施灯火管制；巴黎也会管制灯火的。这是必然的事；可是听起来却是很异样的：说是巴黎要实施灯火管制了。巴黎。仿佛全世界的灯火，都要给实施管制似的。
郊区。塞纳河。小街上的市声。然后转入了那条直达凯旋门的大路，这凯旋门矗立在星星广场的朦胧的光芒中，依然照耀着电炬，而背后，灯火辉煌的，还有个上林苑。
拉维克循着那条大路在行驶着。穿越了市区，他突然看见：黑暗早已开始降落。仿佛雪亮的皮裘上的斑点，到处都出现了黝暗的区域。彩色缤纷的霓虹灯光，都给蜷缩在红白蓝绿的零星的电炬间的颀长的黑影所侵蚀了。有几条街道，早已死沉沉地躺着，仿佛给黑色的虫豸钻了进去，遮蔽了一切的光亮。乔治五世路上，一点儿灯光也没有了；蒙田路上的灯光，才给熄灭掉。那些夜间向来以光流的瀑布奔往繁星去的屋子，现在却只剩了光秃秃的灰暗的门面。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路的一半，已经熄了灯火，一半却还是光明着，仿佛一个呻吟床褥的麻痹了的病人，一半死了一半活着的样子。这病到处在蔓延，当拉维克回到康可迪广场的时候，周围随即都黑暗了。
政府各部的办公楼，也惨白而毫无血色地躺着，电灯缀成的花冠，已经熄灭了光亮，在皑白的夜潮中舞蹈着的半神半鱼的海神和海的女神，僵硬得如同一堆不成模样的灰色，骑在它们的海豚上，喷泉失却了作用，流水变得昏暗了，曾经璀璨过的方尖塔，仿佛矗立在暗空中的永恒的怕人的大手指，到处好似微生物那样，出现了适合防空需要的细小而暗蓝色的，几乎瞧不见的电灯，散发着朦胧的微光，宛似肺结核菌遍布在静静地腐蚀着的城市上。
☆☆☆
拉维克把汽车还给了车行。却又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国际旅馆。在门口，房东太太的儿子，站在梯子上。他正在旋上一个蓝色的灯泡。旅馆门口的电灯，原也只能够照出旅馆的招牌的；而现在这样微弱的蓝光，更暗淡得不合用了。招牌的前一半的字母，果然没有给照出来。看得清的，只是“——National”几个字母，而且还要仔细地看才行。
“谢天谢地，你回来了，”那房东太太说。“有人发疯了。第七号房间。最好的办法，是把她赶出这屋子。我不愿意让疯子住在旅馆里。”
“也许她还没有疯。也许只是一种神经错乱。”
“也一样啊！疯子是应该送到疗养院去的。我已经告诉了他们。当然他们都不肯。真是多麻烦的事情！假如她还不安静下来，就必须赶出去。老是这样可不行。别的客人都要睡觉呢。”
“前几天，李滋旅馆里有人发疯了，”拉维克说。“那是一个亲王。所有的美国客人，后来都愿意搬到他的房里去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那是从痴呆变成疯子的。文雅得很。不是因悲愁而发疯的哪。”
拉维克望着她。“你真了解人生呢，太太。”
“我不能不了解啊。我是一个好人。我把难民收容到旅馆里来。所有的难民。是的，我在他们身上赚了点钱。很少的。可是成天号哭的一个疯婆子，那也受不了哪。要是她还不安静下来，我就必须把她赶出去呢。”
这个女人，便是儿子问她为什么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她蜷缩在床角里，双手举到眼睛前面。房间里电灯通明。所有的电灯都开了，而且桌子上还多放了两副烛台。
“蟑螂，”那个女人咕哝着。“蟑螂！肥胖发亮的蟑螂！那边，在角落里，它们坐在那边，几千个，无数个，快开灯，开灯，灯，否则它们要过来了，灯，灯，它们在来了，它们在来了——”
她呼号着，挤到了角落里，两只手的姿势很不自然，双腿翘得很高，眼睛迟钝地睁大着。她的丈夫想捏住她的手。“可是没有什么啊，妈妈，角落里没有什么东西啊——”
“灯，灯！它们在来了！蟑螂——”
“我们是开着灯哪，妈妈。可是，灯是开着的哪，你只要看，连桌子上还有烛台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电筒，照着电灯通明的房间里的雪亮的角落。“角落里没有什么东西哪，瞧这儿，瞧我的电筒照射在那儿，那儿也没有什么啊，没有——”
“蟑螂！蟑螂！它们在来了；一切都跟蟑螂一样地黑，从每个角落里爬出来，灯，灯，它们在墙壁上爬着了，它们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了！”
那女人大声地喘着气，她把手臂擎过她的头。
“这种情形，有多少时候啦？”拉维克问那个男人道。
“从天黑的时候起的。我不在家。有人叫我到海地领事馆再去试一次，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又没有用，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床角里呼号了——”
拉维克把注射用的针准备好。“她刚才睡着过吗？”
那个男人无援地望着他。“我不知道。她总是很安静的。我们又没有钱进疗养院。我们也没有——我们的身份证也不行。只要她能够平静下来。可是，妈妈，大家在这儿啊，我在这儿，齐格斐在这儿，医生在这儿，这儿没有什么蟑螂哪——”
“蟑螂，”那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四面八方来的！它们在嗅着！它们怎么在嗅着啊！”
拉维克给她注射了一针。“她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形吗？”
“不。从来没有过。我真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
拉维克擎起了他的手。“不要提醒她这个了。在几分钟之内，她会觉得疲倦而熟睡的。可能是，她做着什么梦——才给惊醒了。明天她也许会醒来，把一切都忘记啦。不要再提醒她这个。装作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的样子。”
“蟑螂，”那女人又昏昏沉沉地嗫嚅着。“又肥，又厚——”
“你们需要所有这些个灯光吗？”
“因为她嚷着要灯，我们才把所有的电灯都开了。”
“把上面的电灯熄灭了，其余的电灯，还开着，直到她熟睡。她会睡熟的。这一觉的时间可长得很。待我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再来看看她。”
“谢谢你，”那个人说。“你以为不会——”
“不。这种情形，现在是常常发生的。以后几天里边，还得好好地小心一下。不要太表露出你的焦虑——”
说得多容易！当他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便这样想。他开亮了电灯。好几本书散放在床边。赛尼加，叔本华，柏拉图，里尔克，老子，李白，帕斯卡，赫拉克列特，一部《圣经》，还有别的书——最艰深的，以及最轻松的，好多是便于旅途携带的平装本。他选了几种颇想随身携带的书。然后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也没有多少需要扔掉的了。他总是生活得很简单，随时都可以跑路。他的破旧的毛毯，他的晨衣——它们全像朋友一样地可以帮他的忙。还有他从前带进德国集中营里去过的，放在空盒子里的毒药——知道自己备着这个法宝，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拿来用，便更容易熬受残暴的酷刑——他把小盒子塞进衣袋。还是带着它的好。它会再给人以保证的。谁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也许再给秘密警察抓去了。半瓶苹果白兰地仍然安放在桌上。他喝了一杯。法国，他想。五年不安定的生活。坐了三个月的牢，为了非法居住，放逐了四次，又回来了。五年的生活。也是好的。
三十三
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昏昏沉沉地拿起了听筒。“拉维克——”有人在说话。
“是的——”那是琼。
“来，”她说。她声音很迂缓，很柔软。“立刻就来，拉维克——”
“不——”
“你一定——”
“不。让我安静一下吧。我并不孤寂。我不来。”
“帮助我——”
“我不能帮助你——”
“发生了事情——”她的声音打断了。“你一定——立刻——”
“琼，”拉维克不耐烦地说道。“现在已经没有耍这套把戏的余地了。你从前这么做过，我可上过了你的当。现在我早已明白了。让我一个人在这儿。你还是跟别人去耍吧。”
他不等那边回答，便把电话挂上了，又想好好地睡觉。可是他睡不着。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他没有去拿听筒。让铃声响着，响着，响彻了灰色的沉寂的黑夜。他拿了一个枕头，放在电话机上。含糊的声音，继续地在响，半晌才停止了。
拉维克等着。还是很沉寂。他坐了起来，拿了一支纸烟。味道可并不好。便把它熄掉了。喝剩的那瓶苹果白兰地安放在桌上，他便喝了一口，又推开了。咖啡，他想。滚热的咖啡。白脱和新鲜小面包。他知道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酒店。
他看了看表。只睡了两个钟点，可是他不再觉得疲倦啦。现在也不想再睡第二觉，弄得睡眼惺忪地醒来，便走进浴室，旋开了淋浴的龙头。
一种响声。难道又是电话吗？他关掉水龙头。一种敲门的响声。有人在敲他的房门了。拉维克穿好了浴衣。敲门声愈来愈响。那不会是琼的；要是她啊，她早会进来了。房门又没有锁。他等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假如是警察呢——
他开了门，外面站着一个不相识的人，可是他使他记起了什么人。他穿着一套晚礼服。
“拉维克医生吗？”
拉维克没有回答。他望着那个人。“你有何贵干？”他问。
“你是拉维克医生吗？”
“你最好告诉我，你有什么贵干。”
“假如你就是拉维克医生，那就请你立刻到琼·玛陀那儿去一次。”
“真的吗？”
“她发生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拉维克惶惑地微笑着。
“一支手枪，”那个人说。“发射了——”
“她给射中了吗？”拉维克仍然微笑着问。也许是假装自杀吧，他想，企图恐吓这个可怜的家伙。
“我的天，她快要死下来了，”那个人嗫嚅着。“你一定要去的！她快要死下来了！我开枪打了她的！”
“什么？”
“是的——我——”
拉维克早已摔下了浴衣，摸索着衣服。“你楼下雇有出租汽车吗？”
“我有自备汽车——”
“他妈的——”拉维克又披上了浴衣，拿过他的药包，找着皮鞋，衬衫和外套。“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汽车里的——来——快。”
☆☆☆
汽车在朦胧的黑夜中急驰着。这城市，已经完全给管制了灯火。也看不见什么街道——只有漂浮着的白茫茫的一片，凄凉地闪露着几盏蓝色的防空灯光——仿佛汽车在海底里行驶。
拉维克穿上了皮鞋和衣服。他把那件披着下楼的浴衣，摔在座位旁的角落里。他也没有穿短袜，没有结领带。只是不安地凝视着夜色。也不想问那个开车的人。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开得很急，集中注意着车行的方向。也没有说话的时间，只是操纵着方向盘。为避免肇事，给别的汽车让路，而且在这种不习惯的黑夜中，留心着不要走迷了路。浪费了十五分钟，他想。至少有十五分钟呢。
“开得再快些！”他说。
“我不能——没有车灯——很黑的——预防空袭——”
“他妈的，那就开了车灯哪！”
那个人开亮了大灯。几个警察在岔路口想喝住他。一辆被他们的大灯耀花了司机眼睛的雷诺车，几乎把他们碰撞了。“前进。不要停！快！”
汽车在那所屋子前面煞停了，剧烈地震动了一下。电梯停在底层。门也开着。哪一层楼上，有人在拼命地按铃。也许那个人冲出来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上吧。也好，拉维克想，几分钟的时间，倒可以省了。
电梯往上升。这样的事已经有过一回了！当时一场虚惊！但愿这次也平安无事！电梯突然停住了。有人在电梯的窗口张望，并且拉开了门。“你把电梯在楼下停得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便是拼命按铃的那个人。拉维克把他推了回去，关上了门。“立刻！我们必须先上去。”
给推在外边的那个人，咒骂起来。电梯继续在爬着。五楼上的那个人，又在拼命地按铃。电梯停了。在楼下的那个人还来不及胡来，让电梯把他们俩也一起带下楼去之前，拉维克把门拉开了。
琼躺在床上。她穿着衣服，是一套晚装，领子很高，银色的，还有好几块血迹。给她扑倒过的地板上，也沾染着血迹。后来是这个傻瓜抬她上床的。
“安静点儿！”拉维克说。“安静点儿！一切都会好的。情形还不挺坏。”
他把晚装的披肩剪开了，小心翼翼地拉了下去。她胸脯上没有伤。创口在喉咙上。喉头总没有受伤吧；否则她不会打电话了。静脉也没有破裂。
“你觉得疼吗？”他问。
“是的。”
“很厉害吗？”
“是的——”
“那就会好的……”
注射针已经准备好了。他望着琼的眼睛。“没有什么。只是止疼的。马上就不疼了。”
他拿起注射针，注射了一下。“好了。”他转过头来望着那个人。“打个电话给Passy 2741。招呼一辆救护车，两个担架员。赶快！”
“什么事啊？”琼勉强地说着。
“Passy 2741，”拉维克说。“立刻！快去！打电话！”
“什么事啊，拉维克？”
“没有什么危险。可是我们这儿不能检查。你必须进医院去。”
她望着他。她的脸给弄污了，脂粉从睫毛里散了出来，一边的口红，也给擦掉了。半边脸颇像一个马戏班的丑角，还有半边脸，眼睛底下涂着一块黑污斑，活像一个精疲力竭的娼妇。上面的头发倒还是光光的。
“我不要动手术啊，”她嗫嚅着。
“再看吧。也许不必动手术的。”
“是不是——”她又停住了。
“不，”拉维克说。“不严重。只是那儿才有一切的器械。”
“器械——”
“为了检查。现在我要——不痛的——”
注射发生了效果。拉维克替她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发现她的眼睛已经不复是呆瞪瞪的了。
那个人回来说道，“救护车已经开出啦。”
“再打电话给Auteuil 1357，那是一家医院。我想把她送到那边去。”
那个人听话地走了。“你要帮助我——”琼咕哝着。
“当然啰。”
“我不要受痛苦。”
“你不会的。”
“我不能——我不能忍受啊——”她变成昏沉沉的了。声音也便低沉了下去。“我不能——”
拉维克望着那个子弹穿入的伤口。大血管都没有破。却找不到子弹出去的地方。他不说什么话，只扎了一根压定绷带。也不说他所担忧的事。“谁把你抬上床的？”他问。“你是不是自己——”
“他——”
“你是不是——你能走吗？”
她怔了一下，眼睛又从朦胧的池湖里瞪了出来。“什么？是不是——我——不——我不能移动我的脚。我的腿——这是怎么回事啊，拉维克？”
“没有什么。我想你是不能走的。你就会复原的啊。”
那个人回来了。“那医院——”
拉维克立刻去接电话。“谁啊？尤金妮亚吗？一间病房——是的——打个电话给维伯尔。”他望着卧房，轻轻地说：“把一切都准备好。我们要来动手术。我已经招呼好一辆救护车了。一个急诊——是的——是的——好的——是的——十分钟之内——”
他挂上听筒。又木然地站了一会儿。那桌子。一瓶薄荷酒，讨厌的东西，酒杯，有香味的纸烟，讨厌，这一切都像一张拙劣的影片，地毯上一支手枪，这儿还有血迹，一切都像是假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呢？他想。这是千真万确的——而现在，他也知道了那个来找他的人是谁。肩膀衬得很厚的衣服，喷香雪亮的头发，在汽车里闻到过他讨厌的香水味儿，还有手指上的几个戒指——正是那个戏子，对于这个人发出的威胁，他曾经一笑置之。瞄得很准，他想。可是又像没有瞄准，他想。像这样的枪击，不会是瞄准的，只有在没有枪杀的意旨，而根本不想击中的时候，才会枪伤得这样的。
他走回到卧室。那个人跪在床边，当然是跪着的，不会是别的，尽在说话，呜咽，说话，连珠似地说着。“起来吧，”拉维克说。
那个人听话地站起来了。茫然地拂着膝盖上的灰尘。拉维克望着他的脸。眼泪！也流眼泪的呢！“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敢赌咒，我不想打中她，我不是故意的，完全是意外，盲目的，悲惨的意外！”
拉维克的胃部在牵缩着。盲目的意外！一会儿他又要念他的无韵诗，啰唆下去了！“我知道的。现在你就下楼去等救护车吧。”
那个人还想说什么话。“去！”拉维克说。“把他妈的电梯停放在楼底下。天知道我们怎么把担架抬下楼去呢。”
“你要帮助我的，拉维克，”琼昏昏沉沉地说。
“好的，”他觉得毫无希望地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