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儿。只要有你在一起，我就安心了。”
弄污了的脸在微笑着。丑角苦笑了起来，娼妇很费力地微笑。
“宝贝，我没有——”那个人在门口说。
“快出去！”拉维克说。“混蛋，你已经做了！”
琼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睁开了眼睛。“他是一个傻瓜，”她说得出奇的清楚。“当然他不是故意的——那可怜的羔羊——只是想表演一下。”她眼睛里露出一种奇异的，几乎是顽皮的表情。“我也根本不相信——就作弄他——使他——”
“你不应该讲话了。”
“作弄——”她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狭缝。“现在我却弄成这样了，——拉维克——我的生命——他并不想打中——打中——而——”
眼睛完全闭紧了。微笑也消失了去。拉维克倾听着门口那边的声响。
“我们的担架，抬不进电梯哪。太窄了。最好，把一半擎起来。”
“你们可以在楼梯头转弯吗？”
担架员出来了。“也许可以。我们把担架抬得高一点。最好还是把她缚起来。”
他们在缚着她。琼半睡着。时不时她呻吟了一下。担架员走出了公寓房间。“你有钥匙吗？”拉维克问那个演员道。
“我——没有，为什么？”
“把房间锁起来。”
“没有。可是总在什么地方的。”
“找找看，把房门锁好。”同来的担架员，已经在下一层楼梯头忙着了。“把手枪拿走。你可以摔在外面的。”
“我——我要——我要去警察局自首。她伤势严重吗？”
“是的。”
那个人在流汗。汗水立刻渗出了毛孔，仿佛皮肤底下除了汗水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似的。他又回进了房间。
拉维克跟着担架员。装在走廊里的电灯，亮了三分钟就会熄灭的。在每一层楼梯头，另有一个开关，让人可以把灯重新开亮。担架员走下每一层楼梯，在一半的地方，总是比较的省力。每一个转弯，那是太困难了。他们必须把担架擎到他们的头顶上，抬过楼梯的栏杆，然后能够转弯。他们颀长的黑影，在墙壁上晃动着。我以前在哪儿看见过这种情形的啊？我以前总在一个什么地方看见过的，拉维克仓皇失措地想着。于是他突然想起来了。当初，赖辛斯基。
当担架员指挥着方向，而担架把墙上的泥灰撞落下来的时候，好几家房门都开了出来。一张张愕然的脸，出现在半开着的门口，宽大的衬裤，蓬乱的头发，惺忪的脸庞，睡衣，紫色的，野葛绿色的，还有热带的花朵——
灯又熄灭了。担架员在黑暗中嗫嚅着，停住了脚步。“灯！”
拉维克摸索着开关。他摸着一个女人的胸脯，嗅到一股恶浊的气息，什么东西触着他的腿。电灯又亮了。一个黄头发的女人瞧着他。她的肥胖的脸给照在灯光下，手里撩着一件广东绉纱的外衣，这外衣上打着许多妖冶的褶带，看去仿佛一只躺在绳铺上的肥胖哈叭狗。“死了吗？”她闪着眼睛问。
“没有。”拉维克前进着。什么东西叫了一声，跳了一下。原来是一只逃回去的猫。“飞飞！”那女人蹲了下来，摆开她沉重的膝盖。“我的天，飞飞，他们踩到你没有啊？”
拉维克走下了楼梯。担架在他下面摇摆着。他看见琼的头，也跟担架一块儿在摇摆。却看不见她的眼。
最后一层的楼梯头。灯光又熄灭了。拉维克便奔上一段楼梯去开灯。正在这时候，电梯嗡嗡地响着，灯光雪亮地降落下来，穿过沉静的黑暗，仿佛从天上降落似的。那演员站在开着的金光闪闪的电梯里。他全无声息地滑下，经过担架，好像一个自天而降的妖魔。他看见电梯停在楼上，便趁了它下来打算追上他们的。这固然很机警，可是由于他像鬼出现似的把大家吓了一跳，显得有点可笑。
☆☆☆
拉维克抬起头来。震颤倒没有了。他的一双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也不觉得流汗。他已经换过两副橡皮手套了。
维伯尔站在他对面。“假如你愿意，可以打电话找马涛来。十五分钟，他就可以赶到的。你可以帮助他，由他来动手。”
“不，太迟了。我自己也不行。不过，总比袖手旁观好些。”
拉维克透了一口气。他现在倒平静了。便又开始在工作。那皮肤。白皙的。跟任何人一样的皮肤，他跟自己说。琼的皮肤。也跟任何人一样的。血。琼的血。也跟任何人一样的血。棉塞。裂开的肌肉。棉塞。当心。继续工作。银色锦缎的碎片。丝线。继续工作。伤口的罅隙。碎片。继续工作。这罅隙通到——通到——
拉维克觉得头脑变得空虚了。慢慢地他挺立起来。“这儿，你瞧这个——第七根脊椎——”
维伯尔俯视那创口。“光景很坏呢。”
“不是坏。简直没有希望了。什么办法也没有啦。”
拉维克望望自个儿的手。在橡皮手套下抖动着。这是一双强劲的手，精明的手，开过千百次的刀，缝合过断裂的肢体，往往是成功的，难得有失败的时候，而且有时候还把绝症都医好了，百分之一的机会——然而现在，当一切要靠这一双手的时候，却变得无能为力了。
他简直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开刀也不可能。于是他站在那儿，凝视着血红的创口。他可以把马涛请来的。可是马涛也一样没有办法哪。
“还有什么办法吗？”维伯尔问。
“一点儿也没有。只有缩短她的生命。减弱她的力量。你瞧那颗打在里边的子弹。我简直没有办法可以钳出它。”
“脉搏在浮了，急了——一百三十次——”尤金妮亚在隔板后面这样说。
创口现出了一重灰色的阴影。仿佛给一阵黑暗的气息嘘过似的。拉维克手里准备了一管吗啡针。“可拉明，快！不要上麻醉了！”
他又给她注射了一针。“现在怎么样啊？”
“还是那么样。”
血液仍然现出铅似的颜色。“把肾上腺素针和氧气筒准备好！”
血液更晦暗了。仿佛外面的行云，把黑影投掷在上面。仿佛有什么人站在窗前，把帘幔拉紧了。“血，”拉维克绝望地说。“输血。可是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氧气筒又开始抽压了。“没有什么吗？怎么样啊？没有什么吗？”
“脉搏降低了。一百二十次。很弱。”
生命又回来啦。“现在呢？好了一点吗？”
“还是一样。”
他等着。“现在呢？好了一点吗？”
“好一点了。更正常一点了。”
阴影消逝了。创口的边缘也褪去了灰色。血又变成了血液。仍然是血液。氧气筒还是在抽压着。
“眼皮在掀动了，”尤金妮亚说。
“那不要紧。她会醒来的。”拉维克包扎着绷带。
“脉搏怎么样？”
“更正常了。”
“真是千钧一发哪，”维伯尔说。
拉维克觉得自己眼皮上有点儿压力。那是汗珠。粗大的汗珠。他挺起了身子。氧气筒在呜呜地抽压着。“继续抽压。”
他绕过桌子，站了一会儿。不想什么。他只是望着器械，望着琼的脸。脸在震颤着。还没有死。
“这是过度刺激后的震荡，”他跟维伯尔说。“这儿是她血液的样品。我们得送出去。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弄到血液呢？”
“在美国医院。”
“好的。我们就去试一下。也没有用。只是拖延一点儿时间。”他望着那器械。“你要报告警察局吗？”
“是的，”维伯尔说。“我应该报告的。那么，就会有两个警官来盘问你了。你愿意吗？”
“不。”
“好的。今天下午我们再来考虑一下。”
“够了，尤金妮亚，”拉维克说。
琼的鬓骨那边，又有了点儿颜色。灰白中间带着点桃红。她的脉搏也跳得正常了，微弱而清晰，“我们可以送她回去。让我呆在这儿。”
☆☆☆
她动了，一只手动了。她的右手动了，左手不能动。
“拉维克，”她说。
“哦——”
“你替我施行了手术吗？”
“没有，琼。不需要。我们只洗清了创口。”
“你就呆在这儿吗？”
“是的。”
她闭上眼睛，又睡熟了。拉维克走到房门口。“给我点儿咖啡，”他跟值班的护士说。
“咖啡和圆面包吗？”
“不，只要咖啡。”
他回过去，打开了窗子。晨光清澈而璀璨地爬在屋面上。麻雀在鸟窠里嬉戏。拉维克在窗边坐下了，抽着烟。他把烟气吐到了窗外。
护士端着咖啡进来了。他把咖啡放在旁边，喝着，抽着烟，浏览着窗外。当他从光明的晨光中回过头来的时候，房里仿佛变得幽暗了。他站起身子，望着琼。她仍然在熟睡着。她的脸已经抹干净了，也就显得更苍白。嘴唇简直就看不见。
他把盛放着咖啡壶和咖啡杯的扁盘，端到了外面，放在走廊里的桌子上。这儿有一种地板的油漆和脓水味。原来是一个护士提着一只装了肮脏绷带的水桶，打他面前经过。什么地方，有一具真空吸尘器在营营地响着。
琼变得烦躁起来。一下子她又会醒了。醒来时就会觉得痛的。这疼痛还会增剧。她也许可以多活几点钟或者几天的时间。可是那疼痛会强烈得什么注射液都不会奏效的。
拉维克去拿一支针管和几瓶针药。当他回来的时候，琼睁开了眼睛。于是他望着她。
“头疼，”她絮语着。
他等着。她想移动她的头。可是眼皮又重得很。她费力地转动着眼珠。“觉得像铅呢——”
她清醒了。“我受不住啊——”
他给她注射了一针。“一下子就会好的——”
“刚才还没有这样疼——”她移动着头。“拉维克，”她嗫嚅着，“我不要受苦。我——答应我不受苦——我的祖母——我看见她——我不要——根本救不了她——答应——”
“我答应，琼。你不会怎么痛苦的。几乎是没有。”
她咬紧着牙齿。“就会有用吗？”
“哦——就会的。几分钟之内——”
“怎么搞的啊——我的手臂——”
“没有什么。你不能动。就会好过来的。”
“还有我的腿——我的右腿——”
她想伸起来。却又不能动。
“也一样啊，琼。不要动。也会好过来的。”
她移动她的头。
“我刚想开始——改变生活的方式——”她咕哝着。
拉维克没有回答。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许这是确实的。谁不想那样呢？
她烦躁地摆动着她的头。声音也变得单调而费力了。“那是好的——你来了。什么——事情会发生——要是没有了你？”
“是的——”
同样的事情，他绝望地想。还不是同样的事情。任何江湖郎中都足够了。任何江湖郎中。这唯一需要用它们的一次，一切我知道的知识和学到的经验却都变得毫无用处了。任何庸医都会做这同样的事情。什么也不做。
中午，她才有了意识了。他没有告诉她什么，可是她自己知道了。“我不愿意变成一个跛子，拉维克——我的腿怎样弄的啊？——一条腿都不能动——再也不能了——”
“没有什么。当你起床的时候，你会照常地走动的。”
“我起床——的时候。你为什么撒谎？你不——需要撒谎的——”
“我没有跟你撒谎，琼。”
“你是——你必须。——只是你不要让我躺在这儿——只觉得——疼。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答应。”
“太厉害的时候——你要给我——一点儿东西。我祖母——躺在床上五天——尖叫着。我不要那样，拉维克。”
“你不会的。你不会怎么痛苦的。”
“疼得太厉害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一点儿足够强烈的东西——足够让我永远不疼。你一定要那么做——即使我不想要——或者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现在说的话要实现的啊。以后——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不过不会有必要那样做的。”
惊恐的神色消失了。立刻她又宁静地躺在那儿。“你能那么做，拉维克，”她絮语着。“没有了你——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活的了。”
“胡说。当然你还是会活的。”
“不会。从那个时候起——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不再知道该往哪儿去——是你给我的——这一年。这是时间的礼物。”她慢慢地转过头来，对着他。“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呆在一块儿呢？”
“那是我的过失，琼。”
“不。那是——我不知道——”
窗外是金黄色的阳光。窗帘给拉着，可是阳光却从两侧透漏了进来。琼还在药性发作的半睡眠状态中。意识是早已没有了。这几点钟的时间，仿佛饿狼一样地吞噬着她。她的身体躺在毛毯底下，显得很平坦。抵抗力已经消退了。她浮沉于睡眠与苏醒的中间。有时候她完全昏迷了，有时候却又分明很清醒。疼痛剧烈了。她开始在呻吟。拉维克又给她注射了一针。“我的头，”她嗫嚅着。“更厉害了。”
隔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说起话来。“那光——太强烈的光——在烧——”
拉维克走到窗口。他找到了百叶窗，便把它拉下来。然后又把窗帘遮紧了。现在这房间里几乎是漆黑的一片。他走回来，坐在她的床沿上。
琼翕动着嘴唇。“这么些时候——不会有用的了，拉维克——”
“几分钟之内——”
她静静地躺着。双手动也不动地摊放在毛毯上。“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么多的——”
“以后吧，琼。”
“不。现在——时间没有了。那么多的——要解释——”
“我想，大多是我知道的，琼——”
“你知道吗？”
“我想是的——”
波浪。拉维克看见一阵痉挛的波浪，冲过了她。两条腿，现在都麻痹了。手臂也一样。只有胸脯在起伏着。
“你知道——我常常——只有——跟你——”
“是的，琼——”
“那一个只是——烦躁——”
“是的，我知道——”
她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费力地呼吸着。“奇怪——”然后又轻轻地说。“奇怪——一个人会死——当一个人爱——”
拉维克弯下身子去看她。只是黑暗和她的脸。“我还不够好——配不上你，”她咕哝着。
“你是我的生命——”
“我能够——我要——我的手臂却不能再——拥抱你——”
他看见她怎样挣扎着要举起她的手臂。“你就在我的怀抱里，”他说。“我也在你的怀抱里。”
她停止喘息了一会儿。眼睛完全凹陷了进去。她睁开眼睛。瞳孔显得很大。拉维克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他。“Ti amo①，”她说。
她说着孩提时的语言。原来她已经疲惫得不能说其他的语言了。拉维克捏住她那双没有生气的手。他觉得肝肠寸断着。“你使我活着，琼。”他向着那张眼睛呆瞪瞪的脸说着话。“你使我活着。我本来只是一块顽石。是你使我活着的——”
“Mi ami，tu？②”
①意大利语：我爱你。
②意大利语：你爱我吗？
这是一个孩子要睡觉时的一句话。这是疲惫到极点的表示。
“琼，”拉维克说。“爱不是一句话。光说是不够的。话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条河里的一滴水，一棵树上的一片叶。爱的内容比这多得多——”
“Sono stata – sempre conte…”①拉维克捏着她的手，这双手却已经不觉得他在捏着了。“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他说着，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忽然说起德语来。“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不论我爱你，恨你，或者仿佛无所谓的时候——那也不会改变什么的，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一直在我的心中——”
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总是用别国的语言交谈。而现在，大家在无意中却第一次说着本国的语言，似乎消失了各人语言的隔阂，反而都比从前更了解了。
“Baciami.”②
他吻着她那灼热而干燥的嘴唇。“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琼——一直——”
“Son’stata perduta senza di te—”③①意大利语：我曾——常常告诉你……
②意大利语：吻我。
③意大利语：我是什么都完了，没有了你——
“没有了你，我更什么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和苦涩——你震撼了我，你给了我你自己和我自己。你使我活着。”
琼静默了几分钟。拉维克观察着她。她的四肢死了，一切的器官都死了，只有她的眼睛，她的嘴，她的呼吸还活着，而他知道，现在她呼吸的辅助肌肉也在逐渐的麻痹，她已经不能再说话了，她早已在哮喘着，牙齿打着抖，脸在抽搐，她还想挣扎着说话，可是喉咙痉挛了，嘴唇哆嗦着，嘎嘎地响着，发出一种低沉的可怕的嘎嘎声，最后咆出了一声叫喊。“拉维克，”她讷讷地说着。“帮忙！——帮忙——现在！”
他早已准备着注射针，便急忙拿了起来，往她皮肤下直插进去。她不能这样慢慢地咽气，苦痛地，一次又一次，拖延着时间，渐渐地减少着气息。她不能这样不省人事地受苦。只有苦痛横在她面前。也许还要拖延几小时呢。
她的眼皮，扇动了一阵。然后静止下来。她的嘴唇松弛了。呼吸也停止了。
他将窗帘拉开，把百叶窗卷起。然后回到床前。琼的脸，变得呆木而异样了。
他关好了门，走进办公室去。尤金妮亚坐在桌边，摊着病历卡。“十二号里的病人死了，”拉维克说。
尤金妮亚点点头，却并没有抬起来。
“维伯尔医生在他房里吗？”
“我想在里边。”
拉维克走下了走廊。有几扇房门敞开着。他向维伯尔的房间那边走去。
“十二号死了，维伯尔。你现在可以报告警察局了。”
维伯尔并没有抬起头来。“警察局现在正有别的任务呢。”
“什么？”
维伯尔指着一张晨报的号外。德军进占波兰。“我从政府方面得到消息。今天就要宣战了。”
拉维克放下了报纸。“果然是了，维伯尔。”
“是的。这是个结局。可怜的法国。”
拉维克坐了一会儿。除了空虚，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也不止是法国呢，维伯尔，”他然后说。
维伯尔凝视着他。“在我，就只有法国。那也够了。”
拉维克没有回答。“你预备怎么样？”隔了半晌他才这样问。
“我不知道。我要应征入伍。这儿的事情”——他做了个姿势——“有人会接替的。”
“你会呆在这儿的。在战时，医院是需要的哪。他们会让你留在这儿的。”
“我不愿意呆在这儿。”
拉维克环顾四周。“今天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了。我想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很好。那个子宫病人已经在复原；胆囊病人的情况也很好；就是那个癌症病人是没有希望了，再开刀也没有用。就是，如此而已。”
“为什么？”维伯尔没精打采地问。“为什么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呢？”
“只要一宣战，他们就会把我们抓起来的。”拉维克注意到维伯尔想说什么话。
“不必争辩了。这是必然的。他们会那么做的。”
维伯尔坐到了他的椅子上。“我真是不能知道了。也许是的。也许他们连仗也不打。就把国家投降的。一个人真是不能知道了。”
拉维克站起身来。“假如我还在这儿，今晚上我再来。八点钟。”
“哦。”
拉维克出来了。他看见那个演员还在客厅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那个人便直跳了起来。“她怎么样啦？”
“她死了。”
那个人凝望着他。“死了？”他的手，万分悲伤地压在他自己的心上，蹒跚地颠踬了一下。
他妈的这个喜剧角色，拉维克想。大概是，他演惯了这一类的戏剧，所以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便进入角色了。然而，也许他倒是很真诚的，而他演戏的姿态，却使他真诚的悲伤，显得很可笑起来了。
“我能看看她吗？”
“为什么？”
“我一定要再看她一面的！”那个人用双手压着他自己的胸脯。手里还拿着一顶有绸边的浅棕色的霍姆堡帽。“你懂得的！我一定要——”
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你听我说，”拉维克不耐烦地说道。“你还是溜走的好。那个女人已经死了，也没有办法的了。你自个儿去解决这件事情吧。滚你的蛋！谁也不来管你判处一年的徒刑，或者就那么戏剧性地把你赦免了。无论如何，你总可以在几年里边，利用这件事情来在女人面前逞威风，来征服她们的。滚你的，你这个傻瓜！”
他把他一把推到了门口。那个人还犹豫了一下。在门口，他便转过头来：“你这个没有感情的野兽！混蛋德国人！”
☆☆☆
街上拥挤着人群。他们一簇簇伫立在报馆的电动新闻布告板前面。拉维克一个人驾驶着汽车，开到了卢森堡公园。他想在被捕之前，享受几小时的孤独的宁静。
园子里没有什么人。照耀着夏末下午的和煦的阳光。树木显示出秋天的第一个征兆，不是那种凋零的秋天，而是成熟的秋天。阳光是金黄的，蓝色乃是夏季的最后的绸旗。
拉维克在那儿坐了很久。他看着阳光的游移，影子也逐渐地拉长了。他知道这是他自由自在的最后几小时。国际旅馆的房东太太，一到宣战，便不会再庇护什么人的。他又想起了罗兰德。罗兰德也不会。谁也不会。假如他现在还想出走，那就会被人家怀疑他是一个间谍的。
他在那儿，坐到晚上。他并不悲愁。许多的脸，在他面前闪过。脸和往事。然后是那张最后的不动的脸。
七点钟他才离开。他离开了这最后的残余的宁静，这黑暗下来的公园。在街上走了几步，便看见几张报纸的号外。宣战了。
他在一家没有收音机的小酒店里吃着。然后他回到了医院。维伯尔见到他。“你可以再做一次剖腹产手术吗？刚送来了一个病人。”
“当然啰。”
他走去换手术衣。路上他碰到了尤金妮亚。一看见他，她突然的一怔。“你想不到再会见到我了吧？”他这样问。
“想不到，”她答道，异样地看看他，便匆匆地过去了。
☆☆☆
婴儿在啼哭着。正在给洗涤。拉维克望着那张涨得通红的啼哭的脸，和那些小手指。我们不是微笑着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想。便把婴儿递给了助理护士。这是一个男孩。“谁知道他现在一出世就遭遇的，是哪一种战争，”他说道。
他洗着手。维伯尔也在他旁边洗着手。“万一你果真给逮捕了，拉维克，你会不会立刻让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你要自找麻烦呢？像现在这种时势，还是不要认识我们这种人的好。”
“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德国人吗？你是一个难民哪。”
拉维克凄惨地微笑着。“你也知道难民总像石头中间的石头吗？在他们祖国看起来，都是些叛逆。而在国外，他们却还是祖国的人民。”
“在我倒并没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希望你尽快地离开。要不要我当证明人？”
“假如你愿意。”拉维克知道他不会那么做的。
“医生总是到处可以工作的。”拉维克抹干了他的手。“你肯帮我一次忙吗？你肯照料一下琼的丧葬吗？我已经来不及自己办了。”
“当然啰。还有什么别的事情，需要我照料吗？像财产之类的东西？”
“那个让警察局去处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亲戚。反正也无所谓。”
他穿上了外衣。“再见，维伯尔。跟你同事，非常高兴。”
“再见，拉维克。我们还要解决剖腹产的手术费呢。”
“就用这笔钱办丧事吧。无论如何还要你多花几个钱呢。让我把不够的款子补给你。”
“不会的。不会的，拉维克。你想把她葬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随便哪个公墓都好。我把她的姓名和住址留在这儿。”拉维克便在一张医院的账单上写了下来。
维伯尔把纸条压在一块水晶的镇纸下，这镇纸里有一只银色的羊。
“好的，拉维克。我想我在这几天里边也要走了。没有你在这儿，我们是没有几种手术可以做的了。”他跟他一起走了出去。
“再见，尤金妮亚，”拉维克说。
“再见，拉维克先生。”她瞧着他。“你要回到你的旅馆里去吗？”
“是的。为什么？”
“哦，没有什么。我只是想——”
☆☆☆
天黑了。一辆卡车停靠在旅馆的门前。“拉维克，”莫罗佐夫从旅馆附近一家屋子里走出来，这样说道。
“鲍里斯吗？”拉维克停住了脚步。
“警察在那个窝里。”
“我早知道会如此的。”
“这儿我有一张伊凡·格鲁奇的身份证。你知道的，那个死了的俄国人的。有效期还有十八个月呢。你跟我一起上沙赫拉扎德去。我们可以换贴相片。那你就可以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作为一个俄国的难民了。”
拉维克摇了摇头。“太危险了，鲍里斯。在战时，一个人不应该用伪造的证件。倒还是干脆没有的好。”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回到旅馆里去。”
“你有没有郑重地考虑过啊，拉维克？”莫罗佐夫问。
“是的，考虑过了。”
“他妈的！谁知道他们会把你塞到哪里去。”
“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把我放逐到德国去的。那就好了。而且他们也不会把我放逐到瑞士去。”拉维克微笑着。“警察们居然要留住我们，七年来这还是第一次，鲍里斯。这是用一次战争换来的呢。”
“外边谣传，他们要在龙乡建立一个集中营。”莫罗佐夫捋着他的髭须。“那你逃出了德国的集中营——想必是为了现在关到法国集中营里去。”
“也许他们就会把我们释放出来的。”
莫罗佐夫没有回答。“鲍里斯，”拉维克说。“不要为我担心。在战时，医生是很需要的呢。”
“他们万一来抓你，你预备用什么名姓啊？”
“用我自己的。那个名字，我在这儿只用过一次——五年前了。”拉维克沉默了一会儿。“鲍里斯，”他然后又说。“琼已经死了。给一个人枪杀的。她还在维伯尔的医院里。她必须给安葬。维伯尔已经答应我照料的，可是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为她安葬之前，就被征召入伍。你可以去照料一下吗？不必问我什么，请你答应，请你照办。”
“好的，”莫罗佐夫说。
“好的。再见，鲍里斯。我的东西，只要你觉得有用，你就拿去好了。你可以搬到我的房里去住。本来，你也常常用我的浴室的。我现在要走了。再会。”
“唉！”莫罗佐夫说。
“好的。待战争结束以后，我到福奎饭店来找你。”
“哪一边的？上林苑的，还是乔治五世路的？”
“乔治五世路。我们都是傻子。英勇的稚气的傻子。再会吧，鲍里斯。”
“唉！”莫罗佐夫说。“我们简直还不敢行告别礼呢。到这儿来，傻子。”
他吻着拉维克的右颊和左颊。拉维克触到他的胡子，嗅到他的板烟味儿。不太愉快的事哪。于是他走到了旅馆。
难民们都站在“墓窟”里。好像是第一批的基督徒，他想。第一批的欧洲人。一个便衣的人，坐在棕榈树盆景下的桌子边，记着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况。两个警察把守在门口，其实是谁也没有逃跑的意向。
“护照呢？”那个便衣警察问拉维克道。
“没有。”
“别的身份证呢？”
“没有。”
“在这儿是非法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我从德国逃亡出来。没有办法可以得到什么证件。”
“你姓什么呢？”
“佛雷森布格。”
“名字呢？”
“路特维希。”
“犹太人吗？”
“不是。”
“职业呢？”
“医生。”
那个人写着。“医生吗？”他说着，便拿出一张字条来看。“你知道一个叫拉维克的医生吗？”
“不知道。”
“据说他住在这儿。我们接到一封检举信。”
拉维克望着他。准是尤金妮亚，他想。她问过他是不是回到旅馆里去，而且看见他还很自由，表示颇为惊奇的样子。
“我早就告诉你，这儿没有一个那样名字的人，”房东太太站在通往厨房去的门边，这样说道。
“不要多嘴，”那个人暴躁地说着。“你没有把这些旅客报告上去，你总之要处罚。”
“我倒引以为荣。假如慈悲人道也要受处罚的话，你就去处罚吧！”
那个人仿佛要想回答；可是做了一个不屑理睬的姿态，又停住了。房东太太挑衅似地瞧着他。她有保障，她可不怕。
“把你的东西收拾起来，”那个人跟拉维克说。“带上内衣和足够一天的粮食。假如你有，再带一条毛毯。”
一个警察押他到楼上。房门大多敞开着。拉维克拿了他那早就收拾好了的手提包和毛毯。
“没有别的东西了吗？”那警察问。
“没有别的东西了。”
“你把别的东西都留在这儿吗？”
“我把别的东西都留在这儿。”
“这个也留着吗？”警察指着床边桌子上那个小小的木刻圣母像，这木刻像是在跟琼初次邂逅以后，她送到国际旅馆里来的。
“那个也留着。”
他们一起下了楼。那个亚尔萨斯女招待克拉丽莎，递给拉维克一个纸包。拉维克注意到别人也拿着同样的东西。“一点儿吃的东西，”房东太太说。“这样你可以不至于挨饿了。我想，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一点儿准备也不会有的。”
她定睛瞅着那个便衣人。“不要多说话，”他忿然地说。“我并没有宣战哪。”
“这些人也并没有宣战哪。”
“别嚷嚷。”他望着那个警察。“好了没有？把他们带走。”
一簇黑魆魆的人群，开始移动了。拉维克看见那个男人，跟那个嚷着看见蟑螂的女人。男人用一只空着的胳膊扶着她。另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只手提包，手里又提了一只皮包。男孩也拖着一只。那个人恳求似地望着拉维克。拉维克点点头。“我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他说。“你不必担心的。”
他们爬上了卡车。发动机发出哒哒的响声。汽车直驶了出去。房东太太伫立在大门下，挥着手。“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啊？”有人问一个警察道。
“我不知道。”
拉维克站在罗森菲尔德和那个冒充的艾隆·戈尔德贝格的旁边。罗森菲尔德的腋下，夹着一圈东西。里边是塞尚和高更的名画。他的脸在搐动着。“那张西班牙的签证，”他说。“满期了，在我——”他打住了后面的话。“‘死神之鸟’倒已经走了，”他接着又说。“马库斯·迈耶，昨天去美国的。”
卡车在颠簸着。他们大家紧紧地挤靠在一起。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给颠到了一个角落上。拉维克便瞧见那个宿命论者萨登鲍姆。他挤缩在角落里。“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他说。
拉维克搜索着口袋里的纸烟。一支也没有。可是他分明记得装满在手提包里的。“哦，”他说。“人能够忍受很多的事情的。”
卡车沿着华格莱路，转入了星星广场。到处都没有灯光。广场上一片漆黑，黑得连凯旋门都看不见了。
译后记
《凯旋门》是德国作家雷马克的代表作。
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祖先是法国人，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时迁移到了莱茵兰。家境清贫，父亲在当地普雷勒工厂当书籍装订工人。他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雷马克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天主教会学校念书。在当时，穷苦人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是教书，因为进师范学校学习不需要家长在经济上有什么负担；就这样，从1912年起，雷马克读了天主教会办的师范预备班，1915年正式进入当地的初等师范学校，可是修业未满两年，1916年11月就从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五次负伤，特别是最后一次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从火线救出一位受伤的战友时，在英军的突然袭击下，自己被好几颗手榴弹所炸伤，伤势相当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总算只在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疤痕。大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原来的学校，修毕规定的课程，在靠近荷兰边境的一个村子里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但是他对这个工作感到失望，觉得太受约束，而且根据他自身的经验，教书也不过是为国家培养新一代的士兵，因此他就坚决辞去了教职。二十年代，对战后德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自己说是“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我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我又做过石匠，干过其他一些事情，还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当过风琴手”。之后，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1922年秋，去汉诺威大陆公司正式担任广告部主任兼《大陆回声报》主编，为这个刊物写了许多作为轮胎、摩托车、汽车广告的短小而幽默的文字。由于撰写这类文字所显示的才能，他被聘担任《体育画报》的编辑，于1925年移居柏林。在这个刊物上，他曾连载过一篇题名为《地平线上的车站》（Station am Horizont）的小说，反映了他对汽车和赛车的爱好，但是也像1920年在德累斯顿自费出版的另一本小说《梦之窝》（Die Traumbude）一样，写得“实在很糟”。后来他自己也说：“早些时候，我完全不是这样写作的。我做过种种试验……为了想创立一种风格，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显得沉闷而苍白，自己一点也不满意，大概因为我的路子完全走错了。”
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他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却在抽屉里搁置了半年。一家书店不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另一家出版社总算将它接受下来了。先在《福斯报》上连载，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连载的时候，那份报纸的销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人们都说十九世纪英国读者争先抢购狄更斯连载小说的盛况，居然重见于今日的德国。1929年1月全书出版以后，更引起了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轰动。仅在德国国内，第一年就销售了一百二十万册。同年3月，首先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每册定价虽高达七先令六便士，但六周之内销售了二十七万五千册。把其他许多语种的译本一并计算在内，此书总发行量当在五百万册以上，这在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意外的成功，使雷马克的整个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是个无名小卒的记者，竟然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厌恶他，有的人称颂他，有的人诋毁他，一时间对他本人和这部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一向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既不愿意接见为此而来访的客人，更不愿意参与有关他作品的争论。而且他从来都以不问世事自居，他也确实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会运动，不料到了1930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采取反对英雄主义的态度，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在军事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正是锤炼国家社会主义的钢铁精神的熊熊烈火，因此他们决不能宽恕他对这个纳粹神话的挑战。正好那时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拍摄的美国影片准备在柏林放映，区的纳粹党魁戈培尔便利用这一时机，唆使一帮希特勒青年团员向那家剧场进行破坏和捣乱，达到了禁演这部影片的目的。这一行动，迫使雷马克不得不离开柏林，甚至不得不离开德国。他后来说：“1931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离开柏林以后，他到了瑞士，定居于马乔列湖上的龙谷港，纳粹政变的消息他就是在那里听到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开烧毁，随后又因为他坚决拒绝回国而于1938年被褫夺了德国国籍。翌年，他转赴美国，到1942年为止，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194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雷马克虽然已经流亡国外，但是纳粹政权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1943年12月，他那仍在德国的妹妹埃尔夫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诬控她不相信德国会取得胜利）被纳粹法庭宣判了死刑。从1945年起，雷马克也常在瑞士居住。六十年代中期，他突然发作了几次心脏病，健康情况越来越差，1970年9月25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终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