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挂在床头的那张体温记录表是新的，还没记过一个字。上面只有一个姓名。罗茜妮·玛蒂纳。比特·肖蒙，克拉弗尔街。
靠在枕头上的那个姑娘，脸色灰白。头天晚上，她动了手术。拉维克仔仔细细地听了听她的心脏。随后他直起身来。“好了点儿，”他说。“输血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倘若她再能坚持一天，就有希望了。”
“很好，”维伯尔说。“祝贺您。看样子她好像没有希望的了。脉搏一百四十，血压八十；又是咖啡因，又是可拉明——那就快要完蛋啦。”
拉维克耸了耸肩膀。“那就没有什么可以祝贺的了。她比另一个姑娘来得早一些。比那个脚踝上戴着金链子的姑娘。就是这么一句话。”
他把姑娘盖了起来。“这是一星期里的第二个。如果再这样下去，您倒可以开一家医院，专收比特·肖蒙那边堕胎误事的病人了。前回那一个姑娘，不是也从那边来的吗？”
维伯尔点点头。“是的，正是从克拉弗尔街送来的。她们大概相互认识，都去找过那个产婆。她甚至还跟另一个姑娘一样，也在傍晚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来到这儿的。幸亏我在旅馆里就把您找到了。我还怕您不在那边呢。”
拉维克望着他。“一个住在旅馆里的人，一般晚上是不在那儿的，维伯尔。十一月份，旅馆里的房间，住起来就并不特别叫人感到愉快了。”
“那我想象得出来。可是，那您到底为什么一直住在旅馆里呢？”
“这种生活方式，既舒服而又自在。你是孤独一个人，而又不是孤独的。”
“这就是您所向往的生活吗？”
“是的。”
“换一种方式，这一切您也可以得到嘛。如果您在一家小公寓里租一间房，情况将是完全一样的。”
“也许是的。”拉维克又朝那个姑娘弯下身去。
“您也认为是这样的吗，尤金妮亚？”维伯尔问。
那护士朝上面望了一眼。“拉维克先生是决不会那么做的，”她冷冷地说。
“是拉维克医生，尤金妮亚，”维伯尔纠正她的称呼。“我已经跟您说过一百遍了。他原是德国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比我要有权威得多。”
“在这儿吗——”护士说道，一边推了推她的眼镜。
维伯尔急忙打断她的话。“好啦！好啦！这些个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不承认外国的学位。真够愚蠢的！可是，您凭什么如此确信他是不会去租公寓房间的呢？”
“拉维克先生是一个迷惘的人。他怎么也不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家庭的。”
“什么？”维伯尔吃惊地问。“您说的是什么啊？”
“在拉维克先生看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理由就是这个。”
“妙极了，”拉维克在那个姑娘的床边说道。
“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维伯尔两眼直瞪着尤金妮亚。
“您自己干吗不去问问他啊，维伯尔医生？”
拉维克微微笑着。“您真是一语中的，尤金妮亚。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时候，样样东西倒又变得更近人情地神圣了。一个人崇敬生命的火花，这种生命的火花即使在蚯蚓身上也在搏动，而且促使它不断地趋向光明。那也不算是一个什么比喻。”
“您不能侮辱我。您没有信仰。”尤金妮亚使劲地捋平她胸前的白色罩衫。“感谢上帝，我是有我的信仰的！”
拉维克直起身来。“信仰很容易使人发狂。所以，一切宗教都曾花过那么多血的代价。”他咧开嘴笑了笑。“宽容是怀疑的女儿，尤金妮亚，您这个有信仰的人对我的态度，不是比起我这个没有信仰的迷惘的人对您的态度来，更要放肆得多吗！”
维伯尔哈哈大笑起来。“您又来啦。尤金妮亚，别再回嘴了！话是会越扯越远的！”
“我有作为一个妇女的尊严——”
“很好！”维伯尔打断了她。“那就坚持下去吧。那样做总是好的。我现在就得走了。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办。走吧。拉维克。早安，尤金妮亚。”
“早安，维伯尔医生。”
“早安，尤金妮亚小姐，”拉维克说。
“早安，”维伯尔回过头来看她的时候，尤金妮亚这才勉强回答了一句。
☆☆☆
维伯尔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帝国时代的家具；有白色的，有金色的，都是容易损坏的。在他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他的住宅和花园的照片。靠壁放着一张宽阔的、新式的长沙发椅。维伯尔在这里过夜的时候，就睡在这上面。这一家私人医院，便是他开设的。
“您想喝点儿什么，拉维克？科涅克白兰地酒还是杜博尼甜酒？”
“要是您还留着点咖啡的话，那就喝咖啡。”
“当然啰。”维伯尔把咖啡壶放在办公桌上，插上了插头。随后他转向拉维克。“今天下午，您能替我去一趟奥西里斯吗？”
“当然可以。”
“您不介意吗？”
“一点也不在乎。我也没有别的计划。”
“很好。那我就用不着为了到那边去，再特地赶回来一趟了。我可以在花园里干点活儿。我本来想请福勋去的，可是他正好在度假。”
“别扯了，”拉维克说。“这样的事，我也干过够多的了。”
“那是对的。不过——”
“什么‘不过’，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不过’的了。对我来说，不存在。”
“是的。您竟不能在这儿公开行医，只好躲躲藏藏做个地下外科医生，真是愚蠢透顶。”
“可是维伯尔！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凡是从德国逃亡出来的医生，个个都是这样的。”
“完全一个样！真是可笑！你替杜兰特做了一次最困难的手术，而他却因此出了名。”
“比他自己动手好一些。”
维伯尔笑了。“我或许不该这么说他。您也替我在做手术。不过我毕竟擅长妇科，而不是一个外科专家。”
咖啡壶已经在滚了。维伯尔把插头拔掉。他从橱里取出杯子，倒了两杯。“有件事我实在弄不明白，拉维克，”他说。“您为什么老是住在‘国际旅馆’这种破破烂烂的地方？何不到园林区附近租一套漂亮的新公寓？您可以到任何地方买几件便宜的家具。这样一来，您至少可以知道什么东西是您自己的了。”
“是的，”拉维克说，“这样一来，我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了。”
“瞧！那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拉维克喝了一口咖啡。味道很苦，煮得相当浓。“维伯尔，”他说，“您想法随便，倒是我们这个时代病的绝妙的例子！一忽儿您对我在这里不能合法行医表示遗憾，一忽儿您又问我为什么不去租一套漂亮的公寓。”
“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呢？”
拉维克宽容地朝他笑笑。“假如我去租一套公寓，就要向警察局登记。办登记手续需要护照和签证。”
“对了，这点我倒不曾想到。那么住旅馆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吗？”
“要是也要的。可是谢天谢地，巴黎总算有几家旅馆，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并不严格。”拉维克在他的咖啡里倒了一点科涅克白兰地酒。“其中一家就是‘国际旅馆’。所以我住在那里。老板娘怎么安排的，我不知道。她肯定有门路。要不是警察局根本不知道，就是塞过钱了。无论如何，我在那边已经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维伯尔朝椅背上靠下去。“拉维克，”他说，“这些情况我倒不知道。我只以为他们不准您在此地行医。您的处境真是糟透了。”
“和德国集中营比起来，这儿已经是天堂了。”
“那么警察呢？万一他们来了呢？”
“要是他们把我们抓去了，也不过关几个星期，然后驱逐出境。多半是到瑞士。如果第二次抓住，要拘禁六个月。”
“什么？”
“六个月，”拉维克说。
维伯尔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无人道了！”
“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我也这么想。”
“怎么说是经历呢？难道您已经碰上过这种事情了？”
“还不止一次呢。三次了。跟其他上百个人一样。第一次我还不知道有这种规定，而且对所谓人道主义抱有希望。后来我到西班牙去，那边不需要护照，去之前尝到了所谓人道主义的第二次教训，从德国和意大利飞行员那里得到的。再后面一次，是我重新回到法国以后，自己当然完全明白个中的底细了。”
维伯尔站起身来。“可是，老天爷，”他算了算，“那么您无缘无故坐了一年多牢房。”
“没有那么久。只有两个月。”
“怎么回事？您刚才不是说，重犯要关六个月吗？”
拉维克笑了。“一个人有了一次经验，就不会重犯第二次。一次驱逐出境之后，改一个名字再回来，尽可能换个地方偷越国境线。这样一来就查不到前科。我们没有证明文件，除非某个人第二次认出我们来，没法证明我们是重犯。给人认出来的情况很少见。拉维克是我的第三个名字，我差不多已经用了两年，平安无事。这个名字好像很吉利，我越来越喜欢它，真名实姓倒几乎已经忘记了。”
维伯尔摇摇头。“落到这个地步，只不过因为您不是纳粹！”
“当然啰。纳粹就有头等的证明文件。所有的签证手续都办得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政府居然对这种事情一点都不管。”
“政府首先要设法解决的是几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再说，也不仅在法国一个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拉维克站起身来。“再见，维伯尔。两小时之内我还要再来看看那个姑娘。晚上再来看一次。”
维伯尔送他到门口。“我说，拉维克，”他说，“哪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顿便饭。”
“一定去。”拉维克知道自己不会去。“过几天就去。再见，维伯尔。”
“再见，拉维克。一定要来啊。”
☆☆☆
拉维克走进一家最近的小酒店。他坐在靠窗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街上。他就喜欢这样，无思无虑地坐在那儿，看着过往的行人。巴黎是一个最能让人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的好地方。
招待把桌子抹好了，等着。“一杯茴香酒。”拉维克说。
“要不要搀水，先生？”
“不要。等一等！”拉维克想了想。“不要茴香酒了。”
他仿佛有什么东西需要冲掉似的。一种苦味。要冲掉这种苦味，甜茴香酒的味道还嫌太淡。“来一杯苹果白兰地，”他吩咐招待道。“一杯双份的苹果白兰地。”
“是，先生。”
那是维伯尔的邀请。有点怜悯的味道。请谁到家里吃顿晚饭就会给人这个感觉。法国人很少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他们宁可在饭店里请客。他还从来没有到维伯尔家去过。固然出于好意，可是叫人难受。一个人可以抵御别人的侮辱，却抵御不了人家的怜悯。
他喝了一口苹果白兰地。他何必向维伯尔解释他住在国际旅馆的理由呢？没有这个必要。维伯尔已经知道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他知道不准拉维克行医，那就够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用他，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样一来他可以赚钱，还可以施行一些自己不敢单独承担的手术。谁也不知道，只有他和那个手术室护士知道，而这个护士嘴巴很紧。杜兰特那里情况也一样。他只摆摆样子。要动手术的时候，杜兰特站在病人身边。等病人上过麻药，拉维克就出场了，代替杜兰特施行那个手术。这些手术杜兰特因为年纪太大，或者能力不够而难以胜任。等到病人醒过来，就会看到杜兰特得意洋洋地站在他的床边。拉维克只看到遮盖着的病人，只瞧见他为了开刀而露在外面的狭狭一条涂着碘酒的肉体。他往往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给谁开刀。杜兰特诊断好病情，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拿起手术刀就干。杜兰特付给拉维克的酬金，连他所收费用的一成都不到。拉维克也不跟他计较。总比不动手术好嘛。维伯尔对他要客气得多。维伯尔分给他四分之一。这是公平合理的。
拉维克望着窗外。还有什么办法多弄些收入呢？办法不多。只要能活着，也就够了。当一切都在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也并不打算创立家业，免得不久又前功尽弃。与其白费精力，不如随波逐流，一个人的精力才是无价之宝。在什么地方重新出现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之前，忍耐就是一切。精力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养精蓄锐，来日方长。像蚂蚁那样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世纪里试图一次又一次重建小康生活，失败的例子他见得多了。这是激动人心、英雄气概与滑稽可笑的混合物，毫无用处。这种尝试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一旦发生雪崩，谁也阻挡不住。要是有人想去阻挡，就会被雪埋在底下。最好还是耐心等待，过后再去把那些被雪埋葬的人挖掘出来。赶远路的人，不要背太重的包袱。流亡中间也是这样。
拉维克看看表。应该去看一下罗茜妮·玛蒂纳了。然后，还要到“奥西里斯”去。
☆☆☆
“奥西里斯”的妓女正等着。虽然有个政府指派的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老板娘还是不放心。如果有人在她那儿染上了毛病，她可受不了；因此她跟维伯尔联系好，每星期四给那些姑娘重新检查一次。这工作，有时候就由拉维克代他去做。
老板娘在二楼安排了一个地方作为检查室。一年多了，上她那儿去的客人还没有一个染到过毛病，对此她很自豪，但是，尽管姑娘们非常谨慎，却有十七个梅毒病例是被客人染上的。
女领班罗兰德给拉维克送来一瓶白兰地和一个酒杯。“我看玛尔泰已经染上什么了，”她说。
“好的。我会给她仔细检查的。”
“打昨儿起，我已经不叫她接客了。当然啰，她自己是否认的。可是她的衬裤——”
“好的，罗兰德。”
姑娘们都穿着衬衫，一个接着一个进来了。拉维克差不多都认识；只有两个是新来的。
“您用不着检查我了，医生，”莱昂妮说，她是一个红头发的加斯科涅人。
“为什么用不着检查？”
“整整一星期没有接过客人了。”
“老板娘怎么说？”
“什么也没有说。我要他们开了好多好多的香槟酒。一晚上总有七八瓶。图卢兹来了三个商人。都已经结过婚。他们三个人啊，都想玩儿，可是谁也不敢，都怕其余那两个。每个人都怕一跟我在一起，其余两个回到家里会讲出去。所以他们就喝酒；大家以为自己的酒量会超过其余两个人。”莱昂妮笑了起来，懒懒地在身上搔着。“可是没有喝得烂醉的那个人，站也站立不起来了。”
“好的。可是，我还是要对你检查一下。”
“对我来说无所谓。您有香烟吗，医生？”
“有的，在这儿。”
拉维克做了个玻璃涂片，染了点颜色。然后推在显微镜底下。
“您知道我不明白的是什么？”莱昂妮瞧着他说。
“是什么？”
“您做这种事情还会有兴致跟女人睡觉。”
“这我自个儿也不明白。你没有事。下一个是谁？”
“玛尔泰。”
玛尔泰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细长的金发姑娘。她的脸长得很像波堤切利①画的天使，可是却说着一口布隆代尔街的粗话。
“我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医生。”
“那很好。我们来看看。”
“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毛病啊。”
“那就更好了。”
突然间，罗兰德站在房间里。她望着玛尔泰。那姑娘便不再吭声了。她不安地望着拉维克。他对她作了彻底的检查。
“可是我不会有什么毛病的，医生。你知道我有多谨慎。”
①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画家。
拉维克并没有回答。那姑娘却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迟疑了一下，又开腔了。拉维克又做了一张涂片，又检查了一遍。
“你有毛病了，玛尔泰，”他说。
“什么？”她直跳了起来。“那是决不会的。”
“千真万确的事。”
她瞧着他。随后她突然发作起来——一阵诅咒和谩骂。“那个猪猡！那个该死的猪猡！我早就怀疑他了，那个狡猾的骗子！他说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医科的学生，他应该知道啊，那个流氓！”
“为什么你自己不当心呢？”
“我是很当心的，可是他搅得太快了，而且他说，作为一个学生，他——”
拉维克点点头。事情并不新鲜——一个染上了淋病的医科学生，自己给自己治疗。过了两个星期，也不加检查，他自己以为已经医好了。
“那么要治多少时间呢，医生？”
“六个星期。”拉维克知道也许六个星期还不够。
“要六个星期吗？六个星期没有收入？要住医院？我非得去住医院吗？”
“让我们再考虑吧。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到你家里去治——假如你答应的话。”
“我什么都答应！什么都答应！只要不进医院！”
“你先得进医院。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那姑娘盯着拉维克看。所有的妓女，都怕住医院。那里边管得很严。但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要是住在家里的话，过几天她就会偷偷摸摸溜出去，哪怕自己答应得好好的，出去接客人，赚钱，把毛病传染给他们。
“费用，老板娘会付的，”拉维克说。
“可是我呢！我呢！六个星期没有一点儿收入！我最近还分期付款买了只银狐！到期付不了款，那就什么都完啦。”
她哭了起来。“来，玛尔泰，”罗兰德说。
“你不会再要我回来的了！我知道！”玛尔泰抽噎得更厉害了。“你不会再要我回来的了！你绝不能这样做！不然我就得流落街头。这一切，都因为那个狡猾的狗种——”
“我们会要你回来的。你生意做得好。我们的客人都喜欢你。”
“真的吗？”玛尔泰抬起头来。
“当然啰。那就去吧。”
玛尔泰跟着罗兰德走了。拉维克目送她出去。玛尔泰是不会再回来的。老板娘是非常谨慎的。下一步，她也许会在布隆代尔街上做一个下等的娼妇。随后是流落街头。再后来是吸毒，进医院，卖鲜花或者贩香烟。再不然，假如她运气好，会遇到一个拉皮条的男人，欺骗她，利用她，到临了再把她赶出门去。
☆☆☆
国际旅馆的餐厅设在地下室。寄宿的人都管它叫作“墓窟”。白天，从几扇面向院子的又大又厚的乳白色玻璃窗里透进一点惨淡的光芒。一到冬季，就得整天开着电灯。这间屋子，一会儿当作办公室，一会儿当作吸烟室，一会儿当作大会堂，一会儿当作会议室，一会儿又当作没有身份证的侨民的避难所——要是有警察来搜查，大家就穿过院子，逃进汽车间，随后溜到附近一条街上。
拉维克跟沙赫拉扎德夜总会的看门人鲍里斯·莫罗佐夫，就在“墓窟”的一间房里坐着，这间房老板娘管它叫作“棕榈室”；在一张四脚细长的桌子上，孤孤单单一株可怜巴巴的棕榈树，在一只陶钵里枯萎。莫罗佐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亡者，近十五年来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样一种俄国人，他们不谈自己曾在沙皇的禁卫军里服过役，也不提自己那贵族的门第。
他们正坐在那里下棋。“墓窟”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坐着几个客人，在那儿喝酒，高声谈话，还每隔几分钟吆喝着举杯敬酒。
莫罗佐夫气愤地环顾四周。“你能够解释给我听，拉维克，今儿晚上为什么这样热闹呢？为什么这些难民还不睡觉？”
拉维克微笑着。“那个角落上的难民和我没关系。那是这个旅馆里的法西斯区域。”
“西班牙？你不是也在那儿待过吗？”
“是的，可是站在另一种立场。再说，我又是一个医生。坐在那边的这些人是西班牙的君主主义者，是法西斯的附庸。是他们最后留着的一批。其余的人，都早已回国了。这批人啊，至今还下不了决心。他们对佛朗哥还不够满意。而屠杀西班牙人的摩尔人呢，当然也不再去跟他们找麻烦了。”
莫罗佐夫摆好棋盘上的棋子。“他们大概在庆祝格尔尼卡的屠杀；或者在庆祝意大利和德国的机关枪征服了矿工和农民的胜利。我从来没有在这儿看见过这批家伙呢。”
“他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你从来没有到过这儿吃东西，所以你没有看见过他们。”
“你到过这儿来吃东西吗？”
“没有。”
莫罗佐夫龇牙咧嘴地笑了笑。“好吧，”他说。“我且不提第二个问题，也不要听你的回答了，那一定是会得罪人的。我可以把他们看作这儿的老土地。只要他们把嗓音压低一点就好。这儿——我走的是老式的让棋开局法。”
拉维克把对面的一个“兵”挺上去。头先几步棋他们走得很快。随后莫罗佐夫开始仔细考虑起来：“这儿可以采用阿尔杰辛的走法了。”
一个西班牙人朝这边走过来。他那一双眼睛生得很近，走到他们桌子旁边站住了。莫罗佐夫很不高兴地瞧着他。那个西班牙人站得歪歪扭扭的。“两位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戈梅斯上校请你们两位跟他喝一杯酒。”
“先生，”莫罗佐夫也同样有礼地答道，“我们正在下一盘棋，要决出第十七区的冠军。我们表示十二分的感谢，可是我们不能来领情。”
那个西班牙人一点不动声色，必恭必敬地转身对着拉维克，仿佛站在菲利普二世的宫殿里似的。“前些时候，您对戈梅斯上校表示过友好。他很乐意在他离开这儿之前，跟您喝一杯酒，以表示他的谢意。”
“我的伙伴，”拉维克也同样必恭必敬地答道，“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今天我们一定要下完这一盘棋。请你代向戈梅斯上校表示我的感谢。我觉得非常抱歉。”
那个西班牙人鞠了一躬，返身就走了。莫罗佐夫会心地一笑。“正像俄国人在前些年的样子。他们抓住过去的头衔，过去的礼节，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我问你，你对那个蛮汉，有过什么友好表示啊？”
“有一次，我为他开过一剂泻药。那些拉丁人很重视通大便。”
“不错。”莫罗佐夫跟拉维克挤挤眼。“这便是民主的老毛病。在同样情况下，要是换了一个法西斯党徒，他一定会给一个民主党员开一剂砒霜。”
那个西班牙人又回来了。“本人是纳瓦罗中尉。”他郑重其事地说道，那种过于认真的样子，一望而知是喝酒太多，而自己已经不省人事了。“我是戈梅斯上校的副官。上校今晚上就要离开巴黎。他要到西班牙去参加佛朗哥大元帅的光荣军队。所以他很乐意跟你们喝一杯酒，祝福西班牙的解放和西班牙的军队。”
“纳瓦罗中尉，”拉维克简捷地说。“我不是西班牙人。”
“我们知道。您是德国人。”纳瓦罗露出一丝阴谋家似的微笑。“那正是戈梅斯上校要表示这份心意的原因。德国和西班牙原是友好国家嘛。”
拉维克望着莫罗佐夫。这个局面实在太富于讽刺意味了。莫罗佐夫收敛了笑容。“纳瓦罗中尉，”他说，“我很抱歉，我跟拉维克医生一定要下完这一盘棋。棋赛的结果，今夜一定要发电报到纽约和加尔各答去。”
“先生，”纳瓦罗冷冷地答道，“我们料到您会谢绝的。俄国是西班牙的敌人。我们只想邀请拉维克医生。因为您跟他在一起，才不得不邀请您。”
莫罗佐夫把吃来的一只“马”放在自己的大手掌里，望着拉维克。“你不觉得这场滑稽把戏该收场了吗？”
“是的。”拉维克转过身子。“我想您还是干脆回去，年轻人。您无缘无故侮辱了莫罗佐夫上校，他是苏维埃的敌人呢。”
他不等回答，便俯视着棋盘。纳瓦罗犹豫地站立了一会，然后离开了。
“他喝醉了，而且就像许多拉丁语系国家的人一样，喝醉了酒就会丧失幽默感。”拉维克说。“我们不必因此而不给他们来点幽默。我刚才已经把你升做上校了，鲍里斯，”拉维克道。“据我所知，那时候你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中校。不过，假如你没有跟那个戈梅斯一样的军阶，对我来说好像是不能忍受似的。”
“不要多说了，老兄。给他们一打扰，我这个阿尔杰辛变化棋法，也给搅乱了。这一只‘象’怕要丢啦。”莫罗佐夫抬起头来。“我的天，这儿又来了一个。另一个副官。多了不起的民族哪！”
“那是戈梅斯上校本人。”拉维克舒舒服服地往椅背上一靠。“这怕是两位上校的讨论咧。”
“一个矮子，我儿子。”
上校比起纳瓦罗来更加正经了。他向莫罗佐夫道歉，为了他副官的错误。他的道歉被接受了。这会儿，戈梅斯请他们一起为佛朗哥干一杯，作为和解的标识，因为一切的障碍都已经消除。这一回，拉维克拒绝了。
“可是先生，作为一个德国人，又是一位盟友——”上校显然惶惑了起来。
“戈梅斯上校，”拉维克说道，渐渐地变得不耐烦起来，“还是各人自便吧。你爱跟谁喝就去跟谁喝，我要下棋。”
上校想解释他的惶惑。“那么你是一个——”
“你最好不要下结论，”莫罗佐夫打断了他的话。“那只会引起无谓的纠纷。”
戈梅斯变得更惶惑了。“可是，你是一个白俄，你是一个沙皇的军官，应该反对——”
“我们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我们是老派人。虽然有不同的政见，可是彼此决不会打破脑袋的。”
最后，戈梅斯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表情紧张起来。“哦，”他尖刻地说。“宠坏了的民主派——”
“朋友，”莫罗佐夫说，突然变得凶狠起来。“滚出去！几年以前你就应该滚出去了！到西班牙去。打仗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那里代你们打仗呢。再会吧。”
他站起身来。戈梅斯退后了一步。他注视着莫罗佐夫，接着突然转过身去，回到自己的桌子那儿。莫罗佐夫重新坐了下来。他叹了口气，按铃叫来了女招待。“来两杯双份的苹果白兰地酒，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点点头走了。“顽强、英勇的精神哪！”拉维克笑了起来。“一个人喝醉了酒，假如他头脑简单，而对于光荣的观念又很复杂，那么生活就艰难了。”
“那我知道！这儿又来了一个人。像是列队过来似的。这一次是谁啊？难道是佛朗哥本人？”
那是纳瓦罗。他在离开桌子两步远的地方立定了，就向莫罗佐夫正式致词。“戈梅斯上校觉得非常遗憾，因为他不能向两位提出挑战。他今夜就要离开巴黎。再说，他的使命也太重要，不应冒险去让警察来找麻烦。”他又朝拉维克转过身来。“戈梅斯上校还欠您一笔出诊费。”他拿一张折起来的五法郎钞票往桌子上一扔，准备返身就走。
“等一下，”莫罗佐夫说。这时候，正好克拉丽莎托着盘子走到他的桌边。他便端起一杯苹果白兰地酒，稍稍考虑了一下，摇摇头，又把它放回去。随后从盘子里拿起一杯水，把它泼在纳瓦罗的脸上。“这是为了浇醒你这个醉汉，”他镇静地说。“将来你要记住，一个人不好把钱扔掉。现在，给我滚出去，你这个中世纪的疯人！”
纳瓦罗惊奇地站住了，一动也不动。他把脸抹干。另外几个西班牙人也都走了过来。一起是四个。莫罗佐夫慢慢地站起身子。他比那几个西班牙人要高过一个头。拉维克还是坐着。他瞧着戈梅斯。“不要再闹笑话了，”他说。“你们没有一个是清醒的。你们是打不过的。几分钟里边，你们都会骨头折裂，躺在这儿。即使酒醒了，你们也打不过。”他站起身子，抓住纳瓦罗的胳膊肘，把他高高举起，转了一圈，然后放在地上，就放在戈梅斯近旁，迫使他不能不向一边让开。“现在，快给我们滚开。我们不要你们来纠缠。”他把桌子上的五法郎钞票放进盘子。“这个给你，克拉丽莎。是这几位先生给的。”
“他们那里，我还是第一次拿到赏钱呢，”克拉丽莎说。“谢谢。”
戈梅斯用西班牙语说着几句什么话。五个人转过身子，走回自己的桌子。“真可惜，”莫罗佐夫说。“我真想揍这些个家伙一顿。很遗憾我不能那么干，就因为你，你这个不合法的弃儿。有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因为不能揍人而感到遗憾吗？”
“倒不是这批家伙。我要揍的是另外一些人。”
从角落里那个桌子上，传来几句西班牙话。五个人站起身来。三呼“万岁”的声音发出回响。酒杯翻倒，叮当作响。于是这耀武扬威的一群，列队走出了房间。
“我差一点把这杯美味的苹果白兰地酒泼到他的脸上去。”莫罗佐夫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现在统治着欧洲的，就是这些个宝贝！我们怕也做过这样的傻瓜吧？”
“是的，”拉维克说。
☆☆☆
他们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棋。莫罗佐夫抬起头来。“夏尔来啦，”他说。“他好像正在找你呢。”
拉维克抬起头来。一个从门房里出来的年轻小伙子正向他们走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这是留给您的，”他跟拉维克说。
“给我的吗？”
拉维克仔细打量着那个纸包。纸包很小，用张极薄的白纸包着，外面缚着根绳子。上面没有收件人的地址。“我不会有什么纸包的。一定是搞错了。谁送来的？”
“一个女的——一位太太——”那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一个女的或者一位太太吗？”莫罗佐夫问。
“正是——正是属于这两种人之间的。”
莫罗佐夫笑了起来。“倒很俏皮呢。”
“上面没有一个姓名。她说是送给我的吗？”
“不是那么说的。没有提您的名字。她只说送给一位住在这儿的医生。而且——您是认识那位太太的。”
“她是这样说的吗？”
“不，”那小伙子漏嘴说了出来。“可是有天晚上，她是跟您在一起的嘛。”
“太太们常有跟我一起来的，”拉维克说。“可是你应该知道，谨慎持重，是旅馆从业人员的首要美德。疏忽轻率，那只有乱世英雄才会咧。”
“动手去把纸包打开来吧，拉维克，”莫罗佐夫说。“即使不是送给你的。在我们悲惨的一生中，更大的坏事也都做过。”
拉维克笑着把纸包打开了，取出一样小东西。这是在那女人房间里见到过的木刻圣母像——他搜索着记忆——她叫什么名字啊？——玛德莱娜——玛德——他已经忘记了。一个诸如此类的名字。他翻看那张薄纸；里面没夹一张字条。“好吧，”他跟那个小伙子说。“是送给我的。”
他把圣母像放在桌子上。挤在棋子中间，看上去样子很特别。“是一个俄国女人吗？”莫罗佐夫问。
“不是。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
拉维克注意到那上面的口红痕迹已经给洗掉了。“我要这个东西来作什么呢？”
“随便放在哪儿好啦。有许多东西是可以随便放在哪儿的。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有那么多的空地方。就只除了我们人类。”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总把那个人安葬了吧——”
“她就是那个女人吗？”
“是的。”
“你后来就再也不去过问她的事了吗？”
“不了。”
“奇怪，”莫罗佐夫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帮助了人家，却在人家最感困难的时候停手了。”
“我又不是慈善机关，鲍里斯。而且，我看见过比这个更凄惨的情况，我也无能为力。为什么她现在更感困难了呢？”
“因为她现在孤零零一个人了。在此刻以前，那个人虽然已经死去，可是毕竟还在那儿。他还在地面上。现在他被埋葬在地下了——去了，再也不在那儿了。这”——莫罗佐夫指着那个圣母像——“不是道谢。这是求援的呼声。”
“我跟她睡过。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把这件事忘掉。”
“废话！只要没有爱情，那样的事也是天下最不重要的。我认识一个女人，她说要她跟一个男人睡觉，比要她叫出这个男人的名字容易得多。”莫罗佐夫向前面靠过去。他那光秃秃的大脑瓜上亮闪闪发出反光。“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拉维克——如果能办到，我们应当友好待人，而且尽可能地持久，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总还免不了要犯一点所谓罪孽。至少我自己是会的。说不定你也免不了。”
“是的。”
莫罗佐夫把一只胳臂摊放在桌上，围住那个种着一株可怜巴巴的棕榈树的陶钵。棕榈叶微微地颤动起来。“我们大家都彼此互相哺育着。这种偶然的友好情谊的小小的火花——乃是不应该让人取走的东西。它能增强一个人应付困难生活的力量。”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看看她。”
“好，”莫罗佐夫说。“那正是我的用意。现在，别再多扯了。谁走白棋啊？”
五
房东一下子便认出了拉维克。“那位太太在她房间里，”他说。
“您能打个电话进去，说我在楼下？”
“她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想您还是自个儿上去吧。”
“那房间是几号？”
“二十七号。”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她叫什么来着？”
房东并没有露出诧异的神色。“玛陀，琼·玛陀，”他又加了一句。“我想这不是她的真姓名。大概是舞台上的艺名。”
“怎么会是舞台上的艺名呢？”
“她在这儿登记的身份是女演员。听起来也像，可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认识一位演员，他自个儿说是古斯塔夫·史密特。其实，他的真姓名是赞博纳的亚历山大·玛利亚伯爵。古斯塔夫·史密特乃是他舞台上的艺名。听起来倒不像是艺名，是不是？”
那房东还不肯认输。“这年头啊，这类事情也多着呢，”他说得很玄妙。
“有好多事情实际上也并没什么。只要研究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对平静的世纪里呢。”
“谢谢，我已经受够了。”
“我也是一样。不过，不论在哪里，只要可能，一个人总得找点儿安慰。是二十七号房间吗，您说的？”
“是的，先生。”
☆☆☆
拉维克敲敲门。没人答应。他又敲了一下，这才听到一个不太清楚的嗓音。开进门去，他看见那女人。她正坐在靠着隔壁的床上，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衣服已经穿好，穿的是一套裁剪合身的蓝色女服，这衣服拉维克没有看见她穿过。如果她随随便便穿着一套睡衣，躺在什么地方，反而不会给人以孤独的感觉。可是现在这副模样，她既不为什么人，也不为什么事，只是出于目前已经失去意义的习惯，穿着得这般整齐，倒有一种什么东西叫拉维克的心受到了感动。这类事情，他早已司空见惯——他看见过成百上千的人这样坐着——那是些孤立无援的被驱赶到国外去的难民。一个飘摇无定的小岛——他们就是这么坐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是习惯让他们生存了下来。
他随手关上门。“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他这样说道，立刻觉得这句话说得多么没有意思。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打扰这个女人呢？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扰她了。
他把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一切事情你都能够应付吗？”他问。
“都行。也没有多少事情嘛。”
“没有困难吗？”
“没有。”
拉维克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去。弹簧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察觉出有一根弹簧已经坏了。
“您准备出去吗？”他问。
“是的。过一会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只是到外边去走走。一个人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
“没什么事。这是对的，这几天怎么样。您在巴黎不认识什么人吗？”
“不认识。”
“一个也不认识？”
那女人懒洋洋地抬起头来。“一个也不认识——除了您、房东、男招待和女帮工，”她微微笑了笑。“那也不多啊，是不是？”
“不多。那位——”拉维克想追忆那个死人的名字。他已经把他忘记了。
“不，”那女人说。“赖辛斯基在这儿没有朋友，要不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一到，他就病了。”
拉维克本来并不想久坐。现在，看到那个女人这样地坐着，便改变了主意。“您用过晚饭吗？”他这样问。
“没有。我也不饿。”
“今天一整天，您吃过些什么东西没有？”
“吃过的。今天中午。白天总比较容易一点。一到晚上啊——”
拉维克望了望四周。这个小小的空荡荡的房间，有一种沉闷的和十一月份所有的味道。“这是您可以出去走走的时间了，”他说。“来，我们一块儿出去，吃点儿东西去。”
他以为那女人会拒绝的。她显得那么冷漠，好像什么事情都打不起她的精神。可是，她立刻站起身来，伸手去拿雨衣。
“那不顶用，”他说。“这外衣太单薄了。您还有暖和一点儿的衣服吗？外面很冷呢。”
“刚才在下雨——”
“现在还在下。可是冷得很。您不能添点儿什么衣服在里面吗？再穿一件外衣，或者至少再加一件毛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