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
拉维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丢给招待，便把门撞开。他推推搡搡地穿过一大群人，向右转了个弯，沿着布瓦西埃街奔去。
有人在背后骂他。他这才镇定下来，停止奔跑，用尽量快的、但不让人家引起怀疑的急步往前走去。这是不可能的，他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一定在发疯，这是不可能的！那张脸，那张脸啊，一定是一种貌似，一种酷肖的貌似，是我的神经给我开了个愚蠢的玩笑——那不会在巴黎，那张脸，那是在德国，那是在柏林，窗子给雨点打湿了，看不清楚，我一定是看错了，一定是……
他推推搡搡急匆匆穿过一家电影院散场出来的人群，搜索着他所见到的每一张脸；他从帽檐底下窥视，遇到人家愤怒的、惊异的神色，他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搜索着别的脸，别的帽子，灰的，黑的，蓝的，他从他们身边经过，又转过身来，仔细端详着——
他在克勒贝尔路的交叉路口站住了。突然他记了起来，一个女人，一个牵着一条狗的女人——就在这个女人的紧背后，他刚才看到了那个人。
而那个牵着一条狗的女人，他早已超过她很长一段路。他急忙往回走。老远望见那个牵着狗的女人，他在街沿上站住。他在衣袋里紧紧握成拳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每一个过路人。那条狗在一根街灯的柱子下站定，嗅了一阵，然后十分缓慢地举起它的一条后腿。它还费事地扒爬着人行道，接着才继续向前奔跑。拉维克突然觉得颈脖上汗湿淋淋的。他又等了几分钟——那张脸并没有出现。他往停着的汽车里张望。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又重新转回头，急匆匆走到克勒贝尔路的地铁车站。他走下入口处，买了一张车票，沿着站台走去。那儿有很多很多的人。没等他穿过人群，一列火车便已隆隆地开进车站，停了一下，又在隧道中消失了。站台上空无一人了。
他慢吞吞地踱回小酒店。坐在先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半杯苹果白兰地酒依然留在那儿。居然还会留着，这倒是很奇怪的。
招待拖着脚步向他走过来。“对不起，先生，我刚才不知道——”
“不要紧！”拉维克说。“再来一杯苹果白兰地酒。”
“再来一杯？”招待看看那桌上的半杯。“您不先把这半杯喝完？”
“不。给我再来一杯。”
招待拿起酒杯闻了闻。“这已经不好了吗？”
“很好，我只是再要一杯。”
“是，先生。”
我看错了，拉维克心想。这扇给雨横扫着的窗子，一部分已经模糊了——怎么能把样样东西都看得很清楚呢？他又往窗子外面瞪望着。目不转睛地瞪望着，仿佛一个躺在那儿等待的猎人，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行人——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张颜色灰暗、而形象清晰的影片，黑影似地在眼前忽闪忽闪掠过去了，这是记忆的断片……
柏林。1934年一个夏天的夜晚。秘密警察的总部。血；一间没有窗户的空屋；没有灯罩的电灯发出来的刺眼的光芒；用皮带环扣住的、血迹斑斑的桌子；他头脑里对夜间受刑，记得清清楚楚，这脑袋曾被浸在水桶里一二十次，窒息得半死，才从昏厥中清醒过来；肾脏被打得非常厉害，已经不觉得疼痛；他面前是茜贝尔那张扭歪的、无援无助的脸；两个穿着制服的打手，挟持着她——便有一张微笑的脸，一个声音，甜言蜜语地哄骗着，假如再不招供，茜贝尔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茜贝尔，三天以后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发现她已经吊死了。
招待过来了，将酒杯放在桌子上。“这是一杯别的白兰地，先生。这是卡昂的迪迪埃，更陈的酒。”
“好的。谢谢。”
拉维克喝干了酒。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抽出一支，燃上了火。他的手还没有镇定。他把火柴梗扔在地板上，又要了一杯苹果白兰地。
那张脸，他以为刚才又看到的那张微笑的脸——他一定是看错了！哈克在巴黎，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把往事抛开。既然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却为此而让自己气得发疯，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等那边一切都崩溃，大家可以回去的日子，总是会到来的。到那时候……
他招呼招待付了账。可是一路上他还在不由自主地搜索着街上的每一张脸。
☆☆☆
他和莫罗佐夫一起坐在“墓窟”里。
“你以为那就是他吗？”莫罗佐夫问。
“不。可是他非常像。真是见鬼，像极了。也许我的记忆力再也靠不住啦。”
“你在那家小酒店里，运气可真不好呢。”
“是的。”
莫罗佐夫沉默了一会儿。“害得你心惊肉跳，是吗？”半晌他才说道。
“不。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莫罗佐夫没有回答。
“见鬼，”拉维克说。“我想我现在会撇开这个念头的。”
“你决不会。我是过来人。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在最初的五六年里。我还等着三个人呢，他们在俄国。一共有七个。四个已经死了。其中两个是被他们自己的党枪毙的。我已经等了二十多年。还是从1917年等起的。三个人中，还活着的一个应该是七十岁了。另外两个，也该有四五十岁。他们都是我仍然希望弄到手的人。为了我的父亲。”
拉维克望着鲍里斯。他已经六十多了，是个彪形大汉。“你一定会弄到他们的。”他说。
“是的。”莫罗佐夫把一双巨掌合拢又分开。“我等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更珍惜自己。我现在已经不常喝酒了。这件事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我不能不养得健壮一点。我倒不想用枪将他们打死，或者用刀将他们捅死。”
“我也不想。”
他们坐了一会儿。“我们来下一盘棋好吗？”莫罗佐夫问。
“好呀。可是棋盘都不空呢。”
“那边，那位教授下完了。他是跟李维下的。总是他赢。”
拉维克走过去拿棋盘和棋子。“你已经玩了很久啦，教授，”他说。“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老头儿点点头。“它真使你着迷。下棋比玩任何一种牌都来得完美。玩牌还有运气的好坏。不够解闷消愁。而下棋，则有一番自己的天地。一下棋，它就取代了外面的天地。”他抬起那双红肿的眼睛。“那天地是并不怎么完美的。”
他的同伴李维忽然咩咩地叫了起来。接着就闷声不响，惶恐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跟着那教授走了。
他们玩了两盘。莫罗佐夫站起身来。“我得走了。又要去替人类的精英开门了。你为什么再也不来沙赫拉扎德了？”
“我也说不上。碰巧没去吧。”
“明天晚上怎么样？”
“明天我不能。我要去玛克辛饭店吃饭。”
莫罗佐夫露出牙齿笑了笑。“像你这样一个非法的难民，混在巴黎最豪华的场所，倒是要点儿胆量的。”
“那些地方，乃是十分安全的唯一处所，鲍里斯。一个人举止行动显得像难民一样的，反而会一下子被抓去。你应该明白这些个道理，虽然你已有了一张南森护照①。”
“是的。那时候你想跟什么人一起去呢？跟德国大使同去，作你的另一道护符吗？”
“跟凯特·赫格斯特龙。”
莫罗佐夫吹着口哨。“凯特·赫格斯特龙，”他说。“她已经回来了吗？”
“她明天早上就到了。从维也纳来。”
“很好。那我以后反正会在沙赫拉扎德见到你们的。”
“也许不会。”
莫罗佐夫表示不相信。“不可能！凯特·赫格斯特龙在巴黎，沙赫拉扎德便是她的大本营。”
“这一回可不一样了。她是来住医院的。最近几天里就要动手术。”
“动过手术她很快就会来的。你真不了解女人。”莫罗佐夫眯细了眼睛。“难道你不要她来吗？”
“为什么不要？”
“我刚才想到，你把那个女人送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就没有跟我们在一起过，琼·玛陀。看来不见得是碰巧没去吧。”
①南森护照：当时国际联盟发给难民的护照。
“胡说。我甚至还不知道她仍然跟你在一起呢。你们能用她吗？”
“用啦。起初在合唱队。现在她有一个短短的独唱节目了。唱这么两三支歌。”
“在这段时间里，她还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啰。为什么不呢？”
“她可灰心绝望得厉害。可怜的人儿。”
“什么？”莫罗佐夫问。
“我说可怜的人儿。”
莫罗佐夫微微笑着。“拉维克，”他用一种父亲般的口吻答道，脸上突然显出来草原、空间、知识和世界上所有的经验，“不要胡说。那个女人可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什么？”拉维克问。
“一个放荡的女人。不是娼妓。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假如你是俄国人，你就会懂得的。”
拉维克大笑起来。“那她一定大变了。再见，鲍里斯！愿上帝保佑你的眼睛。”
七
“什么时候我得住医院，拉维克？”凯特·赫格斯特龙问。
“随你便。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行。相差天把问题不大。”
她站在他面前，柔弱，稚气，自信，美丽，却不再年轻了。
两年前拉维克为她割过盲肠。那是他在巴黎的第一次手术。她为他带来了好运。从此以后，他在那儿继续工作，从没有警察再来跟他找过麻烦。她是他的吉星。
“这一次我倒有点儿害怕，”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点儿害怕。”
“你用不着怕。还不是例行公事。”
她走到窗子前面，朝外望着。那儿是兰开斯特旅馆的院子。一株古老而硕大的栗树，张开它苍老的手臂，伸向湿漉漉的天空。“这雨啊，”她说，“当我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天在下雨。我在苏黎世醒来，雨还在下。而现在到了这儿——”她又把窗帘拉上了。“我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老了。”
“一个人还没老的时候，往往会这么想的。”
“我应当不一样。两星期前我离了婚。我应当高兴啊。可是我却厌倦得很。什么事情都在重演着，拉维克。为什么啊？”
“事情决不会重演的。重演的是我们自己哪，就是这么回事儿。”
她微笑着，坐到一张安放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幸而回来了，”她说。“维也纳已经变成了军营。凄凉得很。德国人在作践它。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也同德国人一样，拉维克。我原先以为那是悖逆天理的：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可是我竟亲眼看到他们了。”
“那是不足为奇的，凯特。权力原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疾病哪。”
“是的。而且是最容易改变人的形态。那便是我要求离婚的原因。我在两年前跟他结婚的那个可爱的游手好闲者，忽然变做摇旗呐喊的冲锋队的头目了，他竟强迫伯恩斯坦老教授冲洗马路，而他自己站在旁边大笑。这位教授一年前还医好过他的肾炎呢。如今借口说他收费太贵。”凯特·赫格斯特龙抿起嘴唇。“其实，费用是我付的，而不是他。”
“你摆脱了他，应当高兴。”
“他还要我偿付二十五万先令的离婚费呢。”
“便宜，”拉维克说。“凡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总是便宜的。”
“他没有得到一个钱。”凯特·赫格斯特龙抬起她的鹅蛋脸，那脸蛋儿好比宝石一般雕琢得毫无瑕疵。“我告诉他，我对他、对他的党、对他的领袖的看法——而且还说，从今以后，我将把这些看法公开宣扬。他拿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威胁我。我嘲笑他。我仍然是个美国人，我受大使馆的保护。我不会有什么事儿——可是对他可不一样，因为他跟我结了婚。”她笑了。“他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从那以后，他就不来找我的麻烦了。”
大使馆，防御，保护，拉维克这样想。那仿佛是隔世的事情。“要是伯恩斯坦还能开业行医，那才怪呢，”他说。
“他再也不能了。我第一次出血的时候，他是秘密地为我检查的。谢天谢地，我不能有一个孩子。一个纳粹所生的孩子——”她颤抖着。
拉维克站起身来。“现在我得走了。下午你再给维伯尔检查一次。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
“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回有点儿害怕。”
“可是，凯特——这也不是第一次嘛。比你割治盲肠还要简单得多呢。”拉维克轻轻搂住她的肩膀。“你是我到这儿巴黎以后做的第一个手术。那好像是一个人的初恋。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何况你还是我的吉星，给我带来了运气，这个角色你还得做下去。”
“是的，”她说道，一边瞧着他。
“那就好了。再见，凯特，今儿晚上八点，我来接你。”
“再见，拉维克。现在我到曼恩蒲希去买一套晚服。我必须摆脱这一份疲倦的感觉。还有一种仿佛给缚在蜘蛛网里的情绪。那维也纳，”她苦笑着说。“梦的城市哪——”
拉维克搭电梯下楼，穿过大厅，经过酒吧间。有几个美国人坐在那儿。屋子中央，有一大束红菖蒲供在一张桌子上。在灰暗的、分散的光芒中，它们突然具有一种污血似的微暗的颜色，可是走近一看，他才发现那是十分新鲜的。原来这不过是外面的光线把它照得这样惨淡。他对着这一大束红花，瞅了半晌。
☆☆☆
国际旅馆的二楼一片喧闹。许多房间都敞开着，女招待和服务员在往返奔跑，房东太太则在走廊里指挥这一切。
拉维克走上楼梯。“这儿在干什么啊？”他问。
房东太太是一个丰满健壮的女人，胸脯隆得很高，脑袋瓜儿可是太小，头上是短短的、乌黑的鬈发。“那些西班牙人都走了，”她说。
“我知道。可是，这么晚了，你们为什么还在收拾房间？”
“明天早晨我们就要用。”
“有新来的德国难民吗？”
“不，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拉维克问，一下子不明白她的意思。“怎么回事儿，他们不是才走吗？”
房东太太睁着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瞧着他，微笑起来。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会心和最简单的讽刺的微笑。“另一批人又回来了，”她说。
“另一批什么人啊？”
“当然是对方的人啰。不过，那原是常有的事。”她向一个正在打扫房间的姑娘关照了几句话。“我们是一家老旅馆，”她带着点儿得意的口气这样说道。“我们的客人，总喜欢回到我们这儿来住。他们还在等着原来住过的房间。”
“他们在等着？”拉维克惊愕地问道，“谁在等着？”
“对方的人。多数以前在这儿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被打死了，不过其余的人，还在比亚里兹和圣让德吕兹等着，等着这里的房间空出来。”
“以前什么时候，他们在这儿住过？”他问。
“可是，拉维克先生！”她很惊奇，他竟没有马上听懂。“当然啰，当时是普里莫·德里维拉做西班牙独裁者。那时候，他们不得不逃出来，到这儿居住。后来西班牙成立了共和国，这批人就回去，而那些保皇党和法西斯党人，便来到了这儿。现在，这后来的一批人已经回去，共和党人又要回到这儿。那些至今还活着的人。”
“对了，这些我倒不曾想到。”
房东太太对着一个房间看。一张前王阿方索的彩色图像，还悬挂在床头的墙壁上。“把那张像取下来，让娜，”她叫道。
那姑娘把图像取了下来。“这儿。放在这儿。”房东太太把那张像放在右手的墙边，往前走去。隔壁房间里挂着一张佛朗哥大元帅的图片。“这一张也取下来。跟另外几张放在一起。”
“这帮西班牙人为什么不把像片一起带走呢？”拉维克问。
“难民回去的时候，很少带着像片走的，”房东太太说。“像片是在异国他乡用来自我安慰的东西。回去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而且，镜框也太不方便携带，玻璃容易破碎。像片一向总是留在旅馆里。”
她把另外两张胖元帅的图像：一张是阿方索的，另一张比较小一些的，是奎北·德拉诺的，跟其余几张一起放在走廊里。“圣像可以留在房里，”她发现一张色彩斑斓的圣母像，便这样说道。“圣徒是中立的。”
“也不尽然，”拉维克说。
“在艰难的时代，上帝往往会有一个机会。我甚至看见过无神论者在这儿祈祷呢。”房东太太用一个精力旺盛的动作，让她左边的胸脯舒适一点。“当水淹到你脖子的时候，你没有做过祈祷吗？”
“当然做过。可是我倒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只是一个勉强的信徒。”
服务员走上楼梯。他带着一大叠像片，打走廊里走过去。“你要拿去重新布置吗？”拉维克问。
“当然啰。做这种旅馆生意的人，一定要圆滑老练。这样，才真正能使旅馆做出个好名声。尤其是对我们这儿的那号客人，说句老实话，他们对这类事情非常敏感。如果他的头号敌人色彩鲜艳，有时甚至还配着金色镜框，气概非凡地俯视着他，这样一个房间，那你休想会有客人来住。我说得不对吗？”
“百分之百对。”
房东太太转向那个服务员。“把这些像片放在这儿，阿道夫。不，最好你把它们放在灯光照得到的墙边，一张一张地排列着，这样我们可以看得见。”
那个人发着牢骚，弯下身去准备这个展览。“现在你在那里要挂些什么上去呢？”拉维克很感兴趣地问。“难道是野鹿啊，风景啊，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啊，这一类的图片吗？”
“只有在不够的时候。否则的话，我还是把原来的像片挂上去。”
“什么是原来的像片？”
“就是从前的旅客挂过的像片。就是那些回去执政的旅客留在这儿的像片。这儿就是嘛。”
她指点着走廊左边的墙壁。那服务员已经把新的像片排列起来，放在房里取下来的那些像片的对面。两张是马克思的，三张是列宁的，其中的一张，一半给纸贴掉了，一张是托洛茨基的，还有几张是内格林和西班牙共和党其他一些头头的黑白图像，放在小一点的镜框里。跟那些放在右手对面墙边的阿方索、普里莫和佛朗哥的神气活现的一排像片比较起来，就显得不太引人注目，而且没有一张有那么灿烂辉煌的色彩、装饰和纹章。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两排哲学思想截然相反的人像，在这个灯光惨淡的走廊里，彼此默默地互相注视着，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那位有才能、有经验、有她民族的讽刺机智的法国房东太太。
“那时候我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她说，“当那些大人先生离开这儿时。这年头啊，政府执政的日子都不长。你看我做得很对吧——现在，它们迟早都会有用的。做旅馆生意的人，就是需要这点儿远见。”
她吩咐着，照片应该挂在哪里。她把托洛茨基的像片搁回去。对他，她还吃不准。拉维克仔细地看着那张有一半给纸贴掉的列宁像片。他把纸沿着列宁头像的线条撕了开来——纸片底下露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头像，那是托洛茨基，正在向列宁微笑。很可能是一个斯大林的信徒，用纸把它贴起来的。“这儿，”拉维克说。“还有一个潜伏着的托洛茨基。那是从前友好、友爱的年头留下来的。”
房东太太接过这张像片。“我们不妨把这一张扔掉。它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这一半永远在侮蔑另一半。”她把像片递给服务员。“把镜框留着，阿道夫。那是上好的栎木料子。”
“其余的像片你怎么处理呢？”拉维克问。“阿方索啊佛朗哥啊的像片？”
“放到地下室去。你怎么也说不出有没有那么一天还要用到它们咧。”
“你这儿的地下室，一定很壮观。一个当代人的博物院。那边你还有别的像片吗？”
“哦，当然啰；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俄国人的——几张列宁的比较简单的像片，用硬纸板作框架，是最后放进去的，还有那些末代沙皇的像片。那都是死在这里的俄国人留下来的。有一个在这儿自杀的人，还留下一幅了不起的油画原作，配着厚重的金镜框。此外，就是一些意大利人的像片。两张加里波的①，三张国王的，还有一张仿佛从破报纸上剪下来的墨索里尼像，那时候他还是苏黎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啰，这东西只有作为古董的价值了。谁也不会喜欢把它挂起来的。”
“你也有德国人的像片吗？”
“还有几张马克思的；那些都是最普通的；一张拉萨尔②，一张倍倍尔③——还有一张是艾伯特④、谢德曼⑤、诺斯克⑥和另外许多人的合影。那一张上，诺斯克被人用墨水涂掉了。那些先生告诉我，诺斯克已经变成了纳粹。”
“是的。你可以把它跟那张社会主义者的墨索里尼挂在一起。你没有德国对方那些人士的像片吗？呃？”
“我们有！我们有一张兴登堡，一张威廉皇帝，一张俾斯麦，还有”——房东太太微笑了起来——“甚至还有一张穿着雨衣的希特勒。搜集得还相当齐全呢。”
“什么？”拉维克问。“希特勒吗？你打哪儿弄来的？”
“从一个同性恋者那里。他在1934年来到了这儿，那时，勒姆和其他一些人在那边被杀死了。他很害怕，不断地祈祷。后来，有一个有钱的阿根廷人把他给带走了。他叫普慈。你要看看那张像片吗？它就在地下室里。”
“现在我不要。不要到地下室去看。当旅馆里所有的房间，全挂上同样一张像片的时候，我才愿意去看呢。”
房东太太向他狡猾地紧瞅了一会儿。“哦，原来如此，”她然后说。“你的意思是，当他们都作为难民逃到这儿来的时候。”
①加里波的（Garibo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将军。
②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社会主义者，哲学家。
③倍倍尔（Bebel，Ferdinand，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主义者。
④艾伯特（Ebert，Friedrich，1871—1925），德国大革命后第一任大总统。
⑤谢德曼（Scheidmann，Philipp，1865—1939），德国政治家。
⑥诺斯克（Naske，Gustav，1868—1942），德国政治家、政论家。
☆☆☆
鲍里斯·莫罗佐夫穿着金缏的制服，站在沙赫拉扎德夜总会门前，替一辆出租汽车开了门。拉维克走下车来。莫罗佐夫微笑着。“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倒是真不想来。”
“我硬要他来的，鲍里斯。”凯特·赫格斯特龙跟莫罗佐夫拥抱了一下。“谢天谢地，我又回来和你们在一起了！”
“你有一颗俄国人的灵魂，凯特。天知道你为什么出生在波士顿。来吧，拉维克。”莫罗佐夫把大门推开了。“一个人的志愿总是很伟大的，可是实行起来便显得懦弱了。这里边，有令我们烦恼的地方，也有吸引我们的地方。”
沙赫拉扎德装修得像是一座高加索的帐篷。招待都是俄国人，穿着塞加西亚的红制服。乐队是由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组成的。沿墙有一排平台，客人们就坐在平台前面的小桌子旁边。桌面铺着平板玻璃，灯光从底下照上来。这地方很暗，客人很挤。
“你喜欢喝一点什么，凯特？”
“伏特加。而且要那些吉卜赛人演奏一番。我已经听腻了行军时演奏的那支《维也纳森林》了。”她将双脚从鞋子里滑出来，搁到了平台上。“现在我已不再疲倦啦，拉维克，”她说。“巴黎只来了几小时，却早已把我改变了。不过我仍然觉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似的。你能想象得出吗？”
拉维克望着她。“差不离，”他答道。
塞加西亚人送来了一小瓶伏特加和两个杯子。拉维克斟满两杯，把一杯递给凯特·赫格斯特龙。她喝得很急，仿佛渴极了似的一下子就喝干了，把空杯放回到桌上。然后她环顾四周。“一个被虫蛀空的洞窟，”她说道，又微微一笑。“可是一到夜晚，它又成了一个避难和梦幻的巢穴了。”
她往后面靠下去。从桌面的玻璃板底下照耀上来的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的脸。“为什么，拉维克？一到晚上，样样东西都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了。好像什么都难不倒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事事如意，而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可以在梦里实现。为什么？”
他微笑着。“我们都有自己的梦，要是没有了梦，现实生活就会使人受不了。”
乐队开始调音。一架小提琴拉出来的几响空荡荡的五度和音和几声急奏，在屋子里回荡。“你看来倒不像是个拿梦来欺骗自己的人，”凯特·赫格斯特龙说。
“你也可以拿真实来欺骗自己。那是个更危险的梦了。”
乐队开始演奏。起先只有铙钹。低柔沉闷的音锤，从黑暗中敲出一支低沉的、几乎听不清楚的旋律，随后又把它高高抛起，成为一种轻柔的滑音，迟迟疑疑地传给了小提琴。
那个吉卜赛人慢慢地穿过舞池，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他站在那儿，微笑着，肩上搁着一把小提琴，他有一双大胆的眼睛，一张十足贪婪的脸。没有这一只小提琴，他也许是个贩卖家畜的商人——有了这只小提琴，他就是一个草原啊，漫漫长夜啊，地平线啊，以及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东西的使者。
凯特·赫格斯特龙觉得这旋律，就像四月里的泉水，落在她的皮肤上。忽然间，她充满了共鸣；可是没有一个人在呼唤她。散散落落的声音在悄悄地响着，模模糊糊的记忆碎片在飘动，有时候好像锦缎似的发出一种闪光，可是它们全都旋转开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呼唤她。没有一个人在呼唤。
那个吉卜赛人鞠了一躬。拉维克在桌面底下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凯特·赫格斯特龙在角落里动弹了一下。“你曾经快乐过吗，拉维克？”
“常常很快乐。”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真正的快乐，不容你喘息，不容你思考，占有一切的快乐。”
拉维克望着面前这一张激动的小小的脸，她对于快乐，只知道一个解释，最最游移不定的一个，恋爱，却不知道其他的什么。“常常很快乐，凯特，”他说道，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知道这跟她说的也不一样。
“你不愿了解我。或者你不愿跟我谈起这个事情。现在跟着乐队唱歌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我好久不到这儿来了。”
“你在这儿看不到那个女人的。她没有跟吉卜赛人在一起。她一定坐在什么地方的一张桌子旁边。”
“那么很可能是个客人。这儿常常会有的。”
“一种奇怪的嗓音，”凯特·赫格斯特龙说。“既悲伤又有点儿反抗的意味。”
“那是歌词的原意嘛。”
“也许我就是那支歌。突然之间。你听得懂她唱的是什么歌吗？”
“Ja wass loubill——我爱你。这是普希金的一支歌。”
“你懂俄语吗？”
“只有莫罗佐夫教我的那一点儿。大多是骂人的话。俄语倒是最好的骂人的语言。”
“你不喜欢谈起你自己，是吗？”
“我甚至不喜欢想到我自己呢。”
她静静地坐了一会。“有时候我以为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她随后说。“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那种期待——所有从前的一切。”
拉维克微微一笑。“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凯特。生活这件事是太伟大了，在我们停止呼吸以前，决不会过去的。”
她没有听着他所说的话。“常常有那么一种恐惧，”她说。“一种突如其来的、无法解释的恐惧。仿佛我们一离开这儿，外面的世界也许就会突然崩溃似的。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的，凯特。人人都有。这是一种欧洲病。最近二十年来才有的。”
她沉默了。“可是，这已经不是俄国歌了，”她随后说道，仔细倾听那音乐。
“不是了。那是意大利歌。Santa Lucia Luntana。”
聚光灯从小提琴手那里转移到乐队旁边的桌子上。拉维克这才看清了那个正在唱歌的女人。原来是琼·玛陀。她独自坐在那儿。一只胳臂撑在桌子上，眼睛直瞪瞪望着前面，仿佛在沉思，而她旁边又一个人也没有。在雪亮的灯光下，她的脸儿显得很苍白。它再也没有他所知道的那种平板而朦胧的神色了。突然地，它显示出一种动人心弦、孤独凄清的美，他记得曾经见过一次，瞬息即逝，就像这个样子——那一夜在她房间里——可是那时候，他还以为是酒后的柔和的幻影，后来果然一下子便消逝，而且消失不见了。现在可又出现在那儿，完整的，甚至更多。
“怎么回事啊，拉维克？”凯特·赫格斯特龙问。
他转过头来。“没有什么。我知道那支歌的。一支那不勒斯人的断肠曲。”
“回忆吗？”
“不。我没有回忆。”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比他预计要用的语气更为激动。凯特·赫格斯特龙便对着他瞧。“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拉维克。”
他做出一个防御的姿势。“也无非是跟别的什么人一样啊。这年头儿，天下满是身不由己的冒险家。每一家难民旅馆里，都挤塞着他们那批人。而每一个人的经历，对亚历山大·仲马、维克多·雨果来说，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现在，他还没有开始讲述，我们已经在打哈欠了。这儿，是给你的另一杯伏特加，凯特。这年头儿，最大的冒险，乃是一种简单的生活。”
乐队开始演奏一支布鲁斯舞曲。他们演奏得很糟。几对客人，便下池去跳舞了。琼·玛陀站起身来，朝出口处走去。她那走路的样子，仿佛屋子里空无所有似的。拉维克突然想起莫罗佐夫跟他说起过的，关于她的那些话。她在拉维克的桌边紧紧地擦过。他以为她已看见他了，可是她的眼光却马上若无其事地扫过了他，转向远处，走出房间去了。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一直注视着他的凯特·赫格斯特龙便这样问。
“不。”
八
“你看到那东西吗，维伯尔？”拉维克问。“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
维伯尔俯视着钳住的刀口。“看到了。”
“这儿这些个小小的结节——还有这儿——这不是肿块，也不是粘连——”
“不是——”
拉维克直起身子。“癌症，”他说。“确切无疑的癌症！这是我多年来所做的最大的一次手术了。子宫镜照不出什么东西，检查骨盆也只发现一边稍许有点儿柔软，微微有点儿肿，可能是囊肿或是纤维瘤，并不怎么严重的，可是这使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手术刮宫，不得不切开腹腔，却突然发现了癌症。”
维伯尔望着他。“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冰冻切片。用显微镜作一次活检。布瓦松还在化验室里吗？”
“一定在。”
维伯尔吩咐护士给化验室挂电话。她便急匆匆走出去了，穿的是橡皮底鞋子，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
“我们应当继续开刀，”拉维克说。“把子宫摘掉。此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最最糟糕的是她自己还不知道。脉搏怎么样？”他问麻醉医师。
“正常。九十。”
“血压呢？”
“一百二十。”
“好的。”拉维克望着凯特·赫格斯特龙的身体，头在低处，身体横躺在手术台上，一种特仑德仑堡的姿势①。“她事先应该知道的。她应该自己表示同意。我们不能够轻易动这样的手术。你说我们能够吗？”
①特仑德仑堡的姿势：系施行手术时的一种姿势。病人仰卧在手术台上，头往下倾，成四十五度，两腿下垂于手术台的一端。因系特仑德仑堡所创始，故名。特仑德仑堡（1844—1925）为德国莱比锡的著名外科手术专家。
“根据法律是不能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啊。”
“那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我们没有用常规的手术刮宫，就不得不打开腹腔。这却是另一种手术。切除子宫，跟刮宫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她信任你，拉维克。”
“我说不上。也许是吧。不过她是否会同意呢？”他把白衣服上面那条橡皮围裙，用一条胳膊推推平。“尽管如此——首先，我要作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摘掉子宫。拿刀来，尤金妮亚。”
他把切口延伸到肚脐，将小血管钳住了。然后他把大血管用双头结挽住，拿起另外一把刀，割进了黄色的筋膜。他用刀背按住下面的肌肉，拉起腹膜，把它翻开钳住。“牵引器。”
助理护士早把东西准备好了。她将沉重的链条抛到凯特·赫格斯特龙的两腿中间，钩住了膀胱板。“纱布。”
“纱布！”
他把潮润温暖的纱布，用力塞进里面，将腹腔敞开，小心翼翼地应用着握钳。然后他往上瞅着。“瞧这儿，维伯尔——还有这儿——这条宽阔的韧带。这样厚实、坚硬的一大块。科赫尔钳子①也不能用。情况太严重了。”
维伯尔定睛瞧着拉维克指给他看的地方。“瞧那个地方，”拉维克说。“我们钳不住这些动脉。太脆薄了。它已经扩散到了这儿。没有希望的了——”
他谨慎地剪下了一小片。“布瓦松还在化验室里吗？”
“在，”护士说道。“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他正在等着呢。”
“好的。把这个送给他。我们可以等着他的检验报告。不会超过十分钟的。”
“叫他打电话来。”维伯尔说。“马上。我们把手术暂时停一停。”
拉维克直起身子。“脉搏怎么样？”
“九十五。”
①科赫尔钳子：系开刀时用以钳住肌肉或血管的坚实钳子。为科赫尔所创制。科赫尔是瑞士著名外科手术专家。
“血压呢？”
“一百十五。”
“好的。我认为，维伯尔，我们不需要考虑有或者没有得到同意就动手术的事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啦。”
维伯尔点点头。
“我们得把它缝合起来，”拉维克说。“把胎儿拿掉，这就好些。缝合起来，什么也不说。”
他在那儿站立了一会，望着白罩单底下那打开的身体。刺目的灯光，使白罩单显得更白了，如同新降的雪，底下是裂开着的伤口那鲜红的坑穴。凯特·赫格斯特龙，今年三十四岁，任性、瘦细、褐色皮肤，她常锻炼身体，充满着生的意志——却给这破坏她肌体组织的、模模糊糊的、肉眼看不见的一丁点儿东西，判处了死刑。
他又朝那身体弯下腰去。“我们还得要——”
那个孩子。一条在暗中摸索着的生命，盲目的，仍然在分崩离析着的母体内生长。注定着要死亡的了。却还在哺饲着，吮吸着，贪婪地，一种渴望生长的冲动，那东西希望有一天在花园里玩耍，希望长大成人，做一个工程师，一个牧师，一个兵士，一个杀人凶手，总之是一个人，希望生活，希望受苦，希望幸福，希望粉身碎骨——那手术器械小心翼翼地探到了看不见的壁膜，找到了拦阻着的东西，便谨慎地把它剖开，把它取掉——让它结束。结束那没有意识的挣扎，结束那没有气息的呼吸，结束那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快乐、悲伤和成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丁点儿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肉，淋漓滴落的血。
“布瓦松的报告送来了没有？”
“还没有。快了。”
“我们还可以等几分钟。”
拉维克后退了一步。“脉搏怎么样？”
他从罩单上面望着凯特·赫格斯特龙的眼睛。那双眼睛睁开着，朝着他瞧——不是一种模糊呆钝的表情，而是一种好像她已经看见了他，知道了一切似的。有一会儿工夫，他还以为她已经恢复神志了。于是他上前一步，却又停了下来。不可能的。他在想些什么啊。那是偶然的事：光线嘛。上了麻药，瞳孔对于光线是有这种反应的。“她的脉搏怎么样？”
“一百。血压，一百十二。降下去了。”
“时间越来越少了，”拉维克说。“布瓦松现在应该弄好啦。”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传到上面，声音很轻。维伯尔朝门口望去。拉维克并没有朝门口看。他只是等着。他听到房门开了。进来的是护士。“不错，”维伯尔说。“是癌症。”
拉维克点点头，又回过身去工作。他把钳子和夹子拿起来，把牵引器也拿掉；还有纱布。尤金妮亚站在他旁边，机械地计数着手术器械。
他开始缝合刀口。轻轻地，有条不紊地，煞费苦心地，全神贯注，没有一点儿杂念。坟墓封闭了，一层层肌肉缝合起来，一直到最后的、最外面的一层；然后松开伤口夹，直起身来。“完工了。”
尤金妮亚踏上杠杆，将手术台放平，把凯特·赫格斯特龙遮好。沙赫拉扎德，拉维克想，前天，从曼恩蒲希去买来的一件衣服，你曾经快乐过吗，常常很快乐，我有点儿害怕，这是我做惯了的事情；让吉卜赛人演奏吧。他望望门上面的钟。十二点。正午。外面，办公室和工厂的门，这时候都敞开了，健康的人们从里面涌出来。午饭的时间到了。两个护士将担架车推出手术室。拉维克把橡皮手套从手上扯下来，走进盥洗室，开始洗手。
“你的纸烟，”维伯尔在另一个面盆里冲洗。“快要烧着你的嘴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