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身离去，双手把灰袍的下摆稍微拉起来，以免拖在砾石地上，就像一个爱漂亮的姑娘一样。
这个四十三岁的老头子重新拾起话头。他喘着气，呼吸中带着从毁坏的肺部中发出的哮声，好像粉笔画在黑板上一样。
我没太多可说的了，可是我最后要说的非常重要。
第一件要说的是，我们回来后第二天，我听说"黄昏宾果"战壕的人把对面敌人的战壕攻下来了，甚至占领了德军的第二线阵地。我觉得这多少是个小小的胜利，稍微冲淡了我对那件丑行的罪恶感。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高贵的情操，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先把五个犯人的信都抄了下来，然后把原件分别装在信封里，交给我遇到的第一个军邮官。既然你收到了你未婚夫的信，我想另外四封也应该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抄下来的副本现在就在你膝盖上的小包里。
几个星期以后，我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出自法福里上尉的笔下，我离开他时，他正熟睡，而我离开他几个小时后，他写下了这封信。那封信辗转邮寄，到我手中时已是牧草青青的夏天了。那时，我已远离可怕的前线，在某个地方铺铁轨。我想你一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封信。我把信给你，因为我已经会背了。
我帮你准备的小包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我部下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拍下来的。那家伙无论到什么地方，腰带里都挂着那个小玩意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玩意儿替我们那个战壕动乱时代留下来的影像，不知道代表了神奇，还是耻辱。如果我们抢了一尊敌人的大炮，或者消灭了一个敌军，就要拍一大堆照片来纪念我们的光荣。如果我们埋葬了一个战友，也要好意地拍上一大堆照片留念。拍照的小兵有一个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姓氏，叫普鲁士。他一九一七年四月死在一个叫"圣母道路"的战场上。他去世一年后，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未亡人。她非常痛苦，好像下定决心要去跟他团聚。因此，她把这张照片给了我。
我并不比谁好过。我一到了孚日山脉，跟新队友在一起，加入了一个新的军营，就把"黄昏宾果"这件事抛到脑后去了。我只是在某些晚上喝多了老酒以后，会让这件伤心事把我弄得切齿痛心。所以，我就跟所有的醉鬼一样，借酒浇愁，醉了就要闹事，把一切都砸烂。"黄昏宾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长久以来，我总是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答案。去年，我们第二次想把德军驱逐过马恩河时，我在维勒柯特雷地区的森林里腿部负了伤。他们把弹片从我身体里一片片拿出来，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胸前戴着医疗身份证明，在某个车站里等待撤退。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查多罗，两个押解犯人到"歌剧院广场"战壕的下士之一。他躺在一长排担架的其中一个上。我能拄着拐杖已经是非常幸运了。他伤在肚子上，伤势比我严重得多。
他苍白无血色，消瘦得让我不太敢认他，可是，当看到我俯身观察他时，他绽开了一个微笑，细声对我说："嘿！居然会是艾斯普兰萨中尉。"我对他说："好家伙，如果我早知如此，一定早就让那些人在原野上逃得不见踪影。"他听到我这样说时，由于我说话的语调，令他想笑而不敢笑，因为笑会让伤口疼痛，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当然会问他，我们走了以后，战壕的情形怎么样。他动了一下头，答复就跟十八个月前指挥官说的一样："疯狂世界。"接着，他用尽了力气，撑着半坐起来，用游丝般的声音对我说："他们全都死光了，荒原上的五个，我们的中尉，我的战友。后来，我们拿下对方的战壕时，上尉也牺牲了。"他要我再俯身向前些，我只好弯着膝盖听他说话。我听他说道："我们先把他们痛宰了一番。我们攻下了第一线和第二线，一个人也没损失。攻到第三线时，他们全力反击，把我们杀得落花流水。"
他闭上眼睛，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口吸着气。他吸进去的都是火车排出来的黑烟。一堆力气尚存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伤兵在车门前争先恐后地想挤上火车去。我又问了他一遍："你确定那五个人都死了吗？"他用鄙视和嘲笑的眼神看着我："宪兵司令，你真的还在为他们着想？五个人中你希望哪一个能逃离困境？"我说："随便哪个。别叫我宪兵司令。"
他重新把眼睛闭上。我感觉得到他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他没办法说。小姐，也许你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失望，可是我告诉你的都是实情。我不愿意撒谎瞒骗，让你存有虚幻的希望。我觉得那样做实在很卑鄙。我听到他们点到我的名字叫我上火车，救护兵也在驱赶我离去，要我不要打扰重伤兵。这时，查多罗嘴角边挂着一个即将远离世间的微笑，转头对我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很想跟你赌两个金路易，把赌注押在'矢车菊'身上。他用一只手在雪地中堆了一个雪人。可是我的钱都花
在女人身上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后来，当火车往后方驶去时，我拄着拐杖，跌跌撞撞，摔了十多次跤，穿越每一节车厢，想寻找查多罗的踪迹。可是此后再也没见过他。也许他不在那列火车上。也许上火车前他就断了气。死神的脾气永远不可捉摸。就拿我来说吧，我十月就退伍了，比停战协定早了一个月，可说是死里逃生。我应该为自己的好运道感到庆幸，好好享受一下得来不易的退休俸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