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知道了什么新消息，一定会立刻告诉你。请多保重。
奥立维·贝尔杰东上
毕杰曼
无孔不入侦讯公司
巴黎市里尔街五十二号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小姐：
我看到您刊登在《费加罗报》（Figaro）上的启事。虽然我们公司绝大部分的顾客对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极表满意，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在向您兜揽生意。
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去年我们公司曾为一位班杰明·高尔德夫人提供寻人服务。她的丈夫在大战时是个步兵队下士，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在索姆战区失踪。
您一定能了解因为职业道德的关系，我不能把调查经过和结果告诉您。我惟一可做的是让您直接跟这位顾客联络，由她决定该怎么做。她的地址是：巴黎市孟加列街四十三号。
如果您觉得我们能帮助您解决任何个人问题，我们非常乐意让您知道我们的服务费用。
希望您一切顺利。
毕杰曼上
阿尔方斯·查多罗夫人（未亡人）
杜尔市瓦片街二十五号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杜奈小姐：
我是尔本·查多罗的母亲。我儿子一九一六年时是下士官，一九一七年六月升为中士，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香槟省受伤，不幸于撤退时去世。
尔本是我们的独生子。我丈夫去年年初由于受不了丧子之痛的打击，在五十三岁英年早逝，只比他爱子多活了几个月，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
我想您一定也在战争中失掉了一个亲密的人，所以才会在《名流》上登载寻人启事。我不是《名流》的读者，因为我现在任何报章杂志都不看，我怕看到任何让我受不了的新闻或消息。我不愿意去想，更不愿意接触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东西。我的亲戚把您的启事拿给我看。
因为您在启事上提到我儿子的名字，同时，我儿子的确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底休假回家时，曾很简略地告诉我们有关"黄昏宾果"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给您写这封信。他那次休假时告诉我们，他在两个星期以前，就是一月六日那天，曾经到过索姆战区的一个战壕，叫做"黄昏宾果"。他那次的任务，是跟别的士兵从后方押送五个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到这个战壕去。这五个士兵犯的是自残罪，他们每个人都往自己的手上射了一枪。尔本告诉我们，这五个士兵的手被反绑在背后，并且被丢到法德两军对峙战壕中的"无人之地"上。先夫生前是个药剂师，明白事理，并以我们的军队为荣，觉得我们的军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我更是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惨剧。我到现在还记得尔本对着我们大叫："你们的头脑都是浆糊！你们什么都不懂！为了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已经损失了半个大队的官兵！"后来他平静下来以后对我们说："你们说得对，我看到的一定都是梦中的事。虽然我看到雪地上有五具尸体，可是其中有一具，甚至可能有两具，不是我意料中应该在那里的人。"
小姐，我知道我告诉您的事实在惨无人道，可是我儿子的确说过这些话。除了这次以外，他以后没有再在我面前提过这件事。可能在这次休假中，或者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最后一次休假时，尔本跟他父亲谈得比较深入，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我猜想得出来，这五个死刑犯中的一个一定是您的朋友、兄弟或未婚夫。我考虑了很久，心中异常痛苦，终于下定决心给您写这封回信，告诉您我儿子说过的一言一语。如有必要，我愿在任何人面前保证，我儿子的确说过这些话。我想我儿子在天之灵会很赞成我这样做。
我与您都是同患难的战争姐妹，请多保重。
萝欣·查多罗上
玛蒂尔德看完信后，决定在短期内要给查多罗夫人回信，可是她不想马上回。因为这封信带给她一个崭新的希望，她怕期望过大，失望也相对地令人承受不了。她得先定下心来。
那天晚上，当贝内迪特嘟着嘴，坐在她床沿边等着帮她脱衣就寝时，玛蒂尔德在一张画图纸
上很细心地写下：
--一九一七年三月，丁娜·隆巴迪只盘问了维罗尼卡·帕萨望，"爱斯基摩"的女朋友。
--如果丁娜和玛丽叶特·诺特达姆见过面，甚或只是跑去找过她，那么，加比纳克村的神父或者巴黎的盖吕萨克街小旅社的店主一定会记得她。
--她当然不会去找那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只是在马赛的一个厨房里把"淑女"的信丢到炉子里烧掉了。
--她在战区究竟听到什么事，使她害怕或希望"爱斯基摩"还活在世上？
--尔本·查多罗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两个的话，至少有一个。
--两个中的一个，丁娜·隆巴迪认为一定是"爱斯基摩"；另外一个，丁娜极端希望是她的"小宝贝"。
第二天早上，玛蒂尔德才刚梳洗完毕，喝完咖啡，她又在同样一张纸上写下：
--受伤的手？三个是右手受伤。两个是左手受伤："爱斯基摩"和"六分钱"。
--眼睛的眼色？玛奈克和"六分钱"是蓝眼，另外三个是棕色眼睛。
--年龄？"爱斯基摩"三十七岁，"六分钱"三十一岁，"那个人"三十岁，安琪二十六岁。艾斯普兰萨的那张在战壕里拍的照片上，他们年龄看起来都一样--每个人都有张受尽苦难折磨的疲惫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