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16世纪的自然法术是一种把自然和宗教统一起来的新尝试。在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自然法术师们看来，各种异端概念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显出缺陷，他们反复回想起教会团曾经指责过的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事实既然如此，当存在着通过自然法术和神秘哲学——完全依靠神圣的基督教《圣经》而存在的那些学科——对自然进行另一种诠释时，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仍然应该是大学教学的基础呢?任何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宁愿喜爱无神论者亚里士多德而不喜欢这种新的虔诚学说呢?事实上，他们争辩说，知识只有通过对神的皈依才可获得：或者通过诸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某种神启经验，或者通过在神启的帮助下行家可以达到其目的的实验。在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卒于1620年)的著作中，17世纪早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宗教内容显而易见。他写道(1612年)：
“天地的万能造物主……在我们眼前摆下最基本的两部书：一本是自然，另一本是他写下的《圣经》……自然之书的智慧，人们通常称之为自然哲学，它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世界上有如此繁多的自然之物和生物(natures
and creatures)，又有如此多的诠释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他们之中，并为他们所证明。”
这段文字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曾准备写一部专门论述自然、元素的生成以及其他基本科学论题的著作。对于像梯米这样的作者来说，科学和对自然的观察就是敬神仪式的一种形式，是与神的一种真正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研究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探索。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研究者所面对的应当不只是哥白尼的著作及其产生的后果，或者导致发现血液循环的解剖学研究。至于科学方法，历史学家必须关心对数学和定量方法的新兴趣，并始终要小心，不得将其同那些像药效形象说和自然法术一样与近代科学不相容的主题分离开来。的确，我们今天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种对人、自然和宗教的一种新的综合探索，这种探索在四个世纪以前成为许多科学家和医生的工作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医学受到16世纪的三个人物和另外三个古代人物的深刻影响。前三位是，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安德烈斯·维萨留斯和菲利普斯·奥利俄卢斯·塞俄弗拉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霍亨海姆(Philliptus
Aureolus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又叫帕拉塞尔苏斯——后三位是阿基米德、盖仑和托勒密。他们大约都在同一时间对知识界产生了影响。的确，《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哥白尼)、《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维萨留斯)以及阿基米德著作的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译本都出现于1543年。
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开始影响学术界是在他1541年去世后不久，当时他那些四散的手稿被收集起来并首次大量出版。我们在下一章探讨的正是他的著作，因为较之于其他人来说，在更大程度上，帕拉塞尔苏斯可被视为一位科学革命的先驱。然而，尽管他在号召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的探求中伴随着对古人追随者的恶毒攻击，但从他乐于任意借用他所反对的那些已经出版的作品和作者的概念来看，帕拉塞尔苏斯本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