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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08-11-18 08:44:28 来自: 张遂州
文化与承诺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是一本出版于1970年的文化人类学小册子，全名为《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该书中译本出版于1987年，全书约百余页，不足七万字。正如译者周晓虹先生所称，“这是一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小书”，但其语言、思想与情感却带给人深深震撼，“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阐释”。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摘自《文化与承诺》
这是一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小书，但是，无论读哪一句，你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米德——这位当代声誉卓著的女人类学家的语言、思想乃至内在的情感所震慑。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被人们称之为“代沟”。近几十年以来，有关“代沟”的讨论消蚀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一般社会科学家大量的笔墨和口舌。1970年，当以1968年的5月学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为标志的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写出了她晚年的压卷之作《文化与承诺》。这部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不仅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阐释、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青年宣言。
玛格丽特·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素来具有盛产“活泼但无价值的男人”和“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传统的家庭，自动就赋予了米德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具有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个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许多一般孩子所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尔那德（Barnard）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之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独包独揽了外孙女的全部早期教育。虽说当其他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算术的技艺，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及至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了小米德的观察能力。让8岁的米德尝试着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语言习惯，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的人类学家的最早的专门训练。
中学毕业以后，米德先就读于印地安那州的德·波乌（De·pauw）大学，随后转往纽约的巴尔那德学院。在那里她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双学土学位。1923年9月，同卢瑟·格里斯一位神学院的毕业生结婚以后，旋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选择属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专业使这位一贯有主见的姑娘第一次尝到了踌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十四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波亚士麾下一员骁将。
20年代，在人类学的现场研究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当露丝·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时，米德却不顾波亚士的劝告，执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研究更为荒蛮而陌生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在1925年至1926年的9个月中，她经历了文明社会的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的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3岁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胆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力图说明“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大的姐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人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儿童时期他们就被鼓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年）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
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著人性行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米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首先发难。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生标志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面前，米德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大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迫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上样，米德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们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人们就不难感到米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生活先后导致了米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一次和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黑莓的冬天》的自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结晶”。
40年代以后，米德的视野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尽管她能够以生动、明皙、幽默的语言，在调侃和谐趣之中将原始文化中的珍闻野趣娓娓道来，但她从不有意强调这种异国情调。相反，她总是着眼于当代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发展。从二次大战中同盟国的联盟、战争中的士气增衰，到大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以及学生运动、性解放和代沟问题，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她将早年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人类学知识运用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男性和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的研究》
（1949年）、《古老的新生：1928年至1956年马奴人的文化变革》
（1956年）、《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种族漫谈》（这是她和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关种族问题的谈话录），都是她后期负有盛名的鼎力之作。而她在动手撰写自传《黑莓的冬天》之前写成的平生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承诺》，在她众多的后期著作中则更为出色。
《文化与承诺》的副标题“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标明了这本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个人人都能发几句议论，或慷慨陈辞有之，或据理力争否之的问题，米德独辟蹊径，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如果说她15年前写成的《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进化中的“连续性”，那么，作为该书的妹妹篇，在《文化与承诺》中，米德首先强调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人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辈、祖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以改变的。这种无以改变的文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生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人的寿命都十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父母一辈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见，事实上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一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龙《宽容》，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质。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
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大重要的构件，因而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米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文化与承诺》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米德赢得巨大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米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行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一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为年轻一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文化与承诺》进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们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里的黑莓一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目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本书翻译一定还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6年9月于南开大学
序言
20年前，在我们忙于召集“白宫儿童会议”的时候，使年轻一代和那些关注着他们成长的老一辈们困惑不安的中心议题是“自认”（identitg，又可译成“身份”、“同一性”）。当时，二次大战刚刚拽下沉重的帷幕，整个世界动荡不居，变化空前。虽然并非整个世界都已遭受到这一民族性的灾难，虽然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尚未到来，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那已经能够通过电视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议题是承诺：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能够为怎样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承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始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宗族，并以一个独特的（很普遍的）名称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他可能失败；可能被自己的群体所驱逐，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能选择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领土，成为另一块土地上他人的奴隶；在世界的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于个人的绝望和苦恼而自绝于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承诺，他就是他自己——受缚于习惯之茧，生于斯、长于斯、与之密切相联；直到他的整个人生萌发出某种离异之欲。
当种种迥然不同、竟相抗争的生活方式为各种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赞许时，对承诺加以选择的念头便开始躁动于人类历史的母腹之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囿于在部落之间进行微不足道的比较，承诺成为纯粹的思想体系间的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观念中，倘若将一种思想体系奉若神明，那么所有异者一概被视为荒谬绝伦：与此相反，亚洲宗教的措辞既温和又深刻：那些被废黜的思想体系毕竟“独辟蹊径”。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将为哪种思想奉献自己的一生”便成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信仰、社会和文化被人们以孤立、封闭的形式强加禁锢时，这类问题才有可能暂时消失。比如，在赫特拉尔斯那样的神秘的宗教派别之中，或令人恐惧的政治铁幕背后。因为在那些地方是决不允许任何“异念”油然萌生的。
当今之世，伴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不舍追求，精神的痛苦迭加而生，人们的疑虑又开始孕育出新的主题：“我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谁呢？在我们赖以生息的人类文化中，究竟有什么值得拯救，值得我们奉献毕生的精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许多踌躇满志、才华横溢的人们自辞于世，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与任何社会形态有什么不可解脱的联系。今天，人类首次面临着这样一种责任；从濒临绝境的豁口挽救自己、挽救其它所有生灵，用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建设一个和平而安全的世界。然而，就在这危亡之际，个人却随意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疑问成了最大的特色，不仅对上帝、科学和社会主义疑云漫漫，而且对任何东西的信仰亦都荡然无存。
我坚信，我们不仅有那种激励人们探索新的承诺，以及探索究竟是否存在承诺的世界条件，面对现实我们也同样拥有应付裕如的新的资源，以及获得承诺的新的根据。正是上述诸点构成了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而本书的写作发韧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够为沉浮与共的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找到光辉的未来。
1969年2月21日
撰于美国纽约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导论
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上下5万年的历史第一次横亘在我们面前，展示着人类所经历的每一个生活过程：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猎人和渔夫；刀耕火种的贫苦山民；仍旧生活于神权或君权统治之下的城市居民；远离都市文明，生活仍和一千年前相差无几的农民；还有那些抛弃了自己古朴雄浑的文化，代之以简拙、粗犷、进化未深的新型文化的民族；有些民族并没有凭借任何外来的干预，却在瞬息之间飞越数千年的文明沟壑，进入现代社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至今仍然不会计算数目，当他们将一堆马铃薯称作“许多”时，美国航天工程的雇员们却在肯尼迪海角为阿波罗号绕月航行改变航程而精确地读秒。在日本，有一些专门制做特殊礼仪所需的陶器的工匠，时至今日，他们的第13代传人仍然信奉着祖先不准接触陶轮和改变陶器式样的禁忌。在某些落后地区，年长的妇女们找些草药，口中念念有词，为那些初次怀孕的少女解除恐惧；但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却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分检着人类繁殖的各个阶段，以便为不同的阶段寻找最佳的避孕方法。当野蛮人组成20个人一组的战斗群体跃入敌方阵地，从积冤已有5百年历史的对方部落里捕捉俘虏用来祭神时，国际会议却在严肃地分析核武器的巨大摧毁力。人类5万年的文明历史顷刻间纷至沓来，使我们在须臾之际能够纵览无余。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况，事实上缘其本性而言，这种景况今后决不会再度重演。这是因为整个地球已经为我们所掌握，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已不存在为我们所不知晓的民族，伴随着地球的开发和利用，自然之谜昭然于世，未来的探索将发生在浩瀚的宇宙之间。我们能够和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民族进行广泛的交往，凭借着已有的观念去了解他们。而其他民族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着由科学传播的文化，并因此而和我们进行语言上的沟通。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往往孤身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对那些奇妙的亲族关系进行详尽地调查，而在原始人的眼中，这些学者却是最最愚笨不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通过自由的交谈达到相互间的理解；我们共有同一方蔚蓝的天空，在苍天的庇护下，飞机能够载着我们飞越任何崇山峻岭，而边远地区的原始居民也能够通过收音机或录音机了解几乎整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那些落后的原始部落大多并不知道人类文明曾经缔造了璀灿的古老文化。他们对有3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对中东的伟大文明，以及成为现代科学渊薮的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毕竟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从他们的过去到我们的现在，这一漫长的进程已经大大地缩短，他们对所有新技术和新型组织的渴求已经成为文明与落后相互沟通的共同基础。
在上述事件一一发生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它事件接踵而至，古老的殖民帝国分崩离析，新的民族国家凭借着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努力相继诞生，在新的政治下聚集起来的人民需要这种民族国家。从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被压迫者们，纷纷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觉醒，开始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力与自由。小学4年级的孩子们学会了静坐抗议，而大学生们则要求有自由选择教授的权利。强者和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年长者和年轻人，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无知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有学识的人要比没有学识的人拥有更大权力的盲目信念已经被击得粉碎。
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
1967年，我回到了阔别29年的塔布南村（Tambunam），这个村庄位于新几内亚境内的沙比克（Sepik）河畔。文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这个村子。虽然当时教会已获准进入村中，为孩子们提供学校教育，但宗教仪式仍被明令禁止；虽然战争已经停止，首长们已经迁居它处，但土著居民们仍然喜好建造那种他们自认为漂亮的房屋，生产西（谷）米，并且还是用老方法捕鱼。虽然变化甚微，但毕竟已有了进步。30年代的时候，当人们进入新几内亚境内的村庄时，土著人首先索取的是医药，他们带着溃烂的伤口要求医治，也有人前来交换货物——交换保安剃刀的刀片、鱼钩、食盐、斧头以及布匹。那时他们认为，欧洲人从外界带来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他能留在村子里，就会使那里的居民不断地得到好处。但是，到了1967年，外来的客人首先听到的问话是：
“你带着录音机吗？”
“啊，带了，你要干什么？”
“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别的民族的歌声，我们也想让其他人听见我们的歌声。”
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通过收音机来传播世界文化以及有关每一小型文化部有其独特价值的民主观点，塔布南的村民们听到了新几内亚的音乐，听到了现行政府广播其政策，从而使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完全平等地参与的新世界广播。情况还不限于此。就说我的同事罗达·梅特劳克斯，他开始录制土著人的音乐，使他们成为颇具水平的欣赏者和录制者，学会了如何听出犬吠、婴儿啼哭一类干扰声——从前没有录音机时，他们从未注意到这些声音，当然也不会注意到村里纷纷扬扬的喧闹声是多么的刺耳，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音乐表演效果。可是现在，当他们听到了这些混杂不清、充满噪音的录音时，便很快意识到了这点。现在他们为了求得最佳录制效果，开始考虑到录音时的风向，也学会了根据不同演唱者的音色调整乐器的声音。这、种由于新观念和新技术的传播而产生的敏悟，是人们参与社会科学能力的第一步。他们不但能够分享我们现有的世界，而且也一定能够凭借新的方式为这个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是否将会面临一个新的坏境，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会同时扑面而来？今天，我们可以去访问一所施里纳（Shriner）医院，探望那里烧伤的儿童。我们能看到医院环境优美，拥有训练有素而又抱有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他们往往会花费数千小时的时间，仔细医治一位皮肤严重烧伤的儿童。他们小心翼翼地为他移植皮肤，修整面容，尽力使这位勇敢而乐观的孩子恢复其原有的面貌。重造皮肤，安装假肢……，这种为了救死扶伤而进行的专心致志的努力，无疑给不幸者的未来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但是，在同一所医院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孩子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面对未来他对时，凭着天真与执拗，凭着对生的渴求，却使另外那位乐观的小病友在同样的条件下获得了康复。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些耗费金钱、时间，创造出妙手回春的奇迹的医生却往往是些对现行的军事政策从无抵牾的人。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每天都有大批的无辜者投身沙场。每一年里，汽油弹烧伤的儿童远远多于施里纳医院所拯救的儿童。当我们一旦领悟到这点，谁的心灵能不为之震颤？“人类就因此而坠入深渊，难以自拔吗？”每一个人都被迫扪心自问。我们之所以坠入深渊，决不是因为先天的本能，决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只要强盛就欲图侵犯和禠夺他人——或在孱弱之时也用同样的道理聊以自慰。我们之坠入深渊归咎于那一系列被称之为“文明”的发明，而今天的所谓“文明”是由科学技术和人口爆炸所全力支撑的，这就使人类不能不尾随之，纵然知晓也得踏上所有早期文明曾走过的前定的毁灭之路。但是，此时所毁灭的并不单单是文明，而是整个地球、甚或太阳的历史。
如果我对上述论点深信不疑，那么，人类创造、丰富、传递复杂文化的能力越强，她越将无可置疑地陷入文化的泥淖之中。虽然人类文化包孕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最终将导致毁灭和恐怖。啊，或许我不该信口开河。卡姗德拉虽然善卜凶吉，但她的预言却从未被睿智的先知们所信。是啊，有谁会自寻麻烦警告世人末日即将来临？除非有人宣布未来的选择已定，人类要么防范末日降临，要么只有选择来世。人们愈相信世界末日之说，他们就会愈加努力地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地球毁灭之后，人类将移至其它星球生活的假设或许只是一则幻想。而有关上帝已经厌烦人类，在他即将带给我们的巨大灾变面前，信奉他的人将进入天堂，不信奉他的人将坠入万世不劫的地狱的说法，更可能是荒诞不经的欺世之谈。
但是，只要巨大灾变的真实原因不被人所知晓，那么有关上帝将降水火洗劫尘世，但却拯救某些人重建未来世界的传说就永远不会灭绝。正是从这一传说中产出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虔诚地信奉上帝，你就能够消灾弥难。正是这一信念给予人们以生的希望，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勇敢而乐观地抗争。他们坚信，作为上帝的选民，将能和上帝同在，获得永生。正由此，人们才一次又一次地在火山坡上重建家园。庄美国堪萨斯州，那里的从未遭受狂风侵袭的小镇上的居民仍然挚信，他们的运气比别人要好，因此永远不会遭受狂风的戕害。在美国的一些社区里，科学家们参加了当地居民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附近设置危险的军事设施的行动，不过请你注意，倘若他们的抗议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导弹基地将会建造在别人居住的城市附近。利奥·西拉德是位物理学家，作为人类如此杰出的一员却对人类丧失了信心。他提出，基于美国城市之间积极性的自我护益，可以在那些易被选为核摧毁的城市之间建立“人质系统”，以此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这些有关人类命运的偏颇观点有时遭到责难，有时也为人们采纳，但无论是以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形式，这些观点都无法驻足于我们目令唯一的交互沟通的世界性模式之中。太空移民的避难设想无法实现，上帝将毁灭人类之大部、拯救其小部的说法也纯属子虚乌有，而盲目的乐观同样不会带来现实的满足。预言家们无法替我们指出经得起推敲的抉择，尽管世界末日论者仍旧在拨动他们的舌簧。他们不仅向我们指出人类已经坠入巨大的人造抑或神造的泥淖之中，任何人都无法逃遁，而且还使我们听他们不分昼夜地描述，为什么人类命运的泥淖是一个无情而封闭的陷阱。对这些预言家们来说，人类凭着现有的养育、教化和环境都无法领悟他们。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寻欢作乐：有人弃绝尘世而引火自焚；有人吸毒；也有些艺术家们运用其创造力捉笔涂鸦，努力在这个苍茫的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或许关心人类未来的人太少了，所以无法切实地拯救我们自己。除非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觉悟，否则人类注定会走向末日。所以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以当代的卡姗德拉自居，而只是作为一个经历了二次大战危难的幸存者。在那场似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重压之下；我们尚且能够象一个人那样集聚所有资源去抵御那场灾难，今天我更加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运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去回避一场尚未确定的巨大灾难，尽管我们的知识仍然十分贫乏。当时的那场灾难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都曾预计科学和人类文化将就此毁灭，整个西方世界将被法西斯的邪恶文化所吞没。因为这种文化不仅利用科学技术，而且使科学本身违背自由的人性发展。我们曾经预计，在那场灾难之后会有长达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尽管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在我们的时空观念之中，欧美文化从此将消匿100年毕竟过于可怕。或许正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才使我们能够正视这种前景。相反，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所有人类的生命、甚而所有生命会有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我们常常在神学的传说和科学的幻想中看到，世间的一切都毁灭了，唯独人类获得了生机。这是一种愚昧的乐观主义，有如我曾经把自己比作～辆卡车，当我被人驾驶着突然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之际，作为卡车的我首先想的却是司机的儿女立即将成为孤儿，我喃喃自语：“我将照看他们的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单单表现在一个能够体现我们对个人的关心日益增长的孩子身上，这种乐观主义也许能够使整个世界生辉。但是表现在总是在活跃的火山口重建家园的整个社会的成员身上，这种乐观主义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在个人的乐观和群体的顽固盲目之间建立平衡。获致这种平衡的途径之一，或许是发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个体和群体历史上对于乐观主义具有某种超人禀赋的人。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们观察和预测的工具，让他们为新建城市而重新选址，不再将目光盯住早已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认为，我们所以能够站在人类历史交替演化的台阶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了解甚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高大的墙垣早已成为废墟，我们对曾在那里栖身的人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无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给婴儿们听的歌谣；而那些从未被人提及的贫穷与被压迫者的生活更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想象才能够描绘历史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绝望。然而历史有如科学，缺乏细节的宏大规划会根本动摇人们的信仰与信任。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提出，尚缺乏严密论证时，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愤怒和证实不信上帝者“弱肉强食”的社会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