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底生物的探查发现，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鲜明的生物都群居于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经特殊分化的生物却能够随意地改变栖息地。象这类对生物的生存机制所进行的每一次详致的考察，都消蚀着我们起初对适者生存观点过分敏感的反应。比如，在我们科学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极的一种动物。译者注）和兔子之后，就能够明白这类动物的死亡本能，不过是它们体内的酶系统对食物多寡情况作出的自然反应。
每一种有关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夸大的理论形态出现，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弱内强食的自然现象的翻版，把人类看成是人们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机器一样的、能够迅速大批复制的东西。但是，今天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较好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观点，消除了由于对新生的复杂事物过分敏感而带来的绝望。
人类的合适行为将不再根据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随意的多方解释来鉴定，说什么失去的将由获得而保持平衡，而获得同时又必然意味着整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这种随意的多方解释现象到处可见：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污染的代价，谷物就会丰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他国的经济损失。代替那种单一的孤立机体或细胞模式，我们可以运用一种生物模式，特别是一种生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许多生物共同生活于某个单一环境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模式中，同一系统内一部分的收获也是另一部分的收获。寄生物和寄主互为依存，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必须有一新的适应时，变化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反熵状态代替传统的得与失的计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变了分散的趋势。如果人类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却摒弃先前的科学洞悉，那么他也会踏上同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人类对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
所有这些变化，从粗鄙和天然的悲观主义措辞、概念到那些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改革、觉醒和救助，都来自于新颖而切实的研究。借助于数学、电学以及一般技术所能造就的工具，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探查万事万物，探查我们至今仍然视为当然如此的或视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没有自己内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构成。对整个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希望远景。
基于这一信念，我将考察我们目今对文化的理解，而这一文化奠基于原始社会的范型之上。这一范型在历史上曾一度颇有成效，现在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25年间，这一范型不仅范围愈加扩大，而且特征愈加无法区分。今天，在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进行的现场调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们的著作中为当代科学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欲图了解的观点出发，不论将“文化”标定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给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测验即可将其轻易取消），还是将“文化”当成一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范型制定为粗陋的、宿命论的和减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写《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时，我曾试图对文化学习的概念加以确定。我仔细分析了并存于今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从这里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运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储存信息、并进而能够运用摄影和录音设备为未来的分析储存原始资料之前的情形。
在这本书中，我也将运用相同的资料，去分析并存于当代的、具有不同的复杂性的现行文化。但是，我将强调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文化的间断性。
除了论述的重点从鲜明的连续性转为鲜明的间断性之外，本书和《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论得知的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只讨论当代尚存的、能让我们进行实际观察和记录的原始民族的行为模式。今天，由于我们对此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解，酿就了许多悲观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种欲图恢复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洪荒之际行为的不当企图，更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业已落伍的当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凭着我们现有的观察和对鸟类鱼类及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并不全面的理解，将从中得出的模式应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我们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类行为，无疑是轻率而不成熟的，但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形成了诸如习性當家如洛伦茨（Lorenz）和戏剧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样的有关人类侵犯的理论，这种理论鼓吹人类先天地具有兽性，与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e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其说这些迥然相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不如说它们往往给我们带来困惑。因此，我将单单研究仍富生命力的当代文化，而我论及过去的文化时，则往往是推测性的，并无规律性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