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册佛再次变得空无一人。人类离开后，册佛又一次成为动物的栖息地。长满了黄色果实的砂纸树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成为狒狒家族的家园。1948年，女皇声明册佛对于人类已无利用价值，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贸易线路于是被宣布为保护区。二十年之后，册佛地区的大象数量达到了45000头，成为非洲最大的大象保护区。不过，这不会长久的。
随着白色的飞机缓缓起飞，这个世界上最不协调的景观在机翼下呈现。下面辽阔的热带草原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大角斑羚、汤姆逊瞪羚、南非大水牛、狷羚、鸵鸟、白腹鸨、长颈鹿和狮子挤在一起生活，背后是高楼大厦的厚重墙体。这栋灰色的都市化大楼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最穷的贫民窟。奈洛比的历史和这条铁路一样长，它最初是作为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补给站而建造起来的。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很可能将会是第一个消失的城市，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新的建筑也已迅速开裂。奈洛比国家公园在城市的另一端，没有围栏。飞机越过公园没有任何标记的界限，穿过点缀着牵牛花树的灰色平原。只要穿过这里，羚羊、斑马和犀牛便能沿着一条通道随雨水迁徙。近来，玉米地、花卉农场、桉树种植园和设有围栏、私人水井的高大住宅将这条通道越挤越窄。所有这一切或许会将肯尼亚最为古老的国家公园转变为一个野生生物的岛屿。这条通道未受保护；奈洛比国家公园外围的住宅变得炙手可热，在飞机驾驶员大卫·威斯腾看来，最英明的抉择是政府买单，使住宅居民同意让动物在他们的地盘上穿行。他也参与了协商工作，但却不抱希望。每个人都害怕大象会踩烂他们的花园，或者招来更糟糕的麻烦。
统计大象的数量是大卫·威斯腾今天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三十年。他在坦桑尼亚长大，是英国一个知名的狩猎者的儿子，孩提时代就经常跟随他携带枪支的父亲徒步行走好几天，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他这辈子就射杀了一只动物；奄奄一息的疣猪的眼神浇灭了他对狩猎的所有激情。他的父亲死于象牙之下，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