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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一个人的朝圣2：奎妮的情歌
作者：【英】乔伊斯
译者：袁 田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8-1
ＩＳＢＮ9787550249202
所属分类图书 > 小说 > 情感 > 其他
图书 > 小说 > 外国小说 > 英国
编辑推荐
★2013－2015年触动万千读者的热销书，布克奖入围作品《一个人的朝圣》相伴之作。
“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朝圣》的续集，也不是一部前传。我写的这一本书，它和哈罗德弗莱比肩而坐。我会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伴儿。”——本书作者 蕾秋乔伊斯
★英、德、美、意等国相继重磅上市，各国书店重点码堆，掀起阅读热潮，美国亚马逊读者五星好评推荐，《人物周刊》《英国卫报》《每日电讯报》《华盛顿邮报》等权威媒体热推，红遍欧美各国。
★这是《一个人的朝圣》故事的另一面。这是哈罗德627公里旅程的另一端，奎妮的诉说和告别。当哈罗德开始旅程的同时，奎妮的旅程也开始了。哈罗德被成千上万的人爱着，奎妮也一样。
★关于如何处理痛苦，如何爱，如何休息和放松；关于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给予，我是谁，以及我们已遗忘的爱。引发你我深层的共鸣，一如《一个人的朝圣》。
《奎妮的情歌》是来帮助我们的。——《华盛顿邮报》
★迷人的相伴，带着苦和甜，对生命微小瞬间的朴素歌唱，智慧之美，坚定的爱之光芒。给每一个心有悲伤、还在爱的人。
★本书延续了《一个人的朝圣》写作风格，金句比比皆是，抚慰人心。邀请青年作家、畅销书作者袁田担纲翻译，译文质量上乘，有美感。
★35幅原汁原味英版木刻插图，附作者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一个人的朝圣》同一制作班底，装帧精美，值得收藏。
内容推荐
在《一个人的朝圣》里，65岁的哈罗德，87天行走627英里，只为了一个信念：只要他在走，奎妮就会活下来。
这是故事的另一面，这是奎妮，这里有一个埋藏了20年的秘密，有生命中无数的微小瞬间，有温暖的大手，坐在车里的对话，海上的花园。如何处理痛苦，如何爱，如何休息和放松，如何相处，“因为同一样东西发笑也可以是另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当哈罗德开始旅程的同时，奎妮的旅程也开始了。他们因此各自变得完整。
“跟哈罗德一样，奎妮有其阳光和黑暗的一面，但当故事结束，合上书本，作者巧妙地让黑暗消失了，挥之不去的是奎妮坚定的爱的光芒。”
没错，奎妮的情歌是来帮助我们的。
作者简介
蕾秋乔伊斯，英国BBC资深剧作家，《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者。作为剧作家，于2007年获Tinniswood最佳广播剧奖。她还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皇家国家剧院担任主要角色。
乔伊斯于二十年的舞台剧和电视职业生涯之后转向写作，2012年出版小说《一个人的朝圣》，该书入围2012年布克文学奖及英联邦书奖，目前已畅销三四十个国家。2013年出版小说《完美》，2014年出版《一个人的朝圣》相伴之作《一个人的朝圣2：奎妮的情歌》，继续掀起阅读热潮。以上图书由大鱼读品陆续引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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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蕾秋·乔伊斯写给读者的一封信
哈罗德·弗莱的亲爱朋友：
《一个人的朝圣》首次出版时，有几个人问过我，会不会写一部续集。我很快向他们保证，不会的。我觉得关于哈罗德和莫琳，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了，是时候让他们继续生活了，我不该在一旁观看记录。我没有考虑到的人是哈罗德的朋友——奎妮·轩尼斯：是她写了第一封信，启发了一段改变哈罗德·弗莱人生的步行之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一直保持沉默（这正是奎妮会做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她一声大喊：“我在这儿哪！”
时机不对。我的新书已经写了两万字，还在做一个广播节目。这个时候，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开始写别的东西。但后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待在厨房里时，奎妮的故事悄然来到。它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但出现时一切就绪，于是你感觉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告诉了孩子们，因为这个想法已经让我非常兴奋，没法憋在心里。然后，孩子们说了句“哦，很好啊，那午饭吃什么？”之类的话。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奎妮的话以及她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话里有没有哪句有意义，但我确凿地知道，我已经开启了什么东西的头，得继续留下，找出完整的故事。早晨再次翻阅《一个人的朝圣》时，我突然想起，实际上很久以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念头，要写出奎妮视角的故事——我已经尝试用她的声音写过一小段，就在《奎妮与礼物》那一章。我有过这一念头，但没有好好看到它。
过去的几年里，关于哈罗德·弗莱，我讲了很多。但有时人们也向我问起奎妮。我承认有几个读者问过，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让奎妮得那种毁容的癌症？我一直尽可能温柔地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回答——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必须忠于事实。但以此作答，也同样困扰着我，因为尽管我父亲的癌症到最后可怕得难以直视，那毕竟不是他。比如，当我现在想起他时，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我想到他的大笑，他在喊“你好吗，蕾秋？”，或是他搬着梯子走过窗前。奎妮也是一样。在成为书的结尾处我们在一间疗养院里发现的那个女人之前，她也有过声音，有过人生。我想找出所有那些。当奎妮从她自己的视角复述这个故事时，她从不使用“癌症”这个词，也几乎不提她的外貌。癌症不是她的旅程。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复之旅。通过讲述她的故事，她变得完整。
我的父亲在家中过世。他没有痛苦。所以为了写这本书，我和几位麦克米伦癌症慈善机构的护士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拜访了两间收容绝症晚期病人的疗养院。去之前我很担心。我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不会被吓到？我会不会出洋相然后大哭？但在两间疗养院和护士们的身上，我却被其内在的生命力所震撼。喜悦。安乐院里光线通明，充满欢笑。我遇到的护士们有无穷无尽的搞笑故事可讲。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死亡。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法真正记叙二者之一，而回避另一个，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对悲伤，就没法真正记叙快乐一样。我想，正是通过观看一件事的全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
在疗养院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也聊到我的父亲和他的死亡。在一次会面的最后，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你得写这本书。我很可能哭了——因为那一天有很多情绪。但我之所以哭，还因为他是对的。
于是我创作了我自己的疗养院，圣伯纳丁。几个病人到位了，一开始在我脑海里还很模糊，但随着我的书写，他们逐渐有了色彩和形体。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像是变成了奎妮的伴唱，她的和声。照顾这些病人的修女们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个修女团体，她们住在我们格洛斯特郡的村里，共有七人。我们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我见到了其中一位——一个穿着乳白色长袍和黑色围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那幅画面有种格外祥和的感觉，以至于这些修女立刻成为我在这片住地的一部分经验。就在昨天，我打开大门取车，发现一个修女靠在我们花园的围墙上。她似乎在等待什么，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她当时都很惬意。
为了找到奎妮的家，她的海边小屋，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参观了诺森伯兰郡绝佳的海岸线。我又回去过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参观——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们又走了一趟，才发现恩布尔顿湾以及悬崖上的海滨木屋。奎妮的小屋是我在头脑里创造的，但如果你去过恩布尔顿湾，就会发现沙丘上刻有一组沙阶，或许曾经通往她的花园。
奎妮的海上花园就那么开始了。在研究过诺森伯兰的花园以及滨海小路之后，我的想象力才给她的海上花园种上花花草草，放进人形浮木。我很高兴她拥有那些东西。她用她生命中的人来填充她的花园，和我用我生命中的人来填充我的写作是一样的。而且顺便提一句，我的孩子们都很高兴看见我们的老边境猎狐犬（那只狗）回来了。
至于玛丽·安贡努修女，我喜欢这么去想，她是父亲借给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看见他们的花园里有个男人。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非常虚弱，病得很重，但他让母亲扶他走向这个男人。母亲没看见任何人，但他们还是一起走到那个地点。走了好几次。
让母亲震撼的是，父亲对花园里有个男人竟然很开心。有过几次——没有多久以前——他还会大吼大叫，很可能还会挥拐杖呢。
父亲并不虔诚。他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宗教信仰。但他看到一个男人，这个人让他感到平和，他渴望和这个人待在一起。大约一天之后，他去世了，就躺在母亲用来搬动他的靠背长椅上。他没有蜷缩也没有闭眼。就那么停摆了。
当我对疗养院管理人员说起这件事时，他微微一笑，就好像这种事我们都应该知道一样。这很普遍。临终经验，他们是这么说的。它们无法被解释，却无疑发生。它们经常能缓解病人的痛苦，因此也助他走过死亡通道。它们似乎也和有时因药物引起的幻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多去想象一点父亲看到什么景象，于是虚构了玛丽·安贡努。
重翻《一个人的朝圣》并扭转角度回放一些章节对我来说十分特别。它也赋予莫琳一个不同的声音，还有戴维，以及找到奎妮爱上、其实更是莫琳爱上的那个哈罗德。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奎妮感觉被重新拼凑完整，他们也是。
还是要正式说明一下，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朝圣》的续集，也不是一部前传。我写的这一本书，它和哈罗德·弗莱比肩而坐。他们真的应该那样出现——她坐在乘客座，他坐在驾驶座。肩并着肩。
我会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伴儿。
蕾秋·乔伊斯
哈罗德·弗莱就要来了，我想。我等了二十年，现在他就要来了。
第一封信
圣伯纳丁疗养院
特威德河畔贝里克
四月十一日，星期一
亲爱的哈罗德：
收到这封信，你可能会有些吃惊。我知道，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久，可近来我总想起过去的许多事。去年我动了一次肿瘤手术，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也无能为力。我现在状况平稳，也还算舒适，只是，我想要感谢你许多年前给予我的友谊。请代我向你的妻子问好。如今我想起戴维，仍觉喜爱。
献上我最好的祝福。
奎·轩
第二封信
圣伯纳丁疗养院
特威德河畔贝里克
四月十三日
那我开始了
很久以前，哈罗德，你对我说过：“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去看。”你指的是什么？我问。“就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你说。
当时我们坐在你的车里。你在开车，像往常一样，而我坐在乘客座。我仍记得，夜幕正降临，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回啤酒厂的路上。远处，路灯点亮达特穆尔高原的蓝色丝绒裙边，月亮是一抹粉笔迹的朦胧。
真相就在我的嘴边，呼之欲出。我再也忍不住了。靠边停车，我几乎要大喊出来。听我说，哈罗德·弗莱——
你戴着驾驶手套指向前方：“你看到没有？我们走过这条路多少回了？我还从来没注意过那个。”我朝你指示的方向看去，你大笑起来：“真好笑，奎妮，我们竟错过这么多。”
就在我几乎要供认一切时，你却在赞赏一片扩建的屋顶。我打开手包按扣，拿出一块手帕。
“你感冒啦？”你说。
“你要薄荷糖吗？”我说。
时机又一次错失。我又一次说不出口。我们继续行驶。
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二封信，哈罗德，这一次会不一样。没有谎话。我会坦白每一件事，因为那天你说得对。有太多事情你没有看到。有太多事情你还不知道。我的秘密已被我深埋二十年，趁还不算太晚，我必须一吐为快。我会告诉你一切，余下的终归寂静。
我看见外面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城垛。北海的一根蓝丝线穿过地平线。我窗边的树缀着浅色的新芽，在暮色中熠熠发亮。
那我们走吧，就你和我。
我们时日无多。
你只需等待！
你的信今天早上到了。我们当时在娱乐室里做晨间活动。每个人都昏昏欲睡。
露西修女问有没有人愿意和她一起玩新拼图，她是最年轻的义工。没人搭理她。“拼字游戏呢？”她问。
没有动静。
“解救小鼠的桌游呢？”露西修女说，“那个游戏很可爱哦。”
我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里。窗外，冬日的常青树摆动战栗。一只海鸥形单影只地在空中努力保持平衡。
“吊小人猜字呢？”露西修女说，“有人玩吗？”
一个病人点点头，露西修女拿来纸，等她把一切摆放就绪，笔啊，一杯水啊什么的，他已经又打起盹来。
对我来说，疗养院里的生活有所不同。色彩，气味，一天如何度过。但我闭上眼睛，假装散热器的热度是阳光洒在我的手上，而午餐的味道是空气里的咸味。我听到病人们咳嗽，那不过是我海边花园里的风。我能想象出各种东西，哈罗德，只要我用心去想。
凯瑟琳修女拿着早晨的邮件大步流星地走进来。“派件喽！”她说。音量放到最大。“看看我这儿都有什么！”
“哦，哦，哦！”每个人都坐起身来喊。
凯瑟琳修女把几个棕色的信封递给一个名叫亨德森先生的苏格兰人。有一张卡片寄给一个新来的年轻女人（她是昨天到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一个大块头，他们叫他“珠母纽王”的，又收到一个包裹，尽管我已经在这里一个星期了，却从没见他拆过包裹。瞎眼的芭芭拉夫人从她邻居那里收到一张便笺——凯瑟琳修女大声朗读出来——上面写春天就要来了。名叫芬缇的大嗓门女人拆开一封信，信上通知她，如果她刮开锡箔框，就会赢得一份激动人心的奖品。
“还有，奎妮，给你的，”凯瑟琳修女拿出一个信封穿过房间，“表情别那么惊恐。”
我认得你的字。只瞥上一眼，脉搏就跳个不停。很好，我心想。二十年来我没有这个人的音信，然后他寄封信来就让我心力衰竭。
我盯着邮戳。金斯布里奇。脑海里立刻有了画面：浑蓝色的河口，泊在码头上的船只。我听到河水拍打塑料浮标的声音，还有索具摩擦船桅的咔嚓声。我不敢打开信封。我只是看啊看啊，回忆着。
露西修女冲过来帮我。她把她孩子般的手指塞到信封折口下面，沿着折痕推动，把信封拆开了：“要我朗读给你听吗，奎妮？”我试图说“不”，但挤出来的“不”像个搞笑的怪声，被她误会成了“是”。她展开信纸，脸色渗出粉红。她开始读信：“是个名叫哈罗德·弗莱的人写来的。”
她尽可能放慢来读，但只有寥寥几个字。“我很抱歉。祝好。哦，不过还有个附注，”露西修女说，“他说，等我。”她乐观地耸耸肩。“嗯，不错啊。等他？我猜他是要来探望你吧。”
露西修女小心地折好信，把它放回信封里。然后她把邮件放在我的腿上，好像那里就是它的终结之地。一滴热泪从我的鼻翼滑下。我有二十年没听到你的名字被提起。我只把话语藏在脑海里。
“哦！”露西修女说道，“别沮丧啊，奎妮。没事的。”她从咖啡桌上的家庭装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仔细地擦拭我紧闭的那只眼角，我咧开的嘴，甚至我脸颊上的那滴东西。她拉起我的手，我却只能想到很久以前，在文具柜里，我的手在你的手心里。
“或许哈罗德·弗莱明天就来了。”露西修女说。
咖啡桌旁，芬缇还在刮她信上的锡箔框。“快点啊，你这个小捣蛋。”她咕哝着。
“你说的是‘哈罗德·弗莱’吗？”凯瑟琳修女跳起来猛拍一声巴掌，就好像她闷住了一只大黄蜂。那是当天早上发生的最喧闹的一件事，每个人又都开始“哦哦哦”地碎碎念起来。“我怎么给忘了？他昨天打来电话。对。他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她讲着不连贯的短句，你在想办法讲清楚实际上并无意义的事情时，就会这样。“信号很差，他一直在笑。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现在我想想看，他一直在说同一件事。关于等待。他说要告诉你他在走路。”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黄色的便利贴，飞快地展开来。
“走路？”露西修女说，暗示这种事她从来没做过。
“我想当然地以为，他问的是怎么从巴士站过来。我就告诉他向左转然后一直走。”
几个义工大笑，我点点头，仿佛他们是对的，仿佛他们笑得对，因为，你看，我太难表达我心里的惊愕了。我的身体感觉虚弱而滚烫。
凯瑟琳修女研究她的黄色便签纸。“他说要告诉你，只要他还在走，你就必须等下去。他还说他要从金斯布里奇动身。”她说着转向其他修女和义工，“金斯布里奇？有人知道那是哪儿吗？”
露西修女说她或许知道，但她很确定自己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他以前有个老阿姨住在那里。然后其中一个义工说：“哦，我知道金斯布里奇。在南德文郡。”
“南德文郡？”凯瑟琳修女面色苍白，“你觉得他的意思是，他正从那里一路往诺森伯兰郡走来吗？”她再也不笑了，其他人也不笑了。他们只是看着我，看着你的信，似乎颇为担忧和困惑。凯瑟琳修女折好便利贴，便使之消失在了她长袍的插袋里。
“中了！”芬缇大叫，“我赢了豪华游轮之旅！十四晚的航程，一切费用全包，乘坐祖母绿公主号！”
“你没有读小字的附属细则。”亨德森先生嘟囔着。然后，他更大声地说，“那个女人没有读小字细则。”
我合上眼睛。一小会儿后，我感觉到修女们用胳膊架起我，把我的身体抬进了轮椅。就像我还是小女孩时，在炉灶前睡着，父亲把我抱起来一样。“轻点，轻点。1”母亲会说。我紧攥着你的信，还有我的笔记本。我们穿过娱乐室来到走廊，经过窗户时，我看到深红色的光在我眼皮后面跳舞。我一路上都紧闭双眼，即便等我被放到床上，即便窗帘“嗖”一声滑过窗帘杆被拉上，即便我听到门“咔嗒”一声关上，都不敢睁开。我害怕如果睁开眼睛，眼泪的洪流就再也止不住。
哈罗德·弗莱就要来了，我想。我等了二十年，现在他就要来了。
不太可能的计划
“奎妮？奎妮·轩尼斯？”我醒来时，一个新来的义工正靠在窗边。他一度看起来像是由光组成的。
“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啊。”这时我才好好端详了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男的。他是个大骨架的高个子女人，一身修女装扮，戴着一顶头巾，穿深蓝色针织开衫。我赶紧伸出手来掩饰。但这个陌生人既没有盯着我看，也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把眼光瞟到我的手指、脚上，或者任何一块脸以外的地方。她只是在微笑。
“你在为这个叫哈罗德·弗莱的男人烦心吗？”她问。
我记起你的消息。你正走路来看我。但这一次我看不见希望，我看到的只有距离。毕竟，我在英格兰的一端，而你在另一端。南方的风有种柔和，在这里它却狂野到能把你掀起来。这段距离有它的理由，哈罗德。我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离你越远越好。
修女从窗边挪开身，带倒了窗台上的一小盆仙人掌。她说，她听说了你那让人振奋的消息。她知道你正从金斯布里奇往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走来，而我只需等待。她俯身去解救地板上的仙人掌。“当然啦，我本人不认识弗莱先生，但看起来像是你对着虚空呼喊，然后有了回声。他真是个好人。”她对着仙人掌微笑着说，就好像刚为它赐福一样。“顺便一提，我是玛丽·安贡努修女。”她把音发成“安-贡-努”，像法语。“很高兴遇见你。”
修女拉近椅子，坐在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膝上，又大又红。一双洗洗刷刷的手。眼睛是清澈的亮绿色。
“但是你看看我。”我试图开口。但没什么效果。于是，我伸手拿来我的笔记本和HB铅笔。我写了一句留言给她：我怎么做？我要怎么等他？然后把铅笔扔到一旁。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尽管我已经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背负着一块空缺的生命在生活，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寄给你第一封信时，我是为了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我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蒙上一层盖布。我并不期待你回信答复。我当然更不期待你本人走路来亲自回答。要供认的、要赎罪的太多，要修补的太多，而我做不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金斯布里奇，永不回头？如果你知道真相，恐怕你会恨我。但你必须知道真相，你看。没有真相，我们之间不存在会面。
我记起我第一次在啤酒厂的院子里发现你。然后我看到你儿子戴着我那副红色羊毛手套的画面，我也看到了莫琳，她在福斯桥路13号，你家花园里一篮洗净的衣物旁，眼神炽烈燃烧。不要走路过来，我心想。那个有滑稽名字的修女是对的：你是个好人。二十年前我有过机会开口，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我有满腹的话语，却没有说出口。现在不要来。
我写道，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笔记本上的留言，什么也没说。很长时间，她只是把双手夹在膝间待着，坐得那么笃定，我都开始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卷起袖管，就像一个修女要动真格了那样。她的手臂光滑，有日晒的痕迹。
“太迟？没有太迟这一说。在我看来，你对哈罗德·弗莱还有别的话要说。那难道不是你烦心的原因？”
好吧，确实是。我又哭了。
她说：“我有个计划。我们要给他写第二封信。别忘了，是你寄出的第一封信，挑起了这一团乱麻。所以现在必须得由你收尾。只不过这一次，别写那种他会从礼物卡上看到的短话。告诉他真相，完整的真相。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向窗外。黑色游丝般的云片你追我赶，划过沉闷的天空。日光是一枚明晃晃的顶针，树木的黑枝微微颤抖。我想象你在英格兰的一端，沿着乡村小路行走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在另一端，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床上。我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铁轨，车道，马路，河段。我想象尖顶与塔楼，石板房顶和铁皮屋顶，车站，城市，小镇，村庄，田野。好多的人。坐在站台上的，坐在车里开过的，从巴士里盯着看的，还有跋涉在路上的。自从我离开金斯布里奇，就一直孤身一人。我在一间破败的海边木屋里安身，我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修心。我的生活圈很小，没什么可说。但往事仍在我心里，哈罗德。我从没有放下过。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写这封信，”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会帮忙。办公室里有一台旧手提打印机。”
我记得自己用了好久才讲清楚第一封信，好让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我猜你注意到了我那一团糟的签名和信封上你的地址。把那封信投递进邮箱费尽周折，派一只信鸽都比那要快。
但玛丽·安贡努修女仍在讲话：“我们每天都做一点。你可以写笔记，我来打。我猜你不懂速记法吧？”
我点点头。
“好吧，就这么办。我们来写信，你和我一道，直到哈罗德·弗莱到达这里为止。我会以第一人称来写，假装自己是你。我会转抄所有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漏。你的信会在哈罗德·弗莱抵达的时候等着他。”
那你答应我，他见到我之前会先读到信？
“我向你保证。”
她的想法已经让人有点动心。我已经在编排开场白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闭上了眼睛，因为等我睁开眼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又换地方了，这次她坐在被单上我脚部微微隆起的旁边。她戴上了一副蓝色的胶框老花镜，让她看起来眼珠凸出，她拎起一个磨损的皮革手提袋，有公文包大小。钥匙用一条绳圈系在提手上。
她笑起来：“你睡着了。所以我溜去办公室，擅自借来了打字机。”她打开我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把它放回到我的腿上，旁边搁了支铅笔。
“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边说，一边打开皮包的锁，取出打字机。这是一台乳白色的凯旋牌提帕打字机。我以前也有过一台同样型号的。“哈罗德·弗莱在走路。但换个角度看，尽管你人在这里，尽管你已经完成了旅行，你也在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说起来是一回事，又不完全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就算我人不在了，至少我的信会在。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好，把打字机搁在她的膝上。“好啦，”她说，伸展着红彤彤的手指，“跳格键在哪里？”
接下来的早晨，我们都在工作，一直到午饭后，到黄昏降临。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我指着自己的字迹。你看得懂吗？
“完全看得懂。”她说。
我撕下写完的纸页，给每一页标号，然后玛丽·安贡努修女捡起来打字。我一直告诉自己，写到下一页就停，等到下一页，我又把它写满。我写了你目前读到的一切，玛丽·安贡努修女则噼里啪啦地在按键上敲打。我们仍在忙活。我在写字，她在打字。
“好，”她说，“这样很好。”
今晚，值班护士履行了我们晚间的例行程序。她用漱口水和裹上纱布的小棒给我清理口腔。她在我嘴唇破裂的地方涂上凝胶，还换了敷药。沙阿医生是姑息治疗的会诊医生，他问我有没有痛得更厉害，但我告诉他没有，还是老样子。我没必要让自己不舒服，他说。如果我哪里有病痛，治疗的药物可以调整下。护士刚给我贴上新的止痛贴，露西修女就开始按摩我的手。她光滑圆滚的手指在我僵硬的指头上游走，放松了关节，缓和了疼痛的发作。她取来闪粉指甲油，给我涂指甲。
睡梦中，我看到了你的儿子。“好的，戴维，”我说，“好。”我拿来一条毛毯，怕他冷，给他掖好。
嘘
那晚睡得不好。因为戴维。戴维。他在我的脑子里。我睡不着。
每当我闭上眼，就看到他。他坐在我电暖气旁的扶手椅里。黑大衣。大吵大嚷着要东西。
我按铃喊人。
菲洛米娜修女：怎么回事？
我：我做噩梦了。
菲洛米娜修女：喝下去。是吗啡。
（抿一口，又一口。）
菲洛米娜修女：放下你的铅笔，奎妮。放下你的笔记本。现在睡吧。
最后一站
一夜不安稳，我睡到正午才醒。醒来时，来了个访客。她头上顶了只西柚。她还带来了她的马。他们俩一直等玛丽·安贡努修女端着打字机进来才离开。
我写给她看，我有奇怪的客人，她们不该来疗养院的，应该待在马戏团里，她笑了。“有人为了弄到你吃的药，愿意付大价钱呢。”她把老花镜后的眼睛斜向一边说道。
你的视力有问题吗？我拼出这些单词。
“才不是，”她说，“我这是在给你使眼色。你今天感觉如何？”
她头上挺括的小白帽泛着乳白色的光，系着腰带的黑色罩裙下的修女袍也是，凉鞋里套着白袜，袜子被魔术贴勒得有点皱。她从包里取出一袋新的A4纸，还有一支提派牌涂改液。“我看你又收到一条消息啊。”她指着床头柜上一张挨着你那封信的明信片说道。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又失忆了，你看。我一觉睡醒就忘了走路这回事。
“哦，奎妮。你不会又要哭了吧？”玛丽·安贡努修女笑起来。我把头往后靠，表明我可不打算出丑。“我们来看看哈罗德·弗莱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吧。”她说。
有一张班森姆海滩的图片。一定是哪个修女在我睡着时放下的。玛丽·安贡努修女给我看背面的字。“守住信仰。哈罗德·弗莱。”你可能不知道，哈罗德，我不是个有信仰的人。我听修女们祈祷，也听她们从小礼堂传来的歌声，但我并不参与。你呢？你又从何时开始知道信仰这回事了？据我回忆，你从来不进教堂。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嗯……你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找到上帝的人。
据我回忆，你也从来不会走太远的路。我只能想到有一次。但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你的信上比较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
她打开我的笔记本，递过来铅笔。抽筋了。右臂几乎不能动弹。手整个地戳向手腕。一定是昨天写字造成的。我已经不习惯用手工作了。手指颤颤巍巍，像我在恩布尔顿湾的花园石池里养的海葵。我在海边的崖顶建起花园，所以我把它叫作海上花园。
“帮帮我，”我哼哼着，“我写不了字。”
玛丽·安贡努修女放下打字机，握起我的手。她给我揉捏手指，还把我的指头拉到嘴边。她吹着气，就好像指望它们能充气胀起来。“看看你呀，奎妮，”她说，“你的指甲都亮晶晶的。”她大笑。
有时候，当你看一件事觉得困难重重时，另一个人却可以只用一个微笑，就让问题在你的眼前云开雾散，直接明了。
“我们再试试看。”她说。
她把铅笔嵌进我的手里，依次帮我用一根根手指裹住铅笔。“你想告诉哈罗德·弗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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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班森姆海滩。我第一次抵达德文郡时去过那里。那差不多是二十四年前了。在你和我遇见之前。也是圣诞节，我当时有很多事要考虑。
我没打算来金斯布里奇的。我只知道自己不能留在科比。在那里，事情开始出问题，所以我采取了自己在事情出错时的一向做法。我逃跑了。
“什么东西一旦坏掉，”以前，我母亲抓起一块开裂的瓷片扔进垃圾桶时，常常这么说，“就永远不会恢复原状。眼不见为净。”那些话仍在我的耳边萦绕，还有她浓重的喉音。碎裂的盘碟和玻璃餐具，开线的丝袜，掉了纽扣的羊毛衫，缺头少脚的石膏摆设——无一幸免。我的父母从不富裕。我们住在肯特村头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靠父亲做木匠的薪水过活，而我母亲是个大块头的奥地利妇女，粗壮的双手上，好像永远涂了鹅油。她一直在扔东西。我们家最后还有东西剩下真是个奇迹。我父亲趁她不注意时检查垃圾桶，把还能修的东西拣回来，转移到他的工作间。不知为何，难得有修好的时候，假使真的修好了，母亲也只会责难地盯着一个被粘回原状的盘子，就好像在说：“你怎么还在？我以为我已经甩掉你了。”
或许我照搬母亲的话了，她本意并非如此，但我把她的规则应用到我的生活中。归根结底，我们都在寻找它们——所谓的规则。我们从最诡异的地方将它们顺手拈来，如果它们似乎起过一次作用，我们就一辈子照章行事，全然不顾它们后来或许会引发的不快与困难。所以当我有一次舞蹈考试没通过时，我就拒绝继续尝试。相比面对老师的失望，干脆一走了之更容易。当有朋友在假期营里严重伤害我的感情时，我的做法也是一样：我坚持要求回家。多年后，申请牛津大学，我猜你也可以说，我是在用这种方法逃离父母。身为他们唯一的子女，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招架。
从科比离开后，我连续奔波了很多天。这里住一晚。那里待一夜。有时只待几个小时。没有一处久到让我结识任何人。没有一处久到让别人认得我。我几乎不打开行李箱。我一直在换地方，直到小巴停下，我看到了大海。到终点站了，司机说。他关掉车灯。关掉发动机。
终点站会发生什么？我心想。
我摸索着翻过沙丘，穿过滨草的高芒。一股劲风从英吉利海峡刮来，我不得不缩起脖子往前推进，一边用一只手使领口裹紧脖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拖着我的格呢行李箱。箱子里装着我拥有的一切。书。衣物。舞鞋。我来到水边，一种可怕的绝望感陡然而生，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奔跑，因为奔跑是她一直以来做的事情，而现在她面对着一堵砖墙。
我仍记得那个冬日的夜空。每当我在海上花园工作，看见那样一轮落日时，思绪都会回到班森姆海滩。那种景象，就好像太阳被撕开了。一切都是猩红色的。云烧成了烈焰，那么肆意，那么震慑，以至于蓝色都不再像是一种颜色。海与陆地都沦为镜面。棱纹的沙滩烧了起来。石块与栗色的岩池也是。粉色的浪峰。伯格岛燃烧的圆丘。那种红甚至在我的手中照耀。
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我没剩多少钱了。没有工作。没有地方待。水轻拍我的脚趾。不消一会儿，它就能高及脚踝。一旦东西破碎——
然后我感觉到肚子里一阵躁动。
我转身背朝大海，拖着行李箱往沙丘走。等我走到路上，风已经减弱，太阳也已落下。天空是一片白蒙蒙的淡紫，几近银白，大地也是。夜晚的第一颗星穿透薄暮。
我又要出发了，我想。因为人到达终点站时，只能这么做。你重新开始。
玛丽·安贡努修女在头顶把手指相扣，做了一套简短的颈部伸展运动。我的纸页都四散在她的脚边。窗外已经没有光，月亮回来了，是一片白色的膜。
“看看你的成果，奎妮。这还只是你开始写作的第二天，你看你写满了多少张纸。要说的太多了。你记得好多事。”
我当然记得。我满脑子都装着过去的歌曲。我会坦白一切，不会害怕。
“手怎么样？”玛丽·安贡努修女问，“不会太酸吗？”
我本打算微笑，出来时却成了别的东西，我需要一张纸巾。
我翻到新的一页。
我们把这一点做完就结束，好不好？
“圣伯纳丁疗养院是一家慈善性质的私人疗养院，为患有晚期疾病的病人提供娴熟关爱的护理，”小册子上写道，“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修女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工及义工。一支医院的医疗小组也随时待命，提供进一步支持。”
“但我不想去那里。”我试图告诉我的全科医生。这是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后，当时我仍能勉强发出一些声音，让人听出单词。我把小册子放回到他的办公桌。
我知道圣伯纳丁。就是小镇边上一栋黑色的燧石矮楼。在我不得已要跑一趟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去大型五金店修理花园工具时，我坐公车会路过疗养院。我一向对我的工具感觉亲切，把它们当作朋友对待。但经过疗养院时，我会扭过身去，背朝那栋楼，转而看向大海。我掏出笔记本。我想待在自己家里，我写道。
医生点点头。他拿起一支钢笔来，在指间转动。
“当然啦，如果你不想去圣伯纳丁，也不是非去不可，奎妮。”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支笔，嘴里不时叹一口气，就好像胸腔深处有什么地方正在爆炸。“癌症已经晚期了。我们现在不能再做手术。你知道预后并不——”他低声说，“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我伸手去抓拐杖，尽管我并没打算离开。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紧紧握住拐杖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我不是逼你去圣伯纳丁。我当然不会逼你，但在那里她们能保证你会过得很舒适。你住在那栋海滩小屋里让我很担心。已经没有别人在恩布尔顿湾过冬了。我知道你家有电，但你没有像样的暖气。而且在这种天气里，沿海小路几乎不能走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救护车没法开进去救你。”
我有西蒙。那个医院的义工。他会过来。
“但他一周只来三次。你需要全天护理。”
空气似乎非常浓稠，我不得不集中精力才能呼吸。我几乎什么话也听不到，就算听到，也只是几个单词，比如“复杂”，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可以固执己见。我仍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木屋里，但我整个脸都垮下来，走形了。嘴巴张不开，眼睛也睁不了。进食很困难。说话也困难。我停止了每日的散步，也不再去商店。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我太羞耻。如果有人来访，我就闭门不见。我甚至避免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工作，生怕他们发现我。我心想，我要睡了，睡吧，睡吧，但那从来就没发生过，没有一觉呜呼。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只想撒手人寰。但每当我想到撒手，却又想抓得更紧。我承认自己哭过。雨一直下，风也一直在刮。我从门口看着我的海上花园，狂风掀倒浮木的人像，雨淹没了岩池。冬天似乎永无止境。
义工西蒙听说我选择了圣伯纳丁时，他说，哦，他的阿姨去了那里。“那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不需要信教。他们有各种活动。音乐啊、艺术啊之类的。还有个不错的花园。你会喜欢那个花园的。我阿姨就很开心，直到——”
然后他微微一笑，就好像他彻底忘了该怎么说话。
西蒙就是一只大熊，他穿一件连帽粗呢外套，牛角扣都扣不上。他给我打包家居服、拖鞋和毛巾时，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起，那个行李箱和我。西蒙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带上的东西，我却无从思考，因为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奇怪。我在那栋海滩小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我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后就住在那里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骨头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看着灰漆墙面、裸木地板、从旧货商店里淘来的二手佩斯利印花沙发罩，还有我在一个冬天做的碎布多彩地毯。老炉灶，黄铜锅，蓝色百叶木窗，窗台上的玻璃瓶和书。镶金边的豆绿色瓷杯瓷碟是我多年前在金斯布里奇买的，想着万一你哪天来做客，留下来喝杯茶时能用得上。要不是木头火炉的供热，屋里已经很冷了，西蒙的呼吸化成头顶的一大团烟云。我的呼吸只是一涓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