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会有一场通宵祈祷。”芬缇说。（这是星期二说的，我想。她在忙着做她的横幅。）
“一场什么？”珠母纽王说。他尝试帮忙，但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
“一个新病人告诉我的。广播上说了。人们要带来蜡烛和一些东西，在外面为我们祈祷。”
事实证明，所谓的通宵祈祷更像是一场派对。无论工作人员何时来查房，看起来都怒气冲冲的，而且疲劳。好像嫌我们要烦心的事情还不够似的，我无意中听到一个人抱怨着。芬缇整夜没睡，从她的窗口跟着一起哼唱也无济于事。守夜者们打算一直待到你来。
“他们不用回家吗？”值班护士说。
兴奋劲儿过去后，芬缇上床睡觉去了。
失去一座花园
不是说我后悔来到恩布尔顿湾，安家落户，甚至打造出一座海上花园。但事情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纷扰。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改变花园，只是为了展示新东西。它不再是为爱存在的一座花园。它是一处游览胜地。而且跟我无关了。它关乎其他人，以及我觉得别人期望见到的东西。
鉴于我的花园现在如此珍贵，或者至少它承载了如此沉重的期许，我必须考虑保护它了。毕竟，克莱斯特也有一座小港湾来保护渔船安全。我开始为围墙收集石头，大的放在底下，小点的火石放在中间，贝壳放在最顶上。我又花了一个夏天建造围墙，因为人们开始帮忙了。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顶着太阳在沙滩上找石头，还帮忙堆砌围墙。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解释说大石头要放在最底下，贝壳要放在最顶上时，他们不听我讲。有时我要花上一整夜的时间扒掉旁人堆的墙，把所有压碎的贝壳扔出去，那是有人塞进中层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我的花园已经不是我最初开创的样子。
有一晚我躺在床上，在给花园想新点子，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有石墙和我的努力在保护它，它依然很脆弱。假如大风侵袭它呢，或者海鸥来滋扰它呢？第二天一早，我就搭巴士去了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从五金店买了好几块防水帆布。我用石头压住防水帆布，固定位置，又刷了一块木头标志，请求人们在花园里走动时要多加小心。即使我人不在，即使在本该睡觉的时候，我的思绪也一直陷入如何确保花园安全的各种方法中，不能自拔。不过，我对大风或海鸥的威胁判断错误了。五年前，别的东西伤害了它。
一群绵羊。
它们显然是从本地一处农场逃出来的，不遗余力地啃光了高尔夫球场，然后列成一路纵队走上滨海小道。它们跳过围墙，吃掉花园里的一切。
我接受了这场浩劫，散乱的石头、撞毁的石池、折断的木棍、遍地海藻，还有碎裂的贝壳，太痛苦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那起保护作用的防水帆布也没了踪影。在从前花园的位置上，现在只有三十只昏昏欲睡的绵羊。
我哭了好久。我待在海滩小屋里，那里没人可以打扰我，或者试图帮忙。很多天都无法直视我的花园。每次我离开海滩小屋，都得抬头盯着天空，因为看到那片废墟让我太心疼——做了那么多，最后落得一场空。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出售房产然后继续上路，尽管不知怎的，我已经没有旅行的意愿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个肿块，在我的下巴底下。邻居们听说我要去医院，都很体贴。但过了一小段时间，状况转坏，我还是关门避世更容易些。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在海滩上闲逛时，捡到了一根浮木。我用它充当手杖，帮我爬上小路。我回到海滩小屋后，把它插进地里，就没再管。
早上我打开百叶窗，出乎意料的是，它立在那里，像一根金色的船桅闪闪发光。我的花园又启动了。但这次不用维护什么，让我轻松很多，因为再也没有理由害怕失去它了。我不再需要向其他人展示我爱情的美好。我病了，只剩精力把它留存于心。
亨德森先生给我惊喜
“《贝里克小报》上有一张你的照片。”亨德森先生说。
“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芬缇大声喧哗。报纸被病人一一传阅，直到最终传到我手里。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二十岁左右时的肖像，一头浓密的棕发。一定是在牛津拍的。
我无法相信那个年轻女子就是我。
亨德森先生指向另一张照片。一个穿“朝圣者”T恤的高个子男人，炫耀着一脸的大胡子。我过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那是你，等我意识到时，我的脉搏突突狂跳。“还有，你看到了吗？”亨德森先生说，“你看到那个人脚上穿的是什么吗？”
不是——我开始微笑。不是——
“帆船鞋！”他捂住肚子轰然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亨德森先生这么开心。
所以我要为此谢谢你。
列举鞋子
哈罗德，今天，我一直在想着脚穿帆船鞋的你。你大概应该买双步行靴，但若如我猜想，你一直都穿着帆船鞋，从来没穿过步行靴，大概还是不该买不适合你的东西吧。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起回忆我拥有过的每双鞋子。这是个让人脸红的练习。你应该不记得，但我的脚又小又宽。我想要的鞋子都是我穿不进去的款式。
我已经提过我在金斯布里奇买的鞋子——我的会计鞋。那双鞋圆头、矮跟，脚踩在混凝土路面上时，发出结实的响声。记得吗？
除了那双鞋，我还数出了三双我在学生时代穿的黑色系带鞋、我母亲最恨的软木楔跟鞋、平底人字拖、懒人鞋、红色漆皮高跟鞋（几乎没穿过）、我丢下的天鹅绒舞鞋、布洛克鞋、惠灵顿长筒靴、园艺鞋、网球鞋、两双蓝色的低跟浅口鞋（为什么？）和过去五年里我走到哪儿都穿着的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双舞鞋。毋庸置疑。
我用女鞋度量了我的一生。
一次我在海上花园旁边遇到一个女人。这是在绵羊事件以后。我已经开始重建花园，但它现在完全是一处更加素净低调的地方。你会步行经过而注意不到，或者只看到几块石头、几根棍子。人们已经忘记了参观，我也放弃了沙阶。
那个女人当时正靠在我的墙边抖鞋子。我没看到她脚上穿的是什么，只看到她整洁的白夹克，有垫肩和金纽扣。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时，她跳了起来。没看到我，她笑着大声惊呼。更确切地说，她把我错当成花园里的众多石头之一了。女人告诉我，她正在高尔夫球俱乐部参加一场婚宴，是逃出来偷偷抽支烟的。
“这些该死的高跟鞋。”她说。她告诉我，情绪低落时，总是更换鞋子。是你在世界上造成的噪声大小决定了你的幸福程度，她说。她当时脚蹬一双六英寸的虎纹高跟鞋，离去时，脚踩在石头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过了没多久，我又看到她了。这次她在远处的海湾下面对我挥手。走近些察看时，我发现她的细鞋跟卡进了一块石头的裂缝里。她不单是在招手。她被困住了。
我们回到海滩小屋——就她来说，是打着赤脚——提早喝下午茶。尽管实际上我们坐在花园里边喝金酒边看海浪。结果我发现，她是物理学讲师。这件事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绝不应该根据鞋跟来判断一个女人。
热
我的身体又不太好了。守夜的领头人每晚都在外面，我知道他们为我们祈祷，跳舞唱颂是很贴心，但我真心希望他们能默默地做这件事。
我今天和炎热搏斗了。阳光落进窗来，一大道光束正好照着躺在床上的我，它那么晃眼，这道光，又白又盛，让我头疼。值班护士打开窗户，但不起作用。外面的空气僵滞浓稠，结满种穗。露西修女给我洗了头，但连水感觉都是烫的。
沙阿医生：她舒适吗？
护士：我没法给她降温。
沙阿医生：肿胀得更厉害了。
护士：止痛贴是今天早上新换的。
沙阿医生：她还能吞服流质吗？
护士：一点点。
沙阿医生：你可以把口服剂量提到每四小时一次。
不管我怎么转身，感觉床单都太紧绷，挨着我的皮肤太硌人。炎热就像一股力量，在吸走我所有的能量。整个早上都在和炎热、床单还有心里的挫败感作战。我只想逃脱。
“你得成为炎热。”玛丽·安贡努修女说。
我要是还有力气，就会用枕头扔她。
就好像我说了大意如此的话，她哈哈大笑：“炎热在那儿，你做什么都没法阻挡它。”
于是我反过来向它的猛烈屈服。我感觉到皮肤上滑溜溜的薄衣、下部不适的刺痛感、喉咙的干燥和眼睛上的白翳。我不是一个不想被热到的老妇人，我就是炎热。只有很小的差别，但我睡着了。
“你现在感觉好点没有？”玛丽·安贡努修女问。光已经退去，一阵凉风在窗帘间嬉戏。我能听到树叶响。“我知道过去几天一直很愉快，”她说，“这么多贺卡，这些活动，等等。但你或许最好还是回到你自己的信上来，亲爱的。”
穆拉诺小丑
我知道是你，哈罗德，闯进啤酒厂的那个人。我知道是你砸烂了纳比尔的玻璃小丑。就算我人不在，也能猜到，但我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切。
戴维的葬礼之后，我发现自己晚上要离开啤酒厂很难。更具体地说，我发现回公寓很难。我虚构了各种理由夜不归宿：我一遍接一遍地看同一部电影。我沿着码头散步。（尽管我很小心地不去看戴维和我一起坐过的长凳，我在那里给了他我的手套。）任何事，只要能推迟我用钥匙扭开前门、看到戴维那张空椅子都可以。尽管你回来上班了，纳比尔没有让我们两人出过一次车。我松了口气。我还没准备好和你单独在一起。
有一晚，我试图工作到很晚。我发现了一箱旧账簿，尽管它们已经过期十年了，我告诉自己，需要把它们过一遍。我或许已经独自在大楼里待了几个小时，甚至没在看面前的数字，我专注于自己的思绪，直到楼下有什么东西发出破裂声。响声把我带回当下，我意识到自己几乎坐在黑暗中。唯一的光是窗口一轮满月洒下的一片银色。
我听了听，但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试着专心工作。
又来了。一阵响动。沉闷地撞击在内门上。砰、砰。有人试图闯进一间上锁的房间。
我脱掉鞋子，悄悄地移动。手指下，走廊的混凝土墙壁又暗又凉，接近潮湿。我尽可能地迅速朝楼梯方向继续移动。大楼每发出嘎吱一声或一记巨响，我都被吓得不轻。等我接近楼梯天井时，从底层照上来的一柱强光突然倾入整片漆黑。我完全暴露在光线中，很难看到其他东西。我每次只上一级楼梯，不得不吞下呼吸声，不让它碰撞上寂静。
我听到了啜泣。你的啜泣。从声音的湿润，以及那种不管不顾和困倦感，我能辨出你已经哭了很久。我完全知道要去哪儿找你。
我很快从楼梯间的亮光中挪开，朝纳比尔上锁的办公室走去。脚下的地面从坚硬的瓷砖变成了地毯。现在墙面是镶板的了。拐过一个转角，我看到了你。我靠边一站。
你正在咔嗒咔嗒地转动纳比尔的门把手，一边用拳头砸着镶板，一边用脚来踢。有时，你把头抵在门上靠在那里，被悲痛耗得疲倦不堪。其他时候，你往后一跳，对着门抡起手臂一通乱打。之后你一定是有了新的主意。你向后退了几步，调集肩膀的全部重量来撞门。门发出裂开的声响，你飞出我的视线，冲进了纳比尔的办公室。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一些。
我第一次看清了你的脸，尽管窗口的月亮被云朵遮蔽了。
一身浅棕色的你，与其说像个人，不如说更像只动物。你咧开嘴一声尖叫，影子在你的前额投下深沟一样的凿痕。你在房间里杂乱无章地招摇乱走，手握成拳头举在头顶。你的移动全无逻辑，就好像你的悲恸不知如何安放。外面的云朵从满月前移开，纳比尔的玻璃小丑们一闪而过，像活了过来。我和你同时瞥见它们。我大喊着阻止你，但太迟了。你没听到。
你提起两只玻璃人偶。一手一只。你把它们举高，就像父母亲把秋千上的小孩拉高，让小孩从最高点荡下来一样，然后往地上掷。它们就在你的脚边摔得粉碎，你又拿起两只，再拿起两只。直到二十只小丑全部摔完，你才罢休。你践踏它们。踢它们。由始至终，你一直在咆哮。
我没有阻拦你。我怎么能？你不想让你儿子轻轻地离开。你想大发雷霆。
而且，你处在一个你自己的空间里。这样疯狂闹腾几分钟后，你戛然而止，明白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你陷进倾泻的清冷月光中，把头埋进手里。
我正要走上前去，你却摇摇晃晃地朝门走来。你刚好和我擦身而过。我们几乎要碰到了，哈罗德。你的脚就挨着我的脚。你的手就挨着我的手。但你吃力地走过我的身旁，就好像我不过是墙的另一部分。我闻到你身上的酒味。听到你撞出大楼时，我走向纳比尔的窗户。你像一道影子般横穿啤酒厂的院子。你停下来一次，回头看了一眼窗户，没看到我在那儿，之后钻进了车里。
我把碎片扫成一堆，试图尽力妥善处理好。然后我回到办公室，等待早晨。
纳比尔走进大楼看到破坏后，发出一声尖叫。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你不在那里。你听不到他咆哮着穿过大楼的声音。我去找他之前，他已经炒掉了清洁工。一帮销售代表很快开始肃清啤酒厂。就好像你只有积极地去寻找那一个不积极的人，才能躲过一劫并证明你的无辜。角落里有流言蜚语。楼梯上也有。至少有一个嫌疑人被请出了食堂，接受审问，后来抱着一只胳膊从院子里冒出来。
我一个早上都在给你放哨。一看到你的车，我就急匆匆地下楼去迎你。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说：“啤酒厂出事了。是晚上发生的。”我用力扯着你的袖子，因为你甚至站都站不直。我不敢一鼓作气去拉你的手。你抬起眼睛与我对视。它们就像两颗荔枝。那么红肿，那么脆弱。
我说：“你在听吗？因为这件事很严重，哈罗德。非常严重。纳比尔不会善罢甘休的。”
恐惧让你的脸变得煞白。罪行在你身上昭然若揭。你的领带松垮地挂在脖子上，像一条项链。衬衫上最高的一粒纽扣也没扣。还有你的手。哈罗德，你甚至懒得去洗一下或者涂点药膏。你在想什么？它们满是裂纹和割伤。我突然理解了，你当然想让纳比尔查出来是你。你回来就是想让他看到你，然后做出最糟的事来。
“回家去，”我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你不懂。”你的话语几乎没声音。
“你不该在这里，哈罗德。还用不着。回家去。”
你慢慢地转身背对我。我看着你费力地走过镶板走廊，因为失去平衡，肩膀好几次撞上墙，你的膝盖打软，脑袋耷拉着。你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到。我真希望自己在你离开时向你大喊。再见。原谅我。我爱你。但我那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我很肯定我还能再看到你。
你拐过转角——啪，从我面前消失了。我深吸一口气，朝纳比尔的办公室走去。
谜一样的男人
三天前，珠母纽王没能露面。有包裹寄来，但他没有坐在椅子里拆包。
“我有个噩耗。”菲洛米娜修女说。
“哦，不。”芬缇叹息道。她开始哭。“不，不。别是他。不。”
“一位真正的绅士。”亨德森先生说。
今天早上我们正和几个义工坐在娱乐室里，马蹄声嗒嗒，踏入宁静中。一辆马拉的玻璃灵车驶过窗口，在“此处禁停”的标志旁停了下来。黑色马匹佩有紫色的羽状饰物。灵车是玻璃拱顶的，那么透亮，在夏日的阳光里闪烁。它载满洁白的花圈。送葬人走下车，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喂马。
“哇，我从没……”一个义工说。
芬缇用手捂着嘴巴观看。
一整个早晨，许多哀悼者抵达，前来致谢菲洛米娜修女和圣伯纳丁的团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步行至教堂，珠母纽王会在那里下葬。修女们力求照顾好花园里的宾客，但老天开始下雨，再加上守夜的头头们堵塞了外面的人行道，包间里都是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除了娱乐室，其他人真没地方可待了。
修女们端来茶水，哀悼者们都在大声喧哗。他们的穿戴和灵车是同一风格。羽毛、黑面纱、大礼帽还有晨礼服。他们第一次了解珠母纽王的病情，就是收到他去世的消息。
“他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用咆哮的声音说，我们推测她是他的一个女儿。
“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其中一个男人说。
原来，珠母纽王告诉亲朋好友们，他一直在马耳他度假。
“我爱那个傻瓜。”芬缇说。
她没有忙着做她的横幅。
是我的错
“你干了什么？”纳比尔厉声叫道。他脖子上的血管凸起，像紫色的绳索。我在房间的一端。他站在他几乎空空如也的办公桌后面。我们两人之间铺着上千片的玻璃碴。他不允许席拉动它们。除非找出元凶，否则谁也别想回家。
我抓紧手提包。头一阵阵痛。我因为缺觉而筋疲力尽。
“我说都是我的错。”
他又尖叫一声，用拳头砸着桌子：“小丑们？我母亲的小丑们？”
“那是个意外。”
纳比尔整个人变成了奶油芝士的颜色：“那是我仅有的她的东西。”他从桌上操起什么，瞬间就朝我的头飞来。我一个闪躲，那个不知什么猛地砸到对面墙上，砰一声落在地上，转了几圈之后倒下。一个沉甸甸的玻璃镇纸。我真好奇自己是怎么躲掉的。
然后是连珠炮式的谩骂。他用很多脏字骂我。口沫横飞，满嘴狂喷，同时跳起来攥紧手指在房间里踱步。他没法安定下来。等他松开右臂的时候，就该开始出拳揍我了。我从没被男人打过。但我会忍下来。我能做到。一报还一报。
我娓娓道来。“我留到很晚，在做文书工作。离开大楼前，想把报表送到你桌子上。但我脚下一滑，就摔倒了。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我止不住地说。我已经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
纳比尔停下脚步，扭过脸来面朝我。他站着没动，一边露出当权者的平静微笑，一边掸去他那件夹克肩上的灰尘。我不知道哪一个更恐怖，他的平静，还是暴怒。
“你滑倒了？”
“是。”
“于是你打烂了我的每一个玻璃小丑？”
“是。”
“然后呢？你践踏它们？把它们踩进地板里？”
我没法看他，只能重复自己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个意外。我很抱歉。”
纳比尔靠得很近了，散发出汗臭和烟味。几乎要碰到我。“要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我他妈的会把你撕成两半，”他龇着尖牙说，“滚。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听明白没有？我不想听到你的消息，不想闻到你的气味，甚至不想在街上和你擦身而过。听懂我的话没有？你要是好自为之的话，今晚就离开。”
他扬起手，我缩了一下，以为会挨一拳，但他低下头，抓起我身边的一把椅子。他的关节变成了白骨色，同时他在发抖。
“那哈罗德·弗莱的工作呢？”我低声问道，脉搏都跳到了嘴里。“他能保住工作吗？”
纳比尔发出一声很像号哭的长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再扔一件重物过来，不过事实上几乎没剩东西了。除非他操起椅子或掀翻桌子来丢。之后，他头都没动地咕哝一声：“滚出去。”话说得很紧，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走开时，地板在我脚下开裂爆破。我伸手去够门，却注意到门框里那个扯开的洞，是你用肩膀的力道撞开门锁时留下的。我正碰到它时，纳比尔用最后一个问题震慑住我：“不是你做的，轩尼斯。对不对？”我的脊柱从头冰到尾。
我小心地关上身后的破门，就像用一个沉默的句号标志一个句子的结束。
我从办公室拿回手提包，和席拉告别。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她问。我告诉她，我需要找到哈罗德·弗莱。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啤酒厂。
曾经有个女人来参观我的海上花园。她和丈夫是来诺森伯兰度假的，趁丈夫玩一轮高尔夫球的时间，她沿着崖顶散步。结果我发现，这对夫妇就住在金斯布里奇附近，而且他们知道啤酒厂。她有着一张和善的脸，我记得那个，很温柔的眼眸，我认为她觉得自己惹烦我了。“没有，没有，”我擦掉眼泪说，“只是很久没有人跟我讲过啤酒厂的事了。请你留下坐一会儿吧。”我用绿色茶杯上茶，我们坐在铺在巨石上的软垫上。她也提到了纳比尔。是一次机动车意外，她说。这给我的感觉非常怪异，因为你一定知道所有这些事，而我却不知道。
她小口地抿茶。“多好的一个人。”她喃喃自语。
我一度以为她指的是你。我的茶杯在手里震颤。
“我认识他的母亲，艾格尼丝。他对她无微不至。”
“你说的是纳比尔吗？”
她微微一笑：“是啊，当然。”显然他每天都给他的母亲打电话，直到去世当晚。他每年租一次小巴，开车带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去普利茅斯喝茶。他再迷人不过了，我的访客说。
所以你看，人们很少是我们直观认为的样子。连故事里的反派都会摇身一变，吓到我们。
我喜欢那个顺便拜访我的花园，向我讲述金斯布里奇的女人。我给了她一株伯内特玫瑰的插枝带回家。是的，有时我想象你经过那株白色的玫瑰，也能闻到它的芳香。
一场晚宴
昨夜疗养院里又有更多的惊喜，哈罗德。是这么开始的：“祝你好胃口啊，轩尼斯小姐。”亨德森先生说。餐厅里都坐满了，开着窗。几个病人在和他们的家人吃饭。修女们穿着塑料围裙，保护她们的长袍，义工去找了更多椅子。我一直在看着外面，一场温和的六月细雨滴答落在粉色的玫瑰上，玫瑰轻轻打颤，散发出一种干净的甜香，像亚麻布餐巾的味道。
我旁边的餐桌坐着亨德森先生，他举起他那杯水向我祝酒，但玻璃杯在他手里摇晃不定，凯瑟琳修女不得不去救下杯子。“蠢蛋。”他嘟囔一句。
“对不起，亨德森先生。”
“不，不。我才是那个笨蛋。谢谢你，修女。”
慢慢地，他把脸转向我，连点了好几次头，就好像在接受许多针对他的批评。我摇头说不。不，你不蠢，亨德森先生。我们都会犯错。
“我以为我活不到亲眼看到玫瑰花这一天了，”他说，“或许你的朋友哈罗德·弗莱最终也救了我。”
凯瑟琳修女为每张餐桌点上茶烛，尽管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她没给戴氧气瓶的病人点蜡烛。她给我们每人一小瓶从颐乐花园摘来的美洲石竹。她帮我展开餐布，铺在腿上。正吃着开胃菜时，我看到亨德森先生成功地吞下了两瓣西柚。我吃了半瓣。
我们喝着鸡汤时，亨德森先生告诉了我他当老师的事。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对小学生们太苛刻了。他认为他把对自己的失望投射到了他们身上。他的手端着勺子发抖，一些汤溅到了下巴上。“请原谅，请原谅。”他说。我也是在露西修女的帮助下才能喝汤的。即便如此，能吞下去的也很少。亨德森先生说话时，讷讷地说些“啊”和“呃，喏”这样的词。
他说：“要是放在几年前，我会选一块上好的牛排。细切薯条。我想象你会要当日的特色鱼，轩尼斯小姐。”
我笑了。我会要克莱斯特烟熏铺里的腌鱼，加一片黑面包。我们会坐在我的海上花园里，把餐盘放在腿上，随心地喝着新鲜的苏维翁红酒。我或许会在松石色的玻璃灯里点上蜡烛，把它们挂在枝头，那么花园里的每处地方都会有深蓝色的眼睛。
“我不喜欢鱼，”露西修女说，“鱼脸总是吓到我。我不敢看。它们让我毛骨悚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还哆嗦了一下，塑料围裙发出沙沙声。
亨德森先生跟我们讲起他的前妻玛丽。那是一次不幸福的婚姻。他们分离得很难看。亨德森先生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玛丽在伦敦雇了一个民事律师为她服务，那个律师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她选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会容易得多。但事实却是，他们把我洗劫一空。”讲到这里，他吃药停顿了一下，“我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恐怕是这件事把我变成了一个尖酸的人。”
“太凄惨了，亨德森先生。”露西修女说。
“啊，”他说，“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们两个在那里搞什么呢？”一个戴着宽边草帽的鬼魂喊叫道，“在为哈罗德·弗莱订计划吗？”她指向身边一个举着麦克风表情尴尬的年轻人说，“我今晚要上本地电台啦！”
“这一切已经压得人有点透不过气了，是不是？”亨德森先生悄悄地说。我点头表示赞同，对，是的。
“我猜哈罗德·弗莱对你意义重大？”
还没等我回答，凯瑟琳修女就推着小车打断了我们，她提供各种甜点选择。
“我就来一个绿果冻吧，修女，”亨德森先生说，“轩尼斯小姐，哪个能诱惑你？”
我指向一个玻璃小碗。
“给轩尼斯小姐来一个奶冻。”
“要不要挤奶油？”凯瑟琳修女问。
“要不要挤奶油？”亨德森先生又问一遍。
我摇摇头。
“她的杯子漫出来了30。”亨德森先生说。
“她的杯子怎么了？”露西修女问，赶紧检查桌子下面。
亨德森先生递给我一张新的餐巾纸。“要是放在几年前，”他说，“我会推荐一杯上好的餐后甜酒，轩尼斯小姐，然后再来杯咖啡和几颗薄荷糖。之后我们可以沿着河口散个步，看看落日。你和哈罗德·弗莱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我的神经极度忧虑，都没法抬眼看他，尽管我感觉到他在研究我，很认真地研究了很久，就好像他正直接看进我的心坎里。“哦，我明白了，”他最后低声说，“我明白了。你一定很不好过。”
“甜品来喽！”凯瑟琳修女宣布说，同时递来我们的碗。“叮铃铃！”
亨德森先生的最后一道甜点吃得比我还少。他只能一小勺一小勺地吃果冻，几乎没咽下去。最后他用勺子把它捣碎，把纸巾挡在碗上。在我尽量吃完奶冻时，他稍稍打了个盹儿。
“我希望你我在几年前相遇，”他说，“我们或许能享受一段时光。但这就是命。又或许，放在几年前，你和我不会注意到对方。我们得对现在知足。”他向凯瑟琳修女示意他准备离开了。他从他的花瓶里抽出一支美洲石竹，放在我的餐桌上。
我在我的笔记本里写字，让露西修女给他看。谢谢你和我一同用餐，亨德森先生。
“请你，”他说，“叫我内维尔吧。”凯瑟琳修女把他推回了房间。
今天早上，内维尔没有坐在娱乐室里他那把自动躺椅上。下午也没在。
送葬人的灵车——
好了。剩下的你都知道。
我把内维尔的花夹在笔记本的两页纸之间，因为我无法在花园里照顾它了，你懂的。
一条重要的口信及一篮晾洗的衣物
我手里抱着一捧花。白菊，包在塑料纸里。
“打扰一下。”我待在你家花园的大门口，大喊一声。门的另一侧，你的妻子正挂起洗净的衣物。一开始她没注意到我。她一件一件地从篮里抓起衣物，把它们夹在晾衣绳上。她穿着一件居家服，我记得那个。正站在无力的阳光里。身后是一堆裂木板的残骸，碎玻璃也四散在丛生的杂草里。我之后明白过来，你拆掉了花园棚屋。我朝屋子的窗户瞄了一眼，好奇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往外张望，但窗上都挂着新的纱网窗帘。没有你的踪影。
拆掉棚屋是在你砸烂纳比尔的玻璃小丑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一起暴力行径显然不够。你和莫琳，你们看似希望家里的花园里有一堆残骸。或许我应该说，看上去你似乎需要它。你需要看到你内心的崩塌。从你的后车窗望出去，不是一片草坪和栅栏，而是混乱。
我早就知道面对纳比尔会很难，但打一开始我也知道，和他的谈话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我辞职。但现在这个场面则全然不同。看到你的妻子和她的晾洗衣物，周围的摧毁，封死窗户的纱网，我再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转身想走，然后我又想起自己做过的事。我必须找到你，告诉你真相。
“打扰一下。”我又说一遍。这次莫琳抬起了头。她迎着光，皱起眉头，紧紧抿着嘴，就好像在试图弄懂她是不是应该认识我。“我叫奎妮·轩尼斯。在啤酒厂工作。”没有回应。她从篮子里拉出一个枕头套，像之前一样，把它挂在绳子上，用两个衣夹固定住。
莫琳的头发剪短了，像男孩的发型，尽管在我看来她像是被恶搞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剪的，随后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戴维时，他的头发。她的脸很窄，非常苍白。
我递上菊花。我不知道我是打算把它们留给你，还是送给她，又或许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它们是给戴维的。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来你家的路上买那些花。
“哈罗德在家吗？”我喊道。我们之间有一条花砖铺砌的小径。我不知道她会不会邀请我进门。她没有。
“哈罗德？”她又念了一遍你的名字，就好像我说的方式有哪里不对劲。
我告诉她，我有点事情要对她丈夫说。非常重要的事，我告诉她。
“但他人不在这里。”
这不是我期待的回答。我从没想过我会找不到你。
“他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外面。在上班。我不清楚。”
莫琳继续晾她的衣服。她拉住篮子里的一条毛巾，或许它和其他衣物搅在一起了，因为她的脸由于烦躁而扭曲起来，同时猛力一拽。她把它扔在晾衣绳上，又从口袋里顺手掏出两个夹子，把它们啪啪地夹在毛巾上。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她没看我就回答道，“我不清楚。”
头顶上空，一群海鸥翱翔飞过，发出一阵喧哗。其中一只嘴里有个大东西——一块面包，我想——它发出野蛮的吵声，听起来就像“走开，走开”。其他海鸥围着有面包的海鸥打转盘旋，一边喊着“嗬嗬嗬”。我们俩都抬眼一瞥，莫琳和我。“该死的臭鸟，”莫琳说，“都是害虫，真的。”她非常尖锐地看着我。攫住我的那双眼睛瞪得很大，很狠，并非如我预期的那样，被悲伤折磨得疲倦不堪，而是眼中带刺，充满悲伤的控诉。那时是夏末，但我的脊柱一个激灵。我发现我不敢回望她的注视。“你要什么？”她说。
匆忙中我问她，能否带个口信给你。我告诉她，你在啤酒厂里被卷进一些麻烦事里。都处理好了，我说。她没必要担心。我本不打算说出整个故事，但鉴于她不讲话，鉴于她只是用那种愤怒的疏离表情看着我，我就倒出了一切。我本希望以某种方法打动她，期待她的同情，但她越是不讲话，我告诉她的就越多。我解释说，你打碎了纳比尔的宝贝东西，我担下了过错，不得不离开金斯布里奇。悲恸让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我说。即使我说着这话，心里仍觉得荒谬。我又是谁，凭什么对她遭受的骇人的丧子之痛讲这些陈词滥调？
她一直盯着我，冷眼旁观。我注意到她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我递出花束。“请收下，”我说，“是送给你的。”
“送给我？”
“我真的非常抱歉。”说出这些话时，我开始哭。这是她最不需要的东西，我敢肯定。我试图擤鼻涕，让眼泪被轻松带过，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看着我，我会说，她心里有些东西变柔软了。或许她需要有一个人哭出来，才能进行某种真正的谈话。
莫琳走上前来。她停在大门的一侧，而我待在另一侧。现在我们距离很近，我能看到她眼睛里的红血丝。她明显没怎么睡觉。“为什么？”她说，“你为什么要抱歉？又不是你的错。”
我就快要尖叫。“求你了，”我说，“收下它们吧。”
莫琳接过花，稍微碰了碰蓬松的白色花瓣。“死人的花。”她低声说道，苦笑了一声，就好像这笑话只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你就是奎妮·轩尼斯，是吧？”
我怀疑她有没有听到我对她说的任何话。我说：“你能告诉你丈夫，我来道别过吗？”
她一开始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苔绿色的眼睛攫住我。“我猜你爱上他了。”她的声音很安静，很克制。我的感觉则完全相反：脸烧得厉害。
莫琳没有退让，也没有把目光挪开。
“其实他知道吗？”
“不。完全不知道。我永远不会——”我没有再往下说。我说不出口。
“噢，”她喃喃地说，就好像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告诉她整个故事了，“好啊，把他带走吧。要是你想要他的话。到屋里去。帮他打包。去吧。”她往回瞟了一眼，看了看那些漂白的窗户。然后她那双疯狂愤怒的眼睛回到我的身上。“去啊，”她唾弃道，“走啊。”
我彻底蒙了。有一个你和我的画面，肩并肩，你戴着驾驶手套，我坐在乘客座位上，我无法自控，开始发抖。尽管树叶已经开始移向，我们仍站在阳光里，莫琳和我。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有冷。冷进我的手心，我的皮肤，我的发间。我被彻底冷透了。“要不，还是我走，”她尖刻地笑着说，“那样怎么样？那样更合你的心意吧？”
她转身，朝晾洗衣物大步走去。她把我的花扔在篮子的最顶上，之后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弯下腰去，温柔地拎出一件T恤。我马上认出它来。那是戴维的一件T恤。她把它挂上绳子理平时，脸部第二次柔软下来，就好像他在衣服里面，而她在帮他检查折痕。
那时我意识到，她的悲痛像天空一样无垠。那是一种形式的错乱，但又不是，因为她只剩下错乱。无论莫琳走到哪里，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看什么，她的缺失无处不在。无法逃脱。
“我没有一张他像样的照片。”她说。我一瞬间愚蠢地以为我们仍在谈论你，然后我明白了，当然，我们聊的不是你。戴维是她脑中的唯一。“现在我开始忘记他长什么样了。我才失去他几个星期而已，但当我开始试着在头脑里想他的样子时，有些部分已经有点模糊了，我没法看清他。我的头脑怎么能那么对我？”她带着不加掩饰的困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跟你讲这个故事，我明白了莫琳并不期待，甚至不想让我回答。她只是需要发出这些话语的声音，让某个人、任何人听到都好。她并不期待我帮忙，因为根本帮不上忙。站在那里的可以是我，可以是一个邻居；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不是戴维。
她拉直T恤的袖子。“我儿子去过湖区。那个时候还可以。我大概知道他人在哪里。夜里的时候，我可以对自己说，他那边也是夜里。白天也是一样。但这次我毫无头绪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开始哭。一开始是小声哭，但很快变成了生硬激烈的爆发，就像在大吼大叫。她站在淡蓝色的天空下，瘦削的身子痉挛性地颤抖。留在这里感觉不对，太私密了。但同样地，走开也是一种抛弃。于是我只是站在你家的花园门口，尽量不低下头来和她一起哭泣。哭完以后，她愤怒地抹一把脸。
她说：“如果你觉得想要我丈夫，就把他带走。但如果你不想，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莫琳弯腰去顾洗衣篮。这一次她挂出来各种男士袜子。它们是你的。她全然没有刚才挂戴维T恤时那种温柔。她抽出每只袜子，抛到绳子上，两两之间留出很远的间隔，于是它们看起来像一排展平的单只的脚。那个晾晒的活儿中，有种格外空洞、孤独的东西。她朝下看了看，那个洗衣篮现在想必空了，里面有一束菊花。尽管才刚刚挂完衣物，她又开始松开夹子，把每一只袜子扯下来，一只接一只地把它们重新扔回洗衣篮里。几分钟之后，绳子又空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解释她做的事情，但没有，她只是眯起眼睛，盯着那一篮压着花的湿衣物，就好像她憎恶那一整堆该死的东西。
“你会记得吗？告诉他我来道别过？”我大叫，心悬在嗓子眼里。
她飞快地转头朝向我。眼睛里燃着怒火。“你还没走吗？”她大喊道。
我赶紧退后，飞快地走下福斯桥路，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在打颤，但我仍觉得走得不够快。直到接近山脚时，我才停下来，回头张望。她还在那里，站在晾衣绳旁，比绳子高出一点，又在重新晾晒她洗好的衣物。我渐渐明白了，这件事她可能已经做了几个小时。她可能会做上几天。即使她告诉过我，她实际上并不爱你，如果我想，可以把你带走，我还是看到了附在她身上的沉重分量，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她都是对的。我不想从她身边带走你。我从来没想过要那么做。
我最开始的打算是站在配角的位置上，安静地爱着你。但我却把自己置于你生活的正中了，看看我都做出了多么可怕的破坏。
我看了莫琳最后一眼。她擦了擦眼睛，擤了一把鼻涕，然后提起空篮子。她把它架在臀部上，小心地踩过碎玻璃和木板条的荒地，朝房屋的后门走去。没有转身。
我放下你了，哈罗德，因为你不是我的，永远不会。你属于你的妻子。
最后一个走的人
晚上，我的门开了，针一般细的光线穿过房间。一个小小的轮廓浮现出来，那么单薄，一开始我还以为来了个小孩探访。
“我需要找到我的床。”
是芬缇。
她飞也似的冲进房间，像一片发光的碎片，我意识到她是光着身子的。她一直在踱步。她朝我的橱柜里、窗帘后面看。她似乎不知道我在那里。
“它去哪儿了？他们他妈的到底把它放到哪儿去了？”
不，不，我叫道。我试图发出声音叫她的名字，但并没能让她停下。她检查门背后，在那里没有找到她的床，于是她四脚着地，盯着我的椅子下面看。她的光屁股就是两块凸出的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