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背着我从沙路走向他的车。其他所有的海滩小屋仍因冬天而大门紧闭。我就像只小鸟，西蒙大笑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一只鸟，早就死了。我努力不再去琢磨那个念头，因为它让我恐慌，哈罗德，那些想法涌出来时就是这样。他背着我走过公立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没人站在窗边，我很高兴。西蒙回去拿我的行李箱前，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给我做伴，但独处与寂静正是我习以为常的。
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我的海上花园。我看到燧石墙壁，彩色旗子，种穗的尖头，还有人像。在海雾的掩映下，它们只是高崖上的黑影幢幢。在村里，我们经过成排刷白的黑燧石村舍，大地像一本冬季之书般打开。灌木树篱只剩光杆。去年的树叶像小蝙蝠一样吊在树上，一道挪威云杉绿化带在风中摇摆。没有切维厄特绵羊的踪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地标，却没有道别。但有时你不说这个字是因为，你以为有些什么仍在继续，而实际上它已结束。
这里的十间卧室都在疗养院小楼的正面，可以远眺碉堡城垛、特威德河口和大海。娱乐室、小教堂和餐厅在小楼的背面，有着大扇的法式落地窗，打开来就是颐乐花园。像西蒙那样的义工每天过来陪我们坐坐，打理庭院，剪枝，扫地，翻土。我在窗口观察。我也观察修女们，她们的长袍随风飘扬，就像绿色海面上的白帆。
等到我们该道别时，西蒙说：“我要离开几个月，但等我回来就来看你。好吗？”
我点点头，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我也不希望让场面难看。他俯下身来拥抱我，我能感觉到他强劲的心跳声。“你要保重。”他说。他的脸都湿了，但我们俩都假装他没哭，我们都在微笑。
之后我看着他两步并作一步地跳下台阶，往停车场走去。我看着他跳进他的红车里，开走时“嘀嘀”按了两声喇叭。我转头面向通往住院部的双开门。就是一扇简单的门，没有特别之处，但它们就像铜墙铁锁。我心想，囚犯心里肯定就是这种感受：生命之门似乎就要合上。菲洛米娜修女是修道院的院长，她接过我的行李箱。
门的另一侧响起一阵狂笑：“哇！我赢了一辆露营车咧！”笑声之后紧跟着一口阴沉的苏格兰嗓音：“你没有读小字细则。她没有读小字细则。”
菲洛米娜修女明媚地一笑。“我们这间疗养院可能跟你预想得不同。”她说。
高个子男人与雪
今早我醒来时，哈罗德，拂晓的天空是珠贝的颜色。一团白花匆匆飘过窗口。我想起了雪。我伸手去拿笔记本。
二十四年前。我站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这是在啤酒厂上班的第一天，我很害怕。这件事非我所能把握。房间很小，而且冷得厉害。有张办公桌，有成箱乱糟糟的发票，但显然不成体系。我用我的粉盒镜子检查自己的脸，把几缕滑落的褐色卷发别上去。涂口红吗？还是不涂？我还在试图弄清怎么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训练有素的会计。这地方的味道——啤酒花和香烟味，让我想生病。然后，窗边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小片白。我走过去，偷偷往外瞄了一眼。
窗户下面是院子，有几个工业垃圾箱。没有什么景致。但天空压满了冬云，开始飘雪了，雪花像白色的羽毛在空中盘旋。我把脸和手指贴上冷冰冰的玻璃，抬头看着令人眩晕的白色落雪。预报没说有雪，所以这就像个小小的奇迹，有时天气出现意外的变化，就会有这种感觉。我看着院子和垃圾箱，它们很快从黑压压变成了白茫茫的，从坚硬变得柔软，看起来很美。我忘记了自己的病和冷。我忘记了自己害怕。
一扇金属门哐啷一声打开，一个穿着外套的高个子身影冲了出来。
是你。
和我一样，你也发现了雪花，看起来好惊讶。你向上凝望，就像我刚才那样，把一只手挡在眼睛上遮光。你大笑起来。然后你左顾右盼，确认没有人在看后，走向垃圾箱。你很满意自己是独自一人，掏出了一个包，你一定一直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里。你飞快地揭开一个垃圾箱的盖子，把几个空啤酒罐放了进去。啤酒厂所有的灯都大开，你被围在一圈泛蓝的墨黑光晕里，你的影子落在身旁一层薄薄的新雪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地丢罐子。毕竟这是一间啤酒厂。这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我已经注意到有几个销售代表微醺了。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丢掉那些罐子后，你似乎如释重负。你盖好垃圾箱盖，搓了搓手。以前我母亲满意地做完杂活时，就会那么搓手。
你转身往厂里走，之后似乎察觉到附近有人。你又查看了一次院子。不好，我心想，他发现我在这里了。等发现那不过是你自己投在雪地上的影子时，你又大笑起来。我也笑起来。你的影子让我们俩都摆脱了窘境。
你站在一块窗户的方块光影正中，抬起一个胳膊，你的影子也照做。你挥手，你的影子挥手回应。然后你抬起左脚，抖了一小下，你的哈罗德也重复相同的动作，他也抖抖脚。你再次仔细确认院子里没有人，没人在看，然后你摆了一个新的姿势。你想干吗？我被吊起了胃口。你左肩耸起，手肘夹在腰间，手摆好姿势，你在粉状雪地里跳起了软鞋曳步舞。你向左滑一小步，向右滑一小步，这样那样地摆动身体，轻轻地用一只脚平衡，又换成另一只脚。有一次，你甚至交扣脚踝做了个转体。跳舞的时候，你始终在留意自己的影子，你咧开嘴笑，就像不太相信它有活力跟上你。
我开怀大笑。我跳交际舞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当成职业，只是私底下的消遣。不管旅行到哪里，我都会找一间舞厅。但我很少见到一个男人舞动得这么轻巧。大多数和我搭档的陌生人都笨手笨脚的，发出樟脑肥皂的药味，用一双湿冷的手搭在我的后腰上。在你的四周，轻柔的白色雪片与空气周旋，它们就像音乐轻落，是温柔的小音符。
高个子男人，请继续舞下去。你让我快乐。我已经很久没有大笑过，科比，那个人渣，还有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孤单，真的很久了。我仍站在窗口，也开始动起来。你溜到左边。我滑到右边。你做一个侧步。我就转一个身。
然后，你向上扫了一眼我的窗户，我又以为你发现我了。但这次我不在乎。你往上看。我向下看。你和我，我们联结起来。我挥手。你也举起手来。但你没挥手。你接住了一片雪花。当然，你根本没看到我。
哐当。一声尖叫。金属门砰的一声弹开，一个年轻的销售代表被推进院子里。我们的头头纳比尔跟在后面，正对着他的耳朵大放厥词。他把那个销售代表的手臂反扣在背后压着，推着他顶着脚尖往前拱，所以那个可怜人的鞋子在薄薄一层的白色新雪上拖出一道痕迹。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从窗边挪开，别再看了，但我动不了。其他人跟着纳比尔冲出大门。他们都在叫嚣着。一个人操着从板条箱上扯下来的一块厚木板，对着雪花耍狠。你知道要打架时是什么情景。你可以从人们紧绷的状态中感觉出来。还没有人发现你，但很快他们就会。院子里无处可躲。
你僵住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发怒时，他就会站着一动不动，指望她能把他错当作别的东西而丧失兴趣。你在那里干吗？你的额头挤出一道道皱纹，在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你的决定让我松了一口气。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你滑稽地大力挥手，径直向那些人溜达过去。雪下得更大了，他们的肩膀、鞋子都沾上了厚厚的白色。但你大声喊着：“你们好啊，伙计们！多快活的一天啊！”你径直往前走去，于是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道，本来是一伙暴徒的气氛，现在却只有一群看起来很迷惘的冷飕飕的单个的人。我片刻之前见到的那个跳舞的人，被你化作哑剧演员。但你改变了事态。暴力的咒语被破除了。
那个销售代表惊惶地跑过院子，翻上栏杆爬过铁门。纳比尔和他的人逮住一个足球狠狠地揍了一顿。你最后又看了一眼雪，溜进金属门。
我全都看到了。但你没看到我。
刺耳的提醒
哈罗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如果你对旅行是认真的，或许应该集中精力走路，而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明信片上，对不对？今天寄来三张。一张有布克法斯特修道院的图片，一张是“夜间的南布伦特”——那张没什么好说的——最后一张是德文郡的地形绘图。你用交叉记号标出了你的位置。在英格兰走了整整三天，你似乎才刚逛出金斯布里奇。
你有没有查过地图啊？
我把卡片搁在膝上。我不想再一次引起像两天前那样的关注，所以不敢读出来。还是芬缇问起它们写了什么。我指指自己的嘴，凯瑟琳修女误以为这是在求助，猛扑过来，朗读你的消息。她快速浏览卡片，就好像它们是一连串婚礼致辞的提示卡。
她念道：“亲爱的奎妮。我的水疱上又磨出了水疱，但仍在走路。”又念：“亲爱的奎妮。我走了大概20英里。你必须等下去。哈罗德（弗莱）。”以及：“亲爱的奎妮。今天天气不错。祝好。哈罗德。”
又是挤压般的死寂。打断它的只有新来的年轻女人不稳定的呼吸声。
“这个人是谁来着？”最后亨德森先生问了一句。
“他叫哈罗德·弗莱，”凯瑟琳修女说，“是奎妮的一个朋友。”
“他说什么？‘等我’？”
“对，他似乎是在说等他。”凯瑟琳修女开始忙着把咖啡桌上的一套软木杯垫摆成直线。
“同时他在穿越英格兰？”
凯瑟琳修女发出小小的“嗯嗯”声表示肯定。这不至于像一言不发那么没礼貌，但也没有一句“对”来得清楚。
“真是个废物。”亨德森先生又读起报纸来。有时露西修女问他想不想玩填字游戏，因为他曾是个英语老师。但那有什么意义？他恶狠狠地呛一句。他待在这里或许不是寻找答案的。
“所以你的男人真的要来了？”芬缇说。如果你要想象她的样子，就得想象一个细秆稻草人，穿着紫色弹力宽松长裤和亮色运动衫，裹着绿色毛圈布头巾。她涂鲜红色口红，还让露西修女给她涂红色的指甲油来搭配。眉毛是画的，两道高挑的橙色弧线，所以看起来她永远在惊讶。她告诉义工们，化疗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面部毛发和体毛都没了。就像免费做了一次永久性巴西式脱毛，她说。而化疗的其中一个坏处就是头顶的所有东西也都没了。（“巴西式脱毛是什么？”露西修女隔了几天问起。芬缇咽了口唾沫，向人求助，但珠母纽王在研究一个包裹，芭芭拉又把她的一颗玻璃假眼球掉到裙兜里了。“就是一种发型啦，”芬缇说，“很短的。”）
“或许奎妮的朋友只是出个远门，”露西修女说，“路上寄些漂亮的明信片来让她知道。”她拿来了新的拼图。是一幅不列颠群岛的插画，有一千块。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拼好了康沃尔的一小条，还有诺福克海岸的一小块区域。不列颠群岛的形状是一只露趾凉鞋。
“但哈罗德·弗莱为什么说他要一路走来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呢？”芬缇问，“还有，为什么他要让奎妮等他？”
亨德森先生怒瞪报纸：“这个男的到底几岁？”
我假装自己没听到，他又更大声地重问了一遍。我很快举起手指，比出一个六，然后一个五。六十五岁。亨德森先生放声大笑：“噢。他刚刚退休，是吧？厌倦了坐在家里，是不是？哈罗德·弗莱先生应该试试假日大冒险。”我觉得自己羞得无地自容。脚指头都羞红了。
芭芭拉说，她以前有过一个男人很爱她。他的名字叫艾伯特·贝茨。珠母纽王说他曾有很多女人，也被爱过很多次，他希望她们别头脑发热，也开始徒步。他是个壮汉，几乎是个巨人，夹克上的纽扣闪闪发亮，像一百个鳞片。与其说他在说话，不如说他在咆哮。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时，误以为是一部拖拉机。
但哈罗德·弗莱不爱我，我写道。我希望到此为止。我希望他们都别再来烦我。
“或许哈罗德·弗莱在进行某种现代意义的朝圣。”菲洛米娜修女说。
“来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朝圣吗？”其中一个义工笑起来。
菲洛米娜修女也笑了。“哎呀，我不知道啦，”她说，“或许他需要做这件事。”
“我懂，”芭芭拉说，“我懂。”
“不完全对。”亨德森先生指出。
“嗯，我倒希望有个老头为我走路，”芬缇说，“就算只是散步到酒铺再回来都好。”
突然，新来的年轻女人受惊般地大口喘气，紧接着是一连串微小的吱吱声，就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卡到喉咙里了一样。她七窍全开——眼睛，嘴，鼻孔。她张牙舞爪，十指叉开。一度没人敢动，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然后大家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在动。我只能听到她窒息时可怕的结块声，透过一堆黑白的修女罩袍，我只能看到年轻女人的拖鞋在扑腾，在挣扎着留住生命。修女们架起她，帮助她呼吸。有人要氧气。拖鞋停止了扑腾，无力地悬着。一派全然寂静。一切都太快了。
露西修女把我捞起来，搂进怀里抱走。没时间去找轮椅。她什么也没说，但面色僵滞，像一块牛奶啫喱。
我甚至不知道年轻女人的名字。她一定只有二十来岁。殡仪馆的黑色厢车下午过来了。
“轻如鸿毛。”亨德森先生喝茶时说。
修女给每张桌子都铺了亚麻布餐巾，放上花园里摘的麝香兰。
做一件小事
“抱歉，我今天早晨来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给朋友送植物去了。把它搬上搬下巴士真够困难的。”她拉开防风衣的拉链，把衣服挂在椅背上。
我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但她又插话。“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你可以想象。一个修女坐巴士，还带着一盆桃金娘灌木。”玛丽·安贡努修女打开她皮包的锁，把打字机搁在腿上。“我们今天写些什么？”她说。
我想着自己躺在这里被人看护的时间里，她做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窗口的光是一片清澈的蓝冰。外面会有一场晚霜，或许是今年的最后一场。我想象着我的人像，戴的亮片闪烁不定。我想起挂霜的草叶。悬崖和下方的海湾一样泛着蓝光。我被悲伤吞没。我永远都写不到信的结尾了，我想。在我面前是庞大的故事，而真相又那么复杂。什么东西一旦坏掉，就把它扔掉。
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潦草地写下。我想待在我的海上花园里。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的牢骚，坐着没动。她昂起头来，就好像在聆听着稍微超出我音域的什么声音。然后她说：“我发现啊，每一天开始时，规律性地做一件小事会有所帮助。我以前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每天早晨出门收集引火棍。他说，这有助于他避开这一天里的各种矛盾。我有另一个朋友，他带狗去海边散步。我了解，现在捡棍子和带狗散步都不可能，但你可以背诵一首诗，或者做些脊柱运动。每天例行这些小小的仪式会有好处。你的仪式会是什么呢，奎妮？”玛丽·安贡努修女扫了一眼房间四周。
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启发。轮椅。一个洗手池。一幅镶框印刷画，上面有两只蓝鸟。黄色的窗帘。一扇窗户。外面的树枝，只披挂着最脆弱的树叶。有一台电视机，但我过了二十年没有电视的日子。我无助地举起手。
“哦，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们就做手指伸展练习。”
于是我们伸展手指。她把手像轮子一样旋转，然后轻轻地掌心相对，我也模仿她的样子照做。我学她先绷直拇指，然后是食指，依次下去。我记起人们过去怎样摇下车窗，打手势做警示信号。我听到疗养院外的海鸥在空中鸣叫，听到风穿树间。我听到修女们在走廊里与医疗小组说话。但都是轻声细语，如潮起潮落。我听到它们，又任它们散去。只剩下你坐在车里驾驶座上的画面留在我的心间。我笑了。
“这样好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现在你准备好写信了吗？一个词一个词地写。”
低能暴君
讽刺的是，哈罗德，我甚至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会计。我从古典文学专业毕业，接触账簿最多的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个政客做研究员。他喜欢让我伪造支票簿存根，这样他的妻子就不会生疑。他也让我伪造其他的东西，但我划清底线，拒绝配合。
在班森姆海滩做出重新开始的决定后，我在金斯布里奇郊外找到一间家庭旅馆，住进了最便宜的房间。这个地方散发出肉汤和衣物柔顺剂的恶臭。那股味道无处不在。在木片墙壁里，涤纶床单里，粉色的床头灯和纸灯罩上。有时我走出半条街还能闻到它。它似乎钻进了我的皮肤，我的头发，留在里面了。我必须找个新地方。
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啤酒厂的招工广告，于是过去面试。这份工不值得我去做，但我当时走投无路。这个工作可以将就一下。我给金斯布里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动身上路。我以为我的生活到了夏末会变得迥然不同。
“我是来给你当新会计的。”
“你？”一个穿着三件套亮面西服的刺儿头（就是纳比尔）说。他没进办公室的门就停下了，盯着接待室另一头的我。“但你是个女的。”
我端详自己，隆起的胸部，整洁的双手，就好像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地方。“我的天哪，”我说，“我真的是女人。”
我说这话本来是为了搞笑。我想笑。但纳比尔显然不想。他看起来很震惊，接着怒不可遏。矮个男人不能穿高跟鞋真是个遗憾，本来这世界能省去很多麻烦的。“滚你妈的蛋。”他说。为了躲开我，匆忙中他几乎撞上一棵金银丝箔的圣诞树。
“至少你得面试我一下，”我大声喊道，“因为男女平等啊什么的。”
这句话似乎终于好笑了。纳比尔转过身来龇牙咧嘴。然后他大笑起来，音调很高。呀，哈，哈。我能看到他后牙上的金点。气氛并不欢乐。
“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人。”他厉声喊道。
我已经想起身离开。啤酒厂的气味太令人作呕，我不得不一直强作笑颜。但那个男人盯着我看的方式，还有他笑的样子，就好像我不够优秀，就好像我永远都不够好，这激起了我倔强的一面。“好吧，”我说，“我会等到你改变心意为止。”现在该轮到我挤出个笑容了。只不过，我的笑容刺人。
我等了一整个上午。每次纳比尔打开办公室的门，我都在那里。“有人来面试吗？”他对着秘书喊。
“轩尼斯小姐。”她会说。门就会猛力关上。
到了午餐时间，纳比尔从走廊潜逃，他几乎是贴着抛光镶板墙面在走。他的秘书问我还好吗，要不要喝水，但我说不要。“或许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她温柔地说。我们先是听到他在大楼另一端对着某人叫嚷，然后他又出现了，焦虑地四下张望，看我的椅子空了没有。我站起来挥手。“我在这里，纳比尔先生。”我很虚弱，因为没吃东西。
“你喜欢性和旅行吗，轩尼斯小姐？”
终于，有面试了，尽管不太常规。我脸红了，但我不会任他欺侮。“我喜欢，没错。”
“那就滚开。”门猛地关上。
我问秘书，她的老板是喜欢女人的吗，她说他喜欢，但基本只喜欢她们待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他也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女王并列，不过不是在他的汽车后座上。那两个女人是镶在银框里的。我好像说了句“好吧，无所谓了”之类的话，但她似乎听不出讽刺意味。
快五点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露面。纳比尔的秘书穿上外套，关上了灯。“还会有其他工作的，”她说，“等金斯布里奇的旅游旺季开始时，会有女服务员之类的事情做。”我对她解释说，我需要一份文员工作，一个不要求搬重物的活儿，而且我几乎身无分文。我没有时间等。“好吧，祝你好运。”她说。我又在沉默中干坐了半个小时。啤酒厂很静，老旧的建筑都是这种静，就好像这寂静是由吱嘎声和滴答声构成的，这些声音不再与人有关，只与人留下的东西有关。
我敲了敲纳比尔的门，等着。他已经为了躲开我而跳窗逃跑了吗？我等了一整天，却要在最后一刻被他耍吗？那真是过分了。我转开门把手，走进阴郁的浓烟里。我首先注意到一套穆拉诺玻璃小丑在他的桌上依稀闪烁，大概总共有二十个，有蓝有橙有黄，像一支融在烟雾里的乐师队伍。它们的后面坐着纳比尔。他坐在一把红木皮质办公椅里，心急火燎地转来转去。
“不许碰玻璃小丑。”他咆哮道。（就好像我想碰一样。）很抱歉要让你回忆起那些东西，哈罗德。
我说：“看来你非得雇用我不可了，纳比尔先生。”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他用正抽着的烟点上另一支烟，然后把抽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我不想要女人干的活儿。我想要男人的活儿。我可以帮你在六个月内省下五百英镑。”这个时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到。“我在这里坐了一整天。如果我铁了心要做一件事，就不会动摇。你能有什么损失呢？”
我就是那样得到会计工作的。我从金斯布里奇的旧货商店买了一套便宜的棕色羊毛套装，腰部有一点宽松。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双不那么花哨的棕色系带鞋——矮跟、圆头。我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攻读关于记账和财务的东西，有时我想起丢在身后的那个人，科比的那个男人，我本可以大哭出来，但我已经哭得太多，没有空间留给眼泪了。
我在新年期间回到啤酒厂，一半期待着被拒绝，一半期待着当晚坐上另一班大巴。但纳比尔的秘书说：“啊，轩尼斯小姐。你的办公室在一楼，右边数第三个门。”我差点穿着我那双朴素的棕色皮鞋跌倒。
流言显然已经传遍啤酒厂，一个女人要开始做账了。几个销售代表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流连，想看上一眼。女人。数学。棕色套装。他们假定了一件事。那可是二十四年前，要记得。在那些维多利亚年代的啤酒厂高墙后，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改变过。
“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女同性恋呢。”纳比尔的秘书欢快地说。
“但我不是，”我说，“我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喜欢男人。”
“这是个自由国家！”她唱起来，还是像唱高音一样。她笑了，但没跟我握手。
今晚是菲洛米娜修女送药，值班护士给我换了敷药，又给我贴上一块新的止痛贴。她们发现我仍拿着铅笔和笔记本端坐着，似乎很惊讶。“你还好吧？”菲洛米娜修女说，“你好像很忙啊。”
“很好。”我咕哝了一声。甚至微笑了。
“我们俩都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她把打好的纸页排好顺序。“今天是很棒的一天。”
“那就好。”菲洛米娜修女说。
“那就好。”值班护士说。
我们都笑起来，就好像笑是唯一的话语。
周日之歌
马又来探访了，但这天玛丽·安贡努修女一定休假去了。马一直在交换后脚站立，还总撞上扶手椅。还有，它出现时戴着一顶帽子，穿了四只舞鞋。舞鞋和我的很像。帽子是扭成一圈的稻草，装饰有一团塑料花和塑料樱桃；跟母亲戴去我毕业典礼的那一顶没什么不同。母亲是个外表很男性化的女人，那顶帽子对她是个挑战。她极度恼火，因为帽子一直从她的头上弹出去。“糟了，糟了。”她咆哮着。最后我父亲帮她拿着帽子，稍微举起来，小心翼翼地不让它翻倒，就好像他在端着一盘真正的水果沙拉。
马的主人无迹可寻，就是那个顶着西柚的女人。或许她去买干草了。
今天开始给你写信之前，我做了手指伸展练习。然后露西修女给我洗了我所剩无几的头发，还取来了她的电吹风。“你的耳朵很好看。”她说。她捡起我掉在地上的几张纸，皱起眉头，然后把它们颠倒过来看，以为会有所帮助。我指向我的行李箱，示意她可以放那里。
“我在给哈罗德·弗莱写一封信，”我告诉她，“玛丽·安贡努修女一直在帮忙。”我应该用几笔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上的，因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来没听懂过，但我已经累了。等我不再尝试说话后，一种恐慌的表情笼罩了她的脸。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努力想要领会。
“我不确定自己懂了没有。”她悠悠地说。
我要去够我的铅笔和笔记本，但她说：“别，别。再说一遍。是我的错。我保证这次会听懂。”
“我在写一封信。”我勉强挤出话来。我把每个音节都独立发出，隔出间隔，就像以前在恩布尔顿的邮局商店里一样，但最后事情变得太困难，我就不再去了。
她粉色的嘴巴爆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噢，我明白了，奎妮！我知道你说什么了！”
露西修女热情洋溢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她转过身来：“你要加一块糖还是两块？”
忧郁星期一
没有明信片。
我料想你是回家了。
“哦，够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们回到写信上来。”
又来了一个病人。一个男的。大概三十五岁左右。他穿缎面睡衣，怪兽大脚一样的蓝色大拖鞋，头上还包着一圈绷带。从头顶绷带下陷的情形来看，你可以把他的头颅想象成一只水煮蛋，顶端被削掉了。
家人和他一起来的。两个小女孩，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妻子，他的母亲和父亲，还有另一个看上去像他姐姐的女人；她和他有着一样的深色眼睛。那个男人看起来是这么多生命的中心。他们都在他旁边坐成一排，后背挺直，很拘谨的样子，坐在娱乐室软木布告栏下方的一排椅子上。你能看到他们瞥一眼他，又瞥一眼我们，同时紧抓着他们手里的那杯茶和华夫饼干，就好像死亡能传染，而只有日常事物才能拯救他们。
“我爸爸有新的拖鞋。”其中一个小女孩说。
“很好看。”珠母纽王说。
“还有新睡衣。”
“也好看。”
那个母亲警告性地瞪了她女儿一眼。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别跟有保质期的人说话。祖母从她的手提包里默默地取出一本填色书。“过来，爱丽丝。”她唤道。
“那位太太是怎么回事？”小女孩说。年轻母亲噘起嘴，示意她自己正在忙着思考重要的事情，没听到她说话。于是女孩又说了一遍。但这一次她站起来了。她用手指着。“为什么那个老太太看起来那样？”
“哦，那是芭芭拉，”芬缇说，“她没有眼睛。国民健康保险出钱给她做了两次修复手术，但有一只眼球老是蹦出来。不是吗，小芭？”
芭芭拉哈哈大笑。名叫爱丽丝的小女孩也笑了。
那家人没笑。
“你要是想的话，可以给我的书填色。”爱丽丝说。
“好呀，”芬缇说，“我最爱填色了。”
一对不错的三明治
“这是轩尼斯小姐。她是我们的新会计。你听说了我们第一次怎么遇见的吗？”
我要是诚实一点——毕竟这次写信的重点就在这里——就会告诉你，以前让我恼火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走下车给酒吧老板讲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情形。你每讲一次，自己就会大笑一次，我心里想的是，老天爷，又来了。听你一遍又一遍地搞错细节，就像是嫁给了你，却没有开心的点滴细节。
“是啊。其实是个好笑的故事。非常好笑。我们是在文具柜里遇见的。”
我们不是。
早在我于那间库房里异乎寻常地情绪崩溃之前，我们就已经被人引荐认识过。是在食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每天都能从办公室窗口看见你一闪而过。一个把他的空罐子藏进垃圾箱里的人，一个和影子跳舞并且勇于面对威吓的人，我想了解这个高个子男人的更多事情。
那是午餐时间。我已经在啤酒厂工作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正和纳比尔的秘书坐在一起。我现在想起来了——她的名字是席拉。她是个纤瘦的人，温文尔雅，但胸部大得不成比例，不管人们如何努力，想去赞赏她的其他什么地方，比如她相当普通的嘴巴，或者她打薄的头发，你的眼睛就是一直忘记那些部分，就是不由分说地落回到她的胸脯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男人们从头到尾一直对着它们讲话。我看着她，她容忍而尴尬的表情，就好像在等着人们抬起头来，意识到她其实也和他们一样有一张脸。
我记得你在我们桌边停下时，我正在问“她怎么样”之类的客套问题，而她在客套地回答关于天气的什么。我甚至没有抬头，就看见一双帆船鞋，还有你的裤脚垂得不够长，露出了菱形图案的袜子。如果非要说什么，你下半身绝对的平凡震撼到我了。
等我抬起眼皮时，才发现是你。我一直在找的男人。我脸红了。
让我惊讶的是，你也脸红了。但你的尴尬不是因为你曾在一楼的窗口秘密偷看过。哦，不是的。你在公然直勾勾地顺着席拉的乳沟往下看。你似乎不能挪开视线。“天啊。”你大声说出来。
“哦，你好啊，弗莱先生。”席拉说。
你看起来彻底崩溃了，就像嘴里蹦出了一个你深信能憋得住的词。然后你尝试为自己可怕的失礼做出补偿。你说出来的是“我的神啊”。
“哈罗德·弗莱是一名销售代表。”席拉对我说，就好像这能解释一切。席拉又对你说：“这是轩尼斯小姐。她是新来的。在做财务。”
你调整了一下领带的打结。（并没有歪。从来就没有歪过。但我后来知道这是你的习惯，就像其他人清清喉咙，或者像我父亲以前在谈话自然结束时常说一句：“好吧，就这样了。”）
“很高兴遇见你们二位。”你说着伸出手来。然后你似乎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这一次你哼了一声。这个时候，其他销售代表都放下他们的肉饼和香烟，开始笑了。
“你愿意一起坐吗，哈罗德先生？”我问道。
你现在骑虎难下。很明显你希望逃出食堂，逃避你的错误，但你把三明治放在了桌上，挨着我的三明治。那似乎已是你愿意做到的极致了。那天早上我是自己做的三明治：黑面包加火腿。你的三明治放在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盒盖上贴了“戴维·弗莱”的名字。我猜你有个妻子给你准备午餐。
所以之前只有两个人无话可说，现在变成了三个人干瞪眼。席拉和我看着你，而你一直站着不坐下，绕着你的三明治盒子打转。
最后席拉说：“下周我要结婚了。”
“啊，真好。”你说。
“其实，我真的很紧张。”
“紧张？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紧张。我都吃不下东西，你看。”她给我们看她的午餐盒，她说得没错。小鸡啄米都比她吃得多。
你和我迅速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它让我们短暂联结，就好像合力帮助这个年轻女人是我们的义务一样。我既不了解她，也不了解你，当然，对婚姻也一无所知，我只能耸耸肩。交给你了，高个男。还有就是，我已经被你的眼睛迷倒。它们蓝得毫无保留，我完全没法思考别的事情。
你把双手背到身后，坚定地把两脚分开，让它们扎进地里。你低下头好一阵子，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于是那些纹路又出现了，你的额头上都是褶子。席拉朝我看了一眼，好像在说，他在干什么？我也回了她一个微笑，意思是，我也没有头绪，但等一等看。
“请不要紧张，”你慢慢地说，“我的新婚之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洗手间里。但那仍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你会幸福的。”这时你抬起头来，亲切地微笑。你的整张脸都洋溢着笑容，一直延展到耳根。你的眼睛在放光。我那时知道了，你一直都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因为你喜欢人，你希望人人都活到最好。这真让人倾倒。
到啤酒厂工作以前，我做过很多事，到过很多地方，遇过很多人。我的古典文学拿到优等。我在一间酒吧里找到工作，赚钱来上文秘课程。我做过研究员的工作，当它变得无法忍受时，我就换了份工，去做导游，之后是家庭教师。我和一帮女性艺术家在苏荷区混了几年，和科比一个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纠缠不清（那个人渣）。总而言之，我听过很多人只磨嘴皮子。我听他们说话言不由衷，看他们说到做不到，但我从没遇到一个人，他说出的话如此简单，却意味深长。席拉敬畏地听着。你站在那里，脚下坚定，肩膀纹丝不动，相信她会对你的这般笃信感到满意，也会马上开始相信这一点。然后你说：“好了，加油吧，女士们。”然后，你拿着我的三明治走掉了。
原来你的三明治是火鸡肉加沙拉酱配白面包。你的妻子切掉了面包皮。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吃面包皮。
席拉对我说：“他是个好男人，弗莱先生。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我现在没事了。”
“他是个舞者，对吧？”
席拉大笑：“哦，我不这么认为。大多数时间，你知道，他大多时间都坐着。”
后来我向其他秘书打听过你，但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新东西。你在啤酒厂工作的时间已经比许多人要长。你从来没有缺过一天班，连你儿子出生那天都没有。显然，你每年夏天休假两周，和家人去度假，但你的桌上没有照片，因为我还特百惠保鲜盒给你时查看过了，我只能看到回形针、一个塑料削笔刀和一本免费赠送的圣诞日历，是中国料理店的外卖送的。都过期了。
远远地看着你，我有了几个新发现：周一、周三和周五，你穿一套棕色西服配各式各样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领带；周二和周四你穿米色灯芯绒裤子搭配浅褐色的V领毛衣。说到时尚，你主要的趣味似乎就是融入背景。
你的眼睛是深蓝色的，蓝得那么鲜明，几乎惊心动魄。许多年后，我试图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寻找相同的颜色，有时我觉得鸢尾有那一种蓝，有时是我的蓝罂粟。在一个夏日清晨，当天空倒映在大海光滑的褶层里时，我发现了你。你腰杆挺直地走着。你的头发是一片浓密的棕色，从来没有平整过。你裹着围巾（浅棕色条纹），扎得很紧，这让我好奇地想，是不是你的母亲曾经说过，要是不把脖子裹暖和点就会感冒。在啤酒厂远远地看着你，问自己这些问题让我精神振奋。我假设你有喝酒的习惯，虽然你自己觉得羞耻，但还是喝。我们都有秘密。
我从没见过你不戴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
我从没见过你挥高尔夫球杆。
我从没见过你不穿帆船鞋。
我从没见过你开帆船。
寂寞的绅士
好吧，哈罗德，你已经走了一整个星期，现在你路过埃克赛特了。一天里寄来两张明信片！你对脚在袜子里的描写尤其生动。但愿你在恰德莱买到了膏药。我喜欢埃克赛特那张图片。大教堂还有绿色植物。想到自己上一次在那里是二十年前，感觉很怪。那一天我永远离开了德文郡。
“亲爱的奎妮，”露西修女读道，“不要放弃。祝好，哈罗德·弗莱。”
“那个傻子还没回家吗？”亨德森先生说。
“当然没有！”芬缇大叫，“他正走路来看奎妮·轩尼斯。”
今天派件时，她收到一张代金券，说她如果去填写一张网上调查问卷的话，就能得到一整年供应的麦维他饼干。亨德森先生没有收到东西。
“收到你那样的邮件，还不够烦心啊。”他说。
珠母纽王有两个包裹，但他说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拆开。芭芭拉从她的侄子那里收到一个编织眼镜袋。“真不错啊，”她说，“可惜我没有眼睛，但我能把我的注射泵放在编织袋里。那样也不错。”
另一拨病人今天下午过来。
“你一旦进了那几道门，就是一张单程票。”亨德森先生说，“下一个轮到谁？”
我假装在读你的明信片。
“你以前在金斯布里奇住过吗，奎妮？”凯瑟琳修女问。我飞快地点头。“你就是那样和哈罗德·弗莱成为朋友的？”又一次点头。“你为什么离开？”我觉得鼻子刺痛。露西修女拉过我的手。
“那么，我们猜猜看哈罗德·弗莱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她大胆地说，“明天早上，还是明天下午？”
露西修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善良的年轻女人之一。在法式美甲和吹干头发方面，无人能及她。但我认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来没见过英格兰地图。
怪不得拼图对她是个挑战。
是的，我记得埃克赛特。它就在地图的一端。我去过你在福斯桥路的家道别，却遇到了你的妻子。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对话，她和我，而且那是我一生中最具毁灭性的对话之一。我记得埃克赛特车站对面忙碌的咖啡馆，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在里面，带着我的格呢行李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很明显我必须离开。莫琳的话在我的耳边回荡。只要我一静下来，就能听到。与她会面后，我走啊走啊，但都没有用，我躲不过她对我说的话。我还能看到她。我在脑海里看到她。她在晾晒洗过的衣物，晾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太阳再也不会出来，风再也不会刮起，而她的工作永远完成不了。她的身后，纱网窗帘挂在每扇窗上。房子合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回忆就非得保留得这么清晰。我才想起一小片，整幅画面就忙不迭地杀了回来，而其他的东西，比如那些我愿意记起的东西，却了无踪影。如果回忆是一座图书馆该多好，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你可以走到咨询台旁，对图书馆助理说，我想退还有关戴维·弗莱的痛苦回忆，或者说，其实是有关他母亲的回忆，取出一些开心的，麻烦你了。和我父亲去钓棘鱼的回忆。或者我做学生时去彻韦尔河畔野餐的回忆。
然后助理会说，当然可以，女士。我们这儿都有。“钓鱼”在“D”架。同理“野餐”在“Y”架。你会在左手边找到。
于是我父亲就出现了。高高大大，穿着他的工装裤，笑眯眯的，一只手里捏着手卷烟，另一只手里是我的渔网。当他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向溪流的崎岖小径上时，我得连蹦带跳才能跟得上他。“那个丫头呢？你在哪儿？”灌木花丛里虫鸣鼎沸，父亲会把我扛在肩上——然后呢？
我没有头绪。剩下的我不记得了。
但我在写埃克赛特的咖啡馆啊。那地方已经挤满了人。行李箱，背囊，帆布包。人都难以挪步。学校假期正好结束，外面笼罩着晨雾。我身边都是彼此相系的人，有说有笑，憧憬着他们彼此相系的未来。这让人难堪，所有的一切。太多的幸福，让窗户蒙上了水汽。我选了门边的一张桌子。每一次门开，我都希望是你。哈罗德会听说我为他做的事，我心想。即使莫琳没把我的口信转达给他，他也会碰上某个啤酒厂的人告诉他。哈罗德会来找我，我会说出真相。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