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这位子有人吗？”
我心神荡漾。抬起头，当然，是另一个人。不是你。他有浓密的棕发，但不像你，他颈后的头发没有一丁点儿的卷曲，而且也没有从耳朵上方扎出来一点。他指着我对面的空座。不行，那位子有人了，我告诉他。我在等人。现在给我闪开。
最后那一小句话我没说出口，但我的头部动作传达了那个意思。
男人点点头，走开了。他身上有种很害怕很小心的感觉，在行李和喧闹声中谨慎前进。他似乎不熟悉这地方。看起来像只玻璃做的动物，手脚太过纤弱。最后，他在一家人的旁边找到一个空位，挤在边缘坐下。他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袖口、头发、鞋子，当人们没有自信，需要提醒自己的身体界限在哪里，世界的其他部分又从哪里开始时，就会这么做。他要了一壶锡兰红茶（不加奶）和一份烘烤茶点饼干。然后他身旁的小孩打翻了塑料杯，泼了他一身的果汁汽水。
每个人都跳起来了。寂寞的绅士，女招待，其他顾客。别担心，别担心，他一直在说，同时用他的手帕擦拭西服。女孩的父母递给他餐巾纸，说着，把干洗账单寄给我们吧，要不你吃我们点的食物？而他满脸通红，说着，不用，不用，别这样。不用，不用，别这样。越多人关注他，他看起来就越痛苦。我耻于说出口，但我坐着旁观时，心里想的是，好。就让这个孤独的人别扭。至少不是我。
一个年轻人来了。他在门口驻足，没有进咖啡馆。牛仔裤，T恤，新的牛仔靴。他环抱手臂，扫视了每张桌子，就好像在清点我们的人数。寂寞的绅士站起来。他又擦了擦西服，但手在抖。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全世界。他放下付账的钱，跟着年轻人走出咖啡馆。
我用袖子抹掉窗上的水汽。从我坐的地方能看到他们沿街往下走去。寂寞的绅士并排走在年轻人的身边，手插在口袋里，直到年轻人伸出手臂揽过寂寞的绅士，把他拉近。其他人注意到了，避开他们，但年轻人一直搂着绅士，领着他往前走。我看着他们走进雾里。然后消失了。
你看，连咖啡馆里仅有的另一个单身的人都不是孤身一人。这是最后的稻草。哈罗德·弗莱不会来了，我想。你可以等上一辈子，他也不会来。我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原谅。我抓起我的格呢行李箱提手，猛拖着它穿过人群，就像我见过的恼火的母亲拽着尖叫的小孩穿过陌生人群那样。“看着点路。”人们对我嘟囔。我恨他们，但我真正恨的人是我自己。我逃跑了。
在火车站里，我浏览着发车显示牌，想找出最远的终点站。要是火星列在上面，我就去火星。就目前来看，我只能将就着去纽卡斯尔。
“Single2吗，女士？”
哈哈，很好笑。谢谢你指出来。“是的，我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还准备回来吗，女士？你想要往返票吗？”
现实逐渐清晰。我不想走。请你别让我走。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爱着哈罗德·弗莱。如果我离开，我的生活就一无是处了。然后我记起莫琳的话，再次感觉到它们空洞的痛击。
“请给我一张单程票，”我说，“永远不再回来。”
无所事事中
我听说珠母纽王今天感觉十分不适，不能来娱乐室，亨德森先生也是。有个病人的家人全都围坐在她身旁，拉着手。菲洛米娜修女问他们愿不愿意和她一同祈祷，他们说好，他们愿意。菲洛米娜修女小声念出祷词时，他们闭上了眼睛，我觉得人类拉着手聆听时，一定是最为接近神的时刻，不管是哪一个神。
一个义工给芬缇展示怎么用纸巾折花。他们也给芭芭拉做了一朵，但她误把它当成帽子，戴在了头上。
她戴了整个早上。
我窗外树上的萌芽都绽开成叶了。树不时地摇动它们，好像在说，你们在上面开心吗？
所以我错了。终究还是有事发生的。
你也看到叶子了吗？
等一下，你想用我的手帕吗？
哈罗德，你在文具柜里发现我时，我已经在啤酒厂工作一整个月了。那是二月初。我已经吃过你的三明治，打探过你的办公桌，但自从食堂那次之后，我们就没有说过话。不过，我一直在我的窗口等你。你几乎每天都带着空罐子去那儿，有时我想用意念让你跳舞，但你从没让我如愿过。或许雪才是你的灵感。我们再也没遇到过那样的天气，至少在我们共事时没有过。
所以想象一下吧。我在柜子里哭。我听到有人靠近，用力拉门，我试图躲藏。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表现得像我父亲一样，试图假装自己不在那里。但对一个穿棕色羊毛套装的小个女人来说，当你的身边除了打印纸和牛皮纸信封之外没有其他时，要假装自己不在场实在很难。
“请你原谅。”你说。你显然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你选择盯着我的脚。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理直裙子，低下头来。我把苦恼归咎于纳比尔和其他销售代表对我的嘲笑。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我要递辞职信。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提的是，我来到金斯布里奇时怀有身孕。我没提的是，我刚在上一个周末失去我的宝宝。由于胃痉挛和心里的悲痛，我几乎站不起身。
你显然渴望两件事：你没有打开文具柜的门，也没有发现我在里面。我也渴望两件事：你能关上文具柜的门，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这似乎是最好的出路。你一直在张望走廊。左看看。右看看。左看看。
往哪儿看也没人能帮你。
于是你做了另一个小决定。我从你的脸部和肢体语言读出来了。你小心地把两脚分开一点站立，就像你对待席拉的方式一样。你把手背在身后，眉毛因为专注而皱成一团，同时你左右摇晃着转换重心，寻找对的平衡点。我感觉上像在观看大树扎根。除非你帮上我的忙，否则你是不打算挪窝了。然后你开口了。
“不要辞职。”你的声音很温柔。我抬头看你，发现你的眼睛正一闪一闪地看进我的眼里。“刚开始我也发现很难。我觉得格格不入。但都会好的。”
这就像你的另一句咒语。我无法作答。有那么一刻，我相信一切都会为我峰回路转，因为你显然也有同样的期盼。就这么简单。而且我此时此刻已经失去很多，哈罗德。我想留住宝宝的愿望超过一切。
你说：“等一下，你想用我的手帕吗？”我说不，不，我当然不能，但你没听到。你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就像抽出一条魔法师的领巾，非常仔细地把它对折了好几次，直到它变成一个针插大小。“请你，”你轻轻地说，“拿去吧。”我把它举到脸旁，你的味道从一侧扑鼻而来。
或许是荷尔蒙。我不知道。我有时仍能闻到那味道。皇室皮革牌香皂，牛奶咖啡和柠檬味的须后水。混调的比例要刚好。有陌生人经过我的海上花园，我会想丢下工具，沿着海滨小路追着他跑。我甚至不渴望说话或触碰。我需要那种香味，伴随它的是胃里洋溢的暖意。我试过从植物中寻找这种气味，但一直找不到。我种过一次柠檬百里香。太阳晒着它时，气味就接近了。我会端着我的咖啡马克杯，坐在旁边，尽管我得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皇室皮革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文具柜里。你问我愿不愿意出来，我说了句“谢谢你”，其实我可能说的是其他东西。我心里有痛，站起来时摇晃了一下，你伸出手。
“站稳，”你告诉我，“没必要着急。”
这是自科比那个人渣之后，第一次有男人碰我。（我躺在急诊室的担架床上，给我做检查的年轻医生不算。）你的手指握着我的手指发出震颤，把一股电流送上脊柱，直冲发际线。你的手好大好暖，没有迟疑。如果能一直像那样有多好，我的手在你的手心里。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换一次人生，我或许会一个滑步向左，摆进你的臂弯里。但你是哈罗德·弗莱。我是奎妮·轩尼斯。我挣脱出来，尽可能快地从你身边走开。我几乎在跑。
如果我一直跑下去就好了，你可能会说。我就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去许多悲伤。
当晚我措辞了一封信给那个人渣。附上他对我施压、让我堕胎的钱。没有小孩，我写道。他的名誉不会受损。（“回来。”他呜咽着说。满脸滑溜溜的都是眼泪。“等一切解决之后就回来。我没了你活不下去，你是我的最爱。”）我加了一句，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很可能会发现他还是活得下去的。
我把你的手帕贴到脸上，吸入你的气味。我再次觉得被治愈了。
不能再写了。手累。脑袋也累。夜班护士问我是不是哪儿疼，给我拿来一口杯的液体吗啡，帮助我入睡。
两只蓝鸟醒了，从裱框印刷画里飞了出来。我看到窗外的天空浸透了墨。然后我看到星星，它们吱吱地冒着泡沫。就连月牙也一直裂成碎片。
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得换一条色带卷了，亲爱的。”
今晚就到这儿吧……
最后通牒
今天又没有我的邮件。我承认我有点消沉。珠母纽王又收到包裹了，但他没有拆开。
“或许明天你会收到哈罗德·弗莱的卡片？”凯瑟琳修女说。
“明天这个词不存在。”亨德森先生说。
我感到燥热虚弱。
你真的能走吗？从金斯布里奇走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我试图想象你在乡村小道上闲庭信步，但我只能想象到一个一身浅棕色的男人对着过往车辆打手势信号。
“你一定要那么做吗？”我问过一次。你表情困惑。“做什么？”你说。“摇下车窗，不管转左转右都要挥手示意。这不是信号灯的用处吗？”“你是在暗示我是个老土的司机吗？”你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没有批评的意味，于是我把这一想法修饰得更加温和，说，不是的，你不过是个很周到的司机。“我以为那是纳比尔的要求，”你说，“他让我照顾好你。你是个好会计。”我感到一阵喜悦迸发出来，因为你说出那些话时，我相信你，同样，当你戴上驾驶手套，转动打火孔的钥匙时，我感到安全。“还有，”你说，一边仍在对迎面而来的车辆摆手，“这让我们行驶得更快。说实话，轩尼斯小姐，我希望你不要再像颗柠檬一样坐在那里，帮一点忙吧。”我把手伸出窗外大笑时，你突然也笑了，这让我有种印象，就是你让别人大笑时，你自己也感到幸福。我记得我好奇过，你和你妻子一起时是不是也这样。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在娱乐室里想象你抵达疗养院的情景。我想象你走向住院部的大门。（别害怕它们，哈罗德。其实它们不过就是普通的门。）我想象修女们给你端茶，问你旅途如何。我想象你在读我的信。但等我想到你走进房间的部分，等我看到你的脸，你看到我的脸时，我就转而看向窗户。我得非常努力地专注于天空或常绿植物，或其他不在我脑海里的事物才行。
在生命中没有你的这些年里，我寻找过你，哈罗德。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我一度希望可以不再想你，我试过忘记，但遗忘需要太多力气，还不如干脆接受你就是我缺失的一部分，就这样继续活下去。是的，有时我瞥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海边，扔着石子，一阵激动让我震颤不已，我对自己说，就是他。是哈罗德·弗莱。有过几次，我往村里走时，听到有车在我身后驶近，有时我和一个往城堡废墟去的男人擦身而过，他或许是个徒步旅行者，有时我在商店里站在一个陌生人身后。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男人端起肩膀的样子，或者在柜台要邮票时嗓音里的南方软语，都可以让我在一瞬间假装那是你。这是个幻想，是白日梦。即便当我坠入思绪中时，我仍知道那不是真的。恩布尔顿湾区是散布在英格兰东北部零星的几栋崖顶海边度夏小屋，而且我从没给你寄过我的地址。但假装你在附近，即使只是片刻，也让我感觉重新完整起来。直到我病倒，我才放弃寻找你。
你一定变了，就像我也变了一样。曾经，我的皮肤显出纹路的地方，现在都是沟沟坎坎。曾经我浓密及肩的棕发，现在细软雪白，像一丛老头的胡须点缀在冬日的海上花园里。曾经我撑起裙子的丰满腰身，现在是髋骨上两个圆突之间的凹线。或许你甚至都不穿浅棕色了，或许你已经开始穿蓝色。
我把我的笔记本搁到一旁，试着想象蓝色的你。你看起来像是水做的。我得飞快地把你套进浅棕色里。之后，我想起来没有收到明信片，这么浮想联翩真是很蠢。
露西修女问我愿不愿意帮她拼不列颠群岛的拼图，但我只是耸耸肩。凯瑟琳修女建议去颐乐花园走走。“天气不错。去外面待一段时间或许对你有好处。你喜欢植物之类的，不是吗，奎妮？”我摇摇头。
菲洛米娜修女推着营养奶昔的小车进来时，我也拒绝了。
“你给我听好，”芬缇说，“我一直都在观察你，小妞儿。你坐在那边的椅子里，在你的笔记本里不停地写啊写。饭点到了，你也几乎不吃东西。有时你甚至不在餐厅里露面。如果你打算继续活下去，就得过来和我们剩下这些人一起喝营养奶昔。”
“不要，”我呜咽道，“求你了。”我在医院里喝过。它们让我想吐。
“有个男人好像正在为你穿越整个英格兰。而我们这里有些人甚至连个访客都没有。所以你至少要做到别蹬腿翘辫子。我知道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像个怪物，但这里又不是选美比赛。看看芭芭拉。珠母纽王有一条塑料胳膊，而我把肠子里的东西背在手提包里。你要么像我们一样喝下这些东西，要么你就等着滴灌流质吧。你看你选哪样？”
“别逼她，”凯瑟琳修女说，“各人情况不同。”
“不好意思，修女，我在跟奎妮·轩尼斯说话。”芬缇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就好像被两条橘色的眉毛钉在了墙上。
我张开嘴。我能察觉到他们都在看，病人们、修女们。我根本没考虑他们能不能理解。“要饮料。”我哼哼一声。
“非常好，”芬缇说，“大家伙儿都过来。集合。我们围成一圈。”
凯瑟琳修女扶我从窗边的椅子里站起来。到其他病人那里只有很短的距离，但我走得好慢好慢，就像在爬山。她把我安放进咖啡桌旁的一张躺椅里。我没法抬起头，看不到其他人，只能假装自己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娱乐室地毯的涡状花纹。
露西修女提供几种口味选择。芭芭拉和芬缇选择了草莓味。亨德森先生要香草味的。穿怪兽拖鞋的病人指了指奶油糖果味。珠母纽王要巧克力味的。我也投了香草味一票。
“其实都没分别，”芬缇说，“尝起来都像湿纸板。”
露西修女拧开瓶盖，用插着吸管的玻璃杯端上奶昔。它们都是一个颜色，介于米色和粉色之间，这颜色没有名字，除非可能叫“绯灰色”。
我们慢慢地喝。我的有一半都从嘴边漏出去了。没人说话，也没人走动，直到玻璃杯都见底。我是最后一个喝完的。亨德森先生站起来分发纸巾。
“他妈的终于喝完了，”芬缇说，抹着嘴巴和运动衫，“我们来玩拼字游戏吧。”
“你在笑吗？”玛丽·安贡努修女问。
我很开心。我在娱乐室里玩得很高兴。喝茶时也是。
她哈哈大笑。凉鞋在脚上晃着，她笑得太厉害了。“好，”她说，“那就好。”
她低语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祝福，直到我听到“吞拿鱼”这个单词，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列购物清单。
我不会放弃希望。
我会等你，哈罗德·弗莱。
另一种视角
今天早晨我问露西修女，能不能借我一本字典和一本辞海。她拿来了看图说词游戏本和一片咽喉含片。
“还有一杯水。”她殷勤地说。
有一张你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蓝铃蒸汽火车的图片。没有留言。你似乎忘记了要写字上去。
“哈罗德·弗莱为什么不识相一点，让我们少操点心呢？”亨德森先生坐在椅子里说。他盯着自己的扑克牌，就好像在怀疑它们出老千。
“你朋友是个爱走路的人吗？”凯瑟琳修女问。
我表示怀疑，我想。你和我一起只走过一次路。我试着在我的笔记本里画一张你开着你的莫里斯1100的画。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艺术从来不是我的强项。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苏荷区和女艺术家们混在一起时，我负责帮她们买东西和代笔写信，但从来不会画画。我会坐着为她们当模特，我读书，她们给我画裸体读书的肖像。她们是很带劲的一伙人，但经常忘记常识性的东西，比如食物和白天，只记得更迷醉的东西，比如爱与金酒。所以当凯瑟琳修女嘲笑我的画时，她可能把你坐在车里的画误会成一个男人坐在巨型兔子里了。不过我不介意她笑我。她是对的。你看起来很滑稽。
但亨德森先生还没讲完明信片的事。“要是哈罗德·弗莱搭火车的话，他今晚就能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件蠢事翻个篇，画上句号了。”
“那不是目的，你这个糟老头，”芬缇说，“随便哪个傻子都能坐火车。”
“傻子？”他重复一遍，“你知道这里谁是傻子吗？”亨德森先生的手开始抖。它们看起来只剩皮包骨头。他的关节凸出，衣袖空落落地荡着，就好像身体已经没有血肉了，只剩一个衣架子撑在狗牙图案的夹克里。他的嘴巴发青，嘴唇看起来像是有瘀紫。“从金斯布里奇到贝里克有多远，你有没有概念？”亨德森先生试图起身，但要耗费太大力气。他的膝盖一折，又颓然跌回座位里。“有多少英里，你有概念吗？”
“我当然知道，”芬缇说，“我又不傻。反正他妈的很远就对了。”
“超过六百英里！”
我当然也知道。我是坐巴士转火车再坐巴士过来的。我们之间每多拉开一英里，就像又割掉了我的一部分。露西修女脸红了。“真有那么远啊？”她拆掉几块拼图。
“六百英里，而那个男人甚至还不经常走路！”
“我是做不到的。”凯瑟琳修女说，另一个义工赞同说他也做不到。
“我猜这关乎信仰。”露西修女高声说，只不过我知道她也不确定。她最后那个词几乎没发出声音。说出来时没有中间的音，听起来更像“细牙”。
亨德森先生“啪”一声把牌一摔。扑克牌弹到空中，散落在地毯上。“真荒谬！这不公平！这是在侮辱人！这男的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在愚弄我们所有人！”他抖得太厉害，都开始咳嗽了。
“要帮忙吗，老家伙？”珠母纽王咆哮着问。
“哈哈！”芬缇也在吼。
“懒得搭理你们，你们所有人。”亨德森先生大喊，想站却还是站不起来。
凯瑟琳修女冲过去帮忙，但他一直把她推开，边紧紧撑住他自己的齐默式助行架，边问她是不是觉得他是个跛子，她则想方设法帮他从娱乐室里清出一条安全的路来。我们能听到他在走廊里喊了一路“傻瓜！傻瓜！傻瓜”，一边咳嗽，一边磕磕碰碰地撞墙。修女们说什么都没用。
我看着芬缇，想对她笑。她红色的唇膏从皱巴巴的嘴唇上渗开。我想起海上花园里的野罂粟，它们在石缝里撒种。“我猜的确是很远的一段路。”她小声嘀咕。
没人反驳她，没人说一句话。最后，芭芭拉问，有没有人愿意给她读《瓦特希普高原》。芭芭拉告诉我们，邻居在她来疗养院前开始给她读这本书，她很渴望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露西修女急忙说她愿意读；跳过了开头也无关紧要。每个人似乎都赶紧要忙碌起来。
亨先生说得对，我后来在笔记本里写道。走路来太远了。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的柯蒂键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你听信太多旁人的话。”她说。
我没有，我告诉她。我主要还是只听自己的。
她拿出一瓶白酒还有棉花棒，开始清洁她的键盘。刺鼻的气味直接把我带回医院。我能看到硬地板。管状白炽灯。绉胶底的鞋，口罩，发网，绿色手术服。那段时日，我极其渴望见到一双泥泞的靴子。过去几年里，我做过四次手术。把我的喉咙和脖子再切掉一点，脑袋就要掉下来了。就这个话题，我只说这么多。
玛丽·安贡努修女叹了一口气：“你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
什么角度？我等不到哈罗德。我在这里是等死的。
玛丽·安贡努修女仍伏身在打字机上。我只能看到她头巾硬挺的棱角，就像在对着餐布讲话。
她说：“恕我直言，但你在这里是要活到你死为止。这有明显的区别。”
我本可以大哭的。但我写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但哈罗德·弗莱似乎还在西南角打转转。
玛丽·安贡努修女沉默了一小会儿。“我承认那是一个问题。但你爱哈罗德·弗莱，你认为自己辜负了他。最后这一件事你必须做到，你必须坦白真相。”她把一张新纸塞进导纸板里，调整压印板旋钮把它固定到位。“好啦。都搞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信上来。”
和田旋花做朋友
十五岁时，母亲对我说：“世上没有什么一见钟情。人们在一起是因为时机对了。”
我的父母刚好在战争爆发前的一次舞会上相遇，不到三个星期就结婚了。我揣测婚礼是父亲这一方的善意举动，为了让母亲不被驱逐出境，尽管他从来没那么对我说过。他唯一一次说漏嘴的是，一开始生活对他们来说十分艰难，其他方面也是。他说的“其他方面”指的是性生活。直到战后，他找到一份木工的活儿，幸福才悄然来到。“还有了你，奎妮。”他说起那个时都哭了，于是我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茶。
很难想象我母亲开心的样子。她很少笑。英语也一直说不好，或许因为人们在战争期间对她不好。她避免友谊。有时父亲拿来字典，但她说家庭主妇没有时间看书，于是字典被我拿起来读。
母亲对爱的看法让我震惊。这一看法暗示，爱不是发现另一个你难以离弃的人，反而更像是煮鸡蛋。我那时已经开始探索波德莱尔以及浪漫主义诗人，还有勃朗特三姐妹，我愿意相信，当我陷入爱河时，我会很有格调。
我愿意相信，我做大多数事情的方式都会比母亲更有格调。她用动物的下水做饭。我就变成素食主义者。化妆？母亲对那个一窍不通。我买了眼线液、睫毛膏和腮红。（“我好看吗？”我问过父亲一次。“你看起来紫不溜秋的。”父亲说。我把这当作称赞。）因为母亲和父亲一样高，她就放弃寻找适合她的裙子和鞋子来穿；她就穿着他的裤子和靴子大大咧咧地四处走。我对那个也很震惊，我在慈善义卖会淘合身的连衣裙——我喜欢在我的纤细腰身上系一条皮带——还有带钉扣的彩色舞鞋。被人看到自己和庞大的父母在一起，我觉得难为情。我开始弄丢学校发的音乐会或颁奖礼的邀请信。如果我父亲试图在路上拉我的手——他偶尔会这么做，我的娇小让他担心——我就尽我所能地把他甩开。
所以当母亲告诉我，爱只是时机问题，我耸了耸肩。我没问她为什么要那么说，因为我那时还年轻；我以为世界围着我转。但现在我回顾那一天，看到母亲坐在后楼梯上，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蓝色帆布裤子的膝盖上——那条裤子都不是她自己的。在我们杂草丛生的小花园尽头，我看到父亲的身影投在他工作间落满灰尘的窗户上。我看到父母之间蔓生的野草有小麦、荨麻、野生醉鱼草那么高。我看到她眼里的痛苦，她的孤独。我突然明白，她说的那些话不是给我听的，而是因为她无法继续保持沉默。现在我理解她是什么感受了，一个身在异国的异乡人。我知道被自己的过去流放而活着是怎样的了。
我真希望没有对我的母亲那么刻薄。我真希望我曾多陪她一些时间。
她已经去世好些年，但我也逐渐开始理解她对爱的看法了。刚遇见你时，我已经准备好。我的生活中有空间留给你，是因为我的宝宝，你知道，或者说，是因为失去了它。宝宝让我向你敞开心扉。
这世界上到处是有孩子的女人，以及没有孩子的女人，但还有一小群沉默的女人，她们差一点就有了孩子。我就是她们其中之一。我曾是个母亲，然后我不是了。
我从没见过那个宝宝。我失去它时，它只有十六周大，我想给它取个名字，但被劝阻了。我的失子与你和莫琳后来所遭受的相比，算不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在我怀孕时，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去爱。自由的，喜悦的，无所期待。在那之前，我总是把爱交付给让我失望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秘密社团的一部分，我以前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一群女人的生命有了新的目的，她的肚子是自己以外的另一个生命的家。谁曾想过，我娇小的身体会变得如此重要？我会坐着做白日梦，幻想宝宝和我，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我新鲜的爱完全准备就绪了，你可以说，转开即有，一触即发，慷慨而美丽的爱，然后嘀嗒一声，它的心跳就停了。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母亲和婴儿。我本可以恨他们，但我离开科比时恨过生活，我不想再恨了。
我一直没能甩掉怀孕时腰上那一圈赘肉。因为我本来长得就小。成年之后，我一直很难显得纤瘦。又或者我保留这多余的重量，是因为它是我仅剩的能提醒我想起宝宝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能看出，啤酒厂的销售代表都在和纳比尔开我的玩笑。但我正从流产中恢复。我听到他们骂我，模仿我走路，我扬起下巴，故意蹒跚得更厉害。他们要笑的话，就应该学得更像一点。
我没有小孩，所以我把爱给了你。毕竟，大多数日子我都在观察你，你把啤酒罐放进我办公室窗户下的垃圾箱里。把我的爱给你，就像找到一个便利的容器，可以把我无用的东西倾倒进去，就像你在院子里找到一个垃圾桶，放你不想要的空罐子一样。从文具柜事件之后，你和我，我们就再没讲过话，尽管我能觉察到，有时你在我门口扫视一眼，看我还在不在啤酒厂工作，或许甚至还在食堂里寻找过我的身影。我发现自己在留心听你的声音，如果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就会脸一热，脉搏加速。我还留着你的手帕，但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你，所以把我的爱给你感觉是个安全的选择。这让我温暖，给我快乐，但我不期盼更多。
是时候打包行李重新上路了。“你从来不消停，”父亲在我最后几次见他时说，“连喝一杯茶的时间都不留。”他的语气里没有愠怒，只有习惯性的泪眼蒙眬的疑惑。
我希望你在听，哈罗德。我希望你都听进去了。我在告解自己在你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但你必须了解，我尝试过从金斯布里奇离开，即使在最开始。而且这是在我坐进你的车，开始了解你之前。这是在我遇见戴维之前很久。
三月初，我去找纳比尔。我已经理清了成箱的乱账。我把它们做得井井有条，两个月内我就找到方法，帮他省了六百英镑。我完成的比答应他的还多。递上辞呈似乎合情合理。
生活中有些东西自有定律。纳比尔就是其中之一。田旋花是另一个例子。一个夏天，它就能长遍我的整个海上花园。它把自己缠在我的辛金斯夫人石竹花的嫩茎上，把它们鲜活的汁液勒出来。我成捧成捧地把它拔出来，但几天之后它又卷土重来。只要你在地里留下一小株田旋花，它就会自己再长出来，有叶有根，什么都有。
于是我对田旋花说，你想留在我的花园里，但我不想要你。我没办法把你挖干净。如果我给你下药，也有可能会毒死我想留下的植物。我们之间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必须要做出改变。
在每一株田旋花的花茎旁，我都插了一根赤褐豆的小枝。大概总共二十枝。田旋花攀在这些支撑上疯长，开出淡紫白纹的喇叭状花朵来报答我。我不会说自己喜爱田旋花。我当然不能信任它。一旦我不提供新枝，它就会爬满我的石竹。但有时你得尊重事实，那就是，尽管你不想要田旋花，它还是存在，你们最好融洽相处。和纳比尔也是一样。
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啤酒厂时，他非常沉默。然后他突然一声尖叫。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如此迅速地从镇定自若跳到歇斯底里，中间渐进的环节都省掉了。
“你想走是什么意思？”他拿拳头砸办公桌，他的穆拉诺玻璃小丑抖得像受惊的小女孩。
“我要去旅行。”我说。
“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他说。
我说我三十九岁了，但还能买得起一张巴士车票。
纳比尔把他的手指塞进牙齿里，啃掉了三个可怜的指甲尖。“你有一份好工作。工资优厚。你到底有什么毛病？”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就因为你读过牛津，就觉得我们都不够优秀？”
最后一句话开始是个陈述句，但半途中产生了认同危机，变成了一句疑问。我从来没有提过半个字说他不够优秀。显然害怕自己不够优秀的人是纳比尔自己。但比起和自己阴暗的内心对峙，和另一个人争吵要更容易些，尤其是对着自己的员工。
你看生活变得多复杂，就连简简单单的辞职都不简单。
我不想和纳比尔闹得更僵，于是我编了个借口。我说：“如果你要抓酒吧老板做假账的现行，就得找个会计打入酒吧内部。那是我做不到的。你以前说得对。你确实需要一个男人。一个有驾照的人。”
“你想要个司机？”他又摆出那种怪相来，我记得那是他在笑。
“我了解配备司机是不可能的，”我平静地说，“这就是我必须离开的原因。”此时我相信自己占了上风。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上了巴士。再见，金斯布里奇。再见，哈罗德·弗莱。
然后纳比尔做了他最擅长的事。他想出了一个日后破坏程度最大的解决办法。他甚至不是蓄意的。这是他的直觉，就像有些人生来就对天气或钢琴有感觉一样。你给我当司机，他说。一切都解决了。瞧瞧！
我想我只说了句“但是——”，然后我就词穷了。
“你对哈罗德·弗莱不会有意见的，”他说，“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正直得像一扇门，闷得操蛋。”他握紧右拳，砸进左手掌里。我不懂他在暗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在压扁你。
你做我的司机？一周有好几次，你和我在同一辆车里？已经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爱着你的我，和已婚的你？
“不行，”我说，“我晕车。”我承认那不算聪明，但我已经开始感觉被逼得走投无路。
“反正我也打算炒掉他了。”他说。
就像一记重击。我开始发热。皮肤都在灼烧。然后我又冷得需要一件卫衣。“你要炒掉哈罗德·弗莱？凭什么？”
“他就是个笑话。太老土了。”
“但这是他的工作啊，”我结结巴巴地说，“他还有老婆孩子，不是吗？”
“他儿子就是个怪人。你见过他在金斯布里奇招摇过市吗？就像这地方是他家的？”纳比尔喷出一口烟，直冲我的鼻子。
“我不了解他儿子，但弗莱先生是个好人。”
纳比尔又怪笑了，镶金尖牙，龇牙咧嘴：“你以为我在乎吗？”
不，我没这么以为。你当然不在乎。该尝试新战术了。我深吸一口气。
“让我理清这件事。要是我留下来，弗莱先生就能保住他的工作？”
“我可没说我喜欢你，但你确实是个好会计。你留下。他也留下。”
“成交，”我伸出手，“现在握手敲定。”
纳比尔似乎在忙着抽他的烟。一边捻灭他的香烟，一边去摸一根新的。
“让我们有点男人的样子，”我说，“赶紧。”
他把手掌滑进我的手里。他的手温热细长，黏糊得让人不适，就像抓住了一条舌头。
“成交。”我说。
“成交。”他重申一次。
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这些，哈罗德。我保住了你的工作，我挺身而出，和纳比尔对峙过。几个月后我坐在你的车里，坐在你的身边，脑袋里嗡嗡响的都是想与你分享的事情。但我得万般小心，不吐露自己的心意，于是我说出口的只是一句：“还要薄荷糖吗？”
别被骗了。纳比尔不想留我，就和他不想留你一样。但他想按他自己的意愿炒掉我，否则的话，就是我在控制局面，而且如果纳比尔发现他依赖我，就会过于惊恐。就像对付田旋花一样，我得聪明一点。我得配合他玩游戏。我得为纳比尔提供豆枝，直到我想出十分可怕的办法，让他无从选择，不得不按我说的做，让他摆脱我。只不过这里有个难题：我还得保住你的工作。
你看，我身上还是有一些好的方面。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几年之后你会亲自动手。你会创造机会，把我卷进和纳比尔的真正麻烦中。我也没有意识到，当离去真正来临时，会有多伤人。
几天后，我们第一次出车，你和我。我很抱歉要向你透露，哈罗德：我很怵这件事。
一朵灰色的低云自东向西把天空拉出褶皱。暮色里的花园颜色黯淡。有一种静止，不过是纳比尔式的静止。它在孕育混乱。远方，海在翻腾。
雨要来了。
我希望你带了伞，我的朋友。
或者，最不济也要有一顶防水帽。
玛丽·安贡努修女呢？
下雨。有一整夜。我听到它抽打着颐乐花园里的树叶。我听到它冲撞着城垛和卵石。它像碎石般敲击窗户，又从下水沟里喷涌而出。当闪电划开天空时，房间里的一切都“啪”一声活了过来——床，轮椅，盥洗池，鸟的画，橱柜，电视机——都被定格成一幅冰蓝色的照片。雨停之后，我仍能听到雨声。水滴声，轻叩声，吱嘎声，都来自一个浸在雨中的世界。
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我的脑子嗖嗖飞转。文字、文字、文字。就连我睡觉时，它们也把我叫醒。一切都是文字。在梦里，我的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笔头赶不上文字的速度。我的右手刺痛。
玛丽·安贡努修女又不在，我已经从笔记本里撕掉好多页，本子马上就要空了。
“你有点发烧，”夜班护士说，“现在必须放下笔了。”她给我的脸和脖子换了敷药，又检查了我的眼睛，拿来药。
我小口地慢慢抿时，她的脸也忽明忽灭、忽明忽灭，就像内法恩岛3上的灯塔，在黑暗里闪烁。
她前脚刚走，我又开始写了。
漫漫归途
我站在你那辆莫里斯1100轿车的一侧。你在另一侧徘徊。那时是五月末。
因为不想让你看出我很紧张，我说：“听说你要开车送我了。”但这话说得实在很傻，因为不然我干吗要拿着大衣和手提包在你的车边等着呢？我把手提包拎在前面，紧紧地握着，就像它是一朵浮萍。
“嘿，弗莱先生！”一个销售代表从窗口喊，“别乱来啊！”
我太慌张，感觉像一头扎进了热浪里。
你来了一句：“嗯哼。”你似乎不知道还能怎么做。
你打开车锁，为我拉开乘客座的车门，然后在我上车时移开目光，就好像一个人坐进车里是一项高度隐私的行为，你很担心我会出丑，把它搞砸。等你也在座位上坐好后，你戴上驾驶手套，发动了引擎。你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毛毯，还是靠垫？这是文具柜事件后，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你不敢看我，我也不敢看你。
仪表盘上有三盒磁带。《德语入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管他的胡说八道》4。都是你儿子的，你急忙告诉我，并把它们放进杂物箱里，然后啪嗒一声关上。车里闻起来是你的味道。我儿子宁肯听音乐也不愿和他父亲讲话，你笑着说。
我觉得你这么谈论自己很好笑。“父亲”，而不是哈罗德·弗莱。
你问我想听什么，我说，哦，我无所谓，你说，别，别，你来选。我说，好吧，来点音乐怎么样？发生的每件事都被我封存进了脑海的琥珀中。但别听性手枪，我加了一句。你调到收音机二台。看似放松了。有时你也哼上几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试图发送密码信息。
我们到了之后，你下车为我打开车门。我的脚先出来，等我整个人都出来后，发现你在盯着我的小腿看，就像你盯着席拉的乳沟一样。我真希望脚踝的形状能好看些，因为你要知道，我裹在这套棕色羊毛套装里的肩膀并不算糟，在此之前，也有过男人爱慕我的胸部。我暗暗咒骂我母亲的牛科基因，并且发誓每个早上我都要做脚踝运动。
你把我介绍给酒吧老板：“这位是轩尼斯小姐。很好笑的。我们是在文具柜里认识的。”
“我们是在食堂认识的。”我说。
但你不听。你在忙着越过我的头顶跟酒吧老板交换眼色。我相当肯定那个男人在大笑，因为冒出一个女人来，你又转而替我表现出焦虑。以前，当我告诉父亲我这一生想要有所作为，想离开家门做些事情时，他就是这副表情。我意识到，你和我父亲一样，想保护我。
等我开始检查账簿后，发现他们很明显在欺瞒。随便哪个经常使用费用表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但我开始卖弄。我让酒吧老板一步步地自曝其短。我暗示他在试图私吞纳比尔的钱。他知道关于我们老板的传闻。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渗出，脸红得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他冲出了办公室。我听到他在对你诉苦，但我没听到你的回答。我担心我玩过火了。我有时是会玩过火。我判断不准事态。
我回到车里时，你看着我。我喜欢这样。我喜欢你带着探究的表情打量我，就像我刚换了一身新衣服出现。我想用电影明星的方式走路（脚踝纤细）。你为我打开乘客座的车门，又关上，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新的纽带。纽带很弱，我知道。只跟我们的工作有关。不过我还是想留住这种感觉。我没准备好让它断开。
“我能请你喝杯啤酒吗？”我问。
你举起手来，就像在阻拦交通：“不，不。我不喝酒。”
但我见过你拿着那些空罐子。我知道你的秘密，就像我知道你喜欢跳舞。“只是走前喝一杯？”
“我滴酒不沾，轩尼斯小姐。”你立即表态的庄重感让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我为自己的言辞感到害臊。我这一招很阴险。你可能是觉出了我的局促，因为你笑了。“我们回去是兜远路还是抄近路？”你问。
“你不需要回家吗？”
“我妻子准备六点开饭。现在才五点。我们可以走有风景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