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你刚刚说我什么？”司机受够了。他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你们听到他说什么没有？”他对人群叫唤，看起来比戴维更加失控。其实戴维很镇定，饶有趣味而超脱地看着骚乱愈演愈烈。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流。
酒吧里冲出一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操着一个瓶子，他身后是纳比尔瘦小的身影。我们的老板一直守在后面，从一只脚晃到另一只脚，但他还带了其他几个人。戴维似乎没有听到，但他们在骂他。死基佬。傻逼。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只要戴维一转身，他们就会揪住他，把他推进一条胡同里。他们的手已经握成拳头。下巴都往前冲。没有人会阻止他们。
我手臂一振，大叫一声：“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已经冲到路上，尽管我也不知道自己冲到对面时要做什么。“戴维·弗莱！”我推搡着穿过人群，“对，他跟我是一块儿的！”我叫道，“让一让！”一看到我，纳比尔的手下都潜到暗处了。
戴维外套的翻领都浸透了，上面别满了花花绿绿的徽章。“法西斯柠西普12。”“性手枪。”“投票给工党别怪我！”“放了纳尔森·曼德拉。”但奇怪的是，还有一幅帕丁顿小熊13的画。戴维身上有潮气、广藿香和香烟的味道。“快过来，不然我们就要迟到了。”我说，领他穿过人群。我讲话非常大声，很就像没有其他人在场，然后我带他快步走下街道。他没有反抗。我们走得很快，尽管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想他甚至在微笑，很超脱，就是他早前观看人群的样子，就好像他喜欢意外的奇遇。
等走到码头旁，我放慢了脚步。我们停在一个报刊亭的雨棚下面。雨点在头顶啪啪作响。它让河口的表面泛起涟漪，雨敲打着小船，让它们振动摇摆。
“刚才是怎么一回事？”戴维捋着湿漉漉的袖子。一双手修长。他似乎在抹去外套上我触碰的痕迹。
我认得你父亲，我告诉他。我和哈罗德·弗莱一起工作。
戴维哈哈大笑，就好像他刚领会到一个只有他知道的笑点。“哦，是这样。”他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好笑。你刚才在那里差点就要惹上一堆麻烦。”
“金斯布里奇需要一些麻烦。这里需要灌个肠。正需要这个。”戴维看着我，一脸笑容，“你身上有现金吗？”
“你是认真的吗？”
“嗯，我是认真的，说实话。抱歉。”
我打开钱包给他一枚一英镑的硬币，他说五英镑的纸币更好。我反对，他开始侃侃而谈。他讲了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关于某个人偷了他的钱包，他的祖母要死了，猫要死了，只不过他在给我讲故事时，自己也受不了这些谎话，开始笑了。嬉笑又爆发成一阵大笑。他有你的眼睛。很深的蓝色。但他的眼睛没有你的温和，也没有你的谦逊。这男孩很机灵。他的才气就像一把匕首。只不过，猫的故事精妙又疯狂。这是我以前会编造的东西，只不过我是在练习簿里编，而不是对着陌生人瞎编。我也开始大笑。
“你到底给不给我钱？”他说。
“喝杯茶怎么样，戴维？”
“跟你喝？”他露出一种问号似的表情。我为自己的提议感到羞愧。太冒失了。然后他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给我买一罐啤酒。”
啤酒罐子。当然。想起你在院子里偷偷处理那些空罐子的画面，我又一次对你感到一股柔情，我的喉咙缩紧了：“现在不会有点早吗，戴维？”
“在金斯布里奇没人在乎。”他递给我一根烟，我说不要时，他耸了耸肩。“我十二岁就开始在酒吧里喝酒。我穿着校服，没人说一个‘不’字。很高兴认识你，奎妮。”他用指尖敲敲额头一侧，假装敬礼。然后他转过身，迈着大步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见吧。”他过后又喊了一句。
我看着他大步穿过雨帘，边朝大街上走边用肩膀推开陌生人。他的外套扑打着，马丁靴踏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他不时扭扭脖子，就好像脑袋里装了这么多才智很辛苦一样。
直到他走远了，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不是金斯布里奇唯一与众不同的人。
戴维知道我的名字。
向哈罗德·弗莱致敬
大雾天。窗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天空。就好像疗养院被切断了泊绳，我们正漂浮在一片苍茫大海上一样。我希望你那儿没有雾蒙蒙的，哈罗德。在我的脑海里，我给了你一件荧光色夹克和一盏灯笼。
这天早上，有些始料未及的东西出现在娱乐室里。
“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亨德森先生指着软木布告栏，问道。有两页新纸被钉了上去，就在有关社区关怀和诺森伯兰郡可用联络号码的国民保健海报上面。我又继续看我的笔记本。
我们都坐在桌旁。一个义工正在演示怎么制作贺卡。她说，有时写一句话给你爱的人很有用：“这是另一种方式，让你说出你觉得难以启齿的话。”这个义工带来了一个大提袋，里面有胶水、对折卡纸、亮片、工艺泡沫贴纸、各种羽毛、粘胶星星和金属色笔。芬缇做了一张卡片要送给哈里王子，因为他是她最喜欢的王室成员。凯瑟琳修女在帮芭芭拉做卡片，送给她的邻居。珠母纽王把胶水棒放在鼻子下面好几次，告诉我们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至今他还没有用胶水把泡沫图形粘到他的贺卡上。
“每个人不单快死了，还都聋了吗？”亨德森先生大喊。多惊奇啊，多惊奇，他还没做卡片。他又指向布告栏。这一次我们都停下了自己的事，抬头望去。露西修女从椅子里站起来。
“噢，是我钉上去的。”她说着把图片拿下来给我们看。
是两页日历纸，四月和五月的。每一张上各有一幅光滑的摄影图片，一幅是黄色樱草花，另一幅是一只黄褐杂色的小猫。为了读出图片说明，露西修女微微眯起眼。
“第一幅是‘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之春’，”她说着又指向第二幅，“这一幅是‘一只乖巧的小猫’。”
“乖巧的小猫也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吗？”亨德森先生说。
露西修女咂巴咂巴嘴：“嗯，我猜是吧。上面没写。”
亨德森先生一把打开报纸。“不予评论。”他说。
“但为什么要把那些小猫小花钉在他妈的布告栏上呢？”芬缇大喊。我应该补充一句，她正戴着一顶粉色的牛仔帽。我要是知道原因就会告诉你。但我毫无头绪。某个义工的家里有一套给她家小孩玩的化妆打扮游戏箱。她把帽子都带来给芬缇了，因为芬缇喜欢帽子。
露西修女解释说，她是从办公室一本多余的日历上撕下这两张纸的。她把你走在路上的每一天都涂上了颜色。这样我们就能密切关注你的进度了，她说。她还指出一张她从一本名人杂志上裁下来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旅行靴的男人。
“但那是约翰·特拉沃尔塔14啊，”芬缇说，“靠。他也要来吗？”
露西修女说她完全不认得约翰·特拉沃尔塔。据她所知，只有哈罗德·弗莱在走路。“我问过菲洛米娜修女了，她说我们可以有一个角落留给哈罗德·弗莱。”她补充道。
“好赞！”芬缇大叫一声，“我们能不能再有一个酒柜之类的？”
亨德森先生弄出一阵怪声，我不打算描述。
露西修女的脸红得太厉害，那红色看起来要永久地印在她脸上了。“今天是——”她自己顿了一下，一边把手指指到每一个日期上，一边用气音数着。“今天是哈罗德·弗莱在路上的第二十天。”她转到第二张，有猫的那一张，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小心地涂满了第一个方格。“今天也是五月的第一天。”她提议可以把你的明信片展示在挂历纸的旁边，那样我们都能看到你去过哪里。我同意之后，她就去我房间里把明信片取来，钉了上去。她把我的轮椅推得离哈罗德·弗莱的角落更近一些。“你看，”她说，“你看，奎妮。”
“那意味着，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二十多天吗？”珠母纽王一阵咆哮，“我还老当益壮哪。”
“那个好玩的怪声是什么？”芭芭拉问。
芬缇大笑：“是珠母纽王。他正在捶胸顿足呢。小芭，你可不要试。你会把你的眼珠子又敲出来的。”
“哎呀！”亨德森先生说，“这可比微克劳15还要糟糕。”
“微什么？”芬缇号叫。
我的目光回到你的明信片上。金斯布里奇。班森姆海滩。布克法斯特修道院。南布伦特。地形图。恰德莱和埃克赛特。蓝铃蒸汽火车。汤顿。哈罗德·弗莱真的要来了，我想。我的心里经历了一小阵春天，就像过去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多刺的伯内特玫瑰以一朵白花回报我时的感觉一样。
我记起来仍需告诉你的所有事情。我看了一眼压在窗上的浓雾，低下了头。
“我还是不明白，”是亨德森先生在说话，“日历上为什么要放一只小猫？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小猫跟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有什么关系？嗯，轩尼斯小姐？”
但我已经埋头在我的笔记本里了。
去纽卡斯尔的单程票
蒂弗顿大道，汤顿，布里斯托尔草地圣殿站，布里斯托尔大道，切尔滕纳姆温泉，伯明翰新街16
我站在埃克赛特的站台上，眼光一路沿着铁轨凝视下去。一排枕木向前方伸展不远，便消失在雾中。火车来的时候，也不是徐徐出现的。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突然间就有了八节车厢。
甚至当我打开火车车门的时候，我仍相信你会冲出来拦下我。我慢慢地把行李箱提上台阶。我停下。回头张望。我仍在期待那一声再见，你知道吗。我仍在等。
在车厢里，我找到座位，把脸贴在窗户上。眼睛一直盯着站台的入口。人们拎着行李往里冲。是这辆吗？这是去纽卡斯尔的火车吗？还有大把时间，女士，不必着急。就算现在我要跳车也为时不晚。跳下火车，跑过站台，经过售票处，往停车场跑，你可能刚刚停好车。是的，甚至或许你正冲过售票处，在找一个形单影只的女人，想着，不，当然不会太迟。你瞅一眼手表，站台的大钟……
车站外，楼房、屋顶和窗户的轮廓都被浓雾模糊了。看起来都不太真实。
司闸员吹响了哨子。火车突然一倾。熟悉的景貌开始渐行渐远。
我惊慌地站着。不，不。还不行。我把脸紧压在窗户上。眼睛拼命盯着小站台，盯着挥手的人们，唯独没有你。我看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小，直到站台成了一块凹陷，人都变成了小点儿，还是没有你。他们在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一样。我太渺小，也化为无物了。我溜回座位。至少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溜回座位的。因为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没再站着。
我无法看书。哭不出来。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着，任由火车载着我离开。我又再次上路了，这仍不像是真的。我把你留在了身后。我盯着窗户，大地在变换秋天的景象：赤褐色、金黄色和绿色轮番上演。它们就像水彩画的颜料，渗进湿纸中，我不知道是雾气让它们流动，还是我的眼泪。
汤顿。
有人说“汤顿”吗？还不算太晚！我可以下车的。有公共汽车可以坐，我知道的。就在我摸索着找外套，擦着眼泪把手缩进袖子里时，我想起我做过的事，记起了我和莫琳的交谈。我的勇气都被一记重拳打没了。金斯布里奇的一切都结束了。我再次坐下，坐得很正，不敢再牵动一丝肌肉，生怕身体会趁头脑阻拦之前把我拽下火车，我坐着等待司闸员吹响哨子。
火车一路向北，雾也开始消散。拨云见日——一只苍白色的眼睛——给云团点上银色。布里斯托尔草地圣殿站。布里斯托尔大道。切尔滕纳姆温泉。你每天踩过的这些距离，哈罗德，我都见证过，却是以一路劈开英格兰的速度见证的。灌木树篱、夹竹桃柳兰、醉鱼草、桥梁、田野、运河、烧坏的车、溪流、沙石场、混凝土大石、花园。它们一闪而过，毫无意义，是连不起来的破碎画面。在伯明翰站，一伙参加婚宴的人挤进车厢：红脸蛋，圆盒礼帽，散开的领带，打开的酒瓶。他们一路唱到了下一站，然后一个女人开始放声大哭，哭到妆都花了，小礼帽滑到了耳朵上，脸上斑斑驳驳的像只老虎。我好奇她是不是爱过新郎，没有人知道，只有我懂。后来，我注意到切斯特菲尔德扭曲的教堂尖塔，就像一顶歪斜的尖帽，我多想对你说，你看！我知道我们会哈哈大笑，因为同一样东西发笑也可以是另一种在一起的方式，但你不在，于是我只能自己注意那个破损的尖塔，替你感到可惜。在谢菲尔德站，一伙女青年上了车，开始讨论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事。女青年下车后，又上来拿着行李箱返乡的几家子，还有满手包包袋袋购物的人。一直持续下去。人们上车，搭一小段路，谈论未来，而我一个人坐着，没有归属。只是在移动。就连车厢的内饰都比我更生动。
周围的人声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单调。输电塔和电线杆遍布景观之中，把电缆带向我看不到的地方。出现了农场房屋，有些铺红砖，有些铺肮脏的粉砖，然后是住宅小区和临时仓库。远处，烟雾从烟囱里呼呼涌出，都被往一个斜角吹，就像巨大的灰色床单晾在空中。人类看起来如此勤勉、如此忙碌地各司其职，我无法从中再找到自己的位置。过了唐卡斯特后，土地变得平坦，一马平川。刚下的雨水积在田里。
等经过约克的时候，天色已经变成柔和的金黄色，树木都笼上了暖光。到了达灵顿，出现更多的红砖，大地上再一次有了人类活动。房屋被堆起来塞进山腰，田里一片黄澄澄，是等待收割的小麦，小河沿着铁轨迂回蜿蜒。杜伦大教堂和城堡的黑色侧影呈现在我眼前，它们的高塔和尖顶直刺天空。那下面，城市的板岩屋顶泛着黑光。傍晚时已有一丝黑暗潜了进来。纽卡斯尔将会是最后一站。
所有人换车！所有人换车！
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走下台阶踏上站台时，得扶住车门才能站稳。人们从我身边推搡而过，不耐烦地赶往他们要去的目的地。之前一直都算顺利，我意识到。只要我一直继续前进，旅途就可以忍受。但现在我又停止不动，脚下的地面又是实实在在的了，我却感觉一阵眩晕，几乎无法呼吸。我试图盯住火车站顶部的铁梁，但就算是它们，也从铆钉上脱钩，悠悠地游走。
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膝盖直打弯。
我往下倒去。
拼图的进度
今天下午，亨德森先生从娱乐室离开时，在露西修女身旁停下。他越过她的肩膀观看拼图，皱了一会儿眉头，就好像在检查错误。
“我觉得好像行不通了，”露西修女说，“我可能应该放弃。”
亨德森先生回头看我，还有我的笔记本。
他说：“我希望你没在那里面写我们。我们的故事可卖不动。”
我尽己所能地给了他一个微笑。
亨德森先生用一只颤巍巍的手从露西修女的盒子里取出一块拼图，很仔细地把它嵌到另一块旁边。
“那是圣艾夫斯，”他说，“我妻子和我以前会去圣艾夫斯住度假小屋。”
亨德森先生整个下午都和露西修女待在一起。他们已经完成了康沃尔的一部分，还有东安格利亚。
你呢，我的朋友？你在哪儿？
给戴维上的舞蹈课
八月。一个周四的晚上。我站在巴士站，在等去托特尼斯的大巴。我已经在啤酒厂的女厕所里偷偷换好了衣服，在夏季外套里面穿好了舞裙。包里放着舞鞋，连同一本图书馆的书。我放下了头发，喷了点水，让它稍微卷一点。
你当时在和家人度假，我很震惊地发现我有多想你。纳比尔安排了一个年轻的销售代表替你两个星期。尼布斯，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尼布斯开车很快，哈欠连天。这两件事还经常同时发生。当一件东西被移除后，你才更清晰地看出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每当我坐尼布斯的车，就想念你的安全感、你的陪伴。我跟纳比尔明说了，尼布斯不是一个合适的顶班司机，只是以防万一，我怕我们的老板突发奇想，等你回来把你炒掉。这是我没有你的第四天。还有一整个星期要挨。我需要跳舞。我需要站在一个高个子男人身旁，抬起胳膊，假装，哪怕只是片刻，我又和你在一起。
在巴士站，我觉得袖子被人一拉。我知道那股味道。广藿香、香烟和啤酒。我未见戴维，先知其味。难道你已经回家了？
我没对你提我见过戴维，因为不想让你难堪。他差点卷进一场斗殴，还拿了我的钱。发现我盛装打扮，头发打着柔软的小卷，嘴唇是珊瑚粉色，戴维做了个鬼脸。他昂起头，就好像正尝试用一种新视角来定位我。显然这一变化把他逗乐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奎妮·轩尼斯？”
“去外面。”
“外面？外面是哪里？”
我转而注视马路。我从未告诉过你，我喜欢跳舞，也没有提及我去过皇家舞厅几次。（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绝望。）我得思路清晰。你儿子看起来就是那种会泄密的年轻人，单纯只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去哪里不用你管。”我说。
戴维在我身旁站定。“不用我管？听起来很有意思。”他点起一根香烟，看也不看地摇灭火柴。“我也要去。”他吹散第一缕烟。
不管我去哪里，旅行到哪里，都会找到一个舞厅。我一个人去，尽管并不经常一个人离开。你独自在舞厅里时，是一种别样的寂寞。这和你坐在小套房里，没人知道你的任何事不同。在舞厅里，你会被分离感定义。你可以是什么的一部分，也可以不是。而且我的父母也喜欢。我是说跳舞这件事。我第一次就是这么遇见科比那个人渣的。他邀请我去跳狐步舞，事情就从那里发展下去了。
我对戴维说：“你不会想跟我去的。那里全是老人家。回家去。你父母会担心的。”
他大笑：“才六点半啊。而且话说回来，他们还在度假呢。”
我不由自主地觉得肩膀一颓：“你没跟他们一起？”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戴维开始冲进过往的车流里。他一步踏到路上，我得把他拽回来。“你可以给我买你欠我的那罐啤酒。”他说。
在巴士上，我拒绝坐在他旁边。如果他想去托特尼斯，那我当然不能不让他去，但他不是跟我一起的，我也不会帮他付车费。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敏感，奎妮。”戴维边说边把他的大头靴跷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一直尝试去读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但也可能我一直都把书拿倒了。我所能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纤瘦的黑发年轻人在用你一般的眼睛盯着我。没有其他乘客，售票员在楼上。我强烈感觉到自己只能独自招架。
“你在读什么？”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站起来从我的手里抽走了书，“普鲁斯特？不错。”
他背诵出开头的几句：“很久以来，我都早早上床。有时，我才刚把蜡烛熄灭，眼睛就很快合上了，我甚至没有时间说‘我要睡了’。”他说话时，也同样闭着眼睛，话语柔和地飘出，就像他本身已经蕴有一支歌。然后他把书放回我的腿上：“我本人更偏爱存在主义者。还有布莱克。你知道他吗？”
“威廉·布莱克17？是的，我知道他，”我背诵出一句，“哦，玫瑰，你病了。18”
“聪明。”戴维说。
售票员从楼梯底层冒出来，拿着售票机朝我们走来。我要了一张去托特尼斯的车票，用了“请”字。
“我也是，”戴维学我说话，“托特尼斯。一张儿童票。”他没有说“请”字。
售票员从头到脚扫视一遍戴维。“你？儿童？”作为回应，戴维曲起长腿，然后是长手，也直直地回瞪售票员。我很少看到哪个十八岁男孩比他更不像小孩。
“用一天来打比方的话，我也就十五岁，先生。”
“我能把你扔下车去。”售票员说。
“这是一句承诺吗？”戴维说。
又一次，我落得个搭救他的下场。为了避免闹事，我说他和我是一起的，赶快帮他买了车票。等戴维跟我到了皇家舞厅后，我又得帮他买票进去。后来我还不得不为一罐时代啤酒、一杯威士忌酒后饮料和一包香烟买了单。
戴维和我抵达皇家舞厅时，舞会已经开始。尽管音乐很低沉，就好像是从我们脚下传来的，你仍能听到乐队的声音。
我们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刚到的人爬上混凝土台阶。天还亮着，但照明标志打亮了双开玻璃门上方的“舞”字，还有两根20世纪50年代的窗盒式灯柱在入口两侧发光。跳舞的人在他们的西装和舞裙外面裹着外套。把他们和其他行人区别开来的唯一东西，就是那银色的船型高跟鞋和擦亮抛光的系带鞋。
“这里的平均年龄多大？”戴维说，“六十？”
“差不多。”
“他们只是跳舞，是不是？”
“交谊舞。”
“他们应该在周六晚上看电视上的人跳。”
“那和自己跳不同。”
“不同？”我感觉到他有兴致地往下注视我。我没有看他。
“不同。”我说。
戴维新点起一根香烟。摇动火柴然后丢掉：“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不能在金斯布里奇跳舞吗？”
“如果我在金斯布里奇跳，人们会认得我。”
“你不想让他们认得你？”
“不想。我想自己一个人。”
有时人们用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来衡量快乐。付出越多，就觉得自己越快乐。那些日子，我用必须旅行的距离来衡量快乐。戴维似乎能理解。他把嘴唇撇成一丝微笑，慢慢地点了几下头。能得到他的首肯有种怪异的愉悦。
我说：“你看。你比其他人都要年轻很多。为什么你不去干点别的呢？我在最后一班回程车上和你碰头。”我已经开始感觉要对他负责。
戴维伸出双臂开始高歌：“我本身就有乐感。”嘘，我示意。人们转身张望。他摆出一张严肃的面孔，但还是带着朝气。
“我不会在你朋友面前出丑的。”他说。
“我告诉过你了，我在这里没有朋友。跳舞而已。”
戴维耸了一下肩：“随便你干吗，我就安静地坐着。”
我解释说人们会觉得很怪的——一个刚满四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快要去读剑桥的男孩在一起。
“人们怎么想有什么关系？”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柔，但话却很犀利，感觉就像和一个我不曾认识的你在一起。我得埋下脸来掩饰我的羞赧。
戴维把烟头扔在路上：“你觉得他们会让我进去吗？还是活力禁止入内？”他用手指刮刮浓密的头发，想让它更整洁一点。我打开手提包，递给他一把梳子。
“皇家舞厅只是个舞厅，”我说，“它不是个俱乐部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一堆老年人加我。”
“知道啦，知道啦，你都跟我说过了。我看起来怎么样？”
他向前移了一点，倾泻的灯光洒在脸上。他看起来怎么样？很好看。象牙白的皮肤。长下巴，分明的颧骨。眼睛像蓝色的灯。“你能过关。”我说。
“一起吧，奎。”让我惊讶的是，戴维拉起我的手，领我穿过马路，走上楼梯台阶。我难以相信他会这么做。我还不及他的肩膀，得加快脚步才能跟得上他。我在票亭给我们俩买了票，没有去看窗口后面的女人，然后穿过双开门，再次拉起了手。等走到门厅和舞池之间的光影交界处时，我激动地一颤，这是我在皇家舞厅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还不算常客，只去过那里六七次。相较于别人，有几个男人我稍微熟一点，但我没再寻找一段恋爱关系，因为我有你，哈罗德。我的爱已被占据。所以如果有男人在舞池接近我，我就做他的舞伴，但不给他我家的地址。如果他领我走上铺蓝地毯的楼梯去酒吧，我就自己掏钱买喝的。通常如果他伸出一只手想搭在我肩上，我就挺起背脊侧向另一边站。
“你有最美丽的嘴巴，”一次有个男人说，“像一朵玫瑰花蕾。”他的头发太油光水滑，看起来就像假的。“我或许无法克制亲吻你的冲动。”
“那，你为什么不更努力一点呢？”我回答道。
他给了我电话号码，以期我改变心意想一起吃饭。
从牛津毕业后，我开始跳交谊舞。我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学者，于是前往伦敦找工作。一个下午，我经过伍尔维奇区的一间舞厅，那种节奏的声音——慢，慢，快快慢，慢——让我停在了路上。那时我还没有舞鞋。没有礼服裙。但我从票亭买了票走进去，坐在没人能看到我的暗处。我待了整个下午。那时生活不易。我在酒吧里打工，勉强维持生计。但当我看到一对对舞伴跳着舞，亮片裙子，白褶衬衣，一个摇摆到右边，一个滑步到左边时，我又看到了美。就是那样开始的，我的交谊舞人生。这有点像问一个人他是怎么开始抽烟的。只因这个习惯刚好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定在周四晚上来皇家舞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是个周四，所以就变成了常规。就像大多数顺其自然的人一样，我一直固守惯例。
戴维和我进入舞厅时，舞池已经满了。我选了一张朝着背面的圆桌，远离吊灯的黄光。舞厅的另一端是挂着红色长绒帷幔的舞台。乐队演奏了一首中拍的摇摆舞。我给戴维买了啤酒。
戴维弓着个背，膝盖像活塞一样上下抖动，下巴托在手上，从坐姿来看，我推测他厌恶皇家舞厅。我忍不住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这只是一个天花板压得很低的昏暗大厅，有假的水晶灯，还有许多老人家手挽手地慢步走。连穿蓝裙子的我看起来都矮矮的，像蜡像一样。我在干什么？我再也不会来了。
我伸手去拿包。我说我们该走了。
现在？他说。
对，现在，戴维。
但还没结束啊，他说。
我累了，我告诉他。
“我以为我们要去跳舞的？”
“你和我？”我又笑了。我错了。
“如果你不想和我跳，我就自己一个人跳。”他很鲁莽地站起来，结果那把仿洛可可式椅子的金腿猛地向上一抬，向后飞去，翻倒在地。他大步朝舞池走去，和其他看客擦肩而过，他似乎都没在意。我隔了一小段距离跟着他。我不想让场面难看。还没等我阻止，他已经挤到了舞池的正中。那就是他，在所有那些淡紫色的女士和秃顶的男士中间，就像一个恐怖的粉彩色慢速转轮的轴心。我在转轮边缘停下，就站在阴影里。
我想起第一次看到你，你在雪里摆动身体。我完全迷失在回忆里，那么不同于舞厅，有一度我都忘记了戴维。我想的只是你。
然后有人说：“那孩子在干什么？”
戴维站着纹丝不动。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在哪儿。一对穿着相配的塔夫绸裙的年长女士们笨拙地撞上他，又弹开来。然后有事发生了。
戴维伸开他的双臂，点出右脚。他开始了一段精心的探戈舞步，沿着舞池来来往往。他滑步，骤降，飞转。人们停下来观看，皱眉，继续跳他们更为常规的舞步。不到片刻，戴维似乎就厌倦了自己的舞蹈，把手肘紧紧夹在身体两侧。他开始伦巴。等他也跳够了伦巴，又开始和隐形的舞伴假装跳华尔兹。他几乎是在沿着舞池的圆周疾驰，同时闪避其他舞友。他那厚大衣的侧边——他仍穿着厚大衣——拍打得像两扇巨翼。
其他人当然很恼火。他们怎么能不火？他们停下，分开来，一个个离场，于是只剩戴维和几对勇敢的人了。我还是没动。
“穿外套的那个笨蛋是谁啊？”乐队指挥对着他的麦克风说。一阵笑声扬起。
但戴维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完全抛开了他的交谊舞步。他在做单腿弹簧跳。我只差一点就要离开了。那是实话。如果他有能耐让舞蹈停下，那搭上末班车一定不在话下。然后我又看了一眼，他身上有种非常肆意的东西，那么特立独行，那么欢乐，我完全不能动弹。这不是我看过的你跳舞的样子，也不是我跳舞的样子，但却是同一种东西。你的儿子在舞蹈里。
一个保镖在我身旁停下，松活了几下肩膀，就好像打算揍戴维。你儿子似乎对人们有这种影响。
于是我冲进舞池中央。戴维的眼睛闭着，头发和脸都闪着汗水。但我在他身边找了个位置，开始蹦跳。
“这太他妈爽了！”他大笑。
是，我说。狐步舞也是，戴维。不如换成那个试试？
坐巴士回家的路上，戴维很安静。最后他说：“你不会告诉我父亲吧？”
“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不该说？”
“母亲会伤心的。我答应过她，你知道吗。我答应过，他们度假的时候我待在家里。最好什么都别提。她头会疼的。”
我感到一个趔趄，就好像暂时失去了平衡。我不知道是我心神不宁呢，还是别的什么。内疚？为什么我不更努力一点甩掉他？他是你儿子。他不是你。
“但我下周四会再见到你的，对吧？”戴维说，“我会再跟你一起来。”
结果，啤酒厂里接下来的一周更糟糕。我和酒吧老板们开过几次艰难的会议。有人向纳比尔投诉，说我多管闲事。与此同时，尼布斯开车开得太快，我的脚不断地撞上看不见的踏板。我想你想得要命。我需要跳舞。
但那个周四我没有去皇家舞厅。
做椅子的人
慢，慢，快快慢，慢。两步后退之后是两个更小的快滑步，滑到一侧。并步，就像停一下呼吸，然后你再开始。
父亲教会我跳舞。母亲跨坐在一张厨房的椅子上，哼着曲调。她告诉我们，她块头太大了，跳不起来；她会打碎东西的。我一直不理解那句话，因为她和父亲初见时，一定跳过舞。在记忆里，我跳舞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剥豆子，尽管我的整个童年期间她不可能都在剥豆子。父亲把我的小脚放在他的大靴子上，让我掌握步法的要领。在舞池里，他说，一切都有美感。别笑，奎妮。你问你母亲。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他是个木工。我说过吗？他做木头椅子。公园座椅。他把整个成年时代都用来给人们创造坐的地方，而自己到死之前也没能好好休息一下。
父亲喜欢玩一个游戏。或许因为母亲太实际，而且语言也是个障碍，他就经常和我玩。他最喜欢的游戏都是他自己发明的。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会穿着一身工装裤站在客厅里，明显看不到我的样子。我个头比父母小，这是当然，但我也不是拇指姑娘。
“那丫头在哪儿啊？”他会说，并从桌上掀起塑料垫子，从沙发上拉起沙发罩。
“我在这儿啊！这里！这里！”
他好像从来不担心，也不生气，只是极度肯定自己能找到我。我则完全相反。我把胳膊抡起来，拉扯他的工装裤，黏在他的身上，拼命地尖叫又大笑，以至于五脏六腑都搅作一团。
“那个丫头呢？”
这游戏太欢乐了，因为它很安全。我在那儿，父亲在那儿，尽管他看似失去了视力——还是我？是我获得了隐身的能力吗？——我知道只有等父亲一个俯视与我四目相对时，游戏才会结束，他惊叹一声：“啊，你在那儿啊。”然后把我举到肩上。
“你们俩啊。”母亲会说，就好像父亲和我是打她从没去过的地方来的陌生人。她会继续剥她的豆子或者打碎东西。
等我长大一点，父亲发明了一个新游戏。它以“我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开头。这变成了母亲起身离开的暗示，不过父亲是个脾气温和的男人，他从不因此动怒。他会描述一段飞机上的旅程。突然你被告知，飞机就要坠毁。你这一生最后悔没做的事是什么？（这时我会答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弹钢琴。”“我真希望我有温蒂·蒂勒那样的胸。”诸如此类的。母亲的回答——除非是圣诞节或者我的生日，否则她不会玩游戏的——更加务实。她会翻个白眼，开始摞盘子。当啷，当啷。我们的脸都在抽搐。“我真希望有个人能去泡杯茶。”）
“好消息！”父亲会说，“你的飞机获救了！”他看起来美滋滋的，就好像这事由他直接负责，“但你要怎么做呢，奎妮，想学弹钢琴的那件事？”
这都是一个从没坐过飞机（更别提演奏乐器了）的男人发明出来的。这个游戏每次都能感动他。
等再长大一些，我变得更没有耐性。我对此后悔了，但我开始走母亲的路线。
你的飞机就要坠毁了。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奎妮？
我最后悔什么？后悔去度假。
我最后悔什么？后悔没订火车票。
母亲觉得这些回答异乎寻常地滑稽。事实上，它们让她扑哧一笑。
等我离家去读牛津后，父亲就放弃了他的游戏，就好像它们太蠢。节假日我回到家，但屋里有阵寒意。父亲在他的工作间里把坏了的物件摆成一排。母亲丢掉它们，把它们扔在屋里。我没说这是不幸福的婚姻，只不过它已经磨损，就像一件你不再保养的旧外套。那段时间里有过破洞。有过薄补丁。母亲会把它扔掉了事，父亲则希望有一天能抽出时间来修补它。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只是一直穿着它。当我回家时，我的在场似乎把这段婚姻又钉在了一起。母亲会去取来所剩无几的最好的杯子。她会用煎肝来诱惑我。（“你看起来太苍白，”她会说，“太苍白。”）父亲会两眼迷离地看着我。我想我的父母一直不太相信他们有个女儿在牛津。他们把我当成大奖对待，一个高于他们的东西，反过来，我的行为举止也像个稍有距离感的人。我写信，但不定期写。我极少打电话。从牛津毕业后，我找了很多理由——全部都是好的理由——不回家看望。
我现在后悔自己没有时常看望父母。但我被生活缠住了。我自己犯下的错误。最后一次见父亲时，他在修剪一棵老苹果树。他说想让它见到来年春天，但从他野蛮对待它的样子看来，如果能熬到下一周我都会很惊讶。我取来梯子帮他修剪，尽管那时我对树木一无所知。周末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大多在晒太阳。父亲聊起他的退休。他说想带母亲去奥地利度个假，她拉住他的手。那是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好奇过，为什么我要保持距离那么久。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显然和解了彼此的差异——或者至少他们已逐渐开始珍惜曾经有过的那种爱。父亲去世时六十二岁。母亲几个月后也过世了。租来的那栋房子呢？它当然也陪着他们走了。他们一直没能去成奥地利。
但打造椅子，这是一份尊贵的职业。我真希望给父母表演过我的舞蹈。这毕竟是他们给我的。
我们死的时候该唱什么歌？
“亲爱的奎妮，”凯瑟琳修女读道，“参观了罗马浴池，泡了个澡；还遇到一个很著名的男演员，但我认不出是谁；和一个外科医生吃了奶油茶点。今天是艰难的一天。祝好，哈罗德·弗莱。”
“在我听来并不艰难。”芭芭拉大笑。
医院答应过，今天派心理辅导科的人过来看望我们。基于员工生病和近期裁员，所谓的心理辅导科，就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她花了好长时间努力地把她的菲亚特挪进一个空的停车位里。我们从娱乐室里看她先是倒进颐乐花园，然后径直撞上一个写着“此处禁停”的牌子。她从头到脚一身紫。紫色头巾，紫色连衣裙，紫色开衫，紫色鞋。这女人看起来就像一块巨大的瘀青，亨德森先生说。她缩着头跑过雨里。风抽打着窗户，吹倒了植物。
“心理辅导科”安排我们围成圆圈坐好，问我们想不想谈谈死亡。我们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她说。全部的背景音就是清喉咙、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和沙哑的呼吸声。我们都变得很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蒸汽从她的湿头发和湿衣服上袅袅升起。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更愿意谈谈性爱，”芬缇说，“有谁最近有过吗？”
珠母纽王笑得太厉害，胳膊都掉下来了。
不，是真的掉下来了。他承认，他没有把它绑在残肢上，只是撑在夹克的袖子里了。绑带让他胳膊酸疼。芭芭拉发出一阵快乐的嗡嗡声来掩饰放屁。“心理辅导科”打开她的文件夹，检查笔记。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话题，聊聊音乐，她建议。有人想对自己的葬礼提要求吗？她解释说，很多人没有分享他们最爱的歌曲或诗歌就去世了。“而且这是你的葬礼，”她说，“你必须说出来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你最爱的歌曲，就能缓解巨大的压力。”
“我们这里没有人有亲朋好友。”亨德森先生说。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珠母纽王说，“我上一次问的时候，还有二十个孙辈呢。”
“而我有邻居，”芭芭拉补充说，“她只是太忙，没时间来看我。”
“哦，老天，”芬缇说，“我的人生就是顺得一塌糊涂。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离婚。那就是最好的一段了。没人会为我掉一滴眼泪的。我走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我身下点一根火柴，然后打开收音机就行了。”
珠母纽王这一次大笑时，托住了自己的肩膀。
亨德森先生翻了个白眼，瞪着他自己的手表。一个穿格呢家居服的病人——他是昨天到的——已经闭起了眼睛。
我对“心理辅导科”感到抱歉。我在笔记本里写了些话，让凯瑟琳修女读出来。
“奎妮想要一首珀塞尔19的歌，叫《哦，孤独》，还有《铿锵玫瑰》，保罗·罗布森20唱的。”我的心怦怦直跳。
“那很温馨啊，”“心理辅导科”热情的话语把新病人都吵醒了，她惊慌地高喊，“你愿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我在笔记本里写，我以前在金斯布里奇时，常用留声机听珀塞尔的唱片。从公立图书馆借来的唱片。它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儿子，尽管我很小心地不去提他的名字。
第二首歌，我写道，是我父亲最爱的歌曲之一，于是它也成了我的最爱之一。他以前常在工作间里唱，母亲会停下家务事来听。有时你能爱上一样东西，并不因为你本能上与它相连，而是因为另一个人的关系，把他们的东西放进心里能够把你带回他们的身边。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把这些话都写到笔记本上。没有人抱怨，连亨德森先生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写到我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