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我说着得意地指到一个点上，“这就是我们的位置。”
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居然开始大笑。我直起身来，说真的，就算有人要哈哈大笑那也应该是我，因为左眼上有油污的人是你。“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我问。
这个好笑的事情让你丧失了沟通的能力。你捂着肚子爆笑，高声地“嘿嘿”着。
于是我拽你的袖子，你呜咽着抱怨，就好像我要挠你的痒痒，你咯咯地说：“走开啦你！”我又问你什么东西这么好笑，你努力地摆出正常的面孔，说：“你。”
“我？”
“对。你老是想争第一。”
当然，你说得对。我是很挑剔。我善于注意细节。我是一个努力的员工。还有，我好强。但你在这儿嘲笑我，我却不介意。我其实看到了好笑的一面。我也笑了。
“因为我是独生女啊。”
“我也是独生子啊。”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比我人好。”
“确实，那当然。”你说。
这一次我扬起地图来拍你。你缩起来，假装用胳膊防卫，为什么连这个都很好笑，我想不出原因。
我很快乐。那就是原因。我非常快乐。
“至少我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我也逐渐明白，这句话不止一层意思。我知道你我在地图上处于什么位置。但我也看到，我们作为朋友处于什么位置。我的爱已经更深入了。我几乎可以碰你的胳膊，用《全国地形测量图》拍你。我可以待在你的身边，却仍能看见其他东西了。你不再抹掉我的景致。实际上，你的存在让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更好更美。空气中木头的清香，我闻到了。天空中一条水汽痕迹的白丝带，变成金色后消散，我也看到了。金银花的浆果在光线里红得那么透亮，几乎在呐喊。爱着你，让整个世界都更加美好。我现在看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我提议走回金斯布里奇。你建议我坐在车里等，我问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女王吗？你说不是的，但你还是忍不住拿我的名字开玩笑。24
于是我们出发。你的脚踩在柏油路上，发出踏实的“啪嗒啪嗒”声。我的则更像“咯噔咯噔”声。成团的夏蝇绕着我们的头转。你坚定地大步向前，有时我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
你“哦哦”了一两声。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穿那种鞋子。”
“帆船鞋到底哪里不好？”
“没有不好。但你不是在船上。”
你停下来笑。“我连游泳都不会。”你抹抹眼睛，说道。
之后我们就不太说话了。我们走过了笼罩小径的绿叶隧道。你面红耳赤，我敢肯定我也是。我们走了一路，半个人影都没碰见。有时你问我还好吗，有时我正陷入沉思中，想着你和我，以及这一切会引发什么，以至于忘了回答，或者至少隔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说：“我从来不走路。”
“我也不走。”我说。
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我能感觉到腋下暖暖地湿了一片。膝盖开始打软。等我们走到金斯布里奇时，道路一下宽阔起来，人行道出现了，还有街灯、房屋、花园和车辆。只有看到这些东西，我才突然想起来，我们正肩并肩地走着，步伐与你同一节奏，我们好亲近，几乎挨在一起。
几乎挨在一起了，而你又一次没看见。
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没有戴维的消息。没有来信。没有明信片。我偶尔在车里问你：“你儿子有音信吗？”
我试图从你的回答里打探戴维有没有提过我的诗。他显然没有。我也问过他适应得怎么样。我问他喜不喜欢那个镇，觉得课程如何。我有一次甚至说：“他喜欢撑篙吗？”
你看着前方的路面，复述了一遍这个词。“我不确定，”你说，“莫琳没提过什么撑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俩都大笑起来。突然间，它似乎成了很疯癫的词。
就算戴维拿走了我的诗，正如我害怕的那样，他也不知道诗是写给你的。没有提及你的名字。没有你的外形描述。这些诗更偏重于爱的本质，而非我们在一起的记录史。如果戴维拿走了诗，它们现在肯定也葬身垃圾桶了。或许他反倒帮了我一个忙。或许是该放下我的诗了。
既然戴维已经离开，我又重回皇家舞厅和陌生人跳舞。头发稀疏的男人。脚步紧张。手心黏湿。售票亭的女人有一晚对我说：“真遗憾，你儿子不来了。我喜欢看他跳舞。”她把染黑的头发盘成一个巨大的蜂窝头，让头部看起来很难移动。但那只是随口一说。
“哦，他现在人在剑桥，”我说，“在读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她挑起一边的眉毛，说道。一个门房过来站在她旁边。“很有脑子啊，这么说？”
“相当。”这对你来说看似荒唐，但我觉得充满骄傲感。
“或许他放假会再来吧。”
“或许。”
“哦，男孩子都爱他的妈咪。”从她目不转睛看我的方式，以及之后她又和门房交换的微笑来看，这场对话显然比我刚开始理解的要复杂许多。她一眼看透了我。尽管我只能自行想象她看到了什么。从那之后，我就避开卖票的女人。
我同情的是莫琳。你有一次告诉我，她还在等戴维打电话或写信回来：“她想他。非常想他。她一直对他说话，你要知道。他们俩一直讲个不停。不管我什么时候走进房间。他们都在——你知道——讲话。就好像我不在一样。”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一幅画面。这幅戴维和莫琳讲话的画面。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他被我想象成在家里一声不吭、悄悄踱步的样子，就像一只笼子已容不下的困兽。
“我敢肯定他很快就会和她联系。”我说。
十二月初，你又来了。又拿着空罐子站在院子里。雨下得很猛，来势汹汹，就像黑色的大头钉，但你从外套里拎出罐子，谨慎地把它们放进垃圾箱里。
那个圣诞我见过他一两次，尽管他没看到我。他正穿着他的厚外套，大步地走在福尔大街上，还戴了顶羽毛装饰的黑色费多拉帽。那顶帽子让我发笑。他经过时，人们驻足看他，要我说，他知道有人看他，也喜欢被人看。金斯布里奇容不下你了，我心想。尽管这对莫琳来说难以接受，我却为戴维高兴。他需要自由。
我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了，你和我。我已经爱着你将近一年。我也开始和一个名叫比尔的男人约会。夜里，我不再独自离开皇家舞厅。我每周四和比尔跳舞，周六再和他见面。我们会看一部电影。随便吃点东西。但从来不在金斯布里奇约会。比尔刚刚丧妻，和两个成年的女儿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去你住的地方？”他会说，我就编些理由，有其他住户啊，或者我的公寓太小。有一次他说，你觉得我给你丢脸，是不是？我马上对他保证说不是。即使我的话说出了口，却仍感到自己肩膀一沉，因为他是对的。我是觉得丢脸，既然话已经说开，就没必要再装了。我不像爱着你一样爱他。而且我做不到。我不愿意。我心里只能容下一个男人。
我有一次逮到你死死盯着我没戴戒指的手指。
“没人愿意娶我。”我笑了笑。
你一通狂笑，但你没说“我愿意”。
我好奇戴维是不是在忙着谈恋爱，因为复活节假期他几乎没露面。我当时觉得，那对莫琳一定又是一次打击。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真希望我在戴维那个年纪时曾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但他不再夹在你我之间，这倒是个解脱。
我的四十一岁生日到了。我从面包店给你买了奶油泡芙。我们停下车，在路边吃完了它们。“有特殊原因吗？”你问。“完全没有。”我告诉你。这一次你没说，“你会让我变胖的”，这会很讽刺，因为你的腰和下巴都多了些肉。裤子也不再晃荡了。
让我吓一跳的是，比尔拿着花和“生日快乐”的气球在啤酒厂门口等我。他只是想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他说。为了努力藏起他，我几乎是逼着他双手背在脑后走过街道的——尽管要把一个拿着“生日快乐”锡箔气球的男人藏起来很难。他坚持要带我在金斯布里奇吃饭，我很耻于说出来，但那个夜晚糟透了。吃提拉米苏的时候，比尔开始不耐烦：“你觉得无聊了，是不是？你有别人了，是不是？”
“当然没有。”我听到自己说。
“你一直看着窗外。”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盒子，试图把它塞进我手里。“嫁给我。”
外面的天还是亮的。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盯着窗户看了好久，设法思考该怎么办。如果嫁给比尔，我可以照顾他，照顾他的女儿们，可以组建一个家。我为了专心思考，眼睛一直落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但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在专心思考，只是在找你。
比尔在他的椅子里换了个姿势。“我就知道有别人。”他说。
“对不起，”我告诉他，“我真的很抱歉。”
他静静地坐了片刻。然后他吃完了他的提拉米苏。把玻璃碗都刮得干干净净。真奇怪，即使当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也试图把它们渺小化。“不过，就算你爱着别人，也可以，”他说，“我可以勉强接受。”
“不，你不行，”我去拿外套，“结束了。”皇家舞厅也就此结束。并不偶然，这也是我婚恋生活的结束。我再也没有和男人约会。别为我难过，哈罗德。这是我的选择。
不过，我仍和比尔的女儿保持联系。年纪较小的那个女儿结婚时，我寄给她一套酒杯。女孩们也偶尔写信给我。即使住在恩布尔顿湾，我也给她们寄卡片。直到我病倒了，才没再和她们联系。我病倒之后，就断绝了所有的友谊。
那个夏天你休了年假，但哪儿都没去。戴维告诉过你，他要拿着欧洲铁路通票去旅行，而且显然莫琳决定，她更愿意待在家里。我后来问起你做了什么时——没有你，我一个人在啤酒厂非常寂寞——你说：“我割草了。”
我们又因为那个大笑了一通。
更多消息
我们收到一张新的明信片。“历史名城沃里克”。你无法想象凯瑟琳修女拿着邮袋走进娱乐室时引起的轰动。
“哈罗德·弗莱说什么？”芬缇高喊，“他说什么？”她收到一封信，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受什么意外；还有一封说她有资格获得上千英镑的补偿金。然后她大叫：“别，别，先别读明信片！让我们先喝褐色的奶昔。我们得让这件事变得特别，像电视广告上的圣诞节一样。过来，小芭。把你的眼珠塞回去。”
“哦，我爱圣诞节。”芭芭拉说。
露西修女放下《瓦特希普高原》，推来营养饮料的手推车。她还带来了鲜奶油、吸管和锡箔的鸡尾酒小伞。珠母纽王开始拆一个包裹。亨德森先生叠起报纸。
“你愿意让我帮忙吗？”珠母纽王亲切地说。他用那只完好的手把包裹放在手推车上，送到房间后面。凯瑟琳修女提出帮忙时，他回答说还能应付，又抛了个媚眼，让芬缇爆笑。“什么人呐，”她仍在哈哈大笑，“是啊，你就是个笨蛋，你就是。我打赌你年轻的时候靠这个骗过酒喝。”
珠母纽王露齿一笑，说没错，他是骗过酒喝。“有一次我发现自己被绑在树上。”他说。
“我听过更糟的。”亨德森先生说。
“但那棵树在鹿特丹。而我最后有知觉的时候，人在伦敦东区的一间酒吧里。”
珠母纽王一杯接一杯地分发饮料。尽管他走路都很费劲，手有一点抖，大多数饮料还是留在杯子里，只有一小点洒在我们的腿上和地毯上。他一直在道歉，提出要去拿一块布来，而凯瑟琳修女只是大笑着说：“上帝保佑你。”
“你能行吗，轩尼斯小姐？”亨德森先生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点头表示我可以。
我们正要举杯时，芭芭拉发话了：“你们知道吗？我要哭了。倒不是因为我伤心难过。是因为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感觉眼泪就像从脚底涌上来了。”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芬缇说，“我这一辈子遇到过许多烂人。你们都很好，你们所有人。连你也是，亨尼。”她朝亨德森先生举杯。他看起来好像想笑，然后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表情，又把脸重整成蹙眉的样子。
“致哈罗德·弗莱。”珠母纽王咆哮道。
“上帝保佑他。”凯瑟琳修女说。
芭芭拉举起酒杯。
“到最后，你是谁根本无关紧要。只有朋友才作数。”
我们又说了一次你的名字，然后喝下饮料。一开始，液体浓稠温暖，像糨糊一样留在嘴里。我不得不很努力地把它往后晃进喉咙。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一个简单的吞咽动作可以这么复杂。然后，液体里的某种东西，某种味道不像纸板、反而又甜又烈的东西，刺痛了我的牙龈，让味蕾焕发出活力。感觉就像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记得在海上花园度过的圣诞节。我以前常用线串起碎贝壳，把它们挂在树梢光秃秃的枝丫上。每年都有人来看。有一次，我和一个拾荒女人一起过圣诞，我们一边从塑料烧杯里小口啜饮黑刺李杜松子酒，一边看着风从海上刮进来，让我们头顶的贝壳装饰闪烁着舞蹈。她容光焕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她低声说道。我以为她会再说一句话毁了这氛围，但她没有。我拿来毛毯，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直在看。
“老古板们。”芬缇把她的玻璃杯重重地砸在娱乐室的桌上，用手背抹了一把嘴。“自打我被捕那天，就再没喝过那样的东西。”
亨德森先生含着吸管呛到了。
“因为什么被捕？”那是某个义工在问。
“我们这么说吧，那件事涉及一个格罗斯特来的男人和一个灭火器。”
“真够受的。”亨德森先生咕哝着，这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听不懂，”露西修女说，看起来既欣喜又困惑，“你是说今天的营养饮料还不错吗？”
“它们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珠母纽王说，只不过他不得不低声说话，因为新来的两个病人已经放下杯子睡着了。于是珠母纽王听起来不太像拖拉机了，更像一只电动牙刷。
我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明信片上。它就待在凯瑟琳修女之前放的地方，靠在一瓶卫生漱口水和几根棉签上。“我受不了啦，我要听哈罗德·弗莱的消息，”芬缇说，一边紧闭眼睛，一边还稍微把脸藏在手后，“去啊，哪个人去读出来。赶紧的。那个家伙现在到哪儿了？他还在走路吗？”
露西修女捡起明信片，匆匆浏览了一遍。沉默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听听他都走过了哪些地方！”她终于来了一句。
“快点，快点，”芬缇说，“不然就要尿裤子了，我太紧张了。”
“他走过了切尔滕纳姆。”露西修女说。
“切尔滕纳姆？”珠母纽王说，“我去过那里一次。是去赛马的。我开着我的劳斯莱斯去，坐着大巴回。”他笑了好长时间。“对，那是美好的一天。”
露西修女继续读：“他走过了布劳德威村。”
“布劳德威村？”芭芭拉说，“我去过那里一次，和邻居去的。我们喝了奶油下午茶。她还给她的音乐学校买了杯垫。”
露西修女说：“他走过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
轮到亨德森先生了。
“斯特拉特福德？我去过那里一次。我和玛丽一起看了《李尔王》，还在幕间休息时喂了天鹅。”
“还有，等一下，”露西修女说，“现在他已经到了巴金顿。”
露西修女停下来等人插话，但没有人。
她继续往下念：“他说，他遇到一个名叫米克的好心年轻人，给他拍了照片，还给他买了一杯柠檬水。还有，盐醋味的薯片。他说——”这里她再次中断，凝视着明信片，“他已经决定，要不花钱旅行。从今以后他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只在户外睡觉。”
还没等人回应，一阵怪声响起。是一声拉长的尖鸣呜咽声，就像水壶的哨音。我们都转身过去，菲洛米娜修女正把芭芭拉拖进她的怀里。被健康的修女抱着的芭芭拉，不过是套在便袍里的一捆小木棍。“你在伤心什么呢？”菲洛米娜修女说，“是哈罗德·弗莱吗？但他会没事的。正往这儿来呢。”
等了良久，话语声才传来，但极其小。
“我希望我能活到下一个圣诞节。”芭芭拉说。她在修女的怀抱里含泪颤抖。
我们都听到了，但没人说话。我们只是看着她，就像一个孩子看着另一个惹了麻烦的孩子，或者一个开车的人放慢车速，目睹一起撞车事故。我们试图去理解，却不愿交换位置。
“你会的，小芭，”芬缇喊道，“你会的。”
芭芭拉的身后，五月中旬的阳光从娱乐室的窗户倾泻洒入，像一条曲折的光之河流。
诗人
戴维在剑桥开始了他的第二学年。之后，毫无征兆地，突然来了一封信。信在一个周六送到我的公寓。按信件的标准来判断，这封信很短。他仍喜欢课程，戴维说，尽管阅读书目有时很枯燥。他说在欧洲玩得很疯！（我从来信不过感叹号，尤其是一大堆的感叹号。）他还说，他想念皇家舞厅，并给了我回信地址。有一条附言。我能不能给他一点现金？又有一条附言。他很抱歉。
我当天下午就回信了。我认为他敢再张口要钱实在很有种，但我原谅了他，一部分因为他还记得我，让我很感动，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对皇家舞厅的评价。我寄给他一张卡片和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放在同一个信封里。
陆续有信寄来。不定期，每隔几个星期一封的样子，每次他都求我给钱。有时我直接无视这些信件。那些更紧急的我才回复。我得承认，哈罗德，我觉得被利用了。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很无地自容。十二月初，戴维写信询问，他能否来我家过个周末。他需要见我，他说；情况变得太压抑了！他把我称作他的朋友。
为了不引起惊慌，我问你和莫琳有没有听说什么，你可能记得，可能不记得，但你的回答一如往日，说戴维太忙，没时间联系。在戴维的信里，他给了我长途大巴的班次，问我能不能帮他付车钱，于是我回信时寄了去。（这次是二十英镑。）我打扫了公寓，给他在沙发上置了一张床铺。等他一到金斯布里奇，我就打算建议他回去看你和莫琳。周五下午我早早下班，很小心地不让你看到我离开。
戴维没有出现。我拿着书在巴士站等了三个小时，而他压根没来，也没再写信。蠢女人，我心想。他当然从没想过要来。他只想要钱。他很可能已经把车费喝光了。但至少我不用骗你。
十二月中旬，你又拿着空罐子出现了。我不知道戴维敢不敢再次出现在我的公寓门口，但他没有。我第一次在金斯布里奇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那是他。
一年一度的圣尼古拉斯集市在码头那里办得热火朝天。我问你去不去，你说圣诞市场不是莫琳的菜。那是个没有雨的冷夜，摊档的灯光在河口黑水里投下晃动的图形。我记得，有热葡萄酒的辛辣气味，还有热狗和汉堡包的炸洋葱味。有一些露天游乐设施供幼童玩耍，人们的叫喊和起哄声压过了发动机的噪音。市场尽头，一大群人已经聚集起来，观看临时舞台上的一支本地乐队。我握着塑料杯装的热红酒暖和手指，看了他们一会儿——乐队的成员都很年轻，或许跟戴维同样年纪——观众里有人开始跳舞。我看到了纳比尔的秘书席拉，和她的丈夫一起，还有几个销售代表。温热的红酒撞击我的喉咙，让我情绪高昂。某种意义上，这又像是在皇家舞厅——你属于某样东西，又不属于。真是遗憾，我记得自己想着，真遗憾你留在家里。我继续走，因为另一群人已经聚集起来，我能听到笑声。我也想大笑。
我站在人群的最外面，很难看到里面，而且乐队的音乐也太吵，听也听不清。我侧身往里挤进去一点，就在那时，我不得不停下，确认我看到的真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戴维站在一圈强光的正中央，拿着一个手持式麦克风。他的体重轻了不少。轮廓更加锐利，或者说更加疏离。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用了化妆品。他留长了头发，绑成一个马尾。穿一件松垮的深色大翻领西服，搭配他的旧靴子，还有我的连指手套。我现在回想起那幅场景，是那副手套提供了唯一真实的色彩。就像看着一张黑白照片里一团扎眼的红，近乎触目惊心。
我仍在生戴维的气，因为他浪费我的时间，还找我拿钱，但我最主要的还是气我自己，气我被他利用。我继续躲在人群里，不想让他看见我。戴维在背一首诗。尽管天气很冷，他身上还是有着一种闲适，一种魅力，一种光辉，吸引人们靠近，让人愿意聆听。我能看得出来。他一边抽烟一边表演，脚边还有一个瓶子，他不时俯身举起瓶子灌一口。有人大声叫道：“把酒瓶传给大家啊，戴维！”他就大笑着说：“自己买酒去，先生。”似乎有不少人认得他。
戴维攥着几张纸，但他基本不看。他以深沉有力的嗓音表演，颇具感染力。就我听到的部分来说，这些诗都是讽刺作品。他每读完一首诗，观众就狂热地鼓掌。他们明显喜欢他，而他也知道。他的脚边放着他的费多拉帽，一个女人走上前去，往里面丢了几枚硬币。
我听到他说，他很快就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作品了，几个人点头，表示他们会有兴趣一读。
“那么下一首，”戴维说，“叫《一个待字女仆的情歌》。”人群大笑，同时他停下来又猛灌一口。“它有一段类似迭句的地方，你们都可以，你们知道的，可以加入。”他从夹克口袋里抽出一条丝巾，在脖子上打了一个结。我推断那是莫琳的。有人高呼一声：“同性恋！”戴维咧嘴一笑，说：“是啊，对。”我又凑近一些。
戴维开始用尖锐的高音背诵，像在模仿一位年长的妇女，那是我熟知的语句。我一直放在手提包里的语句，直到我丢失它们。是我的诗。
（“我看着世界，却只看见你”那种东西。我几乎难以复述。）
然后迭句开始了——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整个人群都在吼——“我的爱是纯洁的。我是你的女仆。哦，我啊，哦，天啊，我会和你上床吗？”
人群刺耳地重复喊着这首诗，我的脸因为羞耻而烧得通红。
戴维又继续背了四首诗。我之所以留下，只是因为我听到的东西太伤人，脑子太乱，动弹不得。他所有的诗都在拙劣地模仿我。所有的诗都让人群起哄。等到第五首诗结束，我再也受不了。我转身，推开人群出来。
之后我开始跑。跑过了摊档，跑过了儿童的旋转木马。我用手捂着脸，这样就没人能看到我。等到了码头的另一边，我不得不停下，坐在一条长凳上。隔着油腻的黑水，我想象人群在哄笑，觉得自己就像被扒光了衣服。我无法自抑，痛苦地放声大哭。要是你已经看过那些诗呢？更糟糕。要是你妻子已经读过它们呢？我想待在自己的公寓里，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人群开始吹起挑逗的口哨，开始鼓掌。我猜戴维的朗诵会结束了。我坐了很久，看着人们沿着码头走回家。家长扛着他们的孩子。几个男人——我认出他们是销售代表——把一个年轻女子举到水面上，假装要把她丢进去，那女子在尖叫。一匹被装扮成麋鹿的马被牵进马厩隔间。酒吧开始满了。集市将近尾声。
“嘿，是你。”一只纤细而坚定的长手扣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拉转过身。我闻到他的气味，不得不故作镇定。“你刚才在吗？”
我站起来要走，但戴维跟上来，挡住了去路。我看到他眼圈周围黑色的眼线，嘴唇上深红的色渍。他把脸盖上了一层白色的粉底。
“你父母都知道这些吗？”我冷冷地问。
他大笑着说，很可能不知道。他没提信，没提我寄的钱，也没提他未能兑现的拜访。他越过自己的肩膀扫了一眼集市。
“还不错。人们喜欢我。有现金吗？”
我的下巴都要掉了，他又开始大笑。“我开玩笑的。”他给我看那顶帽子。里面装满了硬币，还有几张纸币。“你想喝点东西吗？我请你喝一杯。”
“不用。”
“随你的便。”戴维耸耸肩，走开了。我看着他逛到街上，往外卖酒铺走去。
那个周一，我坐进你的车里时，几乎无法看你。你问我是不是感觉很憔悴？憔悴？我打断你的话。那算个什么词？你尴尬地笑了一下，继续专注于前方的路。
“圣诞节准备做什么好玩的事吗？”你说。我没回答。
我们一定沉默地行驶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记得你在停车带靠边。“在这儿等着。”你说，然后下车从行李箱里拿来一个袋子。
等你在驾驶座里坐稳后，你让我看。
你从袋子里举起一个红色的装饰球，小心地把它绑在后视镜上。你的手移动的时候，球转了一下。你拉下了我这边的遮光板，又挂上了一个装饰球，这次是一个金色的。然后你在方向指示灯上挂了一个蓝色的球，最后，是一个银色的，你绑在了我座椅后面的衣帽钩上。
“圣诞快乐，奎妮。”你说。
“我不懂，戴维。”
那天是节礼日25，他决定突然拜访我。他站在公寓共用大门的门口，送来一瓶半满的金馥力娇酒，还有一小枝冬青。他因为湿冷而打着哆嗦——他只穿着夹克和牛仔裤，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但这个年轻人绝不可能进我的家门。
“和解吧？”他说着递出那瓶酒。
他的衬衫湿透了，领子像纸一样贴在皮肤上。我正准备关门，或许他察觉到了，我不知道，因为他抬起脸来，我就看到了。他哭过了。
他的身后，大雨击打着街道、人行道、河口。一切都是浸透的灰色，都是水。我看着戴维，他两眼通红，嘴巴因为悲伤而嘟起，瘦高的身体穿着湿衣服那么不适，我动了怜悯之心。
“那就进来吧。”
他穿过走道，进了公寓，划过地毯，径直停在了椅子处，所到之处留下了一条水迹，他脚踝缠绕着坐进椅子里，手臂紧抱着自己的身体。他的膝盖抖动着，上上下下。
“戴维，我在生你的气。”我说。
“是啊，我知道。”他甩甩湿发，雨滴飞溅在衣服上。“而且我很抱歉，小奎。我真的抱歉。”
我给戴维沏了茶，拿来毛巾和一床毯子。我一直忙个不停，这样就不用坐下来和他对话。不过，现在他在我的公寓里，情况变得不同了。他看起来小了一点。他喝光了绿色茶杯里的茶，往里面倒满金馥酒。
我坐在地板的靠垫上。好了，我告诉他：解释一下。
他讲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聊课程、大学，聊他在剑桥的生活。他承认功课很难。他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她离开了他。现在他发现自己喝醉后更容易和人们打成一片；喝醉的他更有趣，更不受拘束。但功课很痛苦，当然。助教们已经盯上了他，父母不知道这件事。
朗诵自己的诗是向人们展现他是谁的一种方式，他说，可以不用惹恼他们或让他们反感。他在学生会和大街上做诗朗诵。这就像知识分子的街头卖艺。他喜欢这件事带来的关注，还有现金。
“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他说，“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偷了我的诗，戴维。你把它们当成笑料。”
他温柔地看着我，用你的那双眼睛，然后坦白地说：“我只是想有人看到我，小奎。看到我本来的样子。”
说到底，我们都想这样：被人看到。
“你朗诵的那些诗都不是你的。其他人怎么能从里面看到你呢？如果他们能从里面看到什么人，那也是我。”
他短暂一笑，然后再次开口，仍旧一副放下戒备的诚实模样：“可是，正是那样啊。你在看着我，小奎。你看到我是个骗子。”
我的愤慨、被背叛的感觉，都消融了。我想帮助这个男孩。我真的想。“你得表露你的真心，戴维。”我把手放在心口，感觉到它贴着我的手掌在搏动。
过了片刻，他问：“你在你的诗里就是这么做的吗？表露你的真心？”
这一次我不回答了。
戴维去拿他的瓶子，拧开瓶盖，又往绿色茶杯里倒满了金馥酒。他很小心地用袖子擦净瓶颈。最后我竟然加热了一块圣诞布丁（一人份），和他一起在火炉边分吃了。我们把盘子放在腿上吃。他跟我说起一点他夏天在欧洲的事，直到光暗下去，他才问道：“它们是写给谁的？你的诗？”
“不是你认识的人。我是好几年前写的。”
我抬起头时，他正非常仔细地看着我，微笑着。他相信我。他没有意识到我爱他的父亲。戴维给我倒了一杯金馥酒，我喝得太快，结果酒精直冲我的喉咙。“我只是想确切知道是谁。”他说。
接下来的几周，戴维打过几次电话。当然，他用的是应答付费方式，他告诉我他在剑桥的状况，让我放心，说自从我们谈过话后，他感觉好些了。更加踏实。他开始写自己的诗，他说，他真的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他的诗不再有趣，我觉得那样也可以吗？我向他保证，只要他真的在表达自我，那就是好的。真的很好。“我可以把它们寄给你吗，小奎？”他问。
显然他在剑桥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读了诗，觉得戴维大有前途。说他有能力拎起一个主题，把它推至极致。第一批诗次日就到了：揉成厚厚一团，装在一个棕色信封里。
我得跟你说老实话，哈罗德。戴维的诗不怎么样。它们满是陈词滥调。大多数都没有写完。而且它们都有一种阴郁感，显得很是自我陶醉。我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注释。意象松散的地方，我提出新的构思。我在尽己所能地帮他。更多的诗寄来。它们更加阴冷。它们谈论死亡，那个黑洞。他经常在页尾写上一句：“只给你一个人看！”他强烈要求我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否则他永远不再信任我。“你的秘密很安全。”我向他保证。然而我有所担心，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复活节来了又去。我记得在你的车里藏起用锡箔纸包的巧克力蛋，作为复活节寻找彩蛋的惊喜，但你一屁股坐在一个巧克力蛋上，于是我们在咖啡馆里花了好久清理污迹。
戴维在家里短暂待了一阵。夏季开学，他回校后，又开始寄来诗歌。我继续帮着构想新的措辞，有时，我承认，我也借此机会来提其他的建议。或许他应该参加诗歌社团？他吃饭正常吗？如果有人问我，和戴维搅在一起做什么，我就会这么解释：我在通过帮助你的儿子来帮你。我，曾经也是一个牛剑26名校的学生。我，也有过敬畏我才智的父母。我希望戴维能站稳脚跟，然后我就会随意地在我们的谈话中顺便提及整个真相，关于我们去跳舞，我给他寄钱，诗歌，还有所有我未能向你承认的其他事情。事后再提的话，那些事件就会看似无足轻重，因为它们会安全地留在过去，戴维也会开心。
于是我们继续一同驾驶，你和我。我注视着你，给你带巧克力棒，用小东西表示我在那里。有时你绕远路回家，指点我看鸟。我们停过一次车，你还记得吗，因为你说觉得我看起来面色苍白。（我的确是。当天早上戴维寄给我一首诗，关于他脑海里的“蓝色野兽”。）我们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但我苦不堪言。过了一会儿，你开始收集无花果，仔细地把它们沿着空荡荡的避让带排成一条直线。你玩过无花果球没有？你问。我说，没，我没玩过，你表示惊讶，告诉我很简单，就像保龄球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换成无花果来玩。
“你在哪里都能玩。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它不是奥运会项目。要是你找不到无花果，用板栗玩也可以。”
意外地，我很擅长玩无花果球。“你看，”你说，“现在你又笑了。”
“有一天我要和我儿子来这里。”
我们坐在斯莱普顿沙滩上的酒吧外面。我要了雪利酒。你要了一品脱的酸橙柠檬水。一包薯片躺在我俩之间的桌上。那一定是夏天——戴维在剑桥的第二年年末。海很平静，像磨光的玻璃，天空也闪着银色，间歇地被斯塔岬的眩光打破。“我们会来杯啤酒，”你说，“我和戴维。”
一杯啤酒？我心想。你确定吗？你就好像读出了我的想法，微微一笑：“要不还是柠檬水吧。我们会聊一聊。你知道的。”你蓝色的眼眸蒙上了雾，“男人与男人间的聊天。”
“那不错啊。”我说。
“人年轻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和父亲聊天。但有一天。有一天他会像我一样老。等我们都老了，聊天就会容易些。”
我想象戴维戴着我的连指手套。我放声大笑：“我无法想象戴维戴着驾驶手套的样子，哈罗德。”你看起来那么悲伤，那么不确定，而我在试图让你感觉好受些，但还没等我把这句意见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真希望能把这些话塞回嘴里，但我只能吞掉剩下的雪利酒。
“我不理解，”你对着宁静说话，“你见过戴维吗？”海水默默地冲刷着海滨。
答一句“是”会很快。是，哈罗德；是，我见过。你把契机现成地摆在我的面前。我们跳过几次舞，我会说。他打电话给我。要过钱。坦白交代还不算太迟。永远都不会太迟——然后我想起我的诗，被他讽刺的诗，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爱你。
“没有。”我说。我又说了一次，生怕第一次不够大声。“没有。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他。”
你夹着怪声地笑了一下。没有大笑那么猛烈，但比单单一个微笑要温暖。
“我觉得你会喜欢他的。他肯定会喜欢你。”
一切都变得不堪承受。
火警
深夜里，我们被火警吵醒。新来的一个病人在抽烟，导致他的氧气瓶轻微爆炸。夜班护工和修女把我们推到外面的颐乐花园里，用毯子给我们盖好，尽管这天挺暖和，空气也出奇柔和。我能闻到山楂树、峨参和最早一批接骨木的质朴芳香。
“那个白痴险些炸死我们。”一个夜班护工抱怨道。她看起来暴躁又疲倦，接近哭的边缘。
“对，但他没有，”菲洛米娜修女微笑着说，“没事的，芭芭拉。不用站起来。现在坐好。拉住我的手。”
逆着娱乐室的灯光，病人们的脸庞都微微发亮。黑暗中，什么都没有实体。人，树木，塔，假山的石头，星芹的银星和金链花的花瀑。沉寂中，它们都很暗淡。
“那里就像瓦特希普高原，”露西修女说，“一切安宁。”
“你在开玩笑吗？”亨德森先生厉声喊道。
露西修女说她没在开玩笑。跳过开头对她无关紧要。她认为那是个可爱的故事。她刚给芭芭拉读完。
“那些兔子呢？被碾轧，饱受伤害啊！”
露西修女用手捂住嘴。“兔子？”她重复一次，“哪里有兔子？”
“它们都是兔子，”亨德森先生说，“那正是重点。”
“什么？他们都是吗？”露西修女看起来整个人都崩溃了。“但他们说人话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兔子。哦，不。”她沉默地坐着，琢磨这件事，有时脸一垮，又来一句“哦，不”。“那太让人不安了。”她喃喃自语。
你干吗非要跑去告诉她，说他们都他妈的是兔子啊？芬缇嘘道。亨德森先生说他很抱歉。他以为人人都知道它们是兔子，封面上甚至有一幅兔子的图片。他真希望自己没提过兔子。“哦，不。”露西修女啜泣道。菲洛米娜修女又拿了一床毯子，给年轻的修女裹上。我伸手去拉她的手。
一小会儿之后，有人说：“看啊，院长嬷嬷。你看月亮。”菲洛米娜修女看到了，她让护工把我们推到花园的一处地方，让我们也能赏月。
月亮低垂在空中，是小柑橘的颜色。周围，星辰闪烁跃动。亨德森先生指向北斗星和我父亲最爱的星座——名叫“七姊妹”的一小组星星。“你看到了吗，露西修女？”他问，“轩尼斯小姐，你也看到了吗？”
我想起我的海上花园。在月光里发亮的人像。风铃在风中呼唤。我想象风雪雨日中的恩布尔顿湾，我以各种方式见识的它。我见过冬日的海浪冲上黑板岩的石墙，也见过七月早晨的大海，就像一匹展开的粉色绸缎。现实中，恩布尔顿并不算远，只隔三十英里，但感觉上，我和我的花园相隔着一光年。
经过了氧气瓶和兔子事件的情绪波动，我不想哭了，不想让自己像个傻瓜。于是我在头脑里说，想点别的东西。想想哈罗德·弗莱。他也站在橘色的月亮和这些星辰下。
爱的方式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爱，”我告诉戴维，“你可以铆足全力去爱，折腾出许多动静，或者你可以安静地爱，洗碗碟时都可以。你甚至能爱一个人，而不让他知道。”我很小心地别过脸去。
那是戴维在剑桥的第三年圣诞，事情变得更糟。每每他过来拜访，都坐在我家电暖气旁的椅子里，缩在他的黑外套下，抽着大麻烟卷。如果我质问这个，他就说它有助于放松。貌似他仍在写诗，但他不想再拿给我看。我若问起作业，他就目光呆滞。我打听他的朋友时也是一样。他经常抱怨天冷，我永远都在给他拿毯子。我问他愿不愿意去看医生，但戴维只是嗤之以鼻。我建议他跟你聊聊时也是一样。
我对自己承诺过，要做你和你儿子之间的桥梁，但我力不从心。
或许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又把我引回我们之前对爱的辩论上。洗碗碟时也可以爱，这个想法吓坏他了。我怎么能如此琐碎？
“有时你就得用寻常的方式思考，戴维，”我说，“有时生活不是如你预期的那样。”
“我宁可死，也不愿流于寻常，小奎。”他说着抬起头来，凝视我的眼睛，他的脸上有那么多烦恼，我无言以对。
不过，当戴维说他想要非同寻常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做学生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一次又一次地爱上高大、黝黑的帅气男生。而高大的男生带我去约会，就是为了打听我高挑的女生朋友。我代他们写情书和优美的话语。之后，黝黑的帅气男生和我那些漂亮的金发女友说我输得起，像石头一样可靠，但那和“你人很好”“你的脚蛮好看”没什么差别。只是为了表示支持。我不想要支持。我有连裤袜。我想要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