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找到爱时，它们又都无疾而终。我选择的人都会辜负我。就算我没有选择会辜负我的人，我又会被那些注定被我辜负的人所选择。那些情事不必多说。学习如何去爱，这是件难事。比如说，我知道科比的那个人渣是个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不得不去做很多事情，来干扰自己，不去面对真相。当你明知一件事是错的，就得非常用力才能坚持下去。其实，我现在应该不要喊他“人渣”了。他很可能是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好祖父。一个好邻居。诸如此类。
然后我遇见了你，爱上了你，这一次我终于可以留下。我在银行账户里存够了钱，能买一栋小房子。但随后就是戴维的可怕悲剧，于是又故技重施。我向你妻子传达了我的意思，第二天我就逃走了。我一路向北，掉头向东，直到我遇到大海（这座该死的小岛），又一次不得不停下。
等我停下后，我发现让爱停下却不那么容易。爱不因你的逃跑而结束。甚至当你决意重新开始时，爱也不会停下。你可以看着北海，眼中却只有英吉利海峡。你可以看着诺森伯兰的沙丘，却忆起南德文郡的那些。你逃不开这一事实：你的爱仍活着，必须妥善处理。
我开始建花园时并无计划。我对植物没有经验。它是缓慢成形的，就像爱一样。每天我沿着沙丘和海滨散步，观察石缝间和小路上长了什么。我记下笔记。在克莱斯特，我看其他人怎么挖坑种植。我研究面朝渔港的那些石头建的花园。我回到自己的海滩小屋后，就挖坑种树，打造自己的花园。每年它都扩大一点。每一季，它都更稳固一点。
这些年来，我的花园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有我自己犯的错，这类错误很多。还有天气原因。有海鸥。也有其他人为因素。有时人们帮忙，却无意中添了堵。有时他们质疑我。我怎么能把我的生活都交给花园？怎么能待在一处不去旅行？我一一作答。谈论我的花园给我带来愉悦。一个夏天，我干活时被三个办婚前单身派对的年轻女人打断。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她们其中一人披了一条“待嫁新娘”的肩带，还背着一个巨型塑料充气阳具。这种细节你是不会忘记的。
三个女人都穿着短裤、比基尼胸衣，戴银色小皇冠。皮肤丰满紧绷，肩膀和胸口上都有阳光和海盐的痕迹。
好漂亮的花园，一个女人说。
阳光地段真不错，第二个女人说。
但太靠近悬崖绝壁了，待嫁新娘说。
于是我放下园艺叉，像往常一样讲了故事。我的花园是献给一个我不能拥有的男人的。它是我为一个可怕错误的赎罪。我领着年轻女人们观看有海葵和蓝色小鱼的石池，蓝色小鱼是我用贝壳雕出来的。我给她们展示人像、海草旗帜和彩色卵石做的花环，每颗卵石上都有一个大海推挤出的洞。我给她们看百子莲和欧白芷的花塔（我一向喜爱稍高的花），白色的毛地黄，还有我的最爱——蓝罂粟和鸢尾花。季节更替。植物枯死复苏。花园的每一部分都有故事，我说。它让我想起我学过什么，抛下什么。
“但一座花园怎么能填补一个男人呢？”待嫁新娘问。
“特丽莎下周就要结婚了。”她的朋友说。
“今晚我们要去纽卡斯尔泡吧，”另一个朋友说，“庆祝她最后几天自由的日子。”三个年轻女人放声大笑。
“自由和婚姻，她不能兼得吗？”我问。
“要是你认识我未婚夫，就知道不行。”待嫁新娘说。
我告诉年轻女人们，我在花园里学到，有的时候需要我介入，也有的时候，无论我多爱一棵植物，都不能去打扰它。我的花园不归我占有，它也无关我的精神升华。
“我宁愿要一场婚礼。”待嫁新娘说。
“你应该看看她的礼服和面纱。”她的朋友说。另一个朋友说：“一个女人就应该有一个属于她的特别日子。她得当一回公主。”
我考虑了我的人生。没有派对，没有人致辞说我善良，没有特别的裙子，没有五彩纸屑。没有人每晚和我坐在一起，也没有人每个清晨在我身边醒来。尽管我告诉自己，这是我的选择，我拥有一座花园和我的独处，但站在阳光里我还是觉得冷，吃不下东西。
大概一年以后，待嫁新娘回来了。瘦了不少。她告诉我那段婚姻没能走下去。她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植物适合放在她的窗台花箱里，于是我给了她几根插条。她又遇到别人了，但她这一次会慢慢来。“不办婚礼。”她说。我们看着大海，我想我们俩都笑了。
我之后没有听说过戴维的诗，除了一次，在他的第三学年末，他提起自己先是被人说很了不起，之后又被抛弃，就好像自己一直以来什么都不是，这件事很难受。他回家来了，可能是在准备期末考试。他说，不抱期望地活着应该更好。
“但你期望什么呢？”我问，“人们之前告诉你，你是什么？”
“一个诗人。他们说我会出名。”
“为什么你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你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不能为了写诗而写诗？你并不需要出名才能写诗。”
他愤怒地摇头，又点着一根烟：“你不懂。”
“对，”我同意，“但我想弄懂。”
“如果没人知道你是诗人，那做个他妈的诗人有什么用。我宁愿当个路人，像父亲那样。我宁愿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就那么活着。”
“你不是个路人，戴维，”我说，“你父亲也不是。”
他烦躁地哼了一声，摇摇晃晃地从我的椅子里起身，就好像我变得难以忍受一样。他把外套搭在肩膀上，离开我的公寓。
有时我记得戴维想要出名。我记得戴维说，他之所以是个失败者，是因为整个世界没有端坐般注意他。我想到浪费，而且，我告诉你，哈罗德，我想摔东西。如我所说，学习去爱，是一件难事。但我认为，学习接受平凡，是更艰难的事。
几年以后，我开始在恩布尔顿湾打造我的花园，在找到一根让我想起你的长条浮木后，又找到另一根。当时我正走在海滩上，希望在克拉吉礁瞅见蛎鹬，这时一个硬东西戳到了我光着的脚。我停下来。把沙子清掉。那是一根变黑的浮木，大概有我的手臂长，但弓成了一个打结的V形，两头都磨脆了。它满身悲伤，几乎让我停止呼吸。我只能看到戴维。我小心地把这根浮木搬回花园，花了一整天来决定该把它安放在哪儿。最后我选择了一片石床和一株乳白色的伯内特玫瑰。我在周围种了延龄草，当红色的浆果长出来时，我想起我的羊毛连指手套。
那一夜，我一直在花园里干活，太阳下山后我仍在忙，月亮升起，在海浪上投下银色的光痕后，我仍在忙。我需要听到海和风的声音，需要手头上一直忙个不停。我无法忍受回屋待着。
关于未来
昨晚我梦到自己又重回我的海上花园。
在梦里，哈罗德，我试图固定木头人像，给种球打好桩，但风一直在抽打大海，把它搅成黑白两色，风掀乱我的头发，猛击我的花园。花草和人像都被拔起，任风吹着，就像一场风中的海难，我努力追赶它们，但追不上，眼看着风暴把它们带走。
玛丽·安贡努修女过来时，我无法思考我的信，能写的只有一句话：我的海上花园会怎么样？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在窗前，红彤彤的手指举在嘴边，两手掌心相对。她的身后，一丛丛的树叶也像圆鼓鼓的指头，花骨朵从枝上凸起。她正陷入沉思。“这是你头一次想到这件事吗？”她最后说。
不是。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有一段时间了，但它一直潜伏在阴影里，我一直不想去看它，所以总在专注于其他事。
等待玛丽·安贡努修女的回答时，我小心地注视她。我太害怕她要说出口的话，但又必须得到真相，结果，除了她，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树消失了。我甚至忘了我是我自己。我只看到玛丽·安贡努修女和她绿色的眼睛。
“你立遗嘱了没有？”
没有。我感到喉咙一紧。
“你得立一份遗嘱，奎妮。你知道的，不是吗？”
我开始哭，她握住我的手，但这种情绪不再是恐惧，也不是悲痛。我哭是因为她是对的，而且我知道她是对的。我只是在等有人说出这些话。
“宝贝儿，立遗嘱没那么可怕。就像你去度假前要清理屋子一样。只是为了让事情井井有条。你需要问问菲洛米娜修女。你需要说，你想立遗嘱了。”
一小会儿之后，露西修女给我洗头。她把护发素揉进我的头皮里，我感觉我的脚趾和手都融化了。我又一次在脑中描绘我的海上花园，但这一次，混乱已经过去，唯一的动态是橙色的尖翅粉蝶飞掠水面。下方的海湾里，大海是一片平整的蓝，海浪是蕾丝花边。没有风。露西修女用温毛巾裹住我的头。她吹干我的头发，然后给我涂指甲。
“你今天看起来开心些了，”凯瑟琳修女说，“想去花园里待一段时间吗？”
我捏捏她的手说谢谢。
“好，”她笑了，“我也是。我去拿我的羊毛衫。”
西班牙宗教法庭
“莫琳说我需要一件夹克。”你告诉我。你记得那一天吗？哪种夹克？我问。“就是那种父亲会穿去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夹克。”
我们正开着车回啤酒厂。德文郡的小巷都被花草包围了，就像开车穿过茂盛的绿色林冠。开了几英里后，你清清喉咙，说：“你有什么想法吗，奎妮，那会是哪种夹克？”
“你是在请我帮忙吗，哈罗德？”
“我是啊，确实。”戴维式的回答，如果我听过的话。
我们停在金斯布里奇的男式服装店。你把我介绍给售货员——他儿子和戴维以前读一个学校。
“这位是轩尼斯小姐。讲件好笑的事。我们遇见是在——”
“食堂。”我说。
“文具柜。”你哈哈大笑。
我记得售货员打听戴维的消息，你说他已经考完期末考试。售货员告诉我们，他儿子找了一份开垃圾车的工作。没有人明说，这是当然的，但那两个缺席的男孩若并排站，显然戴维是优秀的那个。售货员去取各种夹克给我们挑选时，仍在用恭敬的词语讲起戴维的才智。他比老师都聪明。他有一个周末用图书馆借来的书自学古希腊语，还有如何拆卸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自己注意你的脸。你满面红光的样子。
“你还记得那天吗？”售货员大笑道，“他们在科学大楼的天台发现那小子？他在干什么？背诗吗？”
红光不见了。你瞥向我这边，目光低垂，看向自己的脚，就像你在担心我会怎么想。就你而言，我还没见过戴维。“啊，对，”你讷讷地说，“我忘了那事。”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对我说。
“我喜欢这件上衣。”我说着，指向一件圆点哈里斯毛料夹克。我没有真的在看；我只是在转移话题，因为你看起来被戴维站在天台上的记忆弄得痛苦无比。那件夹克有个大翻领、三颗扣子和一个胸袋，而且它是哈罗德式的棕色系。售货员说它是秋季新品，适合九月份穿，又用了一条梅红色的领带和它搭配。哦，不，你马上说，并用一条浅棕色的领带换了它。这让我想到，你如此拼命避免关注的原因或许与你的童年有关，尽管你只提过母亲两次。或许因为你挣扎着要把袖子从胳膊上甩开，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迷失的男孩，我冲过去帮忙。
“谢谢你，奎妮。你介意帮我拿好夹克吗？”
“不客气。”我照顾了你三年多，要记得。我小心地把你的夹克搭在手臂上叠好。
现在回顾起来，那件哈里斯毛料外套太正式，也太厚了。我再也没见你穿过它。但当你把它披上肩膀时，售货员又被另一件陈年旧事给逗乐了，他开始大笑：“警察发现戴维在福尔大街上玩捉迷藏的那一晚又是怎么回事？他差点害死他自己，那个臭小子。”
你现在看起来不太舒服。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又加了一句。
你硬是挤出一个微笑，说夹克穿起来应该不错，谢谢，领带也是。我们飞快地离开，你开车回啤酒厂的一路都心不在焉，一直用手刮头发，甩着头，就像受到了小型电击。
“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一定很兴奋。”我说。我的意思是，会没事的，哈罗德。你长大了，能够面对这件事。戴维需要你。
当我问戴维，他的期末考试有没有一个题目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他在电话那头大笑。“这是在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吗？”至少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他的原话是：“啧四干什？该-的西部总家法提吗？”
他没有掩饰自己喝酒喝得更凶了。他回家后来拜访我时，身上的酒味那么重，我生怕点一根火柴，我俩都得烧起来。我会给他烤吐司，让吐司吸掉酒精，还为他倒一杯牛奶，但他已经不在我面前吃东西了。我会把盘子和牛奶留在他的脚边，然后走开去做其他事情。他就像一头焦头烂额的动物。干瘦、惊恐，无法参与最基本的日常事务。我有一次提议，如果他想，我们可以去跳舞，他瞥了我一眼，就好像我刚骂了他。去看医生怎么样？“我没毛病，”他打断我。“我很累。不过如此。我很疲惫。”
其他时候他会抱怨天冷，我就从卧室给他拿来毯子，回来时却发现他已经在扶手椅里睡着了。睡眠中的戴维那般单薄，这让我很惊讶，就好像如果突然刮起一股风，他就会腾空，被吹出窗外。我想在他身上压一床厚厚的羊毛毯，只是为了让他显得更坚实。我得找个方式跟你讲。
戴维的毕业典礼过后，机会来了。我们坐在车里，我问你典礼怎么样。哈里斯毛料夹克还合适吗？我问。你回答的是老一套：“对，对。”还说它有一点扎人。弯曲手臂都很困难。一会儿之后，你承认戴维一直很忙。你都没怎么见到他，因为他有朋友要见。什么朋友？我心想。他没有朋友。我记得自己的毕业典礼。我的母亲，她两腿大开地坐在草地上，跷着小拇指吃三明治。我的父亲，他仍托着母亲的草帽，只不过用它来当盘子接面包屑。他们都露怯了。他们是负担，我等不及要逃跑。但我还是没有扔下他们。
我深吸一口气：“戴维还好吗？”
你脸色一白。我猜我也脸色一白。我们之间，有种不安的气氛。
“还好？”你重复一句。
“有时候学生们发现生活艰辛。在他们毕业之后。我知道我当时有一点迷失。我找不到工作。”我在尽力谨慎用词。
你一连叹了好几口气，还把方向盘转得猛了些，我们一反常态，转弯飞快，但我穷追不舍：“他需不需要——”我没有继续说“帮助”这个词，因为发现这件事太难以启齿，就打住了。还没等我再说下去，你就直接贸然回答。
“他要去徒步旅行了。去湖区。只是作为过渡。直到他找到工作。”
这倒是件新鲜事，让我对戴维抱有希望。这意味着他在考虑未来。你把两人之间的沉默都填满了，就好像要阻止我聊得更深。“至少他有个学位证书。至少戴维这辈子做成了一件事。”
你的口气听起来不像你，而像某个在生你气的人。
我以为放个假对戴维有好处。我也松了一口气。你儿子在家的时候，哈罗德，你看起来很疲累，而且你处置的不再是啤酒罐了。都是空瓶子。
所以当戴维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也鼓励他。那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看起来兴奋。锻炼、空气、景色的变换。我希望这些东西都有帮助。他向我要钱买一双徒步靴，因为莫琳给的钱不够，我给了。我记得自己话中有话地说，期望能看到那双靴子，他大笑着说：“行，好吧。”至少他要得很得体。
你相信他去了湖区吗？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参加期末考试。他对自己的事隐瞒太多。在戴维身上，我回过头看，太多东西都说不通。
但现在戴维显然很快乐，你似乎也快乐一些。我们又玩了无花果球，我记得。我问起戴维的假期，你说他给莫琳打过几次电话。我为我们的驾车之行准备野餐。又一个下午，我提议去伯尔博瑞高原看鸟，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几天之后，戴维提前结束假期回来了。
他似乎已经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说话时，都在支支吾吾，就好像不太能把自己头脑里的想法和语言对上。他不能保持眼神交流，他的面颊就是脸上的两块凹陷。皮肤没有颜色，甚至连眼睛、嘴巴、头发都蒙上了少许灰色。有些日子他过来拜访，几乎就是跌进房间的。不然他就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码头下面。他一直用对方付费方式，很难弄懂他说的一大堆话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挂掉，他就又打回来。他指责我不听他讲话，指责我避开他。他会连续痛骂上几个小时。好几次我走下码头，发现他晕倒在长凳上。我把他扶回福斯桥路，但是，为了不让你难堪，我从来没走到你家的前门。我帮他打开花园大门，指向小路。我总是确保有灯亮着。一次我甚至看到你从楼上窗户往外张望。你看起来那么劳累，哈罗德。
我试着再给你敲一次警钟。那是午餐时间，我看到你匆匆离开食堂时追上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我想让你知道戴维需要帮助。“哈罗德？”我喊了一声。“能不能说句话？”
你转过身说：“啊，你好。老天爷。”你在哭。你试图用手帕掩饰。
销售代表们从我们身边挤过，你不得不一直别过脸去，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的眼睛。要是我一开始没有犯下那个愚蠢的错误，要是我告诉了你，我和戴维跳舞了，那该多好。或许我应该干脆说出口，说我爱你。一切都变得太纠结，太复杂。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你说：“对不起啊，奎妮。我有点东西，你知道，有东西进眼睛了。能不能等下次再说？”
“哈罗德，这很重要。等不了——”
“我得走了，”你说，匆促走开时，你又说了一句，“下次吧，奎妮。下次。”
没有下次了。戴维消失了一周。回顾当初，我看到即便已然那样，我们一定仍在相信，你和我，以我们的方式，相信我们救他仍不算太晚。相信你的一部分，你的一块血肉，不会无可救药，单纯地就因为他曾是你的一部分。
但五天之后，戴维死了。
可怜的芭芭拉
“娱乐室里为什么有一棵圣诞树？”亨德森先生问，“现在是五月二十号。”
“而且那是什么怪味？”芬缇边说边深吸一口气。
我们坐在轮椅里，等在门口，呼吸着松脂味。娱乐室的窗帘都被拉开了，房间昏暗，日光是窗沿上的一涓细流。唯一真正的光源是一株缀着银色灯泡和红色装饰球的小冷杉。它在黑暗中闪烁。似乎有一个身影独自坐在椅子上，尽管很难看清。
“把病人带进来，”菲洛米娜修女对其他修女说，“我去把芭芭拉带过来。”
露西修女特别开心，她一直在大笑，同时推着我的轮椅撞上家具。我扬起脸来看她，做出困惑的表情。她头一次看起来没有惊慌失措。她说：“等着看吧。”
我不认识的那个人仍然隔着距离。由于我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我能看到她很矮小，大概和我差不多高。她坐着，穿一件轻薄的夏季外套，脚边放着一个手提包。从她的坐姿来看，穿的是出门的衣服，但同时又坐得那么僵直，看起来不像个病人，也不像是常来的访客。我想起几个星期前的自己，不想让任何人对我说话，或者看我。我尝试对陌生人微笑，表达友好，但她打了个颤。我忘了那些日子。我忘了我是什么样子。
菲洛米娜修女终于把芭芭拉抱进房间。她小得像个孩子。“发生什么事了？”她喃喃地说。话说得很慢，但那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我能看出来有事发生。我是死了吗？我没死吧，是不是？”她的脸萎缩得很厉害，以至于脖子上的皮肤一层层耷拉着，像一件宽松衬衣。
“没有，没有，”菲洛米娜修女笑着说，“你没死，芭芭拉。”
我们全都大笑了。可能是欣慰。“没死，小芭，”芬缇咯咯地笑着说，“想也别想，没门儿。”
一看到芭芭拉，陌生人马上坐直了，差点从椅子里弹出去。她僵住了，靠在座位边沿，双手高举着，把衣领抓到耳边。
菲洛米娜修女把芭芭拉放在紧挨陌生人的一张躺椅里。陌生人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菲洛米娜叫一个义工去拿一床毯子来，还有几个枕头。他们在芭芭拉四周又裹又掖，问她舒不舒服，够不够暖和，但芭芭拉没有回答。
菲洛米娜修女轻柔地说：“芭芭拉，有人来看你了。”
陌生人啜泣了一声，就像打了一个小嗝。她从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一把捂到嘴上。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芭芭拉？”菲洛米娜修女说。
芭芭拉点点头。她的右手稍稍向躺椅扶手的方向摸索了几下，穿过空气，指向陌生人。突然间，陌生人紧紧抓住芭芭拉的手，我看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陌生人。她是那位邻居。芭芭拉的邻居。她来拜访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邻居急匆匆地说，“我一直太忙了。”
她箭一般的目光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我们，就好像她是个被定罪的犯人，在为自己的性命辩护。
“至少你出现了，亲爱的。”珠母纽王说。那个女人看起来又受到了惊吓。或许她错把他的声音当成了一台重型机械。
“聊胜于无。”芬缇说。
菲洛米娜修女站起来，伸手从树上拿下一个装饰球。她把它放进芭芭拉的手里。“你能感觉到它有多闪亮吗？”她问，话语听起来就像一首催眠曲。芭芭拉点头示意她有感觉。她仍紧握着邻居的手。看起来好像永远不会放手了。
菲洛米娜修女把树顶的纸天使也摘下来，递给芭芭拉。她问芭芭拉能不能闻到松香，然后牵起她的手指，引导它们指向树枝。
菲洛米娜修女拉着芭芭拉的左手，低声说着她的名字，告诉她是圣诞节，是圣诞节啊，她的邻居在这儿。现在一切都会好。
我在夜里听到芭芭拉短暂地唱了一会儿歌。《马槽圣婴》，我觉得是这首歌。歌声来了又去，很微弱，我不得不安定地躺着才能听到。这周头一次，我没听到芭芭拉起身。没有听到她在走廊里漫步。
灵车在早上来了。
娱乐室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喝营养饮料。沉重的寂静压在我们身上，把所有的生命都挤走了。就像你第一封信寄来的那天，哈罗德，只不过这次更难，因为那时我们没有期待，而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什么，但它再次不见了。无论我们尝试如何看待生命，一切都结束了。除了终结，很难看到别的东西。
“我刚想到——”芬缇说。她放弃了。
“拼字游戏？”露西修女问。
“还是不了，你要是不介意的话，”珠母纽王说，“或许以后都别玩儿了。”
他的身后，“哈罗德·弗莱之角”看起来疲倦又过时。一颗图钉一定是从其中一张明信片上松脱的，它斜悬着，马上就要掉下来。
我们闭上眼睛。睡了。
吗啡疯狂症
吸溜。吸溜。
“我担心眼睛。”有个人说。我分辨不出是谁。他们都在俯身看我。我只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清洁气息。
“我觉得她熬不过去了。”顶着葡萄柚的女士说。
沙阿医生：消毒敷药？
护士：是，医生。
沙阿医生：眼药水？
咕嘟咕嘟。
我听到有人说“感染”，还有人说“温度”。
护士：别担心，奎妮。会没事的。（但明明就有事。她的嘴里有蜘蛛。）
菲洛米娜修女：奎妮在等一个名叫哈罗德·弗莱的朋友。
哈哈哈，马儿在笑。
沙阿医生：我听说这事儿了。
护士：真是相当了不起的故事，对吧？
护士微微一笑。（更多的蜘蛛。）
沙阿医生：你觉得他希望尽快赶到这儿吗？
尽快？顶着葡萄柚的女士大笑。
尽快？马儿大笑。
你在哪儿，哈罗德·弗莱？
六块白手帕
我两天没写字。一直感觉不太好。看到的事、记起的事，没有一件让我感动到想要动笔。玛丽·安贡努修女来探望过我，但我只是睡觉和服药。或许有人昨晚忘记拉窗帘了，要不就是夜班护士趁我没留意，早早拉开了窗帘，反正我今天早上醒来时，窗口的光是银色的。
一直有几颗零落的星星。树上的暗色叶子一动不动地挂着。没有一丝风。就是这个时段，在太阳升起前，你只能看到一小抹灰色正把黑暗擦淡，但仅此而已，没有蓝。这是我最爱在花园里干活的时段。我会看着迷蒙的沉静升离植物和木头人像。我会看着颜色浮现在拍打的大海里。就像在看着一天苏醒。
这一时段的名字似乎很有意义。我怀疑是“黎明前”这个词，但要是用那个词来描述我窗前这场神奇的光之洗礼，听起来很是不够火候。
夜班护士过来给我换止痛贴时，我在笔记本上写给她看。这种光叫什么？
夜班护士说，很可能叫“夜晚”，不过也可能是“黎明”，她很抱歉，在换班前她还有好多事情要顾及。我点头，表示我当然能理解。稍后，凯瑟琳修女拿着一杯水来敲我的门。
“我听说你想了解一下‘黎明’？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做了一点小研究。”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黎明之前的时段不叫“黎明前”。它就叫“夜晚”。但黎明有三个阶段，它们被称作“天文上的黎明”（看起来就像夜晚）“航海上的黎明”（光亮只够从黑暗里辨析物体）以及“世俗上的黎明”（这个时候，光亮足够让头脑清醒的人起床而不撞上东西）。
“但有人称它为‘银色时段’，”凯瑟琳修女说，“我最喜欢那个说法。”凯瑟琳修女移到窗边，向外眺望天空。她摸着玻璃，就好像在伸手去触碰外面的空气。“听听那些鸟鸣。在这样的早晨里走路，一定非常美好。如果我有朝一日能走路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就会那么做。我会在黎明中走路。我猜我也会交到朋友。甚至和我不认识的人。”
六只白鸽飞过，它们看起来像落向大地的白色手帕。
凯瑟琳修女转过身来：“你在做什么，奎妮？”她大笑起来，“你已经开始写了啊？”
前方的路
你的儿子死后，哈罗德，世界就变了。对纳比尔来说，世界没有变。对我的女房东、你的邻居或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世界也没有变。就算世界对他们有所转变，那也很短暂，只是打了个嗝，或是踩漏一步。突然清除一个人这种方式，是在提醒我们自身的脆弱，之后又会继续习以为常地过活，继续以为自己无坚不摧。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天崩地裂的转变发生了。就像大多数天崩地裂的转变那样，它剖开一切，扯裂一切。每个早晨我醒过来，或许有那么个片刻，只有一个片刻，生活如常，然后，安静的恐惧潜入，我会回忆起发生了什么。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我不得不起床。我得忙碌起来，才能不去思考。我不知道你怎能承受丧子之痛，还能否恢复过来。无论我多么努力尝试，都看不到前方的路。
我记得自己感觉非常愤怒。这让我震惊，因为在所有与痛苦联系的情绪中，愤怒最不被谈及。寂寞，有。悔恨，有。但一触即发的狂怒？它刹那间袭来，我甚至始料不及。一天在福尔大街上，一个女人提着购物袋挤到我前面。她勾到了我的脚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追上了她。我想让她知道她错得有多严重，想让她一心只觉羞愧，因为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怒气在我的腹部抽动，就好像在呼吸。“你有什么毛病？”我要求道歉时，她说，“找点有用的事情做。”
于是我试图让事情恢复到戴维死前的样子。早晨我穿上衣服，搭巴士去上班。我在回家的路上买牛奶。我给自己烤吐司当晚餐。我在夜里读书。但无论把这些事情做上千遍万遍，都没有实质意义。它们就是我手头上做的事情，但都不作数。
与此同时，你在安葬你的儿子。你开始喝酒。其他事件也发生了。其他可怕的事件，我在后面会提到。我很清楚地知道，这都怪我。我没有尽力拯救戴维，而且我对你造成的痛苦不可原谅。是时候继续上路，但我还是做不到。我不能忍受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
等最后上路的时候，我走得很仓促。我把东西丢进行李箱。我没有收进舞鞋，也没有收进舞裙。棕色的羊毛套装呢？对，我把那套衣服也丢下了。留声机。没地方放。整个过程就像在蜕皮。除了衣服，我只容许自己带了几本心爱的书、绿色茶杯和茶碟。我把它们裹在我的短袜和连裤袜里。黎明升起时，我搭乘第一班车去埃克赛特。我一直在扫视马路，在寻找你，但那时尚早。你甚至都还没到厂里。
我在埃克赛特圣大卫火车站对面的咖啡馆里等着，遇到了那个寂寞的绅士，他其实根本不寂寞。之后我逃去买了一张火车票。于是我上路了。在去纽卡斯尔的路上。
我真希望自己走到火车站台时，一头栽下去。那也是一种形式的逃避。但实情是，我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磕青了膝盖，引起了一小阵无谓的注意。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一个廉价旅馆里要了一个房间。是环岛旁边的一处新址，那里的墙壁那么单薄，说是睡在巴士站的一张床上也无妨。一个清洁工正推着一车干净床单、毛巾和小件浴室用品。她见我独自一人，就给我演示怎样开门，这里面有个小窍门，她说。我承认我没在看。我只想知道走进房间后要如何自处。房间内部似乎没有噪声，只有下面大街上的车声和喊叫声。
外面仍然相当暖和，但我的房间很冷。我都记得。即使站在门口，我也能感觉到冷冻的气流。我盯着白色的单人床，空荡荡的橱柜，光秃秃的墙壁，没法再往里走。我告诉清洁工，我需要走一走。没等她回答。我把行李箱留在大门口，就跑掉了。
我快步疾走，很饿，但感觉自己永远不会放慢脚步，不会坐在桌边，不会再吃东西。一度，我只能看到母亲和婴儿。现在是母亲和成年的儿子。到处都是他们。不同版本的你的妻儿。为了停止回忆，我愿意交出一切，但莫琳的话语在我耳边新鲜如初，甚至在纽卡斯尔，在我沿着泰恩河踱步时仍听得到，不管我走得多快多远，都摆脱不了它们。等回到旅馆时，天色已晚，我因为缺乏食物而感觉体虚。前台的灯是亮的，但没有人。
直到站在房门外，才想起我没拿钥匙。行李箱无影无踪，我试着推门，但门是锁上的。我一直对回到那个房间发怵，而既然我站在了门口，既然决定上床睡觉了，别的什么我都不想要了。我极度渴望那个空荡荡房间的冷白色，极度渴望睡下。
“没人在这儿上班吗？”我再三把手压在前台的按铃上。没人钻出来。最后，我爬到桌子后面，自行取回了钥匙。
你以为开门这件事，应该再简单不过。它本来就应该很简单。是那些你不过脑子就能做的一件事，同时你可以想些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不管我转动多少次钥匙，也感觉到锁簧打开，门就是岿然不动。我又推又拉。咣当咣当地晃它。甚至踢了它。没用。在一波波的绝望间，我尝试镇定下来，仔细思考，但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差别。这一道蠢门就是打不开。最后我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尝试在走廊上打瞌睡。
是清洁工发现了我。“但我演示给你看了，亲，”她边说边扶我起来，“我解释过怎么开门。”她从我手里拿过钥匙，轻轻地在锁眼里拧转。她握住门把手，用最小的力气把门移向左边。当然。这是一道滑动门。“你现在可以吗？”她问。我真希望能告诉你，那一晚我睡着了，因为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合眼，但生活不是那样的，我还是没睡着。
次日早晨，我搭乘早班车去安尼克。换了一辆车。我在脑子里想好了，我必须一直北上。巴士一直开到一个名叫恩布尔顿的村庄，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以南三十英里，然后它抛锚了。再换一辆车？行，但它明天才开来。全部人请换车。似乎，每一件事，都在逼近终结。我试图移动，却处处受阻。
村落里几乎没人。我本可以在本地旅馆或商店里叫一辆出租车，但我不想见任何人。没有求助的意愿，因为帮助隐含着一场对话，一次交换，而我只想独自一人，继续前进。我拖着行李箱，沿着一条标示通往高尔夫球场的道路走下去。这条道路像一个邀请，引人走向大海。我现在知道它的每根树篱，每道大门，每一朵花。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跟着它走，因为像那样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有一种引力。在我和远处的一条蓝线之间，浅色的沙丘和大团的滨草隆起。我不知道自己走路时想的就是戴维，但各种结局的确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走过高尔夫球场那块修剪的绿地，沿着松软的小径上坡下坡。到达入海口时，我闻到了藻床的咸味，同时风开始拉扯我的衣服和头发。
海湾在我的周围广阔延伸，一道完美的白色弧线。在海湾的另一侧，邓斯坦伯格城堡衰败的轮廓刺向天空。潮退了，沙子亮得像玻璃。远处，海浪接上陆地，又被截断。那是班森姆海滩，我心想。我走了六百英里，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下一步去哪儿？还剩下什么？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经过了藻床，经过了黑石，直到海水拍打到我的脚指头。这一次，我会继续走下去。让水漫过我的脚。轻拍我的腰、胸部、下巴。克服一下，这次做个了结吧。海浪层层拍向我的鞋子，海水很冽，刺痛了脚踝，我几乎大喊出声。我继续往前推进。
当海浪下方某些灰白闪烁的小东西吸引我的目光时，海水几乎已经没到我的膝盖了。我头一次往下细看。成串的绿色海藻在脚踝边缠绕。贝壳和石头在沙沟里组成图案。每一波海浪过去，图像就变形一点，散失不见，然后又回来。大海里的一座花园，我轻易就会错过它。
我想起旅馆的门，它不能拉也不能推，却只能从右向左滑动。有时，哈罗德，前路出其不意。你试图把一件事向熟悉的方向硬拗，却发现它需要向不同的维度移动。前方的路不在前方，却在掉头一侧，在一处你以前没有留意的地方。
我离开大海，把行李箱拖向沙丘。
“真是戏水的好日子啊。”我对一家裹着外套的年轻人说。他们瞠目结舌。
我回到滨海小路。
朝圣者们
凯瑟琳修女把我推进娱乐室时，芬缇没在她的躺椅里。我的胃一沉。别是芬缇。求你了，别是她。我无法自控。感觉被掏空了。
“你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她的声音从哪儿传来。或许她已经化成鬼来纠缠我了。这种事芬缇能干得出来。
我环视房间。其他所有座位都被占了，连以前芭芭拉的那张也是。膝上放着一个包裹的珠母纽王在打盹。亨德森先生盯着报纸，却没有翻页。露西修女坐在桌边，俯身对着她的拼图，一块也没捏。新的病人和家人朋友们拉着手，没有人说话，只是在等。窗边还有一个戴黄色防水帽的渔民，举着一副双筒望远镜瞄准北海。但没有芬缇的身影。没有她的踪迹。芬缇没了。
“在这儿，小妞儿！”
渔民转过身来，摘下防水帽。他是光头。他是——
“芬缇？”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怪叫就脱口而出。
“我在等哈罗德·弗莱！”她举起双筒望远镜，再次把它对准地平线。
没人说话。每个人都继续无所事事，就好像那顶黄帽子不存在。我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但铅笔刮划纸面的声音在寂静里太响，足以让我再次停笔。
“你在哪儿，哈罗德·弗莱？”芬缇喃喃自语。
亨德森先生放下报纸：“你看的是北海，女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罗德·弗莱不是坐船来的。而且就算是，我也不信他会取道奥克尼群岛27。”
芬缇觉得这很好笑，但没有打消她的想法。（“取道？哈哈哈。”）亨德森先生和我交换了一个无望的表情。
芬缇说：“我一直在想啊，自从小芭走后，这个地方就一点都不好玩了。现在我或许是个要死的人没错，但我他妈的还没死啊。如果哈罗德·弗莱走路是认真的，他或许也可以为我做这件事。我要做的只是等待。那很简单。”
我的嗓子眼堵上了，就好像要哭出来，尽管我不知道伴随而来的那种感情是一种喜悦还是悲伤。
“你在等他吗，芬缇？”凯瑟琳修女慢慢地说，“在等哈罗德·弗莱？”
“太对了，我就是在等，修女。”
芬缇提议再来一轮营养饮料，之后是小睡和一些午后祷告。她以前还没参加过教堂活动。从现在开始，她说，她必须保存体力，扩大她的选项范围。“因为那个男人一天没到这里，我就不能死。就这么说定了。”她回到她在窗边的岗位，又全副武装好双筒望远镜和防水帽。
珠母纽王开始发出一阵奇怪的嘎嘎声，让露西修女拿起一杯水就冲过去救他。“托你的福。我是在笑。”他哼着。她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西，他说想要加入芬缇，也到窗边去。“我支持她，”他在露西修女身旁缓慢挪动时说，“我也在等，如果你问我，是因为哈罗德·弗莱听起来像是个钻石级的怪老头。”于是，有个戴黄帽子的单薄渔民，还有一个魁梧的有着海盗气息的独臂珠母纽王在守望着你。我往椅子里陷了一点。
“亨尼？”芬缇说，“你等不等？”
每个人都转向亨德森先生。他则瞥了我一眼，仗义地点了一下头。
“如果哈罗德·弗莱是轩尼斯小姐的朋友，那他就是我的朋友。”
“太好啦！”芬缇尖叫一声，“亨尼也加入了。来吧，你们这些人。还有谁在等哈罗德·弗莱的？”
我不敢看。我想，不会有其他人答应的。甚至没有人会回答。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因为我这是在干什么？死亡无处不在时（我指的不只是在疗养院里），我却在等着你。
默默地，一个又一个病人举起了手。凹陷的脸。骨瘦如柴的手腕。绷带和导管。阳光从窗外泼洒进来，空气里闪着微尘，像镀银的雪片一般翻扬。病人的亲友们也开始举手，义工和修女们也是。最后，娱乐室里的每个人都举起了一只手。高的、矮的、年轻的、年老的、胖的、瘦的、健康的、垂死的。他们带着领悟的惊叹面面相觑。新的东西在发生。我感觉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