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不向你要，只想看到你所说的那些堂兄弟姊妹。但是，何时能看到呢？代我向他们表示我最良好的祝顺。
我再一次向你保证：我一点也不难受。但是，我的身上无力使我感到十分恼火。我认为没有什么会比它更严重，或者说更令人难以接受了。我想，如果在出太阳的时候，我能够在巴黎的周围走上几公里的路，我的病应该就可以被治愈。但是，这要等到何时呢？
我非常爱你。如果你有可能，就给我写几行。
夏尔
说 明
在1865年2月，我患上神经痛（？）或者头部悸动性的风湿症（？）——没有任何的治疗。照常饮食。——症状有时减轻，呈间歇性发作的态势。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天。
在1865年2月，更加频繁的神经痛或头部的风湿症（？）的间歇性发作；它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达15天以上。（服用的药物由奎宁、洋地黄、颠茄和吗啡组成）。
以上这些与我现在的全身瘫痪无力的毛病是否相互关连的呢？
今年1月，还有现在，我没有吃什么，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突然感到有些朦朦胧胧、心不在焉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然后是，可怕的头痛，头昏眼花。即使在我坐着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倒下来。接着便是：冒冷汗，吐胆汁或白色泡沫。没有知觉的时间也延长了许多。
（治疗方法：缬草属植物，乙醚，Vichy水，净化的Pullna水）。
稍好几天。
重新大发作。
（服用的药物的成分据我记得有：缬草属植物，氧化锌，阿魏（assa-foetida）等；可知，它们都是抗痉挛的。）
总是昏昏然和麻木不仁的，——头脑里有沉重感。
明显的笨拙、僵化和软弱。
医生提到这样的字眼：歇斯底里症。这意味着：我完蛋了（je jette ma langue aux chiens.直译为：我把我的舌头或语言丢给狗了。）
（67）1866年2月10日
致欧比克夫人
[欧比克夫人得知儿子的病情后，十分惊慌，写信要求他从速归国，并要昂塞尔筹钱，如果不行，她自己也可以借钱，来支付他在比利时的债务。但是波德莱尔在后面的回信中仍执意企望与嘎尼耶公司签上一份出版合同，以便自己还债。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昂塞尔就来了一封致命的信，告诉他嘎尼耶公司拒绝签约出版他的著作。至此，波德莱尔最后的生命冲刺宣告失败，他只好在母亲和朋友们的护送下回法国。］我亲爱的母亲，你为了我挨过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我真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竟然告诉你关于我目前的虚弱的体质，甚至告诉你我的神经痛。为此，我不能不想到这么多年来你所遭受的所有的神经紧张和失调症状以及所有的偏头痛症状的折磨。这里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如果我多少还是把你放在心上，并且以我的胆汁质的气质和我的敏感性，我难免会出些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我不想让你写信给昂塞尔。我不想让你打扰他。他知道我已经生了好几次病了。他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偿还和付清我在这里所有的亏欠。……我绝对地拒绝你的帮忙。我不想再从你那里要任何钱。我拒绝从布鲁塞尔这里发出我在当地的亏欠数目。就算我也敢接受你的帮助，那也要等我的出版合同签署之后，因为那时我就有可能偿还你的钱。我对昂塞尔有信心；这里只是对他如何引导的问题。我非常害怕你的想象力，我不想加剧你精神上的自我煎熬。……
你不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比我自己的问题更严重，因为你比我更加虚弱。答应我，你不要给昂塞尔写信了。这个可怜的人现在麻烦的事已经够多了，他要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版行业上摸索出一条路子来。——你不要因为被我拒绝而受到伤害。我对我过去多次向你求援，并且取得的所有帮助，已经觉非常惭愧。……
我感谢你，并且拥抱你。
夏尔
（68）1866年3月20日
致欧比克夫人
我亲爱的母亲，我的身体既不好也不坏。我现在还在工作，但我好不容易地写着。我以后会向你解释其原因。好久以来，我都在想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给你写信，而且我认为今天傍晚或明天早上我将要就你所问的每一问题作出答复。我想推迟去巴黎的旅行，这是不得已的。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它又是完全必需的。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等那么久才写信给你。
可怜的亲爱的小母亲，让你如此担忧，这是我的过错！拼写方法在法国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你不妨放过某些小小不严的怪异写法。
如果你没有同时收到两封信，那么在这一封信之后你还会收到第二封信。
我拥抱你，
夏尔
又及：如果你想要读《大海的工作者》[雨果著］，我在这几天将送上。
（69）1866年3月23日（自布鲁塞尔）
致欧比克夫人
我亲爱的母亲，昂塞尔先生很长时间都没有答理我了。我想推迟去巴黎的时间，因为我还有一些工作要了结，而且我还要等收到一些钱来付旅馆费之后才能走；但是三天前，即我的上一封信发走后，我又中了一次风，因此我现在在这里束手无策。
如果可能的话，你让昂塞尔先生立刻送一些钱到旅馆主人勒帕日（Lepage）夫人这里来；无论他想送或能送多少。最重要的是，他这人不温不火，谨小慎微，处事不那么果决。在你的信中可以醒目地对他的这种评说在下面划线。
这里的医生，十分友善，好心地代我执笔写信给你，并嘱咐我不要太兴奋，这样呆着，过几天我就可以重新开始工作。
我拥抱你，你的儿子
夏尔
（70）1866年3月29日（自布鲁塞尔）
致卡杜尔·蒙德斯
〔波德莱尔在布鲁塞尔长达好几个月的逗留期间显示出了不顾个人一切的勇气和斯多葛学派的那种忍辱负重的决心，即使在他身体瘫痪和十分无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下面给卡杜尔·蒙德斯（Catulle Mendès）的短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通常的那种一丝不苟地改错的态度；卡杜尔·蒙德斯给他送过即将发表于《当代的帕尔纳斯》杂志的16首诗的清样。接在这封信之后的是《波德莱尔书信总集》中的第1008封信，寄给他早年的朋友恩内斯特·普拉隆（Ernest Prarond），答谢寄来的后者涉诗的著作。在他给昂塞尔和他的母亲的最后两封信（第1009封和第1010封）中，他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甚或也不寻求一个出版者。〕我亲爱的朋友，首先，要对您表示十分诚挚的感谢；您所告诉我的每一件事，都很有意义；而且，我对于您所用的新书名很有好感。昨天我从一家名为Toinon的印刷公司那里收到一份清样，这家公司分设在圣日耳曼和巴黎两地；昨天傍晚我就把改好的清样返回其巴黎办公室了，一半是我改的，一半是米洛（G. Millot）改的，因为我病怏怏的，写出来的东西很难辨认。您明天（星期五）上午会收到这封信；要是您能再检查一下我们的订正，我将非常感谢。
您的夏尔·波德莱尔
（米洛代笔）
又及：……《新版恶之花》这一书名在排印时应该将“恶之花”区别出来。
（71）1866年3月30日（自布鲁塞尔）
致欧比克夫人
[这是波德莱尔的绝笔信。3月中旬波德莱尔再次中风。由于他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他的出版家朋友普雷-马拉西便催促昂塞尔赶紧到布鲁塞尔来，受他监护的人现在就安置在那里的一个天主教的养育院里。虽然波德莱尔这时已部分地恢复了他的四肢功能，但他的话语能力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他被自己的表达无能所激怒时，他只能有气无力地喊出他还记得的“圣名”（sacre nom）两个字。当欧比克夫人后来听到她的儿子病重时，她便在自己的保姆陪同下赶往布鲁塞尔，想把她的夏尔带回到她在诺曼底半岛翁福乐尔市的家中。
在养育院呆了一两星期后，波德莱尔能够回到他的旅馆了，这让那些修女和院内的其他病人都松了口气，因为他们对他的玷污神圣和被人所强加的“恶魔主义”的名声都有些胆寒。他继续在布鲁塞尔养病两个半月，渐渐有些起色，他自己也显得宁静而快乐，但他的半身不遂和话语障碍的症状，还是不见好转。他在他的好朋友普雷-马拉西和阿瑟·斯特文斯的陪同下，也不时驱车去乡村兜风或外出进晚餐，只不过有时由于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而露出某种挫折感，这时他只能用向上看的姿态来表现他的无助和退让的心情。
1866年7月2日，他由他的母亲和阿瑟·斯特文斯陪伴，乘坐他的朋友们为他安排的一个火车包厢回到巴黎。一下火车，他就瞥见阿塞林诺等在迎候他。当他看见他的朋友眼含泪水时，波德莱尔却大声笑开了，让阿塞林诺的心都凉透了，他怀疑诗人是否还神智健全。然而，他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刻钟，阿塞林诺就发现波德莱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醒、更警觉。他对日常来看望他的许多朋友之间的交谈会饥渴般地听着，而且会竭尽努力表明自己内心的领会。
在他抵达巴黎的两天之后，便住进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劝欧比克夫人先回到翁福乐尔，以免她的出现会使她的儿子担忧。就诊的第一月，波德莱尔还显得很快乐。他喜欢唱歌，很乐意会友或者与他们一起出去进餐，还心满意足地倾听默里斯夫人或者说马奈夫人为他弹奏的《唐豪塞》中的音乐。然而，波德莱尔不久便开始拒绝他原先乐于接受的邀请。因为，他在郊游结束后会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以至于加剧他的失眠症；他甚至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想参加他的画家朋友纳达尔以他的名义安排的一些老相识的周末晚宴。
在波德莱尔的心目中，翌年3月31日是他预期的恢复健康的日期，他甚至已经计划在美好、快乐的春天到来时去尼斯和翁福乐尔旅行。书商米歇尔·雷维在阿塞林诺的怂恿下，表示要立即开始《恶之花》的再版工作，波德莱尔向他示以在31日下划粗线的一本日历，显然他是想在这一天亲自监督此事。
当3月31日那天他的病情还没有任何的改善时，诗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显得很沮丧和疲软，无精打采到求生的欲望都不存在了。很快他就再也起不了床了，虽然这时他还欢迎他的朋友们，他的两眼已被无尽的悲哀神情所笼罩，了解和热爱他的人都忘不了那一表情。7月间，阿塞林诺请来了他的母亲。七八月间她就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守望她的儿子的最后日子。1867年8月31日，大约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光，波德莱尔安静地在她的双臂中瞑目，年仅46岁零4个月！
波德莱尔至死也没有碰到什么好运气。参加葬礼的不过百来人，其中跟随前往墓地的不超过60人。圣伯甫和戈蒂耶都没有来，文化人协会也没有派代表参加，尽管阿塞林诺发出过邀请。其他人也无法及时赶来吊唁，他们或者已离开巴黎去度夏了。
只有患病的诗人德·邦维尔带着深受感动的姿态在墓地发表葬礼演说，称《恶之花》是一位天才诗人的杰作，它将以它“浓厚的法国性、浓厚的原发性和浓厚的创新性”而在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
阿塞林诺紧随邦维尔之后，以抑制不住的激情，徒然地为波德莱尔辩诬，认为真正的波德莱尔为某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所掩盖，那种传说“只能反映他对愚蠢和傲慢的平庸的轻蔑”。他以罕有的“惺惺惜惺惺”的悟性，看出在波德莱尔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外部假面具之下所隐藏的：“他的精诚和细致优雅的精神素质；在这种精神素质中，蕴含着他的德行上的谦逊和对故作多情以及伪善的厌恶，他因此所持的冷嘲热讽的态度，则是他的尊严的崇高的表现形式。我对那些被他的表象所欺骗的人，只能表示遗憾”。
但是，尽管忠实的友人阿塞林诺向在场的人群深切地回忆了这位伟大的诗人的为人及其贡献，老天爷为此而伤心地落下的秋雨，变得越来越稠密了，演说者不得不沉寂下来，人群也三三两两地消失了。波德莱尔死时也像他生时那样的孤独和为人所忘却，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些可怜的死者，怀着极大的悲伤，
当十月的秋风剥掉老树的枯枝败叶，
呼啸着在大理石的坟冢间忧郁地歌唱，
他们一定会发现生命是多么冷酷无情……］
我亲爱的母亲，我星期一寄出的回信，星期二傍晚可以到达你处。星期三，星期四，还有今天，星期五，你就可以写信告诉我你自己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显然是你以为我只关心我自己的事。
你绝对有必要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
我收到了昂塞尔先生的一封信，他说很快就会来。那没有用，至少他考虑得太早了。
1．因为我现在没有条件挪动。
2．因为我还有债务在身。
3．因为我在两个星期内要访问六座城市。我不想失去长时期工作的成果。
我相信他最重要的是要服从你，并且让你开心；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信告诉你这事的原因；而且，我也想尽快地回去。
最后，盼你很详细地写信告诉我有关你自己的事情。我全身心地拥抱你。
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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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诗包含对耶稣不敬的成分，诗人的母亲在1868年版的《恶之花》中曾想删去它——译者注。
（2） 米歇尔·雷维（Michel Levy）：出版波德莱尔的译著《奇异故事集》（爱伦·坡著）的出版家。
（3） 指当时法国当局对初版的《恶之花》作者的起诉和审判。
（4） 《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一部小说。
（5） “那封信”指的是圣伯甫1857年7月20日给波德莱尔的信，它后来收入《恶之花》第三版的附录中。
（6） 指圣伯甫对这位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评介工作。
（7） 此信的日期据1887年出版的《波德莱尔遗作与书信总集》为：“1859年3月3日或4日”，系回答圣伯甫2月28日的信（已佚）。而这里认为主要是回答圣伯甫3月5日的信。
（8） Tu Maycellus eris！：拉丁文，意为：“你是马塞鲁！”这里大约是以拉丁文存在与法文相混淆之处来打趣。
（9） “这一杂论”：指《人造天堂》
（10） 迦太基：北非（今突尼斯）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建于公元前7、8世纪。福楼拜1862年发表的历史小说《萨朗波》描写约在公元前1、2世纪发生的迦太基的内战，波德莱尔所指即这部书。
（11）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
（12） 卡西莫多：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善良的敲钟人，外表很难看。
（13） 1861年12月波德莱尔参加法国学士院院士候选人的提名。
（14） 奥尔良：法国卢瓦尔省省会，一座很古老的城市，贵族门第的出处之一。
（15） 据考为Clément Muller，《Liège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16） 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作家，曾任主教和宫廷教师；洛约拉（Loyola，1461—1566）：西班牙宗教思想家，耶稣会章程的制定者。
（17） 《沙尔尼伯爵夫人》和《约瑟夫·巴尔萨莫》均为大仲马创作的小说。
（18）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政治活动家。
（19） 当时，普雷-马拉西在比利时还可以不守规矩地出版了不少图书，但在法国发行便遇到很大麻烦，结果被判一年监禁，并罚500法郎。
（20） 多样之浴：原文为bain de multitude，在《人造天堂》和《小散文诗》两书中都出现过。
（21） 佛兰芒派（l’école flamande）：佛兰芒人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佛兰芒派即指这一民族的艺术风格流派。
（22） 约瑟夫·德罗姆：圣伯甫的诗作《约瑟夫·德罗姆》中的主人公。
（23） 卢坎（Lucain，39—65）：古罗马诗人。传世之作只有史诗《法尔萨利亚》。它描写公元前49—前47年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诗中包含共和思想和对当时尼禄专制统治的抨击，语言简练而生动。
（24） 该信由此以下所提到的书目或篇目均为圣伯甫的诗作。
（25） 贝朗瑞（de Beranger，1780—1857）：法国诗人，写过不少关于贫民和无产者的歌谣。
（26） 安德烈·谢尼埃（Andre Chenier，1762—1794）：法国诗人，政论家。
（27） 这封信最后没有署名，因为没有当即发出，后来附于这年2月5日给同一人的信中。
波德莱尔的艺术人生箴言
[关于每日的工作和灵感］
狂欢已不是灵感的姊妹，因为这种不正当的亲属关系已经被切断了。某些禀赋优越之士迅速地衰颓或辄现其不足，堪为此恶劣的偏见之明证。
多产的作家唯一必需的是那种可以持之以恒的、结结实实的“营养”。显然，灵感只是每日的工作的姊妹。……这就像清晰明白的文字有助于阐明思想，而稳健敏捷的思想有助于写得清晰明白一样。
[关于诗］
我劝那些现在或过去热爱并练达于诗的人绝不要半途而废。诗是收益最多的艺术之一；虽然这是一种获利较晚的投资，但它的利息很高。
从“风化”[这一词除有“社会道德”之意外，还有“上下相化”的弦外之音］的观点看，诗使第一流才智之士与第二流才智之士俨然区分开来，即使是最资产阶级化的公众也不能不感受到这种权威的影响。
毫不奇怪，任何资质丰厚的人可以两天不吃东西，却不能两天不读诗。
满足最迫切的需要的艺术，理应受到最大的尊重。
——《给青年文人的忠告》（1846）
[美与完整的统一性］
艺术之所以有用，就因为它是艺术。世间之所以存在有害的艺术，就因为它扰乱了赖以生存的内外条件。……如果你的小说戏剧写得好，它就不会激起人们违反自然法则的欲望。创造一种健康的艺术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完整的统一性的信仰。我敢说没有人能够找到一本这样的想象性的著作：它集合了美的一切条件，却是一本有害的著作。
——《正派的戏剧和小说》（1851）
[关于想象力］
想象力，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专断独行的能力，它取代了情思，或人们称之为心的那种东西，而通常心是排斥理智的，一般地说，在女人身上如同在动物身上一样，心是占支配地位的。
——《论〈包法利夫人〉》（1857）
[关于诗的自足性］
许多人自忖诗的目的是某种教诲，它或是应该强化良知，或是应该淳化风俗，或是最终显示真正有用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考问自己的灵魂，唤起那些关于热情的回忆，就会承认，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除了纯粹为了写诗的乐趣而写的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的，高贵的，真正地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
但要明白，我不是说诗不改良风俗，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将人提高到庸俗的实利标准之上；如果这样，那显然是荒谬的。我是说，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会削弱自己诗的力量；此时就是断言他的作品落败，亦不为过。诗不能混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死亡或衰退；它不是以真实，而是以自身为对象。表现真实的方式另有所属，在其他地方。真实与诗歌了无干系。造成一首诗歌的魅力、优雅和不可抗拒性的一切东西将会剥夺真实的权威和力量。如果表现得过于冷漠、平静、无动于衷，会弄掉缪斯的宝石和花朵；她因此将与诗的情绪格格不入。
——《论〈泰奥菲尔·戈蒂耶〉》（1859）
[关于诗与小说的不同风格］
风格的纯粹，在这里是受到欢迎的，但是，风格的美就可能被视作一种奢侈的因素。善是道德探讨的基础和目的。美是专以趣味为鹄的。虽然真是历史的目的，但是，还有一位司历史的缪斯，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某些品质也属于缪斯的范畴。小说是一种复杂的种类，其中或大或小的一部分有时属于真，有时属于美。在小说《莫班小姐》中，很大的一部分属于美。作者有权这样处理。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表现社会风习，也不是表现一个时代的全部激情，而是表现一种唯一的、特殊的、普遍的、永恒的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小说可以说与诗在同一条河床上流动，不过它并未与诗完全融合，因为它并没有节奏和韵脚。这里的一切目的，就是在一种合适的风格中表现爱情的美（不是爱情的狂热）和值得爱的事物的美，总之，就是表现美所激起的热情（与激情大有区别）。
诗的原则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原则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升华之中；热情完全独立于激情，是一种心灵的沉醉，也完全独立于真实，是理性的素材。因为，激情是一种自然之物，甚至过于自然，必定会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不恰切的、不和谐的色调；它又太切近，太强烈，必定会损害存在于诗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的意愿、动人的忧郁和高尚的悲情。
戈蒂耶在解决一切风格和结构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严厉的格言：“任何人如果被一个他所认为的非常微妙、非常意外的思想弄得不知所措，他就不是一个作家。不可表达之物是不存在的。”
我十分惊讶，光荣伟大的巴尔扎克竟被看作为观察者。我认为他的优越最主要的在于他是一位洞观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他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深深地染上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的梦幻的色彩。与真实的世界相比，他的《人间喜剧》中的所有角色，从贵族到平民，都具有更顽强、更积极、更狡猾、更坚忍或更贪婪的特点，在自我牺牲精神方面也都更彻底。简而言之，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每个人，甚至看门人，都是天才。所有的灵魂都是充满着意志的载体，它也就是巴尔扎克本人。
泰奥菲尔·戈蒂耶的缪斯安居在一个更轻飘的世界中。……她借重于诗歌的不主要是节奏和韵脚，更多的是它的语言的宏伟或简洁的力量。这样，她就挣脱了眼前的现实所引起的寻常的烦扰，从而更自由地追求美的梦幻；但是，她又善于赋予她所想看的东西以生命，如果她不是如此得心应手，她很可能会有让人看不清和摸不着的危险。
——《论〈泰奥菲尔·戈蒂耶〉》 （1859）
[关于诗的本质］
诗是自足的，诗是永恒的，并不一定需要求助于外界；而奥古斯特·巴比耶[1805—1882，法国诗人］的荣誉的一部分得之于环境，他最初的诗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写的。这些诗受到赞赏的原因是，它们唤起某种情绪的激动，而不是像他自以为的那样，是这些诗所要表达的正直的思想：“义愤产生诗。”（朱文纳尔《讽刺诗》第一卷）它是一位古罗马诗人告诉我们的；尽管他很伟大，他这样说是出于个人的考虑。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就美而言，单纯地出自对诗的热爱而写的诗，要比出于义愤而写的诗，更有受到赞赏的机会。世界上到处都有义愤填膺的人，但是，他们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一首好诗。
——《奥古斯特·巴比耶》（1861）
[关于诗人的“不幸的虚荣”］
我们知道有一种诗论，它实际上是在制造懒惰者。它将诗完全建立在比喻之上，让诗人自以为是一只小鸟，饶舌、轻佻、不负责任、不可捉摸，随意地把自己的窝从这条树枝移到那条树枝。
我说这样的构架是庞大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是用“不幸的虚荣”建立在芸芸众生的平庸的心思之上；“不幸的虚荣”——这是用之不竭的材料啊！
我说的是“不幸的虚荣”。有那么一个时期，诗人以呻吟为时髦，它已不再是那种神秘的、隐约的、难以捉摸的痛苦，诗的某种先天的疾病，而是一种确定的既高尚又有益的痛苦，比如说，贫穷；他们自豪地说：我饿，我冷！把这种垃圾写成诗是光荣的。没有任何羞耻心来告诫写诗的人，要撒谎就撒谎，在公众面前，你最好显得像个亚洲式的巨富，生活在豪华和美的世界里。艾杰西普[1810—1838，法国诗人］便陷入这种反诗的大错误之中。他谈自己谈得很多，哭自己也哭得很多。
——《艾杰西普·莫罗》（生前未发表）
[关于“诗兴”］
我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说过：“邦维尔的诗表现了生命中的美好时刻，即人们感到思想着和生活着是幸福的那些时刻。”
我在一位批评家那里读到：“要想知道一位诗人的灵魂，或者至少要想知道他主要关心什么，就让我们在他的诗中去找哪一个词或哪些词最频繁地出现，那个词就说明了萦绕在这位诗人脑际的执念。”
邦维尔[1823—1891，法国诗人］的诗首先暗示着美好的时刻这一观念，然后不断地用“诗兴”这个词显耀在人们的前面，而“诗兴”又被专门用来表现美好的时刻、火热的精神活力和夸张的人性，总之，邦维尔的才能从本质上说是抒情的，这一点十分明确，从他个人来说，也是十分自觉的。
——《泰奥多尔·德·邦维尔》（1861）
[关于“散文诗”］
在我们心高气傲的时段，谁不曾梦想创造出一种可称为“散文诗”的奇迹？这种文体不用韵，也没有特定的节奏，却不乏音乐性；其既柔且刚的特色，完全与我们心魂的激荡，思绪的起伏和良知的猛醒相适应。这种执念尤其会萌生于那些经常在各大城市游走、并与各类人等交往密切的人那里。
——《巴黎的忧郁》（1864）
[诗人的榜样］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从一个贪婪的、物欲横流的世界的内部冲杀出来，一头扎进了梦幻。美国的气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吾得之矣》的前面写道：“我将此书献给这些人，他们相信梦幻是唯一的真实！”他本人便是一个很好的抗议，而且，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提出这个抗议。他还在《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中倾泻了他对民主、经济繁荣和商业文明的轻蔑与厌恶。
——《再论埃德加·爱伦·坡》（1857）
[诗人的处世态度］
精神产品要比物质产品更有活力。
爱情，就是对于献身的热爱。没有一种快乐，甚至没有一种高尚的快乐，其实质不能归结为献身。
在剧场或在舞会，每一个人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快乐。
艺术究为何物？献身。
在成熟的人那里，对于集中的产出的兴趣应该取代零星的消耗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