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应当锲而不舍地企望自我的崇高化。他应当在一面镜子的前面度过日日夜夜。
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它要是以民主为基调，都是荒谬的，虚弱的。
我对法国已经感到厌倦，主要因为这里的所有人都近似于伏尔泰[1694—1778，法国最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
独裁者只不过是人民雇用的坏管家罢了；他们本该被诅咒，却载誉而归，那种声誉是民族的愚蠢与个人的机巧相结合的产物。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用上燃气或蒸汽的什么设备，也不在于频频改朝换代，而在于原罪的迹象有所减少。
一个人得到越多的艺术教养，他的性欲就越少勃发。这就造成了才智之士与粗野之人之间明显的隔阂。粗野之人性欲旺盛，交媾是他们的抒情方式。
商业本质上是撒旦式的。它是给与还，其潜台词是：“你还我的，要比我给你的多。”每个商人的灵魂都是低俗的。商业是“自然的”，因此也是下流的。最不下流的商人会说：“让我的品行温良些吧，这样会赚得比那些品行恶劣的笨蛋多。”在商人看来，诚实也是一种赚钱的手段。
快乐与恐惧酿成了我的歇斯底里症。眼下我没完没了地眩晕。今天是1862年1月23日，我感到了疯狂之神从我的头上鼓翼而过，这是发自我内在的一个特殊的警告。
始终不渝地坚守你的诗人本位，哪怕你是在写散文。你可能在追求壮丽的风格，但是，没有什么比平凡更美。
——《我心赤裸》（1862），第5、22、27、37、51、62、66、78、82节[其他］
批评是从艺术的子宫中分娩出来的。
舞蹈揭开音乐掩盖的一切隐情。
美丽而高贵的事物无不来自精心合理的设计。
如痴如狂的艺术激情，犹如吞没其他一切事物的精神溃疡。
美之为物，趋于寻求美满幸福。
美好的东西总是会摇撼心旌的，但若以为摇撼心旌的东西都美好，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八四六年沙龙画评》
智者笑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的。
——《论笑的本质以及造型艺术的喜剧性》（1855）
艺术家，也就是说，真正的艺人或真正的诗人，都必须孜孜以求地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仅仅去描画自己所看见的，或者所感觉的。
——《一八五九年沙龙画评》
现代性是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因子，艺术中有一半是它，另一半则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对这种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因子，既不应该轻视，也不应该忽视。
——《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
该是醉的时候了！分秒必争地醉下去吧，免得去做时间所牺牲的奴隶。醉于酒，醉于诗，或者醉于德行，那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了，一切都随你的便。
——《巴黎的忧郁·醉下去！》
天才无非是称心如意地找回童真的秉赋，也就是说，找回自己童年时那种以大人的感官与身手来表现自己的能力，或者能把纷至沓来的感觉经验加以条分缕析的理路。
工作的需求，如果不是天性使然，至少也是绝望所致的。追根究底，工作与其说是自娱，不如说让人少点心烦。
艺术家都是凭借他精细的美感而成为艺术家的；这种美感会告诉他令人心醉神迷的乐趣何在，同时，这种美感蕴含着对那些走样的、不匀称的地方同样精细的敏感。
我们城市的生命是因其中诗意的、曼妙的主旋律而显得丰满充沛。我们似乎包裹和沉浸在一种异常美妙的氛围中而不自知。[主旋律（subjects）：亦可译为“附属物”，这里应该指各类建筑物，俗称“无声的音乐”。］由于误解无处不在，所以不难你投我合，意见一致；如果不幸相知到家，彼此准要处处扞格。
我要忏悔：过去我把我的灵魂当赌注，而且莽莽撞撞地一眨眼工夫就把它输掉了。因为，灵魂是那样的不可捉摸，常常还那样的无用，有时简直就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所以我丢失了它也不感到怎样痛惜，就好像不过是在一次出门溜达时投放错自己的一张名片一样。
热爱生活者[直译为“生活的情人”］把全世界当成他的家，正如热爱女性者把他曾经找到的、可能找到的和不可能找到的所有可爱的妇女融合起来，最后创造出他自己。
那个儿子由于贪吃，显得出奇的早熟，他要离家出走的年龄将不会是18岁，而是12岁。他要出走的原因，不会是寻觅英雄的冒险事业，比如说赶往一座塔楼去搭救一个美貌的女囚徒啦；也不会是怀抱崇高的思想，蛰居在某一小阁楼里著书立说，以期名垂千古；他要出走，不过是想找件事做做以充实自己，借此与他那名声不佳的老爸比个高低。
我们屡屡为时尚的观念和热衷所压倒。要躲开和忘掉这种噩梦只有两个办法：寻欢作乐和锐意于工作；前者会消磨掉我们，后者则充实了我们，就看我们怎么选择了。
一切时尚之物都有魅力，或者较有魅力，因为它们多多少少体现了人们寻求新颖的一种美的努力，大体上可以说明人类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说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在不停地嘲弄永不满足的人心。
有一些人秉性只善于沉思冥想，完全不适于行动，不过，他们有时在一种神秘莫名的冲动下，也会不由自主地迅即反应。
我认为表现存在之物是毫无用处的，这样做只能令人生厌，因为任何存在之物都不能使我满意。自然是丑的，我宁愿挑选我想象中的怪物，也不想去理那些地地道道的琐碎的东西。
从当下的表现中寻来的乐趣，不仅在于它所裹的美的外衣，而且还在于它原本具有的当下性。
杂谈波德莱尔对现代诗歌和思想的影响
〔英〕盖伊·桑
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一篇杂文《钢笔、铅笔和毒药》中写道：“假如那个人的服饰和语言都与我们不同，而且他又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生活在17世纪的西班牙，或者生活在非本世纪、非本国的任何国度的任何世纪里，我们便十分可能对他的地位和价值做出几乎不存在任何偏见的估量”；他还说：“当然，他太靠近我们自己的时代了，我们不可能对他进行纯艺术的判断。”
然而，仅在夏尔·波德莱尔去世一年之后，戈蒂耶就写出了《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亲切的回忆》这篇杰出的传论（生平研究），它似乎直接驳斥了王尔德的观点。我们在法国文学中还没有看到像戈蒂耶这篇专题文章那样精致、那样细腻、对个人印象的描写那么生动、散文笔法那么纯熟的作品。这是一副充满光辉意念的大脑的杰作，在这个光华四溢的大脑中，“种种形象就像千万只金色的蜜蜂一样嗡嗡地涌出”。
不过，正因为王尔德的说法里包含一定的真理，今天我们对波德莱尔才还有些话好说。试图这样做可能要显得不够谦虚谨慎，而且我敢肯定，戈蒂耶所写的这篇传论，没有一字可加更动，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饰或改进。他作为波德莱尔的传记家，可以说万事俱备，他对夏尔·波德莱尔有深切的了解。他的耳朵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节奏感；他热烈的、罗曼蒂克的想象力，使他特别善于理解波德莱尔思想和诗韵中最细微的部分。最后——补充一件至今还没在这里提到的事实——戈蒂耶发表于1835年的小说《莫班小姐》也引起舆论大哗，公众对之惊愕的程度不亚于对波德莱尔1857年发表的《恶之花》的激烈反应。泰奥菲尔·戈蒂耶固然逃脱了被公开谴责侵犯社会道德的厄运，他不会不知道为文学事业受难是什么滋味；当《一具腐尸》（1）的作者受到当局起诉时，戈蒂耶显然十分同情他的年轻朋友。事实上，戈蒂耶成为伟大的小说家福楼拜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也是由于正值《恶之花》发表的那年，福楼拜因《包法利夫人》而被起诉。
戈蒂耶比他所有的同时代人都更深切地理解和赞赏波德莱尔。从他的气质或他的机缘来说，戈蒂耶都理所当然能够写出这部可与莫利爵士（2）的《伏尔泰》或华尔特·佩特（3）的《利奥纳多·达·芬奇》媲美的传记杰作；但一般的外国（英语国家）读者对它几乎还一无所知。
不过，关于波德莱尔，还有许多话要说，而戈蒂耶当时却没能说。戈蒂耶于1872年去世。在此之前，波德莱尔的作品还仅仅闻名于杰出的文人学士之间。英国人几乎没听到他的大名。史文朋（4）1866年出版他的诗集《诗与歌谣》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唯一能够理解这位法国诗人的英国文人。
近来，在英国已出现大量论及波德莱尔的文章。奥斯卡·王尔德经常引用他的诗；一些评论文章的作者则大量吸取了戈蒂耶和阿塞林诺的有关论点和材料（后者的《波德莱尔：他的生活和创作》也很有名）。斯特姆先生（Mr. E. P. Sturm）1905年“坎特伯雷诗人丛书”之一《恶之花》的英译本前言中，也对这位法国诗人做了很出色的研究。由于我相信自己有些新东西要说，我才敢在戈蒂耶这篇熠熠生辉的散文和波德莱尔的诗篇选萃中加入自己这一短论。
不久前，在英国的舆论界还错误地认为，英法两国的那些复杂化的或更带“折衷”意味的文学艺术家，只能是有闲的“文化人”的专有财富。这里存在多种原因，不仅仅因为这些作家的书价格高昂、稀少难得。那些享有特权来欣赏和品味法国的波德莱尔或魏尔伦、英国的华尔特·佩特或奥斯卡·王尔德的男女，老实地认为广大的读者群从气质上和文化素养上都无法理解这些作家和类似的其他艺术家。
事实上，义务教育创造了一批能读和愿读的无产者。于是，那些认清公众需要的投机家便出现了，他们开始稳操胜券地供应一些廉价的“阅读材料”；只要他们看准了任何其他的新兴需要，他们就有办法大赢其利。这种情况发生于一个世纪以前。千百万读者至今仍以他们所提供的这些文学废品作为消遣手段，但从中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而且他们这样的要求并非是徒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罗斯金（5）的著作现在列入了“人人丛书”之中，每册售价只1先令。这说明需要量相当巨大。
还有一例，像《T. P. 周报》这样的报纸，每份售价才1便士，其中刊载了最佳的文学材料，发行量巨大，对于营营终日、没有多少余暇进行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男女，它具有亲切的影响力量；其作用怎么估量也不过分。而且，以低廉的价格发行奥斯卡·主尔德最佳作品，现在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为此而冒险的那些出版家自己比谁都更感意外。
这些东西现在都成了时代的象征。如果它们也表示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说，至今还被认为是一般读者高不可攀的作家作品，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由于我深信，所需要的只是机缘，我才敢尝试这本书。
戈蒂耶的这篇不朽的作家传论应居于首位。这里则是一篇批评和解释的文章，它决没有离开夏尔·波德莱尔的创作个性与生平这一主题，同时又把戈蒂耶的那篇文章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母题来看待；从某种意义来说，表现者（戈蒂耶的文章）与被表现者（波德莱尔的创作个性与生平）一样完美。我要努力再现这一主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四十多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不同的情况。
今天的作者和读者必须以大不同于戈蒂耶那时的眼光来看待波德莱尔。怎样不同？为什么要不同？不同的程度如何？
波德莱尔于185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作品，诗集《恶之花》。这本书把法国文坛搅了个底朝天，而且深深地震撼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撒旦的一个精明强悍的使者从地狱的深渊出现了。
史文朋在1886年发表《诗与歌谣》时，对于英国文坛的冲击方式正好与此相同；但中产阶级仍无动于衷，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年轻人轰动一时的坏名声。
《诗与歌谣》中伟大而持久的美，它在形式方面的完善，那不可比拟的音乐性以及梦幻的色彩和梦幻的本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它是雪莱之后诗界（6）里最伟大人物的自然产物。然而，隐藏在表现形式后面的思想、态度和观点——它们附有罪恶的影象；带有恶魔的气味——无疑都是从波德莱尔那里来的；就像波德莱尔的方式是从爱伦·坡那里提炼出来的一样。
这点引出了我想说明的问题。那就是我所要指出的、波德莱尔对英国现代的文学、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影响。
这位鸦片和大麻的服用者，与道德或不道德的考虑绝缘的情感生活的耽溺者，出身不错、社会机遇良好、死于瘫痪症的常人，美容术的辩护士，黝黑、壮健的妇女的贪恋者，最终是坟墓里腐蚀气氛的咏唱者——毕竟给英国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变化。
所有大事件都在思想领域发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游乐场上打赢的”——就像钱币无疑是在那里失去的一样。
英国的一位波德莱尔的批评家曾说：
“写出一部伟大的书，不啻是在人类思想的池子中投入一块卵石；它激起一圈圈涟漪，人们不知道那些水波要扩散到哪里去；它启开一连串事变的序幕，可能导致王国和宗教的倾覆和新的上帝的觉醒。直接或间接地由《恶之花》单独造成的变化，几乎巨大得令人难以恰当地理解。如果从未出现过《恶之花》，或许今天还没有一个欧洲人的人生观会与前不同。
“这样一本书发表以后发生的头一件事就是有一批次要的作家窃取其中的思想，模仿它的风格；而这批作家文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因此其中的教训从一本书扩散到另一本书，从荦荦大端化为细枝末节，就像从上帝开始渐次降低等级的大大小小神祗相继出现，直至一度是精深奥秘、甚或有渎神明的思想变为芸芸众生日常的口头禅，世界思潮就是这样地完全改观，固然其间存在着极为缓慢的变化过程。
“波德莱尔这部作品的直接后果是法国文学中颓废派的出现。然后这种影响跨越海峡到了英国本土，英国的一些唯美主义者便起而向缺乏想象力的听众宣讲想象的福音。”
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富有启发性的。它们固然没有阐说新的真理，但它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尚不为人充分认识的见解。戈蒂耶已经指出波德莱尔如何广泛而深刻地接受德·昆西，尤其是爱伦·坡的影响。我的宗旨是将这一思想线索延续下去。
这里不可能全部提及所有受惠于波德莱尔的法国作家；没有波德莱尔来给他们引路，他们可能连一行也写不出。这些人的姓名可以列出一大批，其中多数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不过，有一位大作家则是例外，他叫做魏尔伦（7）；如果没有波德莱尔作为前导，魏尔伦决不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一位诗人。
在英国，波德莱尔的模仿者以及从他那里吸取灵感的作家，固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他们对英国思想界的影响似乎无论怎么估量也不过分。我这里只想概要地谈一谈波德莱尔在英国的影响。只要提出四个人的姓名就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他们是史文朋、佩特、王尔德和一位不那么知名的诗人恩涅斯特·道森（8）——他只出过一小本诗集，但仍直属波德莱尔的诗派，而且大多数人毫不怀疑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磨砺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和态度。
波德莱尔写到情爱之时，几乎无不带有餍足的绝望。他一再捕捉一种消逝的情感，并以流畅、和谐的韵律使之美不胜收；而且还告诉过人们，那些吻得太多、吻得太长的人，双唇上总是留有苦味。他总是抱着自我惩罚的态度，不惜以激情的大棒、嗜欲的藤棍或愿望未能满足的皮鞭来拷打出自己的一些臻于完美的情歌。
必须记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奇异的、奥秘的人物。在这里，我采取的方法是只注重事实；想要理解这位诗人的人们，必须满足于从这些事实中做出自己的推论。除了纯粹的审美问题之外，我没有权利去作任何其他的判断。音乐来自天才人物的实验和痛苦的过程中。我所做的只是分析。
要弄清史文朋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波德莱尔这一问题，最好的而且最简单的办法是平行地引证他们两者的作品。
我们可以举波德莱尔的《闲谈》一诗为例：
Vouslêtes un beau ciel d’automne， clair et rose！
Mais la tristesse en moi monte comme la mer，Et laisse， en refluant， sur ma lèvre moroseLe souvenir cuisant de son limon amer.
—Ta main se glisse en vain sur mon sein qui se pame;Ce qu’elle cherche， amie， est un lieu saccagépar la griffe et la dent féroce de la femme.
Ne cherchez plus mon coeur; les betes l’ont mange.
Mon ceeur est un palais flétri par la cohue;On s’y so?le， on s’y tue， on s’y prend aux cheveux！
—Un parfum nage autour de votre gorge nue！……
O Beauté， dur fléau des ames， tu le veux！
Avec tes yeux de feu， brillants comme des fêtes，Calcine ces lambeaux qu’ont épargnés les bêtes！ （9）
我没有把这首诗列入我自己的译作中。但对于阅读法文诗还感到有些困难的人，我下面将提供这首《闲谈》的英译文。译笔颇为信达，从英文来说，音韵总算还是和谐的。但我几乎不认为它十分接近于波德莱尔那首诗的氛围。我是从瓦尔特·司各特出版公司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摘取下来的；因为某种原因，这首英译的诗被题为《美人的眼睛》：你是秋日的天空：清澈，泛着红晕
可是，我的血液中哀潮迭起，
退落之后，仍在我阴郁的双唇
留下过往盐滩的苦涩的回忆。
你的手徒然滑过我昏迷的胸口，
亲爱的，你所寻找的了无幸存，
女人的獠牙利爪将它生生劫走，
别再探寻我的心，它已被狗活吞！
黑心的豺狼占据了我这所废墟，
它们在那里撕扯、乱咬、饕餮——
啊，芬芳将你裸露的胸房浸浴！
挥起灵魂的无情之鞭，美人哟！
就以你辉耀四座的如炬眼睛
将野兽吃剩的这些残骸烧尽！
现在，让我们看看史文朋的诗又是怎样的。如果下面所引的《诗与歌谣》中“Laus Veneris（10）”这几节诗不是直接从波德莱尔那里生发出来的，那我就要问一问，究竟是谁在1886年以前真正地影响了这位年青的牛津诗人？
我，失败者中最失败的一名；
我，满足于无法满足的事情；
我，从最底层的地狱也找到乐趣，
是的，笑声点燃了地狱之心。
啊，美人哟！为了你唇边的甜蜜，
我的灵魂才在受苦，四肢才战栗，
如水波荡漾，如抽泣的人的肌腱，
如濒于心碎者的心脏血管的断壁。
主啊，睡梦仅用她娇嫩的手指头
就砸碎了我唇间死亡的坚果；
主啊，死亡竟踩踏着睡梦的葡萄
水淋淋地将她的汁液挤给我。
许多欢快的时日仍一如既往，
但高悬空中的钟声鼓乐在发颤，
是风神快速移动的手指将它摇；
隐隐约约还听得到悲哀的歌唱。
我不敢老跟她亲近，免得热吻
烧焦我的嘴唇。主哟，赐我福分，
短暂的、苦涩的福分！为了它，
罪不容赦，只是还觉得何等温存。
史文朋的诗更具音乐性，诗中的意象也更广泛多样。但与波德莱尔的诗相比，激情是一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而且，对于那些可以像法国人那样地理解法文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波德莱尔所达到的魔法般奇妙的强度，在史文朋的诗的“氛围”中却没有达到。
这只是一个例子。谁如果有兴趣接着比较这两位诗人，他满可以自己着手进行，这样做必定会有丰硕的收获。
我所提及的瓦尔特·佩特，可以说是继罗斯金之后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伟大的艺术理论家，是我们时代最具批评眼光和精深思想的代言人。我所说的“继罗斯金之后”，并不意味着他与《近代画家》（11）的作者有任何美学上的亲缘关系。我只是说他给后来的思想界所带来的强烈影响，不亚于罗斯金对他的影响。
佩特对生活和艺术中凡有新意的东西都有兴趣，都想求知——这种精神使人有可能以最全面和最多样的方式认识自己并实现自己。波德莱尔作为佩特的导师，其影响程度肯定不同于他作为史文朋和王尔德的导师那么显著；但是，那位法国人的著作无疑使这位“牛津的隐士”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恶之花》为佩特重新倡导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高蹈的结论铺平了道路。
这里同样不可能用一篇简略的综论详析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但是，阅读过波德莱尔的著作以及戈蒂耶论波德莱尔的文章的人——研究过佩特出色地从事他散文写作的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的人——都会确认上述的看法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而是文学上的既成事实。他们还会认识到，佩特在他的名著《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结论”中所作的以下阐述，如果没有波德莱尔（法国人承认他是仅次于雨果的另一位大诗人）率先探索的大胆的表达方式作为榜样，便几乎不可能问世：“哲学，思辨性的人文科学，对于人类精神的功用，就是唤醒它，激励它去面对生活，去做永无休止的热切的观察。每个时刻都有某种形式，经过你的双手或当着你的面，变得完善了；山间或海上的某种声光色调，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值得我们宝爱；某种状态的激情，或者见地，或者知性的奋发，对我们都会产生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仅仅指当事的那个时刻而言。它并非经验的结果，而是经验本身，就是目的。屈指可数的正义冲动只赋予那些过着多样化的戏剧性生活的人们。我们怎能洞察只有最细腻的感觉才能洞察的人事底细呢？我们如何最迅速地达到融会贯通、内外交流呢？又如何总是处于最大多数生命力的纯能量的集结中心呢？
“总是燃烧着这种宝石般的烈焰，保持这种心迷神醉的状态，是人生的一大乐事、生命的成功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表现于积习成癖；因为，习惯毕竟是与因循守旧的势力或维护陈规惯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其间，只有朦胧的、粗略的眼光才会将任何两个人、两件事或两种情景看成是一样的。而在一切都融化于我们的脚下之时，我们就可以把握任何一种精细微妙的情欲，或感觉的刹那活动，或奇异的色调和古怪的气味，或艺术家手中的作品，或自己朋友的脸部表情。那时，我们也可以明确自己对知识的任何贡献；通过思想水平的提高，所开拓的知识似乎一时便使灵魂得到自由。我们不必每时每刻都斤斤计较于周围的人们对待我们的态度热情与否，也不必在他们光彩夺目的人生贡献中识别各种前进力量的悲剧性分野；在这昼短夜长的严寒冬日里，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入晚便就寝。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经验的宏伟壮丽，又意识到它可怕的简陋，同时，集中全力，拼命地去观察和接触，那时我们便几乎没有工夫将所观察和接触的事物编构成理论。我们所要做的永远是好奇地尝试或琢磨新的意见，赞赏新的印象，决不默认康德的，或者黑格尔的，或者自己的不花多大力气即可取得的正统性。哲学理论或观念，像观察事物的角度或批评的工具一样，可能有助于我们搜集材料；没有这种帮助，有些材料或方面就可能不为我们所注意。‘哲学是思想的显微镜。’但是，理论也好，观念也好，系统也好，都要求我们牺牲任何经验的部分；又由于我们不可能进入我们所不感兴趣的一些领域，或者由于我们对某些抽象的理论格格不入，或者由于我们所碰到的是老生常谈的一类东西，因此理论、观念或系统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要求。”
假如这篇极其完美的散文不过是下面所引的波德莱尔《应和》一诗的扩充，我们将有何想法呢？
La Nature est un temple on de vivants piliersLaissent parfois sortir de confuses paroles;L’homme y passe à travers des forets de symbolesQui l’observent avec des regards familiers.
comme de longséchos qui de loin se confondentDans une ténébreuse et profonde unité，Vaste comme la nuit et comme la clarté，Les parfums， les couleurs et les sons se répondent，Il est des parfums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nfants，Doux comme les hautbois， verts comme les prairies，—Et d’autres， corrompus， riches et triomphants，Ayant l’expansion des choses infinies，comme l’ambre， le musc， le benjoin et I’encens，Qui chantent les transports de l’esprit et des sens.（12）
在庙堂的夜间，耸立着一丛丛活的柱石，对去那里朝拜的人，低声耳语着无人能够理解的话语。朝拜者还在这庙堂的巨大、纠结的象征树林中穿行、游荡，他们感到两旁有说不清的然而却是友好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可以听到远处模糊的、经久不息的回声。它们在森林中索索作响，汇成一种深沉的混合声音，如发自大锣。这声音在四处回荡着，终至于消逝。
如夜一般浩漫，又比白日更辉煌，色彩、声音、香味就在庙堂的这种景致中与朝拜者对话。它们全都无限地变化着：声音就像童年那样芬芳；其他东西（色彩和香味）又像双簧管的声音那样甜美；声音即色彩，又像绿色的牧场。
这座森林充满着种种魅人的气息。琥珀香和篆烟香，安息香和麝香，所有的芳香构成了一种协调的和音，致使狂喜的感官和在搏动中升华的灵魂一起融汇进感觉与声音凯旋的和鸣和启示之中。
如果这一切还说不上是将现代生活中种种冲突的要求，令人困惑不解的经验，以及纠缠复杂的利害关系集结于某个人大脑的接受器官（它的意识可以品味一切来者）中，那么波德莱尔的这首诗可以说毫无意义；随之而来，佩特的这篇优美的散文也可以说从中没有吸收到任何东西。
“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他了”、“这是他和他的工作的完结”——这一类议论仅仅轻描淡写地显示奥斯卡·王尔德锒铛入狱时人们的看法。当王尔德1896年还在狱中时，《莎乐美》在巴黎的“罗浮宫戏院”演出了，主持人是卢涅·坡厄（Lugne Po?）。英国当局对此极为恼火。《莎乐美》在英国的首次演出是在“新舞台俱乐部”私自进行的。批评家们声嘶力竭地要骂倒它，好像出现了鬼魂或幽灵似的。在此期间，这一剧本还在柏林演出，随之便占领了欧洲的戏台。它在德国的连续演出时间比任何一部英国剧本的演出时间都长——莎士比亚的剧本也不例外。它风靡于对之未加禁止的各国。整个欧洲、亚洲和美洲都将它搬上舞台，甚至还用意第绪语（13）演出……这只是一个开始罢了。目前，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以多种版式大量发行。只要花1先令，你就可以买到他的著作《意图》或《道连·葛雷的画像》。王尔德对一代读者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影响从他去世以来有增无减。诗人的作品像凤凰那样从他个人荣誉的灰烬中再生；如果不是由于他身后名声大振，报纸上的文章就不会按今天的样式写了。
王尔德所接受的正是波德莱尔所提供的生活态度。波德莱尔给予王尔德——确切地说是王尔德从波德莱尔那里获得——他从爱伦·坡的经典冠冕上摘取的一些宝石。
“如果我们渐已厌倦古代，同时，尽管我们自己的时代充满着无聊与罪恶，我们还希望认识它，那末请问，是否存在着可以使我们在一小时内活得比二十年不光彩的生活更充实的书本呢？你的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小本书，它带有浅绿色的、烫金的封面。这是戈蒂耶所喜爱的书；也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翻开那首悲怆的情歌，可以看到它的开头这样写着：Que m’importe que tu sois sage?
Sois belle！ et sois triste！（14）
这时，你会发现自己崇拜悲哀；而你还从未崇拜过快乐。看看这首诗人自己折磨自己的诗吧，它那微妙的音乐会潜入你的大脑，丰富你的思想；你在一段时间里会变成写这首诗的那个人，不，不仅仅是一段时间，而是在许多个暗淡无光的日日夜夜里，不属于你的绝望却占据了你的内在，还让其他人的苦难咬啮你的心。
读完全书，哪怕只是在你的灵魂深处痛苦地回味其中的一个秘密，你就会由衷地渴望更多地知道一些东西，同时放胆啜饮带毒的甜蜜，努力追悔你内心无辜的奇怪的罪过，并且为你从未感受过的可怕的乐趣付出代价。”
以上就是王尔德在《意图》中所发的感慨。其中，王尔德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得益于波德莱尔之处，但是在他美妙的措词里，至少可以隐约地看出这层意思。
那《悲怆的情歌》的调子，一再回响于王尔德的诗中。如在《真正的知识》、《新的悔恨》和《绝望》诸作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调子。
在《狱中读书歌》的几节诗中，如果王尔德脑中不是萦绕着波德莱尔的《凶手的酒》和《工作者的酒》（15）这一类诗歌的阴郁的旋律，决计十有八九不会那样写。正是有赖于波德莱尔所倡导的文学形式，《狱中读书歌》中所描绘的那类事情才有可能借此描绘出来。
王尔德早期总是表示自己非常钦羡波德莱尔的《一具腐尸》，他自己那时正在写作《斯芬克司》这一非凡的诗篇。王尔德的传记作者谢拉德先生（Mr. Sherard）说，据他的看法，诗人竟会称颂这一可怕的、被扭曲的天才的作品，这只能认为是人们假想的事实。不过，谢拉德先生也告诉我们：《恶之花》对王尔德早期的艺术生涯以及他那时的思想影响巨大。这点在《斯芬克司》一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尽管两种语言歧异，诗歌节奏也不同，我将要列举的波德莱尔的《猫》（Le Chat）这首诗，应该说在思想感情上与《斯芬克司》开头几节是一致的。当王尔德写出以下的诗行时：在我暗淡的屋角，美丽而安详的斯芬克司，
用变化、朦胧的眼光，久久地注视着我。
我们就不能不认为——确切地说，不能不肯定地认为——他脑子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装着下面这些诗行：Viens， mon beau chat， sur mon coeur amoureux;Retiens les griffes de ta patte，Et laisse-moi plonger dans tes beaux yeux，Mêlés de metal et d’agate.（16）
或者，当我们看到主尔德写在《斯芬克司》中的另外两行诗：她躺在垫上，乜斜着两眼，在黄褐色的颔下，集聚着柔软如丝的鬣毛，细浪般波及她耳际。
我们又想起波德莱尔的如下诗行：
Et， des pieds jusque à la tête，Un air subtil， un dangereux parfum，Nagent autour de son corps bran.（17）
这些例子本身就应当认为是这两位诗人联系的佐证，但我们还可以找到更能说明问题的文字根据或更简括清楚的论说性材料。在关于王尔德著作的所有批评文章中就有这些材料，我想还没有人花费过多少工夫去查寻这方面的来源。
我可以像肯定其他一切事情那样肯定：王尔德的《斯芬克司》主要是受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中“理想与忧郁”这一部分所收的另一首诗《猫》（Le Chat）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斯芬克司》中某些意象怎样从波德莱尔的某一首诗（18）中得到借鉴，不过，现在我要追溯到王尔德那首诗的本源。
我所选译的几首波德莱尔的诗（见前），在我看来都是他的诗歌表现力达到极致的代表作。而这首《猫》（Le Chat）是由西里尔·司各特先生（Mr. Cyril Scott）英译的，收入厄尔金·麦修斯（Elkin Mathews）出版的一小本选集中。波德莱尔的《猫》原文如下：Les amoureux fervents et les savants austèresAiment également， dans leur more saison，Les chats puissants et doux; orgueil de la maison，Qui comme eux sont frileux et comme eux sédentaires.
Amis de la science et de la volupté，Ils cherchent le silence et l’horreur des ténèbres;L’Erèbe les e?t pris pour ses coursiers funèbres，S’ils pouvaient au servage incliner leur fierté。
IIs prennent en songeant les nobles attitudesDes grands sphinx allongés au fond des solitudes，Qui semblent s’endormir dans un rêve sans fin;Leurs reins féconds sont pleins d’étincelles magiques，Et des parcelles d’or， ainsi qu’un sable fin，étoilent vaguement leurs prunelles mystiques.（19）
而司各特先生的译文则是：
所有热烈的恋人和所有圣哲贤人，
当成熟的岁月降临眉梢，都赞赏
温顺而又威武的猫——一家的荣光，
它们懒动、严肃且明智，一如他们。
猫是求知的畏友、神游的良伴，
总在寻觅安静和阴沉可怕的氛围；
恶魔或许悄悄地降服猫的声威，
促使它们忍辱去拉厄运的柩棺。
当它们沉思之际，一身高洁的风姿，
有如巨大的斯芬克司卧于沙漠废址，
像似在无边无际的梦境中酣睡；
从它们下身飞迸出喷泉般的火花，
还有闪光的金子，砂粒似的细微，
熠熠地从它们神秘的星眸中散发。（20）
我并非喜爱或专诚推荐这一译作，不过是要让读者由此回到奥斯卡·王尔德的诗上来（见于梅修恩发行的全集），那末，读者就会找到一种审美的透视方法，即发现波德莱尔的某些诗歌用语构成了《斯芬克司》的写作前提。
读者只要翻开开始互现“斯芬克司”这一意象的段落，并接着读下去，就足以了解上述的影响关系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所列的名单中最后的一个人——恩涅斯特·道森。
这位真正的诗人，有人称之为“小诗人之王”，是通过魏尔伦而间接接受波德莱尔的影响的。现代诗的多数学者都知道，道森前几年去世，只留下很少的诗作传世——尽管如此，他所留下的东西，从它们的题材范畴和诗意指归来说，都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我很了解道森，他常常告诉我他如何受益于波德莱尔。人们可以从他的《辛那拉》这样一类的诗中看到这点；亚瑟·西蒙斯（21）认为（我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辛那拉》是我们文学中不朽的抒情作品之一。
我们从“Impenitentia Ultima（22）”这首诗下面的两节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焦灼的热望、厌腻和不可抑制的欲求，这一切都闪烁着《恶之花》的光彩：在我的行程中止之前，要是上帝恩准我选择一回，我不在乎生命的长短，也不希冀尊贵富荣；
我只呼吁：“请让我再一次抚摸，再一次品味已逝年华中的一天，众生里的一张面容。
“主哟，须知我告别您的锦绣，只挑选尘世的棘刺，（23）
为此弄得我手破脚裂，汗水迷蒙我的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