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的诗渗透着浪漫主义方法及其革新精神。例如，韵式的多样化，行内顿（62）的灵活移动，口令或套语的运用，跨行等随机的自由表现，单一的伟大的亚历山大诗行的试验，诗体构造形式的多变，诗节的转换——这里不论是个别的套式，还是整体的结构，或者其中音步安排的秘诀，均包括在内——可以说，这些都带有波德莱尔高超的手法的印记。有他的签名C. B.，就表明诗里押的每一韵或者点下的每一半句（63）都属于他所特有的。……
他的诗有许多篇什虽然标题没有点出是“十四行诗”，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十四行诗的内在趋向和外部结构。这无疑是出于文学上审慎的考虑和对诗歌形式（主要是格律）的忠实起见，其根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他记述与我们相见和交谈的一篇文章。先要说的是，他当时给我们带来一本诗集，其中收载两位不在场的朋友的作品，他的任务是推荐他们的作品。我们注意到在上面所说的他的记述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快速地翻阅了这本诗集之后，我注意到：现在，诗人们的问题在于太普遍和太经常地写作自由体的十四行诗，也就是说，那是不正统的、随意打破四行重韵规则的十四行诗。”
那时，《恶之花》中的大部分已经写成，从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自由体十四行诗，它们不仅没有出现四行重韵，而且间有不大规则的换韵情况。……
诗界的青年学子总喜欢写出一首又一首自由体的十四行诗，而我们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这特别不合我们的胃口。假如某个人想要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地安排他的韵脚，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选择一种不许横生枝节和肆意为之的固定形式呢？在应该遵守规则的场合出现不规则，在应该对称的时候缺乏形式——有什么与此相比更不合逻辑和更使人不快呢？每一次出现偏离规则的现象，都像听到一个可疑的或错误的音符一样，使我们深感不安。十四行诗是一种诗的赋格曲，其中的主题必须一再出现，直至最后转换成或解决于一个固定的和音形式中。与此相同，人们要写十四行诗，就必须绝对服从它的法则。如果嫌它的法则古板、学究气重和束缚人的手脚，干脆就不写它。
波德莱尔常常以“一唱三叹”的方式寻求音乐效果，即诗中交替往复地出现带有特殊的旋律意味的某一诗行或更多的诗行。这种特点在被称为六行体诗的“意大利诗节”中显得很突出，格拉蒙伯爵先生（M. le comte de Gramont）的诗作中便有采用这种形式的一些很好的例子。这种形式具有如梦如幻一般模糊的、荡人神魂的音韵效果，成功地表现了诗人的悲伤的回忆和不幸的爱情这样一些主题。它的各个诗节，就是这样以其回环往复的韵调，轻松自如地传达和表现思想，如同起伏有节的波浪漂送那从岸边落入水中的花朵一样。
波德莱尔有时也像朗费罗和爱伦·坡一样用头韵，也就是说，通过重复同一诗行中某些单词开头的辅音，从而产生诗的内在的协调感。圣伯甫对这些精致的诗歌技巧无一不了然于心，并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继续实践这些技巧。在一首温柔深情的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中，他曾这样说：“索朗特（Sorrente）使我沉浸于无限的甜蜜的梦想中。”（64）
任何一只感觉灵敏的耳朵都能理解这种重复四次的流体声音的魅力，它们像掠过那不勒斯海湾蓝色波涛的海鸥翅膀一样，似乎要将人们卷入无限的梦境中去。头韵在博马舍的散文中也常常可以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许多诗人更是大量地运用头韵。这些细小的手法对于那些讲究实际的实用主义者来说无疑要显得卑微琐碎，从他们与司汤达（Stendhal）一样的激进观点看来，诗是一种幼稚的形式，对于少不更事的年岁来说是满好的，但通晓人情世故之后便要求将诗写成散文，也就是说，这时散文要比诗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不管怎么说，正是细小的手法决定了诗的好坏，也决定了一个人是诗人或者不是诗人。
多音节和音色开朗（完全发音）的单词，对波德莱尔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只要用上三四个这样的单词，他就可以使这一行的各个音步延长，显得余音缭绕，久久不绝。词汇在他看来除了表达意义之外，还存在本身所固有的美和价值，就像未经切割的宝石尽管不镶嵌于手镯、项链或指环仍是美的一样。鉴赏家将它们保存于细巧玲珑的高脚杯中观摩、品评，就像首饰行家估量他们的金器珠宝一样。有些词汇像金刚钻、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一样，另外一些一旦受到敲击便发出闪闪的磷光。
上面提到的伟大的亚历山大诗行（65），起自单调平板的节拍，又如远方轻轻起伏的涌浪，静悄悄地下落并消逝于岸边，但有时也将自己冲击成碎片细沫，化为白色的水花溅洒在阴郁的岩石上，只不过转眼间又翻个身回到咸涩的大海中去。
八音步诗体则轻快、强悍，引人注目，像九尾猫一样，它们会重重地抽打那些道德沦丧、行为刁钻的伪君子的项背。它们也会出乎人意地乖戾不驯起来。于是作者使用节奏像使用紫檀木的画框一样，将夜里墓园中的景象镶装进去：猫头鹰的眼光在阴影中闪烁；在紫杉树墨绿的屏障后面，像幽灵一样蹑手蹑脚地转悠着扒窃者、掘墓人和盗尸者。
他用这种八音步诗体描绘了不祥的天空，在那里的示众台上辗转反侧着因受天犬的诅咒而渐显萎黄病弱的月亮。他抒写了一个濒死之人阴冷的倦怠，他已经将他华丽奢侈的眠床换成一副棺材，并在透过棺材缝隙进来的每一颗冰冷的雨滴的启发下孤独无奈地梦想着。他向我们展示了那一堆散乱得出奇的凋萎的花束、旧书信、绶带、小画像、手枪、匕首和鸦片酊吸食瓶。我们看到了一位懦怯的勇士的卧室，在他消逝之后，具有嘲讽意味的自杀者的亡灵跟着进来，因为死亡也不能浇灭欲望之火。
四
现在让我们从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手法转向他诗作的风格。波德莱尔将他五彩的丝线与强韧、粗壮的大麻纤维交织在一起，像东方人所织的布一样，既显得金碧辉煌、壮丽无比，又透露出粗糙犷野的气息。这种情况有如在骆驼的绒毛上或船帆般的粗布上，天真、任性地点缀了最细巧玲珑的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最精巧细腻的、甚至最珍贵可爱的事物上，竟然会猛然穿插入原始人的野蛮行径；而且，人们会从安置着香喷喷的妆台和传出喁喁情话之处坠落到低级下流的客店，看见那里的酒鬼们将血与酒混和在一起喝着，并且只是因为争夺走街串巷的一些神女而刀刃相向。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冠冕上一颗最光辉的宝石。在这本诗集中，他发挥了他的独创性，显示他能在无数诗集已经产生、诗歌主题的各种变化似乎都已被人穷尽的情况下，推出一些崭新的、出人意料的东西。他这样做并非不可思议，既没有摘落下太阳和星星，也没有使已经过去的历史档案（如德国壁画中所表现的物事）普遍复苏。不过，他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是使他的名声大振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在法国，除了这类的散文作品之外，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诗人们的其他作品还很少被读者所注意；正是通俗文艺栏目中的那些“阜利通”（66）才使诗人之诗为人所知。波德莱尔几乎将这位美国作家独特、罕见的个性本土化了。爱伦·坡的文学才能固然是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出类拔萃，但开始时并不讨美国人欢喜；毋宁说，还羞辱了美国人。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会引起任何道德观上的震动——相反的，他像处女和天使一样贞洁；而是因为他搅乱了已经作为惯例而被接受的种种原则和实际的常规俗见；还因为当时缺少据以判断他的价值的标准。
爱伦·坡在进步、完善、民主制度以及新旧大陆的庸人们都视为至宝的其他信条上，全不存在一般的美国观念。他不是拜金主义者。他为了诗的本身而爱诗，把美看得高于实用——美国人一般会认为，这些真是莫大的荒谬！然而，他仍然有幸写出了一些像样的东西，让世界各地的傻瓜看了毛骨悚然。一份周报或杂志的严肃主编——他还是爱伦·坡的朋友，而且出于良好的动机——声称难以聘用他，另外，付给他的稿酬应该比付给别人的要低一些，因为他高踞于一般人的头顶之上写作——这种理由真叫人叹服！
有人给《乌鸦》和《尤利加》的作者写传时说道：爱伦·坡如果调整一下他的天才，把他的创造力用于更适合于美国国情的方向，他会成为一个很走红运的、能赚大钱的作家。但他不修边幅，只是自己高兴的时候才工作，而且只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他的浪荡天性使他像彗星一样脱离自己的轨道四处漂流，从巴尔的摩到纽约，从纽约到费城，又从费城到波士顿或里士满，在哪里也安不了身。时常，紧张的、拼命的工作带来了精神的过度兴奋，随之而来的便是同行们所熟知的沮丧情绪。在这种厌倦、痛苦或失望的时刻，爱伦·坡便喝起白兰地。这一过错为许多美国人所极度诟病，大家知道，那里的人多半都是生活节制的模范。
他自己对犯有这种灾难性的罪孽的后果不抱任何幸免的幻想，在《黑猫》中就写了下面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文句。“有什么坏处比得上酒精啊！”他喝酒，但无醉意，而仅仅是为了忘却，为了在工作方面能有快乐的情绪，或者为了抗拒不可忍受的生活折磨以免走上直接自杀的末路。
我们只是匆匆地点出爱伦·坡的一些特点，因为这里不是写他的传记。这位美国作家在波德莱尔心目中有那么崇高的文化地位，因此我们至少要将他关于人生和艺术的主张（假如不能概述他的整个生平的话）或详或略地做些评介。爱伦·坡肯定影响过他的作品的译者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在波德莱尔生命的后期尤为明显，可惜那个时期如此之短！
波德莱尔所译的《奇异故事集》、《阿瑟·戈登·皮姆冒险记》、《严肃的和怪诞的故事》、《尤利加》，在文字风格和思想内容上都精确地对应于原著，译笔如此挥洒自如，达到对于原作既忠实又妥帖的程度，真不愧为臻于至善的、“传神”（产生原作的效果）的译品。《奇异故事集》中有一篇译者给予原作高度评价的译序。波德莱尔在序中分析了爱伦·坡卓尔不群、独辟蹊径的天才。在此之前，对于外国人的创造性视而无睹的法国人，就上述情况而言，还深深地蒙在鼓里。波德莱尔认为有必要说明这部作品中超出一般思想观念的特质，那就是以最罕见的细腻手法表现出来的“形而上的洞察力”（或称之为作家的“灵视”）。这几页译序可以说是波德莱尔最引人注目的文字了。
这些故事引起人们很大的反响，因为它们是从代数公式推导出来的，具有确定无疑的虚幻性，其展开部（结局）近似于某些头脑精明、目光敏锐的行政长官所宣告的决定。
《摩尔格街谋杀案》、《被窃的信件》、《金甲虫》等小说中提出的谜语，要比半人半狮的斯芬克司的谜语更难猜透。这些对神明也不例外。它们自始至终蕴含和保持着趣味性，因此不断地激起那些读腻传奇小说和冒险故事的读者由衷的喜悦。人们对奥古斯特·杜平这一人物明察秋毫的奇异能力会有深刻的感受，他的双手似乎正将许多势不两立的思想线索牵拉在一起，并且从中推导出令人赞叹不已的正确结论。勒格兰这一人物的机智品质也十分可喜可羡，他比官方雇用的侦探克劳德·雅各更善于猜破暗号。雅各就是在第十三篇故事里向德斯马勒兹宣读费兰哥破译出来的密信的那个人，读信的结果才发现了基德船长的财宝！每个人都会承认：他会以非常清晰敏锐的目光去追踪和侦破那火焰的微光、发黄的羊皮纸上的红字、死人的头颅、那个小孩、线和点、那个十字、那棵树及其枝丫，并且会猜出海盗将满满地装着钻石、珠宝、手表、金链、金条、西班牙金币、美元、埃及辅币和其他各国钱币的保险箱埋藏在何处，然而最终能够发现这些财宝，却归功于勒格兰的机敏和睿智。《深渊与摆》所引起的恐怖感，可与安·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刘易斯（Lewis）和马都林神父（Rev. Father Mathurin）的最惊险的发明媲美。当你望着麦尔斯特洛姆海上可怕的漩涡，暴风雨时船舶落入它那巨大的漏斗形的深坑便被撕成小碎片，你会感到头晕目眩。
《瓦尔德默案件的真相》会使最强健的人的神经发颤。《厄舍古厦的倒塌》令人油然而生悲伤之感。
爱伦·坡笔下的莫雷拉、莉基亚、娄文娜小姐、特列文念·德·特列梅因、勒诺等女子的娇容，像薄雾那样呈半透明状，并带有浪漫的苍白色调，几乎纯属精神之美，会深深地打动人们爱好想象的天性。而这些人物实际上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体现至死不渝地奉献给自己所崇拜的对象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爱。
从此之后，波德莱尔的名字在法国便与爱伦·坡连在一起。想起其中一人，会立即唤醒对另一人的记忆。有时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那个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来源于法国。
波德莱尔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诗人一样，具有对绘画的兴趣爱好、鉴赏能力和实际知识。当时，各门艺术不如以前那么明显地区分开来，彼此之间的融合现象也表现得更多一些，经常还可以将这一门艺术的方法移用到那一门艺术中去。关于这方面，他在那一文艺沙龙里写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有评介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几篇论文，它们深刻而细腻地分析了法国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的创作个性。波德莱尔具有深邃的思辨力，在他评论爱伦·坡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富于哲理意味的文句：“像我们的德拉克洛瓦将他的绘画艺术提到伟大的诗的高度一样，爱伦·坡也喜欢将他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置于轻紫淡绿的背景中，从而散发出暴风雨中的幽明和芬芳。”正是这种朴素无华的纯情语言，才与画家激烈、炽热的色调十分相称！德拉克洛瓦的天赋是那样地备受困扰、激动不安和永无宁日，那样地苦于焦虑、悲伤、狂热、紧张的努力和对新时代的模糊的梦想，但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就是这些“病态的东西”对于波德莱尔很有魅力。
有一段时期，现实主义流派相信他们可以垄断波德莱尔。《恶之花》中存在着某些粗鲁和真实得可怕的画面，那是诗人敢于面对任何丑恶的事物并且毫不犹疑地将之形诸笔墨的表现。一些思想浅薄的人可能由此推断他倾向于现实主义。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所谓的现实画面总是因受作家个性、阅读效果和语言色彩的渗透而净化和增辉，而且，它们可以对照出那种平顺滑溜的理想主义作品之不足。波德莱尔听任自己为这些现实主义者所拉拢，也造访他们的工作室，甚至要写出一篇论奥南的绘画大师库尔贝（67）的文章，但从未见它问世。尽管如此，范丹（Fantin）还是将表情严肃、面带嘲笑的波德莱尔摆到一个后期文艺沙龙的某种位置上去。在这里，范丹用一种奇怪的框架将一些号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和画家都框在欧仁·德拉克洛瓦周围，犹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般。当然，波德莱尔作为德拉克洛瓦的崇拜者之一，有权利跻身其间。但从知解力和同情心来说，波德莱尔是否也能成为这一团体的一分子呢？我们知道这一团体的趋向与波德莱尔的贵族化的艺术趣味和对美的竭力追求并不一致。如上所述，波德莱尔采用人们卑微的和自然的丑恶东西作为题材，只是对于内心的惊恐和厌恶的一种抗议性的展示。我们怀疑库尔贝的美神会对波德莱尔这样一个不倦地追求优雅的气派、精致的风格和艺术的超脱的人产生多大的魅力。这并不是说他不能欣赏壮美，写过《女巨人》的他一定也喜爱米开朗琪罗为美第奇坟墓制作的《夜晚》和《黎明》那样一些瑰丽而奇伟的女体雕像，而是说，波德莱尔的玄学态度和哲学观点不能不使他疏远现实主义流派，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依附这一流派。
他远不能满足于现实，而是辛勤地寻求异乎寻常的、稀奇的东西。如果碰到某种独特、新颖的形式，他就紧追不舍、细加考察，并且学会了刨根问底的方法，从而求得最后的结果。因此，他熟悉一个叫做居伊（Guys）的神秘莫测的人，他经常到世界各个古怪的角落猎取新闻事件，为一英文版的画报作速写。我们知道，这个居伊曾经是个大旅行家，也是深刻、敏锐的观察家和高超的幽默画画家。他的眼光只要一瞥就抓住了对象（人们和事物）的特征，然后用铅笔勾上几笔就将它们的轮廓收入自己的画册。他像速记员一样用铅笔描绘下来的曲线来跟踪事物的外形轮廓，再涂上几笔来表示颜色的深浅。
居伊并非正规的艺术家，但他具有快速描绘事物主要特点的特殊天赋。凭借他那无与伦比的清澈目光，他可以一眼看出事物纠缠复杂的各种特点中的关键。他直觉地或有心地将那关键的一点置于显著的地位，排除了那些仅仅具有衬托作用的部分。
当他无论是以花花公子的姿态，还是以二流子的面目，是乔装贵妇人的口吻，还是假借平民女儿的声气，用一个俗字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思想时，他比谁都更遭人埋怨。他对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异常敏感，并且同样也在以速写的形式采集他的“恶之花”。居伊画起赛马优雅矫健的姿态，光溜的鬣毛以及坐在马车上的小姑娘的精致的裙边，简直无人能与他匹敌，他还栩栩如生地画出坐在两旁雕饰着武器的马车上的车夫，他扑着粉，穿着一身毛茸茸的皮衣服，神情极为严肃和做作，三个脚夫跟随着他进入“休憩间”（68）。居伊似乎就是以这种时髦而随便的风格来从事上流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从而成了马塞兰（Marcelin）、哈多尔（Hadol）、摩兰（Morin）、克拉夫提（Crafty）这几位描绘“巴黎生活”的、才华出众的艺术家的先驱。不过，居伊既能根据布兰梅尔的原则表现浪荡儿的花天酒地和调情打闹的情景，又同样擅长描绘皮卡底里沙龙和阿基尔休憩室中的堕落美女，表现她们光鲜的妆扮和描黑的眼圈。他不害怕呆在废巷弃屋中凭借月光或喷灯的闪烁不定的火光将游荡于伦敦街道的一个“快乐幽灵”的轮廓速写下来。他在巴黎便追寻那号称为“污泥浊水”的下流场所，描绘那里的穷形极相。可以想象得到，居伊在那里仅仅探索“性格”。这是他的欲求之事。他以惊人的确定性将各种类型人物的丰富多彩和独树一帜的特点从那时代轻佻放荡的一般风气中剥离出来。这种才能不能不吸引波德莱尔。实际上，波德莱尔对居伊怀有极崇高的敬佩之情。我们藏有这位幽默家的约60帧素描、速写和水彩画，其中有些就奉送给波德莱尔。诗人对这种礼物大感兴趣，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带走了。
他无疑已看出这些潦草的速写缺少点什么。当《伦敦新闻群像》的雕刻高手将这些速写表现于木头上时，居伊自己也不认为它们有多大意义。但波德莱尔内心却为它们所显露的精神、气韵、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观察力以及所包含的从图象转化为诗句的文学素质所打动。他尤其喜爱居伊这些画丝毫不带古董味——也就是说没有太突出的古典传统——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所谓“颓废”这一深邃的情愫。我们缺乏更能表达我们的意思的用语，所以只好沿用“颓废”（decadence）一词。但我们理解波德莱尔心目中的“颓废”意味着什么。有关这些文字或词义的差异性，他已在某个地方说过：“似乎有两个女人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是乡下主妇，体格和品质都很粗壮朴实，没有什么诱惑力或调情的价值，简而言之，除了简单的天性，别无长处；另一个是一位美人，她驾驭和吸引着我们的心灵，她以她强烈而独特的魅力将得体的妆扮、大方的风度、雍容华贵的气派结合于一身，她的嗓音贯穿着一曲和谐的乐调，她如梦如幻的凝视可以随心所欲地骋游于周际。不管有多少老学究会责备我不遵古训、好色而轻德，我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所做的选择大概不会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吧？”
如此新颖、独特地理解现代美，已经使问题不答而解，因为它认为古代美是原始的、粗糙的和野蛮的。这无疑是一种玄妙的反论，却不妨予以坚持。比起米罗的维纳斯，巴尔扎克要十倍地欣赏一个巴黎的风雅女人，为了她的标致和妩媚，也为了她会披着开司米毛衫、蹑手蹑脚地来到约会地点，这时她会将系着丝带的紫罗兰贴近自己的鼻子，并且稍稍低下头来，使帽沿和围巾之间露出一截象牙似的雪白颈项，上面有几绺卷发在阳光照射下闪着光。这些有其迷人之处，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米罗的维纳斯要更好一些。
人们可以想象出来，波德莱尔由于抱有上面那些想法，有时便会倾向于以库尔贝为教主、马奈（69）为高级祭司的现实主义画派。不过，这只是说明他的气质中有某些方面可以满足于对丑的事物（至少可以说对当代卑琐的事物）进行直接的、非传统的表现，而他对艺术、高雅风度、华贵气派和美的孜孜以求方面，则将他引向一个高级的领域。德拉克洛瓦以其燃烧的热情、风暴似的泼色、诗意的惆怅、夕阳般的色调以及对“颓废”所作的巧妙的表现，自始至终都是波德莱尔唯一选中的艺术大师。
现在我们谈一谈波德莱尔的一部半翻译、半创作的独特的著作：《人造天堂》。对此，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笔墨，因为它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小。人们总是乐于散布对作者不利的报道，说什么《恶之花》的作者惯于从鸦片和大麻这类刺激性药物中寻求灵感等。他由于中风瘫痪而无力表达自己头脑里的想法，接着便去世，这一事实仅能进一步证实人们上述设想。据说，他的瘫痪毫无疑问是由于过度服食大麻或鸦片。诗人始则出于好奇心而放任自己，继而便陷入对这些药物不可自拔的致命的嗜好。
实际上，他的病因除了疲劳、厌倦、悲哀和困惑，别无其他。一个有才能的文人永不甘于写出一些类同新闻的常规作品，尽管它们销路不错。他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往往要吓住报刊评论中那些胆怯的主持人。诗人因此而带来的上述种种苦恼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头脑跟其他作家一样冷静、清醒；他在承认人们的气质中有一种通过某些刺激物（如鸦片、大麻、醇酒或烟草）来创建一个“人造的乐园”的癖好——这种癖好可见于各个时期、各种条件、各个国度、各色人等，无论是野蛮的还是开化的——的同时，还看到这是“性本恶”的又一证据，是逃避必要的悲哀的一种手段，是撒旦式的建议和诱惑：它甚至撺掇人们即刻就窃取到原该作为忍让、德行和对善与美的不懈地追求而赢得的幸福报偿。他认为魔鬼对大麻和鸦片服食者的哄诱就跟太古时代对我们最早的双亲的哄诱一模一样：“如果你们尝到那果实，你们将如同天神。”但就像对亚当和夏娃不守诺言一样，那魔鬼对可怜的吸毒者同样是背信弃义的，因为次日，那位误入歧途、变得衰弱无力的“天神”就堕落到连禽兽也不如的地步。他发现自己仍在茫茫的天地间，孑然一身，孤独无凭，只好再靠毒物之功以逃避自身，而所用的剂量则有增无减。至于波德莱尔偶尔服食一两回大麻作为一种心理实验的手段倒是可能的；甚或他实际上试用过此类麻醉药，但没有连续地这样做。从药店买来、带在身上的这种福分使他感到恶心。他将毒物所产生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比做妄想狂病人的症状，对于后者来说，画布和粗糙的装饰品就可以取代真实的家具和繁花似锦的园地。他也身临皮莫丹旅馆吸毒者的聚会现场，但次数不多，而且来了也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那一帮人的聚会就是服食大麻茎叶的实验，详细情况已披露于我们所写的《大麻服食者俱乐部》一文中，刊登于《两世界评论》上。经过约莫十来回这样的实验后，我们彻底宣布这种毒物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不仅戕害我们身体，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也毫无助益，因为真正的作家只需要自然而然的梦想，而不希望自己的思维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左右。
巴尔扎克也来参加过我们的一次晚会。波德莱尔这样叙述他的光临：“巴尔扎克无疑认为毁弃自己的意志是奇耻大辱，会令人痛苦不堪。在一次聚会中我见到他，那时他就在思考大麻的巨大作用。他听取并询问有关情况，注意力集中而又带着轻松愉快的神情。认识他的人都猜想他对此一定会感兴趣。但这种服毒念头使他不由自主地大为震惊。有人给他敬上大麻。他端详着它，闻一闻它，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人家。在他富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几乎是幼童的好奇心与对自暴自弃的厌恶感之间的争执迹象，终于还是自爱自尊的决心占了上风。实际上，很难想象这位服膺于自我的‘意志’的理论家，路易·朗贝尔精神上的孪生兄弟会同意失去哪怕一丁点这种宝贵的物质”（70）。
那晚我们也在皮莫丹旅馆，所以能够十分精确地记述这件小小的轶事。不过，我们还要加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细节：巴尔扎克将那一匙大麻还给人家时仅说这是徒劳无功的，他敢肯定大麻不会对自己的头脑起作用。那是不假的。意志力在这个有力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而潜心钻研又加强了这种地位。加上他的头脑饱浸着木哈咖啡（71）的精微的香气，就是几瓶度数最高的Vouvray酒也不能使之迷糊，因此或许有可能抵挡住印度大麻毒性的发作。我们忘了交代，所谓大麻只是印度大麻的一种调制品，混和有蜂蜜和阿月浑子果仁，呈肉色，可保持糊状或块状，经久不坏。
在《人造天堂》中，波德莱尔对大麻做了很出色的药物分析，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用的知识。他为自己的精确性而自豪，也为自己没有考虑怎样对曾经沾染的这种恶习从技术上加以些微文饰而骄傲。他很完满地说明了大麻所产生的虚幻心象的真正性质，指出它本身并不创造什么，仅仅发展了服食人的特殊性向，并将之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服食人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他自己的无限扩张，并且变得敏感、激动，与时间和空间严重地脱节，在某个时刻是真实的，但不久便变形、扭曲，被自我加强和扩张，其间每一细节都极大限度地具有超自然的意义。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大麻服食者来说都是易于理解的，他们常常会在互不相容或互不相称的形象之间预言或推测到它们神秘的呼应关系。如果你听到似乎是由一些神圣的乐器和天使合唱队演出的一阕音乐（与之相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曲不过是吵闹的咭咭咕咕声），你就会相信这只能是一只手在钢琴键上掠过而弹奏出的某种意义含糊的序曲，或者是远处的一架风琴透过嘈杂的市声而传来的某歌剧中的一段名曲。如果你被强光、闪电和火焰弄得眼花缭乱，那就肯定是相当多的蜡烛点在火炬和灯台上。至于发现墙壁透光，淹没于雾气弥漫的远景之中，深邃、湛蓝，有如开向无限的一扇窗户，那不过是梦幻者对面的一扇玻璃镜子所反映的叠影和透明的幻象。山林泽畔的仙子、女神，优美的精怪、滑稽的或可怕的形象，都来自画幅、挂毯，来自壁龛上摆设的裸体的神话塑像，或者来自木架上陶瓷的怪相。
嗅觉器官的沉醉状态与上述情形相同。它可以使一个人进入芳香的乐园，那里布满奇花异草，花萼像香炉一样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勾起了人们对往日生活的记忆，令人向往梦幻中遥远的塔希提岛（72）上风光宜人的沿岸。这些幻想其实也都产生于眼前之物；人们可以在近在咫尺的房间中找到一盆紫槿花或晚香玉，一只西班牙皮制的香囊，或者是一条随便甩在安乐椅靠手上、熏有广藿香的开司米围巾。
由此可知，人们如果要充分地享受大麻的魔法力量，就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以某种方式提供狂放恣肆的变化和混乱不堪的妄想的母题。而且，重要的是使身心处于宁静的状态，无忧无虑、不劳碌不紧张地过日子；还要住进波德莱尔和爱伦·坡所喜爱的那种旅馆，房间里一派诗情画意的享受、稀奇罕见的豪华和神秘莫测的风雅。这是一种隐蔽的、退居林下的私生活，似乎专门为了迎来一个亲爱的、理想的女性而设的，用夏多勃里昂的高雅的语言来称呼她就是“窈窕女子”。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自然的、合适的感受，已转变成为令人欣喜若狂的福分、沉醉、不可磨灭的快乐，比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土耳其后宫情景的穆罕默德天堂中粗野的乐趣（那是许诺给循规蹈矩的老实人的）来说要高级得多。那些绿、红、白装束的伊斯兰女神居住于密室深闱，犹如蜕化于空洞的珍珠母，她们大都献身于忠贞不二的操守。然而，她们与山林泽畔的仙子、天使、窈窕女子等比较起来，便显出是庸俗的妇女。而上面的那些仙女笼罩于芳香的气息中，剔透玲珑，像来自无限运行的星球深处的蓝色形体或开放于朝阳中的小玫瑰；她们又像来自透明、结晶的圣餐杯的底部，如汽化的溶液中的银珠一样。大麻服食者在白日梦中就看到无数此类的景象。
如无这些预先准备的条件，迷醉状态就可能转化为梦魔。当快活变为痛苦，欢乐变为恐怖，可怕的忧虑就紧紧地揪住你的心，并以想象中的巨大的重量将你碾碎，就像金字塔那里的斯芬克司或暹罗王的大象一样，不过为了好玩就将你踩扁。或者，你会感到一种冰冻般的寒冷，下半身僵化成大理石那样，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位变成了塑像的国王一样，剩下尚有感知的柔韧的肩膀，每天早晨还要遭恶毒的妇人的鞭笞。
波德莱尔记述了两三例不同气质的男子的幻觉情况，还有一例是一个女人在镀金饰花的隐蔽小屋中的经历，这小屋不难看出就是皮莫丹旅馆中的那间闺房。他对每一幻象都加以分析和道德评价，对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乐趣，明显地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厌恶。他毫不认为从大麻毒性发作中所启发的思想对于一个天才人物来说会有什么帮助。首先，这些思想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它们的魅力主要在于主体所处于的极度兴奋的状态。其次，产生这些思想的大麻药性，同时摧毁了应用这些思想的力量，因为它将意志降低到零度，并且使其受害者情绪颓丧，心境倦怠无聊，无法做出什么努力或从事什么工作，如果不通过第二次服食或增加剂量，便无法摆脱这种心理状态。最后，他还说，“就是承认某种几率极低的假设可以成立，如个别人具有强健的气质，因此可以抵抗这种有害药物的恶劣作用，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一致命的、可怕的危险性，那就是习惯成自然的问题。那些靠毒物刺激而进行思考的人们，不久就会发现离开毒物刺激他们便思考不了。想想那是一个人的多么可怕的一种命运图式：没有大麻或鸦片的帮助，他的想象力便瘫痪了，不再发挥它的作用。”
随后，他又以下面这些正气凛然的言辞宣告他的信念：“然而，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缺乏真诚可靠的推动力或‘灵感’，因此不应该乞灵于药物或其他歪门邪道。他不必要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毒性的拥抱和妖女的亲近。以牺牲永远不变的自救自助为代价而购得的乐园，究竟是什么乐园呢？”
接着便是位于精神世界之巅峰的一个奥林匹斯诸神之山的画面，那里拉斐尔或曼坦那（73）的缪斯在阿波罗的指引下，以自己独有的节奏齐声欢唱，并环绕在献身于美的艺术家的左右，以此答谢他持续不懈的努力。“在他之下，”作者接着写道，“在诸神之山的脚下，在荆棘和泥泞之中，一群俗人和奴隶在强颜欢笑。当毒饵从他们的嘴边取走，他们就大叫大嚷。诗人见此景象，悲哀地说：‘这些不幸的人们既不斋戒，也不祈祷，他们拒绝做出努力来救赎自己，而是要以黑暗的魔法猛然间飞升到超自然的境域。那魔法愚弄他们，激起他们虚假的幸福和光明的感觉；而作为诗人和哲学家的我们，则通过持续不懈的工作和思考，通过对自己意志的艰苦磨练和树立永远高尚的目标，给自己的灵魂增添新的生命：我们为了自己的快乐，创造了一个真正美的园地。由于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格言，我们完成了上帝允许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创造工作。’”
尽管《恶之花》的作者具有“恶魔派”的倾向和气质，在他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诚意之后，很难相信他会常常光顾那些“人造的乐园”。
在研究了大麻作用之后，他接着便研究鸦片问题。不过，在这方面，波德莱尔有一本在英国独享盛誉的参考书，那是一位著名的古代文化研究者、杰出的作家德·昆西所写的《一个吸鸦片的英国人的自白》（74）。德·昆西是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敢于以悲剧性的爽直态度在英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为清规戒律所僵固的国度袒露自己对鸦片的癖好，而且描绘这种癖好，解说因它而出现的贪馋的形相、周期性的发作、内心的冲突、疲惫无力以及迷醉和入幻之后接踵而来的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忧烦。德·昆西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地逐渐增加每次吸食的剂量，每天的剂量竟达到八千滴。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直到1859年12月75岁那年才死去，让大夫们好等。他不无嘲弄意味地留下了他的尸体给那些大夫去做科学实验。这种嗜好没有妨碍他发表一大批文学和学术著作，他所描绘的“黑色的偶像”对他的作品没有产生致命的影响。（《自白》一书的结尾说明，只有以超人的力量才能把作者带入自新的境地；不过这样便成了道德和惯例的牺牲品，就像传奇剧的结局总是赏善罚恶一样，最后如果还是顽固不化，那便是坏的模样。德·昆西自认为经过对鸦片的17年的使用经验和8年的滥用的教训，他便有资格来谴责这一危险的物质！我们无需怀疑他是从善意这一万应灵药出发才写下这一切。不过，不管怎么说，以诗的语言向棕色的甜汁（75）吁求，能说是一种爱心吗？请看他如下的表白：“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鸦片！您既能使富人也能使穷人称心如意，给不治之伤痛和‘诱使灵魂背叛’之悲戚以缓解和安慰；您是多么雄辩有力啊！凭借您的滔滔不绝的劝慰，所有激起愤怒的原由都悄悄地溜走了，连残忍无情的人也心软下来，一个晚上的甜美的酣睡可以给罪人带来他孩提时的美丽的幻想，并洗净他手上的血污。啊，公道的、正直的鸦片！您将我们传唤到梦的法庭，使受诬告而濒于绝望的无辜者获得胜诉，揭穿了伪证，推翻了不公正的法官的判决；您以头脑中的幻象在黑暗的内心建造起比巴比伦和赫卡汤皮尔还壮观的城邦和庙宇，就是菲迪亚和普拉克西托（76）的手艺与您也不能相比；您‘从睡梦的王国中’将久已埋没的美人和宜家宜室的佳丽召唤到阳光底下，洗净了她们‘从坟墓中带来的污秽’。您只把这些礼物赠予人；您还随身带着乐园的钥匙，正直、微妙、全能的鸦片啊！”
波德莱尔没有将德·昆西这本书全部译下来。他只从中挑取了最突出的几个部分，写成穿插上自己的发挥和哲理思考的分析文章，实际上等于是德·昆西的那本书的改写。书中最奇特的是开头传记性的细节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德·昆西这位学者如何远走高飞，终于逃出他的那些监护人暴虐的手腕，以及如何在伦敦这片大沙漠中过着饥饿、悲惨的生活。由于房东的忽视和简慢，他的临时住处只是一间小阁楼。我们还可以读到他与一个半痴呆的小丫头安（Ann）的联系。安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是偏僻小路上悲哀的野花，直至后来以卖淫为生之前，都是贞洁而无辜的。德·昆西最终作为一位学者优雅大度地返回故园，拥有一笔财产，可以完全赋闲在家，随心所欲地学习和思考，还有一个贵妇人（这位鸦片吸食者称之为他的厄勒克特拉）（77）为伴，同住在一所可爱的农舍里。他由于神经痛而染上无法消除的吸毒习惯，一天里无严重副作用的最大吸毒量可达40谷（78）。
首先出现的最突出的幻象都闪耀着天堂或乐园的蓝莹莹、白灿灿的光辉，紧接在它们之后出现的便是比地狱里黑暗的深处还要昏沉、惨淡的魔影。波德莱尔所写的下面两行诗句可以说明这一可怕的情景：正如某位伟大的画家将画笔
蘸入昏天黑地的地震和日蚀。
德·昆西是一位早慧的、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10岁时就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总是兴致勃勃地阅读李维（79）的著作。“罗马执政官”这样的字眼在他耳际回响，如同一种不可抗拒的魔法在勾摄他的心魂。这五个音节像一阵阵凌厉的号角声那样敲击着他的耳膜，发出胜利的欢呼。在他的梦中，当众多的敌人拼搏于晨光熹微的战场，哒哒哒的枪声和橐橐橐的沉重脚步声像海上的潮涌从远处传来，这时会有一种神秘的声音突然间呼唤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样的字眼：“罗马执政官”。于是，在随后而来的长时间的静寂的焦灼逼人的等待中，那位执政官终于出现在一所白色官邸的露天阳台上，向蜂拥般的人群频频致意。那种景象就像德冈所画的《辛伯尔人之战》中的玛里乌斯一样，他以一种具有预言能力的姿势，决定了那场战争的胜利结局（80）。
有时，现实世界中的人会搅和在他的梦境中，像固执的幽灵紧附于某个场所一样，任何符咒和法术都驱赶不掉它。
1813年的一天，一个脸色青黄、眼神悲伤、满怀乡愁的马来人从伦敦来，想找一个安身之处。他对欧洲的任何语言都一窍不通。他敲打德·昆西农舍的门扉，询问可否允准在那里休息片刻。德·昆西为了不在家人和邻居面前丢人现眼，就用希腊语跟他说话。那个亚洲人用马来语来回答，保住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面子。
农舍的主人给了来人一些钱，并出于抽大烟人之间相互同情的慈善之心，拿出一大块鸦片给那个马来人，以解他的烟瘾。那人一口就将它吞下去了。这一剂量可置七八个生手于死地，但那个黄皮肤的人已久经熟惯于此道，这从他带着极大的满足和感激的神情走开这点上可以看出。他至少从肉体上来说不再出现，但他却成为德·昆西幻想中来得最勤的客人。这个有一张橘黄色的脸和乌黑眼珠的马来人是远东一带的人种，具有印度、日本、中国以及其他邈远而引人遐想的国度的人种的主要特征。一个人出于梦想中忧虑的一种多舛的命运，会不得不去听从和跟随并非他自己召来的向导。德·昆西也追踪着那个马来人的足迹，心魂投入了使他深感恐怖的盘古洪荒之域。他在他的《自白》中说：“我不知其他人在这点上会不会与我有同感；但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而生活在中国，处于中国的风气景观和处世行事之中，那我是会发疯的。……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对我来说，也像是一个远古人的复出一样。……在中国，除了那些与南亚其他各国共通之处外，我还被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的心理障碍所震慑。那种深刻的隔膜之感，并非我的分析能力所能加以说明的。我宁肯与精神病患者、寄生虫、鳄鱼或蛇类为伍。”
那个马来人似乎理解这位鸦片吸食者厌恶的东西，所以便用恶毒的讽喻方法仔细地将他引入大城镇的中心；带到象牙塔内；导向满是舢板的河上，那里的桥梁都采取龙的形状；领进有许多拂拂堵塞交通的街道，那些拂拂抬起头来，乜斜着呆愣愣的双眼，像耗子一样摆动它们的尾巴，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些硬学来的单音节的恭维话。
鸦片吸食者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梦境的名称：“深深的叹息”，带有些哀伤的意味，不过还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梦境可呈现为三位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像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和第二部《浮士德》中的“母亲们”（81）那么神秘而可怕。他们都是勒旺娜（82）的追随者。这位严正的勒旺娜女神收养了新生儿，并以悲哀来培育和完善他们。由于在原始时代美惠女神、命运女神、复仇女神和歌唱女神（缪斯）都是3位，因此悲哀女神也应该是3位。她们是我们忧愁的圣母。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位叫哭泣小姐；其次的叫叹息小姐；最小的叫黑暗小姐，她是三人中最厉害的一位，就是最坚强的人梦见到她内心也不能不恐慌。这几个可悲的幽灵不说人话。她们或哭泣，或叹息，或在阴暗的角落装出各种可怕的样子。她们就是这样来表达自己浑然无知的悲哀、无以名状的忧虑、孤单无靠的绝望以及人类灵魂深处所有的苦难、艰辛和悲痛。人们应该从这几位肇始者那里吸取教训：“这样她们就能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事端、令人作呕的世相以及难以言说的秘密；这样他们就能领略古老的真理——那些悲痛的、伟大的和可怕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