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每一年，我们都会不远千里地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你会发现同伴，他们也许正向你走来，也许就坐在你的右边。主办人称，这次的年会是外科医生的大会师。的确如此，在这几天内，我们形成了一个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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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利用超声波震荡的电子手术刀，可同时达成组织的切割与凝结。——译者注堕落医生
曾经的辉煌
哈里森曾经是一位骨科医生。他今年56岁，身高1.8米，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和一双大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双大手能够把脱臼的膝盖轻轻松松地推回原位。他看起来沉着冷静、自信满满。在他的医生执照被吊销之前，他一度是所在医院里最受人敬重的骨科医生。
一位跟他共事过的骨科医生告诉我：“他做骨科手术很厉害，很少有失误。”当其他医生的家人或朋友需要做骨科手术的时候，都会请哈里森帮忙。十几年来，哈里森是他们医院最忙的医生。但后来他开始变得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不但没把病人医好，甚至有时还使得病人受到更严重的伤害。过去对他非常钦佩的同事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这种糟糕的情形拖了几年，他便退出了医界。
在人们眼里，坏医生就像怪物一样。比如我们听说过的医生希普曼，他给病人注射过量的海洛因，导致15个病人死亡。圣地亚哥一个叫布朗的医生，不但搞砸了好几台变性手术，还把一个病人正常的左腿截肢了，后来病人由于严重感染而命丧黄泉。俄亥俄州还有一个令人发指的妇科医生波特，趁病人全身麻醉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把病人的阴蒂包皮切除了，还做了阴道整形，他还自称是“爱的医生”。
但我所要说的坏医生，并不是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做下耸人听闻的事件的怪医，而是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就像哈里森那样的医生。目前已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医疗过失并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医生身上。医疗过失太常见了，甚至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很难一言以概之。即使是好医生也有可能渐入歧途，成为坏医生。面对这些医生，同事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
我和哈里森前前后后讨论了一年。他和大家一样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但他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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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开始于199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哈里森在医院为病人做手术。这家医院的中心耸立着一栋红色大楼，周围有许多小小的建筑像章鱼的触手一样延伸出去，透着点点灯光。在红色大楼的一层，长长的走廊尽头便是手术室。哈里森就在其中一间手术室里。他刚做完一台手术，正准备着下一台。由于清理手术室需要时间，他就利用这个空闲，脱下手术袍，拿起挂在墙壁上的电话。在他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助理从门诊打来电话，要跟他讨论丹太太的病情，请他尽快回复。
丹太太28岁，有两个孩子，丈夫是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销售部经理。最初，丹太太是为了治疗膝盖积水而来医院。她的膝关节虽然不痛，但积水问题一直不见好转。一个礼拜前，哈里森帮丹太太做了手术，抽除积水。但现在，丹太太又出问题了。她在手术后发烧、体质虚弱，膝盖疼痛难忍。助理告诉哈里森，他做初步检查时，发现丹太太的膝盖又红又热，而且一碰就痛。拿针戳进关节，会流出恶臭的脓水。助理问，该怎么办？
从助理的描述来看，显然丹太太的膝盖严重感染，必须再次做引流手术，而且越早越好。但是哈里森太忙了，而且这个手术很麻烦，因此他便没怎么放在心上。他没有为病人做检查，甚至也没请一个同事去看看，只是吩咐助理，给她开一些抗生素就行了。助理认为这样有点不妥，哈里森却答道：“没事啦，这个病人就是喜欢抱怨罢了。”
一周后，病人又回来了。这次，哈里森终于为她做膝盖引流。不过已经回天乏力，感染不但蔓延到膝关节之间的软骨，甚至把整个关节破坏了。后来，丹太太看了另一位骨科医生。这位医生只好帮她做关节融合术，免得因为骨头相互摩擦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我找到丹太太，向她问起这段经历。她说：“我已经适应现在的生活了。”她的膝关节因为完全固定了，因此不能弯曲，不能跑，不能坐，也不能蹲下来抱孩子。她家原本住的双层别墅，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几次之后，就只好搬到平房住了。不久前，她去看医生，并向医生请教可否装个人工关节。但医生说，由于之前关节损害严重，做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很低。
每一个医生都可能像哈里森一样做出愚蠢、轻率的决定，但在哈里森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这样的错误一再发生。有个病人脚踝骨折，哈里森给他用的关节固定螺丝钉尺寸不对，螺丝钉因而进入骨头太深。病人抱怨说很痛，但哈里森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拒绝为他做进一步的处理。还有一位病人手肘骨折，哈里森给他用的螺丝钉尺寸过大。病人回来找他时，螺丝头已经穿破皮肉了。本来只要把螺丝钉锯短一点就行了，然而哈里森还是嫌麻烦，不愿这样做。
还有一件比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髋骨骨折，表面看起来他只需要打几根钉子就能解决问题。但进了手术室之后，哈里森发现病人的髋骨根本合不起来，应该给他做全髋关节置换。可是哈里森只想速战速决，因此只打了几根钉子就算了事。结果没多久，病人髋骨就裂开了，还出现感染的问题。而每一次病人回来找他，哈里森总是强调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病人的髋骨整个碎了，不得已才向哈里森的同事寻求帮助。我去找到这位同事，他说他为病人做了检查后，非常震惊，“哈里森简直是见死不救。X光片明明都已经照出来了，他还是听之任之。”
在哈里森执业的最后几年，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一堆病人起诉他。在他们骨科部门的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中，基本上都是他的糟糕病例。
我和哈里森在市中心一家餐厅的角落吃早餐。我问他，事情怎么会这样呢？他闪烁其词，冷淡地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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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是在西北部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的，父亲是水电承包商，家里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医生。他本来在当地的一所州立大学读书，是个胸无大志、表现平庸的大学生。有天夜里，他正翻看着欧·亨利的小说，突然，他心血来潮，“我对自己说，我要上医学院。”他告诉我，“说到学医，我实在没有什么基础或背景可言，只是想到了，就决定这么做了。”
他从此发愤图强，并申请到一流的医学院求学，毕业后就准备进外科这一行。他在空军服役时担任医官，退役后申请到骨科最好的医院做住院医生。尽管在骨科工作很辛苦，但他觉得心中充满了满足感。他是这一行的高手，面对一个个关节脱臼、髋骨骨折、脊椎受伤的病人，他总有办法使他们恢复健康、活动自如。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1978年，他完成骨科训练之后，已经是备受瞩目的年轻骨科医生。他选择在该医院继续他的医学生涯，一待就是15年。
哈里森的一个骨科同事这么评价那时的他：“他刚来的时候，科里有三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技术不灵光就算了，脾气又大，对病人也不太负责。这时进入医院的哈里森，不但人好，而且积极进取，有求必应。比如你跟他说晚上八点有一个小孩要做髋骨穿刺，但人手不够，尽管他不用值班，也会马上赶来。他对教导医学院学生很有一套，因此荣获教学奖章。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对工作百分之百地投入，而且乐在其中。”
然而，在1990年左右，一些事情改变了。像他这样技艺超群、经验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丹太太最好；那个髋骨骨折的老人应该如何处理，他再清楚不过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病人要如何治疗，他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就是没做。同事们都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了？而他只是说，最后那几年，似乎事事不顺。在手术室大展身手、医治病人向来是他最快乐的事。但现在做手术时，他只想早点完事。
是因为钱吗？他刚当主治医生的时候，年收入是20万美元。到后来名气大了，病人和手术越来越多，他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他发现，如果他再努力一点，每年就可以赚30万美元，再拼命一点，年收入甚至能达到40万美元。慢慢地，他开始拿业绩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医院的“金字招牌”。他的同事也跟我说，他对“业绩之王”的称号非常在意。
哈里森自视甚高，因此不愿把病人推掉（毕竟，他素以有求必应著称）。可是这样一来，他便忙不过来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得工作80～90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00小时。他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但是他很少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的时间表总是被工作排得满满的。
他的一天是这么过的：早晨七点半就开始第一台手术，比如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他迅速脱下手术服，完成手术记录单，赶到几百米外的门诊区。另一个病人已经在门诊检查台上躺好等他了，可能是要做膝关节内窥镜检查之类的小手术。门诊快结束时，他就叫护士打电话到手术室，请他们做好下一个手术的准备。一整天都这样，他在手术室和门诊之间不停穿梭，与时间赛跑。而这时难免会有突发状况发生，像是手术时间拖延了、急诊冒出新病人，或是在手术时出现无法预期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这样一来，就会打乱他的节奏和计划。
长年累月这样工作，他的耐性越来越差，出现一点小状况就觉得心烦气躁。本来，要做好医生就得咬紧牙根，逆来顺受，再怎么忙也得先解决突发问题。然而，哈里森已经被业绩冲昏了头脑，手术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
陨落的新星
这种事情其实惊人地常见。医生要通过严酷的医学训练，本来应该比大多数人更坚强、更从容、更抗压。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医生也有酗酒的问题，并不比其他职业来得少；另外，由于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药物和麻醉剂，医生更有可能出现嗑药的问题；而且，医生也会生病，也会变老，也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态度冷淡，或者因为某些问题而心不在焉，这时医治病人就很容易出错。我们常以为医生出错是个别案例，比如一个行医40多年的医生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两次差错。然而，根据统计，所有的在职医生中，3%～5％的人并不能负责任地医治病人。
医学界对问题医生的处置有一套公开明确的方法：同事联合起来，尽快驱逐有问题的医生，不要让他们继续危害病人，同时必须向主管部门举报，吊销问题医生的行医执照。然而，这种惩处措施很难实行，因为很少有医生会主动去举报自己的同事。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罗森塔尔曾专门研究过问题医生的处理办法，比较美国、英国和瑞典的不同做法。她收集了200多个问题医生的例子，有滥用镇静剂的医生，也有中风后还继续为病人开刀的53岁心脏外科医生等。罗森塔尔发现，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医生的问题多严重，总是要拖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同事才会采取行动制止他们。
有人认为问题医生的同事是故意不去采取行动，但罗森塔尔认为，与其说是故意，不如说是无计可施。在交流中她发现，同事的反应大都是先否认，然后有些手足无措，最后表示即使插手也是徒劳，就像家人不肯面对祖母的驾照该注销的事实一样。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显而易见。或许有同事怀疑某个医生出错是因为酗酒，或者年纪太大，但是确定这种事情需要长时期地搜集证据。此外，即使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问题，同事也常常无能为力。
对于举报同事这种事情，不举报的原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原因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观做起来很容易，何必费那力气去搜集证据、砸人家的饭碗？正面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忍心这么做。试想，有个你认识多年的老同事，技术不差、人品不错、心地善良，他因为吃止痛药吃上了瘾，或是手术时开小差而疏忽了对病人的治疗。这时，你只会想要帮这个医生，而并非毁了他的医生生涯。可是要想帮助他谈何容易？只能悄悄地去帮，私底下去帮。这是好意，但结果通常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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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的同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帮助他。大概从1990年开始，哈里森种种怪异的做法和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让同事议论纷纷。大家越来越觉得，应该介入这件事情当中了。
骨科里的一些老医生，每一个人都曾私底下跟哈里森谈过。罗森塔尔称这为“当头棒喝”。他们会把哈里森拉过来问问，近来怎么样，也会把同事担忧的心情传达给他。还有一位资深老医生则是爱之深、责之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了！最让我难过的是，我不得不跟我的家人说，要他们不要再找你看病。”
有时这样开门见山的方法很有用。科里的资深老医生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那些出现问题的医生经过一顿“棒喝”之后，很多都承认自己碰到了麻烦，同事们因而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比如为他们安排心理治疗、联系戒毒中心，或是退休。然而，也有执迷不悟的例子，或是坚决否认自己有问题，或是挑嗦家人打电话来抗议；更有甚者叫律师来威胁老医生。
对于同事们的劝诫哈里森并非完全充耳不闻。他认真听取了建议，点头表示接受他们的劝告，也承认自己可能劳累过度，有时病人甚至多到让他无法应付。他发誓会改变以前的做法，少接一点病人，严格按照标准程序为病人做手术，不再疲于奔命。但到头来，他还是老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年轻医生、护士或行政人员等比较了解哈里森状况的人，只好偷偷摸摸地保护病人，让病人不再受到伤害。护士悄悄地把病人转给其他医生，前台负责挂号的护士甚至告诉病人，哈里森很难预约上。
哈里森的助理中就有一个专门为他善后。他开始时跟着哈里森学习，看他帮病人处理骨折问题、追踪病人的病情，也曾在手术室担任哈里森的助手，对哈里森心生敬意。后来，他注意到哈里森不太对劲。这个助理说：“有时，他一天处理了40个病人，却不花一点时间跟病人谈谈病情。”为了弥补这些，他总是在门诊待到很晚，再三检查哈里森的医嘱是否有问题。“我常常追踪病人的情况，必要的时候给些建议。”在手术室的时候，他也会适时给哈里森一些好建议，像是“螺丝钉会不会太长”，或是“髋骨这样接合好吗”。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免出错。如果可能，他尽量把病人转给其他医生，就差说这么一句：“这个人疯了。”
出问题的医生可能执迷不悟，不肯罢手。到了最后，不管怎么劝告、“棒喝”都没用了，就有可能变成一触即发的局面。对哈里森而言，他的导火线就是一再缺席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这是每周一次必须出席的重要会议，但从1993年秋冬开始，他就很少出现在会场。尽管他对病人的处置过于马虎，导致官司连连，同事还是不想举报他。可是他连讨论会都不来，显然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警告过他，语气一个比一个严厉。他们告诉他，要是他再不来开会，麻烦就大了。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此不管不顾。一年后，医院董事会把他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接的手术更多了，医疗事故更是接二连三发生。又过了整整一年，1995年劳动节刚过不久，医院方和律师通知他，从现在开始，他不能再为任何一个病人动手术，他们也将向州政府卫生局检举他在工作中的疏失，请求进一步的调查。他被解雇了。
哈里森从来没有向家人说过他遇到的困难，也没告诉他们他失业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每天早晨他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去医院，好像什么事都没改变。他看完所有预约的病人，需要动手术的就转给其他医生。不到一个月，就再也没有病人来找他了。他的太太觉得很奇怪，一再逼问。最后，哈里森不得不说出实情。她听了之后哑口无言，突然感觉到眼前这个人不是她丈夫，而好像一个陌生人。哈里森从此足不出户，整日躺在床上，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他被迫停业两个月后，另一件医疗官司又来了。有一个农夫的太太由于严重的肩膀关节炎，请他诊治。他为她的肩膀换了人工关节，结果手术失败了。这桩官司就是让他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击。他告诉我：“我一无所有了。的确，我还有朋友，还有家人，但是我没有工作了。”像很多医生一样，他的职业代表了他的身份，他的一切。
他走到地下室，带了一把自动手枪。他最终没有开枪，虽然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枪毙命。
问题医生拯救行动
1998年，我参加了一场在棕榈泉附近召开的医学会议。议程十分紧凑，演讲一场接着一场。突然，有个题目让我眼前一亮：《医生的异常行为——200个案例调查报告》。做报告的人是内夫医生。内夫五十来岁，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看起来严肃认真。他研究的项目可以说是医学中最隐秘的一个领域：医生与其他专业人士的行为异常问题。他告诉我们，在1994年，他曾主持过一个小型的研究计划，帮助全国各地的医院或医疗团体中的问题医生。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帮助过250个医生，累积了不少治疗经验。
他认真研究分析这200多个案例后发现，直到发生重大过失，问题医生的行为异常问题才会被公开。然而等到问题终于不能再隐藏时，总是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内夫的研究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单枪匹马，没有研究经费和合作伙伴，只是凭着一股唐吉诃德一样的精神进行着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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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后的几个月，我飞到他所在的阿伯特西北医院去看看他进展得如何。我到了医院，有人带领我来到医院大楼旁的一间砖砌建筑。内夫就在这里的五楼工作。进去后，我看到一条幽暗的走廊，两侧房间的房门紧闭，地上铺着米白色的短毛地毯。这里一点都不像是医院。身穿斜纹软呢短外套、戴着金丝眼镜的内夫从其中的一间走出来，带我在周围参观了一下。
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有医生提着行李住进来。办完入院手续之后，就有人带他们到宿舍一样的房间，他们会在这儿待上整整四天。我在参观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三个医生正在接受治疗。内夫说，医生要去要留他们绝不干涉。但我知道，医院为来接受治疗的医生付了7 000美元的医疗费，明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当医生，就得到内夫的研究中心接受治疗。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内夫竟然能够说服医院把问题医生送来这里治疗。尽管有些犹豫、不安，医院和诊所还是希望他能够医治好他们的问题医生。需要帮助的专业人士不只是医生。不久前航空公司就把行为异常的飞机驾驶员送到这里来了；法院也送来了问题法官；企业也把他们的问题主管送来这里。
内夫接收所有的问题医生，但他很明白地告诉医院，他们把问题拖太久了。他解释说，从这些医生的一些行为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比如医生在手术室扔下手术刀，或是飞机驾驶员在飞行途中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然而，很多时候，大家都不把这些小事当回事，会说：“他是个好医生，只是偶尔情绪低落，才会这样的。”
内夫发现可作为警报的行为大概分为四种。一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常常拿别人出气。另一种是做出怪异的行为，比如一个医生每天总要花两三个小时整理办公桌，原来这个医生有强迫症。还有一种是喜欢做一些超过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内夫见过一个对十来岁的男生特别好的家庭医生。后来才发现，这个医生对青春期的男生有着无法控制的性幻想。更常见的一种就是医疗官司不断，就像哈里森这样。内夫利用这个研究计划说服了很多医院、诊所和企业去注意这类预警行为。
其实，内夫的工作就是简单地为病人检查诊治，就像心脏科医生为病人诊治胸痛一样。他为前来求助的医生做检查，安排一些测试，提出一些正式的意见，说明问题何在、是否能继续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治疗、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等。在医学界，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去评判同行，内夫是一个例外，而且，他比其他同事所能做的要更全面，更客观。
我去内夫那儿搜集资料时，发现内夫一般请三个同事和他一同进行评估的工作。从星期一早上开始，直到星期三，这四个医生分别跟每一个问题医生聊天谈话。他们要求问题医生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有时甚至得重复七八次，为的就是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掌握情况。在治疗时，内夫发现自己和同事所记录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有出入，就会立刻把同事叫来，一起商量。
内夫帮助的问题医生也得经过详细的身体检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医生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才出现异常行为的。曾经有一个医生好几次在手术中身体僵住，手脚不能动弹，内夫发现原来他得了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他们也给医生做酒精和药物测试，以及各种心理测试，分辨他们是否吸毒成瘾或是有精神分裂症。
评估的最后一天，内夫会召集参与共同诊断的医生开会，问题医生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每一个病例，内夫和同事都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讨论。首先是诊断。他们发现，大多数寻求协助的问题医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神疾病，如沮丧、忧郁症、药物或酒精成瘾。而这些情况先前都没有查出来，更别说接受治疗。其次，内夫等人必须评估上门求助的问题医生能否继续任职。在报告中他们的用词总是很明确，直截了当，像是：“鉴于某医生嗜酒成瘾，此时继续行医，不管是技术表现，还是病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最后，他们会提出具体建议，要求医生完全配合。对于有些所谓的“合格”医生，他们也会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不时进行毒瘾测试、指派同事监控。对于不能继续工作的医生，内夫通常会建议他们停职一段时间，并详述评估细节和具体疗程安排。
然后，内夫会在办公室跟每一个问题医生说明他们的诊断结果，且这份报告也将送到他们所在的医院或诊所。内夫说：“医生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都很意外，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如此严格。”
内夫再三强调，他们只是提供建议。然而一旦建议印在报告书上，医院或医疗组织很难不听从不执行。内夫的评估计划的好处是，万一出现问题，问题医生知道去哪儿求助，同事也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内夫和他的同事已经拯救了好几百位医生的职业生涯，同时也意味着好几千个病人得以免于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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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拯救问题医生的计划不是只有内夫在做。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的医疗机构已组织了好几次为“生病的”医生诊断、治疗的活动。
然而，就在我参观之后不到几个月，内夫的计划就终止了。虽然这个计划引起了全国医疗院所的注意，成绩也十分突出，但最终还是因为经费短缺，无法继续下去。内夫告诉我说，他正在寻求帮助，希望可以找到赞助来支持这个计划。
不管这个计划能否继续，内夫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然而，内夫的做法太直接了，也许就是因为过于直接而导致无法被认可。只有在问题医生的同事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把他们送到内夫那里去。这些问题医生其实是在挣扎过程中的可怜人，内夫说自己的原则是：“态度亲切，做法严格，以矫正异常行为。”
也许，在大家心里，还是觉得对这些问题医生不管不顾比较好。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个曾经有问题的医生，像是染上毒瘾的麻醉科医生、患有狂躁症的心脏外科医生，或是对小女孩心怀不轨的小儿科医生，恢复正常后继续行医？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问：你愿意看到哈里森重新拿起刀做手术吗？
一切从头开始
内夫拯救了哈里森的生活和事业。1995年12月中旬，自杀的念头一直在哈里森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时，他的律师给了他内夫的电话。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给内夫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内夫听哈里森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让他尽快去找他。第二天，哈里森就动身了。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哈里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内夫直截了当并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他对哈里森说，他的人生之路还没走完，不能就这样结束。哈里森决定相信他。
一个礼拜后，哈里森自费参加了内夫的评估计划。那四天真是难熬，他难以接受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也很难接受内夫及其同事提出的建议。内夫给他的诊断主要是长期沮丧。结论一如既往地毫不隐讳：“哈里森由于严重沮丧的问题，此时并不适合继续行医，何时能够重新行医仍难以断言。”然而报告也说了，如果经过长期治疗，“我们认为该医生仍有可能再度回到工作岗位上” 。
哈里森接受了内夫的建议。回家后，他定期看精神科医生和一位内科医生，并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服用一些抗忧郁药。他告诉我：“第一年，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第二年，我想活下去了，但我不想工作。第三年，我终于想回去工作了。”最后，他的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和内夫一致同意，他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再度行医。由于这些医生的建议，州政府卫生局允许哈里森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不过有限制的：他的工作时数一周不可超过20个小时，而且工作时必须接受监督；必须定期回去看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至少6个月后，才能为病人进行手术，但只能担任助手，直到进一步的评估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像从前一样担任主刀医生。
然而，哈里森过去的同事并不欢迎他回去。他们说：“过去的包袱太沉重了。”哈里森只好到度假村附近的一家小医院任职。这家小医院位于湖畔，人烟稀少，只有到夏天人气才比较旺。这家小医院的医生知道哈里森过去的问题，但由于他们长年征不到骨科医生，所以同意哈里森来这里上班。
不久前，我去哈里森家看他。他住在一栋不起眼的平房里，客厅里摆满了装饰品，还养了狗、猫等宠物，书架上放着很多骨科医学期刊和光碟。他穿着T恤、运动长裤，看起来很悠闲，甚至有点懒散。每天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看看医学期刊，他几乎没有什么好忙的。这样的生活和以前的外科医生生涯相比差别很大，不过他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和干劲回来了。我想象着他再度穿上绿色手术服站在手术室里，打电话和助理讨论着病人膝盖感染的处理方法。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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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生病的时候，都是由医生掌控着我们的性命，而医生通常是不完美的，他们也有可能犯错。医生的判断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经不住考验的。有时医生其实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总是力不从心。
我和哈里森出去一起吃饭，路过他以前待过的医院，那里看起来很漂亮、很现代。我问他要不要进去看看。他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最终决定跟我一起进去，在过去的四年中他只进去过两三次而已。我们通过自动门，走在光洁的白色走廊上。一个热情爽朗的招呼声突然从背后传来，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停下脚步。
“啊，哈里森！”服务台后面一个女人笑着向他打招呼，“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哈里森停下脚步，他张开口想要回答，但很久都没有说出口。最后，他只说了句：“我退休了。”
她头一歪，显得很困惑的样子。“嗯，我想您过得不错呢。”她说道，慢慢地反应过来。
他看起来很不自在，打算谈谈天气，但这显然也不是个好话题。我们准备要离开了，他却停下脚步，又对她说：“我会回来的。”
13号、星期五、月圆夜
黑色星期五效应
高尔夫球名将尼克劳斯上场前一定会在口袋里放三个铜板；乔丹穿着芝加哥公牛队队服时，里面总是穿着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队的蓝色短裤；如果乐团成员有人穿黄色的衣服，埃灵顿公爵就会拒绝登场。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迷信似乎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职业棒球选手的迷信程度是最高的。像是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投手温德尔，为了有好运气，他上场的时候总会戴一条兽牙项链，从不穿袜子，绝不站在制球线上，而且每一局结束他就必须要去刷牙。1999年他与大都会签合约时，坚持年薪要120万美元9毛9分。他告诉记者：“我就是喜欢99这个数字。”
但我以前从不知道外科医生也如此迷信。我认为从事科学类工作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理性思考，医生应该崇尚理性，才能在手术时冷静而有条理地计划和思考。因此，对于拜神信佛之类的事，做医生的我们莫不是不以为然。在医学界，你最多只会发现，有些医生会钟爱某一双手术鞋，或者帮病人缝合伤口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包扎。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习惯，但对于这些奇怪的癖好，都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比如“穿着这双鞋做手术最舒服了，其他的穿起来就是不舒服”，或是“那种医用胶带贴了会引起过敏（其实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没有医生说出这样的话：“碰到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因此，那天发生的那件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天下午，我和同事们围坐在桌子边，讨论安排下个月急诊的夜间值班表，结果没有人愿意在13号星期五的夜里值班。我们轮流在表上填选值班的日子，开始时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最后，差不多快排完了，大家都刻意避开了13号星期五这一天。我心想，有必要这么迷信吗？真是好笑。所以，再次轮到我填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选择了这一天。“做好心理准备吧，”同事对我说，“那天晚上你会很忙的。”我不以为然。
过了几天，我随意地翻看着日历，突然注意到那个星期五晚上是月圆之夜。我想起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刚好会有月食。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想：也许，那天晚上真的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自认为是个理性冷静、训练有素的医生，不会被这些封建迷信击退。我想，如果有证据，这种若有若无的传言自会不攻自破。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就去图书馆查了一下资料。我想找出一篇有关13号星期五的科学研究报告，看这天运气是否真的会如此糟糕。
我不知道这两者哪一个会让我更加惊讶：是还真有人针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呢，还是这样的研究竟然只有一篇。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千奇百怪的题目都有人在研究。我找到的那篇研究报告刊登在1993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研究人员以伦敦的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比较13号星期五和6号星期五这两天因车祸受伤住院的人数。尽管13号星期五路上的车子比6号星期五少，然而在13号星期五那天因车祸受伤的人却比6号星期五那天多了52％。作者的结论是：“13号星期五这天不吉利，所以人们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而，待在家里就不会出现意外吗？作者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这样的研究只有一个，而且只是针对一个社区做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天车祸事故会特别多，用随机变量理论就能轻松解释。
然而，人类常常会相信一些毫无道理、子虚乌有的事（不管是好事或坏事）。即使是碰巧出现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认为是“经过特别安排的结果”。统计学家费勒就曾描述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二战时期，德军密集轰炸伦敦南区，有人发现这个区域有些地方常常被炸，有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被炸过。有人就借此发挥，说这些从未被炸过的地方一定是德军间谍的藏身之处，德军轰炸时才会刻意手下留情。然而，费勒对炸弹落点进行统计后，发现轰炸的地点完全是随意选取的。
有一个得州神枪手的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个观点。据说，得州有一个枪手很厉害，总是百发百中。然而事实上，他是对着墙面击发完毕，然后再以弹孔为圆心画成靶子。那些不寻常的事总是会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例如一天当中接连碰到四件倒霉事），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倒霉事“画成靶子”，认为它们之间必有某种联系。我认为，其他日子，像是13号星期四或5号星期五，也会像13号星期五一样发生倒霉的事，只不过13号星期五就像一种恐怖的传染病，大家都这样说，也碰巧发生一些倒霉事，我们便认定这天不吉利。北卡罗来纳的行为科学家多西根据研究调查，估计全美国有1 700万～2 100万人得了“13号星期五恐惧症”。这天，有人会请假不去上班，有人延期搭机，即使谈大生意也要拖后几天再谈。每年因为这个黑色的星期五，经济损失高达7.5亿美元。
月圆夜的启示
有很多人相信月亮的魔力。1995年的民意调查发现，有43％的美国人相信人类的行为会受到月亮的影响。有趣的是，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比起普通人更相信这点。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虽然文化信仰不同，人们都把月亮和疯狂联系在一起。当然，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性使得人类情绪随之上下起伏，这个观念似乎要比13号星期五的效应听起来要更有道理。科学家一度认为这种生物的周期性是无稽之谈，但现在大都认同季节会影响情绪和行为这个说法，而且人都免不了有昼夜规律，也就是说生物体的各种生理机能，如体温、警觉性、记忆和情绪会因昼夜变化而有所不同。
我在电脑上继续搜索，找到了上百篇有关月亮与人类行为的文章，最让我好奇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长达五年，追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一家医院里药物中毒或自杀的病例。在这期间，这家医院总共住进了2 215个药物过量中毒或企图服毒自杀的病人。研究人员要研究的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和月亮的周期到底有没有关系？另外，这跟一个人的星座或生辰八字是否有关？报告指出，正如每个人所想的那样，服毒自杀的概率跟星座无关，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处女座或天秤座，这种倾向就会比较严重。生辰八字也是一样，看不出跟自杀率有任何关系。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女人在满月之时，服药自杀的比例要比在新月的时候少25％。
令人更惊奇的是，其他类似的研究居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96年有篇报告研究的是法国多尔多涅地区10年来的自杀率，作者用妙趣横生的英文下了这样的结论：“法国人在圆月时死得少，在新月时死得多。”另外，以俄亥俄州凯霍加郡和佛罗里达州戴德郡为对象的研究也发现，在月圆之时，自杀率是较低的。至于月圆是否有快乐效应，使得自杀率下降，这些研究并没有证实这点。就算心理状况和月亮的周期性有任何关连，关联性似乎也很小。
研究人员也调查了其他一些事情与月亮周期性的关系。有人翻阅警察局的记录本，看看月圆时的报警电话是不是比较少；有人咨询了精神科医生，研究月圆时病人是否比较不容易出现状况；也有人统计月圆之时，一些常见的疯狂事件是否发生的概率比较小。我还注意到有人研究月圆时看急诊的人是不是变得少了些。结果，没有人发现月亮和这些事件有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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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松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图书馆。我确信，在我值班的那个晚上，不管月亮是圆的还是方的，不管大家认为那个星期五有多么的不吉利，出状况的概率其实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两周后，这一晚终于降临了。我在下午六点整准时步入急诊室。我突然发现，这天急诊室里人满为患，白天值班的住院医生已经累得要死要活的了，然而还有很多病人等着我来处理。我一进急诊室，就来了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车祸病人。根据警察和紧急救护人员的说法，原来这个年轻人和女友逛街时身上带着枪，结果看到警察，拔腿就跑，上了自己的车，一脚油门踩到底。警察追了上来，由此展开一场大追逐，最后以撞车收场。
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工作就没停下来过。我简直是累死了，一整晚忙个不停，连找个两分钟坐下来歇歇腿的时间都没有，好像有永远都处理不完的病人。
“今天是13号星期五。”护士抱怨说。
我刚想说，研究结果表明，其实灾祸跟日期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话还没说出口，呼叫器又响了。一个全身是伤的新病人来了。
疼
非典型背疼
每一种疼痛都有一个故事。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多年前，是主人公56岁那年发生的事。昆兰是波士顿的建筑师，喜欢冲浪，一头天生的白发让他看起来很特别。他有一间事务所就在毕康街上，生意红火，麻州大学医学院的大楼就是他的事务所设计的。1988年3月的一天，他为富兰克林动物园修建凉亭的时候，不小心从工地的攀登架上摔了下来。他的背部没有受到明显损伤，但左肩脱臼、骨折，做了好几次手术。等到了秋天，他再次坐在绘图桌前时，突然感到背部一阵剧痛袭来，就像是被蛇咬了一样。在那之后剧痛又发生了好几次，一开始他想等疼痛自己过去，然而，不久就疼得受不了了。有好几次，他正在和客户讨论设计方案，背部突然感到一阵剧痛，疼得他差点叫出声来，客户扶住了他，让他坐下。还有一次，他跟同事在餐厅吃饭，背痛又突然袭来，疼得他把刚吃的东西吐了出来。不久之后，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事务所也只好转让给合伙人去管理。
昆兰的骨科医生帮他照了无数张X光片，然而从这些X光片中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于是骨科医生建议他去看疼痛科。疼痛科医生往他的脊椎注射了局部麻醉剂，这让他的疼痛感缓解了几天，但是一两次之后，药效就越来越差，到最后竟完全不起作用了。
我看过他的CT扫描片子、检验报告、X光片和超声波等一大堆检查结果，而单从这些资料看，实在无法看出他的背痛严重到这个程度。没有骨折、没有肿瘤，也没有感染，甚至没有丝毫关节发炎的现象。他的脊椎排列得十分整齐，就像方方正正串联起来的棋子。看了这些资料，即使是实习医生也会认为病人背部没有任何问题。
当医生遇到病人总是说身体某个部位疼，但又找不出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通常不相信这样的病人真的有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符合逻辑的。如果碰到问题，这问题也得是我们看得到、感觉得到，至少可以用仪器检查得到的。因此，像昆兰的背痛，我们的结论是：这根本是他脑子里空想出来的毛病，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疼痛”。昆兰的骨科医生建议他，除了找物理治疗师定期检查外，也有必要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我曾去昆兰的家里看望过他。他家在波士顿城郊，靠海。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桌边，从宽敞的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小花园。桌上有一些尚未完成的设计图和一个文具盒，里面有十来支绘图笔、小尺子和量角器。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