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他的背痛，想到他的各项检查清晰地显示着无异常情况……难道他在装病？
当我问他的时候，他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怀疑。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他领了残障专用车牌，而且也不用为了钱操心，也没有事业上的压力。可是背痛依然困扰着他。他手臂上一天24小时贴着高剂量止痛药贴，却没什么效果。他连最简单的排队、爬楼梯这样的事都干不了，甚至无法一连睡上四个小时，每次睡到一半就被痛醒：“好像有人从我背上拧下一块肉似的。”
他的太太身材高挑，比他小几岁，长得很漂亮，但眼神中透着些许哀愁。我问她，是否曾经想过她先生可能是装的。但她说，十年来，她先生每天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只是考验她先生的忍耐极限，也是在考验她的心理承受力。她知道，她的先生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装出这副德性。比如有时，她先生帮她提购物袋，但由于疼痛突然发作，他不得不放下袋子，过一会儿再提起来。他本来很爱看电影的，就是因为背痛，现在都不敢进电影院。还有不知有多少次，他痛到无法动弹，不能及时上厕所，就拉在了裤子上。
然而，有时候她还是感到很困惑，怀疑这种疼痛会不会是他脑子里捏造出来的。她注意到，每当他焦虑或脾气暴躁的时候，就会疼得更厉害；心情好或是有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的时候，疼痛就可能会消失。他太太和医生一样，很想知道引起他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心情、念头？但有时疼痛甚至来得无缘无故。更令人费解的是：像昆兰这样长期惨遭疼痛骚扰的病人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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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岁的麻醉科医生凯斯是波士顿布力根妇女医院（哈佛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慢性疼痛治疗中心的主任，也是昆兰的主治医生。向凯斯医生求助的病人，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疼痛：背痛、脖子痛、关节痛、全身痛、神经痛、艾滋病引起的疼痛、骨盆疼痛、慢性头痛、因癌症而起的疼痛，还有幻肢痛，等等。通常，这些病人都已经看过无数医生了，也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可结果就是没用。
这个疼痛中心的候诊室跟一般诊所没什么两样，铺着深蓝色的地毯，书架上摆着一些过期的杂志，病人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在角落有个玻璃柜，里面放着病人写给医生的感谢信。说实话，我和其他医生都很感谢疼痛科的医生，庆幸他们愿意把我们手上的“烫手山芋”接过去。患有慢性疼痛的病人实在很难应付。他们的病，我们既无法解释清楚，又不能为他们减轻痛楚。这样的病人让我们做医生的感到很气馁，最后不得不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像凯斯这样的医生愿意对这种病人伸出援手，我们真是高兴都来不及。
凯斯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态度温文儒雅——这样的人做疼痛科医生再适合不过了。他告诉我，像昆兰这样的病人其实很常见。长期的背痛已经成为员工请长假的最主要原因，仅次于一般感冒。事实上，背痛在当今美国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然而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背痛是由于物理因素造成的，即脊椎压力过大。现在甚至已经有“背部训练学校”，专门教授提起重物的正确姿势等。然而，现在体力劳动者数量逐年减少，受背痛所困扰的人却不断增加。
凯斯说，只以物理因素来解释背痛成因八成是错误的。的确，用不正确的姿势举起重物，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椎间盘突出，但这种用力过度的经历每个人都有，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长期饱受背痛折磨。目前已有好几十项研究想找出引起背痛的因素，希望能够预测出哪些伤害会引发长期背痛，但至今还没找到。例如，医生过去常以为椎间盘损伤和疼痛有关，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一定有关联。很多没有背痛的病人也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相反，很多像昆兰那样长期背痛的病人，脊椎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背部状况不能预测是否会存在长期背痛的问题，那么什么才可以预测呢？也许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感到寂寞、官司缠身、被训斥或对工作不满等，都可能会引发背痛。但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
疼痛的秘密
翻开医学史，你会发现有不少人一直想解开疼痛的谜题。勒内·笛卡尔早在300多年前就曾试图做出一个解释。他认为，疼痛完全是一种身体现象：组织受损使得某些神经受到刺激，神经纤维再把神经冲动传到脑部，疼痛的感觉就产生了。笛卡尔说，这种现象就像拉了拉绳索，敲响大脑中的警钟。笛卡尔这个说法影响深远，已经深入人心。20世纪疼痛研究的焦点就在于寻找与疼痛有关的神经纤维和神经传导路径。
医生遇到抱怨这里疼、那里疼的病人，通常便会采用笛卡尔的观点，把疼痛视做身体组织受到伤害的表现。于是，医生就会为病人从头到脚地检查一番，查看病人的椎间盘是否破损，有没有骨折或是感染，检查病人是否长了肿瘤，然后想办法把出了问题的地方治疗好。
不过，这种解释显然不够严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毕阙曾针对伤势严重的士兵进行了一项研究，现在这份研究报告已成为经典著作之一。毕阙发现，在伤兵（受伤种类包括复杂骨折、中弹、肢体残缺等）当中，58％的伤兵只觉得有一点疼痛，甚至不感觉疼，只有27％的伤兵需要药物来缓解疼痛。但是如果是一般百姓伤成这种程度，没有止痛药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毕阙认为，伤兵对疼痛的忍耐力会有这么高，显然和心理因素有关。这些伤兵因为保住了一条命而欣喜若狂，这种狂喜抑制了疼痛信号的传导。由此可见，疼痛的传达路径相当复杂，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单行道。
1965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和英国生理学家帕特里克·沃尔提出闸门控制理论。他们认为，在疼痛信号传送到大脑之前，在脊髓中必须经过一道像是闸门一样的东西。闸门可以控制疼痛信号的传导，使得神经纤维无法直接将疼痛的神经冲动传送到大脑。而事实上，研究人员真的在脊髓背角处找到了这个“闸门”。这个理论解开了某些谜题，比如脚痛的时候，为何按摩可以缓解甚至消除疼痛？那是因为按摩可以把信号传送到脊髓背角，关闭控制疼痛信号传达的那道闸门。
梅尔扎克和沃尔最惊人的假设是，这道闸门不仅能阻止感觉神经把信号传到大脑，同时也能阻断来自大脑的信号。换句话说，拉动了绳索，警钟不一定会响，而且警钟本身（也就是心灵）就可以停止响声。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很多研究人员纷纷着手研究情绪、性别和信仰对疼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了一些芭蕾舞者和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方法很简单：你把手放入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中两分钟左右，以此作为感觉标准。两分钟后再把手放进一盆冰水中，开始按顺时针的方向旋转。当你开始觉得疼的时候，把时间记录下来，这就是你的疼痛阈值①。当你觉得疼得受不了，不得不收回手的时候，再把时间记下来，这就是疼痛耐受度②。为了避免受伤，双手放在冰水中的时间不能超过120秒。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女学生平均16秒就开始觉得疼痛，在37秒的时候便觉得疼得受不了。女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几乎是女学生的三倍，同样，男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也比男学生高出许多。这种差异要怎么解释？也许这与芭蕾舞者的心理因素有关吧。专业舞者无论是自我修炼、体能，还是竞争心理都特别强，也比较习惯练习中的伤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即使扭伤了脚还能登台演出的原因。
关于疼痛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要高，而有毒瘾的人这两项的结果都低。另外，对疼痛的敏感度是可以通过训练降低的。目前已有惊人的数据证明，即使是最简单的暗示，也会对疼痛感产生较大的影响。
有一项研究是以500个牙科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些病人中，有人注射的只是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告诉他们，打这一针可以减轻他们的疼痛，这些人果然不会觉得很疼；而有些人也是注射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对他们什么也没说，效果就大打折扣；有些病人其实已经注射了麻药，但医护人员没有做任何说明，效果甚至比不上只注射镇静剂但得到暗示的病人。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疼痛的过程中，大脑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有时也主动参与其中。现如今，每一本医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闸门控制理论不只是理论，而是事实。
闸门控制理论融合了笛卡尔的观点，认同当你感觉到疼痛时，其实就是组织受伤后，信号由神经纤维传送到大脑的结果，但闸门控制理论加上了这一点：大脑也能控制传送伤害信号的闸门。然而，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昆兰的慢性背痛是因为他身上哪里的组织受伤了呢？再比如幻肢疼痛的现象。很多病人在截肢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被切掉的手或脚还在，而且还有疼痛感。事实上，手或脚已经不在了，闸门已没有神经冲动要控制。那又怎么会感觉到疼痛呢？绳索和钟锤已经都没有了，但那警钟似乎还在响个不停。
止痛药的魔力
1994年的一个春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伦茨要为一个双手不停颤抖的病人做手术。病人叫劳伦，36岁，多年来他的双手一直不断地颤抖，连最简单的事，像是写字、扣衬衫扣子、拿杯子喝水等都做不好。他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手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被公司解雇。天知道他多么希望过上正常的生活。因此，他决定动手术破坏视丘③中的部分细胞，使得双手避免因接受过多刺激而抖个不停。
然而，劳伦还存在另一个大问题。过去的17年，他不断被一种严重的精神官能症所困扰，也就是所谓的恐慌症。每周至少会发作一次，有时是上班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有时是在家里喂孩子吃饭的时候。他会突然觉得胸部剧痛，好像心脏病发作一样，心脏狂跳不止、耳鸣、喘不过气来。伦茨医生在手术前向精神科医生咨询过，确定他的恐慌症不会影响到手术。
伦茨说，手术一开始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他在病人头顶注射了局部麻醉剂，然后打开个小洞。接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支细长的弱电探针插入病人脑袋，进入视丘。因为只是做局部麻醉，病人在手术中仍是清醒的。伦茨一边忙着手上的动作，一边同劳伦进行交谈，有时要求他吐下舌头，有时要他动一下手，来查看他的状况怎么样。这种手术的危险在于可能会找错目标，破坏了一些其他的细胞。
伦茨在劳伦的视丘中找到了一个目标，标识为第19区，用低电压的电流刺激了一下。伦茨告诉我说，一般来说，刺激到这个部位，病人会觉得前臂被轻轻刺了一下。伦茨接着刺激邻近区域，也就是标识为第23区的地方。这时，通常病人会觉得胸口痒痒的，就像一般的搔痒。但劳伦的第23区受到刺激时，却觉得痛得要命，跟他恐慌症发作时的胸痛如出一辙，而且一样有窒息的感觉，他立刻有一种自己就快死了的感觉。伦茨立刻停止刺激，这种感觉也随即马上就消失了，劳伦也恢复了平静。这个现象让伦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在第23区又刺激了一下，劳伦又痛得要死。他立马终止了这个行为，并向劳伦道歉。然后，伦茨找到控制手部颤抖的细胞，然后加以烧灼。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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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手术已经圆满结束，伦茨却没有停止思考。之前，他看到过一次这种现象。病人是个69岁的老太太，长期受到心绞痛的折磨，即使只是做一些细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她的心脏危机一触即发。伦茨决定为她做手术。像劳伦一样，他发现她的第23区神经细胞一受到刺激，胸口就觉得很痛，跟她平时胸痛发作的时候很像，并且感受更强烈。她描述这种痛感：“很强烈、很可怕，像要被压死似的。”
一般医生很容易忽略这样的话，但伦茨对疼痛的钻研已经很多年，他认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个非同小可的现象。后来，他把劳伦和那个老太太在手术中的疼痛反应写成了一篇报告，发表在《自然—医学》上。伦茨在报告中指出，在这两个病人的大脑中，掌管一般感觉信号传输的部位异常敏感，只是受一点小小的刺激，引起的反应却无比强烈。拿老太太的病例来说，平时她的胸痛像是心脏病发作的信号，但在手术中她胸痛时，心脏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这说明她的胸痛是大脑受到刺激的结果。而劳伦的例子更奇怪。他的胸痛并不是生理上有任何病变，而是恐慌症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胸痛是心理因素引起的。从伦茨的研究结果来看，所有的疼痛都是“脑子空想出来的”。有时，还不仅仅如此，像是劳伦（或许昆兰也是），疼痛系统错乱不一定是身体受到伤害而引起的。
这就是关于疼痛的最新理论。提倡这个理论的主力，正是当初提出闸门控制理论的梅尔扎克。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放弃了众所周知的闸门控制理论，改为支持这个新理论。这个转变，令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梅尔扎克提出了一些数据，告诉大家疼痛或其他感觉并不是大脑被动的感受。当受伤的时候，神经信号在传输时的确会通过脊髓这个闸门，但真正产生疼痛感的是大脑。即使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大脑也能产生疼痛感。梅尔扎克做了个假设：假如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把你身体其他部位都摘除了，只剩下一个脑子装在罐子里，你仍然可以感觉到疼痛。事实上，你所有的感官感受仍然存在。
根据这个新理论，疼痛和其他感觉都是大脑中“神经调节系统”作用的结果，就像是CD音响上的按钮。当你感觉到疼痛时，那是因为大脑中产生疼痛感的神经模组正在运行，就像你按下CD音响的“播放”键一样。疼痛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反应，包含的不是一种特定的感觉，而是由肌肉运动、情感变化、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和全新记忆等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感受。
这样想想，脚趾踢到东西这样的事情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新的疼痛理论观点来看，来自脚趾的信号必须经过脊髓的闸门，再加上来自大脑的各种信号，比如记忆、愿望、情绪和注意力等许许多多的因素汇集起来才会触动脚趾疼痛的神经调节系统。有些人也许可以消除身体上受到的一些刺激，不会注意到脚趾踢到东西，那就不会觉得疼痛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梅尔扎克的理论让人大吃一惊的是，脚趾明明没有踢到东西，神经调节系统却同样会运作，使得脚趾感到疼痛，就像踢到东西一样。劳伦大脑里的第23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任何情况都有可能触动这个神经调节系统，如抚摸、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或打击，或是任何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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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疼痛心理学的新理论，为疼痛药理学的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对药理学家来说，治疗慢性疼痛的终极目标就是研发出一种比吗啡还要强效的药剂，并且没有副作用（成瘾、昏昏欲睡和运动障碍）。如果疼痛是由于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引起的，那么只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抑制神经系统反应的药物，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疼痛科医生开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给病人使用。这些药物可以调节大脑神经元，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像昆兰服用了半年，就不再感到疼痛了，而且副作用很小。但是，从目前来看，这种药只对一部分病人有效。因此，药厂仍然在努力研发出一种稳定神经系统的新药物。
举个例子，硅谷有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在不久前想到利用芋螺④的毒液研发出一种新的止痛药。问题关键是要如何降低芋螺毒液的毒性，使它成为可以供人使用的良药。未经处理的芋螺毒液会破坏人的大脑足以让人丧命。这家公司的研究员利用芋螺毒液研发出一种叫做Ziconotide的强效止痛药。这种药物不会使神经元瘫痪，只是降低其兴奋性。在临床试验中，Ziconotide对癌症和艾滋病引起的慢性疼痛，治疗效果都不错。另外，亚培药厂也在研发一种叫ABT-594的新止痛药。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种药物的动物实验成果：ABT-594减轻疼痛的效果要比吗啡强50倍。其他药厂也在进行止痛药的研发试验活动，像众所周知的NMDA这种可以降低神经兴奋度的药物。如此看来，消除疼痛的万灵丹即将要面世了。这正是昆兰这类病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治本之方
然而，这些药物充其量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可说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一开始时就阻止病人的疼痛系统错乱。病人说起自己疼痛的经历，总是从最开始的受伤事件说起。因此，我们一直认为，要避免慢性疼痛，最好避免急性伤害。然而，看看凯斯医生的疼痛门诊，再瞧瞧伦茨医生的手术台，我们发现慢性疼痛不仅仅是由于病人的肌肉或骨骼受到伤害，事实上，某些长期疼痛看起来像是一种社会流行病。
20世纪8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员工——特别是电脑操作人员，都有手臂突然疼痛的经历。医生的诊断结论是“重复性疲劳伤害”⑤，简称RSI。这不是简单的抽筋疼痛而是严重的长期慢性疼痛，而且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疼痛感也会越来越强烈。这类患者每年一般平均会请两个多月的病假。
面对这些手臂疼痛的病人，医生找不到疼痛原因，查不出病人身体究竟是哪个部位有损伤，因此也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这种手臂疼痛的患者越来越多，就像是一种流行病一样。到了1985年，患有这个病的人数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在澳大利亚的两个省，某些产业有30％的工作人员都出现了RSI的症状，但其他一些产业的员工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引发这种病症的原因是否和工作环境有关呢？是不是由于重复性的动作而引起的？还是因为工作设备不符合人体工学？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因素和RSI的病因没什么关联。而且，这种病症只盛行了一段时间而已。到了1987年，几乎销声匿迹。90年代末，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甚至抱怨RSI病例少到没法做研究。
与此相比，长期背痛则是挥之不去的病痛。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使得我们很难去追查这种病的社会因素，更不用说文化因素了。目前有几个研究表明，婚姻幸福的或是对满意自己工作的人，患严重背痛的可能性比较小。另外，从统计数字来看，从不同医生那儿得到的诊断证明越多，以及可以领到伤病保险金的人，他们长期背痛的症状就会更严重。以澳大利亚为例，很多研究人员认为，RSI的诊断证明和澳大利亚政府早期发放的RSI伤病保险金，就是引发RSI流行的两个主要因素。医生不再开这种诊断证明，RSI也不可以领取保险金的时候，这种病症就会突然减少了。此外，一开始媒体的大肆报导让社会大众对这个病症更加关注，很多工作设备也得到改善，而RSI这种流行病却有增无减。近些年，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与工作相关的流行病，例如“反复压力伤害”和“反复性动作疾病”。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大家仍争辩不休，很难统一结论。
身体找不出什么毛病的病症不只是背痛和手臂疼痛。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慢性疼痛的形成原因和社会脱不了干系，像是慢性骨盆腔疼痛、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和长期的压力性头痛等等。
这些患者正在饱受疼痛的折磨。正如梅尔扎克告诉我们的，疼痛不一定是身体真的受了伤害，大脑产生的疼痛反应同样会让人痛得死去活来。因此，针对慢性疼痛，比较人性化的治疗方法通常是：详尽地为病人进行身体检查，然后再了解病人所在的社会环境是否有问题。慢性疼痛往往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出了毛病，而是我们身体外面的问题。从疼痛的新理论来看，这个层面的影响最惊人也最为深远，疼痛似乎也上升为一种政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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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体能感知疼痛的最小刺激强度。——译者注② 个体能忍受的最大疼痛强度。——译者注③ 感觉与运动信号主要协调中枢。——译者注④ 有的芋螺很毒，它的齿舌倒钩的毒箭，在捕食时会射出毒液，注入猎物体内，使其昏迷麻醉。——译者注⑤ 包括手腕神经压迫症、脊椎神经伤害、颈部及腰部僵硬酸痛等。——译者注孕吐30周
恶心是个什么东西
一开始，安娜并不担心害喜这样的事。她怀孕已经八周了，从B超来看，怀的是双胞胎。安娜看过姐姐和朋友怀孕，知道害喜只是怀孕的一个必经阶段。然而，她第一次感到恶心想吐的时候，她还真有点受不了。那个早晨，上班的高峰时段，她开着小汽车，经过凯斯福路。当时速达到80公里的时候，她突然忍不住想吐。
安娜今年29岁，有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皮肤白皙，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使她看起来富有青春活力，让人很难相信她是沃顿商学院的企业管理硕士。她老公是位投资咨询家，他们住在曼哈顿。她每天开车到长岛的曼哈赛特上班，为美国东部最大的医疗集团——北岸医疗集团——担任业务顾问。此时正是3月，晨风清新凉爽，但是安娜却感觉呕吐感更强烈了，她得赶快找个地方停下车来。
她准备从凯斯福大道转往三区大桥。她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胃里不断地在翻腾——这时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呕吐前驱期：唾液不断增加，有时甚至像泉涌一般，瞳孔扩大，心跳加快，皮肤血管收缩——她的脸色看起来更加苍白了。
安娜把车开上辅路，想在路的右侧寻找一个地方可以让车停下来，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她转了一个弯，想到左边去找找看。前面就是收费站，这里的车辆川流不息。她开始干呕，于是立刻伸手去找空的塑料袋。刚一拿到她就吐了，吐出来的东西有些沾到套裙和外套上，有一些则及时落进她拿的袋子里。她尽量睁大眼睛，稳稳地握住方向盘。终于，她找到了一个停车带，然后她踩了刹车，解开安全带，下了车，把胃里剩下的东西吐个精光。
呕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干呕期，腹部肌肉、横膈膜（胸腔与腹腔的分隔）和呼吸肌肉会一起收缩数次。这时，会感到反胃，并不断干呕。到了第二阶段，即排出期，横膈膜和腹部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强力收缩，胃部的压力很大。接着，食道放松，就像是打开消防栓的龙头，胃里的东西随即奔泻而出。
呕吐之后通常会感觉舒服很多，至少暂时好受一点，但安娜并没有感觉好一些。一辆又一辆的车子呼啸而过，她坐在车里，想等感觉好一点再继续上路，然而还是一直感觉恶心。最后，她只好强忍着这种感觉，开车调头回家，然后直接上床休息。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点食欲也没有，完全无法忍受味道重一点的食物。那个周末是复活节，她老公载她回娘家。她娘家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这一路上她如坐针毡，最后不得不躺在后座上。
回到娘家后，她害喜的症状越来越厉害，甚至任何食物或水都咽不下去，结果造成严重脱水。复活节之后的星期一，她在医院里躺了几个小时，为了补充水分和营养她不得不输液。母亲介绍她去看产科医生。这位医生告诉她，恶心、呕吐是怀孕的正常现象，建议她远离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不要喝冷水，吃东西的话尽可能小口小口慢慢地吃，可以尝试一些饼干之类的谷物食品。由于安娜的症状还算正常，所以医生不想开药给她。医生说，这种害喜的症状到了第14周通常会消失，顶多持续到第16周。
安娜下定决心要熬过这一关，但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顶多只能咽下一小块饼干或面包。一周过去，她又脱水了。于是医生安排家访护士到她家帮她打点滴。安娜觉得无时无刻不想吐。她的食欲本来很好，什么都爱吃，但是现在即使是味道最清淡的食物都让她受不了。她以前最喜欢到游乐园享受心脏蹦跳欲裂、胃部翻搅扭曲的刺激感，而现在一上车就晕车，连站着或是头歪一下都感到头晕眼花，有时坐在床上看电视或翻阅杂志都会眩晕得难受。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她一天都要吐个五六次。一般怀了双胞胎的孕妇，这时体重会增加。她非但没增加，反而瘦了很多。更糟的是，她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简直乱七八糟。公司主管对她长时间请假已经很不满了；她的母亲是个高中老师，为了照顾她请了长假。安娜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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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像是一个奇怪可怕的野兽。关于这个问题，医学院的课程中往往跳过或是草草带过。然而，呕吐感却是病人上医院求诊的第二大不适症，仅次于疼痛。许多药物典型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很多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在麻醉过后清醒之时，往往会呕吐，因此手术恢复室的病床旁通常会摆上一个呕吐盆。很多化疗病人也笼罩在呕吐感的阴影下，一致认为这是化疗最痛苦的部分。60％～85％的孕妇有害喜的现象，1/3的怀孕的职业女性曾因恶心呕吐、身体不适而请长假。在1 000个孕妇当中，大概会有5个害喜严重以致体重大幅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妊娠剧吐症”。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舟车劳顿之时都曾领教过恶心头晕的滋味。对宇航员来说，坐太空船当然免不了会头晕目眩，只是很少人提及这方面的问题罢了。
关于呕吐感，最特别的一项研究结论就是，人人都对其厌恶之极。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大思想家西塞罗曾说，他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忍受晕船的折磨。恶心不是一时难受而已，而是往往折磨得人永生难忘。不少妇女忘了当年生产时如何痛得死去活来，但对害喜那种恶心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一想到就怕，有些妇女甚至怕到不敢再生孩子。恶心就是如此特别的感觉。在英国小说家伯吉斯写的小说《发条橙》中，狱方为了让凶残成性的主角阿利斯改邪归正，让他接受了一种特别的治疗，结果只要他想到性与暴力，就会反胃想吐。德国有些城镇也执行过类似的处罚手段。根据1843年的一份手稿所记载，他们把犯罪的青少年关在一个摆在小镇外的箱子里。警察高速旋转箱子，直到观众看到他们吐了为止。
对于生物体来说，恶心呕吐这种可怕的生理反应似乎是一种本能。吃了有毒或腐坏的食物，我们就会吐出来，这样才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对于恶心感觉的记忆也会阻止我们再度吃下同样的东西。这也可以解释，服药、接受化学治疗或全身麻醉之后，通常会有恶心呕吐的反应：剂量虽然经过小心控制，但药剂本身还是具有毒性的，因此身体会排斥它。
为什么恶心，为什么难受
其他引发恶心呕吐的因素就很难解释，但科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自然的反应还是很合理的。拿害喜为例，你可能认为，成长中的胚胎需要营养，害喜让孕妇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对孕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利。但根据进化生物学家普罗菲特在1992年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害喜其实有保护作用。她指出，对一般成人无害的食物往往会危害到胚胎。例如，所有的植物都会产生毒素，于是我们的身体演变出精细的解毒系统，因此植物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接受。但是这些系统还不能完全去除有毒的化学物质，胚胎又很敏感，即使是微量的化学毒素都不能被接受。像是土豆中毒素的含量尽管对母体无害，但会使动物胚胎的神经系统出现异常。爱尔兰人喜欢吃马铃薯是有名的，其脊柱裂发生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也许这和他们好吃马铃薯有关。
普罗菲特认为，害喜可能使胚胎避免自然毒素的伤害。她指出，女人之所以在怀孕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面包和谷物这种清淡又不容易腐坏的东西，而对含有较多毒素的食物，像是苦的、辣的或是不太新鲜的鱼肉则敬而远之，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害喜多发生在怀孕的初期——这正是胚胎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对毒素最敏感的时候。与此同时，这个时期胚胎的热量需求很小，光靠母体储存的脂肪就够了。整体来看，怀孕害喜程度比较严重的，要比轻微或不会害喜的孕妇，流产率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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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晕动病（因晕车晕船等引起的不适感）又有什么好处？这就很难解释了。1882年，哈佛心理学家詹姆斯察觉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耳聋者不会晕船。自此，大家就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前庭系统①上。科学家认为，剧烈的摇摆震动会过度刺激这个部位，大脑因此产生信号，引发种种神经失调的症状，如恶心和呕吐。
但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生理学家奥曼则认为，这个理论仍存在不足之处，很难去解释所有的现象。比如我们在跑步、跳跃或者跳舞的时候都不会晕眩，但如果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动作，像是在游乐园坐的过山车，就会让人头晕想吐。另外，坐车或坐飞机会产生晕眩恶心的感受，但是开车或开飞机就很少有这种状况。而有时，完全静止不动也会产生眩晕的感觉，像是进入虚拟空间产生的晕眩症或观看3D电影引起的晕眩感。奥曼发现，最容易让宇航员眩晕的，就是观看同伴头朝下飘浮在空中——自己会有身体颠倒的错觉，顿时觉得头晕、恶心。
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感知的动作和我们预期的动作相反，会让我们产生眩晕的感觉。例如，对第一次搭船的人来说，感觉脚下不再踏实地踩在地上，而是起起伏伏的，就会觉得晕眩；戴上头盔进入虚拟空间的人，明知自己的身体是静止不动的，却看到自己的身体上天下地，也会觉得天旋地转。而自己开车就不会这样，因为行进速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并且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移动。简而言之，晕动病是没有预期到的动作带来的晕眩感。
为什么未预期到的动作会让人产生如此难受的感受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个概念：恶心呕吐是保护身体免受毒素侵害的本能机制。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在更新世（距今164万年至1万年前），人类还没有机会体验坐车、坐船这种持续、被动的摇晃状态，这种眩晕的感觉通常出现在吃了迷幻药以及喝醉酒的人的身上。因此，眩晕引起的恶心呕吐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副产品，这与身体本能排斥毒素的防御系统有关。然而，这个结论不像害喜的理论那样容易解释，而且并没有依据去证明这个结论。此外，焦虑、看到鲜血或目睹别人呕吐都会引起呕吐感，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让人信服的解释。
恶心防治法
尽管恶心呕吐属于适应过程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得以在自然世界生存下去，但是像安娜这种的剧烈呕吐的症状，似乎已经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现代科技还没有如此发达，我们还不知道可以利用静脉注射为病人补充营养，因此患有妊娠剧吐症的病人通常会死亡。如果想要活下去，必须流产。即使到了现在，尽管妊娠剧吐症致死的病例很罕见，严重呕吐的状况也会对孕妇的身体造成伤害，如食道破裂、肺部萎陷、脾脏破裂等。没有人知道如何能使安娜的状况好一些。但是我们必须做些事来帮帮她。
安娜的体重掉了六公斤后，医生不得不开些药给她吃，以减轻恶心呕吐的症状。开始，医生用的药是Reglan——这种药物一般用来治疗全身麻醉引起的呕吐，他在安娜腿上安了一个注射器，24小时把药打入体内。然而，这种药不但没减轻症状，反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颤抖、躯干僵硬、呼吸困难等。医生又尝试了第二种药compazine，但依旧没什么效果，安娜还是不停地呕吐。接着，又试了止吐栓剂Phenergan。换了这种药，她的呕吐症状依然严重，并且总觉得想睡觉。
医生为安娜做了血液检查和B超，也建议安娜去其他科检查看看，因为有时恶心可能是肠胃问题、严重感染或中毒引起的。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只能断定安娜是单纯的害喜。
安娜说：“我知道医生已经尽了全力。”她也尽力了。她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下去。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安娜针对治疗呕吐症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她买了许多塑胶盆，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还买了一套有塑胶吸头的抽吸器，当她作呕的时候，就可以把唾液吸个一干二净。整个怀孕期间，她不是弯下腰对着盆子吐，就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休息。
这时，她的亲友也没闲着，他们组成一个拉拉队，为她加油，并为她搜集相关治疗资料，不管是传统疗法或是另类疗法，统统告诉她。安娜试过草药、推拿和柠檬水。有一篇报导说，生姜对治疗严重害喜有帮助，她就去吃生姜片。她也试过止吐带②，有人说这种指压对害喜有效，但研究人员表示这对化疗或晕动病引起的恶心呕吐并没有什么作用。安娜觉得推拿还是挺舒服的，可惜她的呕吐症状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更让人伤脑筋的是，她的害喜症状并不像医生说的，只持续一段时间。怀孕四个月后，她还是一直这样吐个不停。只能说她是个特例。安娜看起来很憔悴，像生了重病一样。她的体重已经掉了七八公斤，不得不住进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由专治高危险妊娠的医生为她诊治。医生利用点滴帮她补充营养，她的体重终于上升了一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几乎以医院为家了。
对医生来说，遇到像安娜这样的病人实在手足无措，看着她那么虚弱，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这无疑是在质疑自己作为医生的专业素质。面对这种棘手的病人，医生只能是尽力应付。安娜在住院期间，真是看到了不少医生的应付手段：有的医生不断安慰她说，也许再过几周，她就没事了。有一个医生甚至问她，想不想回纽约继续治疗。这个问题让她不禁联想到医生想把她赶走。还有一个医生认为她的呕吐是可以利用意志力克服的，只要她努力再多吃一点的话。
她看得出这些医生对于她的状况十分苦恼。后来，有医生建议她去看看精神科医生。这个建议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焦虑和压力的确可能引起恶心呕吐。只要能够止住呕吐，安娜愿意尝试任何事情。不过，安娜说，她去看精神科医生的时候，医生一直问她，是不是在生宝宝的气，是不是无法承担为人母的角色。还有一个研究结论表明，妊娠剧吐症是孕妇潜意识排斥怀孕导致的，尽管这个弗洛伊德式的理论并不可取，但令人吃惊的是有不少医生相信这个说法。
安娜的情况越来越糟，医生不但束手无策，而且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亲友从报纸杂志上看到阿诺·施瓦辛格的太太曾有克服妊娠剧吐症的经历，就告诉了医生，建议他们试试。这种疗法是注射一种叫做droperidol药物（这是一种给手术病人用的镇静剂）。安娜用了这种药物，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每10分钟就要吐一次，直到吐得食道破裂，甚至吐血。
她承受着持续的折磨。有些妊娠剧吐症的病人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选择人工流产。对面病房有个孕妇就选择了人工流产。医生也问安娜，要不要做人工流产。她完全不考虑这个做法。首先，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其次，每天护士都会推一部小小的超声波机到她的床边，她能听到在她的子宫里有两颗小小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这就够了，她对战胜痛苦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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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止吐剂是对所有恶心呕吐症状都有效的。像是含有东莨菪硷的皮肤贴片，能够抑制大脑中的呕吐中枢，对晕车晕船等晕动病和术后呕吐很有效，但对孕妇或化疗病人的呕吐症就无效；又如，Phenergan这样的多巴胺拮抗剂对害喜和晕车晕船有效，但对化疗病人则没什么效果；至于像Zofran这种先进的新药，据说对抗呕吐就像盘尼西林对抗细菌那样神效，但也不是对每一个呕吐病人都有效。适量的大麻似乎对化疗引起的呕吐有一些效果，但并不宜用于孕妇，因为大麻会危害到胎儿。
会引发恶心呕吐的因素各种各样，像是突如其来的摇晃、难闻的气味、药物，以及怀孕时荷尔蒙浓度的变化等。科学家解释，大脑有个管理呕吐的机制，可以接收所有输入的信号，并作出反应。这些信号来源于鼻子、肠道、胃和大脑的感受器，侦测胃部饱胀的接受器，耳内的运动感测器，以及更高级的大脑中枢等。然而，目前研制出来的止吐药剂，只能阻断某些信号的传输路径，对其他地方的传输路径则无能为力。因此，止吐剂不是对每一种呕吐症都有效果的。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认为恶心和呕吐是同一种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恶心和呕吐有很大区别，在大脑中是由不同的区域所控制的，因此，有些止吐剂可能对治疗恶心有效果，但不能治疗呕吐，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呕吐和恶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有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有一种特殊本领，可以随意控制呕吐。他用不着挖喉咙就可以吐出来，而且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种“特异功能”叫做反刍症，可以使人在吃下食物后不久就吐出来，而且不会有任何恶心的感觉。相反的，也可以在头晕恶心到了极点时不呕吐。所以，能够止住呕吐的药，不一定能消除恶心的感觉，然而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并不了解这一点。例如，医护人员对Zofran评价很好，但病人并不觉得Zofran有多么神奇。Zofran这类药物确实对化疗病人呕吐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病人还是会感到不舒服或恶心。
科学家对化疗病人的恶心呕吐现象进行研究后，有惊人的发现——化疗病人向来是科学家们研究恶心呕吐的主要对象。研究人员发现化疗病人的恶心呕吐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急性恶心呕吐，在使用某种化学药剂后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出现恶心呕吐感，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会持续太久。很多化疗病人在一两天之后，又会产生恶心呕吐的感觉，这就是第二种，延迟性呕吐。接受化疗的病人中，有1/4的病人在接受药物注射之前，就会出现预期性的恶心呕吐，这是第三种。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莫罗把这三种形式的恶心呕吐的特点记录下来，发现一开始急性呕吐越厉害的病人，他就越容易出现预期性呕吐。化疗做过越多次，越容易引发预期性呕吐。有时，病人看到护士拿药过来就条件反射一样地呕吐；后来只要看到护士的身影就会呕吐；甚至有时开车经过医院也会作呕。
当然，这些反应类似于《发条橙》中描述的心理治疗的症状。这种心理反应或许是造成延迟性呕吐（包括害喜）的关键性因素。延迟性或预期性的呕吐一旦形成一种习惯，即使是再强效的止吐药也无用武之地。根据莫罗等人所做的研究，只有像催眠或深度放松等行为疗法才可以大幅改善呕吐的状况。然而，这种行为疗法并不是对每一个病人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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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医学对抗恶心呕吐的武器还很老旧。很多人正在被恶心呕吐折磨着，他们表示，如果能消灭恶心呕吐感，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于是制药厂投入数百万美元，希望能研发出效果更好的新药。以美国默克公司为例，他们已研发出一种颇有潜力的新产品，目前叫做MK-869。这类新药叫做“P物质③拮抗剂”。默克公司宣称此药用于临床忧郁症患者身上效果不错，因此备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