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 je pense que tu es mon seul 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4]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5]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一件事总是明白的：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出评判时，最好怀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宽容。我必须告诉您，有一天，我走进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正看见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呜呜地哭，她手里还抓着一只汤匙，扁豆汤正顺着瓦赫达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围嘴上。
“让我来吧，尊贵的太太。”我轻声说道。我从她手里拿过汤匙，抹净瓦赫达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此后没过多久，我便把两个行李箱提下了楼，递给一个司机。汽车没熄火，他把行李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帕丽穿着她最喜欢的黄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后座上。
“纳比，妈芒说了，你会带爸爸到巴黎来看我们的，对吗？”她问，咧开嘴，豁着牙，冲我一笑。
我告诉她，我肯定会的，等她父亲好些了就去。我挨个亲吻了她两只小手的手背。“帕丽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乐如意。”我说。
我在楼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阶的妮拉，她眼睛肿着，眼线也花了。刚才她待在瓦赫达提先生屋里，和他道别。
我问她，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也许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链，把背带甩到肩后。
“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这样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证，谁也不告诉。
她对我说，会很快写信回来，然后久久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挚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
“我很高兴，纳比，因为有你陪着他。”
说完，她上前拥抱了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鼻子里都是她头发的香气，她香水的味道。
“原来是你啊，纳比。”她在我耳边说，“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容我开口发问，她已抽身离去。她低着头，靴子跟儿踏响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车道。她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坐到帕丽身边，看了看我，便张开手，按住了玻璃。汽车驶离车道，而这只按在车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看着她离去，等着汽车转过街角，才把大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像小孩一样地哭了。
虽然瓦赫达提先生不乐意，还是有几个访客陆续登门，不过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到了最后，只剩下他母亲还来看他了。她大约每个礼拜来一趟。她冲我打个响指，我便为她拉过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边，马上就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已经走掉的妻子，攻击她的人品，骂她是个娼妓，骗子，酒鬼。说她胆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儿。对这种话，瓦赫达提先生只是听着，不吭声，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身后的窗子。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和动态，大部分无聊透顶，让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对表姐妹吵了架，因为其中一个居然厚着脸皮，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茶几。谁上个礼拜五从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瘪了一只车胎。谁又理了个新发型。不停地说啊说。有时候瓦赫达提先生会咕哝两声，他母亲便回头看我。
“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