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统帅，系指以其头脑、意志和心灵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领导总体战的人。统帅所负职责，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既指挥战争，又是他人思想或意志的执行者；换句话说，作战指挥对他来说只是饭后茶余之事，那么此人不能称其为统帅，他与这个工作最艰巨、要求最卓绝的才能和最坚强的意志的职位大不相称。这个职位不是为木偶所设。它会亵渎统帅的庄重、伟大。
能称其为统帅之人，应立于最高位置。不这样，便百害丛生而无一利可图。只有居最高位置，才能使其言行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只有如此，才能将敌人打败，民族生存才能得以维护。统帅的决断和意志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权威性。至于说领导总体战的人，是否称得上统帅，有待战争去证明。平时的理论家或天才，战时却往往平庸无为，与统帅之称相距甚远；而另外一些人却能在战争中大显身手。
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一位专制君主和统帅。他是统帅的标准。自他之后，人们对何为统帅已模糊不清，从而危及到作战和人民我上述所言，也适用于两个盟国（指奥匈帝国——译者）的总体战、正因为如此，经验告诉我，国家的独立体制是作战中实施统一指挥的障碍。1914年，冯。康拉德将军（奥地利总参谋长——译者）反对任何将舆匈军队隶属于第9集团军的方案，后才逐渐让步。大规模作战行动需由两国“协商议定”。为在东线作战，德国提议成立联合司令部，由奥国弗里德里希大公爵任最高司令，我任总参谋长，但遭奥国拒绝。1916年8月，因东线战况危急，终于在东线总司令之下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统辖由加里西亚至波罗的海的战线。后来，冯。阿尔茨将军接替冯。康拉德将军职务，终于成立了一个“最高指挥部”——虽然只是徒有其名——由德皇任统帅。但这个指挥部并没有改变多少两军不协调的状态。敌人的涣散程度也不亚于我们。但是，他们平时就缔结了永久军事同盟，对平时战备和战时战略展开均有明文规定，而德国与奥匈之间却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两国的联盟仅仅是政治性的。1918年3月21日，由于德军攻入法国，敌人才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事后才知道，这是极为明智之举。常有人说，拿破仑一世是统帅的样板，这是一种误解。他不过是共济会手中的傀儡。共济会使他登峰造极，又将他打翻在地；1812年令其远征俄国，实无任何依据……
在普鲁士王国，威廉一世——他所采用的组织形式常为其他国家所效仿——既是国王，又是军队最高司令。在他下面有总参谋长即统帅冯。毛奇伯爵、元帅，负责作战指挥，他所起草的指令均以威廉一世的名义下达；另有负责军队行政事物的独立代表，国防部长冯。罗恩伯爵，以及政治领导者俾斯麦侯爵。这是一种危席的多头体制。但这种体制当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这主要是因为威廉一世将一些伟人委以重任，而这些人也折服于威廉一世的威望。由于君主政体的传统，人们忽视了对这种军队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认真的考察。人们对于毛奇元帅的最高司令之职不予以承认，使各方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对作战指挥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理解。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样子，军队中除主官外，也设置了参谋长一职。参谋长既隶属于司令官或军长，又同时受总参谋长即统帅指令的约束。这一制度对于意志坚强的将军来说，尚无关紧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是意志坚强者，和平时期如此，战时更自不待言。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极不健全的体制，这在世界大战中已表露无遗，而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表现得尤其明显。
各集团军参谋长在其就职之日，大概都不会认为，按规定方式以其全权向作战指挥者提出建议并由司令官批准实施是不正当的。我由总参谋长冯。毛奇将军指H.J.毛奇，即小毛奇，系H.K.毛奇（老毛奇）元帅之侄。任命为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时便是如此，在总参谋长的命令中甚至有“拯救东线”之语。我正是遵照这一指令，在东线作战中行使我的参谋长的全权职责。对自己的职位，我从未轻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坦嫩贝格》和《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两书中作过叙述；同时谈到，我曾向委任我为参谋长的总司令和军事内阁首脑表示，希望在我履行职责过程中，不要制造任何困难，他也表示将顺应这种安排，同时我也将按上下级关系行事。这样，实际在东线指挥作战的首脑是参谋长，而不是总司令，作战行动也体现了参谋长的意志。
如果说这件事已经是一件能表明职权关系不清的危险事例，那么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16年8月29日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在最高统帅部内，皇帝是名义上的陆、海军总司令，冯。兴登堡元帅是陆军总参谋长即实际上的总司令，我与兴登堡元帅有向全军共同下达命令的权利，并负责作战指挥。此外，还有一个海军参谋部参谋长，负责指挥海战，一个独立的国防部长，以及一个与作战完全无关、负责政治事务的帝国首相。这是一种充满凶兆的多头依制。它从未保证过陆、海军实施过统一指挥。譬如，对于1917年的海军叛乱情况，我没有得到任何报告。起初，国防部长企图走自己的路，最后终因我的努力而将这一弊端消除。政治有三个首相领导，使任何事都难得尽善尽美，在对待国内“不满分子”问题上时时与我发生纠纷。冯。贝特曼首相对待无限制潜艇战的作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多年来，他一直为倾全军之力对敌的作法设置障碍，甚而破坏潜艇战的实施。
战时。在军队的职权问题上，我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总司令与总参谋长关系的种种弊端也有增无减。战时，总参谋长以及指挥机构中年长的参谋军官的地位，较之总司令、军长和其他主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当时，我通常与各集团军群参谋长议事，并向其指挥机构下达口头命令。总参谋长的地位日渐提高，总司令的地位却大大下降。其危险性确实存在，但又无法避免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部在各指挥机构的设立所谓“经理部”的现象。我说这些并非诋毁任何人，我自己就身处这种“经理部”之中，但我必须揭示这种弊端，澄清人们对统帅和统帅地位内在本质的模糊认识。指挥作战的首脑不是总参谋长，更不是“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第一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第二总军需长负责后勤。”，必须是统帅。统帅应当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指挥战争，去下达相应的指令。在这方面，任何人的建议都不具有权威性，不应以任何方式削减他的职权。同时，任何人也不得削减赋予他在总体战其他领域的职权。认清统帅地位的本质，对任何战争、任何民族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统帅，即实施总体战的首脑的地位和职责一旦澄清，这一职位的威望也就随之树立，这种威望是统帅在完成其重大任务时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不会发生借口没有威信或年轻而使统帅退居第二或第三位的现象，才能将最适合的人选置于最恰当的位置上，使其才智得以发挥。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军队编制必须依照统帅的命令实施，统帅的职权应在国防部长和政治首脑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总之，统帅的地位必须象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其他任何解释和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统帅不应分散精力，只应处理重大事务。重大事务是很多的，有些昨天看来并非重大，而今天就可能成为重大事务。至于哪些事务对他来说意义深远，完全取决于统帅自己的认识和定夺。统帅必须有下属，这些人能够跟上统帅的思路，能够依照统帅指令的精神，严格按有关程序和法规可靠地处理下列事务：指挥军队和维持军队战斗力（同时也要注重以往的战争经验）；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和民族团结；战胜敌国军队和人员监视中立国。统帅需要一个国防参谋部参谋长，他一方面代统帅草拟和颁发命令，另一方面独立处理上述各项事务，是统帅的左膀右臂。国防参谋部的组成必须合理，应集中陆战、空战、海战、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魁首奇才，以及熟悉人民生活的专家。对于国防参谋部参谋长和统帅所交付的任务，他们应随时报告，但没有下达命令的权力。为能胜任其任务，国防参谋部的军官必须接受特殊训练，其他成员也须经专门培训。这些人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品质，必须立足于实际而不崇尚理论，但同时也要注重对战史的研究，了解总体战的本质，只有如此，才能胜此重任。
如同统帅一样，陆、空、海军总司令以及每个司令官，都应成为他所指挥的作战行动的指挥官、首脑，体现他的意志和思想。在他们之下，也应设参谋长或配备年长的参谋军官。这些参谋长或参谋军官所接受的基础训练，应与国防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军官的内容相同，但重点应放在扩展他们战时所在兵种的有关知识上。他们的活动范围是纯军事领域。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具有双重领导，而只隶属于其司令官。将来，总参谋长干预下级的途径应当堵死。遗憾的是，世界大战中，高级指挥机构的参谋军官与下一级甚至下几级直接对话的现象与日俱增，从而加剧因职责不清而造成的混乱，出现“多头指挥”，使下级无所适从。
简言之，统帅和总司令是发号施令者。在其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包括总参谋长均在其领导下，他们只依照统帅或总司令的命令工作。为使统帅和总司令摆脱细枝末节、繁杂琐事的纠缠，可分别为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划定一定工作范围，总参谋长和各参谋长只能在其工作范围内发号施令。除按正常的指挥渠道与下级发生关系外，统帅和总参谋长不应再与下级有任何交往！
统帅是独断独行之人。他是寂寞孤独的。在他手下虽然都是出类拔萃、精明聪慧之上，但无人能窥测其精神世界。
对于前线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军官来说，他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所担负的责任越大，对他的军事知识、军事能力和意志的要求也就越高，这一切都需要进行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统帅负责指挥全军人马，在危急时刻他通常凭其直觉，迅速作出维系战争胜负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决断，而这种决断是在情况若明若暗中作出的。所谓若明若暗，就是敌人以与我相同的企图与我进行激烈对抗，其意图今日看或许不是如此或无法肯定，然而明日却一变为现实或确凿无疑；我方要扼制敌人的意图，敌人不但不甘束手待毙，反而在情况若明若暗之中竭力扼制我之意图，而已方部队也并非百战百胜之师，这就要求统帅竭尽其全力和才智。在他将全部身心投入战争的同时，还必须以远大眼光顾及军队生活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已说过，这是总体战的基础——并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了解，那他只能是别人手中的傀儡。统帅必须具备用之不竭的精力。充沛的精力可使他沉着自信，勇于负责，作出对总体战的结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统帅的生活不是轻松的，只有充满自豪的责任感的人物才能如此生活。
统帅和战场上的指挥官，还有士兵，都在品格上有极高的要求。品格往往比知识更重要。军队不需要追名逐利和阿谀逢迎之人，它需要品格坚强之人！职位越高，责任越大，品格越要求坚定和可靠。只有具备这种品格，才能赢得下级信赖，才有能力担此重任。反之，则无法充任统帅或战场指挥官。此事关系重大，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与下级的交往甚至下达命令，并非是机械的转动，也不是部门与部门的接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活泼生动。知人善任、识人长短、熟知人的心灵和洞察人的动机，是除上述能力之外，统帅同时应具备的能力。沉着稳健和自克自制也是统帅不可少的品质。还有一些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述的品质，统帅都必须具备。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战争中的违命》一书中，对统帅作过这样的描述：“象每一个艺术家一样，统帅也必须掌握其‘手艺’，这种手艺便是统帅的艺术。统帅除掌握‘手艺’之外，还要靠其天才和创造力，以及有别于艺术家的能肩负重任的力量，以及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格和伟人所具备的使人心悦诚服的巨大魅力。当他以高度责任感和全部身心，为军队、为人民和每一个德国人尽力时，都表现出他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战史从来不能造就统帅，也无法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个人的财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展现出来的。”
统帅必须具备难以估量的能力，这是先天的，否则便不能称其为统帅。在他身上必须洋溢着必胜的意志，并以此去激励军队和人民，领导军队和人民去英勇奋战。
为使统帅能负起总体战的职责，统帅的崇高职位需在和平时期确立。
统帅的职责在于，在战争爆发之际，集中全民力量——前方的和后方的力量——供其调遣。
平时，统帅应当确信，在种族基础上能够达到民族团结，并以此教育青年人、成年人，教育军队特别是军官，巩固他们的这一观念。统帅还要注意教育人民，使其懂得一个民族的团结是执政者、国家官员乃至人民进行总体战的共同财富。对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进行考察，是统帅义不容辞的义务。
统帅应负责对财政和经济进行审查，看其是否符合总体战的要求，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持人民生活，保障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和军队的供给。
统帅负责统帅全军，处理军队平时训练和装备事宜，通过发布动员令、战略展开指令和最初行动命令，统一军队的行动。他是战争的首脑，必须利用作战和宣传，给敌军和敌国人民以毁灭性打击。同时，还要注重战争经验的利用，以维护和发扬军队的战斗力，维护后方人民的生存及其精神团结和勇于作战的意志。
统帅应为政治规定作战中政治所应遵循的大政方针我已听说，政治家们对我的这一观点大为恼火，特别是对政治应为作战服务的思想愤愤不平。然而克劳塞维茨就曾教导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家们为此激愤不已，把我的观点视为注定失败的“军国主义”的观点，但这却丝毫改变不了现实所提出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正是我为作战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提出的要求。但愿“军事科学家”们也能记住这一点！德国政治在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已表明这些要求的必要性……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时，统帅的处境并不都是好的。动员和展开是两项紧密交错的任务，需长时间——至少一年——的安排和计划。假若统帅是这一年任命的，那么他势必要受前任所制定的展开指令的约束，而别人制定的展开指令又不一定与他的观点相符。在此情况下，他只好勉强接受其前任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于统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战略展开只要出现一丝可能就要尽力按自己的意志实施，绝不允许“按前任的意志工作”。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冯。毛奇将军的行动，是个最好的反面例证。他与冯。施利芬将军在战略展开问题上各抒己见，针锋相对，可是在尔后的作战中，他却始终没有脱离冯。施利芬将军的思想，尽管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其前任的战略展开计划略加修正。因此，“人贵自立”这句格言用在统帅身上，比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更为适宜。
陆战中，统帅应在寻求决战的地点实施亲自指挥，次要任务如牵制敌人投入决战，可另外委派一名司令官去完成。世界大战中，对最高统帅部在战争初期是否留在柏林，是否应在西线和东线各任命一名司令官的问题争论不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时就加以反对，决断权必须掌握在统帅自己手里。他的责任感不会允许他的职权受到任何削弱，不允许在他与担负决战任务的军队之间设立一个多余的中间机构。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独断独行。任何中间机构都会妨碍统帅意志的彻底贯彻。对统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他不仅要消灭陆上的敌人，而且还要关注其他战场如海上的作战。除此之外，还要思索许多问题，并为此定下决心，这都是总体战对他提出的要求。这一切都是统帅地位所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
通信器材可使今天领导总体战的统帅了解敌情我情，因而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作战的进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敌方统帅也能更清楚地了解我方的措施。为此，必须以强大兵力迅速落实我方措施，并排除己方内部的一切障碍。要知道，敌人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已经够多的了！
世界大战中，我虽俯首书案，但却参与了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加里西亚的作战，指挥了西线的防御战和进攻战，我激励前方将士英勇作战，我对我的职位充满责任感，我靠着我的能力和我从多次作战中所汲取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指挥局部战斗的指挥官则无法与我相比——努力工作。工作中，我常耳闻来自前线的抱怨，但为了不会对其他地段的作战造成威胁，也只得掩耳忍痛，不向其增兵，这对我尤如千斤重负。为了在其他地段取胜，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
今天，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都在统帅的绝对领导之下，统帅可直接向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对过去只能下达有限命令的单位，也可提出要求，这些与世界大战时相比，已进步许多。同样，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也可按自己的意志对相应的下级提出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统一行动，才不会出现不正常现象。譬如1914年8月，固执已见的下级竟危及和迟延上级意志的贯彻，为此上级常与下级发生冲突。又如最高统帅部将决断权交与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模棱两可的命令和指令，至使第6集团军在洛林的行动和第1、2集团军1914年9月9日的行动失利，最高统帅部应为此承担罪责。如同统帅要求下级服从一样，集团军群则要求上级有明确的命令。如果下级觉得上级指令无法执行，至少应利用通信器材向上级发出询问。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是提倡下级闹独立性。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作战需要统一性。根据战争经验，我一贯要求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下级的自主性需要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前提下发挥。只有在此基础上，统帅的意志才能得以贯彻我在《战争中的违命》一书中，重点指出了下级指挥官违抗上级指令的危害……
在统帅认为不宜对作战直接下达指令的地方，可仅提出他的基本思想，留待有关的下级指挥官去实施。但他必须密切监视行动的实施，因为他最终仍是此处的负责人。在整个战场，最高负责人非统帅莫属。
为尽其职责，统帅要特别注意要求下级毫不掩饰地向他报告部队的真情。这一要求言之容易，行之颇难，甚至在那些不大可靠的下级那里，根本无法落实。在胜利印象下，易于夸大战绩；在失败印象下，又容易把损失估计过重。如果不对这些损失进行尽可能的调查，那么从下级的报告中就常会听到损失过重的呼声。统帅只有对自己的军队有清澈如水的了解，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正确如实的报告，作为定下决心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多数敌情报告往往是靠不住的。世界大战中便发生过此类事情：由于西线右翼胜利的报告，以及第6集团军右翼在洛林会战后对态势估计过于严重的报告，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作出不幸的决定，从西线右翼抽调两个军到东线，转隶于我。如果一定要调，本应从格林方向的集团军中抽调，但实际并没有这样作。此事并非出于我的请求。
统帅应希望其下级指挥官有自主能力，能依靠其所辖兵力完成任务。只有如此，统帅的决定才不至受阻，才能掌握决定付诸实施的自由。统帅向其下级司令官及时、详尽地通报其企图，有助于下级对作战目的的深入理解。统帅与其司令官必须在这方面建立相互信任。
统帅是军队的教育者和领导者，同时也必须是军队战斗力的维持者和推进者。为此，他特别要对诸如装备和作战观点是否符合现实要求，是否应作重大修正等问题给予极大关注。我到最高统帅部赴职后，便将兵力的密集配置改为疏散配置，并以机枪替代步枪，以增强火力。在战争中，由于技术器材的大批量使用，其效果的验证要比平时容易得多，准确得多。至于战术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
统帅除关注陆军作战部队之外，还应把注意力放在兵站、后方部队、空军、海军和后备部队上，并注意检查他们的军纪和精神状态制止军队中的酗酒现象是不言自明的事，从世界大战中可明显看出酗酒对战绩和军纪的严重危害……对人民，统帅要始终不忘，看人民是否在为军队和民族生存效力，是否能决心与军队一道，以其精诚团结为维护民族生存而奋斗。与此同时，统帅还要密切注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军队和人民的供给。哪里需要补救，要迅速行动，何处出现弊端，要严加查办。将一切有害于军队和人民的事，消灭在其萌芽状态，是统帅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方面，总体政治必领与统帅合作。
关于敌军和敌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报告，统帅应聚精会神仔细阅读。因为事情很清楚，在军队已达数百万之众的今天，即使获得决战胜利，也难以把每一个敌人消灭或俘虏。决战胜利，以及摧毁敌国经济、实施封锁、利用海军断绝其供给、通过宣传施加影响，都是达到同一目的——摧毁敌国人民的抵抗意志——的手段。
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甚至在弗里德里希大帝之上。
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实不多见。和平时期的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有战争能够作出判决。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为维护民族生存奉献毕生的人，才能被人民尊奉为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否则，统帅对人民来说就毫无意义。
埃里希·鲁登道夫小传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波森（现波兰波兹南）附近的一个小镇克鲁谢维亚，其父是没落的普鲁士地主。12岁时，他就进入了陆军幼年学校。1881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在翌年入伍，被授予少尉军衔。
1883年，鲁登道夫在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服役。1890年，他凭借耿直的个性、出色的才智和胜任艰苦工作的能力进入柏林陆军军事学院。189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如下评价：“头脑清楚，思维严密，生活习惯良好，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战史和战术成绩尤为出色，适应任何工作。”鲁登道夫逐渐成为了一个精力旺盛、权力欲望极强而又神经过敏的军人。他对一切的兴趣都从属于军事。德国一战前的首相冯·贝德曼评价说：“你不了解鲁登道夫，他只是在成功时才了不起，如果事情变糟了，他就会沮丧起来。”
1894年，鲁登道夫进入总参谋部工作，颇受施利芬赏识，参与了施利芬计划的历次修订。从1904年开始，鲁登道夫在负责训练和动员的第二处任职，并在1908年升任该处处长。他根据多年任职得来的经验，向上级递交一份阐述军事、政治形式的报告，德皇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均对他明晰的洞察力和周密的设计赞赏不已。1912年提出扩充常备军30万的方案，受到德皇重视。在与陆军大臣黑林根发生争吵后，于1913年调任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指挥官，年末任驻斯特拉斯堡的第85步兵旅旅长，1914年晋升为少将，任冯·贝洛的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
大战爆发后，在围攻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战斗中，他在武索将军阵亡后接管了第14步兵旅的指挥权。在详细地分析了列日的情况之后，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在晚上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进入列日，对最后反败为胜夺取要塞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表彰鲁登道夫在列日战役的行动，德国皇帝任命鲁登道夫接替瓦尔德泽为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乘专列在汉诺威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兴登堡会合，并赶往东线。
德皇本意是指派鲁登道夫成为东线战场的实际负责人，但由于鲁登道夫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这时他还不是贵族），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但是这种安排却形成了兴登堡-鲁登道夫这一对绝妙的搭配，这一搭配将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在接下来辉煌的坦能堡之战中，真正的工作是由马克斯·霍夫曼上校完成的，但作为和兴登堡组成的这一著名搭档中的智囊，他们之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多数是由他所策划的。德军取得马祖里湖区之战（9月10-13日）和波兰中部战役（9月17日-12月初）胜利的作战计划是由他制订的。德军在1914年11月21日开始的罗斯之战中更是达到胜利的顶点。鲁登道夫计划并取得了第二次马祖里湖会战（1915年1月31日-2月21日）的胜利，虽然其大部分成果被随后3月份奥军在加利西亚损失惨重的攻势所抵消。他随后计划了1915年5月开始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夏季攻势，攻占了波兰大部，但是由于法尔肯海因的短视，没能充分消灭俄军。经过一年多的激战，德军获得了巨大胜利。俄军被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而且还被迫放弃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人员损失超过170万人。由于这一连串的辉煌胜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成为德国民众心中的偶像人物，
1916年间展开的凡尔登会战导致了各方面对法尔肯海因的尖锐批评。威廉二世撤消法尔肯海因的职务，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也成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同年晋升步兵上将。
鲁登道夫甚至比兴登堡更受到普遍欢迎，在二重唱中发挥主要作用。他们在1916年9月迫使奥匈军队接受德国的统一指挥，并进一步提出要改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德国对奥地利政治事务的影响；要求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状态，加强政府部门军事化，并且迫使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终于在1917年1月8日同意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一搭档的实力日益增强，最后迫使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9日去职。这样，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获得了实际上是军事独裁者的地位。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军方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严格限制集会。他们动用武器镇压罢工，认为只有结社上的胜利才能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在比利时召开的军政首脑会议上，鲁登道夫坚持要求占领比利时、洛林和摩塞尔河谷铁矿区，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占有非洲广大殖民地。1917年9月，鲁登道夫还策划成立了祖国党。该党的政治纲领是反对任何的和平决议和任何改革，支持对外兼并政策。祖国党得到了兴登堡、钢铁协会和其它垄断组织的支持，它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18年9月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
1917年10月，鲁登道夫指挥奥德联军发动了卡波雷托攻势。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造成意军30万以上的直接人员损失，几乎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同年，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条约让俄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他被封为贵族，成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随着1918年的到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心在美国作好战争准备之前，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他采用包括风暴部队渗透战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战术，接连发动了三次攻势——3月21日开始的索姆河攻势、4月9日开始的利斯河攻势、5月27日开始的埃纳河攻势。这些攻势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都没能达成摧毁英军的目的。他继续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6月9-13日间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和7月15-17日香槟-马恩河攻势，这两次攻势都迅即被协约国军所遏止。这些攻势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挡协约国军在7月10日-10月28日间实施的反攻。鲁登道夫对于这一反攻的规模和能力极为震惊，惊呼7月18日是德军的“黑日”。就在这个“黑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发生了公开争吵，虽然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但两人逐渐离心。
1918年8月8日，开始的亚眠战役让鲁登道夫再次遭遇了“暗淡的日子”。9月26日，当协约国发动了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了大战，这对鲁登道夫是一个双重的打击。鲁登道夫的精神很快地垮下来，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1918年9月28日，总参谋部召开例行会议，鲁登道夫为德国的处境，责备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激烈的议论。他的部下很难为情地坐着。最后，鲁登道夫竟因为激动而虚脱倒在地板上。会议结束后，鲁登道夫依然意犹未尽，他以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语言，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了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
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正式发表声明，必须签订停战协定，成立一个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鲁登道夫拒绝接受美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图干涉巴登和麦克斯亲王的和平谈判后，鲁登道夫在10月26日被迫辞职。
1918年11月，停战后他旅居瑞典，撰写文章和回忆录，包括于1919年出版的《鲁登道夫的个人故事》与1920年出版的《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参谋部及其问题》。他宣称，在战场不败的德国军队是被左翼政客“从背后插了一刀”。
1919年春，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拥护极右翼的政策，信奉异乎寻常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宗教，并极端敌视现有政权。他参加了所谓的“民族俱乐部”，计划消灭魏玛共和国和建立军事独裁，为此参与组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不久后，他和纳粹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与了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在随后的审判中，鲁登道夫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魏玛共和国，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鲁登道夫的妻子 1924年5月，他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纳粹成员。1925年4月，鲁登道夫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出马竞选，结果仅获得1.1%的选票。随着纳粹党势力的上升，鲁登道夫愈来愈轻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认为他们是没有勇气的蠢货。
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致力于撰写关于战略和总体战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了总体战理论，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极端残暴的手段进行战争。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建立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集中全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打一场速决战。虽然这一理论基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但是鲁登道夫是根据新的时代背景第一个集中论述总体战的精神理论家，对很多问题的探讨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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