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之一
基本原理之二
基本原理之三
基本原理之四
基本原理之五
基本原理之六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决定性战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还是热火朝天的。我曾坚持，并将继续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和指导战争放在下述原则的基础上：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兵力于空中。
在这一点上，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我对自己主张的力量很有把握而深有信心。争论还在继续，结局仍未明朗。不过，我对正在进行的争论深感满意，因为我注意到，别人一定也都注意到，所有我的反对者们，不管怎样尽一切努力，全都被迫承认空中战场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战场。巴斯蒂科将军已经同意了，虽然是小心翼翼的。他写道：
……可是，就像出现在别的兵种身上一样，它[航空化学兵]在某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博拉蒂将军也表示同意，他写道：
所以空中战场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只要它能发动如此强烈的进攻，结果不仅使敌之地面及海上军队瘫痪，而且使受攻击的国家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瓦解了，无力再实施报复。
同样，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承认空军是决定性因素，但只是相对的。
菲奥拉万佐上校也同意，他写道：
结果可说是：集中使用空中力量将形成战争的决定性行动；但是只有在攻击者取得制空权之后，剩下的空中力量还足够强大，能使敌人完全屈服，使其不能在陆上入侵攻击者的领土。
从上述几段引自陆军，海军和非军方专家们写的文章中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承认空中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我愿再多讲几句。博拉蒂将军和菲奥拉万佐上校两位实际上都说明他们同意的论点是：只有当空军能击败敌人时，空中战场才成为决定性战场。
承认了这些，我的反对者们已经明明白白地投降了。当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说是只要空中行动能击败敌人，空中战场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们就完全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则他们的论点就会是荒谬的，就好像是说：“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的时，它就是决定性的。”
比我更谦虚的人对这些说法会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谁能想到陆军和海军那些不屈不挠的作者们会终于同意空中力量能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呢？(直至昨天为止，他们还一直认为空中力量仅仅是一个配属的兵种)，但当涉及空中力量和战略问题时，我是完全不谦虚的。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的观点鼓励我要求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
我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含含糊糊。当我申述我的思想时，他们认为我是打算为胜利开一张处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为要取得胜利，意大利应在地面抗击敌人，而集中全部力量于空中。”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我国的处境，以及意大利与某个可能的敌人发生冲突的不测事件。我承认我所详细叙述的理论有上述背景，因而不应把它看成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要是我专门考虑日本与美国之间发生冲突，十之八九我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要想为所有国家提供一个胜利的万应良方，对我来说真是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我的意图仅仅是为我国准备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指出一条最好和最有效的道路。当我说“空中战场将是决定性的”之时，并不意味着“为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空中战场变成决定性战场。我只是讲实际情况。在那个前提下，我再继续往下说。
按照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尽管承认空中因素的价值，颠扑不破的军事学说却是：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是协调使用现有各种武器的结果，它等于每种武器所获结果的总和。要想协调使用所有的武器，各组成部分应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取得各组成部分正确的比例。
显然，胜利的秘密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因此不会完全包括在武器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之中。如果美国要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打仗，很大的可能是后者不能取胜，不管它如何协调地使用它的武器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胜利的秘密”这句话换成“从武装部队获取最大效果的方法”，那么巴斯蒂科将军的公式就是不言而喻的永恒真理，可以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大白话。但是正像一切大白话都具有一般化的特点那样，它对我们正在考虑的特殊问题，什么具体帮助也没有。所以必须从永恒转到现在，以便寻找出武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
巴斯蒂科将军的确转向现在了，他说他看到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公正的比例”，三者能成为一支充分的“进攻力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切的定义。“进攻力量”是什么意思？从抽象意义上考虑，每种武器，不管是左轮手枪还是无畏战舰、一把刀还是一枚航空炸弹，都有进攻力量。
至于陆军、海军及空军，“进攻力量”按我的意见应该是指“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行动的能力”。一支武装力量如果他进攻时十有八九要吃败仗，那它就无“充分的进攻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是不成熟的和不胜任的。此外，在同篇文章里巴斯蒂科将军正确地警告说，要始终考虑到所有敌人中最强的敌人。于是“充分的”一词应该用于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巴斯蒂科将军所说的正确比例是指能对最强的敌人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正确比例。好极了！但是为了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必须比敌人更强大。因此，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必须想出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之间的正确比例，它们都要比最强的敌人的相应的武装力量强大。
没有人会否认，我最不否认，这种比例不仅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而且显然是最协调的和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和美国一样的富有才能去实现。在美国是可行的，在我国则成为空想，因为我们没有必需的手段。巴斯蒂科承认这一点，而且还用数字来证明它。他设想有一个假想的A国，它在军备上耗费80亿里拉，其中有20亿用于空军；另一个B国，耗费50亿，其中7亿用于空军；根据这个例子，他得出结论，B国会发现自己无论在陆上或空中都处于劣势。我倒要问一向，B国怎样才能使它的武装部队达到具有“充分的进攻力量”(即具有武装力量中所有三个军种的胜利所需的“优势”)所需的“正确比例”呢？
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编组我国武装力量时不能用我的同僚的“正确比例”理论来指导。
要寻找各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这种比例将使整体的价值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遵循另一条途径。请允许我用数学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能交给武装部队支配的资源是一个常数，我们以字母C来代表。资源总数由陆军资源A、海军资源N及空军资源AF相加。于是我们可写成C=A+N+AF。如果我们用V来代在这三个军种的军事价值，我们可以说：V=A+N+AF。现在问题变成，我们给A、N及AF什么值才能使V达到最大值，而A、N及AF的总值不能超过常量C。为了使V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把A、N、AF三个因子中的一个给以最高值，其余两个给以最低值。假定，像我所说的，空军这个因子在未来战争中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给AF以最高值，给A和N以最低值。这个最低值就是它们起防御作用所需的力量。因此我才说：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假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那种情况下，结论才正确，并给我们以军备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如果假设是错误的，问题的结论也会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提出某种其他的假设，因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不会像蘑菇那样一下子冒出来，而必须来自一个深思熟虑的前提。否则那将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比例。
博拉蒂将军说，只有当空军部队进行一次进攻，其猛烈程度不仅能瘫痪敌之武装部队，而且还能瓦解“敌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空中战场才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不相信只要瓦解敌之精神力量就够了吗？如果一个国家在精神上瓦解了，武装部队和物质力量还有什么用呢？
菲奥拉万佐上校承认空中战场的决定性，条件是主宰空中战场的一方掌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以彻底歼灭敌人。这是十分正确的，一种行动若不能带来那样的情况——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结局，那它就不能认为是决定性的了。这一点对各种战场都是正确的。皮洛士在陆上的胜利并未能决定胜负；谁如仅仅是海上战场的主宰，也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在阿塔尔工程师写的第一批论文中有一篇写道：
主宰自己的天空有不可回避的必要性，失败将带来死亡。
很难再超出这么强烈的赞成空中战场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来。为夺取己方或对方的制空权的战斗是在空中进行的。如果说失去制空权就带来死亡，也就无所谓还剩下什么东西了。另一方面，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空中战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这是否是对他早先那篇文章的更正呢？他指责我：
……成为经典式错误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是对一种新出现的因素给予高度的结论性评介并寄予全部希望。历史教导我们，在海上，对任何新的炮弹都有新的装甲来对付它们；在陆上，有刺铁丝网先遇到甘油炸弹，以后又有迫击炮来对付它。
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阿塔尔在上述引文中所涉及的化学及生物因素。我很清楚，几乎对每一种毒物都有一种解毒药，几乎对每一种细菌都有一种血清。我谈的不是因素，而是新兵器。历史教导我们，潜水艇曾经从巨型战舰手中夺取了制海权。
我谈的是航空化学兵，对于它，同一个阿塔尔工程师曾经承认它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推翻迄今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中一切基本原则。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军事学术中迄今还在使用的基本观念的历史就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教导了。的确，“很难建立一种陆海空军之间决定性作用的等级区分”；但是必须做到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的确，“使用时它们的比例取决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地理状况”；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我才试图对我们意大利寻找出这种比例。的确，一般说来，“三军都是磐石般的战争有机体中必要的肢体”。但是难道我没有说过“必须在地面抗击敌人，以便将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吗？难道这不就意味着武装部队的三个军种都是需要的吗？确定了使用三个军种的必要性之后，试图确定每个军种的职能，以便全军能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样做难道是错误的吗？是巴斯蒂科将军说的，如果空中是决定性战场，我们应把现有的资源全部倾注给它。相反地，我只是说让我们在组织地面军队防御之后，剩下的力量全都集中使用于空中战场。我遵循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场的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排除而只能加强另外两个战场上的抗击。
阿塔尔工程师为了捍卫他的论点，引证了1925-1926年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 [ 译者注：1925年4月摩洛哥北部沿海的里夫人在克里姆率领下南进，与法军交战，法军碉堡被毁，人员大部死亡。7月法国与西班牙协议共同组织讨伐。法军兵力15万人，西军5万人。9月初法西联军在摩洛哥登陆，克里姆被迫北撒。1926年5月克里姆战败投降，战争结束。 ] 来作为例证，他写道：
在那场战争中，航空兵是重要的助手；它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但并不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在密切配合地面军队作战中，一开始航空兵大规模协同地面军队，解救被里夫人包围的法国分遣队，重建被切断的战线。然后航空兵向攻击纵深的前方和侧翼采取有效行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只是在战争末期，地面军队的压力使得敌人动摇了，航空兵这才成为决定性因素，它有力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任何继续抵抗的行动，迫使阿布德·埃尔·克里姆的人马投降。
我想，阿塔尔工程师，这里有一点误解。当我说空军是决定性的时，我并不意味着说空军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如果那是我的观点，我会合乎逻辑地提倡取消陆军和海军；因为如果胜利可仅靠一个因素，即空军的因素来取得，其余两个军种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我完全同意阿塔尔工程师。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我将进一步说明，在未来战争中它也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
但是在“胜利的唯一因素”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间有重大差别，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因素，却很好地充当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详尽地研究过那决战争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正像阿塔尔工程师确信的那样，航空兵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使我相信航空兵无疑是那次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且别咬文嚼字了。如果像我所想的，在未来战争中由于在地面抗击，空军将决定战争胜负，是否就不再是三军都对战争胜利作出贡献了呢？是否三军不再都是胜利的因素了呢？要是有一个军种未能完成任务，胜利可能会失去吗？我们只能这样讲：“空军对胜利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那么如果说空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也同样正确吗？难道协约国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确保其海军的供应和协约国的生活，对胜利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完全应该感到骄傲吗？
阿塔尔工程师指出，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能做到的事，在欧洲战争中未必能做到。十分正确。但这不是因为双方都使用航空兵，也不是双方都有防空，而是因为欧洲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是阿塔尔工程师自己证明的：
1925年6月21日对摩洛哥索克 [ 译者注：Souk的译音，是穆斯林国家集市的场所。 ] 的一次轰炸中，据说在一分钟之内炸死800人。一个摩洛哥索克人口为数千，而一个欧洲的城市人口通常有数十万人。如果对其中的一个城市用爆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进行空袭，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所有的波河谷 [ 译者注：波河是意大利的一条大河。 ] 、所有海岸线和海岛都会处于空袭的立即威胁之中。”
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是一个国家人口密集和文明发达，则旨在瓦解其斗志的空袭行动必定要更加有效得多。对一个生活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空袭是无效的或接近无效的；但对一个居住在大的人口中心的高度文明的人民来讲，它会是非常有效的，即十分可怕的。
阿塔尔工程师在描绘了这样一幅可怖的图画之后，问他自己：“这样的空袭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效果吗？”他自己回答说：“我断然肯定那是不会的。”但在这个断然否定之后，他却加上一个“如果”：
……如果我们的地面对空防御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保持住战斗力，如果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仍然坚固而有力。
显然这是对的。要是我们的航空兵部队能击退敌人的空中进攻，那么敌人的空袭行动对我们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但是如果不是把“意大利的防空”置于良好状态，以防止任何意外的有决定性作用的空袭行动，我的一切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所谓“意大利的防空”，我的意思不同于阿塔尔工程师所说的“防空”，而是组成国家空中力量的全部兵力。
即使假定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能够固守，还是应避免在空中被人击败，因为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空中失败意味着我们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使我国处于一种状态，以便能在空中付出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人们会了解我，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的处境。当我说到空中战场将会是决定性的时候，我指的是意大利。我宣称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被击败(在空中被击败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末不管地面和海上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战败了。在航空化学兵实际发展的条件下，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向我们保证斗争将不在空中决定胜负，或者在地面和海上将先于空中决定胜负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断定，如果一旦我们在空中被击败，我们还有机会在地面和海上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把国家的前途来弧注一掷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在预测将来时对无可否认的真理紧闭双眼的我的反对者们。
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纯系危言耸听。并非如此。它说明了一个巨大的真理，为了它，我们有责任一定要做好适当的准备，以便不致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博拉蒂将军宣称地面和海上战场无疑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得不在后面加上“如果”：
……如果地面和海上军队能够击败敌人，并占领极端重要的中心，敌人一旦丢失这些中心，将被迫乞求和平。
但是，关于空军，他写道，只有当空军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使敌人的军队和他的物质和精神抵抗力都土崩瓦解了，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支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它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它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所抵销[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对他的观点(当然是与我的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和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几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一段文字更适合于对我的观点而不是对他的观点给予安慰和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恰好就是空军能缩短战争时间。”这正是我宣传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可以比别的军种使我们更快地解决战争，那就意味着它能先于其它军种使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它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它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是这样，那末不是我而是我的反对者们不同意巴多利奥的说法，是他们费尽心机企图证明正好是相反的东西，是他们拒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持异端的不是我！什么是我的反对者们思想的实质呢？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紧跟着他。我希望他们两人都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表示反对这种不偏不倚的美德，并且承认不能搞什么不偏不倚，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然而实际上他也步前两位作者的后尘。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从来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这种说法，如果你们允许我说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搞平均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不偏不倚。它从不意味着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区分等级，事实上，它是根据所有战场都可能是决定性的这一前提来的，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但从逻辑推理来说并不能实现。
“平均化”理论给“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的问题一个一般化的答案，它没有分别考虑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也可能纯系优柔寡断的产物。这就好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况下迟早都可用上的万应良方，就像某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什么病，只有指望上帝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那是打败仗的绝妙好计。它除了表示犹豫不定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的确确，这是我的信条。让我们集中我们的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认为胜负决定于空中。我愿我的反对者们会喊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不是这样说，我听到唯一的答复只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不！我不能信服这一点。
当阿塔尔工程师企图从当代名人著作中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来封我的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竭尽全力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背某些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凡是略知军事的人都是很熟悉的。
用你的头去碰基本原理就像用头去撞石墙那样的愚蠢。头会碰破的！但让我们瞧瞧吧，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否有根有据和可靠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原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看看精通军事的人有时如何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基本原理之一
每一种军事学说，尽管它属于它所涉及的特殊性质，必须考虑到应用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对最可能的敌人进行战争；在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对待其中最危险的敌人。
这条基本原理在我用黑体字的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军事学说必须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现实，符合它所涉及的国家特点。我的学说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一定不能根据最可能或最危险的敌人的模式来制定我们的军事学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敌人将把他的军事学说强加于我，其它的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想法，只能人云亦云。而且，由于每个国家有它自己可能的和危险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展一种军事学说了。他们只能全都等着去照敌人的军事学说的模式办事。
如果空中战场事实上成为决定性战场，即使我们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有新的战场的可能性，我们应承认它是存在的，并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一旦发生战争，那就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吃苦头。要是我们的敌人犯了错误，那就对他更不利，没有理由非要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引证的史例是不恰当的。法国的军事学说到德格朗梅松 [ 译者注：路易·德格朗梅松(Louis De Grandmaison)(1861-1915)，法国军事理论家，将军。他主张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防御，而应不顾一切地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他的进攻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到完全的失败。 ] 的奇谈怪论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学说使法国处于灭亡的边缘，完全是因为它违反现实和常识。它的根据是从一种来自奇怪的蠢话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曾在当时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占统治地位，不幸它又被许多人所摹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
如果这个例子中有任何东西，那么它证明了巴斯蒂科将军的论点的反面，那就是当他说到法国军事学说与以火力和攻击方法优势为基础的德国学说相比，法国不行时，他自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照搬照套，使自己的军事学说与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的学说相符合。
所以，第一条基本原理就像一颗动摇的牙齿那样摇摇欲坠。
基本原理之二
在准备武装力量时，不仅要注意未来战争区的地理和地形特点，而且要注意敌方部队的编制与组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准备武装力量看成是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因为它必须与当面敌方(一个或数个)部队的规模和种类成比例。
这条原理甚至比第一条还要靠不住。准备武装力量无疑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它必须根据使整个武装力量有最大力量的准则办事。不管敌人的数目有多少，再没有更多或更好的办法了。把武装力量准备的基础置于我们可能的敌人做什么之上，不仅失去一切首创精神，而且会去做有利于敌的事，因为如果敌人犯错误，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到时候没有出现最坏的情况，对我们要好得多。
当我说“让我把全部航空兵部队用于进攻”时，我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也这样做。如果我看到敌人将航空兵仅用于防御，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方将占优势。我肯定不会去模仿它的防御组织。
更糟糕的是断言我们武装部队的准备要与敌军的规模成比例。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与自己资源的规模成比例地准备其武装部队。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头两条原理来证明我错了，因为我的理论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编制与大多数其它国家武装力量不同，简单说来，即因为我不赶时髦。坦率地说，我是寻求意大利的样式。我记得，当我到要学历史的时候，就常有人告诉我，最好是赶在敌人的前面，不要跟在敌人后面，因为胜利经常属于那些善于改变传统战法的人，而不属于那些死抱住传统方法不放的人。
基本原理之三
至于陆上和海上作战，防御比进攻所需兵力小，这是对的，但两者比例相差无几，而且条件是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足够组织防御的基础。
第一句话是根据下列事实：攻者可自行确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而防者不得不沿整个前线保持有效的防御。至于第二句限令条件，我们必定记得，在和平时期边界上的防御编制有很多理由目前只能是一个架子，比战时应有的人员装备差得远，必须有相当多的时间去补充满员，使其处于真正有助于机动防御的情况，尤其当数量有限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想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证明将陆上军队的任务局限于抗击是得不偿失的，因而我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是毫无价值的。问题是这一条在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军事学院的论文题目还多少有点用处的基本原理，已经被战争的血的经验所推翻了。经验证明，打破进攻与防御的对峙局面需要不是少量而是很大量的人员和兵器，这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人也能看到。它几乎每天都可证明，少数坚强的人，有少量弹药加上几道有刺铁丝网，就可迫使敌人甚至成年累月被阻于原地。有时并不十分险要的地形障碍在一步步被攻克之前能换取大量鲜血和无数吨钢铁。而现在阿尔卑斯山却忽然被认为只是一个不能防御的平坦交叉路！
甚至在教范中也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下战线会立刻稳定下来，这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的现象。
我的尊敬的同僚，你最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因为这一基本原理已是过时的东西了。它已陈旧不堪，现在是把它束之高阁的时候了。
基本原理之四
在海上作战，虽然这一点还不普遍地为人所知，防御所需的兵器及消耗的力量要超过进攻所需。在海上，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以防止敌人的威胁，即使是潜在的威胁，由于敌之攻击可来自任何方向，防御者必须展开一支巨大的实际作战的兵力和预备队来对付敌人。在海上，防御的地位意味着十分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节约。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说明我所建议的限定海军部队的任务是无用的，是一种缺陷，因为那样会耗费更多。但是这并不是基本原理。这仅仅是巴斯蒂科将军的意见，一种有相当地位的言论，然而都是奇谈怪论。实际上他断言，在海上防御的一方必须较强大，这等于说，较弱的一方应当是攻者。由于我坚持认为，空中防御比之进攻更多耗费，合乎逻辑的结论应是：继续空中进攻吧！你的力量愈弱，你就应该更猛烈地进攻。但在海上，对我来说是完全另一回事。至少在历史上(巴斯蒂科将军经常引证的)最弱的海军部队总是采取守势。难道他们总是错的吗？
巴斯蒂科将军写道：“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必须？这不是一个必须做什么事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做什么事的问题。要是它能做就必须做。德国海军立即放弃继续进攻，但肯定不是出于幻想，或者由于缺乏欲望，或缺乏责任感。它放弃进攻是因为他做不到，一支要保护自己交通线的较弱的海军不可能长久坚持，除非它的敌人是一个大傻瓜。较弱的海军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肯定在几分钟之内遭没顶之灾，或者找一个庇护所，以便一旦敌人犯错误就可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去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可能算是勇敢的业绩，但是这种业绩会导致不能保证海上交通线的自杀。这就是一支较弱的海军被迫采取的态度——被迫是因为较弱。这不是为节约使用兵力和能量而故意选择的态度。
的确，我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自己的思想：“在海上我们的目标应是阻止任何人未经我们同意就在地中海航行”。这就需要较少的兵力，这种兵力与巴斯蒂科将军支持的采取守势的类型不同。事实上，正如菲拉奥万佐上校写的：
攻击敌人交通线所需的兵力要较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少。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动员了许多艘舰只去捕捉入侵者，而少量的潜艇(在任何时刻都不超过50艘)，使全世界的海军组织许多天夜不能寐，使数千支部队从别的重要任务中抽出来。
这就足以说明，即使第四条基本原理对海上作战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原理(自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去确定这个问题)，但它依然与我的论点毫无关系。让我们把它像别的基本原理那样放到一边去吧！
基本原理之五
每一种战争准备都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潜力相称。提倡一国的军事努力不应照顾到国家的总预算，而总预算应符合各种军事需要，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百分之九十九它完全行不通。事实证明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才处于这种纵情奢侈的地位。别的国家全都应满足于差得多的地位。
这里终于有了一条真正能站住脚的基本原理。巴斯蒂科将军在引这一段话来对付我的时候，必定把我当作阿塔尔工程师了。正是阿塔尔工程师才坚持预算应符合防御准备，他反复指责我过多强调了我国财政匮乏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应在我国资源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可能的强大”。
我越想越深信巴斯蒂科将军是错把我当成阿塔尔工程师了。是他主张我们的国家生活的安全发展无论如何都要根据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而得到保证。我则比他有节制得多，我提倡一种使我们能做到最好地应付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战争准备。巴斯蒂科将军不应浪费时间来向我证明：给我国独立空军比敌人大半倍、一倍或任何倍的力量去迅速摧毁我国可能敌人之一的航空兵部队，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使我国处在不太容易被敌人摧毁的地位。
我要忠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违背这条基本原则，他在描述“全都具有充分进攻力量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组成比例时就违背了上述原则。正像我乐于指出的那样，那种比例对美国也许行得通，但对我国则是空中楼阁。
基本原理之六
在准备战争时必须时时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从可能的盟国处得到的援助应先打个折扣达到最少；相反，可能的敌人的力量却应估计达到其最大值。
这又是一条能牢牢地站住脚的基本原理。我无保留地同意这一原理。我不仅想到可能的敌人的力量，还想到他们狡猾的本性。正因为这些理由，我才害怕敌人的空中行动。我设身于可能的敌人的地位，我就有如下想法：
这里我站在欧洲美丽的花园之前。我应通过它的高耸的山脉壁垒来攻击它吗？那里每块为它的子孙的英雄鲜血所激发的山石都成为一个堡垒，要对付它们，即使我用最好的钢来做成装甲保护自己，也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应该通过海洋去攻击它吗？每一个波浪都隐藏着一个罗网，在每个海岸、岛屿、岩石的后面都隐藏着危险，由于它的人民的勇敢决心使这种危险更增大了许多倍。只有一个战场对我有利，不是我会在那里遇到懦弱的心，而是因为那广阔的天地便于达到目标，而我又足够强大能阻止对我的领土实施报复。因此，我必须在这个战场上对这个可爱的花园里所有重要的中心发动一次十分猛烈的攻击。在那里他们是无力阻止我的。
正因为我首先害怕某个敌人可能意识到我处在敌人地位时将要做的事，所以我才呼吁：“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这里我再一次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再像他提出他那“平均化”理论时那样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正像那些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的读者已经有机会体会到的那样，反对我的学说的巴斯蒂科将军的基本原理对我并无影响。他投向我的一些次要论点也是同样没有影响。当然他发现我们的教范会合乎逻辑地指定独立空军去执行对敌国心脏进攻的任务，但他也发现，既然魔鬼看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可怕，那么对敌人或对我国的心脏实施进攻至多只会使心跳加速而已。
他说我打算根据“决定性的战场是空中战场”这一原则建立一个新的学说，但是他忘了，这种现象可能变成事实，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他不理解，军事学说从来不是根据原则而总是根据事实来的。
他说如果把我的学说付诸实现，则我们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本质都不符合原有的军事学说。他忘了衡量一种学说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与原有的学说相类似，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要是因为害怕影响学说的相似性，而没有人敢于改变学说，军事学术就会像死水一潭，停滞不前。
他说在没有事先弄清能产生良好结果之前，没有人会试图把我的理论付诸实现；但是他忘了去证明，怎样才能不首先付诸实践就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他说，即便不考虑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可断言，直至现在斗争总是在相同编成的双方陆海军之间进行的。我相信是这样，我还相信未来的历史会表明未来的冲突将在编成相同的双方陆海空军之间进行。当前我国正生活在革新时期，明天就会见分晓。
他说，他必须合乎逻辑地认为：
……根据我的判断，只要两个星期就能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发生混乱，迫使他们呼吁停战。
但是他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任何东西能使人想到我会有这样轻率的言论。我仅仅说，一个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如此巨大的精神折磨，以致不待陆战取得决定性战果就会被迫呼吁停战。他又继续说：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进行两个星期，而是两个月，陆军的编制并没有发生变化，陆军将不再守卫在边界上，至少能试图越过边界前进，因为守卫大门最好是站在门前而不是站在门后守卫。
我也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设想现今的陆上战争可在两个月之内定胜负。但也必须承认，要是敌人在烧你的房顶，拆你的墙，向屋里的家人施放毒气，那么你站在屋门前还是屋门后比就无所谓好坏了。
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先验地建议到处进攻者必定有可能到处打败仗是违反所有战争基本原则的。”他说他的老师们教导他，尽管打仗时目的应一致，但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进攻(当时还没有空军)总不是一个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如果仅仅说：“到处进攻不算错误”而没有证明这一论断，那他们就错了。他们这样做就坏了，因为进攻本身不是目的。人们在战争中不是单纯为了进攻而进攻。要是那样做的话，就有陷入巴斯蒂科将军自己批评过的德格朗梅松理论的危险。一支军队进攻或防御总是为了取得胜利，自然要选择一种最适合于当时特殊情况的方式。在普法战争 [ 译者注：普法战争(1870-1871)法兰西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借口西班牙王位问题发生的一次战争。1870年3月法先向普宣战，结果法国战败，法帝拿破仑三世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灭亡，法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 中，法军在开头的进攻使法国到达灭亡的边缘，进行一场结局如此悲惨的进攻是荒唐的。一支军队当它能进攻时应进攻，当不能进攻时就采取防御。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选择进攻，因为进攻更为有利。但是如果其它条件一样，进攻一方必须较强大，以便通过陆上和海上同时进攻来赢得胜利。非常可能的是，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教他，如果一方在陆上和海上都较强大，那么最好采取两个战场同时进攻。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
在世界大战之初，德国在陆上取攻势，在海上取守势。如果他们到处取攻势，定会犯严重的错误。
教给巴斯蒂科将军如果一方确实相信自己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都较敌人强，则应在两处战场上都取攻势，这并不错。这种教导并不违背基本的军事原则。但如果教他的是战争准备应打算到处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肯定错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须到处都比敌人强，这并不总是行得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