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空军尚未产生之时，我们就常讲目的一致，这意味着在使用陆上和海上部队时都为了取胜这唯一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似乎在陆上比海上更易受打击，那么按照目的一致的原则，就要求陆上部队应比海上部队更加强。它要求一个国家集中兵力于陆上，那怕这意味着迫使海军采取守势也罢。反之亦然。英国总是集中兵力于海上，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犯十分惊人的错误。不幸的是目的一致在过去就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长生鸟，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它。
有了空中力量之后，各个军种终于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因为空军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上空活动。目的一致这一含糊不清的准则就被行动一致所代替。三大军种(特别在我国，其必要的组织已经完成)必须行动一致地奔向一个目的——取得胜利。想要到处取得胜利倒是很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一支军队必须处处都比人强。要想只在一种战场上取胜是比较可行的，既然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取胜就够了，那末就在那个战场上准备取胜也就够了。人力能达到的只是试图使自己这一方获得取胜的更大的可能性；唯一的方法是集中自己的力量于决定性战场，而不计较哪个战场是决定性的。因此，提议(先验地)到处进攻是违反最基本的军事原则的。
的确，空中战场是否是决定性战场这无关紧要。像巴斯蒂科将军说的：“新的学说断言，但没有证明战争可在空中取胜，而陆上及海上应满足于抗击”也无关紧要。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宣称：“但新学说究竟有多少追随者呢？”，以此来对我作“致命的一击”。
的确，只有少数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我的同僚还相信真理总在多数一边呢？他最好当心一点，因为这是民主思想与现实不一致。多数是有习惯势力的。要改变多数的意见是很费劲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发生变革。新学说的追随者少吗？不必担心。他们会多起来，会成倍增加的，将来会成排山倒海之势的。
巴斯蒂科将军把他的思想归纳如下：
……我们被迫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
他又加上评论：“这是可怕的，但却是简单的”。事实上，这不能再简单了！还有比零更简单的东西吗？面对很快就要我们接受的现实，按他的意思是，我们还可以听其自然，安静地等待新的经验过迟地来告诉我们本应做些什么。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教我们了。那肯定是一种对任何人邢不难证明的事实。
我们真的应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吗？这种想法真是可怕。是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特别是我们碰巧成为新经验的牺牲品的时候。听命于不可知？什么样的不可知？难道我们没有眼可看，没有脑可想吗？我们没有可供使用的飞机和致命的化学品吗？我们不能具体地估计它们的作战能力吗？我们不能事先通过实验了解它们能产生的效果吗？难道不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揭示这一未知(我们对这一未知比对庞奇和朱迪 [ 译者注：庞奇(Punch)和朱迪(Judy)是英国人所共知的讽刺木偶剧中两个角色。庞奇是一个鹰爪鼻的驼背矮子，朱迪是他的妻子，两人常常打架。 ] 更熟悉)吗？我们能像驼鸟那样老是把头埋在沙里吗？我们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伞是否结实，是否能耐受风吹雨打之前，能耐心地等待暴风雨来临吗？
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就像是古代的佛教僧侣那样垂目而坐，但现在这个时代那怕佛教僧侣也不能沉溺于冥思苦想，浪费光阴了。我嫌恶这种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无所作为的态度。进取精神必须是灵魂里、心里和头脑里固有的，不是单靠言词就能获得的。我们需要进取精神，以便应付未来出现的事件。我们不应站在一边等待，空想在发生事件之后能够忍受和幸存下来。
虽然我的反对者们被迫勉强承认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决定性的，他们的结论却是：
……但既然还没有证明它将是决定性的，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现在这种推理是从根本上错了。既然承认有可能(尽管还不是肯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把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在陆上，决定胜负很容易推迟，因为阻滞敌人以赢得时间并不难。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被阻滞时，我们建立起庞大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后来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在海上，小股的力量就可阻止住世界上最强的舰队。现在已没有谁会相信陆上作战会由战争开始时现有的军队迅速决定其胜负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准备动员其工业，以便在战时立即可将国家资源转变为军火生产。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当宣战时，各种手段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必须的费用都应付出。
这样说是对的，但还不够。把国家资源变为武器及其它战时装备是需要时间的，在有空袭的情况下，做起来也不容易。它需要平静的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安全，因此无论如何不要在空中被敌人击败。在陆上，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可以用推迟决战的办法来赢得时间，但在空中这样做就不行，因为空中没有地方可供停留。双方空军很可能在宣战之前就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在关键的动员时期采取猛烈行动的好处。有最良好的准备和最快速的行动的空军将会决定空中战斗的胜负。较强的空军决不会给另一方以取得增援的时间，较弱的空军也不可能迫使强方等待。
我的反对者们承认这种空中行动是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结果的。那就是说，战争能够或不能在空中决定胜负。前一种情况，集中力量于空中将是符合现实的，第二种情况就不是，但它总不会不利于战争的结局。不把力量集中在空中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现实的，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强烈地影响结局，尤其我们如果考虑到我国的地形特点。
巴斯蒂科将军和其它人提出的“平均化”办法将会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危险境地，如果他们承认的那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话，我的办法(且称之为极端办法吧)，即便是空中战场不能证实是决定性战场时，也不会带来危险。由于他们承认有那种可能性，那末，听命于未知，就可能意味到处充满危险。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在本书的第一部中我断言，如果夺得制空权者成功地使用空中进攻破坏了对方的士气，那么制空权就将导致决定胜负。如果空中进攻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则战争胜负将由陆上和海上决定。但即使在制空权不能证明是决定性的情况下，它仍然对决定战争胜负有重要帮助。有制空权的一方将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其陆上和水上的部队将不受严重的空中进攻，而另外一方，失去制空权的一方，将面临敌之空中进攻，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空中进攻将会扰乱国家的活动，并妨碍地面和水上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便是战争并不由空中决定胜负，集中力量于空中也是有利的。
我必须把我最初在1921年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我国可能的敌人之一，取得了制空权，将其航空兵部队派往我国，破坏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末部署在阿尔卑斯山的强大的意大利陆军及获得周围海域制海权的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他们将一事无成。1921年时一事无成，现在也一样，日子一天天地证明航空化学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会英勇善战，但同时他们会意识到，他们身后的国家正蒙受苦难，他们的基地和交通线都不能确保安全。最后他们也可能赢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重大的伤亡。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去保持制空权，使我们的国家、陆军和海军处境更好一些呢？首先应面对最迫切的危险，其它的可在适当时候再处理。
言归正传吧！居民们能够也必须忍受战争的恐怖，但各种耐力都有限度，那怕是人类的耐力。没有一种居民坚强到能长久地承受空中进攻。英雄的人民只要还存在空中进攻将有尽头的希望，就可以忍受最可怕的进攻，但当空中战争失败后，就没有希望结束战争，除非在地面和海上的作战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那样就需要很长时间。当人民今天和昨天一样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挨炸，苦难看不到尽头时，最终就一定会要求和平。这可能要两个星期、两个月或六个月，视空中进攻的强度和人民意志的坚定程度而定。当人民知道他们的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攻入别国时，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而已。要真正松一口气除非是他们知道陆军已经向敌国首都跑步前进才行。
我们是否应该等候一种能对付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新经验呢？我们能做傻瓜似的等贼出才关门吗？这种情况下经验还有什么用？上次战争中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在没有及时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上犯了错误。这个前车之鉴应能使我们在把新的空中武器的重要性估计很小之前，能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我们这些指出这一新现实的少数人被认为是头脑发热、空想家、极端分子、离经叛道者，正好与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力图使人们了解潜艇重要性的少数人遭遇一样。
当过去的经验已清清楚楚地说明这种过去的经验并无用处，历史是同样错误的反复出现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新经验呢？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物力论” [ 译者注：流行在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力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宇宙。 ] 。我承认，人是真正具有动力的，人们不会等待，人们会行动，会立即行动。
消极地面对紧迫的和危险的现实是最坏不过的错误。相反，我们应试图去问它。它会回答的；因为明天并不是完全不清楚的——除非是那些没有看到或拒绝去探索其形成原因的人。
有一些陈旧的概念，不顾世界大战的万分痛苦的经验已经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至今还有人在相信它们。例如，巴斯蒂科将军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承认空军已经改变了战争，使得斗争的目标不再是武装力量，而是敌国的抵抗意志等等……
这段话表明他相信，至少到现在为止，战争的目标仍然是敌人的武装力量。这种概念不是巴斯蒂科将军所独有的。相反地，很多战争的专家们都有份，我甚至应说他们中大多数有份。
现在这种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空军作为一个军种，一种工具，那就不会改变什么。敌人的武装力量仍然是目标，唯一的变化只能是到达目标的方法不同。但事实却是战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是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标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总是赢得胜利，亦即强迫敌人听从我们的意志。正像古代罗马人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人类的意志会超越物质之上的。一个国家只要它的精神足够坚强，能支持它的反击的意志，它就可以顶住敌人强加的压力。但是面临无法忍受的情况，精神抵抗力会瓦解，结果将迫使一国去接受危害较小的结局。因此重要的是把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加诸于敌人身上，这就是战争的目标，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在陆上作战时，实质上是直接把武装力量用来保卫一国的领土，试图击败敌人，以便进而入侵敌之领土。胜利的陆上武装力量，也就是成功地剥夺掉敌之抵抗力的一方，就可入侵敌之领土，占领其重要中心，掠夺其财富，把法律强加给他们，蹂躏、焚烧、杀戮和奴役其居民。换句话说，它成功地把那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强加于敌，瓦解了敌国人民的意志，迫使其接受胜利者所提出的任何和平条款。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不是因为敌方军队已经瓦解，而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后果。皮洛士的胜利就是这种证明。
但是这种事件在不同情况下还有某些区别。当战争是某些人的私事，例如说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以及别的当权者之间发生的，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祸，政府首脑召集他们的军队，玩弄战争游戏。通常赢得一个战役就足够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战胜者击败敌军之后，他就可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无力进行进一步抵抗。当决定性战役失败后，政府首脑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谋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被表面理解的战争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带来了混淆。换句话说，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就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认为他们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公民们则担任了一个付费的观众的角色，对战争作壁上观。更有甚者，他们合法地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宣称他们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不是他们的事。战争现象独立于他们作为国民的生活之外。只是公民之中的特殊阶层和组织(他们与其他公民不同，并分离出来)被委以准备和进行战争之责。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职责，就委托某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坐到后面等候战争结局。归根到底，这不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吗？给司令官以全部权限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不就是摧毁敌方的武装力量吗？平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干预这种事务呢？面对这样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别的又怎么谈得上呢？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谬误即便在拿破仑时代也是很明显的，对它进行热诚的但又常常是表面的研究会使人走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以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方军队的溃败，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就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他的规模宏大的军队和他的天才所取得的胜利，俄国用它的天气及广漠的领土对付它，对于他那英勇的将军们，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的抵抗对付了他；而这位皇帝既不能使俄国也不能使西班牙屈从于他的意志。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战场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是赢得了战争。拿破仑最后失败是因为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什么东西支持它。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并未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就失败了。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斗并要取胜的意志现在已是人民本身所固有的了。武装力量不是别的，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后面，已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和所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的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他们都为战争效劳，战争现在是每个人的事情了。政府本身感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领袖们也认识到是人民的高昂的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在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在至今还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的，但战斗却不是按照拿破仑时代的经典方式发展。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耗费，并直接影响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出于抗战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都投入这些战线，一次投入一点，慢慢地耗尽。有时整个军队都混乱不堪，并大批伤亡，但在他们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制止这些和改组它们。
很清楚，为了取胜，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的抵抗。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蚕食”战略。双方都焦急地计算剩下来能够手执武器的人数，十分关心工业生产，把海上战线的态势看得十分重要。我们离开拿破仑时代多远呢？仅仅一个世纪！通常只在战争双方都达到他们的忍受的极限，对胜利已经绝望之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战争看得更清楚。斗争双方的堂堂海军避免决战，保持各自的潜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企图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方武装力量的行动。但人所共知，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上次大战的胜负。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毫无疑问，如果他们不能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战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绩部分归海军，部分归协约国造船厂日益增长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首先补偿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则尽管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照样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国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科、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所主张的战争目标的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全是根据上次战争经验，不是根据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目的。战争目的始终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采取行动以对付敌国抵抗力。陆上和海上部队只能间接地对付敌国抵抗力，而空军可以直接地对付它，因而也就更有效。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管博拉蒂将军是怎样想的，恩德雷斯先生却正确地说出，“在未来，战争主要是对城市的非武装居民和巨大的工业中心进行的。”他是对的，因为合乎逻辑地注定要那样做。说它合乎逻辑是因为如果有任何可能在发现敌人的地方给予直接打击，任何一个进行战争的人都会抓住这种机会，因为他企图要达到使敌人屈服的目的，而且知道在敌人抵抗没有瓦解之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它是注定的是因为空军有这种特点，虽然能到达敌国领土的任何地点，却没有采取任何守势的能力。
如果较强的空军处于发动战斗的地位，而较弱的空军又希望采取防御的方法来击败较强的一方，则空中行动在转向敌国之前，先要对付敌空军，换句话说，一支空军首先要击败另一支空军。只有获得这一胜利后，胜方的空军才能攻击敌国的领土。
但既然两支敌对空军中较强的一支在对方不愿意交战的情况下，很难强迫较弱的一方进行战斗(这一点已经说明过，并被普遍承认)，又因为较弱的一方没有兴趣自杀，他最感兴趣的是保存实力，故空战不大可能发生。
由于难以避免的必要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喜好如何，空中斗争中较强的一方必然对敌人领土采取行动，这时它享有充分的主动性，而较弱的一方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较强的一方冲突而受到限制。由于需要，这两种平行行动的特点都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因为这两支空军部队的近期目标必须是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受最大可能的破坏。为使敌人屈服，必须将其置于不能忍受的处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攻击敌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大工业中心。可以十分肯定，只要有这一种直接攻击的办法存在，那就会使用。
的确，博拉蒂将军用不着害怕像恩德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敌人的公墓上签订和约”。公墓毫无疑义会越来越大，但总不会像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前那么大。
我们是否宁可认为这种灾难可能只是一种不测事件？如此可怕的战争样式的想法是否使我们感到震惊？好吧，就算这样吧，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可能的敌人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他们也不会和恩德雷斯先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这种不测事件真的出现，我们看到敌人攻击我们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工业中心时，我们能向敌人说：“住手，你们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取消比赛”吗？我所预言的灾难也可能仅仅是一桩不测事件，但肯定是最坏的不测事件，是我们应该准备面对的事件。
它会演变成现实吗？如果不会，那是再好没有了。那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比赛规则强加给敌人。难道我们不喜欢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要是我们处在地面和海上抗击的地位，我们总是有时间去改进作战准备，一支强大的空军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已把我的思想简化成下述的话：“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但是如果“抗击”一词用于地面军队时没有疑问的话，用于海上部队时就必须加以说明。我是这样说明的：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限于不经我们同意，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的这个关于海军任务的想法没有被人接受。然而尽管我还不够一个海军专家，我觉得我只要根据普通常识是能够捍卫我的思想的，尤其它是就一般情况来探讨。
从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专家们已一致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如有可能，要阻碍或者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很清楚，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十分重要，有些情况下还是决定性的。至于意大利，我们的海上交通线是头等重要的，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缺乏原料。如果不让我们进口，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达到这一目的都是很理想的，尤其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实际上，许多海军大国借口人道主义天真地用众所周知的海军协议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光有一个理想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和环境。谁如不是处于这样的环境，谁如没有必要的手段，只有放弃理想目标，试图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有限。当我们想到一次可能的海上战争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和另一个地中海强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者两个国家联盟(其中有一些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在这个闭海里)之间的战争。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场战争，其中意大利是唯一的地中海强国。因此，在这样一场意外事变中，我们应考虑的强国是两个最大的，一个是本来就在地中海的，另一个是狡猾地窜进来的。让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可能性，我们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我们海军规定什么样的实际可行的目标呢？
把敌人阻止在地中海之外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地中海的商业交通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在地中海外的商业交通和阻止敌人的交通吗？显然，这不对。借助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即使我们只用有限的兵力也可以执行头两个在地中海的任务；但要在地中海外，我们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大洋中没有合适的海军基地，已经由于缺乏基地而变得很不利的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能通过地中海的门户出去，即使这个大门并不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大洋交通是被迫保持固定航线的，它将遭受敌人的攻击，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没有大洋交通的情况下作战。我想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
显然，“不准敌人在地中海航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来说，并不解决定胜负”。正像菲奥拉万佐上校所说的，不准在地中海航行最多只能阻滞和扰乱我们可能的敌人，那样决不能打败敌人，因为敌人很容易另建交通线。但我们会得到可以较自由地在地中海航行的好处，这会是一种积极的结果，虽然效果是有限的。但它也可能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地中海还有别的强国，我们希望他们不全是我们的敌国，尤其在局部战争情况下；他们可能帮助我们补充给养。如果我们能不依靠大洋路线得到必需的给养，那对我们来说，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企图保护我们大洋交通线，同时又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就必须减少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将面临很容易在地中海被人打败的可能，结果使得我们在地中海航行的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现在，如果大洋交通受粗，我们就只有从其它地中海强国接受供应的唯一希望，而地中海交通受阻就把这唯一的希望也断送掉，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孤立，这就十分可能会决定我们的胜负。
在局限于我们与另一个地中海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提出的最低目的是一种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不致被剥夺赖以生存的供应的纲领。我曾一般地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不把它区分为两种固有的可能：我们和本来就在地中海的一个强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和一个狡猾地窜入地中海的强国之间的冲突。但如果读者自己考虑这两种情况，他就会更好地体会我建议的这一最低目的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可能——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一些国家和我们一样，是地中海强国。这些国家中有一个或几个站在我们这一边或反对我们，或部分地支持我们和部分地反对我们。不管哪种情况，反正我们不是孤立的。总有一支或几支海军在我们这一边。因为除了巴尔干小国之外，所有别的强国全都有地中海以外的出口，我们掌握了地中海海域之后，就有可能让我们盟国的海军全部用于大洋中。要是敌国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地中海航行，这个海在冲突过程中成为一个和平的内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将潜艇及其它小股海军部队派出地中海外，从大洋友好口岸出发进行活动。在地中海有敌人时控制地中海，在地中海没有敌人时，提供相当数量的海军部队进行大洋作战，这就是意大利能给盟国的恰如其分的贡献。 [ 英译者注：看来意大利在现在这次战争中就完全是这么做的，它的一部分潜艇从德国或德占基地出发，对在大西洋或可能在别处航行的盟国航运队作战。 ]
这就是我的推理，我认为它是很简单的。作为比较，我想如果我们按照到处(特别在各国海军中)流行的标准化方式办事，我们将按照大洋强国的模式去组成我国的海军，那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闭锁在地中海内的国家，我们的地位是特殊的，结果是不管最高目的还是最低目的都达不到。
我们在作诗时称地中海为“专属的海”，如果我们愿意现实一些的话，让我们真的使它成为专属的海吧！至于哪些想把大洋归属于我们的抱负，那就算了吧。那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至少按目前情况来说是如此。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不经我们同意就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们就真的把地中海专属于我了。甚至这种想法在潜艇未出现之前也曾经被看成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不再是梦想了。那怕我们只有有限的财力，我们可以利用我国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岛屿和殖民地，我们海上作战的新式舰艇的性能，以及我们无畏的海军士兵的技术和勇敢的优势来实现这一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一支小型舰队不需要像现代大型海军舰队所需的那种巨大而复杂的海军基地，它们较易躲藏。在进攻可能来自空中这样的时代(我国全部大型海军基地都暴露给空中之敌)，巨大而显著的目标是无法躲开敌人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像整个武装力量一样，以其潜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只要我们的海军是按别国海军的模式作为标准来建设的，它就只能从数量上考虑。按照我的想法建立的海军就不同，它要能控制地中海，而不管数量如何，这是大为不同的。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阻止敌人进入地中海仅仅是对我们可能敌人的一种障碍而已。那是对的，不过地中海与三个大陆邻接，占有地中海必有很大价值，我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在这里打过多少仗，一个大国虽然离地中海很远，却长期在它的门户处保持庞大的海军部队。因此能够统治地中海必定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砝码。我不想讨论这一点，因为这已不属我的专业范围，但我认为如果意大利能指着地中海说：“不准进入这里！”，这就会大大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中倡议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较密切的协约，这是类似我的想法。作者试图说明这种欧洲的紧密协约的政治价值，他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由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而由法国到大洋活动。作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英国重新建立绕好望角去远东的海上航线也不行，因为这条新航线决不是安全的。这种考虑(也是根据法国作者的想法)将使英国牢固地靠拢法意协约，从而形成以西班牙和比利时为墙脚的欧洲联邦，为了使旧世界与新世界平衡，人们已开始感到有这种必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在说了禁止其它国家进入地中海并不是决定性的目的之后，又断言基本目的应是“保卫我们的交通线”，这要“通过控制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来达到。他说：“别国不能在地中海航行应是它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实在不明白控制地中海的入口怎么能可靠地保卫我们的交诵线，因为人所共知。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船必须首先到达这些入口处。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可靠地保卫只有控制入口处以外的大洋水域才能做到。我也不明白控制了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怎么会带来使别的国家不能进行交通运输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国家都有通往大洋的出口。
菲奥拉万佐上校说过这一论断之后，又假定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敌人驱赶到大洋中去，故而我们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他说：
海军感到欣慰，但是因为它很小(“小如尘埃” [ 原作者注：这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对意大利海军所用的词。 ] )，现在他就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保卫我们在大洋的交通线，或至少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域的交通线，并阻扰敌人在大洋的交通线。
我们不能占领直布罗陀……所以我们必须从地中海基地出发在大洋作战。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这是较征服敌在大陆上的港口更易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岛屿上具有某种优势，但是我们的“尘埃”不能很好地统治大洋，它只有很小的自主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大型的快速巡洋舰和大型潜艇，再辅之以舰载飞机。但是我们不能临时凑齐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在地中海里来回巡航，甚至我们的商船也将无货可运，因为敌人不准它们出入。
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结论是，他要说明下述主题：
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意大利的航空兵愈强，愈能成功地迫使别国的海军部队撤离地中海的外缘，我们的海军就必须更强大和更适合于大洋航行。因此，谈到意大利，“集中力量于空中”也需要“集中力量于海上”；要是有了这双重的集中，我们就能够保卫我们的海上交通线，能够使我们国内的工人工作不受干扰，能够打击敌人的抵抗中心，我们就为我国英雄的步兵 [ 英译者注：作者用了意大利文fante一词，指的是意大利步兵，相当于美国人用doughboy称美国步兵一样。 ] 进军敌国领土，实现其美梦，建立了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要是我们能做到这些，那当然是太妙了。但这仅是梦想，正做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梦想而应睁大眼睛看现实。迫使敌人海军部队退出地中海外缘的任务不属于航空兵，它属于海军，海军如能完成，则光荣应属于海军。如果它完成这一任务后，面临的是保卫我们大洋的交通线和阻扰敌人大洋交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会因为它们太小而失败，而是因为我国的特珠情况 [ 英译者注：主要是指地理、经济和财政条件。 ] ，靠自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我们把大部分国家预算都用来建造大型舰船，我们也不能改变我国这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冒不能制止别国在我们海域中航行的风险。
德国战败是因为它不满足于一个最小的造船计划，也因为它没有集中资源制造潜艇。它那适合于大洋航行的强大的舰队有远大的航程和便于停泊的基地，归根到底除了使敌舰队保持警戒外一无用处，最后遭到悲惨的失败。如果当初目标不要定这么高，不是试图控制整个海面，而是满足于阻止对方航行，多使用小股部队，少使用大股部队，它是会胜利的。这是昨天的经验。
菲奥拉万佐上校那样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在意大利的特殊地位，海军和空军如此互相依存，因此两者都必须非常强大。”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并不建立海军和空军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它只是指出两者某些当前的实际目标，它们听起来是几乎一致的。对于海军，目标是专属的海，即控制地中海；对于空军，目标是专属的天空，即控制自己的天空。真的，如果我们能建设一支能控制海洋的海军和一支能控制天空的空军，我们英雄的步兵就可以几乎无往而不克。但是我们不能实现这种双重理想，因为尽管我们不缺人，我们却缺乏兵器(我们不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保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大力帮助我们英雄的步兵遂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试图在未来战争中能告诉他们：
“坚守组成我们神圣边界的山脉的每一块岩石，叫喊如雷：‘不准在此入侵’。保持高昂的斗志吧，因为你们在空中的弟兄们将阻止敌人残杀你的同胞，保卫他们，使他们能工作，以供应你们食物和军火。他们也将蹂躏敌人的领土，而你们的海上的弟兄们则把敌人扫荡出地中海，并保护供应你们物资的运输。牢牢地站住吧，我们的步兵兄弟，即使敌人的人数超过你们，也要牢牢地站住，让他们在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由于你们的坚忍不拔，使祖国不受玷污。不管他们头角多硬，也会磨破的，等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消耗殆尽时，他们就会焦头烂额。然后起来进攻他们，你们的前进将会势如破竹，我们的旗帜在敌人领土上招展的喜悦将属于你们。”
但如果我们换成下面的语言，我们英雄的步兵就不会太高兴了：
“前进！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野前进吧！一尺一尺地将其占领，用你们的鲜血浸透大地。前进吧，不要去想敌人在你们家里纵火和放毒。前进吧，要是我们不能送上武器和弹药，请忍耐一下，因为敌人正在从空中破坏我们的工厂、仓库和交通线。前进吧，要是饥饿折磨你们，请忍耐一下。我们曾试图控制大洋遭到了失败，相反，敌人却甚至把我们关在地中海之外。前进吧！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前进吧，胜利吧！”
结论
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虽然它像所有的讨论一样，并没有使参加者的信念有所动摇，但却至少表明对“未来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巨大兴趣。这是目前到处都在谈沦的问题。到处都有一种错觉，有某种新事物正在酝酿之中。
现在，我相信(我希望在这里最终将发现我与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意见一致)，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有如此重要的关系，故需要一个组织去促进该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引用我在1928年2月写过的话：
至于谈到这样一种战争组织，可以看到我们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把各军种溶合在一个单一的指挥部之下了。不幸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同意这种溶合的好处，但军事思想家和著作家们似乎认为人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特殊利益之外的东西。
陆军的学员主要谈论陆军，海军学员主要谈论海军，空军学员则谈空军，当他们谈到总的战争时，每个人都强调他所属的那个军种有兴趣的部分。有陆军专家、海军专家和空军专家，但没有战争专家。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目的也是不可分割的。
我的意见是，这种情况使得难以得出一个可靠的战争学说的任何理智的结论来。因此我相信有必要(尤其在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中)培养一批总体战 [ 译者注：作者用general war一词作为总体战；但此词现代的含义是指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常译作全面战争。总体战一词，现常用total war，系指动员国家全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等力量进行的战争。“总体战”的概念是德意法西斯国家军事学说的基础。 ] 的专家，因为它们才是建立新的战争学说的人物，也只有他们才能找出战备的基本问题的答案来。
当然，新的战争学说应以诸军种合成使用为基础。在战时，领导这种合成使用的人应把各军种都看作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面临训练能掌握这三种工具的人的必要性，也就是能组织一个由胜任指挥全面战争的军官们组成的最高指挥部。
陆军包括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但由于这三个兵种一起使用于同一目的，就有必要在步兵、骑兵和炮兵之外物色军官，即能够使用全部三个兵种的人。因此军事学院(这是一个不准确的名称)的建立就是为了扩展三个兵种的军官的专业才能。
我的意见是，现在关于总的作战也应这样办，在使用三个军种时应把它们看作是为同一目的而结合的一个整体。当然现在不可能马上成立一所我可以称之为总体战争学院，因为我们缺乏教员和要讲授的军事概则。首先要有这些，我想，这可先成立一个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机构我称之为军事科学院，在这里从三军挑选出最有才能的，好学上进的和思想开放的军官一起研究这些艰难的新问题。在这所科学院里可交流思想，肯定它或否定它，通过筛选思想，经过犹疑、不确定和否定，就能产生最后的一致意见。根据这些一致意见形成新的学说，这种学说由于它有此来源，将易于被承认和接受。
此外，这个机构还可以达到使不同军种选拔出来的军官密切地和真诚地接触的目的，每一方都了解和认识到其它军种的真正价值，它反过来又带来了一个整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应当经常存在的热忱和紧密的和谐。
总之，这样一个机构正就是鼓励和组织许多纯出于个人爱好而研究这些新问题的人的场所。目前这一工作由于缺乏手段，缺乏指导，还很不协调，因而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么一个机构，人们能够在一所真正的军事学院里讲授新的军事学说，可为总参谋部训练军官，他们在平时是总参谋长的天然助手，在战时则是三军最高统帅的天然助手。
第四部 19XX年的战争
序
《19XX年的战争》一书在1930年3月杜黑将军逝世后几天，发表于《航空技术杂志》上。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在这篇著作中，他以下面的话作为序言：
我必须承认，《航空技术杂志》编辑给我的邀请令我十分愉快，我立刻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当我开始考虑我所要做的这一工作时，我认识到也许我在接受这一任务时是缺少思考的。
这个题目描述在不久的将来，大国之间假想的冲突。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当我考虑到这不是一个胡思乱想或异想天开的问题，尤感到如此。确切地说，我必须严格遵守逻辑和合乎情理，因为我是为一家著名的军事杂志撰写一篇严肃的著作，我必须利用想象未来发生的事件达到为现在提供某些教益的实际目的。要是我没有正式接受编辑的邀请，而更糟的是要是杂志上没有刊登新作预告，我会乐于放弃这项工作的。但现在无路可走，我只得勉为其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