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了几句。据他说，他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脸，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而且他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像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像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一个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赤裸着身子，却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来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忍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再没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由于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因此，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上来的。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镇上的人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那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莱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哪。”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下午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架子上那个跳舞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下午好’，他就给跳舞娃娃上了弦，放在了写字台上，开始看她跳舞。我又对他说了一遍‘下午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站在那张写字台的对面，而他也靠着写字台，正瞅着那只跳得起劲的娃娃呢。”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那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那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下午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儿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给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那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搭理我的。后来，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身体前倾向写字台，好奇地看着。之后，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搭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下午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人。我冲他一笑，而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像是闭着嘴讲话，简直像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也还吃我的，心想不过是个捎口信的，可真没料到今天结束的这出戏，那天下午就开场了。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哦，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马上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而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
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像个当兵的。他穿着高筒皮靴和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只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后好再上发条。意识到他是个军人，我猛然间想起他像一个人来。”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看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脑袋抬得高高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像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差点儿就要对他说他像一个人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是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唉，他到底像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饭厅里来吧。’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娃娃。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他像一个人来，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样子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腿哪。”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办公室里传来跳舞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4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烤。
昨天这个时候，托维亚斯、亚伯拉罕、希尔贝托和我出了学校，到树林子里去玩。我们带着一把弹弓和一顶大帽子准备逮鸟，还有一把崭新的剃头刀。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把丢在厨房角落里的破椅子，以前它接待过不少客人，而现在，每天深夜，都有个鬼魂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灶膛里熄灭的灰烬。
托维亚斯和希尔贝托朝着黑压压的树林深处走去。上午一直在下雨，鞋子在泥泞的草地上一个劲儿地打滑。他们两人中不知谁吹着口哨，重浊的口哨声在林荫道上回荡，仿佛有人在木桶里唱歌。亚伯拉罕和我跟在后面。他拿着弹弓和石块，随时准备打鸟，我拿着那把打开的剃头刀子。
忽然间，一缕阳光冲破密密层层的树叶，透进树林，像只欢蹦乱跳的小鸟，在草地上抖动着翅膀。“看见了吗？”亚伯拉罕说。我朝前面张望了一下，只见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头。“不是鸟，”我说，“是太阳冲进来了。”
他们走到河边，脱下衣服，在晚霞映红的水面上啪啪地一阵猛踩。河水似乎弄不湿他们的皮肤。亚伯拉罕说：“今天下午一只鸟也没有。”我说：“一下雨，鸟就瞧不见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亚伯拉罕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傻乎乎的，发出的声音就像从洗礼池里往外冒水。他脱光衣服说：“我带着刀子钻到水里去，回头给你带回一帽子鱼来。”
亚伯拉罕光着身子站在我面前，张开手跟我要刀子。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紧紧攥住那把明晃晃的锋利钢刀，心里想：不能把刀给他。我对他说：“不给你。昨天我才拿到，我得玩一个下午。”亚伯拉罕还是张着手，我对他说：
“连窗户也没有！”
亚伯拉罕听懂了，只有他明白我的话。他说：“好吧。”空气稠糊糊的，泛着一股酸味。他朝水里走去，说：“你脱衣服吧，我们在青石上等你。”说完就潜入水底，接着又钻出水面，浑身亮闪闪的像一条大银鱼，水一沾到他的身体马上就淌了下去。
我留在岸边，躺在温暖的泥地上，又把剃刀打开。我不再朝亚伯拉罕那边瞅了，而是抬起头望着另一边，望着树顶上方。黄昏发怒了，天空活像着了火的马厩，万马奔腾，气势雄伟。
“快点！”亚伯拉罕在对岸说。托维亚斯坐在青石边吹着口哨。我想：“今天不洗了，明天再说。”
回家的路上，亚伯拉罕躲到一片带刺的灌木丛后面。我正要跟上他，他说：“别过来，我忙着哪。”我只好待在外面，坐在路边的枯叶上。一只燕子凌空飞过，在蓝天上划出一条弧线。我说：
“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
亚伯拉罕没有立即回答我。他躲在灌木丛后面一声不吭，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又像在读什么东西。他屏息凝神，憋足了力气，过了好一会儿才舒了口气。他说：
“嚯！好几只燕子。”
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亚伯拉罕还是躲在树丛后面，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他屏息凝神，可是并非静止不动，像鸭子凫水似的，上头平静，底下可拼命扑腾。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只？啊啊，是啊。当然了，当然了。”
我没有搭腔。他开始在树丛后面活动起来。我坐在树叶上，只听见从他那边传来脚踩枯叶的沙沙声。之后，又没有响动了，似乎他离开了那里。最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问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正说着，只见湛蓝湛蓝的天空中，一只燕子斜着翅膀在兜圈子。我说：“飞高了。”
亚伯拉罕立刻说：
“哦，是啊，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
他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一边走一边系上裤扣。他抬起头朝上看了看，燕子还在兜圈子。他眼望着天空对我说：
“刚才你说燕子什么来着？”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回到镇上的时候，家家都亮起了灯。我跑进家门，在走廊上碰见了那两个瞎眼的胖女人，她们是圣赫罗尼莫家的孪生姐妹。据妈妈说，早在我出生之前，每逢礼拜二她们就到我们家来给外祖父唱小曲儿听。
整整一夜我都在想，今天放了学我们还到河边去玩。不过不跟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一块儿去。我想和亚伯拉罕单独去，我就爱看他像条银鱼似的在水里钻上钻下，肚皮闪着亮光。整整一夜我都在想，我们一起顺着暗幽幽的青绿色隧道往回走的时候，我可以蹭蹭他的大腿。每蹭一下，就觉得似乎有人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弄得我直发毛。
要是那个和外祖父在隔壁房间谈话的人能快点回来，那么四点钟以前我们大概也可以回到家了。那时，我一定和亚伯拉罕一块儿到河边去玩。
他留下来，住在我们家，就住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我看这样比较合适。像他这种性子的人，在镇上的小旅店是没法住下去的。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直到几年前刷房子的时候，广告还在门上贴着，那是他亲手用铅笔写的草体字）。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我们只好给那间屋置办了几把新椅子。
他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谈了好长时间。阿黛莱达以为他是位高级军官，这次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公事。于是她像过节一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们谈起布恩迪亚上校、他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和呆头呆脑的大儿子。谈了几句，我就发现来人对总军需官十分熟悉，而且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十分感激对方的知遇之恩。梅梅走过来，告诉我们桌子已经摆好了。我想阿黛莱达准是临时凑上了几个菜，好招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到那儿一看，这桌菜可不是拿来凑数的。桌子上光彩夺目，铺着新桌布，盛菜的碗碟是专供圣诞节和新年夜家宴使用的中国瓷器。
阿黛莱达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子的一端，身穿领子系扣的天鹅绒长衫。结婚之前，每逢她在城里娘家应酬客人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衣服。阿黛莱达那套待人接物的礼仪要比我们周到得多。结婚以后，她的社交经验也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习惯。那个只在特殊场合才拿出来的圆雕饰也摆在桌上。餐桌上的布置、家具和饭厅里的气氛都给人一种庄严、美观和整洁的感觉。走进饭厅时，像大夫那种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准是感到了自惭形秽，和周围的气氛不大协调。他摸了摸领扣，好像自己戴了领带似的。他脚步很重，磕磕绊绊，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慌乱。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走进饭厅这一刹那的情景。坐在阿黛莱达精心安排的餐桌旁，连我自己都感到衣着未免太随便了。
盘子里有牛肉和野味，虽说都是当时的家常菜，不过放在崭新的瓷盘里，又被刚擦过的枝形灯一照，那可真是五光十色，和平时大不相同了。阿黛莱达明知今天只有一位客人，还是摆出了八副刀叉，桌子正中央放着一瓶葡萄酒，这种礼遇未免有些过分了。这也难怪，从一开始，她就把來客和某位战功卓著的军人弄混了。在我家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虚幻的气氛。
幸亏阿黛莱达的两只手（说真格的，她那双手漂亮极了，洁白细嫩）确实引人注目，足以遮盖住她那种装模作样的打扮，不然的话，她的装束可真要令人忍俊不禁了。客人正在踌躇着检查衬衣领扣的时候，我抢先一步说：“这是我的妻子，我的第二任妻子，大夫。”一听“大夫”两字，我妻子的脸色登时就变了，一片乌云罩住了她的面庞。她坐着不动，伸了伸手。虽然还是面带笑容，可是我们走进饭厅时看到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气度已经一扫而光。
来客像军人似的把靴子一磕，手指张开举到太阳穴，然后朝她坐的地方走了过去。
“是的，夫人。”他说。无论对谁，他都不叫名字。
他握住阿黛莱达的手，笨拙地摇了摇。我这才发现他的举止相当粗鲁莽撞。
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周围是崭新的玻璃器皿和枝形灯。他那邋里邋遢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桌布上的一摊汤迹。
阿黛莱达给大家斟上酒。开头的兴致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光剩下闷气了。她似乎在说：“好吧，一切都照常进行吧。不过，完了事你得给我说说清楚。”斟完酒，她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梅梅准备给大家布菜。这时候，客人把身体往后一仰，两手扶住桌布，笑着说：
“嗯，小姐，请您给我煮点青草，端上来当碗汤吧。”
梅梅站着没动，差点儿笑出来，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扭过脸来看看阿黛莱达。阿黛莱达也笑了笑，分明感到十分茫然。她问：“什么草，大夫？”而他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回答说：
“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5
在某一时刻，午睡时间耗尽了。大自然止住脚步，造物在混沌世界的边缘踟蹰不前。就连小虫子也停止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活动。镇上的妇女们欠起身来，嘴边淌着口水，面颊上印着枕头上的绣花花纹。天气炎热，她们心情烦躁，憋得透不过气来，心里想：“唉，马孔多还是礼拜三！”然后，她们又蜷缩到角落里，去捻接梦境与现实，并将流言交织，就像在合力编织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单。
假如屋内的时间和屋外的时间走得同样快，我们现在已经在烈日的烤炙下尾随着棺材走在大街上了。可是，外面的时间要走得更快一些，恐怕已经是夜晚了吧——九月闷热的月夜。在各家的庭院里，妇女们坐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嘀嘀咕咕地交谈着。而我们这三个离经叛道的人却要头顶干燥的九月骄阳在大街上蹒跚着。谁也不会站出来阻拦殡葬仪式。我本来希望镇长能够横下一条心，不许给大夫下葬。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去上学，爸爸换上木屐，把盛冰镇柠檬水的罐子放在右手边，倒盆凉水冲洗冲洗脑袋。然而，情况变了。起初，我以为镇长决定的事是不可撤销的。可是，爸爸又一次以雄辩的口才说服镇长收回了成命。屋子外面，人声鼎沸，议论纷纷。人们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地说个不停。街道上很干净。风把牛蹄印吹光以后，只余下干净的尘土。镇上空荡荡的，各家大门紧闭。只听得屋内邪恶的心灵发出低沉的声响，好像开了锅一样。屋子里面，孩子僵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鞋子。他一会儿看看灯，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又看看鞋，最后目光落在上吊自杀的人身上。只见死者咬着舌头，在那双玻璃球似的狗眼里——一双没有胃口的死狗的眼睛里，贪婪的目光消失了。孩子看着、想着这个平躺在木匣里的悬梁自尽的人，脸上露出哀戚的神情。倏地一切都变了，只见一只手把凳子搬到理发店门前，放在带镜子的梳妆台前面，台子上有香粉和香水。手变大了，长满雀斑。这不是我儿子的手，是一只大手，一只很大的右手。这只手开始慢慢腾腾、一下一下地磨剃头刀，耳边只听见刀锋的哧哧声，脑袋在想：“今天马孔多是礼拜三，他们一定比往常来得早。”他们来了。各自在阴凉处和有过堂风的门洞里找个座儿坐下，斜睨着眼睛，一脸凶相，一个个架起二郎腿，双手抱住膝盖，咬着烟管，也在谈论这件事。他们东张张，西望望，最后目光落在对面紧闭的窗户上，那是雷薇卡太太寂静的住宅。雷薇卡太太忘记关电风扇了。她紧张、激动地在那几间装有纱窗的屋子里踱来踱去，随便翻腾着那些破烂玩意儿，那都是她在烦闷、乏味的寡居生活中积攒下来的东西。她摸摸这个，碰碰那个，似乎这样她才能感觉到在死者下葬前她还活在人间。她把几间屋子的门打开又关上，焦急地等待着祖传的钟表从午睡中醒来，敲击三下，好让她定下心来。与此同时，孩子脸上的哀戚消失了，变得愣愣怔怔的。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刚才有个女人踩了一下缝纫机，做完活儿后抬起满是鬈发的脑袋，用的时间就比这个多一倍。还没等孩子从愣怔转回哀戚，她就把缝纫机推到走廊的一角去了。就在这工夫，那几个人已经咬了两次烟管，眼瞅着剃刀在挡刀布上走了一个来回；下肢瘫痪的阿格达挣扎着想活动活动僵死的膝关节，雷薇卡太太又拧了一下门锁，心里琢磨着：“马孔多的礼拜三，正是埋葬魔鬼的好日子。”孩子的手动了一动，时间又朝前跨了一步。只有当某种东西活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时间在前进。在这以前，时间是不动的，好比汗水浸透的衬衣粘在皮肤上动弹不得，好比浑身冰冷、无法买通的死者咬着舌头一动也不动。对上吊自杀的人来说，时间是静止不动的，即便孩子的手在动，他也全然不知。虽然他不知道孩子的手还在动，可是对阿格达来说，时间却在前进，她大概又数了一遍念珠。雷薇卡太太躺在折叠椅上，眼睛盯住纹丝不动的钟表的指针，心里十分焦急。虽然她的时钟一秒钟也没走动，阿格达的时间却在流动，她又把念珠数了一遍，心里想：“要是我能走到安赫尔神父那里去，事情就好办了。”孩子的手垂下了，剃刀顺势滑过挡刀布，一个坐在门洞里纳凉的人说：“恐怕有三点半了吧，有没有？”手停住了，时钟又僵死了，不再朝下一分钟移动，剃刀也停在原处。阿格达单等着手再动一下，就要把腿一伸，膝盖就可以挪动了。她要一口气冲进圣器室，张开双臂，高声喊叫：“神父！神父！”可是，孩子没有动。安赫尔神父蜷缩在那里，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咂摸着梦境里的肉丸子那股黏糊糊的滋味。要是他能瞅见阿格达跑进来，一定会说：“这可真是奇迹。”然后，在蒙眬中翻个身，脸上淌着汗，嘴边流着口水，昏昏沉沉地咕哝着：“不管怎么说，阿格达，现在不是给炼狱里的游魂做弥撒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动，爸爸却走进了房间。于是，两处的时间统一起来了，破镜重圆似的，两半东西又牢牢地合在一处。雷薇卡太太的时钟苏醒过来。刚才面对着孩子慢吞吞的举动和雷薇卡太太焦急万分的神情，时钟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现在，时钟打个哈欠，睡眼惺忪地潜入异常沉静的时光的湖底，又带着时间——准确的、校正过的时间——的水滴湿漉漉地钻出来。时钟朝前奔走着，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的准确时间是两点四十七分。”在不知不觉中爸爸打破了时间的停滞，对我说：“孩子，你有点精神恍惚。”我说：“您看会出事吗？”他身上淌着汗，笑吟吟地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烧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棺材盖上了，可是我还记得死者的面孔，记得非常清楚。只要往墙上一看，就能瞧见那双睁大的眼睛，湿土一样灰不溜丢的松弛面颊，以及耷拉在嘴角的舌头。这幅幻象弄得我焦灼不安。也许是裤子太紧了吧，我总觉得有一边勒得慌。
外祖父在妈妈身旁坐下来。刚才从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他挪过来一把椅子，现在，他坐在妈妈旁边，一声不吭，下巴支在手杖上，那只跛腿朝前伸着。他在等着什么。妈妈和他一样也在等着什么。那几个瓜希拉人抽完烟，静悄悄地坐在床上，一个挨着一个，眼睛避开棺材。他们也在等着什么。
要是有人给我蒙上眼睛，拉着我的手，领我到镇上去转上二十圈，再把我送回这间屋子，我光凭鼻子就能把它辨认出来。这间屋子里的那股垃圾味儿，那股堆积如山的衣箱味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不过，我只看见了一只箱子。那箱子真够大的，我和亚伯拉罕两个人钻进去都还绰绰有余，还容得下托维亚斯。每间屋子有每间屋子的气味，我都闻得出来。
去年有一天，阿达叫我坐在她腿上。我眯上眼，从眼缝里瞄她。她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仿佛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只是一张脸。她看着我，晃来晃去，像绵羊一样哼哼着。我正要睡着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气味。
家里没有一种气味是我不熟悉的。有时候，家里人把我丢在走廊上，我合上眼睛，张开两臂朝前走。我心里想：“一闻见加樟脑精的朗姆酒香味，那就是到了外祖父的房间。”我闭着眼睛，伸直两臂继续朝前走。我想：“现在走过妈妈的房间了，有一股新纸牌味儿。接下来就该是沥青和卫生球味儿啦。”我继续朝前走，听见妈妈在屋里唱歌。这时候，果然闻到了新纸牌的气味，接下去，又闻到沥青和卫生球味儿。我又想：“接着还是卫生球味儿。顺着这股味儿朝左一拐，就该闻见衣服上的漂白粉味儿和没开窗户的屋子里的憋闷味儿了。到那儿我就停下来。”朝前走了三步，我就嗅到这股味儿了。我站住脚步，闭着眼睛，张着两臂，听见阿达说话的声音。她说：“孩子，你闭着眼走路哪！”
可是那天晚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闻到一种这几间房子里从来没有过的气味，像是有人摇晃一株茉莉发出的浓郁芬芳。我睁开眼，嗅了嗅周围浑浊浓重的空气。我说：“你闻到了吗？”阿达本来睁着眼瞧我，一听我说话，她把眼睛合上了，把脸扭向别处去。我又说：“闻到了吗？好像是在哪儿种的茉莉花。”她说：
“这是九年前贴墙根的那株茉莉花的香味儿。”
我坐在她腿上说：“可是现在没有茉莉花啊。”她说：“现在没有了。九年前，你出生的时候，靠院子墙根那里有一株茉莉。到晚上，天一热就闻得出这股香味儿。”我趴在她的肩头上。她说话的时候，我瞧着她的嘴。我说：“但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啊。”她说：“是啊。那年冬天特别长。我们不得不把花园清除了一遍。”
那股芳香还在空气中飘荡，温馨、浓郁，压过了夜间其他气味。我对阿达说：“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她沉吟了一下，然后朝月光下的白墙瞥了一眼说：
“大了你就懂得了，茉莉是一种会走路的花。”
我还是不懂。我感到身体猛地一颤，好像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说：“哦！”她说：“茉莉花和人一样，死了以后夜间就出来游荡。”
我一语不发地紧紧偎依在她肩下。我在想另外一件事，想厨房里的椅子。下雨天，外祖父用这把破椅子烤鞋。我知道厨房里有个鬼魂，每天夜里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灶膛里熄灭的灰烬。过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和那个坐在厨房里的死人一样吧。”阿达看了看我，瞪大眼睛说：“哪个死人？”我说：“就是每天夜里坐在外祖父烤鞋用的椅子上的那个死人。”她说：“厨房里压根儿就没有死人。那把椅子除了烤鞋之外派不上别的用场，所以一直放在灶火旁边。”
这是去年的事了。眼下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一具尸体，一合上眼，就看见他在我眼前黑洞洞的空间里晃动。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可是，她和外祖父交谈起来。她说：“您看会出事吗？”外祖父从手杖上抬起下巴，摇了摇头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烧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6
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乎乎、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污的裤子高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实际的裤腰低一大截子。你会感觉他的裤子随时要掉下去似的，因为没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来支撑它。他倒是没见瘦，但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自己一分钟以后会怎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打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打扫卧室的时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了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若无其事，或者说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诊所关门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而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当时的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独行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蛮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枯枝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缉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着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的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像把扫帚，可是她唱得比谁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赫诺维娃·加西亚就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蕾梅黛丝[1]·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诺维娃·加西亚又说：“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说话，而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听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梅梅·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人家里唱歌、拍巴掌。
另外有几个妇女在旁边抽烟。她们板着脸，老在提防着什么，兀鹫一样的脖子朝我们伸着。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通风的门洞里，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连脑袋一齐包了起来，等着咖啡煮沸。蓦地，一个男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合唱。一开头，这声音有些慌乱，跟我们合不上拍，后来，声音变得铿锵有力，在空中来回激荡，好像在教堂里唱诗一般。赫诺维娃·加西亚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抬起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年轻、整洁，领子浆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个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他正在注视着我。
听人说他十二月回来，我想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最适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马丁，马丁，马丁。”这个名字，我反复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母。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
从灵堂出来的时候，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只空碗，说：“从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运气。”在姑娘们的前簇后拥下，我朝门口走去。这时候又听见他低沉、轻柔却极具说服力的声音：“请数七颗星星，准能梦见我。”走过大门时，我看到帕洛盖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里，脸上涂了一层米磨的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细小的木棒撑开。他死在二月，气味还不算太大，房间里的热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紫罗兰的芳香。在笼罩着死者的肃穆的气氛中，又响起那个萦回在我耳际的声音：“记住！请数七颗星星。”
七月，他来到我们家。他喜欢斜倚在栏杆的花盆上。他说：“想想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您的眼睛。这是对恋爱胆怯的男人的秘密。”是啊，我的确不记得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马丁结成终身伴侣了。可现在都七月了，我还说不出他的眸子是什么颜色。记得六个月以前，一个二月的中午，万籁倶寂，只有两条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缠绕在一起。每逢礼拜二就到这儿来的讨饭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马丁穿着扣好纽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地说：“我能叫您每时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贴在了门后头，在眼睛上别上了别针。”听了这话，赫诺维娃·加西亚笑得要死，她说：“这套玩意儿都是跟那些瓜希拉人学来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经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和爸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跟爸爸讲那件事有多么多么重要，究竟是什么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现在，我结婚已经十一年了。从他出门那天——他从火车的车窗里对我说“再见”，要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过去九年了。这九年里，他杳无音信。爸爸帮助过马丁安排这次一去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绝口不提他回来的事。在婚后的三年当中，我一直觉得他不如我头两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具体，那样实在。先是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之后是三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我和赫诺维娃·加西亚从教堂回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旅店门口，两手插在四个纽扣的外套的侧兜里。他说：“现在您得想我一辈子了，相片上的别针掉下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紧张，听起来似乎确有其事。可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教人感到难以置信。赫诺维娃固执地说：“这都是瓜希拉人的破烂玩意儿。”三个月后，她就要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了，可当时的她板着面孔，显得一本正经的。马丁说：“一想到马孔多有人怀念我，我就放心了。”赫诺维娃·加西亚瞟着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