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账东西！这件四个纽扣的外套非得烂在他身上不可。”
[1]蕾梅黛丝昵称梅梅。
7
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儿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可大家还是挺讨厌他的。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对过去的回忆使得他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他试图做出改变，却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重露面时难免令人觉得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就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在脸盆里把抹布弄湿，往那双穿过多年、破烂不堪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正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像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之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郞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生理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或像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还得像初恋那样手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的饭碗里撒黄土，搅浑水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给她念咒。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往地上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了一个冷寂、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就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编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也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一言半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
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嘹亮的九月，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那个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亮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倒也像是句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制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然后就怀孕了，居然哄得全镇人都相信了这套鬼话。不过，要是大夫真和她结了婚，兴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十分决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像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都骂咱们，说咱们专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给弄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那份儿上了，你爸爸还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使院子里吵得像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话，一边做活儿，眼睛盯在绷子上，按照花样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最后一次从理发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您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躺下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对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的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指甲抠住墙壁撑住身体。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来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当初，她父母快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瓜希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现在还觉得她仿佛就在眼前哪）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都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像墙上的一张画。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就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拖着木屐走开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了，又像离开自己家一样，别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作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这件事。
“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咱们家，你爸爸就是那副德行，家里又没个规矩，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像个贵妇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像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哪。他们像两头猪一样住在一块儿，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异教徒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可他什么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他还和平时一样，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
‘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
8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像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只折叠箱，身上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待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待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在整顿饭期间，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几天前，梅梅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和我谈起过妈妈。她说我刚一落地，妈妈就穿着结婚的礼服被放进棺材。现在，我眼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仿佛看到躺在绿草如茵的坟茔中的母亲的骸骨，周围云烟氤氳、黄尘弥漫。我站在镜子外边，镜子里是我妈妈，她复活了，看着我，从冰凉的镜子里伸出两臂，好像要抚摸隐藏在我新娘头冠上的死神。背后，爸爸站在卧室中央，神情严肃又颇为惶惑地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可真像她。”
这天夜里，我收到唯一的一封情书，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这是马丁在一张电影场次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的。他说：“今晚不能及时赶回，详情明早面谈。烦请转告上校，所谈事已有眉目，故不能归。害怕吗？马。”我拿着这封带糨糊味的信走进卧室。几小时后继母把我摇醒，我觉得舌头还隐隐发苦。
说实在的，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一个凉爽潮湿的清晨，我再一次穿上新做的嫁衣，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我感到口干舌燥，就像走远路的时候想吃口面包，可口水就是不出来那样。从四点钟起，我的教父教母就等候在客厅里。我认识他们，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了样，成了陌生人。男人们穿着毛料衣服，女人们戴着帽子闲聊天，满屋子都是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教堂里空荡荡的。我像活牛走向祭坛那样穿过中间的通道。有几个妇女扭过头来看着我。在这混混沌沌、悄然无声的梦魇中，只有骨瘦如柴、神态威严的“小狗”才教人觉得是实有其人。他走下台阶，用干瘦的手点了四下，把我交给了马丁。马丁站在我身边，神情洒脱，满面春风，跟那天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时一样，只是头发剪短了，似乎是故意让我觉得他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比平时更加令人不可捉摸。
清晨回到家里，教父教母吃完早饭，寒暄了一阵之后，我丈夫上街去了，直到睡过午觉才回来。爸爸和继母假装没瞅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了一天，礼拜一没出什么大的风波。我脱下新嫁衣，包起来，放在衣橱的底层。我想起了妈妈，心里思忖着：这些破布起码还可以给我当寿衣穿。
下午两点，徒有其名的新郎回来了。他说已经吃过午饭了。看见他回来，头发剪得短短的，我觉得十二月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蔚蓝的了。马丁坐在我的身边，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我生平第一次对黑夜的降临感到恐惧。想必是看到我流露出这种心情，马丁突然活跃起来，他靠在我的肩头，说：“你想什么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用“你”来称呼我了。我抬头看了看，十二月的天空像个光彩夺目的大球，亮晶晶的和琉璃一样。我说：“我在想现在只差下点雨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走廊上谈话的那个晚上，天气比往常热。又过了几天，他从理发馆回来后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炎热、特别闷。然而他却显得少有的通情达理。在这个大烤炉里，蟋蟀干得难受，唧唧吱地叫个不停。迷迭香和晚香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香气弥漫开来。这一切教人感到还有些生机。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身上淌着黏糊糊的汗水，那简直不是汗水，而是什么生物腐烂时流出的黏液。他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的星斗：夏日晴空，月朗星疏。随后他保持着沉默，似乎在谛听如猛兽般活跃的深夜发出的脚步声。他坐在皮椅上，我坐在摇椅上，两人面面相觑，沉吟不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看到他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和他那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以往，在矛盾重重、变化多端（就和他这个人一样）的情况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但如今，我毫不怀疑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从一开始就极力地保护他。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魆魆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我看到了他那双冷酷、尖利的黄眼睛。借助深夜紧张跳动的脉搏，我终于看透了他那迷宫般的孤独的秘密。我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就问他：
“请您告诉我，大夫，您信仰上帝吗？”
他看了我一眼，头发垂到前额，心里好像有点憋闷，不过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激动或不安的神色。他还是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声音说：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
“您自己没有问过自己吗，大夫？”
他的神情既不像无动于衷，又不像忐忑不安，似乎对我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意思，对提这个问题的用意更加漠不关心。
“很难说。”他说。
“像这样的深夜，您不害怕吗？一个巨人正在森林里走动，凡他走过的地方，万物都止息不动，惊慌失措，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沉默不语。四下里只有蟋蟀的叫声，远处为纪念我前妻种下的茉莉花散发出温馨浓郁、甚至带些柔情的芬芳。深夜里，一个巨人正在孤孤单单地走动着。
“我相信我不会为这类事感到惊恐，上校。”看上去，他也像周围的东西，像生长在那个炎热角落里的迷迭香和晚香玉一样，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使我感到不安的不如说是像您这样的人，居然一口咬定说深夜有巨人在走动。”
“我们希望能使灵魂得救，大夫。区别就在这里。”
接着，我把问题又引申了一步。我说：“您没觉察到，那是因为您是个无神论者。”
他冷静地、镇定自若地说：
“请您相信，我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上校。我不过是不愿意去想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到上帝存在，我感到不安；想到上帝不存在，我也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他一定会这样回答。“这是个被上帝搅得不安的人。”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他这几句话讲得很自然、很清楚，也很准确，似乎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夜阑人静，我有点醉醺醺的，仿佛置身于一个悬挂着许多预言画的巨大的画廊中央。
栏杆后面是阿黛莱达和我女儿开辟的小花圃。每天早晨，她们都要悉心照管那株迷迭香，所以花儿长得很壮实。一到夜间，满屋子花香沁人心脾，我们都能睡得更踏实些。茉莉花的气味有些不正了，但我们还是留着它。这株茉莉和伊莎贝尔的年纪一般大。它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下过雨后，杂草忘了除，蟋蟀就藏在院子的草丛里。大夫坐在那儿，用一条普通的大手帕擦去前额上晶莹的汗珠。
沉吟片刻，他又说：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向我提这个问题，上校。”
“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说，“也许从七年前起我就想知道，像您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我也擦了擦汗，接着说：
“要么就是因为您生活得这么孤独，我有些担心。”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没有搭腔。从正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忧伤、孤寂，我想起了马孔多节日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我想起了像没头苍蝇般乱撞、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浑浑噩噩的泥塘里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憧憬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的“枯枝败叶”。我想起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后来的变迁。他使用廉价香水，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旧鞋，身后像影子似的跟着那些流言蜚语，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大夫，您没想过要成家立业吗？”
没等我提完问题，他就和平时一样兜着大圈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您非常喜欢您女儿，是不是，上校？”
我回答说那当然喽。他又接着说：
“那好。您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谁也不像您那样喜欢自己动手揳钉子。我看见过您自己往门上钉合页，但其实您手底下有的是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不过，您愿意自己干。背着工具箱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看哪儿需要修理，您把这个叫作享福。要是有人把您家门上的合页弄坏了，您准得感谢他一番。因为这么一来，反而给您带来了幸福。”
“这是一种习惯，”我说，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听说我母亲也是这样。”
他愣了一下，态度很平和，又很果断。
“好极了，”他说，“这可是个好习惯。此外，这还是我所知道的代价最小的幸福。因此，您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家，并且用这种办法把您的女儿教育成人。我想，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该是很幸福的。”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他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
“您呢，大夫，您就没想过有个女儿吗？”
“没有，上校。”他说。他笑了笑，旋即又板起脸来，“我的孩子不可能赶上您的孩子。”
毫无疑问，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他的这股认真劲儿、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害怕。我想：就因为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应该好好保护他。
“您听人说过‘小狗’吗？”我问他。
他说没听过。我说：“‘小狗’是教区神父。不光是教区神父，他还是所有人的朋友。您应该结识一下这个人。”
“啊，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有孩子，对不对？”
“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说，“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才有人给他编了些流言蜚语。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大夫。‘小狗’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天光会念经的神父，或是假圣人。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守职尽责的人。”
他在用心听我说话，一声不吭，两只冷冰冰的黄眼珠子紧盯着我的眼睛。他说：“这很好，是不是？”
“我相信‘小狗’一定会成为圣徒，”我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马孔多，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好人。一开头，大家都不相信他，因为他是这儿的人，上年岁的人都记得他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逮过鸟。大战期间，他还打过仗，当过上校，这可是个问题。您知道，人们尊敬神父，可并不尊敬兵油子。再说，他从不宣讲《福音书》，专门念《布里斯托年鉴》，开头我们也不习惯。”
他笑了。起初，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说：“他是个怪人，是不是？”
“‘小狗’就是这样。他惯用天时变化来引导这里的居民，他关心暴风雨就像关心上帝一样。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谈谈暴风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根据《福音书》，而是依据《布里斯托年鉴》上的天气预报。”
他面带微笑，愉快地、饶有兴趣地用心听我谈话，我也谈得津津有味。我说：“还有件事，您一定会感兴趣，大夫。您知道‘小狗’是什么时候来到马孔多的吗？”
他说不知道。
“恰好和您同一天，”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哪。假如您有哥哥的话，我敢说他一定和‘小狗’一模一样。当然，我指的是形体方面。”
他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思索这件事。看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精神集中的样子，我觉得是时候把心里话掏出来了。
“那么，大夫，”我说，“您去拜访一下‘小狗’吧，您会看到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
他说好吧，一定去拜访一下“小狗”。
9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像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转身，开始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像躺在吊床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我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但过了两天，她又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打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在我家里干了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但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人的处世原则。”
他说：“我无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膊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口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则变得恶狠狠的，充满挑衅的意味。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把实情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教我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得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可真是话中带刺啊。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像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真是有辱令爱了。”
“您说的这话毫无道理。”我说。
而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是有理由的。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理由的。”
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
10
外祖父回到妈妈身旁。妈妈呆呆地坐在那儿，衣服、帽子都在椅子上，可是人好像不在了。外祖父走过来，看见妈妈愣愣怔怔的，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杖说：“醒醒，孩子。”妈妈眨眨眼，摇摇头。“想什么呢？”外祖父问。她勉强地笑了笑说：“我在想‘小狗’啊。”
外祖父在她身边坐下去，把下巴支在手杖上，说：“真巧啊，我也在想他。”
他们谈得很投机。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谁。妈妈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拍打着胳臂。外祖父坐在妈妈旁边，下巴还是支在手杖上。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谈得很投机。我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找鲁克莱西娅的时候，也是谈得这么投机。
我对亚伯拉罕说：“我可等不了啦。”亚伯拉罕老是走在我前面，大约差三步的样子。他头也不回地说：“还不行，再过一会儿。”我说：“过一会儿该吹了。”亚伯拉罕还是没回头，我觉出他在偷偷地傻笑，流着哈喇子，像牛饮完水嘴唇上滴滴答答地流水一样。他说：“得等到五点左右才行。”他朝前跑了几步，又说：“现在去，非砸锅不可。”我执拗地说：“不管怎么着，我就是等不了啦。”他扭过头来看看我，又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说：“好吧，那就去吧。”
到鲁克莱西垭家得穿过五个院子，院子里长满了树，有好多水沟，还要翻过一道绿色的矮墙，那里有许多蜥蜴。从前，那个矮小子就在这儿用女人的声音唱歌。亚伯拉罕飞速地跑过去，像一块金属片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发光，背后有只狗在一个劲地汪汪叫。跑了一会儿，他站住了。我们来到窗前，小声叫道：“鲁克莱西娅。”声音座得很低，好像她睡着了似的。但其实，她没睡。她光着脚，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浆过的宽大的白袍子，衣襟一直垂到脚脖子。
听见有人喊，鲁克莱西娅抬起头，目光在屋子里一扫，最后落到我们身上。她的眼又大又圆，像石鸻鸟的眼睛。看见我们，她笑了，朝屋子中央走过来，张着嘴，露出了整齐的小牙齿。她的头圆圆的，头发剪得和男孩子一样。走到屋子中央，她收起笑容，猫下腰，看着屋门，两手伸到脚踝骨，慢慢地把长袍撩起来，故意慢吞吞的，撩拨人。我和亚伯拉罕趴在窗子上。鲁克莱西娅撩起长袍，把嘴一咧作了个怪相，呼呼地喘着粗气。她那像石鸻鸟一样的大眼睛闪烁着灼亮的光芒，凝视着我们。她用长袍遮住脸，满不在乎地站在卧室中央。我们看见了她白嫩的肚皮，再往下变成深蓝色。她的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使劲使得直打颤。忽然，她猛地把脸露了出来，用食指指着我们，发亮的眼睛几乎要跳出眼眶。她大声喊叫着，全家都听到了。房门一开，一个女人吵吵嚷嚷地走了出来：“你们干吗不跟你们自己妈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