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福克纳结婚的人中，非尔·斯通是最明确最坚决的一个。11 年前，他便认为福克纳想结婚的愿望是愚蠢的；因为结婚肯定会增加经济负担，分散精力，就可能有损他的事业，减少成功的机会。11 年过去了，菲尔认为变化不大，几无起色。埃斯特尔·富兰克林离婚后，两个孩子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虽有赡养费，可是埃斯特尔本人没有，而她购买衣饰一向大手大脚，这笔开支远非福克纳所能供给。
钱的问题姑且不谈，埃斯特尔和两个孩子还会占掉他理应用于专心写作的时间和精力。菲尔把放弃结婚视作献身事业的决心，反之则表示动摇，自我失败。
果然如此。结了婚，福克纳的生活不得不作重大调整：私事牵累大大增加，他非挣钱不可，还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两人虽已相识25 年以上，有时竟然相互间毫不了解。去帕斯卡古拉蜜月旅行期间，两人相处得很别扭，幸亏来了一位熟人，埃斯特尔才熬了过来。归家后，家人之间的问题，钱的问题依然存在。奥尔德姆和福克纳两家都迟迟勉强同意这起婚事；少数几个，包括福克纳的母亲，态度至死不变。不过，结婚并没有耽误福克纳的创作，也没有葬送他的事业。虽然不得不作一些调整适应。
福克纳和埃斯特尔出发去帕斯卡古拉时，各有各的往事回忆。帕斯卡古拉和海伦·贝尔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克纳竟然会带埃斯特尔去那地方度密月，真是不可思议。埃斯特尔对海滩和浪潮的兴趣不大，她喜欢更加合乎礼仪的环境；再说，在帕斯卡古拉唤起的福克纳的联想中，没有她的份，反倒有些可抱怨之处。整理行装时，福克纳收拾了几部稿子，几件衣服，多半是他爱穿的海滨休闲服装。埃斯特尔有自己的回忆和触发回忆的东西。她带的衣着又多又华贵，有进口绸缎长袍，一眼便勾起当年同前夫康奈尔·富兰克林在檀香山和上海共度的迷人时光的回忆，这些衣服代表她渴望的生活。太太长裙曳地，丈夫以绳束腰，这反差太显眼了；长裙和他们租住的摇摇欲坠的海滨小屋反差也太显眼。虽然第一次婚姻让她尝尽辛酸，但并未让她缺钱花，也不愁没有宴饮欢乐。出嫁前和嫁给富兰克林后的生活都同样促成她大手大脚地花钱，婚后的生活加深了她从小对宴饮和舞会的爱好。而宴饮、舞会同盛装、欢乐联系在一起。
福克纳有时和她有同好，他会举止潇洒，也会献殷勤。偶尔也喜欢和别人在一起，甚至和几个人同时相处。但是，他有时穿得又破又脏，常常不穿鞋、不刮脸就出门。偶尔一两次，远处看去，也许觉得这些习惯不过古怪，或者有几分异想天开而已。但是天天如此，又近在身旁，就叫人（尤其埃斯特尔）受不了。用福克纳的弟弟约翰的话来说：埃斯特尔“娇小俊俏”，最恨“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福克纳从前也穿过漂亮衣服，装出一副公子哥儿的气派，这一半是为了博取埃斯特尔的青睐。成年后可不再迁就了。
手头拮据、住半坍的小屋，福克纳不事修饰不讲卫生等等，这些不算，更使埃斯特尔苦恼的是寂寞冷落的感觉。有时候福克纳心情宽松而温和，上午带了马尔科姆去摸蟹钓鱼，下午同埃斯特尔在海滩上散步谈天，晚上和她一样兴致勃勃地修饰打扮，体面地饮酒进餐。这种时候，海滩上的住处虽不雅致，却显得十分可爱。
可惜他的情绪难以捉摸。他常常是沉默冷淡，心神不定，对什么都不闻不问，只想着正在写作的斯诺普斯和萨托里斯两家人的故事。7 月初，寄来了《喧哗与骚动》的校样，上面有本·沃森的改动。福克纳把它们一一改回原样后，变得更烦躁更孤独了。本·沃森的插手干预唤起他列康普生一家和他们的故事的特殊感情。有些人物他可以随便搬来搬去，到处使用；康普生一家则不能。凯蒂·昆丁和本吉在他面前时，这个虚构的王国成为他的第一生命，是属于他个人的东西。
埃斯特尔幸亏有妹妹多萝西来访，才熬过了《喧哗与骚动》这段时间的痛苦考验。几天后，福克纳搁下稿子，带了埃斯特尔去到新奥尔良，住在古朴雅致的蒙泰莱奥内旅馆。那里的生活较合埃斯特尔的口味，她宁愿要老城区的小街，而不喜欢帕斯卡古拉的海滩。再说，福克纳已小有名气，夫妇俩常常受到各式知名人士的款待。每天常常以时髦的早餐会开始，以供人炫示华服机会的晚宴、雅谈和音乐结束。
从新奥尔良回到海滨，埃斯特尔更受不了这一落千丈的变化。她和福克纳一样经常喝酒，和他一样常常喝过头，特别是在寂寞和失望涌向心头的时候。一天傍晚，她接连几小时猛喝不停，最后试图溺水自尽。她挑了一件最心爱的绸子长礼服穿上，走下海滩，涉水走进浪潮，想走向六七十码外的暗礁和海峡的交界处。福克纳拦不住她，大声呼救，邻居马丁·谢泼德闻声赶来，冲过浅水区，在离暗礁尽头不过几码的地方一把抱住她，她挣扎着往深水扑去，终于一个冲刺挣脱身子，幸好还是被谢泼德抓牢、镇住。
企图自杀虽然高度戏剧化，但似乎不是做戏而是认真的。还有事实佐证。埃斯特尔的第一次婚变虽然痛苦，却是意料中事。她在结婚的当天便动过逃跑的念头，不过害怕父亲的暴怒，又怕为时已晚，只好成亲。这场没有基础的婚姻使她成为福克纳第一次也是最沉痛的一次失恋的中心人物。福克纳久久未能从这次失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后来海伦·贝尔德让他重尝失恋的滋味，如今，他总算定下心来工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建立起一种允许别人进入，但必须按照他的条件方可进入的生活。他需要独立，做一头“骄傲的独行其是的怪兽”，“一个独来独往、无求于人、至少不让人知其需要”的人，特别戒备女人擅长的进攻和包围。埃斯特尔则相反，她从婚变中解脱以后，对于这场一拖再拖、时冷时热地渴求的婚姻寄以莫大希望。婚后发现福克纳不仅要她独自承担调整留给适应对方的责任，而且对于福克纳，妻子远不如当年的初恋情人重要。这一半是出于他找到的天职、发现的天地、建立的生活，一半是由于这些东西对他的特殊含义。他在凯蒂·康普生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他的多次爱情，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生活顾不及创造的少女”，“把他心中无法实现的人类历史的重担整个压在她那脆弱而不弓曲的肩上”。不论出以何种方式，他将毕生以此为业。《蚊群》中的帕特里夏说：
“没有一个女人会浪掷时间在一个满足于一段木头或别的什么东西的男人身上。”
福克纳发现并视为己有的这种双重性意味着，他决不会完全满足于生活在想象出来、照式创造出来的世界里，也意味着他决不会真正属于身边的现实世界或者现实世界中的生灵。在第一次婚后的几年里，埃斯特尔明白了自己没有福克纳不能生活；第二次婚姻的头几个月里，她似乎明白了自己永远不可能按她需要那样完全占有他。
这种教训无法预料、无从准备，抗拒的愿望再大，最终还是只好忍受。
埃斯特尔服用镇静剂安静下来，休息几天恢复后，蜜月旅行就此结束。
没过几天，他们便回牛津，在一幢大楼里租了一套公寓住下。福克纳接连几个星期不停写作，希望有人会采用他的短篇，希望几部长篇畅销。10 月初，《喧哗与骚动》出版，同时正逢他的一篇最优秀的短篇《献给埃米莉的玫瑰花》遭到《斯克里布纳》杂志退稿。虽然阿尔弗雷德·达希尔的退稿信上也有几句鼓励的话，这封信说明他不太理解这篇故事，根本不理解这部作品所预示的写作短篇小说的精湛技巧。福克纳缺钱用，又尝够了告贷的滋味，决定找份工作。
工作找到了，在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地方：密西西比大学的发电厂。虽然从晚上6 点钟连干12 小时，他还有足够时间创作。后来，他描述过在锅炉房里连续铲煤几小时，然后把手推车当桌子，伏在上面写作。其实他干的活是监工性质的。不管发电机的轰鸣声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有镇定作用，他显然觉得这份刻板的工作不无可取。他尽管还不能靠写作谋生，至少已能边写作边谋生。
一晚睡上几个小时，再加上随处稍稍打盹，便能保证必要的休息，白天还有些空闲，有时重读一遍头天晚上写的东西，有时散散步放松一下，培养所谓的“游手好闲的本事”。他关心长篇小说的销路和评论，关心对发表的短篇小说的反应，所以经常去邮政所。每天还必去探望母亲，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母亲——莫德小姐于1960 年去世为止，从无半句怨言。婚后不久，他便恢复每天省亲的习惯。
尽管埃斯特尔曲意奉迎，莫德小姐在媳妇面前总是冷淡而拘谨。她要她的头生儿子每天有一段时间只属她一人占有，如愿以偿。
10 月下旬，金融界的恐慌发出美国经济长时期急转直下的信号，福克纳却平静地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这次，他对自己的作为和目标一清二楚。像《圣殿》一样，他的新小说也将是部精心构思之作，不过这次志在显示自己驾驭虚构小说的本事，“在动笔以前，我说，这回写的书将决定我的成败，哪怕今后不再执笔也要写好它。”他给小说题名为《我弥留之际》。这个标题最初曾用于一篇讲弗莱姆·斯诺普斯的短篇小说。他还从最早写的讲斯诺普斯家族的故事中选用了一些人物，如亨利·阿姆斯蒂德；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另一家族的事。
本德伦家和斯诺普斯家一样贫穷，和康普生家一样全家厮守在一起。不过，本德伦家不为雄心壮志所驱使、也不因为怕失去财势而提心吊胆。故事的焦点是母亲埃迪之死（不是失去一个姐姐凯蒂），一家人长途跋涉扶柩归葬。可以说是一个崩溃的故事：大则讲一个家庭的崩溃，失去了主心骨；小则讲这家的一个儿子达尔，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精神崩溃而发疯。但这又是一个讲讽刺性地重建的故事；在最后几页上，归途中有了一位新的本德伦夫人接替死者的位子。这种双重性和小说的错综复杂的格调十分契合。历经水火的杰弗逊之行不仅荒诞不经，而且滑稽可笑，有时又壮烈、阴森。它一方面讴歌各式各样的勇气——如朱厄尔的敢作敢为、凯什勇敢地承受痛苦、达尔独自一人设法结束这场荒唐的旅行。另一方面，它把各种动机都说成不纯的，把各种勇气都说成带一点荒唐可笑。
小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从埃迪咽气前的一天黄昏开始，情节不断发展，直到她入土为止。整部小说中的事件，都是人人参与，甚至公开有份；诸亲好友和全家人一起观察并参加这次旅行。然而，整个情节是通过各人的意识告诉我们的：全书由14 个人物的59 段内心独白构成。虽然人人有份，感受和理解却各不相同。福克纳借不同人物把种种意识活动进行介绍或模仿，从直觉到理性到想象，从原始的到传统的到荒诞的。瓦达曼是一个迷惘的孩子的化身；在科拉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中年伪善的宗教狂；从凯什身上，仿佛听到一个匠人在谈论手艺；达尔则体现一个兼备哲人和诗人气质而心灵难以取得平衡的真知灼见者的迷惘。
应付这样庞杂繁多的内容，需要高度技巧，福克纳承认这一点，因而把《我弥留之际》称为“力作”。倒好像一开写便有意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家写的小说、写成讲小说技巧的教科书似的，这是康拉德·艾肯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语。岂知福克纳在处理他所熟稔的情景和题材（虽不是熟稔的家族）时，他对技巧的驾驭更加令人难忘。《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一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不称职的父母和受损害的子女的故事。
父亲安斯·本德伦一辈子要人侍候，一半是无病装病，一半是骗子，一半是寄生虫，一半是猛禽，鼓弄其如簧之舌摆布别人（不论是子女、是朋友、还是陌生人），自己则无所事事，坐享其成。埃迪比安斯有精力，不像他那么无赖，可是她愤世嫉俗到了丧失斗志的地步。她看透了自己的向往和生活所予以她的一切两者之间的差距；借用她父亲的一句格言：“活就是为死作好准备”，因此把幻灭不仅当作一种解释的工具，也当成动机。
安斯和埃迪刻下的伤痕很深。本德伦家的子女和康普生家一样，被家庭的小圈子牢牢捆在一起。凯什和达尔不与家庭以外的人往来。杜威·德尔怀孕后，让达尔“介入我和莱夫之间”。朱厄尔作出牺牲，自己买下一匹马以后又把马卖掉，为了让一家人继续前行。当然，他愿意这样做，但是，他的牺牲和凯什一样，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自私愿望和父亲的自私需要。小说的结局是：母亲得到了自己选中的墓地，父亲得到了一个新老婆和一副新的假牙。而没有一个子女从这个把他们拴在一起的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扶持。在家庭这个圈子里，每个孩子又是一个小圈子，这些圈子貌合神离。这样，我们在这家人身上看到另一种紧张，不同于小说的强调延续的情节和强调破碎的形式之间的紧张。和整个社会一样，家庭只能约束成员、但不能维系成员。
问题出在家庭的中心上：父母治家无方，没有爱，当然也不能以礼与爱教育子女。
本德伦家的子女们受到无爱可言的管束，自然变得要么发育受阻，像凯什、杜威·德尔和瓦达曼；要么惶惑苦恼，像达尔和朱厄尔。达尔爱杜威·德尔，既有自恋的味道也有乱伦的味道。他恨朱厄尔，朱厄尔也恨他，最终发展为两人争相占有并处理母亲的遗体。朱厄尔得到母亲的遗体，乘胜追击解决了达尔。埋葬母亲以后，随即策划把达尔监禁起来。这些阴谋诡计揭穿一个事实：埃迪出世以前，孩子们早已成了孤儿。这不仅仅指婚外恋的私生子朱厄尔，不仅指安斯没当好父亲和丈夫；对这些子女来说，父母夫妻这两种最基本的伦常关系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我们从达尔身上看到生而无母的恶果，在朱厄尔身上看到生而无父的恶果。达尔说：“我不能爱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后来又说：“朱厄尔，你的母亲是匹马，可是你没有爸。”达尔和朱厄尔二人表现了一些显然起互补作用的特点。达尔老是为没有母亲而苦恼，变得内心丰盛，有直觉，富想象，外表柔顺，说话转弯抹角，属于福克纳小说中同阴柔之气相联系的品质。朱厄尔的父亲是个问号，因此他变得内心贫乏而理智，外表直爽、强硬、活跃，属于福克纳小说中同阳刚之气相联系的品质。通过达尔，我们看到漫无边际带来的危险，他害怕死于分崩离析；在朱厄尔身上，我们看到界限僵固的危险，不容异己，必然造成贫困。
福克纳写完《我弥留之际》，立即寄给“（哈尔）史密斯，信上告诉他，我成败在此一举。”几个月后，又声明自己是在“6 个星期内一气写成的，一字未易”。
这一声明前后两个半句都会引起误解（尤其是后半句），但是都说明一些有关此书的极其重要的情况，综合起来可以看出福克纳何以对于成功信心十足。首先，写作速度之快，1929 年10 月29 日动笔，12 月11 日写完。1930 年1 月12 日已完成修订过的打字稿。第二，虽然改过一两个名字、几行文字，用词改得多些，但是比以前任何时候改动得少，手稿十分干净，即使是一部简单而老一套的小说，这样干净的手稿也属少见；对于一部试验性质而且情节复杂的小说来说，这样整洁的手稿实在令人惊异。要改动的早就改了，许多页上只有一二处小小的改动。脱稿后的头几年中，福克纳有时过甚其词地称之为他的最佳作。后来称之为一本“周密考虑”的书，一本力作；偶尔也有贬词。但是，它不愧为他的一大杰作。虽不如《喧哗与骚动》那样富有灵气，那样动人，却表现了伟大的才思和卓绝的控制。
哈尔·史密斯行动神速，1930 年10 月6 日便出版了《我弥留之际》，距福克纳动笔不到一年。这本书和《喧哗与骚动》一样，受到的关注不小，销售量却不高。福克纳大失所望，但是什么也影响不了写作此书带给他的巨大信心。连《喧哗与骚动》也未能如此帮助他恢复写斯诺普斯一家和萨托里斯一家时的热情。各种各样的可能似乎到处皆是，对自己的整个宇宙的构想又一次强烈呈现。他说：“我明白了，不仅每一本书要有格局，艺术家的全部产品或者说创作总和也要有一个格局。”
从英国传来消息说，理查·休斯（1） 在大捧特捧福克纳。休斯主要以《牙买加的大风》闻名，成为一个十分宝贵的赞助人。休斯读了福克纳的几部作品后，说服阿诺德·本涅特（2） 为《喧哗与骚动》写书评，说服查托温德斯出版公司买下福克纳作品在英国的出版权。与休斯的宣传同时，福克纳开始了自己的攻势。
攻势以短篇小说为重点，有积压下来的多篇，也有正在写作的几篇。寄走《我弥留之际》后不到两个星期，他用一块硬纸板登记短篇小说的投稿去向，记下了第一篇寄走的日期（1930 年1 月23 日）。1930 至1931 年间，这份有条不紊的记录精确地反映了投寄的篇名、杂志和日期；退稿的篇名杠一道线，采用的则工整地勾一圆圈。从这份记录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福克纳喜欢稿酬高的杂志，如《星期六晚邮报》《斯克里布纳》和《美国信使》，虽然他也随时向其他杂志投稿。
第二，他比以前更加果断更加自信了。虽然有几个短篇，如《大亨》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刊登出来，他坚持把写出来的大都寄了出去，不因退稿而踌躇。第三，他的短篇开始刊登出来，记录上的40 来篇中有20 篇在这两年内发表。
第一炮是《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登在《论坛》1930 年4 月号上。
这是自从《两面派》以来福克纳的短篇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杂志上；《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节俭》；《美国信使》录用了《荣誉》；继之，《斯克里布纳》在5 月又刊登了《干旱》。后来福克纳开玩笑说，那无数的退稿签条就是他的学艺过程。退稿签条继续收到，但已掺杂着采用通知，有几篇还带来可观的稿费。着眼商业化而构思的作品终于也开始有收益了。像《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节俭》这么简单的故事，福克纳得到750 元稿费，比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还多。
英国即将出版他的作品的消息，以及短篇小说零零星星的成功大大鼓舞了福克纳，他决定购置住宅，他和埃斯特尔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而且都希望有一座气派宏伟的房子。问题当然又是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名门望族留下来的豪华旧宅要价仍然不低。福克纳想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去找布赖恩特夫妇，他们有一幢南北战争以前建造的大私邸，叫作谢戈格居，但已年久失修。他们如果卖给他，他愿意把房子修葺一番。布赖恩特夫妇在1923 年继承了这所房子以及周围的几英亩土地，但是他们住在科菲维尔附近的一座精美的庄园里。谢戈格居有时有人租用，有时空关着，听其破败下去。
他们当然不愿坐视其倾圯，但也不等钱用，因此愿意连同4 英亩土地一起出售；所提条件，福克纳觉得尚能应付。房主同意他先付一笔押金，然后长期低息分期付清，将来还可以买下周围更多的土地——贝利树林。
1930 年6 月，福克纳一家从舒适的公寓迁入新居。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雪松耸立的蜿蜒的汽车路尽头，方向朝南，白色大圆柱的门廊，十分典雅，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但是几乎不能住人，地板塌陷，屋顶漏雨，没有电，没有水管装置。福克纳决定大加修缮，还要改装现代化设备，把创作也搁在一边了。1930 年整个夏天，他一心扑在房子上，干劲不亚于创作。有些事情，如油漆、糊墙纸、装帘子、美化庭园，埃斯特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帮他做；重打屋基、翻修房顶之类的重活还得雇人干；有些活，如装电线、铺管子等等，必须请技工。但有不少活都是他亲自动手，有些则独自一个人干。
翻修工程进行了好几年。第一年夏天成绩不小。随着工程的进展，帐单越叠越厚。付清欠款将是又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舍得花时间、舍得用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住所。这幢房子、特别是周围的土地，象征逝去岁月的恢复。童年时代，他在屋子周围的树林里做游戏；战后他又去树林里，先带了迪安和朋友们，后来带了一支童子军。但是他寻求的还不止是自己的童年回忆，他要找回家族的历史。在他构筑的家园里，他留出一间房间给考利奶奶。后来他在献给考利奶妈的《去吧，摩西》中追述了她对他一家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不计报酬”，特别是她给了福克纳“无限的热诚和挚爱”。福克纳需要一个佣人领班时，找回了内德·巴尼特大叔。内德大叔侍候过老上校和小上校，一直保持对家族的忠诚，珍惜家族的往昔荣华，依旧穿上长尾礼服、系绸领带，按照老规矩做事有板有眼，庄重体面。内德大叔的到来比考利奶妈更能让人猜到福克纳的追求。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预产期在3 月。他希望有个女儿，打算以巴玛姑姑——老上校最钟爱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来命名。同时，他要建立一个能令人一望而知其显赫历史的家族，也能使他自己被一致公认为这个家族的核心。福克纳的父亲当时正在建造一所紧贴大宅的小小的砖房；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古老的大厦。恢复一座古老的庄园。他要为新家园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决定叫作“山楸别业”，因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称山楸树为和平与安全的象征，是苏格兰特产，而福克纳一向把苏格兰视为他远祖的故乡。
牛津镇人大都为福克纳的小说而惋惜，但是显然赞许他整修山楸别业的愿望。
结婚成家进一步加深了初返牛津时产生的印象。1930 年9 月6 日《节俭》在《晚邮报》上发表，进一步保证了他重当牛津名流。《节俭》是一则平铺直叙的战争故事，为福克纳带来的当地人士的赞许远远超过《大理石牧神》和前几部小说的总和。
写作一些讲水仙女和牧神的诗和讲变态和白痴的长篇，是一回事；写一些能让人在美容院、理发室读的短篇，是另一回事。
再说，谁都知道《晚邮报》的稿酬高，这么一个短篇就给好几百元，到了9 月就传说这家杂志还要出福克纳的两个短篇呢！其中一篇名《殉葬》，讲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印第安人，故事很精彩。另一篇《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蜴》，写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两篇的稿费都高达750 元，内容都是牛津镇的人所能欣赏的。
福克纳和牛津的亲善关系没能持续很久，比他以前经历过的更加艰辛的日子还在后头。但是在新的矛盾产生以前，福克纳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重登社交界。
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饰演主角，伊根的死党、犹太人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个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有好几个福克纳的朋友参加演出，但是谁也没想到福克纳也会决定参加。然而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对福克纳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反映了福克纳在牛津的处境。
福克纳自己说过，他在牛津既觉得舒适自在、又有点拘束。
与此同时，哈尔·史密斯决定出版《圣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愤。他以前说过，出版《圣殿》会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赚钱，不仅能帮助福克纳还清欠帐，也能挽救财政陷入困境的乔纳森·凯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来校样，福克纳读后自己也觉得生气。他知道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懊丧和愤怒，当然也为了赚钱。使他吃惊的是这些动机暴露得太明显了。作品写得粗俗不堪：“我读了，写得太差了，处理方式也低级。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昭然若揭，从书中每个字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让它出版。”福克纳在写给哈尔·史密斯的信中建议把这部稿子报废，但是史密斯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赚钱，弃之可惜。因此回信说他要出版此书，福克纳回信说，如果要出《圣殿》，必须重新写过。史密斯告诉他说，重写的话，重新排版的费用，福克纳必须承担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纳仍然坚持要重写后才让出版。
福克纳深知他必须“为这份权利付出代价”，但照旧开始重写起来。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写，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小说中的恐怖和暴力场面——坦波尔遭强奸和诱奸，金鱼眼杀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温一节。删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与个人有关而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这个写诗失败而当上律师的制造花瓶的工人。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本博钟情于妹妹娜西莎，虽在《圣殿》中同贝尔·米切尔结婚，但仍然藕断丝连，他的妻子贝尔说，“你和妹妹相爱？书上怎么说来的？叫什么情结？”贝尔的淫欲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欲太强，又嫌她唾手可得。于是他缩进狂想中去，不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还想他的继女小贝尔。乱伦之念对他始终极有魅力，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使贞洁与狂暴的高潮得以调和。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于“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盖上所引起的那种放肆的宁谧感”。和见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话主角一样，他满足于这种狂热的宁静，亲昵的贞洁，它提供他在狂想中制造一种“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经验依据。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他眼看着贝尔的前夫哈里·米切尔抚爱小贝尔，小贝尔则盯住霍拉斯，“那份满面春风的羞涩，令人心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样，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马、不能完全克制的情欲联想在一起，不过，他的对象不仅是娜西莎和小贝尔，还包括他的母亲。这类意念之强烈，竟使他的梦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时他梦见一些东西神秘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时他梦见日后会有的东西。不过，他总是从半截子经验走向想象中的实现。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贝尔的动人魅力时，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隐约而愤怒的骚动”，又把这些骚动同强奸坦波尔的报道联系起来。然后独自坐着，手捧小贝尔的相片（而不是那只叫作娜西莎的花瓶），仿佛看到继女遭到奸污，“赤条条仰面朝天被捆绑在一辆平板车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驶而去。”《圣殿》修订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错综复杂，茫然若失，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错位和替换，继续把乱伦看作情爱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订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动，特别是一些使它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段落，“研究一个陷于半掩半露的乱伦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意志，不能行动、毫无勇气的人”。
在《圣殿》第一稿中，霍拉斯这条线同坦波尔的主线分庭抗礼；第二稿中，它不是对抗而是引申坦波尔的故事。
从一个插曲到另一个插曲，霍拉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受金鱼眼的变态和暴力摧残的女人，他企图为李·古德温辩护，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软弱无力，结果一败涂地。到头来，只好承认恶的普遍存在，也承认自己无能而感到内疚，甚至多少也意识到是种种内在力量，包括他的乱伦狂想，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圣殿》的修订稿中，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切而不觉支离破碎。
福克纳改动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动了娜西莎和小贝尔的作用。她们在《圣殿》第二稿中有着两种重要功能：说明霍拉斯的弱点的由来，也说明对南方妇女的一种看法。后者对于我们理解坦波尔和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小贝尔虽然楚楚动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欲念；虽然大胆，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尔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难以克制的性欲。娜西莎则相反，她体现重名誉、爱体面的品格。她认为性欲的一切表现既可厌又危险，因此始终主张克制。在娜西莎眼里，鲁比·拉玛对李·古德温的忠贞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结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这一判断中，我们不仅看到她崇尚克制，还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依靠克制，特别要克制性冲动；绝无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够的克制力，因此女人必须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这些信念条条都和她的社会合拍。和她的社会一样，与其说是天真无邪，倒不如说愤世嫉俗；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容易生气。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恶不赦，换言之，金鱼眼的性变态和她哥哥一度以她为目标、如今一心想着奸污继女的妄想狂，都赶不上她心中的怀疑。她对女人要求极高，认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克制、也强使别人克制，才得以维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却又认为女人难以守身自持——小贝尔的勾勾搭搭不足为奇，鲁比·拉玛藐视习俗才是罪过，十分凶险。坦波尔的经历，从嬉皮笑脸卖弄风骚开始，后来好奇地跃跃欲试，然后放纵情欲和堕落，直到用尽心机重返受人尊敬的社会，刻画出娜西莎和她的社会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为她看到的出路条条险峻，另一方面因为她对于体面把握不稳，娜西莎对女人的不信任不亚于对男人的鄙视。然而由于我们鄙视坦波尔，由于我们无不觉得坦波尔的痛苦和堕落太过分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圣殿》对书中男人的同情多于女人。连小说中最露骨地摧残妇女的金鱼眼原来也受到过他母亲的摧残。除了鲁比·拉玛这个唯一重要的例外，书中的妇女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便是走向另一极端；不是主张克制，便是诱奸男人，风骚淫荡。这两个极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尔初试云雨，便挑逗勾引男人；欲火上升，便满嘴淫声浪语，还作弄男人、使男人受尽屈辱。她回到社会所认可的角色，接受父兄的保护；为了帮助他们毁掉李·古德温，她当众撒谎。
福克纳重写《圣殿》是“改稿的小小奇迹”。许多读者只记住他说过的关于《圣殿》构思粗俗的话，却忘了他还说过别的话：他不惜付出代价“争取重写的权利”，为的是要“把它写成一部无愧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作品”。“总算干得不错。”他说：“我尽了最大努力。你们没有看到的那一稿是低级拙劣的，我再穷也要豁出去赔上钱，就是不能让它出版。你们看到的这一稿是我尽最大努力写出来……真实动人，尽量写得深刻而有内涵。”12 月间，苦干了几个星期，修改完毕，寄给哈尔·史密斯。
1930 年在修订《圣殿》中满意地结束。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曾借埃迪之口攻击言语，说道：“言语是吹气，细若游丝上天，一瞬即逝，毫不伤人”；“行动则铁证如山，确凿不移”；“罪、爱、恐惧不过是喧哗，是从没犯过罪、从没爱过或恐惧过的人用以表示他们没有拥有过的东西，表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除非他们忘掉这些字眼。”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一个短篇中，他又借索西厄·韦德尔之口赞美语言道：“人的生命都是用声音来进行总结，并借助声音而有意义。胜、败、和平、家。
那就是我们何以必须苦苦为声音制造意义的原因。”埃迪的话和韦德尔的话同样反映福克纳对自己天职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单以语言为满足，但他也知道没有必要以语言为满足。如今他确信自己没有语言永远得不到满足。过去一年中，他重建了一座大宅，成家立业，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孩子了。然而，他继续不断地为声音制造意义，探索并扩展他的神秘王国。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他赚了一点钱，多少出了点名。但由于他和埃斯特尔的需求不断增加，手头依然拮据。幸好他又有一部小说即将出版，满心以为能靠它赚笔大钱。
1931 年1 月11 日，哈尔·史密斯出版《圣殿》前一个月左右，福克纳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她怀孕时期不太顺当、分娩也不顺当。埃斯特尔休养好几个月才恢复健康。婴儿早产两个月，个子很小，但看上去还可以。福克纳本来就希望得个女儿，一半是因为可以袭用他最喜欢的姑姑阿拉巴玛的名字，巴玛姑姑是老上校的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最得老上校钟爱。福克纳也喜欢她。巴玛姑姑比任何人、甚至比霍兰德姑姑，为他笔下的珍妮·萨托里斯·迪普雷这个人物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阿拉巴玛这个名字很少见，但是埃斯特尔同意采用。女儿生下后两天，福克纳便发电报告诉姑姑：“阿拉巴玛·福克纳于星期日降生，母女平安。”几天后，福克纳将母女接回家。虽然孩子长得很小，医生却说没有必要放早产儿保育箱；再说，医院里根本没有保育箱。雇了一个护士专门照顾埃斯特尔，另一个专门看护阿拉巴玛，医生又天天上门，以防母女出问题。7 天后，阿拉巴玛开始虚弱起来。福克纳惊慌失措，驾车去孟菲斯买了一只保育箱回家，岂知已经太晚。1 月20 日星期二，阿拉巴玛·福克纳去世。福克纳一家和奥尔德姆一家驱车去墓地时，福克纳一路把棺材抱在怀里，随后又搁在膝头上。他亲自埋葬女儿，回到山楸别业，先叫护士给埃斯特尔服用镇静剂，然后走进房里去告诉她一切。埃斯特尔后来回忆说，她第一次看见他哭。
福克纳拒不喝酒，只想工作，但是悲痛太深，触动太大。他本来就不喜欢、不信任埃斯特尔的医生，如今更加认定是医生失职。后来他买了一只保育箱送给那个医生的竞争对手的医院，以免再有婴儿冤枉死去。但是他要报复，不是以行动报复，而是编造虚构的故事。不久，谣言四起，说这个医生没有本事，见不得人。有人说，福克纳闯进医生的诊所，开枪打中他的肩膀；又有人说，福克纳站在山楸别业大门口开枪，没打中医生。福克纳在牛律一带散播这类流言蜚语不算，后来还在纽约的朋友和熟人中散播。
福克纳殇女的悲痛不久搀杂进另一种名声。《圣殿》于2 月9 日发行后，立即引起注意；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评论，那么长，那么耸人听闻。评论家们摆出一副恼怒、憎恶、惊愕的姿态，对写作技巧一笔带过，大评特评福克纳对暴力和性变态的迷恋。不出几周，买《圣殿》的人比《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4 月底，销售量超过福克纳以前所有小说的总和。突然，有人要求买他以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甚至有人要买《大理石牧神》；人们希望在福克纳以前写的小说中找到这本新作所予以的满足。
这本书不仅得罪了牛津人，牛津人还觉得受了侮辱，福克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一下子变成了谩骂。邻居们不提自己有没有看到《圣殿》，一个劲地骂它十恶不赦。1 月，福克纳的沉默寡言的父亲在阿拉巴玛的坟头动情地祈祷；2 月，父亲“设法禁止此书”，要求“从市场上撤回来”。福克纳的母亲莫德小姐不提自己着过没有，便设法袒护儿子，对丈夫说：“由他去吧……他总是非这样写不可才这样写的。”这句话，在牛津镇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牛津人受到了侮辱，对福克纳翻脸不认，甚至视如仇敌。据他的一个弟弟说，牛津人直到他发了大财以后才承认他的成就。即使到那时候，还不免流露出耿耿于怀、余怒未消之意，因为福克纳羞辱了他生活于其间的人们。
福克纳需要钱，但是无法集中心思从事一项长期的写作规划，于是一门心思写短篇。偶尔录用他投寄作品的杂志名单增加了《哈泼斯月刊》和《妇女家庭良伴》。
《晚邮报》《斯克里布纳》和《美国信使》月刊继续对他表示兴趣。可是福克纳仍然拖欠着修复山楸别业所花的材料费，几个月来医药开支浩大。《圣殿》的第一批版税要到9 月才会收到。同时，哈尔·史密斯和福克纳都想利用《圣殿》的轰动大捞资本。5 月，他签订出版短篇小说集《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合同，9 月正式出版时改称《这13 篇》。这步棋倒是走对了；这部短篇小说集——其中4 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6 篇以约克纳帕塔法县、3 篇以国外各地为背景——销路仅次于《圣殿》，比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好。虽然他的手头始终拮据，但是前景有所好转。4 月，查托温德斯公司把《喧哗与骚动》纳入出版计划，同年晚些时候，把《圣殿》也纳入出版计划。《军饷》早就登上这家公司的书目。理查德·休斯仍在写文章支持福克纳，如今又有莫里斯·宽德罗要把他的著作译成法语，由加斯东·加利马尔（3） 在法国出版。
可是，福克纳仍旧感到不安——钱不够用，人们的仇视和心中难消的苦痛。把《这13 篇》题献给埃斯特尔和阿拉巴玛以后，他寻找更大的解脱。不久便着手写一部叫作《黑屋》的稿子，内容和题目都一改再改，一写再写。
他要又一次通过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来学习写作，又一次以苦役为解脱。
一旦恢复习惯的工作节奏，他觉得日子好过些。清早醒来便接连写几小时，下午有时骑马有时散步，更常去整修房子、马厩或花园。零星活有的是，他喜欢一个人做。暮色降临，饭前他和埃斯特尔坐在门口走廊上一起喝一杯酒。不久，这部长篇小说不像在写一座黑屋的故事，更像是又一篇暮色的故事，或者说，写“夜幕完全降落以前的8 月的悠悠暮霭”。
《黑屋》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盖尔·海托华牧师，他和8 月初被《斯克里布纳》杂志退稿的一篇《黎巴嫩的玫瑰花》中的加文·布朗特医生一样，迷恋于家族的过去而不能自拔。和萨托里斯家的人一样，他想当英雄；和《这13 篇》中最后一篇《卡尔卡索纳》的主人公一样，他要“干点什么英勇、悲壮而严肃的事”。在《坟墓里的旗帜》中，光荣同显赫的祖先联系在一起！
在《卡尔卡索纳》中，荣誉梦像一匹骏马向天外奔驰而去，光辉灿烂地悄悄消失。但是在《八月之光》中，骏马和光荣都已完全属于过去：海托华认为他的祖父已经体现和耗尽了当英雄的可能性，而他一定要比“自己担心”的模样“勇敢些、善良些”。他学祖先的样，迁居杰弗逊，那是祖父去世的地方。在那里，他努力在梦幻和想象中捕捉自己恐怕一辈子也无法亲身体验的光荣。但是，他分享到的光荣是间接而贫乏的，因此并不解他对光荣的饥渴；由于不解渴，他不得不一再重复；每天黄昏时分，他独坐在渐暗的房子里，头脑里盘旋着当年祖父率领一支骑兵进入杰弗逊的情景。他全身心地集中在这些时刻，自己变成了回忆活动，这时，生命之流停滞了，天职、信念和妻子都不要了——他只求能遁入“家族中曾有人勇敢地挑起时代重担的年代”中去。
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福克纳改掉盖尔·海托华的故事的题目和重心。
《黑屋》成了《八月之光》，莱娜·格鲁夫成了中心人物，海托华徘徊在苦恼的白日梦中，莱娜则相反，平静地活动在自己的天地里。福克纳后来说，“她从来没有片刻的困惑、恐惧、惊慌。”她的大部分经历就是贫困和遗弃，然而她随遇而安、镇定自如，甚至不知道自己不需要怜悯，她虽然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母亲，生活在一个老式社会里，却毫不感到羞辱。她知道“自己命中该有丈夫，该有儿女”，她就找丈夫，正如她等待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一样，不慌不忙，也不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