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8 月1 日，福克纳到20 世纪福斯影片公司的摄影厂报到，同时在找房子，安顿家眷和仆人贾克·奥立佛和娜西莎·麦克尤文。不久找到一幢，就在圣塔莫尼卡北面，有佣人住房，风景优美，晴天可以看见圣盖博山和卡塔利那岛。房子离摄影厂太远，价钱太贵，但是夫妻俩都喜欢，反正有汽车、有司机，薪水又不低，就此决定租下。
好莱坞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一家人生活隐秘。福克纳工作之余喜欢带了吉尔去海滩散步、讲故事，他喜欢看女儿跟别的孩子一起玩。但是，福克纳和埃斯特尔已经觉得自己相当开放了，偶尔请客或出去作客。往来的人有邻居瓦尔·卢登（编剧）
夫妇，有朋友本·沃森和朱厄尔·塞尔，还有名流，如克拉克·盖博（1） 、霍华德·霍克斯一家和罗纳·考尔曼一家（2） 。他们的环境很好，虽然还常为钱而争吵，但已不是严重问题。可是，他们落入埋怨、妒忌、恼火和动武的老一套。日子一久，两人重又贪杯，她经常酗酒，他则偶一为之。两人开始向朋友们出示对方盛怒时留下的青紫伤痕。
福克纳的苦水多半向梅塔·多尔蒂倾吐。福克纳住在牛津时，梅塔同一个钢琴家沃尔夫冈·雷布纳好上了；现在雷布纳去外地演出，福克纳从牛津回来，两人重又相爱，继续谈论他如何同埃斯特尔“达成协议”，离婚而不伤害吉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可是，福克纳显然知道离婚行不通，所以不作任何承诺。他对梅塔说：“这么说吧，我要你永远属于我，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暂时满足于渺茫的希望和零星的幽会，两人继续偷情；通常他俩去莫索弗兰克烧烤店，或者在梅塔的公寓里幽会。福克纳和吉尔在海滩上玩时，梅塔偶尔也去。一天晚上，他让她上家里来晚餐，给埃斯特尔介绍说是本·沃森的朋友。梅塔见了埃斯特尔觉得她矮小、樵粹、神情哀伤。
后来埃斯特尔识破梅塔是谁的朋友，一翻脸变得凶狠泼辣。她愿意作出安排，独自过日子，但绝不同意离婚，不愿意重新开始，不愿意放弃她需要的这一切——
名气、家庭和女儿。
梅塔害怕丑闻传开，眼看自己30 岁生日即过，因此不敢继续同福克纳胡闹下去，重又回到雷布纳身边。雷布纳正式提出过结婚，9 月底以前，她还只不过由他说去，12 月同意结婚。她继续同福克纳见面，但主意已拿定。
福克纳请她再“宽容一些时间”。两人初坠爱河时，他看过她随格什温、波特和罗杰斯（3） 的音乐同别人跳舞。如今眼看以前的经历又将重演，他心慌意乱地找梅塔，告诉他自己的工作和对她的情意，求她回心转意。直到婚期逼近，他只好祝她幸福、悻悻离去。不久，她便去纽约，伦敦和德国度蜜月。
他则在《押沙龙，押沙龙！》300 本限量版的第一本上题辞：“赠给梅塔·卡本特，不论她在哪里。”福克纳尽量不让他那多磨难的婚姻和痛苦的婚外恋干扰电影厂的工作。他衣着保守，爱穿剪裁台嚼的格子呢上装，讲话含蓄拘谨，服饰举止“严肃如大法官”，不过听候审判的是他，这一点只有他心里明白，因为合同上有一款写明，在职时酗酒的话，合同立即取消。他需要合同展延，岂能让他们取消；因此只好老老实实执行任务，不敢有半句屈才的牢骚。他虽然不喜欢编剧，也没编出什么好本子，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尽管努力，效果仍很难说。他的产量惊人，共事的人多半敬重他。有几个人开始对他产生好感。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多数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剧本乱而不连贯，老是让别的故事打岔；有时虽不离谱，也不能用。戴维·汉普斯特德后来说：“比尔写的东西金碧辉煌，可惜同当时的电影毫不相关。”福克纳从一个任务转到另一个任务，从《奴隶船》《巨手一挥》，到《分裂舰队》到《舞厅》，偶尔“没有任务”。1937 年3 月至6 月，写《摩和克沿岸的鼓声》。什么都变，唯独两件事始终不变：一是他为达里尔·柴纳克（4） 负责的20 世纪福斯公司写的东西对编写电影剧本毫无用处，对他本人更是兴味索然；一是素来痛恨为钱而写作，偏偏不得不为钱而写作。后来他说：
“我老是哄自己说，星期六他们要给我钱了，要给钱了。”福克纳编剧本既是大才小用，又力不从心，事情明摆着，他不胜任这项工作。这时，周围人们的好意显得特别宝贵。后来他开始喝酒，“因病”不来领工资，事情就严重了。起先，还能控制，后来便不能自主。1936 年秋，梅塔准备嫁给雷布纳时便失控过几次。1937
年春，陷于寂寞和挫折中的福克纳常会“在火炉中醒来”，他称“黎巴嫩香柏”和“好撒玛利亚人”这些医院为火炉。从昏迷和虚弱中醒来可不好受，特别在医院的一片白色下，倍觉羞愧。福克纳断断续续酗酒多年，明目张胆。有时“装醉”，犹如以前装小丑；有时爱吹嘘酒量大而不醉。第一次大战后不久，他已开始装成借酒浇愁的人，和当时扮演的其他角色一样，既使自己显得神秘莫测，又可用作烟幕。
但大部分时间，酒杯拿得起放得下。吉尔生下后，他戒酒近一年。只有在“内心实在紊乱痛苦”时，才失去控制。
他扮演过借酒浇愁的角色，他亲尝借酒浇愁的滋味。1936 与1937 年之交在加州，他开始来真的时候多，假的时候少。一部分原因是夫妻生活不和谐。梅塔的分手使他十分痛苦，但是直到《野棕榈》（1939）一书出版寸挑明。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原因：他不喜欢好莱坞，他曾对弟弟说：“要不是为了钱，才不愿意住在那里呢。”他怀念他所习惯的消遣和去处，特别是山揪别业和牛津附近的山林。他讨厌好莱坞的时髦消遣——宴会和鸡尾酒会，蔑视那些场合的谈话。8 月，距迪安去世9 个月，弗能·翁利这位老资格的闯荡江湖的飞行教练在搭乘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时空难死去。一个月后，福克纳恢复飞行，但是在迈因斯机场租机单飞竟比寂寞更加难受。亡弟亡友的回忆不仅使他痛苦，还使他害怕。又过了几个月后，飞行才重新成为消遣而不是对意志力的残酷考验。
然而，飞行不止是消遣，它能召回怀念的工作情景和满足心情。现在家居的房子和工作场所的平房里都没有他独用的房间，没有可以卸下的门球。
用他的后来说，淹没在电影堆里，几乎没法做自己的工作。《押沙龙，押沙龙！
》的校样看完，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他几乎垮了。尽管谈起过写些新的短篇或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真正落实的还是旧作：《押沙龙，押沙龙！》和为《晚邮报》写的系列故事。既然人在好莱坞，便想把托玛斯·塞特潘的故事卖给电影界，说不定不通过经纪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跳出电影界。但是开价从“至少10 万元”降到5 万还找不到买主，他只好死心。烦躁不安日甚一日时，他又回去搞巴亚尔和林戈的故事。他在12 月中写信给贝内特·瑟夫说，想把为《晚邮报》写的许多短篇编成一本书，不知兰登书屋以为如何？
有工作在身，加上心情沮丧，编《未被征服者》不啻为上策；新的创作不多，有大量的修订和改写，后者还往往引出前者，其中有一大段扩充，那是一个长长的结束段，叫作《维勃那的香味》。《维勃那的香味》取材于前几段故事，把《未被征服者》推向解决，从而把系列故事连缀成长篇。可是，虽说容易，进度却不快。
修改工作直到春天才有进展，7 月中才完全结束全书的最后一段。
把《未被征服者》的最后一段寄给兰登书屋时，福克纳独自一人在好莱坞，埃斯特尔和吉尔已于5 月回牛津，他也准备离开那里；7 月，20 世纪福斯公司声称不考虑再签合同。本未他已“受够了电影”，苦苦想念吉尔，下签合同也好，可以松口气；但是他主要的感觉是失败。好莱坞的收入太好了：1936 年挣了大约2 万元，1937 年前8 个月挣了不止2 万1 千元。要实现不愁钱用的旧梦，他需要续签合同、需要更高的薪水，而不是就此了结。
最后几周中，福克纳写写书、开开飞机、喝喝酒。告别几个朋友后，跟达里尔·柴纳克约了一个时间把自己对他和电影厂的看法一股脑发泄个痛快。9 月，回牛津，和女儿玩，在贝利树林里散步骑马。第二年4 月，看中30 英亩的一块地，决定买下，作为庆祝40 岁生日给自己和家人的礼物。
离家虽一年有余，回来不久又外出。10 月中旬去纽约，心里惦着几件事——
出版《未被征服者》、钱和梅塔·多尔蒂·雷布纳。哈尔·史密斯离开兰登书屋以前，正好照顾《押沙龙，押沙龙！》的出版。随后便调至《星期六评论》周报。自从《萨托里斯》以来，福克纳的书全经他编辑。如今他走了，福克纳只好亲自看清样，在他的新编辑萨克斯·克明斯的办公室里。另外，他想找罗伯特·哈斯谈谈，请兰登书屋保管他的积蓄，定期定量给他汇去牛津，以免被家人挥霍掉。
福克纳同克明斯，哈斯合作顺利，社交活动起先也还不讨厌。除了工作、根据安排露几次面外，仍留有不少时间探访故旧，如哈尔·史密斯、吉姆·迪瓦恩和梅塔·雷布纳。一天下午，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看见舍伍德·安德森，决定走过去打招呼。两人之间的不快已经淡忘，多少年来第一次交谈。交谈间，福克纳猛地觉得这位老朋友“比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更高更大。我记起《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鸡蛋的胜利》和《马和人》中的几篇。这时我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从前和现在都是一位巨人，住满矮子的这个世界上的巨人，尽管他只有那么二三下招式不愧为巨人手笔”。
这一瞬间一直清楚地印在他脑海里。
这次纽约之行虽有同安德森和解的重大收获，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喝酒越来越多，终于喝个不停，主要是因为见到梅塔太揪心。在去纽约之前几个星期，梅塔来信说要见他。他当然同意，怀着破镜重圆的希望，岂知她并无此种打算。回牛津后，立即关在书房里写作，“聊慰破碎的心”。在纽约时，他关在阿尔贡昆旅馆的房间里，喝个酩酊大醉、人事不省。吉姆·迪瓦恩发现他多日不露面，回忆《喧哗与骚动》写完后的表现，展开搜索；找到他时，只见他身穿内衣裤、人事不省地躺在地板上，空酒瓶满地皆是。这一回，不仅虚弱无力，背上还有三度灼伤，就在腰上方，显然是长时间倒在暖气管上所致。
迪瓦恩找了一个医生和几个朋友一起护理福克纳，才康复几天，又露出情绪紧张的迹象，迪瓦恩优急万分，问他想见什么人，答曰想见朱厄尔·塞尔或者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闻悉老朋友的要求便过来，坐在他床头，轻声地闲聊。这种情景和需要，安德森从未亲身经历过，却十分理解。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一俟福克纳可以乘车长途旅行时，迪瓦恩送他回山揪别业，陪他住了几天，等他体力恢复。“我感觉稍为好了些，”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背伤恐怕还要一段时间。”养伤实际所花时间比他预计更长，多次刮肉，几次植皮，感染化脓，吃足苦头，留下永远不褪的疤痕。然而，不出几个星期，他又写起小说，叫作《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后来改成《野棕榈》。
写完后，他请贝内特·瑟夫给三个人各送一份：吉姆·迪瓦恩、舍伍德·安德森和梅塔·雷布纳。
创作起先还顺利，晚上痛得不能睡时便起来写，这是《我弥留之际》以来第一次在夜间写作。虽然1938 年的速度不如1929 年，但是恢复和重新投入写作不如他担心的那么困难。“小说进行得相当顺利”，12 月写信告诉哈斯，还补充说可望于5 月完成。后来疼痛加剧、写作减慢，只得修改指标。
寄打字稿给兰登书屋时已是6 月底、不是5 月初。
小说以宁愿牺牲安全、体面和钱财，追求爱情的夏治特·里登迈耶和哈里·维尔伯恩开始。两人对生活的要求极高，伟大的挚情人多半如此，付出的代价惨重。
仿佛为了强调两人命运之悲惨，福克纳以情史的结束来开始，语言和情节痛苦、悲愤、近乎歇斯底里。夏洛特躺在密西西比河畔一间破木屋里，哈里给她打胎失事而奄奄一息。哈里束手无策，请来一位老医生，老医生非但没有救活她，还把哈里送上法庭。夏洛特和哈里不仅失去了自愿抛弃的钱财、体面和地位，还失去他们珍惜的东西：夏洛特的生命和哈里的自由。
福克纳发现复洛特和哈里的哀史后，觉得“还缺少些什么”。寻找弥补时，作出一个决定，或者说有了一个发现，把传统小说写成实验小说。他开始写《老人》，作为《野棕榈》的“对位”，倒不是要同前一篇故事唱对台，而是寻找扩大环境、控制强度的途径。按章次的单偶数交替写作两则故事，主题和叙述或平行或转位。
哈里·维尔伯恩原来在医院的井然有序、安全可靠的世界中，高个子罪犯原来在牢房的空荡荡的有限空间里。哈里接到赴宴的邀请，高个子罪犯遭到洪水，两人就此被抛出蛰居的单纯生活。两人都被古怪的女人纠缠住，进行危险的冒险。主要的纠葛和诱惑都来自女人，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接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笨手笨脚地给女人打胎。最后都进帕奇曼监狱。
高个子罪犯显然是传统式英雄，面对洪水和命运施加的种种险情，表现得智勇双全，“做了该做的，对付了该对付的”。尽管如此，他的形象仍觉矮小，主要因为他寻求的平安是空虚，他事奉的信条是单纯。年轻时看侦探杂志，种下一个错误的概念，订了一个愚蠢的计划，提着一盏邮购所的灯笼，拿着武器和手中抢劫火车。
上了侦探小说的当，后来又上了一个他企图以英雄和金钱打动芳心的早熟姑娘的当，感到幻灭、万念俱灰；只念叨着再也别卷入生活，别问津女人。一场洪水把他冲出囿禁的生活后，他表现出令人惊羡的毅力、智谋和勇气。但他仍是一门心思，所以仍回到那个监狱。帕奇曼监狱是他的耶路撒冷，他宁愿蹲在里面过幽禁的生活，一半因为他自从必须这样做，更主要是因为蹲监狱可以逃避自由带来的种种未知数，远离女人的勾引。“女人？”他说，“狗屁！”哈里和高个子罪犯一样，害怕生活和女人，不信任生活和女人。他以医院为圣殿，里面只有生活的声音和风浪的点滴影踪，因此不觉吓人。他在这世外桃源生活了27 年，从未越雷池一步。当他遇见夏洛特时还是童身，只求一天天老样子过下去。然而，除了胆小、被动外，他身上也有渴望，被全身洋溢着渴望的夏洛特一眼识破。她小时候读过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认为爱情应该“永远是蜜月，直到两人中有一个死去”；可是偏偏嫁给了一个平庸的商人。她所追求的正是哈里身上的较好的一面，所缺少的正是销魂蚀骨的壮丽的爱情，藉以超脱庸俗生活。
哈里被抛出安全的幽闭世界后，对自己的激情感到惊讶。复洛特的理想和激情比他大，当然是他跟了她走。两人离开新奥尔良的旅馆，去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他有过高个子罪犯那样的深刻怀疑和恐惧，也试验过隐居，如今他不要这一切。
他身上的紧张和小说中的摇摆一样，说明深刻的犹豫。
但是，他在夏洛特的敦促下所作的选择，回忆夏洛特时所坚持的选择，是宁走快乐和痛苦的大路，不走平安稳妥的小道。直到最后，尽管吃足苦头、丧失一切，他仍然相信爱情和痛苦胜过平安、体面和财富。“是的，”他说，“在有悲痛与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悲痛。”知痛才知自怜，失落后才知悔恨。但是他并不以空虚的懊丧来填补生活，也不把监狱当作耶路撒冷。他能忍受监狱不过是因为已经尝遍高个子罪犯借蹲监狱而逃避的种种人生经验。虽然两人异途同归，哈里不是出于自愿，是为爱情而犯下社会不容之罪。
《野棕榈》最终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也不知如何形容它才好。福克纳认为是一部统一的著作（他构思高个子罪犯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衬托夏洛特和哈里的故事”，因此把两个故事一章隔一章地写）。但这不等于说，他缀合两则故事的试验是成功的。读者多半认为不成功：一方面因为尽管有形式上的联系，两则故事互不相关；一方面因为《老人》没有《野棕榈》那样的不可知论、不如《野棕榈》那样不均衡。但是，至少还要补充两点：第一，尽管形式古怪，两则故事因对照而相映生辉。如果分开，《老人》显得冗长而不足道，《野棕榈》则过于凄戚，令人不忍卒读，乐与悲起落太大。
《野棕榈》的高浓度最好能略加稀释，《老人》的浓度则需要提高。第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书中的女人，说得确切些，在于其中一个女人。
《老人》中的那个少妇呆滞而无生气，除了高个子罪犯外，谁也不会去理睬她。
夏洛特·里登迈那显然是书中最惊心动魄的角色。是她创造了与哈里共享的爱情，是她主演了两人分担的惨祸。她的需求是奢侈的，她的献身是绝对的。她可以抛弃一切，抛弃了丈夫、子女还不够，竟坚持堕掉腹中的胎儿，一切为了她所谓的“兽欲”，她称自己追求的情欲为兽欲，然而她在情欲中追求的是爱情、她渴望得到爱情。“我对你说过，”她说，“当然我想说的也许永远只是希望。”埃迪·本德伦要而得不到的满足，夏洛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的梦想中有埃迪喻之为雁和来自“幽冥的朦胧、高亢而野性的”情欲的呼唤，也有交合，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结婚。
夏洛特当然讨厌礼教，对于心灵结合，无论多么高尚，不感兴趣。成为她生活奇迹的淫欲其实是真正的情欲。她愤怒反抗一切束缚，特别是社会和年龄——爱情的两大敌人。她理想中的交合应完美得超越欲念、平息一切情感和动作。“她不爱我了，”
哈里在一次奉命交配前的一霎那思忖道：“她其实什么都不爱。”夏洛特当然知道偷情的人是随时会被人捉奸的。她和哈里一样担心噩运。哈里预感存大祸临头，“我要出事了”。她渴望能过上由一个个永恒瞬间组成的生活，为自己和哈里寻求这样的瞬间时，显出她灵气风发的线条。
她是福克纳笔下又一个十足女性又略带阳刚之气的女人。这才是完美，不仅是“女性的原则”，是永生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肉身，也是“全能全智的爱应男女合一的倡导者”。
因此，《野棕榈》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小说，讲故事的策略同样大起大落。
高个子罪犯是个“矮子”，以弃绝来对付各种欲念。哈里虽然超越弃绝而追随夏洛特，理想和勇气仍不如她。他说“她比他好，更像男人”，他配不上她，没能转移她追求纯洁情欲的坚定目标，没能在情欲的彼岸找到高个子罪犯通过弃绝追求的平安、平衡和耶路撒冷。她对哈里说：“不可能是别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没有舒适、保险、平安的炼狱。”最后，她的绝对需求和勇气加上哈里的犹豫和沉不住气毁了两人。
《标塔》的人物走的路相仿。舒曼、拉威恩和霍尔姆斯同夏洛特和哈里一样，舍弃世俗平凡的生活，追求冒险。舒曼和夏洛特一样付出了生命，卖艺人对性爱的追求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特和哈里身上则性爱至上。
两种追求在二书中都是相互关联的，都导致死亡。哈里预感大祸临头，和乔·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处的直觉——
“爱即是苦、苦即是爱”——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爱情值得献身，所以嘲笑妥协，但是她知道挚情追求的天堂总是在伤害的彼岸。
结构已不寻常，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语气使《野棕榈》更形复杂：既同情又讽嘲，偶尔是既怜悯又卑视。结果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过分复杂对小说不利”。要理解这部小说，需要看一下写作时的悲愤心情：肉体伤痛、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写到一半时，福克纳甚至认为一连几个月的“疼痛和失眠”下来，自己都快疯了。书成后不久，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195 “这6 个月来，一直生活在家庭纠纷和背痛并发的特殊环境中，不知道这部小说是好，还是胡说八道。我好像坐在墙的这一边，纸却放在墙的另一边，执笔的手是在墙上捅个洞在漆黑中摸瞎写的，根本看不见纸，不知道笔是否写在纸上。”显见写作《野棕榈》时，伤痛、心碎和生活问题交加。人们自然会把伤痛归诸于背伤，把心碎归诸于梅塔，把家庭纠纷归诸于埃斯特尔；这也是事实。但还有其他的危机。
1937 年冬天，福克纳常常成小时地陪埃斯特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天、朗诵诗歌给她听。维多利亚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几星期，便遭丈夫遗弃，她几乎绝望。多年后她回忆说，是福克纳帮助她恢复过来：“是他使我活了下来。”她说。很可能在劝说过程中，福克纳不仅帮助了维多利亚，也帮助了自己。在阿尔贡昆时，他觉得有一种同灾祸调情的本能，此后几个月的文字中历历可见疑虑惊愕的迹象。哈里·维尔伯恩自称画家，令人回想起埃尔默和福克纳自己的早期。哈里对待自己为通俗杂志写低级小说的态度，反映了福克纳对待自己写商业小说和在好莱坞工作的保留看法。
夏洛特有不少地方像梅塔，也令人回想起福克纳以前几部小说中的女人以及他自己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贝尔德。夏洛特幼时的烧伤固然同福克纳最近的灼伤有关，但也同海伦幼年受的伤密切呼应。夏洛特和海抡一样，身上有几处烧伤的疤痕，也和海伦一样“不待人家发问”便主动告诉人家。
再说，这部小说虽然怀着由衷的赞慕刻画夏洛特坚强洒脱，但也表现出对女人的深刻怀疑和怨恨。对夏洛特的偷情天才不乏贬意，同高个子罪犯心底深处的信仰相似：女人喜欢罪恶、喜欢勾引男人犯罪，在小说的每一个节骨眼上都能本会到。
夏洛特一命呜呼，高个子罪犯的和哈里都鎯铛入狱，主要为了同女人搞在一起，小说中的男人渴望早日退出性爱、退出生活，这是在女人的追逼下避免毁灭的唯一出路，退隐向福克纳招手已多年，表现在霍拉斯·本博和盖尔·海托华这些人物身上。
到了30 年代中，退隐的念头更是时常浮现。几年后，他说“安德森当初如果做了和尚，可能会快活些，”“遁入隐修院……没有人能伤害他。”几年前买下山揪别业时，肯定有把它当作避风港的意思，还在其中造一个更深的隐修所——一间朴素得像僧侣住的小房间，全部属于他一个人。《野棕榈》开写前不久，他作好扩建这所圣殿的准备工作，后来亲自动手，一半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密。他在其中坚持过正经而庄重的生活。他曾在另一处说明自己的理想始终是“南北战争以前的雍容华贵的风格”。然而，他的另一半不甘心隐居和退缩，所以继续去约克那帕塔法和外部世界。他最大的恐惧是：艺术家不愿面对“机会和境遇”。他久久地同恐惧斗争，特别是对女人的恐惧，他希望有经济保障、不用为钱操心，但比起对女人的恐惧来，算不了什么；至少在实践中求之而不得时可以回避。
他历来想当运动员、猎人、飞行员、诗人和情人。1938 年2 月写《野棕榈》时，又实现了当农夫的愿望。他买下320 英亩的农场，称之为绿野农场。他和W ·B·叶芝一样，对死的意识越强，求生和写作的欲望也越强。置身于心碎、悲痛或者痛苦与一无所有之间，他宁要心碎、悲痛和痛苦。他比夏洛特和哈里更加矛盾：半个他要创作一部讴歌爱情、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小说，另一半坚持把代价抬得极高。和夏洛特、哈里一样，他不得不一路作出牺牲。他把社会、体面，求得社会批准的希望、理性、求生存、求自由的希望树立为爱情的对立面。因此，《野棕榈》的理想比它的策略还要极端化。
书中的爱情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场劫难。哈里预感灾祸，“我要出事了”
说明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写作《野棕榈》不是为了驱散痛苦和矛盾，是为了探索并表现痛苦和矛盾。
《野棕榈》虽然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但大大恢复了福克纳的创作信心和目的。
不出几个月，他又着手另一个宏大规划。这时，他不用为钱发愁；米高梅影片公司同意买下《未被征服者》，愿付2 方5 千元。买下绿野农场后，搞克纳写信告诉莫顿·戈尔德曼说，他终于可以什么时候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夏天，《野棕榈》完成后，大部分时间花在农场上养牲畜。好多年前，他在第一部约克那帕塔法小说中讴歌骡子对时间和环境的漠然，“对土地的忠诚；当别的一切都背弃时”，讴歌骡子的坚贞不二。骡子天生与世无争，奉为原则，因此不卷入任何关系：
“它不像父亲不像母亲，不生儿育女。”现在他在农场上蓄骡而不养牛，听不进代他经营农场的弟弟的劝告。
9 月底，去纽约为《野棕榈》作最后定稿时，他正在与一些既像高个子罪犯又像绿野农场附近的山民那样的人物。在纽约时改了书名，并请哈罗德·奥柏当他的经纪人。他也出席通常的宴会，拜访老朋友，包括梅塔·雷布纳和吉姆·迪瓦恩。
相隔不到一年，心情已大变，对一切无动于衷。到纽约后不几天，便写信告诉吉尔，带去的故事已经写完，在打字誊清。
回牛津后，心思继续放在这则故事上，起名《烧马棚》，中心人物是阿布·斯诺普斯和10 岁的儿子萨托里斯·斯诺普斯上校。在《哈泼斯》月刊上发表后，获当年的奥·亨利最佳短篇故事奖。更重要的是，它把福克纳往后带回到《亚伯拉罕神父》，往前带向无比重要的新作。12 月中，整个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结构已心中有数，虽然题目未定。以弗莱姆为首的斯诺普斯家族要下山到约克那帕塔法来了，
一步步吃掉约克那帕塔法。第一卷（《农民》）
追述弗莱姆一生的事业，从乡下开始，占领一个小村子，最后一举占领杰弗逊，在那里站住脚跟。第二卷（《进城》）中，弗莱姆在城里干过各种行当的工作，当过穷街上一家饭店的合伙老板，后来又当上银行总裁。每向上爬一步，从乡下找一个宗亲来补他留下的前缺。第三卷（《特洛伊陷落》）中，弗莱姆吃掉杰弗逊，先腐蚀政府，拆毁当地的南北战争风格的建筑，造分行，扩大经营。
给哈斯写信时，福克纳正创作得紧张而快乐。计划用3 个月写完第一卷，立即进入第二卷。事实上第一卷花了整整一年，一半因为故事越写越长，一半是因为停下来为《晚邮报》写短篇。1939 年底把打字稿寄给萨克斯·克明斯时，已把书名改为《村子》《小镇》《大宅》。他重又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悠闲心情消失。
可是，分心也好，打岔也好，写作《村子》是一大探索。4 月中向哈斯汇报进度和计划时，提到对自己的写作技巧的信心：“感谢上帝，我是美国最好的作家。”这个看法是否普遍，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证明，他的声誉蒸蒸日上：1 月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39 年1 月23 日，他的相片刊登在《时代》周刊封面，神情庄重，活像20 世纪的惠特曼（5） ，只穿衬衫不系领带。牛津人虽然照旧冷淡他；但是形势转变了，他们不能继续装聋作哑，无视《时代》周刊利用这位同乡人招徕游客的事实。12 月，《时代》周刊准备报道他时，曾来采访。福克纳略提一下父母，大谈特谈老上校。他告诉记者罗伯特·坎特韦尔说：“原址什么都没有了，房子、种植园的界石，都没有了。除了一座雕像，他的业绩一无所剩。
但他仍是一股活力驰骋在那地方。我更喜欢这样。”后来，他带坎特韦尔去山揪别业考利奶妈住的小屋，去绿野农场看内德·贝内特大叔。他如今写作得心应手，信心十足，决不允许任何东西打断他的工作节奏。1 月中旬，他认为已写了一半，2
月自称已几乎完成。
3 月，获悉菲尔·斯通濒临破产。两年前，菲尔的父兄相继去世，家业大受影响。菲尔企图重振家业，结果失败，因为，如他妻子所说，他已“心力交瘁”。老朋友遭难，福克纳伸出忠实、慷慨的手，就像当初舍伍德·安德森对待他那样。尽管这些年来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福克纳还是决意帮助他，危及自己的财政也在所不辞。他写信告诉罗伯特·哈斯，愿意出卖或抵押任何东西，包括手稿；愿意签订任何合同……因为他急需钱，十万火急。
他向兰登书屋预支1200 元，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取4800 元，凑齐199 菲尔所欠7000 元款项中的大部分，了结了一场官司。不到一个月，又听说一个老朋友需要钱用：梅塔·雷布纳告诉他同沃尔夫冈的婚姻破裂，需要钱买火车票到亚利桑那父母家去住一阵。福克纳汇去了钱，约她在新奥尔良相见。
他带她去参观10 年前生活经历中的大厦、街道和咖啡馆。不久，谈起往事，还谈起正在写作和计划写作的书的内容。在斩奥尔良的老城区，两人重新偷情。但是，几天后，他就带了稿子回牛津。梅塔在亚利桑那住了一阵后回到丈夫身边。后来福克纳听说梅塔同丈夫破镜重圆的努力失败，再也无心创作。
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他又不得不借钱，以期待得到的稿费为抵押，放下《村子》而为《晚邮报》写短篇。10 月，终于把小说定稿寄给克明斯，把书题献给菲尔·斯通。
《村子》是福克纳的回归，回到一部曾题为《亚伯拉罕神父》的作品；回到发表过的几个短篇，包括《花斑马》《猎犬》《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赐》和《为了一匹马的傻瓜》以及这些年来讲给朋友们听的故事。只是他的心胸比前开阔，一半是因为《村子》恢复了他对创作的信心，修订、扩展旧材料让他看出自己的才华；一半是因为《村子》本身赋予他薪的自由。在康普生和萨托里斯两家的故事中，干劲和荣誉都属于逝去的世界，小巴亚尔和昆丁没有希望获得独立、体面，忍气吞声地活了一段时间后死去，像是他们所崇敬而怨恨的祖先的模糊而缩小的影子。《标塔》和《野棕榈》中的人物要求过高，在今世从事戏剧性的赌博。然后，由于多种原因，包括福克纳自己的好恶和犹豫，他放松了对《标塔》和《野棕榈》，二书的控制。如今在弗莱姆身上，他把握住一个在今世精力充沛、目标明确地行动的人物。
这一人物的性格和他相去甚远，因此他能适当地置身事外。
在道德方面，弗莱姆令人毛骨耸然，作者自己也这么说过几次。但是，又认为他敢想敢作、不择手段，是松绑和解放：没有传统、格式或榜样对他吠叫。最恶心的失败，包括阳姜不举在内，弗莱姆都不放在心上。明明在重复人类最原始的游戏和罪恶，他却根本不知道。什么祖宗、前辈，什么影响，都不使他烦恼。一度统治“法国人湾”的那个贵族世家连同他的大厦、钱财和王朝不仅已经死去，而且已被人遗忘。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法国人，是法国人又怎么样？弗莱姆才不管呢。弗莱姆没有祖先，没有家谱，甚至不觉得自己这些欠缺。福克纳喜欢卖弄家史。康普生和萨托里斯二家历史悠久，势力却一天天缩小。斯诺普斯虽无根基，却有无限势力。
康普生和萨托里斯家的人的名字也随同故事、家规、地产和罪恶一代代传下来。斯诺鲁斯家的孩子的名字都取自邻居（萨托里斯上校）、圣人（圣埃尔奠）、政治家（比尔波和瓦达曼）、动物（貂，按音译为明克）、英雄（杜威海军上将）、邮购货栈（蒙哥马利货栈）、诗人（维吉尔和拜伦）或历史事件（华尔街恐慌），从不以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命名。这一对比容我们窥见福克纳创作中的这部传奇的关键特点，由此对他感觉开阔的根源或有所悟。
法国人湾的人虽然痛恨弗莱姆，但也觉得挺新鲜。福克纳在拉斐特和约克那帕塔法兴味不衰地观察斯诺普斯这号人，断断续续10 年之久。写《村子》时，他喜欢写唠叨、好奇而灵活他讲故事的活动。这是他和书中人拉克利大以及坐在门廊下吹牛的人，和读者一起分享的活动。故事中人、作者和读者一起观看弗莱姆，揣度他下一步要什么、打算怎样下手，准备走得多远，如果说弗莱姆丧尽天良干坏事，竟然毫不愧疚，令人看了生气，但是，他没有父辈犯罪的记录，也没有兴趣追究，做坏事从不手软，令人看了好笑。他无所顾忌，叫人既生气又好笑。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左右逢源，装模作样规规矩矩，偶而还守安息日，但他始终是有机会使掠夺、见马棚就烧、过河就拆桥的家伙。
弗莱姆的故事基本上是讲进步或者说讲历史发展的故事，是一部兴衰史。因此，主要因素是“变”，具体他说，是地位，财势的剧变。弗莱姆是百分之一百的现代人，永远在运动中。相比之下，法国人湾的社会几乎静止不动。如果说综述历史的变化是写弗莱姆的最好方式，那末记录零碎的琐事是写法国人湾的最好方式。尽管法国人湾并不特别计较过去、尊崇祖先，但它是一个时间缓慢的世界。那里当然也发生过许多事，但是从没变得那么快，直到来了弗莱姆。
弗莱姆一来，一切都起变化，包括金钱和权势地位。弗莱姆几乎占有了法国人湾的一切以后，进军杰弗逊，连社会上最基本的活动——交易——也变了。在以前的斯诺普斯故事中，交易不仅是做生意，也是娱乐；是礼仪，也是游戏；遵奉某种程式，要求某种技巧。什么都可以交易，从钱、票到机器、马匹。对拉克利夫的朋友来说，交易中含娱乐；他们时常交换马骡，又交谈故事。连讲故事也和交易一样，讲礼仪有竞争。拉克利大洋津乐道故事的进展和结局，这里面有着娱人娱己的双重目的。到最后还必须让听的人明白自己上当了，上了这位讲故事高手的当。最好的故事总放在最后，他讲的故事从无破绽。他控制语调和穿插无暇可击，哪怕讲的是他自己做的一笔吃亏的交易。
在法国人湾的日常生活中，交易小、牛皮大。几乎人人可作交易，几乎人人爱吹牛皮。弗莱姆不仅转移了权势和财富的中心，还改变了这一根本局面。他与众不同，一半是因为他对交易的过程不感兴趣，只对交易的结果感兴趣，因为交易一达成，兴趣便结束；一半是因为他的交易都是大宗买卖，相互牵连，吞没一切。他是那种冷冰冰、讲效率、板着脸的生意人的结晶，说话比用钱还要吝啬。他心毒手辣、贪得无厌、盛气凌人。别人眼睁睁看他成为奇谈怪论的材料，而不知其所以然。
斯诺普斯是福克纳笔下的最伟大的喜剧性创造。有时，《村子》读上去很老式，平铺直叙，不像《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那样有意识地进行形式的试验。但是《村子》好就好在它的自信，无所顾忌而不觉粗心，为现代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书中列我们说话的语气沾沾自喜，胸有成竹。是这个语气，和人物、情节一样多变的语气，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中。它给人丰盛之感，仿佛斯诺普斯这一家人和他们的故事无穷无尽，只要你过的是人的生活、干的是人的工作、有一个能创造的头脑，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它给人悠闲之感，仿佛宏观的故事距结局如此遥远，不用作者和读者为之操心。故事基本上用第三人称叙述，主要是弗莱姆在演戏，拉克利夫在看戏。作者在书中加了几则吹牛的故事和几段精彩的插曲。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位和蔼、宽容而含蓄的主持人。在作者探索的种种自由中，有两种是他个人的：一是按他认为合宜的方式讲故事，有随意更动的自由；一是保持距离的自由。和他分享许多意外曲折之趣的读者便没有这种自由、和他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习惯用语的坐在门廊下的人便没有这种自由。连拉克利夫也被排斥在外，尽管福克纳对他抱有好感。他在第一部中以拉克利夫为中心，第二部中把他撇开，后来又让他回来慢慢走向英勇行为，再让贪婪和虚荣把他变成弗莱姆的又一个猎物。最后，福克纳得意地把他写成一个孤僻的人，不是英勇的人。他比任何一个主角更能使小说平衡于卷入与超脱之间——这是小说的一大优点。拉克利夫来回出入自在，从来没有一个跑街推销员如此和蔼、如此清心寡欲，虽然书中人，如艾克，都要同他计较，但从不当真。他出入于自己的阶层，过着修士般的独身生活。
福克纳的小说杰作中有几部，包括《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一方面反映当时的家庭、社会和时代背景，一方面表现情节、表现赋情节以形式的心智和声音。《村子》和其他小说一样，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时代，但又不像其前的几部巨著，把打听和讲述这些重要活动的心智和声音加以戏剧化，因此并不公然玩弄书中的虚构身份。换言之，很少直接注意思想和想牟的运作，不关心思想范畴、理性化过程、想象的结构和表现方式同事实本相之间可能有的差异。回避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才能理解。因为回避不是为了简单化，回避有着双重目的。
明的目的不言而喻，把《村子》带向我们所谓的“写实主义，。《村子》比福克纳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更多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完全可以像司汤达尔的《红与黑》加副标题《1830 年编年史》那样。加上一个今天的类似的标题。也完全可以像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一样加副标题《外省生活志》。如果福克纳一口气写下去，这个三部曲可能采用巴尔扎克的《19 世纪风俗研究》的“典型的‘报道式’标题”。这些联想十分重要，说明《村子》从19 世纪的写实主义巨著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决意在虚构小说中容纳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厌其烦地描写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气氛。
除了公开的目的外，还有一个目的、或者说通过公开目的而表现的目的：展示卓绝的想象技巧，《村子》周详致密、信心十足地调度和发挥想象力。福克纳向罗伯特·哈斯宣布自己是“美国最好的作家”，此话也是他对正在创作的这部书的语气的确切批注。《村子》反映的种种现实，福克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有时甚至感到困惑和威胁。他说：“我怕透了斯诺普斯这号人”。然而，写作《村子》时得心应手，仿佛没有征服不了的现实。他保持距离和控制，表现出宽广、丰富多样和权威的语气。他相信自己具有的这些优点；乐意与书中人物、甚至与斯诺普斯一家分享这些优点（福克纳称之为“对急变应付裕如”），特别同拉克利夫（作者称他“接受文化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怨不恨）分享。他在表现控制时，坚持随意穿插、间隔或转移重点、坚持保持距离。他比拉克利夫更有心理准备，接受“现实，尽量利用现实，因为他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准则和信念，只要消比正常，什么也伤害不了他。”同《村子》中表现的控制正好相反，福克纳的个人生活和经济生活十分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