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7 月底，福克纳来到好莱坞。不久，《晚邮报》采用了他的《上帝的屋顶板》，一篇讲乡下人和乡下教会的喜剧性故事。这个消息太好了：前一阵退稿太多，钱的问题太尖锐。他来加州时带了一本帐册，分门别类地记着债主的名字。由于“警察已跟踪在后，随时有被捕之虞”，他需要存些钱来还债。
此后几年，他就是挣钱还债，没有出书。直到6 年后才写成又一部小说，7 年后才有一个短篇发表在重要杂志上。他愁钱，想摆脱好莱坞不成，还为文思枯竭所苦。1932 年出版《八月之光》后第一次去好莱坞时，也挣扎过好几个月，一事无成。1942 年开始的那场“枯竭”似乎根本不同。有关这一阶段，我们知道几点：他刚完成了一部真正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文思枯竭，于心不甘，反复挣扎；留下终主的痕迹。其实，福克纳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很需要休息，也应该休息了。但他是个不可一日无工作的人，连嗜好也主要为了调剂生活节奏，换言之，这些嗜好虽能给他乐趣，但不是独立的乐趣。
没有了一上午工作的满足，下午的太阳，树林和马都黯然失色。冷冷清清，很难从以前的嗜好中得到乐趣。回头看，身后己有一长串书名，大多数已绝版。冷清姑且不说，他素来感兴趣的是手头的创作，不是已完成的创作。他是一个既重视过去、又不可一日无工作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感而发”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时间上从《蚊群》到《去吧，摩西》，质量上从《标塔》到《喧哗与骚动》，都是他对遭遇或危机的反应；一生多半走在迫不得已而走的路上。小说的大结构都是发现、不是意愿。在已成文的东西中，又有新的材料在等待他。一生中遭尽拒斥、挫折、失望、时运的突兀转折、失恋和夭折，种种伤心事促使他写作虚构小说。尽管有许多事使他烦心，大多数为了家庭、女人和金钱，他从来只求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大块的写作时间。
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烦心，但是对福克纳的冲击更大的是它们的威力。福克纳不喜欢好莱坞，痛恨战争，但二者都无法推脱。相比之下，文字不但软弱无力，更觉无用。不久，他老是觉得时间就要从指缝间溜光，唯恐自己庸庸碌碌，不留下“任何足迹在这毫无意义的史册上”。多年来，他相信自己只靠孤独、文字和想象的力量便能够驾驭任何经验、战胜任何现实，不论它们多么可怕、多么不可理解。他在有一些作品中强调自己想象世界的现实性，在另一些作品中则把玩这些想象世界的虚构性。但是在两类作品中，在最近的《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不再为艺术的人为成份而烦恼，反而相信艺术的力量。如今，随着时间和精力的枯竭，他面临又一个转折关头：发现形势“不利于写作”，形势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他的写作，他从此变成一个说教的或者预言的小说家，一个坦陈己见的公民，特别在种族问题和战争问题上。然而，这一变化帮助他获得他所需要的能见度和知名度，也奇怪地利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经验，最后写成的作品《寓言》中既有在好莱坞学到的技巧，也反映了早期写诗时的心态。
待他得知亨顿合同的具体要求时，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逃跑。“没完没了的期限，13—13—26—26，后来又有52 周的工作”，他写信给哈罗德·奥柏说。但是，他别无选择，不到一星期便签字，相信华纳兄弟公司的代表詹姆斯·盖勒的许诺：制片厂以后会同他协议一份新合同，允许他“回牛津去工作，高兴多久就多久”。
签合同时，他正住在一家便宜的海伦德旅馆里，正同罗伯特·巴克纳合作写一部关于戴高乐的电影。他给自己的规定很简单：
努力工作、保住职位、改进合同，他要节俭过日子，存些钱来还债。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他痛苦，“真是无聊得可怕的生活”。但是他满意地看到债务减少，高兴见到老朋友，尤其是见到梅塔·雷布纳。
1939 年在新奥尔良与福克纳重逢后，梅塔·雷布纳回纽约，希望挽救婚姻。
翌年1 月，和沃尔夫冈迁去加州，再作努力。她在加州恢复原来的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婚姻破裂。福克纳一听说她回纽约，既怀念美好的回忆，又是怨恨。他说他“要换一个女人”“换一只肉痰盂”。只是有过梅塔的绻缱，曾经沧海难为水。后来听说她迁去加州、听说她的婚姻濒临破裂时，写信告诉她说他也可能去好莱坞，后来又写信说，一延再延，终于要动身了。7 月的一天黄昏，梅塔开车回家在公寓门口停下时，只见福克纳“盘膝坐在那里……行李整齐地堆在台阶上”。
自从两人在好莱坞大街步行到莫索弗兰克烧烤店吃饭的时候算起，已有5 年了。
事过境迁，福克纳的年纪和地位也不如前。1937 年时看上去还年轻，每周挣1250
元。1942 年，“他明显地老了”（头发花白，眼神“如警觉的老鹰”），周薪只有300 元。两人不顾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试图鸳梦重温，“只当中间没有断过这一阵”；岂知即使在一起，也不如以前，旧梦再也不能重圆。梅塔力图找回所失，建议两人干脆同居。福克纳则为了珍惜以前的回忆，回答她说“那样做，会酿成大错。他们需要去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南北战争前那样富丽堂皇的地方’，在那里，彼此看不见对方的缺点”。
他曾经以为有此可能，也试过。但是，尝够了结婚的滋味，他不愿再试，尤其不能在好莱坞这样一个浅薄招摇的环境中试。他们宁可谨慎小心，不能太热火，要像忠实的朋友那样重新恋爱而不破坏早先那段伟大情史的回忆。起先，他们成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谈情说爱，大多数时候谈过去、谈吉尔、谈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纳的倒霉合同、谈福克纳最近想去当兵的企图、谈他已写的和想写的书。但是，“夜夜如此”以后，两人都不愿长此以往，都需要更多的独立。梅塔的剧本归档工作十分得手，她要保护自己的事业。福克纳喜欢拜访桃乐赛·帕克，喜欢同其他作家在莫索弗兰克烧烤店、森西大街的普雷斯登·斯特奇演员之家或者拉吕消磨夜晚，偶而同霍华德·霍克斯和克拉克·盖博一起打猎钓鱼。有时同路丝·福特一起参加痴迷舞会。路丝·福特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是他弟弟迪安·福克纳的女同学和女朋友。后来，福克纳要求“升级”做她的情人。但这时还乐于当一个“规规矩矩的朋友”。
他在电影厂里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大都同战争有关。第一个本子因为戴高乐失去了伦敦和华盛顿的好感而被扔进字纸篓。好在好莱坞生产电影的速度惊人，因此总有许多本子要写。《戴高乐的故事》还在进行时，他已临时帮助霍克斯写《空军》的本子。《戴高乐》放弃不拍摄后，他写《解放者的故事》《掷弹手的生与死》和《交战呐喊》。贾克·华纳对作家一概“瞧不起”（称他们为“打字机上的笨蛋”），作家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同仇敌忾。
同事们多半很友好和气，有理查·奥丁顿·斯蒂芬·朗斯屈里特和汤姆·乔布；有弗雷德里克·福斯特（知道其笔名麦克思·布兰德的人更多），他不仅欣赏福克纳的小说，还是一位海量的酒友；有乔·帕甘诺和阿尔伯·艾萨克·贝兹里兹（伯兹），后者写过长篇小说《长距离拖拉》，和他结为终生莫逆。有些好莱坞作家根本不关心文学，如朱尔斯·弗思曼，不知道福克纳有更了不起的才华，因此认为他无能。但是，福克纳尊重有技能的人，哪怕是在好莱坞，哪怕在怀才之士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再说，他知道自己写不好电影剧本，干得最好的活是修改、补救霍克斯责成他修改补救的本子。只写一个场景时，他不可能写大段叙述或发表长篇大论一一其他剧本作家称长篇大论为福克纳的标记。他本来就关心战争，因此大部分任务还不讨厌，有几项甚至颇感兴趣。真叫他写电影，此其时也。他写道：“我感觉不错，神清气爽，写出来的东西，电影厂还满意。”第一期13 周快结束时，他期待厂方兑现诺言，同他重新签约、提高工资。贾克·华纳却仍用老合同约束他，工资提高不多；这时，福克纳便在办公室里喝个酩酊大醉。伯兹和梅塔把他从电影厂悄悄拖出来后，他不几天便又上班，感激两位朋友保住了他的饭碗。工作虽然保住，心里却憋住一股怨气。贾克·华纳存心欺负他，给他的工资远比其他经验相仿而文学声誉不如他的作者“拿的工资要少，他深感屈辱”。但是他急需钱用，不能挑挑拣拣，这一点更加深了他的忿懑。照目前的合同，他可以使债主不近身，但是距还清欠债还早着呢。
为了求调剂，他请假一个月回山楸别业过圣诞。贾克·华纳准假是有条件的，他必须继续写《解放者的故事》。手头的钱比预期略多了些，他和家人过了一个美美的圣诞节。继子马尔科姆和侄子詹姆斯·福克纳即将开赴欧洲或太平洋战场，他要和他们在出征前谈谈心。他最高兴的是看到时刻想念的吉尔。唯一的坏消息来自兰登书屋，通知他1942 年应得的版税总额不过300 元。其实这也是意料中事，看来以后只好忍气吞声“当一个至少是兼职的编剧了”。
为了再能回来，现在必须离开山楸别业。福克纳回到好莱坞，希望多攒些钱，早早回家。1 月，他计划从4 月起请长假，也许可以回来搞自己的创作。4 月5 月过去，假未请准，他的意志动摇，酒又喝多起来。6 月中，大部分时间不是靠医生护士，便是靠伯兹、梅塔、乔·帕甘诺等朋友。他厌恶好莱坞和华纳员弟公司，宁可电影厂终止合同。7 月，尽管有过6 月中的表现，电影广仍然同意给他签52 星期的合同，周薪400 元。在这个既害怕又需要的合同的鼓励下，他又同霍克斯仑作4 月间中止的一项任务《交战呐喊》。霍克斯不时谈起想自立门户当制片人，雇福克纳当编刷。不久，福克纳以前放弃的一部本子成为转折的关键。他写信告诉埃斯特尔说，如果电影厂和导演都满意，他可以一举两得：他可以自由了；只要他写出一部成功的影片，华纳公司同意解除那“7 年的合约”，他可以同霍克斯合作，“暂时摆脱破产的担忧”。
福克纳兴高采烈。埃斯特尔开始怀疑是否“霍克斯把他的老秘书请了回来”，虽然，事至如今，她既不嫉妒，也不认为梅塔有多大威胁。埃斯特尔猜中了，有梅塔合作的因素在内，但不是福克纳热心的主要原因。华纳和霍克斯在钱的问题上争执了好几个星期。8 月初，在福克纳写信告诉埃斯特尔谈获得自由和经济保障的希望后几个星期，霍克斯拂袖而去。福克纳获悉《交战呐喊》又被放弃后，直奔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要求请假，以避免大崩溃。
他要求请假6 个月，留职停薪都可以。8 月中旬，他自由了，虽然只准假3 个月。
福克纳设法在加州工作，在海伦德旅馆的房间里，或者在平台上。他希望，他也需要“开始一部新小说”，写一些新短篇。在写给哈罗德·奥柏和罗伯特·哈斯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设想。1942 年11 月，给哈罗德·奥柏寄去一首“3 页的长诗《王牌飞行员》”，讲青老年飞行员。
“仍有一队青年巡逻机让你率领，
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只求
死得其所，可不要又死于继承老弊端和老耻辱的新贵的叛卖。”
但是，战争和战争影片、亨顿和合同充斥着他的书信和生活。多少年来，他一直要到郊外去走走。如今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太久了。回牛律时，他重新干一些熟悉的活，仿佛藉以捕捉遗忘了的节奏：他监督山楸别业的装修，照看绿野农场的牲畜、庄稼和设备。牛津的《鹰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一直在写作，何以没有新书出版，是因为合同规定他把一切作品交给华纳兄弟公司。尽管提到新的短篇和长篇，他仍是一无比一天烦躁不安。以前他担心只有文字而无行动，如今担心只有计划的空话而无写下来的文字。
9 月下旬终于提笔，题材和文字的风格难免沾有好莱坞的影响。在霍克斯撒手不管《交战呐喊》前后，福克纳同导演亨利·哈瑟维和制片人威廉·巴彻谈起一个与华纳兄弟公司无关的计划，后来达成协议：第一，合作搞一部以第一次大战中的无名英雄的故事为依据的影片；第二，可以把那个故事同耶稣受难的故事联系起来；第三，除了电影剧本属三人共有外，福克纳可另外写一部小说或剧本，第四，他先写一个梗概，等脱离华纳兄弟公司后再写完整的电影剧本。福克纳写信告诉哈罗德·奥柏说：“我正在写一个东西，大约1 万至1.5 万个字，是一则寓言，也许谴责战争，因此目前不适用。我先写个故事梗概。”1943 年动笔的这部作品，花了10 年才完成，又花了10 年才有书名，叫作《寓言》。未完成时已把它看成杰作，他从来没能想象写书有如此困难。
10 年下来，删掉的文稿一大堆，可以说每个场景都几经改动。写作过程中情绪起落极大。“如果等我年纪老了，身后能留下这么一部大书”，他给萨克斯·克明斯写道，“我可以立刻折断铅笔丢掉。”他指指一个满得鼓起来的公文包对一个惊讶的熟人说，这里面装的是“一本可能划时代的巨著的手稿”。尽管创作折磨他，心绪摇摆不定，作品的基调却早已确定，它比以前的任何一本书，包括《去吧，摩西》在内，更是把一个个思想进行戏剧性渲染。一开始便头脑里满是思考、抽象、说教，是一部寓意多于形象的作品。
这一新规划在各方面都反映出福克纳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使命的基本观念起了变化。他说，“战争不利于创作”，战争盗用人的精力和注意，使人无暇顾及艺术。
战争来得不是时候，他“还没老到对战争无动于衷”，但已老得不能服役。他感受到战争的戏剧性以及战争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对继子说：“很奇怪，人不论多么聪明，总想向大众证实自己是条好汉，有勇气有毅力，愿意为造就祖先的土地而捐躯。”
他渴望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然而又知道年纪太大了，无可奈何地承认这辈子永远不能亲尝响应军号的光荣了。
他第二次失去参战的机会，只好编造一些故事来表现英雄的心愿，聊慰对光荣的渴慕。多少年来，他一直不满足于这样的编造，但又不愿意放弃、舍不得放弃。
他把自己的英国皇家空军肩章上的星星送给家中一名应召入伍的年轻战士，说他的士兵身份牌在德国丢失，希望侄子的指挥官知道他的教父曾是英国皇家空军战士后，同意他戴这颗星，作为幸运符。但是，他已不在乎过去的光荣事迹或信物，他关心在战争期间干的小事和战后要干的大事。年轻人“在战场上保卫自由”，他“没有穿军装，在家照料一切，等待大家归来”。他虽然年纪太大，不能服役作战，但是可以写电影讴歌英雄，可以写信帮助、鼓励、培养他们。他写给继子和侄子的信多半“长而多训诲”。
他仍不以为满足，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战后的日子上。“那时，也许老人重新可以有所作为”。
问题在于老人可以作些什么，特别像他这样一个“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咬文嚼字的人”。他想出来的答案同他预见、或者说希望的两大变化有关：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令人惊奇。二者都具体写明在给马尔科姆·富兰克林他的“爱子”的信中。“一如既往，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每一代人继承和制造的种种恶行和耻辱的阴魂。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会赢，我们必须打赢。
接下去，我们必须打扫世界，如同打扫房子，让人类可以和平地住在世上。
我相信会打扫干净的。”他希冀的第一件事似乎很浅显，第二次大战不过重复第一次大战的希望。另一件事却近乎理想：第二次大战既然和第一次大战一样，期待它成为和平的序奏，那么第二次大战必须带来种族平等的新时代。
他写道，一队黑人飞行员终于说服国会，让他们报效祖国。正当他们在潘特莱里亚（1） 为国尽忠之际，“一群白人和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害20 个黑人。
假设你我和几个人是住在刚果，77 年前皇帝手谕解放了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不可能同那里的黑人合住一所茅庐，不会总是和他们搭乘同一辆车，进同一家餐馆吃饭，但是我们是自由的，伟大的黑人之父（2） 这么说。”后来发生战争，我们“终于说服伟大的黑人之父同意我们去作战”。岂知我们在浴血奋战，20 个黑人弟兄“却被一次平民和警察杀害……你会怎么想？”他继续写道：“战后会有变化，如果不变，如果不迫使政客和治理国家的人兑现他们满嘴的自由和人权，你们这些幸存的年轻人算是白白浪费精力，牺牲者算是白死！”福克纳虽然知道必须等待战争结束，可是怕等不到战后变化的实现。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说，在战后的日子里，“本来就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咬文嚼字的我，在清理整顿世界这座大厦、让全人类和平共居其中时，会有我的一份工作。”这以前他还写过：“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会来到，像我这样一个惯于用民族的声音说话的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会来到，像我这么一个当兵嫌老、依老卖老的人，说话还有人听，但幸未变成一味唠叨25 年或50 年前老皇历的老顽固的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会来到。”福克纳把战争看成一段流失的时间，更奇怪的是，他把战争看作个人生活的分水岭——宣告以前写的那类虚构小说结束，现在试图写的一类虚构小说开始。1943 年10 月，申请续假，以完成9 月开始的电影故事梗概。1 月进行修改时，构思大变：他把它想成一本书而不是一部电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写。不过，训诲的意图未减。9 月间说成是“一则寓言，或许是对战争的谴责”的这部作品，到了1 月说成一篇论说文，中心思想是人类不敢糟蹋求得和平的“最后机会”。
福克纳期待战争带来变化时，担心自己等不及，便准备从长短篇小说转而写作警世寓言。从侧面写转为正面写，从“不能促使任何事情发生”的虚构小说转向至少争取变化的论说文。但他感觉到时光飞速流逝，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我有不小的才华，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人”，他写信告诉哈罗德·奥柏说，“可是，我已经46 岁了，不久只好说‘我曾有过’才华而不能说‘我有’了。”战争是一个问题（他怨自己“生不逢辰”），钱是又一个大问题。环境逼得他花太多时间去挣钱。
然而，他遇到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写这则寓言太难了、太痛苦了，不仅因为年纪老、才思不那么敏捷，而是因为他现在努力掌握的文学样式同他的天赋太不对路了。
故事梗概修改完毕，他又得回到“盐矿”（3） 里去。心里颇想继续写寓言，但还是启程西行，恐惧比一年前要好些。可能因为这次假期长，特别是可以重新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也许他慢慢又能制订一个6 个月的规划。如果好莱坞的工作允许他有同等时间住在牛律家里，他不会讨厌来回奔波的。他本来就想把生活的两大间“各自锁开”，免得他被迫写的玷污了他愿意写的。
回去后不久，福克纳退掉海伦德旅馆的房间，住在伯兹·贝兹里兹家的客房里，就在圣塔莫尼卡北面，地点不错，虽然离电影厂好几英里，又没有汽车，但是他喜欢和贝兹里兹一起上下班。这里的景色宜人，他不觉得太寂寞。一连几个月，工作尚称顺利。超过几个头，眼看要他同哈尔·沃利斯合作写一部关于罗伯特·李·斯各特和飞虎队的电影时，又叫他根据海明威的《有的和没有的》编写剧本。
虽然合作者是朱尔斯·弗斯曼，福克纳仍认为《有的和没有的》是《转向》以来的最佳机会。这部影片由华纳兄弟公司投资，但是属于霍克斯。为了表明同华纳无关，他一看到贾克·华纳走近摄制现场，便停止工作。霍克斯喜欢手下的人工作卖力而活泼，他深得人心，常常边拍边出新招，因此编剧的人紧随在他和摄制组身边。梅塔·多尔蒂在那里，亨弗里·鲍嘉（2） 、劳伦·白考尔（5） 、霍吉·卡迈克尔（6） 都在那里。后来，福克纳表示对此片主角亨弗利·鲍嘉特别赞赏，但他更喜欢和霍吉·卡迈克尔一起喝酒聊天，喜欢看劳伦·白考尔工作、喜欢和她一起工作。
他告诉路丝·福特说，“她像头小马驹。”5 月，《有的和没有的》编剧任务完毕，他在靠近摄影厂的一户人家租了个房间。一方面觉得打扰贝兹里兹太久，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他又开始烦躁不安。债务逐渐还清，他要多花些时间在莫索弗兰克烧烤店和朋友们吃吃喝喝聊聊天，朋友中不仅有梅塔，还有珍和乔·帕甘诺（华纳公司的编剧，来自科洛拉多，想当作家），欧文和贝蒂·弗兰西斯（希望攒点钱回新奥尔良的一对），埃德蒙·科恩（从费城和布鲁克林廉价公寓区来的一个画家）。
在某些方面看来，这些人合不到一起，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有明显的，有莫名其妙的。欧文·弗兰西斯曾是托玛斯·沃尔夫的朋友，而福克纳对沃尔夫十分钦佩。埃德蒙·科恩和福克纳一样喜欢朗诵莎士比亚。只有乔·帕甘诺和埃德蒙·科恩似乎看过不少福克纳写的东西。然而，他们全都爱听福克纳谈他的家乡，谈斯诺普斯们如何钩心斗角，谈密西西比的树林和树林里的熊、鹿和浣熊。许多年后，贝蒂·弗兰西斯还记得他讲的几十则关于树林小动物的生活和习性的“小生灵故事”，都十分有趣宝贵。她说“真是无比美妙”，特别在不适应好莱坞生活方式的人听来。
福克纳编写《有的和没有的》，为他赢得“电影厂众人的高度崇敬”。
他从此变得怡然自得。可是，一系列新的任务下来，又是同杰里·沃尔德这样的人合作编写《受咀咒的人不流泪》和《唐璜历险记》等剧本，焦虑复至，控制复失。他是在1 月回好莱坞的，希望能创作，但到5 月中，稿子还是老样子。电影业越是想证明自己“在厮杀和恐怖的日子里”有用处，福克纳越觉得艺术被束之高阁，然而，他依旧少不了创作，一段日子不写便若有所失，害怕自己再也摸不回去。他对哈罗德·奥柏说：“我一抓起创作，便写信告诉你。”但是他不作许诺，也无意让他催问。
连再度出名的希望也未能缓解他的沮丧。早在5 月初，他已写回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考利计划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企图“纠正福克纳的价值和声誉之间的不平衡”。
他问福克纳是否愿意合作并接见他，回答一些“有关生活和追求的问题”。对于“生活部分”，福克纳有保留，但愿意同考利见面谈谈，并表示感谢。他说，“我很愿意有人写这么一篇文章”。接着，仿佛窥见了这一决定性通信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进一步提到自己虽已没有多大生趣，仍怀有希望。“我46 岁了，苦苦干我这一行当（是自己选的还是命里注定的，我也不知道），有傲气但不虚荣，自我意识很强但也很谦虚……我勤奋写作，尽我所能，在这部没有意义的史册上恐怕也不可能留下再好一些的印迹了。”全靠毅力，也多亏一件事使他舒心，幸免于大崩溃。这件事发生在春天，福克纳在找个略大些的住房，准备接埃斯特尔和吉尔来。4 月下旬找到，他在信上写道：“不大，没有院子，但是安静而方便，不是好莱坞式的邻里。”大不同于山楸别业，但是她们会喜欢，至少可以全家团聚。福克纳决定接妻女来加州，梅塔认为是对她的背叛，因此不再见他，福克纳接了一个又一个桔燥的任务，从《伦敦之雾》转到《我们中间的陌生人》，又不能写小说，因此那年夏天的空闲比记忆中哪一年更多。1944 年6 至8 月，埃斯特尔（小小地）和吉尔（大大地）占有了他的生活。工资不过1936 年和1937 年的三分之一：那时他们租了一大幢房子，附有佣人住房，带去了厨子和车夫；如今住小公寓，没有仆人，没有汽车。生活却不如当年痛苦，虽然不如当年显赫。他们难得赴宴，经常出去游览，不时上馆子。6 月24 日，吉尔度过11岁生日，其后几个星期学骑马，和伊丽莎白·（泰勒（7） 同上一所骑马学校。
平时，大多数周末，便在贾克·霍斯的格伦德尔马场骑马，妈妈同去过一次，多半和爸爸同去。
那年夏天，骑马使吉尔快活，也挽救了福克纳的工作。福克纳厌倦了那里的工作，如果吉尔在那里不快活，他就准备辞职，带了她回家。骑马也使父女更加亲近。
福克纳后悔同女儿分开太久， 吉尔的童年又快过去，他特别珍惜那年的夏天。尽管自己的童年充满了失望和痛苦，回首前尘仍觉满心温馨。童年以后的岁月中，他徒然寻找行之有效的规律和不超前简化的形式。
如今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能力在退化，感到怅惘。他从吉尔身上回顾自己的童年，记忆中还只有这段时间的生活完整美满，不需进行周期性整容或想象力的处理，只需加以现实的净化便可以接受。伯兹给吉尔照了一张冲浪的相片，福克纳仔细观察这张相片，发现自己看见的不是展开在她面前的梦一般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褪色的世界。他知道吉尔的童年并不美满，仍认为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对朋友说：“很快便过去了，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如果下一项任务不好，他恐怕受不了吉尔和埃斯特尔的离去，吉尔必须回牛津去上学。从5 月到8 月，他编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没有什么称心的活。8 月，开始和霍克斯合作，改编雷蒙·钱德勒的《长眠》。虽然朱尔斯·弗斯曼也参与编剧，主要合作者是一个名叫菜·布赖克特的青年作家，两人合作顺利。他仍然会写出“不上口”的对白，如那青年后来所说，两人不得不在现场临时改动。但是霍克斯喜欢这样，亨弗利·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也已经习惯。
《长眠》摄制过程中，福克纳神志清醒，工作正常。11 月中旬时濒临崩溃。
他又同朋友住在一起，一方面节省开支，一方面逃避寂寞；偶而也骑骑马，但是毫无作用，连梅塔也不起作用。梅塔听说埃斯特尔走了，福克纳又在酗酒，便重新来看他。而人都在《长眠》摄制组，经常见西，几乎部分地重温“旧梦”。可是，他离开山楸别业、离开创作已快一年，“有时觉得再作一次治疗或者再编一部电影剧本的话，我会失去创作的能力”。7 月，马尔科姆·考利来信提起他早已知道的一件事：他的名声在出版界受尽诽谤。
1944 年10 月29 日，考利的第一篇文章（共3 篇）号召人们认真地重新评估福克纳的价值，提醒读者福克纳的17 部作品除一部外全部脱销。
寂寞和沮丧袭来，福克纳酒越喝越凶。朋友们，特别是伯兹、梅塔和乔·帕甘纳尽量帮助他，知道他最恨去那些他喻之为火炉和监狱的地方，便亲自照顾他。上班时为他打掩护，晚上藏掉他的威士忌或者定量配给。有时候，他还是喝得太多而不得不送进山谷地的私人医院。伯兹看出他酗酒有自戕之意，设法劝导他说：“比尔，别走那条路，你太宝贵了”，帮助、劝说无用，福克纳终于请假，他需要脱离这个环境，宁愿留职停薪3 个月，只求能回密西西比，甚至愿意不支薪而多做些工作。
12 月15 日回到山楸别业，不出一星期，精神振奋。他写信给考利表示感激，回答考利的问题时，也流露出失望和怨恨。他说，南方对他并不特别重要，不过是他熟悉南方而已。南方并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坏。
“生活是现象，不是标新立异。到处都像在疯狂地越障赛马，奔向虚空。不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散发同样的臭气。”但是，他如今没有被困笼中之感。
他估计假期可以延长到6 个月，因此觉得不仅“摆脱了好莱坞”，而且能摆布好莱坞。“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6 个月，在家住6 个月。现在已经习惯了，把电影编剧锁在另一个房间里。”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兰登韦屋谈妥“预支二三千元钱，大约3 月中要”。信中对出版商说，他“写作经历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诗人，只凭本能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和真实性有强烈的信仰和信心，对修辞有无比的勇气（承认有此癖好）。对其他东西则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现在，他“写了又重写，斟酌每个字的分量”。这一变化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创作此书”，为此他心烦意乱。但是，他认为这是新的成熟的标志；他说“我终于长大了。”事实上，这部新作显露出另一种性质的巨变，原来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次要的东西，如今都变成有意识的。他在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称，“自己素来写人物而不写思想”，即使在结构最复杂的试验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认为考利关于《押沙龙，押沙龙！》的意见说得对，“我首先在讲一个我认为不错的故事。我认为昆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可以讲得比我好，但我接受并感激你所作的补充，尽管我在写作时并未有意识地顾到这些。”反过来，他在《寓言》中步步为营地照顾到思想及其象征意义。
几年后，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纳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整个一生——为一个可疑的梦，梦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乡间小路上，牵着一匹马，想拿它来换个宿夜的地方，不只是为了一张床，而是想睡个好觉”，犹如一则故事或寓言。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说，这匹马是安德森从来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国”，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谦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谦卑地奉献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为了他“自己以纯洁、高尚、坚韧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梦。《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就是这个梦的代表和象征”。
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的这个寓言有几点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于了解福克纳诗歌的惨淡经营的风格。但是，福克纳描写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创作《寓言》时的做法相似。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时惨淡经营、不厌其烦……仿佛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它将是、它必须是无瑕可击的’；仿佛他创作不是为了那销魂蚀骨的、令人失眠的、无法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求……而是为了什么更迫切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不是仅仅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纯、求精。”福克纳当初从诗歌转写小说时，相信心里想说的就是有价值的，并且已经蕴含了形式。如今在写《寓言》时，他斟酌每一个字的分量，仿佛认为只要“保持风格的纯净完整”就够了。因此，他心目中的新的成熟同他的写诗实践十分相似。他再度致力于极度的纯洁性和意识的普遍性。这些品质与诗歌已不相容，更何况小说。
最大的一个后果是：福克纳似乎同时在两种样式中工作，却未解决先后问题和方向问题。在他的小说中，现实和幻想交融，不仅有反复出现的场景，也有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具体周密的细节，也有不可能、甚至今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但即使是最抽象的小说，如《卡尔卡索纳》，也是以索回不去的形象而不是以重大题材开始。
他的最伟大杰作以令人难忘的形象（凯蒂爬树，塞特潘敲大厦的门）、和触目惊心的人物（凯蒂、康普生，托玛斯·塞特潘）
开始，他在这些人物和场景中等待时，发现了导致探索、产生意义的情节。
但是，这部新作的条件——把无名英雄的传奇和耶稣受难的故事结合成“一则寓言，也许是对战争的谴责”——截然不同，颠倒了他创作虚构小说的过程，似乎企图化伪为真。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追求风格的完美，还力求写道德问题；不仅追求纯净，还要有预言的性质。
写作不仅缓慢，而且不得要领，极尽推敲琢磨之能事：“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初稿。它可能是我的史诗……原有近10 万字，重写时压缩到1 万5 千字左右。”
写作过程如此雕琢，结果必然成为对自己和事业的反思。反思和写作一样费时、一样痛苦，永远得不到完全的结论，对于自己的成就和正在做的事的价值没有把握，只觉得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而时光在流逝。
他既怕“草草写作，又怕回盐矿去受罪。”他在希望内外转圈子，终于明白“不得不在6 月1 日前后回到华纳兄弟公司去报到”，做完那“常做的毫无依据的渺茫的好梦”一一有足够收入过日子，让他写完这本书。他又回到他那常得的结论：这辈子休想“在电影圈外，挣钱而不负债。”1945 年6 月7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他回到加州，决定同时继续写这则寓言，“从头来起。”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坚持自己规定的日程：出门去电影厂前必写作4 小时。他住在贝兹里兹家，同伯兹一起上下班。
人们对上一年12 月的情景记忆犹新，看到他如今如此坚毅地写作、有克制地饮酒，大为诧异。在电影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屈里特的《种马路》，但决定不让它影响自己的创作。他的剧本写得“奔放、美妙、痴狂”，虽然不太符合电影厂的要求。但是据原作者朗斯屈里特回忆，“是件瑰宝”，以后可拍成新潮电影。
有规律的生活可惜未能持久。由于手头拮据，他另接一份工作，不是华纳兄弟公司的产品。让·雷诺阿（8） 根据乔治·赛兴斯·佩里（9） 的写佃农的故事拍摄《秋天在握》。后来又同意和马尔科姆·考利合作，为瓦伊金出版公司编《袖珍本福克纳作品集》。除《圣殿》外，他所有的小说均已绝版，编一部文萃显然有利无弊。
再说，考利的意图（“全面介绍福克纳的作品”）
颇像他自己酝酿已久的一个设想。“无论如何，让我们为我创造的乌有乡编一本金书。我曾经想过晚年做这么一件事，按字母编一部没有特别规定的系谱，从父亲到儿子到孙子。”福克纳在给考利的信中表示兴奋，但在和梅塔谈话、和哈罗德·奥柏通信时，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失望。这几年来，他一直相信华纳兄弟公司会兑现签订新合同的允诺、为他在牛津做的工作付些钱的允诺。但是电影厂根据亨顿的合同又继续52 个星期。贾克·华纳继续吹嘘以300 元周薪买下美国最伟大的作家。
福克纳有时觉得能对付好莱坞，把它锁入另室，一方面完成它的任务，一方面进行自己的创作。但是3 年过去了，他认为有分量的东西一点都没写出。他知道自己的书没有销路，已经绝版。他不再指望“毕生之功（创造我这个乌有乡）”能够赚钱，但他“还有些东西要补写进去”，而且也需要调剂。只要能让他在家里工作，他可以写任何庸俗东西或做些编辑工作。
他说：“我已经受够了好莱坞，人不舒服，心灰意懒，只觉得浪费时间，想象中出现各种爆炸或崩溃的症状。”一个月前，福克纳设法同威廉·亨顿达成协议。
此人已从福克纳的薪水中坐享10％的收益达三年之久。亨顿不顾客户的利益缔结损人的合同，不仅不合法，更是丧尽天良。虽然他赚的钱已经比应得的多，但仍不知足。如果福克纳不声张，再干下去几年，亨顿可以再赚上2 万元佣金。福克纳如果要解约，他就要福克纳支付每周100 元，连续两年。
福克纳同亨顿磋商了好几个星期，电影厂和经纪人寸步不让。作为解约条件，华纳兄弟公司坚持要占有他在那里写的一切东西的版权。亨顿站在公司一边，扬言如果福克纳不接受他的条件，他要提出控诉。福克纳的计划遭挫，精疲力竭，写信问哈罗德·奥柏，如果干脆撒手，会有什么后果。他在奥柏的回信中得到了唯一的鼓励：就算亨顿无耻，华纳兄弟公司总得顾些面子。因此奥柏认为他们未必愿意把福克纳合同的真相“公布，供人仲裁。”撇开亨顿和贾克·华纳不论，福克纳实在受够了。他要“同好莱坞一刀两断，洗手不干编剧。”他不愿听电影厂或亨顿的建议，他不愿留在好莱坞。最近这几年把他日益逼向绝望，觉得“生活不再有意思”，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9 月，他同梅塔·多尔蒂告别，难分难舍。梅塔尽管创伤累累，仍抱着和福克纳结婚的希望。她爱福克纳太深，竟看不出他不愿同她过夫妻生活的决心。几年前他已看清自己希望从这场恋情中得到的是什么。如今年纪越大，越正视现实，也越清楚了解自己的欲望。他要的是一部永恒的浪漫史，而不是不美满的共同生活。倒不是怕受女人支配或者包围，怕的是不明不白地失去两人间的这份情意。他需要温柔体贴，但是他需要保持距离。虽然有悲痛比一无所有好，但是他对悲痛是有选择的。后来写信给她说：“我知道，悲痛是赶不走的一个部分，有了它，爱情方才完整。悲痛是你唯一能保住的东西，失去的东西才觉得宝贵，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厌倦它、不明不白地失去它。”梅塔·多尔蒂迷上了一个她不能完全理解的人，徘徊于恨和爱之间。行前两天的晚上，她不理睬他；最后一晚在一起时，却原谅他拥抱他。
第二天早晨，他最后碰一下她伸出的手，转身返回密西西比。
回家后不几个星期，福克纳过48 岁生日，写《喧哗与骚动》的附录，是他应允为《袖珍本作品集》而作的。他不读一遍全书、也不担心与正文的统一问题，振笔疾书，一个个人物又活了起来。写作顺利而迅速，他最后一次整理了康普生的家谱，从1699～1945 年。它不同于考利的《约克那帕塔法金书》中的一切，同福克纳自己构思的《金书》中的萨托里斯家谱十分相似。
后来谈起这个附录时，称之为第五次讲这则故事，也是最后一次企图讲完这则故事。然而，这个附录不止是一个老设想的复活，也不止是一则老故事的重述，它让人看出福克纳越来越为之吸引的东西：从自己的小说中再化出小说来。他担心年纪、荒疏和好莱坞会影响自己的才华和事业，便把悠久的心事化作虚构的源泉：《附录》不仅重现原有的内容，而且检阅记忆的流水。
回溯康普生家的根源时，作者把我们从苏格兰带到卡洛莱纳、肯塔基、再到密西西比；他追忆了一个名叫伊凯莫图贝的“被推翻的美洲国王”、一个叫贾克逊的总统和一个叫作蓬或者蓬纳的探险家，把我们带入美国的历史。此外，还介绍了康普生大厦的建筑师，令人想起塞特潘的建筑师；连康普生家“用轮船从法国运来的”
家具，也令人联想起塞特潘家的进口货珍品。虽然有些人物，特别是杰生、本吉、迪尔西和勒斯特，没有多大变化，昆了却是被简单化了，凯蒂的形象不再那么高大。
福克纳不再从侧面虚写，而是平铺直叙、扼要介绍凯蒂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她同一个德国军官并肩站在一辆豪华赛车旁。虽然在处理凯蒂这个人物时不免心慈手软，但为她构造的命运在某些方面比夏洛特更加可怕。迪尔西手上拿了一张可能是凯蒂的相片，一眼不看便小心地折叠起来，默默地流泪。她不愿问相片上的人是不是凯蒂，“因为她知道凯蒂不愿得救，反正已没有值得拯救的东西，也没有值得失去的东西了。”10 月中旬写完《附录》时，福克纳正在压缩考利的长篇序言中的传记部分，特别是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处。最后，说服考利只提1918 年参加英国皇家空军，避而不谈未在法国上空英勇作战一事。1946 年4 月出版的《袖珍本福克纳作品集》，对福克纳曾否光荣负伤一事，不置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