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奖的苦差使过去、圣诞节过去，福克纳重拾两部未竟之作：寓言的结束遥遥无期，《修女安魂曲》的结局倒已胸有成竹。然而，平衡的心情不过几个星期，和琼·威廉斯的恋爱尚属悬案，使他魂不守舍。以前，“写作、写作、只要写作”便能使他心安，如今什么也不能使他心安。他必须花极大力气才能勉强自己写作，便开始一反往常地寻欢。不出几个星期，从一处换到另一处，此后几个月一直如此。
他在格林维尔小住几天之后，去好莱坞几个星期。去格林维尔为勒维出版社出版的《记偷马贼》书上签名，在好莱坞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根据威廉·贝内特的《上帝的左手》改编电影剧本。在《记偷马贼》书上签名是为了帮助本·沃森和霍丁·卡特，赚钱不多，编剧倒是5 星期赚了1.4 万元。
钱的差别犹在其次，现在的福克纳不再为钱发愁，倒是为如何打发一天天的时间发愁。不能写作以后，连闲荡的本事也丢了。3 月回山揪别业，哪一部稿子都吸引不了他，惯常的消遣也没味道，仿佛青年时期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突然同成年时期的失望和怨恨交融在一起；成功来了，有名有利了。反而感觉空虚。4 月，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官佐勋章，不久，决定去看看凡尔登（1） ，为了写他那则寓言。
旅途中豪饮狂饮（一个青年朋友惊讶地数他一天灌下的马丁尼酒，竟有23 杯之多），但一路平安。路经纽约，与路丝·福特相见，她在等待《修女安魂曲》。
抵法国后，在巴黎的时间比凡尔登多。同加利马尔出版社的一位青年作家兼编辑莫尼克·萨洛蒙在巴黎街头散步，回忆第一次来法国时的情景，那时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寻访烈士捐躯的战场和文学巨匠的踪迹。
回家途中，在纽约小住，会会琼·威廉斯。琼既愿意和他在一起，又害怕他的激情。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创作，这一点他心里明白。回到牛津，写了一篇在吉尔毕业典礼上用的讲话。1951 年5 月28 日，54 岁的他生平第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作了短短的演讲，重申他在诺贝尔奖颁发典礼讲话中提到的问题。这时他又继续写作《安魂曲》，并决心一鼓足气把它写完。
《修女安魂曲》和《喧哗与骚动》的附录、和《让马》一样，在几方面有以前的痕迹：短促简练的对话反映出在好莱坞学到的功课，做作的风格令人回想起《木偶》，基本情节则继续坦波尔·德雷克的故事。从《圣殿》的末场到《修女安魂曲》开始之间，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坦波尔随父从欧洲返美后，嫁给戈文·斯蒂文斯，两人过着体面而无聊的生活，坦波尔难忘同雷德和金鱼眼在盂菲斯妓院鬼混的那段日子，雇了一个佣人南西·麦尼戈。
南西是妓女从良，坦波尔以南西为心腹，告诉她一生中那次伟大而可怕的冒险。
后来，雷德的兄弟来敲诈勒索，坦波尔欲恶之心沉渣泛起。南西不知所措，生怕坦波尔和她的子女遭到不测，企图以杀死坦波尔的一个孩子来挽救全家。此举出自爱心，并无恶意。南西还准备牺牲自已。
《修女安魂曲》处理这些事件时，特别是坦波尔和南西的结局，不仅把重点放在外在矛盾上，也放在内在矛盾上。南西的命运已定，坦波尔的犹未可知。加文·斯蒂文斯让政府来处理南西的审判和处决，自己着重唤醒坦波尔的天良，晓以道德，力求使她重新认识自己、忏悔罪过。通过剧本的情节，我们看到政府和加文·斯蒂文斯之间的距离。政府急于处死南西，只关心法律和体面，不关心人的命运，不管无辜和有罪之间尚有许多层次，不予以忏悔和赎罪的机会。
福克纳勾画出社会和斯蒂文斯的不同关注之间的鸿沟以后，有时用对话和情节、有时用散文楔子加以开掘。他起先打算写三幕剧，后来改变主意，最后在突击完成之前几个月，决定在每一幕前加一段散文楔子，承前启后，从而把剧本写成了“小说似的”，井向两个方面拓宽：把情节放在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背景之中，把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同密西西比联在一起。
第一段楔子叫作“死巷”（为这城市起的名字），焦点放在福克纳的这一神话王国的历史上，时间则从约克那帕塔法尚未开发时期直到剧本中的现在。福克纳在这段文字中历数了拓荒者的名字，明显表现反现代主义：把过去同缓慢的节奏和明确的目标相联系，把现在同疯狂的旅行、热爱速度和运动相联系。第二个楔子短得多，写杰克逊和密西西比，叫作“金色圆顶（口号是“起步”）”，承上启下，各式材料俱全。结果，杰克逊比约克那帕塔法标准化而没有个性，不是神秘王国的城市，但是太现代化太一般化，没有历史性。第三段楔子“监狱”（未能完全忘情）
回到杰弗逊和约克那帕塔法的故事，再次出现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动机，中心插曲把我们带回到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判刑的女孩在牢房窗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西西莉亚·法默）和日期（1861 年4 月16 日），这是反抗的表示，是不甘泯灭的表示。这一行动不仅和南西·麦尼戈有联系，也和福克纳的艺术家定义有联系。艺术家深知人生短促，“迟早要穿过泯灭之墙”，但决心“留下刻痕”在墙上。
福克纳把这些散文视为其后各幕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还说过，它们是必要的，使作品产生“配器的对位效果”，提供一点玄机。使“简单生硬的对白显得针锋相对”。但是，除了这些目的外，它们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楔子无法上演；第二，
楔子的修辞比戏剧正文强烈。
如果说第二个问题要到1951 年9 月21 日剧本出版时才发觉，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当时便知道的。福克纳写完《修女安魂曲》时，已“厌倦了笔和纸”，打算整个夏天去饲弄马和庄稼。结果，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秋天的一部分时间在纽约和波士顿，想把这部作品改得可以让路丝·福特上演。后来，他委托别人改编；最后，这部戏在十几个国家上演，包括德国（1956）、西班牙（1956）、法国（1956）和希腊（1957）、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法文本由阿尔贝·加缪（2） 翻译，法国人在这部程式化的悲剧中看到一些法国戏剧中的熟悉因素，反应十分热烈。但是1959
年最后在纽约上演时，演期短而没有特点，有负于福克纳和琼·威廉斯偶尔分享、与路丝·福特分享了数年的美梦。
福克纳放下《修女安魂曲》，回到牛律，打算完成那部“大书”，下午种田、划船或骑马，上午设法创作。但是心中仍惦着琼·威廉斯，因此玩也乏味，工作则几无可能。不久，连自己也怀疑会不会写完已开始的书。他写情给琼说，“我这么老了，不该想念一个23 岁的女孩子……活到这把年纪，应该不害相思病了。但愿自己是在养精蓄锐准备从新开始”。他等待僵局打破，但是落空，他不仅烦躁不安，而且不顾安危。1952 年2 月一次，3 月又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第二次腰伤久久不愈。他等得不耐烦，4 月去欧洲。
先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埃尔泽·荣松，后去巴黎访问莫尼克·萨洛蒙、她的丈夫和新生婴儿。他力求散心，仍不得安宁。多次摔伤，腰痛难熬，把威士忌当药喝后，不仅使他更加虚弱乏力，还加深了原已日趋严重的失眠。一次狂醉后，被送进巴黎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两节脊推断裂，有明显的关节炎并发症，建议手术治疗。他拒绝开刀，前往奥斯陆，接受物理治疗，疼痛暂时缓解。
他决定离开这个挽留他但吏他害怕的地方，启程回家，路过孟菲斯时探望了琼。
回牛津后给她写信，告诉她如何看待两人的处境。如果两人可以随时见面，自由地散步谈心，他也许可以接受她设立的藩篱。“但是照现在这样，”他继续写道，“我永远得不到安宁，除非已开的头有个结果。”他当导师、父亲，求爱者已3 年，但是他爱她，什么也替代不了。
多年前，他描写过一个“苦于没有能力打动女人芳心”的男人，如今他苦于失去原有的能力。琼终于被他的需要感动，在1952 年夏天成为他的情人，岂知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得到的不是平安而是痛苦。琼觉得上当了，溜之大吉；他觉得披遗弃而悲痛欲绝。但是写信劝她不要伤心，因为他忍受力很大，足以代两人受苦。他设法作好接受命运的准备：如果开个头只是为了结束，他写道，“那也行，我不是一直告诉你：在有痛苦和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痛苦吗？”他剖析了一番自己的痛苦，希望化病苦为诗歌，就如在《蚊群》和《野棕榈》中那样，心情坏极了。
“翻出那本大书的稿子，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作已不能战胜不幸、沮丧和心碎。
“也许我必须同目前的生活决裂，”他写信给哈罗德·奥柏说，“至少决裂一段时间。我似乎已无心工作，找不到工作和写作的目的。”他写给埃尔泽的信说，“问题是我这病是周身不适，百无聊赖，对一切都没有心思。”多年前，他建立了一种生活方式，夸大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依赖，缩小对人的依赖，使他成了一个“骄傲而无求于人的动物”，独来独往，“不需要向任何人求任何东西。”那时候，他相信有一位上帝眷顾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知道没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但他一直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一直对手上正在做的事比已经做成的事更感兴趣，一直抱住自己的虚构世男，一旦松手、一旦对通向虚构世界的路和同虚构世界的联系失去把握，他的需要便转移、信心便动摇。
1952 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喝酒依旧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酒喝得很凶，有时还犯抽筋。他知道自己有罕见的想象天赋，也有致命的性格缺陷，因此要在心理上稳得住，需要培养自我欺骗、需要玩危险的游戏，特别是酗酒。
酗酒一向是信号，也是救助。但是，更常见的摇摆以外出现抽筋，未免使他惊慌，自觉不妙，要出事的，因此愿意接受任何治疗，只求能恢复平衡。11 月，去纽约接受一系列电休克治疗，医生汇报说，每次休克后，他显得温柔、信赖，几乎像小孩于那样需要温馨和柔情。
去纽约住院前不久，在普林斯顿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安德烈·纪德（3） 说的话：“他只敬佩那些以生命谱写作品的作家。”12 月回牛津，决心作最后冲刺完成寓言，可是文思时有时无，有则也极短暂，即使写成文也往往觉得不对头。不出几个星期又回纽约，准备多住几个月；在纽约，有琼在身边，有萨克斯·克明斯的帮助，或许能再度振作。
但是，还是住进了医院。后来，福克纳开始写作，时而写寓言，时而写短篇。
他写了一篇《重访周末》，讲一个为了我寻受苦的意义而酗酒的人，后来又写了两篇文章，哀楚之情溢于言表。第一篇回忆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在新奥尔良的日子，第二篇怀念那片据以创造神话王国的土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那时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一无所有、无害于人的浪子”，梦想当诗人。
沉默近两年后，终于提笔，感觉良好，尽管那部大作品仍然进展不大，尽管回首前尘更觉创作一事恍同隔世。体会最深切者莫过于昨日之他和今日之他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已有创作的敬畏，想起以前写的书，仿佛看见旧我在表演惊人绝技。1953
年4 月写信给琼·威廉斯说，“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多么惊人的天赋。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都没受过正规教育……
居然写出那些作品来。”4 月赶回牛津，埃斯特尔大出血，险些丧命。6 月去麻萨诸塞州，琼从派因梅纳学院毕业。他准备回牛津作最后一次努力；夏初和盛夏期间，他几乎集中精力工作如旧。埃斯特尔起先不能容忍他和琼的关系，现在终于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主动邀请琼来住在山揪别业，企图以她的批准给这场婚外恋披上体面合作的外衣；同时她自己也开始过独立的生活。福克纳在山楸别业创作，去孟菲斯看琼；她则决定去墨西哥城，古尔想在那里上大学。
多少个月以来，福克纳坚持工作下去。9 月下旬，几乎已完成初稿，只剩一章未写，全部重看一遍，但是，10 年前开始的工作总算接近尾声。几个月前，他声称“巨著永远伴有分娩的阵痛”；如今，仿佛为了证明《寓言》的分娩有阵痛，他开始在狂喜和沮丧两个极端之间疯狂摆动。这次的康复比以往复杂得多，多次住进孟菲斯和拜黑利亚的医院。
正当福克纳努力振作，企图修改初稿之际，罗伯特·库格伦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一篇两次分载的文章：《福克纳的私生活》（1953 年9 月28 日）
和《神话背后的人》（1953 年10 月5 日）。文章把福克纳描写成“短小精悍、铁灰色头发剪得很短”，蓄小胡子，高高的鹰爪鼻，眼皮沉沉下垂，黑眼窝陷得很深，脸色苍老黝黑。进而大写他爱抽烟斗爱喝酒的美谈。库格伦报道说：“福克纳”不是酒鬼，说得精确些，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福克纳则认为私生活应是私人的事。他离牛津去纽约，打算取道孟菲斯，约琼同行，现在他可以修改这本书了，决定取名《寓言》。10 月和11 月，继续修改和重写。1944 年12 月在牛津开始的那部著作，1953 年11 月完成于普林斯顿。
《寓言》中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包括克林思·布鲁克斯十分公允地推崇的两段插曲：喜剧化地寻找一具尸体，以葬入无名烈士墓中；三个古怪地联合起来的美国士兵——一个依阿华的白人农民、一个密西西比的黑人和一个布鲁克林的流氓——
杀死格拉农将军。写一个下士和老元帅的对峙中不乏惊人之笔。第一场的背景和气氛十分关键，福克纳写来气势磅礴。然而，尽管有不少章节达到作者本人的要求，《寓言》有严重缺点：做作而笨拙，自我意识太强，过于谨小慎微，太不含蓄而又太抽象，是福克纳所有创作中最鲜明地像舍伍德·安德森那样求纯求精的例子。
这部作品失败的原因有几，都与其材料和写作时间拖得太长有关。故事的素材使它抽象化，长而复杂的写作过程不仅造成紊乱和笨重，太多的场面以太多的形式出现，太多变幻不居的观点和看法，而且过于追求纯度和深度，以不负这10 年的拖延。福克纳为求普遍性，创造一个叫下士的人物，他的一生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上同基督相仿。为求纯，把这青年写成单纯而未受教育，下士身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印记。他虽有爱心，很忠诚，但无具体宗教信仰，从来不提上帝，跟谁也不发生关系。他只相信人有能力慷慨无私而满怀爱心地行动。这一信仰给予他奇妙的力量，他召集12 门徒，奔走游说同盟国军队和德国军队放下武器，停止杀人。
《寓言》展开缓慢，通过一系列小故事、穿插和铺衍，发展到同盟国高级指挥同下士的对峙，这时我们才得知下士不是个平凡的弃儿（和许多弃儿故事一样），而是同盟国高级指挥老元帅的儿子。老元帅以军人天职为重，力劝儿子放弃和平事业。儿子不听，便下令枪决。不过，神秘的出身尽管把下士同汤姆·琼斯（4） 和耶稣基督的故事相联系，却混淆了许多问题，怎么理解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会有一个从事战争的父亲，有一个不得不诱惑并毁灭亲生儿子的父亲？怎么理解一个意志坚定的儿子，拒作解释也不发怨言，几乎不出一声地站在那里，偶尔说几句话，提几个问题，但是拒绝声明自己的信仰，最多发几句空论？老元帅恰好相反，滔滔不绝地详细声明自己的立场，结果儿子寡言而他口若悬河，他又不断自相矛盾，这一来，缓慢而苦心经营的高潮——老元帅和青年下士的对峙——几乎什么也没解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高级将领和普通一兵、父与子之间的种种可能产生的矛盾都未充分展现。最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时间和历史的唠叨老人与一个安静和永生的青年，有权有势、肩负重任的父亲与有理想有原则的儿子之间的冲突。
对峙在几个重要方面颇像《去吧，摩西》中的卡斯·埃德蒙兹和艾克·麦卡斯林之间的冲突。而且过两部作品都倾向于抽象和说教，二书的主人公艾克和下士都倾向于克制和殉道。福克纳在二书中的同情都是分裂的，一半因为他刻画的对峙中深埋着原有的对父母和子女、生活和艺术的看法。然而，二书内部的虚构成分和寓言成分的比例悬殊极大，令人觉得作者十分重视两种成分的主次。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新约》中全是思想，我对思想知道得不多，《旧约》中全是人……英雄和恶棍……我言欢读《旧约》，因为里面全是人，不是思想。”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寓言》的基本倾向和大部分结构同《新约》相符，而福克纳的写作天赋则同他的阅读爱好相符。在《去吧，摩西》中已出现的朝思想性、朝公开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说教发展的倾向，起先随着年老和倦怠而加速，后来随着第二次大战爆发、最后随着盛名来临，请他讲话的地方越来越多，他本人对发表宣言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这一过程的后果清楚地反映在《寓言》中。福克纳蜕变为道学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仿佛强迫他的创作个性去侍奉一个外来的独裁者。早年，福克纳同其他作家交流过真挚的道德关注和深刻的理论兴趣；然而，大部分时间，特别在他的杰作，如《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中，不信任抽象和怀疑政治制度抵消了他的理论兴趣和道德关注。因此，小说只写可能而不坚持立场。
在《寓言》和许多公开发言中则相反，断然采用别人要求于他的简单化。有一次说到《寓言》时，福克纳用了《押沙龙，押沙龙！》中的话：“我主要讲一个悲惨的故事，讲一个父亲不得下在牺牲儿子或挽救儿子生命之间作出抉择。”但是，《押沙龙，押沙龙！》是巨著，而《寓言》却有可悲的缺陷。这就引起我们怀疑，除了材料抽象、写作过程摸索、雕琢以外，是否还有深一层的心理障碍？归根结蒂，它不止是又一则父子冲突的故事，它具体讲一个儿子以动人而幼稚的天真策划推翻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反应几经周密考虑，是儿子意料中事。除了父亲必胜之势、甚至除了儿子没有动静没有声音地听任处决以外，福克纳表现出无法控制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吃惊。
从前，他同情子女多、让子女说话多。在《寓言》中，对下士也有同情，但把大部分的说话和感染力都交给老元帅。此外，书中的女人个个显得遥远。
下士有过他的马利亚和马大（5） ，由姐姐收尸安葬。但是，只有和平——最广大抽象的那种和平——使他动心。他至死信念坚定而超然物外，他在死亡中找到一直追求的满足。即使有反抗的意思流露时，也似乎在期待人们将他喝住。
写《寓言》的苦差使告一段落，福克纳搭机飞往欧洲。几个月来，他一直为种种结束作心理准备，仍不免为之苦恼。吉尔即将21 岁，渴望离巢而去。
他把《寓言》题赠给她，作为“成年的纪念”。他已把《喧哗与骚动》的手稿赠给心上的另一个人琼·威廉斯，但是琼也蠢蠢欲动，他知道做她情人的日子已经结束。以前给哈罗德·奥柏的信中谈到过彻底告别目前的生活，现在又接受了新任务，和霍华德·霍克斯合作搞一部电影《法老之地》。
1953 年11 月30 日，福克纳身上揣了一瓶酒离纽约去巴黎，随后几个星期中——先在巴黎，后去意大利斯特雷扎马乔利湖上，又去瑞士圣莫里茨——同霍克斯和哈里·库尼茨合作编剧，他更喜欢斯特雷札，在圣莫里茨，演员和游客太多。
但是他在哪里也不能工作，不安地逛米逛去。去斯德哥尔摩访问埃尔泽·荣松，在巴黎访问莫尼克和让- 夏克·萨洛蒙夫归，去英国肯特郡访查托温德斯公司的哈罗德·雷蒙德。1 月去罗马，霍克斯和库尼茨在那里派戏。福克纳喜欢罗马，尤其是罗马的喷泉。他发现库尼茨这位合作者很有才华、又能理解人，但是他仍喝酒很凶。
“啊！一杯马蒂尼下肚，人感觉大些、聪明些、高些。两杯下肚，啊，就登上顶峰，感觉最大、最聪明、最高了，”他对劳伦·白考尔说。“三杯下肚，飘飘然，什么也抓不住我了。”事实上，也确实抓不住他。2 月，摄制组去开罗，福克纳回巴黎。
几天后，霍克斯和库尼茨到机场接他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一辆救护车向飞机呼啸而去，福克纳被人用担架抬下。先在医院、后在旅馆休息几天，他试图回去工作；可是，编剧显然解脱不了他的沮丧。12 月曾写信给琼·威廉斯，保证“我俩之间一切没变”。他说他曾想做她的父亲，做一个“愿意永远把你的希望、梦想和幸福放在第一位的人”。最要紧的是要她千万别后悔两人曾经相爱。“有过这一番后，我好多了。有一天你也会有同感。”但是，一切都变了的感觉死缠住他不放。2 月，写信给萨克斯·克明斯，回忆写《寓言》的缘由以及花在这本书上的悠久岁月，并说“我爱这本书”。但是他无法克服害怕心理，害怕它是“败笔”。
3 月，得知琼已嫁埃兹拉·鲍恩。几星期后，吉尔来信告诉他想同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青年保尔·萨默斯（子）结婚。
福克纳清霍华德·霍克斯让他走，他想4 月在巴黎过几天，然后回家。
这一要求很快获准，但于事无补。他恨医院，一片白色，毫无生气，生活刻板，使他联想监狱、火炉和死亡。但是，他无法克制酗酒、把他送进那些地方的酗酒；不论是老朋友，如埃尔泽·荣松和莫尼克·萨洛蒙，还是新朋友，如珍·斯坦，都无能为力。他在圣莫里茨同珍·斯坦邂逅，她年轻、颖慧、妩媚而敏感，她熟悉并欣赏他的小说。12 月中旬在巴黎再见到她，1 月在罗马、2 月在巴黎、如今4 月又在巴黎相遇，已觉少不了她。可是，吉尔、琼和《寓言》已在他心中纠缠成一团解不开、取代不了的情结。“一切都完了”的感觉四面八方向他逼未。
他一直害怕时光无情流逝，把吉尔变成女人。正巧在她走向成熟和独立之际，出现了琼。和琼在一起时，他力求“再作一次4 月的春游”，结果好坏难说。琼写《进入暮年》，以小说体裁叙述自己和福克纳的恋情，写一个年轻的成年女孩爱米·霍华德（她写道“我既不是成年女人也不是女孩”）
最后接受了一个耆年的著名小说家杰夫·阿尔莫纳的爱情，作他的情人。阿尔莫纳是矮小个子、举止古板而彬彬有礼、走起路未身背挺直、沉默寡言、很会喝酒。
他的妻子不仅酗酒吸毒，还烧掉他的几部稿子。爱米闯入他的生活时，他不过想帮助她辅导她、把她从中产阶级的举止和准则中解放出来、成为诗人。可是，他很快就爱上她。有了她这样一个情人，他觉得不仅能活下去，还能重新写作。不久，她成为他一直锁在心底深处的理想形象的完美体现。他给她写信说“起初我并不打算爱上你。谁知你的脸，你的身材，竟是我闭上眼便看见的那个成年女孩。“爱米是他为之写作的那个形象的体现，爱米使他从“独自踯躅的猫”变成“欣喜若狂”的人。说得过分些，体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禁果。成为他一直为之写作的那个人。“近来我对自己有些了解，”他说，“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甚至当你还躲在暗处……甚至在你尚未出生的时候。”也许作为这种感情的表现，福克纳把他始终视为自己心上人的凯蒂·康普生的故事手稿送给琼·威廉斯；他一定是把琼看成许多东西的结晶。在《蚊群》中，戈登说帕特·罗宾的“名字像金色小铃挂在我心头”。
后来又说这句话出自埃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6） 。写《蚊群》时，福克纳曾把这句话用在写给海伦·贝尔德的信中。这句话又数次出现在《进入暮年》中。杰夫不仅引用这句话、翻译给爱米听，后来还真给爱米一个金色小铃佩戴，让她永远记住他。福克纳在写给琼·威廉斯的信中还引用过一些其他的话，具体同梅塔·多尔蒂和《野棕榈》有关，这些话在《进入暮年》中也有反映。综上所述，可想而知琼之于福克纳，乃是集数人于一身——不仅是心上人，不仅是他企图通过爱情而造就为诗人的人，也是他心智的女儿。
在《进入暮年》的后半部中，杰夫对爱米说的话显然便是福克纳在这段时间写给琼的话。他说，“我俩有过这一番后，我好多了，希望有一天你也会有同感。”
可是，在这以前，杰夫还说过一些话，点明他对两人相爱的看法。
“不论今后你走哪条路，我俩有些东西永远不变，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但也是罪。我不是在说什么道学。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亲。这么说，我们犯了乱伦之罪。这一点就把你和我永世捆绑在一起。这下，你还想逃走吗？”这番话至少在两点上很有意思。第一，同《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康普生对乱他的看法何其相似乃而。虽然昆丁不过是心里想、嘴上说而已，但他也认为乱伦能使易逝的爱发生质变而成为牢固的结。第二，这些话把福克纳因有了琼而找到的自由和新生置于人类自古以来便有的种种冲动之下进行观察。在这一点上，爱米和杰夫可以说充分表现了各自的愿望：她要父亲，他要女儿和埋藏心底的形象。再说，比起《寓言》中下士为推翻父亲而付出的代价来，爱米和杰夫为乱伦而付出的代价不算大。我们这么说等于是把他们的自由界定为某种冲动，把他们的表现界定为某种替代。杰夫追求爱米、向她求欢的同时，不忘创作。一部小说快写完，两人的恋情也结束。尽管偷情和小说互为因果，结局却大不同。《进入暮年》讲一则追求的时间长而快感短的故事，有不成功的开始、有犹豫和拖延，快感真的到来时，却又未待满足事已毕。
“我等得你太久了，”他哭丧着脸说，深知心上人必然会离他而去。
杰夫·阿尔莫纳早已知道自己注定要失去这个成年女孩爱米·霍华德，只剩下深锁心头的“那张脸和那个身材。”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似乎应该已有心理准备，岂知痛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期待，尽管他告诉过琼，他宁要痛苦而不要空白。他虽然知道失去吉尔和琼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她们必然要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但是他没有新的开始，藉以抚慰结束的痛苦。写作《寓言》的冗长、持久而痛苦的过程，使他怀疑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命是否已经随同作为慈父和殷勤情人的生命同归于尽。
到巴黎后不几天，便重复在开罗时的表演：住几天医院、回旅馆静养等候康复。他心慌意乱，决定回家。
5 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绿野农场度过，希望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开垦久已荒芜之地。可是，又觉得以前的这些活动毫无用处，甚至以种田来“消磨时光”也失去吸引力。5 月下旬便把牲畜卖掉，把农场出租。吉尔和埃斯特尔忙着准备订于8
月举行的婚礼，他则袖手旁观，估摸这件事的开销，正觉得自己不该无所事事时，突然电话铃响，提供他意外的消遣。国务院工作人员穆纳·李问他是否愿意参加1954
年8 月6 日至16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改善美国和南美诸国的关系。这一邀请出乎众人意外，因为福克纳没有当亲善大使的经验，人又羞怯而不可捉摸。谁都知道他忽儿文质彬彬、忽而粗暴无礼。《生活》杂志说他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至今还不到一年。不过，诸贝尔奖给了他很大的能见度，他也懂得了一些公开讲话的要求、取得了一些技巧。他素来希望能为国效劳，近年来特别敬佩安德烈·马尔罗既是小说家又是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去巴西途经秘鲁时，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应付裕如，回答有关他的小说、赛马和艺术等问题时，既不羞怯也不紧张。从利马去圣保罗途中，突然喝起酒来，仿佛有意过不去，破坏这次使命。在医主和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恢复了初上征途时的表现心情，也有变化。几个月来一直寻找的新的工作，似乎已经找到。以前在美国遇到一些他觉得盛气凌人的新闻记者时，难免流露出不耐烦，因而遭人误解。曾经有一个女记者拆穿他一次说假话时，他干脆对她说“我从来不对记者讲真话”，把那人吓了一跳。这次在圣保罗，记者们看到的他却是从容自在，不论谈小说或社会问题，对答如流。在圣保罗，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对《寓言》的失望；在那里，他正面谈论一个日益担心的问题。他说，种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大课题，相互容忍是解决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只顾艺术、不顾问祖先传下来的地方观念和偏见的人；最近一二年已开始探讨这种自我观的社会内涵。但他不是有条理的思想家，因此发表的关于和平、关于种族的论点，不断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没有连贯而明确的路线：一方面，他要美国，特别要美国南方抛弃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种族主义态度和政策“不公道、令人愤慨、不光彩，是耻辱”，另一方面又对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持有疑虑。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偏向那一边，他有时令国人高兴，有时今国人失望甚至生气。身在国外，谈问题比较笼统，地方上的压力，包括采用暴力的威胁不大，他可以自由宣布种族主义为不道德，指出种族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不必劝人小心和耐心。因此，在国外谈社会问题比较放松，也比较成功。
回国后不到一星期，吉尔的婚礼张罗完，他和埃斯特尔精疲力竭，心灰意懒。
两人相处不谐，便继续各自生活。埃斯特尔去马尼拉探望女儿维多利亚、女婿比尔和外孙女。福克纳飞往纽约去看望珍·斯坦，等候新的工作机会，从巴西回美后，他写信告诉国务院的哈罗德·豪伦德此行愉快，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虽然“经验不足，难以估计”此行的成败，但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对这项工作“突然发生兴趣”，秋季将在纽约，有随时乐意提供服务的“条件、环境和能力”。
但没有新的任命下来，他感到失望。
没有可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来回于纽约和牛津之间，这里住一个月、那里住一个月。他在写给埃尔泽·荣松的信中说，“最近无固定住处。”脑子里偶尔出现一个故事。1954 年9 月在纽约写成了《清晨的赛跑》，一则关于艾克·麦卡斯林和其他熟悉人物的狩猎故事。后来写了一则关于塞特潘家的故事，叫作《民治》。
但他依旧心神不定，人日见消瘦。死亡占据了他的头脑，死亡往往是他不愿踏入的一片黑暗，有时则是摆脱“人类的怨恨、悲恸和不人道”的超度。
福克纳开始找到新的工作：重写旧材料，希望藉以克服不自在的感觉。
1 月，为《体育画报》杂志介绍一场曲棍球比赛，5 月介绍一场肯塔基的赛马盛会。其间又和萨克斯·克明斯一起设计一本半新半旧的集子《大森林》（1955），其中收了4 则打猎故事——《熊》《老人们》《猎熊》和《清晨的赛跑》。由埃德蒙兹·兴登作插画，装帧漂亮。福克纳对此书的讲究，反映他对打猎和打猎故事的兴趣不衰，对绘画和书籍装帧的兴趣死灰复燃。《大森林》在各方面都是个绝妙的选题；把他带回到能使他动心的工作，在身体疲劳之际给他工作的乐趣而没有工作的苦恼。除了重申自己是作家外，《大森林》给他对道德的关心套上艺术的形式。
除了原有的故事（其中有写于20年前的）外，福克纳加写了5 篇短小的随笔，他称之为“中断了的催化剂”，把前后故事串连起来，并同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挂钩。
这些故事中有关于约克那帕塔法的过去。几篇随笔把我们带回到约克那帕塔法尚是一片未玷污的原野的时期，往前带到艾克·麦卡斯林已年近8 旬的目前。换言之，从“黝黑肥沃的冲积土”时期到它被只顾赚钱的人“抽干、代尽、填满”时期。这一架构的跨度突出了全书提出的问题。全书虽有共同的背景，有一些重叠的兴趣，但是引出随笔的故事和引出故事的随笔之间关系紧张。在故事中，意义产生于特定情景中行动的人物；在随笔中，福克纳突出思想和修辞。
随笔同搐克纳扮演社会人士这一角色时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十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期待变化、期待“政治家实现他们的满嘴自由、人权等口号。”随着“黑人需要和渴求”公义的问题日益尖锐化，福克纳开始采取更加公开的姿态。
“大概就在这时，”他的弟弟约翰与道，“比尔开始大谈大写取消种族隔离，我们家其余的人都下赞成。”家人们写信、发表声明，同他的意见划清界线。邻居们恫吓报复，骂他是“眼泪鼻涕一大把的威利·福克纳”，骂他是“黑人的情人”，骚扰他，向他挑战。“比尔一开始谈论取消种族隔离，就半夜三更收到匿名电话，阴声怪气地咒诅他。邮件中充满了诬蔑的匿名信。我们也不同意比尔的观点，所以都说‘活该！他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矛盾有时反使福克纳感到有趣和高兴。
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靶子容易打，他的反击是风趣的。
但是他常常心烦意乱，因为他可能被迫迁离本州，因为周围的“愚蠢、野蛮、不人道”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在密西西比州的不幸和麻烦”日益严重之际，福克纳接受国务院的任务，周游世界。1955 年7 月29 日离牛津去东京，在日本停留3 周。旅途中睡眠少喝酒多，每到一地被人群围住，手持纸笔提问。有时他开玩笑自称是“老头子当六年级小学生”，有时觉得被动。心情舒畅而自在时，喜欢发表意见谈信仰，有时几乎指手划脚。一旦觉得人们指望他是个咬文嚼字、学识渊博的英明才子，他便畏缩地喝起酒来，需要别人帮助才得免于崩溃。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一个医生莱翁·皮肯，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官员。
在皮肯的帮助下，福克纳以极大努力从崩溃边缘走进作为特使的最佳表演。皮肯发现，不让福克纳有大量饮酒的时间、让他同学生见面多于同教授见面、听众座上多一些美丽的姑娘时，他干得不错。有经心安排的日程和听众时，他侃侃而谈读书、战争和种族、打猎和种田，虽然他一本正经，回答古板，但是沉着而反应敏捷。
日本人觉得他的神态近乎东方人的气息，很喜欢他。
8 月下旬飞往马尼拉进行公事访问，同时探望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
然后去罗马，和珍·斯坦见面。他打算放松几天，再进行国务院安排的下一轮活动。
抵罗马后不久，一个14 岁男孩埃默特·蒂尔遭杀害并剁成几块的消息传到欧洲，福克纳在一则短短的新闻报道中称，两个密西西比人杀戮“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孩”，只能说明他们的恐惧。如果说在美国，“我们这没落的文化已到了非杀害儿童不可的地步，不论那儿童是什么肤色，我们不配继续活下去，也许也活不下去。”发表声明、结束欧洲之行后，他又与珍·斯坦在巴黎会面，然后前往英国和冰岛，那次官方旅行的最后两站。10月中到纽约，终于摆脱了烦躁不安的心情。在纽约小住几天后，计划“回密西西比重新投入工作”。地许他还有创作的需要，还有东西去充实他那“想象中的乡郡”。
听说84 岁老母患脑溢血，他兼程回家。到后发现母亲已在康复，妻子加入了“隐姓埋名戒酒者协会”。埃斯特尔虽然多年来身体时好时坏，却一直豪饮。如今在吉尔的帮助下，决心重新做人。福克纳希望自己也能重新做人，决心提笔写那搁置已久的《村子》的续篇。但是，他需要先出门两次，一次去华盛顿和纽约正式汇报，一次去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古拉怀旧。这些年来，他同海伦和埃斯特尔、梅塔和琼都在老城区的小街和帕斯卡古拉的海滩散过步：他要同珍·斯坦也去那里走走。
12 月回牛津后，重新与赵斯诺普斯家的故事。起先，文思来得很慢，有时根本不来。他年轻写诗时，每当想写有新意的东西时，耳边只听见祖先前辈的声音，使他步子跨不出去。如今缠住他的不是祖先前辈，而是年轻时的自己的影子，他觉得自己做不出以前的成绩来。他给予加文·斯蒂文斯的感觉——独自屹立于一生成绩的总和之上，顶着闪烁灿烂的珠片，这才是他的想象所需要的感受。但是，如今他只感到厌倦和恐惧，感不到力量和威严。
不久，他开始认为自己准是“油干灯尽，再也点不亮了。”《小镇》和《寓言》一样篇幅浩大，反映他需要写巨著，书的基调反映他需要说教、追求深度。1 月中写信给珍说：“你对斯诺普斯的新材料的反应，使我感觉良好。”后来，写作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写给珍的信有汇报进度，也有怀疑自己能否再“怀着一团火、一般劲、满腔激情地”创作，但是只要珍信任他，他决定坚持下去，特别愿意相信她是对的，自己是错的。
尽管有事穿插打断，他坚持写下去。1 月下旬，写作之顺利使自已大吃一惊。
2 月和3 月，卷入种族矛盾，写作几乎停顿。在《致北方的一封信》《论恐惧》和《南方在分娩中》等文章中，他表示一种力求改革而不要导致暴力的立场，可惜他的努力两面不讨好。杜波伊斯（7） 要同他公开辩论，另一派人愤怒地问他敢“来密西西比三角洲较量一番不”？既为自己生活的土地而苦恼，又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把握，他陷入狂饮，疯狂地骑马，喝酒使他感觉“更大、更聪明、更高”，最后登上最高的巅峰：骑马使他感觉更加强大，桀骛不驯的大马，像他称之为“腾匹”
的那一匹，给予他所需要的挑战，给他以“感情天性所需要的玄奥莫测的东西”—
—“追求生理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欲望”。
晚冬初春时分，福克纳在这项更大的创作挑战面前，进展不大，但继续在写，先在牛津，后在夏洛茨维尔，吉尔在夏洛茨维尔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来又去纽约，珍在纽约《巴黎评论》季刊工作。随后回牛律。暮春和整个夏天，在牛津住的时候较多，工作也更集中。7 月，犹豫和傍徨的心情消退。8 月下旬完成初稿时，自觉这部新作又悲哀又好笑。
《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20 年代末写的《亚伯拉罕神父》，带回到《院中骡子》（1934）一类的作品、带回到1938 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开列提纲的那一部作品。《寓言》花很长时间写成，《小镇》则花很长时间酝酿，有些段落反复推敲、谈论了30 年，他不愿意承认此书反映自己“厌倦”了那一个虚构的王国，但承认也许是“搁得太久”而显得“有些陈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