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小镇》反映了读者感受到的、福克纳在采访时谨慎地、在书信中较公开地承认的一个现象：兜了一圈回过身来写它时，不仅年纪老了，人也累了。《小镇》中最动人的一段是尤拉·瓦纳·斯诺普斯在38 岁时自杀。
尤拉在《小镇》中和《村子》中一样，宛如性欲的化身；不过在《小镇》中不再像头野牛，显得庄重些。她变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的自杀一半是为了挽救女儿的名声，但也是因为在她那贫乏而贪婪的天地中没有一个值得爱、值得为之而活的人。拉克利夫说：“她活得腻烦了。她爱过，大有爱和被爱的涵容。她试过两次，两次都没能找到一个有强壮体魄可以承受她的爱、赢得和配得上她的爱、甚至有足够勇气接受她的爱的人。”可是，和尤拉的新生一样，作品显得不平衡。一半原因是厌倦，一半原因是构思斯诺普斯传奇的人和写作《小镇》的人之间脱节。我们在《寓言》中感到的紧张是意图和天才之间的矛盾，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福克纳违背自己的天赋而写作的后果。其基本思想和意图却是一致的，从构思到完成都是抽象的、说教的。《小镇》则相反，天才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是最初构思时的主要内涵之一。除了精力衰退这一个原因外，它还坏在意图分裂——写作时的意图不同于构思时的意囹。如果说《寓言》说明福克纳力求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没有完全成功，《小镇》则说明这一变化实在巨大。
虽然《村子》中的充沛的精力和明快的笔调有时也出现在《小镇》中，那也只是在早先写的几段中，如《院中骡子》，或者在早先采用过的素材中，如拉克利夫苦着脸坚决反对弗莱姆向萨托里斯银行总裁一职进军，他在加文·斯蒂文斯和查尔斯·马利森的协助下，继续不断地阻挠弗莱姆。但是《小镇》中只有两个女人——
尤拉和她的女儿林达，——福克纳自称特别为之骄傲。他仍对弗莱姆和斯蒂文斯感兴趣，对拉克利夫有感情，但是尤拉找不到爱、找不到归宿，使他感动最深。尤拉虽然没有凯蒂的求生意志，但是有凯蒂的爱的涵容；她是因为找不到所需要的东西，绝望心碎而死。林达也在好几点上颇有意思，包括她同其他人物的相似：她的出身不明，令人想起昆丁小姐；其他方面像琼·威廉斯；她的导师加文·斯蒂文斯则像菲尔·斯通和威廉·福克纳。斯蒂文斯和菲尔·斯通一样是高高身材、能说会道的律师，但是是个失败的教师。他要照顾自己的名誉和林达的名誉，他知道自己受托监护的林达年纪很轻，因此努力把自已对林达的感情加以疏导，纳入正道，犹如福克纳一度把自己看成琼的父亲兼导师。他要指导她阅读，塑造她的思想和命运。他感到拘束，因而认为林达也感觉压抑；不久，他便不止是养育女儿的父亲、教导学生的老师，更是一位骑士，还要做她的情人。作为骑士，他要解救那囚禁于礼教之中的少女；作为情人，他不仅要解救她、塑造她，更渴望占有她。
在尤拉身上，我们看到逐渐浸润福克纳生活的黑暗；福克纳日益感到自己永远得不到同他承受奇迹的能量相匹配的爱。在林达身上，我们看到生活不如意的戏剧性：福克纳早就把对家乡和家人的不满意提高到包容、旁观的地步。这种心情继续表现在《小镇》中，最后被归纳为一些司空见惯的简单化公式。结果，《小镇》不仅是约克那帕塔法的回归，也是约克那帕塔法的修订。它缺少福克纳的想象力一直需要的、藉以充电的复杂化。小说家福克纳一直在分裂上做文章，他需要能上能下，有进有出，从卷入到超脱，从沉溺到遁逸，思想上需要互为依存的对立面（约克那帕塔法和拉斐特，杰弗逊和牛津，想象中的国度和实有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对矛盾对立面的依赖，他作为人的需要和作为艺术家的需要便是在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会合而调整。他一生中很早便开始寻找一个框架，以容纳和揭示他心中体验的紊乱意识和难以解释的平衡。作为小说家，他学会试用不同框架，以致我们在他的传世杰作中分不清哪里是写作技巧的开始，哪里是结束。在《村子》——《小镇》的最明显的前驱——中，福克纳在想象中驾驭意味着根本动荡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对自己驾驭剧变的能力大有信心，因此没有必要加以简单化或压缩。在《小镇》中则相反，对立面的平衡，矛盾的需要，欲望与意图的匹配，一概让位于删繁就简，特别在加文·斯蒂文斯和林达·斯诺普斯两人身上。
《小镇》修改完毕，福克纳开始来回于牛津和纽约之间。他在牛津设法帮助阿德莱。史蒂文森（8） 击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9） 。他知道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有三点不足：机智、文雅和博学。因此，结果虽然使他失望，但是并不意外。在纽约时，他缠住珍·斯坦，反而使自己痛苦。12 月大部分时间住在牛津，看校样、过圣诞、骑那匹烈性骏马“腾匹。”1957 年1 月去纽约，珍明白表示要摆脱他。
其实此事早有预兆：一年前他就想过，让她知道自己少不了她，会不会使她紧张或者感到自负。但是在写作《小镇》的全过程中，她虽流露出紧张，却始终给他支持，尽管如此，结束真的到来时，他仍感到空虚和怨恨。
酗酒几星期、住院一星期后，离纽约去夏洛茨维尔，在弗吉尼亚大学当驻校作家。抵达时已2 月，课都已经开始，他的工作在等待他。除了公开演讲外，还要求定时和学生见面，定时坐办公室。虽然有几个教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修养而侷促不安，一般关系还算融洽，有一二个青年同事弗雷德里克·格文和约瑟夫·布洛特纳，特别是后者，十分友好。和学生相处时，他感觉舒坦而直率，身穿格子花呢大衣、手持烟斗，一副教授派头。课堂教学大多数继以自由提问，这样就迟早给他机会谈论自己所有的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他常常讲到一些老套数，其中有的是他早在新奥尔良时已开始采用的。
他几次指出，小说是“想象、观察和经验”的综合。他偶尔会忘记或记错故事情节，提到一些考虑过但放弃不用的想法。对他来说，他的王国仍在运动之中，取之不竭，还有许多插曲、探险、甚至人物在等他去写，等他去开掘。
在教室里，有几次采访他时也这样，福克纳爱把艺术家渲染成浪漫气息浓郁的世纪末样式。他说，艺术家是受鬼神支遣的生灵，为死的预知所苦恼，决心在泯灭之墙上留下一道抓痕。艺术家的需要极简单（孤独、纸笔、烟草、食物和威士忌），只对他的艺术负责。他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道德的顾虑，只要写成书，什么都可以干出来。当想象同规范发生冲突时，“总是喝令规范让路”：但力求“想象和规范互相迁就，融洽相处，”因为艺术家追求的“不是涂鸦的字数，而是一本完美的书……一只瓮或一个形体。”作于50 年代的这幅素描更像以前的福克纳，不像后来变成的模样，现在的福克纳生活舒适、经济优裕、名闻遐迩。直到50 年代，美国还在嘲骂他。
《圣殿》（1931）出版后不久，南方人声明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与他们无关，1950
年宣布他为诺贝尔奖得主后，《纽约时报》还以全体美国人的名义重复这一声明。
福克纳的世界“往往是太恶毒、太下流、太堕落、太腐烂。”乱伦和强奸也许在杰弗逊是常见的消遣，美国别处并不如此”。《时报》继续写道：“美国人热忱希望”
瑞典授予他诺贝尔奖和“他的作品在外国走红”，都不是把小说同美国生活联系起来。但是几年以后，甚至密西西比和克利夫登。法迪曼都投降了。密西西比大学以前连《军饷》的赠书都拒绝接受，现在开始收集福克纳的作品了。法迪曼以前写过一篇愚昧肤浅的文章，批评《押沙龙，押沙龙！》，如今肉麻地吹捧《寓言》。
尽管有了舒适生活、金钱和名誉，福克纳的生活远非平静。因他和埃斯特尔喜欢住在夏洛茨维尔，离吉尔近些，离恐吓电话和淫秽恐吓信远些。他们喜欢在大学、特别喜欢在凯瑟克打猎俱乐部和法明顿打猎俱乐部消磨时间。凯瑟克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林顿·马西是一位有才学的富人，他收集福克纳的著作快30 年。这两家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很友善。这些年来，福克纳对网球、高尔夫球和飞行的兴趣淡薄、只以驶船、骑马为消遣，尤其喜欢骑马。
他一直同雷德，布赖特和艾克·罗伯茨在密西西比的河床淤泥上猎狐狸、浣熊和鹿，就地吃浣熊肉和甘兰菜。但他更喜欢捕猎而不是杀牲，后来决定只追不捕，“因为每当看见任何不驯服的东西，混身是运动、速度和生命，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热情、美丽而有生命的形体。”夏洛茨维尔特别重视狩猎的仪式和热闹场面，正好符合福克纳的需要：古老的仪典感；混身是劲的动物美：驱策高大强壮的骏骑跳越高高藩篱的危险。
在夏洛茨维尔住了一个月后，国务院又派他去希腊，在雅典出席季米特里·米拉特制片的《修女安魂曲》的首映式，接受雅典学院的银质奖章，发表获奖演说。
在官方安排的活动的空隙，他航海于爱琴海诸岛之间。问及当前的创作时，他谈刚出版不久的《小镇》和计划写作的《大宅》。回夏洛茨维尔后，日益担心斯诺普斯家这部编年史的命运，后悔“让太多的东西分心”，“不该推迟写你认为值得一写的东西”。5 月，兰登书屋宣布将出《小镇》的续篇。福克纳宣布计划“把斯诺普斯一家的故事继续写下去，直到把要讲的全部讲完”。
6 月，启程回家时，心里惦着几件事：他要开垦荒芜了的绿野农场；要驶船骑马：要开写《大宅》。他参加猎狐和猎人俱乐部十分认真，因此骑马不仅是嗜好，也成为工作。有时讲起骑马，好像在认真训练。1957 年住在密西西比时，赛马不久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嗜好。尽管有事叫他分心或打断他，他还是写下了一些篇章。
12 月写给埃尔泽·荣松的信上的话，很像两年前写给珍·斯坦的信。他正在写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三卷。“第三卷将结束全书，”他说，“到那时候，我的才华可能涸竭，我可以拆断钢笔宣布休息。我实在觉得很累了。”1958 年初，他复去弗吉尼亚担任第二期驻校作家。安排在春耕时回牛津，以免农场再度荒废。他把稿子带去夏洛茨维尔写，希望那好不容易鼓起的干劲不泄气。同学生上课、偶尔在公共场合露面，定时坐办公桌，似乎都不讨厌。他喜欢这座城市，也喜欢这所大学。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驻校作家以后，继续同这所大学保持联系。1959 年任大学阿尔德曼囹书馆的顾问，1960 年任巴尔奇教席的美国文学讲师。此后，夏洛茨维尔几乎成了他的家乡，和牛津一样。
这一切活动——教学生、坐办公室、骑马和饮酒的同时，他坚持写作。
有时挺来兴，更多时间靠意志。但他仍继续创作，先在弗吉尼亚，后来在牛津整整一个夏天。8 月，旅游者好奇地在前院东张西望时，他萌生在弗吉尼亚置屋的念头。圣诞节在夏洛茨维尔同家人一起，“同凯瑟克和法明顿两个俱乐部成员一起骑马打猎”。回牛津不久，创作步调加快，1 月下旬已完成初稿，写信给兰登书屋说，还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誊清”，才能把手稿寄去或亲自带去给他们。
最后两个阶段所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3 月9 日才完成打字稿，7 月才出清样。
萨克斯·克明斯于1958 年7 月17 日去世。现在由阿尔伯·欧斯金同福克纳联系。
由于《大宅》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编辑工作特别复杂而费时间，找来了詹姆斯。
梅里韦瑟帮忙。福克纳曾想在新书中作些小小的调整，待《村子》和《小镇》再版时按《大宅》统一。但是一经提醒，他同意按自然顺序，即《大宅》照《村子》《小镇》统一，小出入置之不理，因为“‘现象’同‘真情’毕竟不尽相同”，有不容忽视的出入时，则改《大宅》。
一本接一本写下来，福克纳总是需要相信最后写成的一本是最好的，向成功梦靠近了一步，即向“精美绝伦的瓮或形体靠近了一步”。在艺术中，和别处一样，他对祖先尊重甚至敬畏，对后继者暗暗同情，这里的后继者是指《大宅》。他之所以坚持把《大宅》放在首位，除了这一点外，还有特殊原因。写完一部书后，他从来没有好受过：才有舒闲、高兴和完成之感，却已袭来空虚、无目的和新的失败感。
近几年来，写《寓言》和《小镇》时，每次结束都像是最后的告别。《大宅》写毕，他走到了“计划创作”的尽头。
他愿意并需要感觉到即将失去的那一部分自己是值得失去的，不是因为厌倦而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它。但是，他知道《村子》比较接近他写三部曲的理想，也知道作为小说，《村子》更好些。最后他鼓起勇气接受现实而得体的排列，承认《村子》最佳。
《大宅》和《小镇》一样质量不均匀，也吃亏于写作旷日持久，厌倦的心情日甚一日。它也暴露出构思人的意图和写作人的意图之间的矛盾。福克纳越往下写，越把它写成不仅是靳诺普斯传奇的高潮，也是他那个王国的翻版。它把许多场景和人物集合在一起：我们随着蒙哥马利·沃德·斯诺普斯重访丽芭小姐的妓院——《圣殿》中的重要背景。通过弗莱姆的一笔交易，我们对本吉·康普生之死和杰生·康普生的投资有进一步了解。《大宅》和《村子》、《小镇》一样，一半写进步一半像年表：也和它们一样洋洋大观：
用不同的人来叙述，频繁地变换角度；用旧材料，包括已经出版的故事如《民治》《上帝的屋顶板》和未出版的《以猪为抵押》；人物表中有大量熟悉的名字，也有新的名字。
小说的前半部分重温《村子》中的一件大事——明克·斯诺普斯杀死休斯顿。
后来，明克蹲帕奇曼监狱，帕奇曼监狱是《野棕榈》的重要背景。明克在狱中策划刑满释放后进行复仇。他深信是弗莱姆出卖了他，盼着有一天杀死这个亲戚。小说将结束时，他实现了计划。此时，我们已把明克复仇的决心同弗莱姆求发迹的决心相联系。一场凶杀已是期待中事，因此觉得它几乎像是反高潮。出乎意外的倒是拉克利夫、林达·斯诺普斯和加文·斯蒂文斯在凶杀中起的作用；从策划到实现之间的其他发展，包括作者制造的对明克的同情，也是出乎意外的。
虽然拉克刊夫、查尔斯·马利森和斯诺普斯家的许多人在《大宅》中起重要作用，加文·斯蒂文斯和林达·斯诺普斯（特别是林达）是《大宅》的主角。从外省来到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以后，林达对政治发生兴趣，不下于对艺术的兴趣。她有点像珍·斯坦和琼·威廉斯，嫁给一个名叫巴顿·柯尔的雕塑家后，去西班牙支持共和政府反对法朗哥，在战斗中负伤又丧偶。回到杰弗逊后，服务于福克纳曾经服务过的事业，遭受福克纳遭受过的命运：在周围的人们心中唤起某种“自古以来的下意识的种族恐惧这一返祖现象”。
她被辱骂为“黑人的情人”。她没有同斯蒂文斯睡过觉，但两人的确相爱，“因为世上只有我们两人可以不勉强地相爱。”后来，她帮助明克·斯诺普斯向弗莱姆报仇，一半出自同情，一半为了替母报仇。小说结束时，明克带了拉克利夫和斯蒂文斯转交的林达的钱逃走。
我们心目中的明克是人世间的弃儿：身体疲惫、理想毁灭。福克纳在他身上最后一次表示他对人类失败者的同情。拉克利夫和斯蒂文斯看着他逃跑时，称他为世上“狗娘养的可怜虫”。《大宅》中的这句话相当于盖尔·海托华口中的“可怜的人，可怜的人类”。福克纳渲染了明克的苦难的代表性和他的悲愤的普遍性以后，大肆讴歌其人。像是1922 年第一次用过的那些话的回响，他眼中的明克不比任何人差，和别人一样善良、一样勇敢，因为他同芸芸众生难解难分，消失在芸芸众生中间，其中有美丽的、有辉煌的、有骄傲的、有勇敢的、一直上去到顶峰作为人类悠久历史里程碑的闪忽的幽灵和理想——海伦和主教们、国王们和被逐出天国家园的天使们、那些倨傲而邪恶的撒拉弗（10）。
这不仅是明克的重生，也是总结。福克纳以此结束计划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他卸下担子，感到很累，设法恢复偷闲的本领。同老朋友谈往事，他老练而怀旧。他素来喜欢教孩子游戏、讲故事给孩子听，他的孙儿女和他们的小朋友成了他最早的听众的翻版。完成《大宅》时，吉尔的第二个孩子——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小男孩——已不止一岁。福克纳最后又把克思伯特认作自己的名字，他希望这个名字能传下去，所以这个孙子是个小男孩而有大名字：威廉·克恩伯特“福克纳·萨默斯。
小男孩才学会走路，外公便教他立正，自报姓名“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追求危险的本领比偷闲的本领大。他偶尔去纽约，继续为国务院四出旅行——1959 年去丹佛、1961 年春去委内瑞拉。如今大部分时间在牛律和夏洛茨维尔。他和埃斯特尔在夏洛茨维尔买下一座宽敞舒适的大宅邸，坐落在勒格比街上。
他在两地都骑马。1961 年2 月中说：“己有两年了，除了骑马猎狐狸外，什么都不做。”年轻时，胆略已显得比技术大。如今成了骑马老手，追求危险的需要更大过骑术，他多次从马上摔下，有几次伤势严重。
将近60 岁时，益发不顾死活、摔跤更多，伤势更重；伤在腰背最多，有时伤及臂、肩和锁骨。在牛津时骑“腾匹”，在夏洛茨维尔时骑“电力”。他说“纵马跳越藩篱时，有一种难言的快感，也许就是那冒险、那赌博，管它是什么，反正我需要。”他追求的一半是主宰的感觉、是“体力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感觉，不仅要主宰胯下那头硕大强壮的骏骑，还要制服自己心中的无聊和恐惧。1959 年写信给琼·威廉斯说：“这非常美好，非常刺激。虽已62 岁，我仍能比别人骑得狠、骑得远、骑得长久。”除了耐力和伤痛外，他要求自己不顾“身体的伤痛”，随时准备“摔断……骨头”；仿佛临危不惧是他藐视毁灭的唯一办法，仿佛他需要走在灾祸的边缘上，再次证明自己既不求马也不怕马。
偷闲和冒险一度给了他足够的乐趣。1961 年他写道：“三年前我才思枯竭，甚至无心写作。”但是，他更需要的是写作，他的更大天赋是写作。他从来不知道可以不挣钱赡养家人，很早就经受磨练，很早就学会反复磨练自己。他说过，只有一个名叫吉姆的侄子真正喜欢他的本来面目。创作一半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是拒绝毁灭的老办法。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死亡的消息不断传来。1958 年7 月，萨克斯·克明斯去世；1959 年10 月，哈罗德·奥柏去世；1960 年1 月，阿尔贝·卡缪，1961 年7 月，恩斯特·海明威相继谢世。1960 年10 月16 日，89
岁高龄的莫德·巴特勒·福克纳去世。死前不几天，还表示她希望有一个永远见不到她从未爱过的丈夫的天堂。
卡缪死后不久，福克纳称他是一个不断寻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的答案”的人，一生怀着“对死的先知先觉和愤恨”，那是触动所有艺术家的感情。海明威去世时，福克纳已着手创作他的第十九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他在其中用本色的声音说话—
—一个65 岁的老人回忆自己的童年，书名《劫掠者》，书中人卢修斯·普里斯特的“回忆”完全是沉思，听去有暮秋肃杀之气。通过怀旧小说，反映出福克纳终于同回忆中的父亲妥协，也反映出同孙儿女相处的宁怡心情。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05
年的约克那帕塔法，卢修斯才10 岁，在父亲的马厩里干活。卢修斯在回忆过程中，介绍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佣人考利阿姨，一个司机内德·麦卡斯林，以及其他一些熟悉的人物，包括古恩·霍根贝克。20 年前，福克纳曾构思一部小说的大纲，类似哈克伯里·费恩的故事，讲一个小男孩和三个大人：一个热情勇敢的男子汉长着小孩的脑袋；一个精明奸滑的佣人：一个慷慨、聪明、徐娘半老的妓女。
男孩接触的全是“声色犬马、卑鄙堕落和犯罪作恶”，却学到“勇敢、荣誉、慷慨、自尊和怜悯”，“主要是受妓女的影响，”福克纳说道。
1961 年8 月初，福克纳说他的新小说“进行得不错，几乎已完成三分之一”。
相信它一定很风趣，才会写未如此得心应手、觉得有趣。他多年前曾为《坟墓里的旗帜》设计封面，这本小说尚未脱稿，他已为出版公司设计了护封：“极其重要的信息……博大精深，不日当成为西方世界
自由意志和个人进取心的圣经。
密西西比州牛津《鹰》报
文学戏剧评论家
恩内斯特·V ·屈鲁布勒德”
几星期后致信编辑说，他“突然来劲，一星期前完成了初稿”，不出一个月，准可寄上誊正稿。”三星期后，修正打字稿已完成，加上书名《劫掠者：回忆》福克纳的大部分小说，尤其是杰作，都带试验性质，有所创新。有一些社会宣言，属于破除迷信；但大部分是捕捉过去，寻找“同自己、同别人、或者同当时当地发生冲突的人”。每种冲突都有他的亲身经历在内，每种冲突都被他化作诗意。他常常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一个日薄西山的社会的末日，处于被内故毁坏的美国南方文化和被世界大战毁坏的整个西方文化的末日。
他很早便醉心过去，但忠于现在。他反复说：“生活是运动，作家要求的是同情、是理解……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持久，因为一旦停滞不动，便成为死的。”他说，作家寻求的“不是作出取舍”，而是对失去的东西表示同情和唤起同情。根据这一双重目的，他不仅创造了角色、面具和人物，还创造了种种关系，其中有种种声音，从愤怒困惑地说话的“老是向后看的幽灵”如昆丁，到不怒不悲、甚至毫不留恋地接受“文化变迁”的拉克利夫。福克纳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发现了一切悲剧的因素：明知人被时光的洪流冲走，却无法向时光报复。另一方面，他也发现了一切喜剧的基本因素：人虽被时光的洪流冲走，却可以尽情享用时光。福克纳有着比昆丁或拉克利夫更深刻的内心矛盾，因此创造这两个角色，用自己的艺术探索而人生活的这片广阔土地，他称之为约克那帕塔法的既是想象出来的地方，又是有独特历史过程的地方。
对半个福克纳来说，这样的探索是唯一的需要。谢尔比·富特说：“对他来说，活在世上就是创作”。独坐书房中，默然眺望着窗外，他仍是一个羞怯的苦恼人，疑虑、恐惧、担忧、特别是失落感和黑暗逼近感，继续困扰他。然而，他在写虚构小说中找到了超脱困惑、跨出死胡同、走向暂时宁谧的途径。有孤独、有笔和“白纸……洁白信实的纸”，他可以把最可怕的现实——“老生常谈的意外事故”、甚至“疯狂和仇恨“——化为“灿烂不朽的美”。福克纳虽然知道自己的另一半、较好的一半只会咬文嚼字，仍不甘心放弃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生命力的愿望，所以他想要一切，也努力干好一切。
他已把天才全部贡献给艺术，还留下部分才华用于生活，表现在他模仿曾祖父、模仿花花公子和落拓艺人、数次亲尝失恋的命运，从事航空、种田、骑马、扮演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和情人。有时，特别在少年和老年时期，背诵自己写的诗；有时，他说出一些后来才写成文的诗句，包括一些喜欢重复的句子。通过他经历的摇摆和反复，把生命作为艺术的试验，把艺术作为生命的试验。但是他扮演的角色、摆出的姿态和从事的事业，都和他的杜撰虚构一样，保护多于表演。到虚构小说中，平衡的键钮才转移：他在故事中、在小说中敢作敢为，他的深层自我在故事和小说中得到表现。
小说写毕，福克纳回夏洛茨维尔，准备和家人一起放松一下，“骑马、猎狐狸。”
《劫掠者》的完成使他几乎恢复了以前的感觉，因为写作得心应手。他说，“我会等待，等它成熟后顺势写去，不苦苦逼它。”现在他一周打猎4 天，通宵达旦。将近年底时，又陷入一个无法突破的周期，屡次从马背摔下积累的伤疾，特别是腰部以下，稍不小心便痛楚难受。12 月，为了解痛猛饮起来。12 月底1 月初，不时住进夏洛茨维尔和里奇蒙二地的医院。1 月中，第三次出院才一个月，便回牛津。
休息几天，等候雨季过去，健康恢复。1 月下旬，阴雨连绵的天气过去，他便开始猎鹌鹑和骑马。4 月回弗吉尼亚，4 月下旬在西点住几天，又去纽约住几天。4 月和5 月，和埃斯特尔商议在阿尔伯马尔县购置一座大庄园。6 月，全部心思扑在“红土地”上。30 年前，他们在经济萧条的密西西比买下一幢坍塌的大厦和4 英亩土地。如今的“红土地”是一座无可挑剔的庄园，座落在美国最富饶的地区，占地250 英亩，有一幢精美的砖房，有一所隔出9 个圈栏的马厩，有一幢马伕住房，一幢管理员住房，佃户住房，工具房，两座谷仓，一个青贮塔和一个熏肉房。
福克纳早先在《押沙龙，押沙龙！》和《村子》等这样迥然不同的小说中写到一些梦想拥有大厦的人时，总是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村子》卷首，威尔·瓦纳对拉克利夫说，“我喜欢在这里坐坐，”打量着老法国人庄园的断垣残壁、马棚、农奴生活区、平台和林荫大道。“我想不通，要这么大地方在里面吃饭睡觉干嘛，这种人真是傻爪！”但是，福克纳也向往荣华富贵。
财产是成功的标记，是堵住那些称他为“不务正业”之辈的嘴的回敬。而且和大多数雄心勃勃的人一样，他欣赏财富给自己带来的生活享受和社交乐趣。如果说山楸别业足以召回老上校时代的荣华富贵，“红土地”显然大大超过了。他已疲乏，但是为了拥有“红土地”，仍愿做一切，“写一本书、几本书……或者演讲”。
事实上，他此时已后顾多于前瞻。3 月，请人给自己画像。5 月去纽约看珍，6 月去孟菲斯看琼。好几次提起死的预兆。不多几个月前，他相信自己可以永远骑马、喝酒和创作。5 月在纽约谈到过去时，马尔科姆·考利觉得他的语调“虽然说不上改变，但有新的弦外之音”。最后一次经过夏洛茨维尔回牛律后，6 月17 日从马上摔下，伤势不轻，但仍爬起重登马鞍，不顾伤痛和疲劳。他说：“我一定要制服它”，后来又说，“我不要死”。从此开始了最后一轮的疼痛和酗酒。7 月4
日，声称愿意去医院那被他比作火炉和监狱的地方。7 月5 日送进拜黑利亚的赖特疗养院。7 月6 日清晨死于心血管阻塞。这天正好是老上校的生日。
在《记舍伍德·安德森》中，福克纳说梦中找到安德森的“整部传记”，这个梦“像一则趣闻，也许像一则寓言”，他梦见安德森“走在乡间小路上，牵着一匹马，想拿它换一宿的睡眠。”在这个既是趣闻又是寓言的梦中，福克纳悟出安德森的生活逻辑：愿把现有的世界，即“他的美国”，换一个从想象中诞生的世界。虽然他立即进一步把想象过程转化成坚韧不拔的苦干，但没有直接说明其隐秘的动机。
曾经提过一半是为了爱纯、爱真，一半为了爱权，一半为了“废寝忘食、销魂蚀骨、无法满足的对光荣的饥渴”。但他提过，这也是不断上进、攀登高峰的努力。言下之意，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废寝忘食、销魂蚀骨的”这场搏斗中到达彼岸，找到平安。
詹姆斯·梅里韦瑟指出过，记安德森的这一篇读后，不免令人同福克纳的另外几篇、特别是《卡尔卡索纳》相比较。《卡尔卡索纳》也是寓言，讲艺术家的遭遇和想象的力量。其中的艺术家是骑在马上的人，这匹马以“有节奏而且毫不松懈的火气奔腾着，但未前进一步，”朝着一个最后的诅咒、一个永远到不了尽头的诅咒奔腾。《卡尔卡索纳》把艺术家比作追求高不可攀的目标。另外还有几点十分重要：它把女人比作“美孚石油公司”（11）的权势，也比作劣等智慧。女人会生活而不为现实所困惑，对现实无动于衷。
男艺术家则不然，既感到困惑又经不起打击。他念念不忘“千一番大胆、悲壮丽严酷的事业”，轰鸣腾空地驰骋于自己的天地中，但无时不意识到，生即是失败、生即是死。终于使他同这样一个命运妥协，使他能毫不惊慌地想象自己的尸体躺在荡漾的海底，“平安地随潮声来回摆动”，是他知道了如何把握它。他虽然知道“生命的终结是静卧不动”，但拒绝“信以为真”。
他利用这一矛盾创造了有力的风格，独自躺在黑暗中，倾听头顶老鼠的细碎脚步，鬼鬼祟祟，一本正经。等待老鼠下来吃掉自己时，他发挥了“幻觉的作用”，有超凡视力的心眼“看见自己一动不动”，化作千丝万缕，不复存在。意识到“打出生之日起躯体内部便已开始的腐朽过程”，把对生与死的不安感看成创造万物的原理。因此他的荣耀不仅在于把幽暗悲惨的人物变成致美而令人垂涎的人物，还在于他使令人伤心的不满足化为生活的目的。他能在想象中打开关闭的门、走近禁果、干危险的事，化生命为艺术，从而使生命持久而有灵性地藐视死亡。福克纳写了一句无比奇怪的句子，后半句描写“瘦小精悍”的蛆虫，应由它吞食男人，而吞食女人和娇嫩姑娘者应是“模样妩媚”的蛆虫。可是，在《卡尔卡索纳》中，这些形象和鬼鬼祟祟，一本正经的老鼠的形象一样，对艺术家来说，不啻为“煮鲜奶”（多此一举）。
食人蛆虫之于人，犹如罪与死之于基督，所以要有基督降世为人。而基督之于罪与死——罪与死的唯一解药，等于艺术之于人对失败、对不完善和对死之将至的感觉。按此推理，艺术成了人的最微妙对策。福克纳的这个怪句子的前半部分竟然举基督为例。福克纳的艺术家独自躺在黑暗中回忆一生，即那漫长的腐朽过程，采取一种称之为逃避似嫌直率、称之为补偿又失之过火的策略：“肉体虽死，不妨自吃自，苟延残喘，慢慢地消耗自己，求得重生，永远不死，因我即复活，我即生命。”
福克纳在艺术生涯早期便开始害怕有一天“不仅创作的狂喜会消失，连创作的欲望以及值得一写的内容都会消失”。由于内心分裂深重，由于他最拿手的是创作，由于他同艺术关系热切非凡而且艺术给予他满足，这一天来得很迟。然而，随着对以前的创作信心倍增、对眼前的创作信心淡薄，他开始和已完成的作品认同，和自己的一个个化身认同，仿佛知道他所创造的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没有不明不白地失去这一生。他反复磨练余下的自我，继续等待“那一时刻，那一瞬间，那个夜晚、黑暗、长眠，那时我将永远放下为之痛苦、为之流汗的一切。它再也不会折磨我了。”
多次正视这一时刻，既害怕又向往、当然还藐视的时刻，他终于走到了，相信自己已做完一生中能做的事，如他对阿尔贝·加缪所下的评语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