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旗帜》一书。参看本书第四章。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18～1924）.2
这一半是斯通做的手脚。他不放心让被监护人远离自己而接受外人的影响。他为福克纳谋得大学邮政所长一职，劝他接受。后来说过：“是我强迫比尔接受这份工作的，他本人不太愿意。结果他成了世上最糟糕的邮政所长。”若说斯通的撮合别有用心，福克纳的顺从则不知何故。他的弟弟默里说：“他对信件从来不感兴趣，从不看信，怎么会被任命为监管别人邮件的人？”福克纳已经24 岁，同父亲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靠父母赡养倒底也不是滋味。战争结束归来已三年，毫无迹象证明他可以靠写作谋生，打零工已腻透了。管一个邮政所，既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抱着这样的心理，这份工作对他没有多大不便。心绪不好时干脆关门，上树林里或者高尔夫球场。天热或者下雨，他便蹲在邮政所里看书或打牌。
他雇佣一两个朋友当临时工。凡他认为重要的邮件，定期处理。凡他认为不重要的邮件，如学校通知或邮购广告，扔在手推车里，高兴时才送去。他认为一文不值的邮件，便随手扔掉。值得一读的期刊，收起来藏在邮政所后间，一放便是几天，那是邮政所长和他的朋友的阅览室。
处理邮件的问题不大，顾客却难对付。邮局无固定营业时间，信件无故延误或丢失，加上这位社会公仆的态度，招来许多不满。福克纳对朋友肯通融，对熟人有礼貌，对催得紧的陌生人会很粗暴。起初，人们表示不满的方式多半还算客气，不过分认真：有一个学生刊物戏称这位邮政所长奉行“邮件决不及时上架”的原则，工作时间是“周三11：20～12：20”。日子一久，人们忍无可忍，官方也不能装聋作哑，只好进行调查。3 年下来，福克纳已攒了些钱，不久买了一辆汽车，更便于同菲尔或偷偷地带女人出去游玩。
从纽约回来后的3 年里，福克纳继续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创作——几幅画，一幅印象主义的素描叫作《小山》和儿篇评论。1922 年6 月，发表了一首诗《肖像》在《两面派》上，那是一本声誉蒸蒸日上的“小刊物”。随着对唯美主义的好感衰退，他的写作变了。不久，他花更多的时间改诗而不是写诗。虽然第二本诗集《绿枝》要到1933 年才出版，其中不少诗都是20 年代写的，全部成于1926 年以前。
诗写少了，评论多了，他评论的诗人有W.A.珀西（25）和康拉德·艾肯（26），戏剧家尤金·奥尼尔（27）和小说家约瑟·赫格希默（28）等。这几年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无大进展，评论文章则不然，提出了今后一直关注的种种问题。
有一篇评论文章引用了肖恩·奥凯西（29）的诗句，描写头戴法冠的主教们挤在天堂的栅栏外，争睹海伦（30）裹着金色披肩在花园里散步的芳容。这些诗句经他改写后用在《绿枝》的第三首诗中，后来又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另一篇评论提出熟悉的地区和方言可否入书、“有真才实学的人”应否满足于已有成绩等问题。
又一篇文章提出了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些怀疑己在改变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他先把约瑟夫·赫格希默的小说同生命的纤弱、同生活的恐惧、同一个体质孱弱但敢于反抗命运和环境的人的恐惧，尤其同“性的苦难”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把赫格希默的作品同一个略经化装的形象、读过济慈和福克纳的人无不熟悉的形象联系起来。文章写道：“《林达·康登》（31）不像是小说，更像一段美丽的柱雕，若干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定格在无声的动之中，超越时空。”福克纳称赫格希默的人物并不在自己周围创造生活，“倒像是木头人，根据作者的冲动摆出优美而毫无意义的姿态”。
福克纳评论赫格希默的文章发表于1922 年12 月15 日，不乏精辟的见解。
它提到《大理石牧神》中的沉穆的花园和《木偶》中的哑剧角色，有同情有批判，说明福克纳在自我中心的同时有自我批评的潜力。有一语可称警句：“可以想见赫格希默沉浸在《林达·康登》中，把它当作一个静止的海港，那里年岁伤不到他，人间的流言蜚语传来，不过像远处朦胧的雨声。”即使在回首前尘时。他也在向前看。昆丁·康普生为了逃避讨厌的声音和气味，遁入查尔斯河的“秘密的庇荫处”。
1933 年，《喧哗和骚动》写成后几年，福克纳说这本书是他自制的花瓶，为了可以遁入其中，虽然“明明知道不可能永远呆在里面”。1932 年，他写过盖尔·海托华在教堂里、在牧师的天职中、在神学院的校园内寻求类似的庇荫，“当他深信自己听见了上帝的召唤，他仿佛预见了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一生，白壁无瑕，周身完整无缺，像一只典雅沉穆的花瓶。灵在其中求得重生，生活的厉风刮不到他，平安地死去，只听见远处被阻遏的风声。”评赫格希默一文所指出的死胡同，在《军饷》（1926）中也有反映。福克纳把玛格丽特·鲍尔斯这个人物同有人对比亚兹莱的画的批评——做作、颓废、充满了“浮华的树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喷泉”——联系在一起。20 年代初，他虽已发现诗歌虚伪，自己受不了，但是，到底不搞诗歌搞什么，心中无数。只有一个不起眼的短篇《福星高照》（1919）和一篇短短的随笔《小山》（1922）预示了1925 年1 月在新奥尔良开始试验写作的散文。但在当时，他还不得不以写诗为主。1923 年春，他给波斯顿的“四海公司”寄去《春日憧憬》的修订稿，改名为《奥菲斯诗集》。福克纳没钱投资，四海公司又不愿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出书，便把稿子退还；福克纳又懊丧又生气：“如果他们要的是一本叫人难忘的书，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写一本。”事实上，1923年，他不过看小说、改诗歌，什么也没有发表。翌年春，在菲尔·斯通的敦促下，把《大理石牧神》寄去。
四海公司仍要他投资，他同意了；1924 年1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献给母亲。
邮政所的矛盾日深一日，越来越多的人瞧不起这位“窝囊伯爵”，即使出了本书《大理石牧神》也无济于事。9 月，福克纳收到对他的起诉，控告他玩忽职守、怠慢顾客、糟蹋邮件。他知道条条罪状属实，加上他本来就讨厌这份工作，只求脱身，便静候调查。视察员来访时，他求之不得地说：“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怕只能听候有钱人的使唤，但是决不会再去伺候那些买二分钱邮票的杂种。”一半是因为同视察员有交情，一半由于福克纳家族的声望，允许福克纳主动辞去邮政所长之职。
童子军则干脆开除这个领队，因为酗酒的名声传到了太多的地方官员耳里。
牛津已毫无留恋之处。《大理石牧神》出版，诗人生涯好歹有个结果。
1933 年又出版诗集《绿枝》，几乎只是为了忠实于作家的自我形象。如今他主要写散文；尽管菲尔·斯通起劲地为他推销《大理石牧神》，作者本人却力求脱身。连埃斯特尔第三次归宁也留不住他。以前，埃斯特尔每次来牛津都会激发诗情，如今却要撇下她，离开二人同进同出的地方，似乎令人诧异。
但他已有书赠她，他需要自由。他已经27 岁了，时间不等人。他在菲尔身上找到一位导师，在埃斯特尔和几个朋友身上找到听众，在作诗中找到借他人表达自己的手段；但是，他需要变化，需要志同道合的人，需要不讪笑“他正在努力做的、无论多么傻的事”的人，他更需要不那么具体的指导和不那么局限的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