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秋九月，骑都尉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从边塞遮虏鄣发兵北上。
沿阿尔泰山脉东南麓即将没入戈壁沙漠处峥嵘的丘陵地带行军凡三十日。朔风吹打戎衣，寒冷之余，生出无限孤军万里来征的感慨。行至漠北浚稽山麓时，队伍停军扎营，这里已深入敌方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时令尚在秋天，北地已是一片肃杀景象。苜蓿枯零，榆树和杞柳的叶子凋落殆尽。不光树叶，除宿营地附近外根本连树木都难以见到。四面唯有黄沙、岩石、瓦砾、干涸的河床。极目远望，不见人烟，偶尔的访客就是旷野中求水的羚羊。远处突兀插入蓝天的山巅上空高处，一行急急南归的秋雁飞过。然而将卒中没有一个人被这情景诱发甜美的思乡之情——此刻他们正处在危险至极的位置上。
面对以骑兵为主力的匈奴，连一支骑旅也不带（跨在马背上的不过李陵及幕僚数人而已），全靠步兵深入敌人腹地，这不能不说是无谋至极。更何况步兵人数不过五千，绝无后援，而此处的浚稽山，即令最近的汉塞居延关也遥在一千五百里之外。如果没有对统军者李陵绝对的信赖与追从，这样的行军到底难于进行下去。
每年秋风一起，汉朝北疆就会出现大队鞭打着胡马的剽悍的入侵者。边吏被杀，人民被掠，牲畜被夺。五原、朔方、云中、上谷、雁门等处历年是受害之地。除了元狩至元鼎的数年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武略一时间创造出了所谓“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之外，近三十年来北地的灾害一直持续不断。如今霍去病逝去已有十八年，卫青逝去七年。浞野侯赵破奴率领全军降虏，光禄勋徐自为在朔北筑起的城障须臾被破之后，足以凝聚全军信赖的将帅，只剩下前几年远征大宛声威大振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了。
这一年——天汉二年夏五月——在匈奴发动侵略之前，贰师将军率领三万骑兵西出酒泉，意在截击频繁窥边的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想让李陵负责该军旅的辎重事宜。谁料被召到未央宫武台殿上的李陵极力陈请免去此项差役。李陵本是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精于骑射，人谓夙有乃祖之风。于数年前作为骑都尉驻守西疆的酒泉、张掖，教射练兵。他这时年近四十，正值血气方刚，辎重的差役无疑是过于无情了。
“臣在边境所养之兵，皆是荆楚之地一骑当千的勇士。唯愿率彼等一队人马讨敌出征，从侧面牵制匈奴兵力。”李陵的恳请中有着令武帝亦为之颔首的地方。然而，由于接连向各方派兵，此时已没有多余的马匹可以分给李陵的部队。
对此李陵回答道：“无妨。”事情的确并非可行，但和接受辎重的差役相比，他宁可选择同为了自己不惜性命的五千部下共赴危难。一句“臣愿以少击众”使好大喜功的武帝大悦，准可了奏请。
李陵向西回到张掖，整军后随即发兵北上。当时驻守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收到诏书，赴中途迎接。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然而此后却多蹇起来。
这位路博德原是一名老将，早年随霍去病从军，最高曾被封为邳离侯，十二年前更作为伏波将军率领十万大军灭掉了南越。后来他坐法失掉侯位，降至现在的地位镇守西疆。年龄相当于李陵的父辈，以前又曾封侯的这员老将，在李陵这样的年轻晚辈面前俯首下风，感到无论如何不是滋味。
他在迎接李陵军队的同时，派使者向京中送去了奏章。说是如今匈奴秋高马肥，以孤寡之师恐难抵挡擅长骑战的敌人的锐旅；不如让李陵一行在此过冬，等来春从酒泉、张掖各调五千骑兵协同出击才是上策。当然，李陵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武帝见奏章后震怒，以为是李陵与路博德商议之下的上书。“当初在我面前夸下那般海口，可一入边地即生怯意，此乃何事乎！”立刻有使者飞马赶赴路博德与李陵的所在。颁给博德的诏书中写道：“李陵在御前夸言将以少击众，故汝无与之协力之必要。今匈奴入侵西河，汝当留下李陵速往西河，以断敌人进路。”给李陵的诏书则道：“速至漠北，侦察东起浚稽山南至龙勒水一带。如无异状，则循浞野侯之故道至受降城修整。”诏书中还严词责问了伙同路博德上书一事，自不用说。
即使不算以寡兵徘徊敌地的危险，光是指定的这几千里行程，对没有骑兵的军队就是天大难事。仅靠徒步的行军速度、依仗人力的车辆牵引、渐渐入冬的胡地气候——只要考虑一下各项因素，事情对谁都是清楚不过的。
汉武帝决不是庸君，但却有着与同样并非庸君的隋炀帝、秦始皇相通的长处与短处。即使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李夫人的兄长贰师将军，在因兵力不足想从大宛暂时回师时，也触到武帝逆鳞而被关在了玉门关外。而远征大宛的起因，不过是皇上忽然想要得到良马而已。武帝的话一旦出口，无论多么荒唐都必须执行，何况李陵这次又是自己主动请命的呢。没有任何可以踌躇的理由，即使这命令在季节和距离上是多么不合实际。李陵就是这样，踏上了“无骑兵之北征”。
在浚稽山中停留十日有余。其间每天派出斥候到远方刺探敌情自不必说，附近的山川地形也必须全部制成图形向京中报告。图形交由麾下的陈步乐贴身携带，单骑送往京城。被选派的这员使者向李陵一揖之后，跨上不足十匹的坐骑中的一匹，挥起一鞭驰下了山岗。全军将士以凄凉的心情目送着那身影，在干燥得呈灰色的苍茫天地中越去越小。
十天中，在浚稽山东西三十里内没有见到一个胡兵。
夏天时先于他们向天山出击的贰师将军一度击破了右贤王，但在归途中被别的匈奴大军包围，遭到惨败。汉兵十有六七被歼，连将军本人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些消息传到了他们耳边。破掉李广利的敌军主力如今何在呢？因杅将军公孙敖在西河、朔方方面（与李陵分手后的路博德就是赶去支援那里的）正在抵御的敌军，以距离和时间计算，应该不是那支传说中的敌人主力。从天山到东边四千里的河南（鄂尔多斯）决不可能那么快到达。无论怎么推算，匈奴主力现在都应该正屯扎在陵军宿营地至北边郅居水之间。
李陵每天亲自站在前山顶上向四方眺望。从东到南只见一片漠漠平沙，从西向北只有草木贫瘠的丘陵相连。秋云间偶尔能看到象是鹰或隼的飞鸟的影子，然而地面上连一骑胡兵也看不到。
队伍在山谷里疏林的边沿排列成圆阵，帐营在中间帷幕相连。一到夜间，气温急剧下降，士兵们折断本就不多的树枝点火取暖。十天的滞留里月亮由圆变亏，也许是空气干燥的缘故，星星极为美丽。每天夜里，擦着黑黝黝的山影，天狼星斜斜地撒下淡青色的光芒摇曳闪烁。十几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明天就要离开此地，沿着指定的路线向东南方向行进。
就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晚，一个步哨正无意识地仰望着那颗灿烂的天狼星时，忽然看到在它的正下方出现了一颗硕大的赤黄色星星。正在诧异，那颗从没见过的巨星拖着粗大的红色尾巴动了起来。紧接着，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同样的光亮浮现在周围并一同摆动起来。步哨正要叫出声来，远远的那些光亮噗地一下同时灭掉了。简直就象做了场梦一样。
接到步哨的报告，李陵传令全军，命令做好明晨天亮立即进入战斗的准备。在外面将各处部署一一检查完毕，再回到帐营时，他打着如雷鼾声进入了熟睡。
翌晨李陵走出帐营，看到全军已经按昨晚的命令摆好阵形，正在静候敌人。所有人站在排列整齐的军车的外侧，持戟和盾者在前排，持弓弩者在后排。挟着这片山谷的两座山峰在拂晓的夜色中森然伫立，这里那里的岩石阴影下面仿佛隐藏着些什么。
当朝阳的光线射进山谷时（匈奴要等单于拜过日出后才举事），迄今一无所见的两座山上，从山顶到山坡霎时间涌现出无数人影。伴着震天撼地的喊声，胡兵冲到了山下。等胡兵先锋逼近到只剩二十步距离时，一直没有动静的汉军阵营响起了第一阵鼓声。刹那间千弩齐发，数百名胡兵应弦而倒。间不容发，汉军前排持戟的士兵朝立足未稳的残余胡兵冲了上去。匈奴的军队完全溃败，逃回了山上。汉军乘胜追击再获虏首数千余。
这一仗胜得可谓精彩，然而顽固的敌人决不会就这样退走。光是今天的敌军就不止三万人，而从山上挥舞的旗号来看，无疑正是单于的亲卫军。如果单于就在这里，当然还会有八万、十万的后继部队跟补上来。李陵立刻决定撤离此地向南移动，并且改变至昨天为止的向东南方二千里处的受降城行军的计划，沿着半个月前来时的旧路向南，争取早一天进入原先的居延寨——即便那里也相距着一千数百里的路程。
南行第三天正午，在汉军身后北方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了如同云团一样卷起的黄尘。是匈奴骑兵在追赶。一天后已经有八万胡兵凭借马快之利，将汉军前后左右密密麻麻地包围了起来。看来是对前几天的战败心有余悸，并不靠近到跟前来。匈奴军只是从远处包围着南行的汉军，不断从马鞍上射箭。李陵刚命令全军停下，摆开作战队形，敌人就拨马退后，避免直接搏战。而一旦继续行军，则又凑近来继续放箭。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不说，死伤者也一天天在增加。如同旷野上的狼群尾随在疲惫的旅人身后一般，匈奴兵依靠这种战法执拗地追逐前来，在一点点挫伤敌人后，窥探着发起最后一击的机会。
且战且退，又向南走了几天后，汉军在某个山谷里休整了一天。负伤者已达到相当多的人数了。李陵检点全军，调查受伤情况后，命令负伤一处者照样持兵器作战，负伤两处者协助推军车，负伤达三处者才能躺在车上被推着行军。由于缺少搬抬的人力，尸体只得全部丢弃在旷野。
当晚阵中视察时，李陵偶然在某辆辎重车里发现了一名身穿男子衣服的女人。一一检查全军车辆后，搜出以同样方式躲藏着的女子共十几人。当年关东群盗同时遭戮时，他们的妻女大都被驱逐到西地居住。这批寡妇中有不少人由于缺衣少食，或嫁给边境的守兵，或沦落成以他们为主顾的娼妇。藏在兵车中迢迢跟到漠北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李陵简短地下令军吏将女人们处死，对于将她们携来此地的士卒则一言未发。被拖到谷间低地上的女人们传出尖利的号哭声。军帐中的将士们肃然倾听着那声音，哭声持续了短暂一会儿之后，忽然像是被黑夜的沉默吞没似的消失掉了。
翌晨，面对敌人久违的迫近来袭，汉军全军尽情快战了一场，令敌人留下尸体三千余具。连日来被执拗的游击战挫伤已久的士气顿然振作。
第二天起，沿着龙城古道，继续向南方退军。匈奴再次恢复了远包围战术。第五天，汉军陷入一片在平沙中时有遇到的沼泽地中。水半已冻结，泥泞深可没胫，干枯的苇原连绵不断就象永远走不到头一样。匈奴派出一队人马，绕到上风处点起火来。朔风煽起火势，在正午的天空下，苍白得失去了颜色的火焰以异常的速度向汉军逼去。李陵立刻命令在附近的苇丛迎着放火，才侥幸逃过一劫。
虽然躲过了火难，但沼泽地里行车的困难无法用语言形容。在没有一处地方可以休息的情况下跋涉了一夜泥泞，翌晨总算到达丘陵地带时，汉军遭到了抄近路埋伏在此的敌军主力的袭击。一场人乱马嘶的白刃战开始了。为避开敌军骑旅的猛攻，李陵放弃兵车，把战场转移进山麓的稀树林里。
从林子里向外猛射这一招奏了奇效。在朝着刚好来到阵前的单于及其亲卫队急发连弩、一阵乱射时，只见单于的白马忽地一下高抬前蹄直立起来，把身穿青袍的胡王抛在了地上。亲卫队中立刻冲出两骑，并不下马，一左一右将单于从地上捞起，其他人将他们围在当中，转眼之间退走了。虽说一场混战后终于击退了敌人，但这的确是迄今为止所未有的难役。敌人又留下数千具尸体，汉军也付出了近千名战死者。
从当天俘获的胡虏口中，得知了敌军情况之一斑。据说单于惊叹汉军竟如此强韧，面对相当于自己二十倍的大军不露畏惧，每天南下，似乎其意在于诱敌，或许在附近埋有伏兵，以此为恃也未可知。昨晚单于曾吐露这一疑虑，并向诸将问计，结果主战派的意见——这些疑虑的确有可能，但是单于亲率数万骑兵而不能歼灭汉军寡旅，事关我等面目——占了上风。最后他们决定，在此去向南四五十里山谷相连的地带力战猛攻，等出到平地后再倾力一战，如果还不能破敌，那时就回师北还。听说这些后，校尉韩延年等汉军幕僚的脑海里，轻轻闪过了一丝“或许还能生还”的希望。
第二天起胡军的攻击极尽猛烈之能事。或许正如俘虏所言，开始了最后的猛攻吧。攻击一天中多达十余次。汉军一面严加反攻，一面徐徐向南移动。三天后来到了平地上。借着一到平地威力倍增的骑兵的优势，匈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汉军扑来，但结果又是留下两千具尸体退了回去。如果俘虏所言不假，胡军应该是就此停止追击了。对一名小卒的话当然无法太过相信，但不管怎样，一帮幕僚还是稍微松了口气。
当晚，汉军一个名叫管敢的军侯脱阵降了匈奴。此人原是长安都下恶少，前一晚曾因为斥候上的过失被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在众人面前鞭打、责骂，因而怀恨作出此举。也有人说，几天前在谷地被斩的女子中有一人是他的妻子。
管敢听说过匈奴俘虏的供词，因此当亡命胡阵被带到单于面前时，极言没有必要因畏惧伏兵而撤军。他说道：汉军并无后援，而且箭矢殆尽。负伤者层出不穷令行军难滞非常。汉军核心由李将军与成安侯韩延年各自率领的八百人构成，分别以黄、白旗帜为标记；明天只需以胡骑精锐集中攻破彼处，则其余轻易溃灭无疑，等等。单于闻言大喜，厚赐管敢，并立即取消了北撤的命令。
翌日，胡军最精锐的部队一面高呼“李陵韩延年速降”，一面以黄白旗帜为目标扑来。猛烈的攻势令汉军从平地渐渐退到西边的山地，并最终被驱赶进远离主路的山谷之间。敌人从四面山上放箭如同雨注。即使想应战，到如今箭已经一根不剩了。当初出遮虏鄣时每人各带百支、共计五十万支箭已经悉数射尽。不光是箭，全军刀枪矛戟之类也已折损过半。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刀折矢尽了。虽然如此，断了戟的人把车轴砍下来拿在手中，军吏们挥动着尺刀，还在继续抵抗。山谷越向里去越狭窄。胡兵从各处山崖上开始向下投掷巨石，这比射箭更显著地增加了汉军死伤。死尸和累石堆积在一起，前进已经不可能了。
当晚，李陵换上窄袖短身的便装，吩咐任何人不得跟随后，独自一人出了帐营。月亮从山峡探进头来照着谷地上堆积的死尸。撤离浚稽山时的夜晚是黑暗的，如今月亮又明亮起来了。月光和满地白霜使孤崖的斜面看起来如同被水浸湿一般。留在帐营中的将士们从李陵的装束猜测，他应该是夜探敌阵、伺机刺杀单于去了。
李陵迟迟没有回来。众人屏住呼吸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从远处山上的敌垒中传来胡笳的悲声。
许久之后，门帷被无声地掀起，李陵回到了帐中。“罢了，”吐出两个字后在矮凳上坐下。“看来除了全军战死，没有第二条路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不看任何人，说道。
满座无人张口。片刻后，一名军吏提起了从前浞野侯赵破奴被胡军生擒，几年后逃回汉朝时武帝未加责罚的事。言下之意，从这个例子看来，何况是单凭寡兵如此震撼了匈奴的李陵，即便逃回京师，天子也必定待之有方。
李陵拦住他的话头说道：“陵一己之身暂且不谈。不管怎样，如今但凡有几十支箭，还可以勉力脱围。可照眼下一支箭也没有的情况，到明日天明后全军唯有坐以待缚。除非趁今夜闯出重围，各自作鸟兽散，其中或许有人能抵达边塞，向天子报告军情。算起来如今的位置应该在鞮汗山北部的山地，距离居延还有几天路程，成败与否实难预料。然而既已如此，哪还有第二条路呢？”
众幕僚点头称是。于是向全军将士每人发下二升干粮与一块冰片，下达了只管朝着遮虏鄣方向快跑的命令。同时把汉阵的旌旗全部砍倒埋入地下，会被敌人利用的武器兵车也悉数击毁。夜半时分，鸣鼓走兵。军鼓的声音也惨伤不振。李陵与韩延年跨在马上，带领十余名壮士率先冲出。打算冲破今天被敌军赶入的峡谷的东口，从那里上平地向南方疾走。
早升的月亮已经落下。由于冲胡虏之不备，全军有三分之二按预定计划冲出了峡谷东口。但敌军骑兵立刻追击上来，徒步奔跑的汉兵大都被杀死或被俘虏了。然而其中也有数十人趁混战夺得敌人马匹，鞭打着胡马向南方跑去了。
李陵立马计算着摆脱敌人追击，在夜色中微白的平沙上疾驰而去的部下的数目。确信已超过百人后，他重又回到了峡谷入口处的修罗场。他身受数创，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将戎衣浸得又湿又重；和他并肩作战的韩延年已经战死了。既失部下，且失全军，已无面目再见天子。他手握长戟，再次冲进了乱军中。在几乎难辨敌友的暗夜混战中，李陵的坐骑似乎中了流矢，呼的一下向前栽去。几乎与此同时，正挥戈砍向面前敌人的李陵在后脑上挨了重重一击，顿时失去了意识。
跌落在马下的他的身上，争相生擒立功的胡兵重重叠叠地压了上来。
二
九月北上的五千汉军，进入十一月后，化作伤病疲惫、彷徨无主的四百残兵回到了边塞。败讯立刻通过驿马飞报到了长安。
武帝出人意料并没有发怒。连主力部队李广利的大军都遭到惨败，对不过一支分队的李陵的寡师原本就没有寄予太大的期待。此外武帝也以为，李陵必定是战死无疑了。只是早先李陵派回的使者，从漠北带回“战线无异状，士气颇为旺盛”捷讯的陈步乐——他作为捷报使受到嘉赏，封郎并留在了京中——照目前的情况只能自杀了。虽然可哀，但只得如此。
到了第二年，天汉三年春，李陵并未战死，而是被俘降敌的确报传回，武帝始作雷霆之怒。
在位四十余年的武帝如今已年近六十，然而气象之猛烈比起壮时有增无减。由于好神仙之说，信方士巫师之言，迄今为止他已经被自己深信不疑的方士们欺骗了数次。这位值汉朝国威绝顶之际君临天下达五十余年的大皇帝，从中年以后，逐渐被一种对灵魂世界不安的好奇牢牢纠缠住了。正因为此，这方面的失望对他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原本生性阔达的他在这些打击之下，内心中逐年滋生着对群臣阴湿的猜疑。李蔡、青翟、赵周等几位丞相接连被赐死罪。如今担任丞相的公孙贺，在拜受帝命时因为担忧自己的命运竟然在皇帝面前哭了出来。硬骨汉汲黯去朝之后，环绕在武帝身边的，非佞臣则为酷吏了。
武帝召集诸重臣商议对李陵的处置。李陵人虽然不在京城，但衡量罪情之后，他的妻子眷属家财等将依律受到处分。某廷尉素有酷吏之名，极擅长窥伺武帝脸色，通过合法的方式枉法以迎合帝意。曾经有人用法律的权威诘问他。这位廷尉回答：“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除了当朝君主的好恶，哪里还有法呢？”群臣也都是这位廷尉的同类。自丞相公孙贺、御史大夫杜周、太常赵第起，没有一人甘愿冒武帝盛怒为李陵辩护。他们极口痛骂李陵的卖国行为，争相表示曾与李陵这样的变节汉同朝为臣如今想起就觉得惭愧，一致同意李陵平时一言一行尽多可疑之处。就连李陵的堂弟李敢依仗太子宠幸骄恣无行等事，这时也成了诽谤李陵的种子。缄口不发表意见，就是对李陵最大的好意了，然而就连这样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唯独一个男子，在一旁表情苦涩地看着这一切。如今极口诬陷李陵的，不正是几个月前李陵辞京时举盏为他壮行的人们吗？当来自漠北的使者传回陵军健在的消息时，不正是这些人竞相称赞李陵孤军奋战、不愧为名将李广之孙的吗？在这个男子眼里，恬然貌似不记得过去这一切的显官们，还有聪明得足以看破他们的谄谀却仍然厌听真话的君主，都显得是那么不可思议。不，并非不可思议。人本来就是这样，对此自己早就了解到了腻烦的程度。可虽然如此，这种不快感却依然无法改变。
作为一名下大夫列朝的这位男子也被征询了意见。这时，他毫不踌躇地称赞了李陵，说道：“试观李陵平生，事亲孝，与士交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诚有国士之风。今不幸事破，唯念全躯保妻子之君侧佞人借李陵此一失，夸大歪曲，欲蒙蔽圣主明鉴，遗憾莫过于此。且陵此次率区区五千士卒，深入敌地，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矢尽道穷，犹张空弩，冒白刃与敌死斗。能使部下归心，尽其死力，虽古之名将莫及。虽然军败，然其善战之功正足以彰显天下。念之，陵之不死降虏，岂非潜于彼地，欲期有以报汉者乎？……”
列座的群臣都惊讶了，世上竟然有敢于说出这种话的男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眼观望武帝抽搐着嘴角的面孔，想象着竟敢称自己为“全躯保妻子之臣”的此人今后的命运，暗自微笑了。
这名不知瞻前顾后的男子——太史令司马迁从御前退下后，立刻有一名“全躯保妻子之臣”向武帝汇报了司马迁和李陵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人进言，指出太史令因故与贰师将军有隙，之所以盛赞李陵，无非是想借此机会陷先于李陵出塞但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于不利。总之，众人一致认为，作为区区一名以掌管星历卜祝为职的太史令，其态度过于不逊。
离奇的是，比起李陵的家族，司马迁先被问罪了。第二天他就被廷尉拘捕，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沿用的肉体刑罚主要有黥、劓、剕、宫四种。武帝的祖父文帝在位时，废除了四种刑罚中的三种，唯独保留了宫刑。所谓宫刑，不消说就是把男人变得不是男人的古怪刑法。它又称腐刑，有人说是缘自创口发出腐臭的缘故，也有人说是缘于腐木不生果实的比喻。受过此刑的人俗称阉人，宫廷中的宦官大多由此而来。
司马迁受到的偏偏就是这种刑罚。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字，然而在当时，太史令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文笔吏罢了。在周围人眼里，他只是个不善与人交往，就算头脑明晰也对其头脑过于自信，并且在辩论时绝不肯输给任何人的我行我素的怪人。没有人会因为他受了宫刑而觉得特别意外。
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周亡后入晋、仕秦，至汉代时，第四代司马谈在武帝治下于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谈就是迁的父亲。他除律、历、易等专攻外，精研道家教义，博采儒、墨、法、名诸家学说，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独成一家之见。司马谈对自己的头脑和精神力量有着高度自矜，这一点也被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后，让迁在海内纵横旅行。这在当时称得上罕见的教育方法，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资甚厚。
元丰元年，武帝东临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时，热血汉司马谈不巧正卧病在周南（洛阳）。他由于慨叹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样的盛事时，唯独自己不能追随其侧，竟愤而死去。司马谈一生的愿望是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结果只来得及搜集到大部分资料。临终的光景通过儿子司马迁的笔致详细描写在《史记》最后一章。据该处记载，谈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后把迁唤至面前，拉着他的手恳言修史的必要，并慨叹自己身为太史未能完成此事，徒令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以至于泣下。司马谈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余所欲论著矣。”并再三叮咛此乃孝之大者，不可或忘。司马迁俯首流涕，发誓不违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搜集的资料与宫庭收藏的秘册，立即投入到修史这一父子相传的天职中，但就任后他首先被委派了修订历法的重任。埋头这项工作整整四年。太初元年，历法终于完成，他立刻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司马迁时年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有了。腹稿中构思的史书和以往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在展示道义批评的准则方面，他首推《春秋》，但在传达事实方面，每本史书都令他觉得不尽如意。需要更多的事实。比起教义来，更需要事实。不错，《左传》和《国语》中的确有事实，尤其是《左传》巧妙的叙事令人叹服。但是，在那里看不到对创造事实的个人的探究。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这一点最令司马迁感到不满。此外，过去的史书似乎全都过于注重向当代人告知从前，以致忽略了让将来的人了解当代。一言以蔽之，司马迁所想要的，在既往的史书中未能找到。
究竟是在哪一点对以前的史书不满，连他自己也只有到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在他胸中，郁积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要求获得表现。这是在批判过去的史书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批判只有通过主动创造新的东西才能表达。长期以来在自己脑海中描画的构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史”，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但不管能不能称为“史”，总之这样的东西最应该被写出来（对世人，对后代，尤其对自己），这一点他是有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他的述而不作在内容上与孔子大相径庭。对司马迁来说，用编年体方式单纯地列举事件尚未进入“述”的领域，而作那些妨碍后人了解事实的过于道义性的断言，又毋宁属于“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已有五代百年，曾经在秦始皇的反文化政策下或湮灭或藏匿的书籍逐渐重行问世，一股文运将兴的气运郁勃可感。不仅汉朝的朝廷，时代也正是要求史书出现的时代。从司马迁个人来讲，父亲遗嘱留下的感动，以及日益充实的学养、眼光和笔力相辅相成，酝酿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浑然之物。他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顺利而使他感到困惑。这么说是因为，从最初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的部分为止，他不过是一位精心安排材料、叙述务期准确严密的技师；而当经过《始皇帝本纪》，进入《项羽本纪》后，那份技术家的冷静逐渐动摇起来。稍不留神，项羽就会附向他，或者他自己会附向项羽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写也可以吗？司马迁暗自疑惑。如此热切的写法是否没有问题？他一直高度警惕着“作”的侵入。自己的工作应该止于“述”之一事。事实上，他的确只是在“述”。但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他会因过于担心“作”而重读写好的部分，将那些使历史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的字句删掉。这样一来，人物的确停住了热辣辣的呼吸，应该没有沦为“作”的担心了。但是，——司马迁自问：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也好，秦始皇或楚庄王也好，全成了同样的人。把不同的人叙述成同一个样子就是“述”吗？所谓“述”，难道不是把原本不同的人按照原本不同的样子来叙述吗？想到这里，他只得让删掉的词句重新复活。恢复原来的样子，重读一遍，他这才放下心来。不光是他，写在纸上的那些历史人物，项羽啦，樊哙啦，范增啦，也这才各得其所，全都放下心来了。
武帝在心情好的时候诚然是英迈阔达、富于理解的文教的保护者。同时太史令这一职务因为需要朴素的特殊技能，也得以免去官场中各种朋党比周、排挤诬陷所引起的地位（乃至生命）的不稳定。
几年里，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时光。（当时的人所考虑的幸福和现代人在内容上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完全一样。）在司马迁身上找不到妥协之处，从头到脚都充满阳刚，率性议论、大怒大笑，而尤以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最为快事。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天降此祸。
昏暗的蚕室里——由于刚受腐刑后不能见风，所以盖起这种密闭的暗室，室内生火保持一定温度，令受刑者在这里待上几天，休养身体。因为在温暖昏暗这一点上很象养蚕的房间，所以称为蚕室。——被极度混乱夺去了所有言语的他茫然靠在墙上。
在感到激愤之前，他甚至先感到了某种惊奇。如果是斩刑或者赐死，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可以想象出被斩首的自己的样子；在逆武帝之意替李陵辩护时，也想过弄不好有可能会被赐死。然而在这么多刑罚中，偏偏遭受了这个最丑陋的宫刑！说是迂阔也罢（既然能预见到死刑，当然也应该预见到其他任何刑罚），他虽然想过在自己的命运中，或许潜伏着不测之死，但从来没想过会突然出现这样丑恶的东西。
他常常抱有一种确信，那就是每个人身上只会发生和他本人相符的事件。这是在长期接触史实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想法。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
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怨恨在无法长期集中于君主身上之后，又一气转向了君侧的奸臣。他们是恶的，的确不假。然而他们的恶，是非常次要的恶。并且对高度自矜的他来说，那些小人连作为怨恨的对象都不够。
他至今为止，从没有象这次对所谓的老好人感到愤怒。这些人比奸臣酷吏更糟糕，至少从旁看来令人恼火。廉价地安于自己的良心，并只求令周围人放心，因此愈发显得奇怪。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在内心既无反省也无自责。丞相公孙贺那样的，是其中的典型。同是阿谀迎合，杜周（最近此人靠陷害前任王卿遂了当御史大夫的愿）之流无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位老好人的丞相，恐怕连这点自觉都没有。即使被自己称作“全躯保妻子之臣”，这种人大概连生气都不会吧。这种人连作为仇恨的对象也都不值得。
司马迁最后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找愤懑的归宿。事实上，无论对什么东西感到愤怒，最终都不过是对自己的愤怒而已。但是自己究竟哪一点错了呢？为李陵辩护，这无论怎么想、怎么看都是不错的。使用的方法也不能说特别笨拙。只要不甘心沦为阿谀，那件事也只能按那样做了。那么如果自问心中无愧，这种无愧的行为无论招致怎样的后果，作为士不都应该甘心承受吗？的确，是这样，所以自己早就打算好无论肢解还是腰斩，全都挺身甘受。
但是，唯独宫刑——还有作为其结果变成了这副样子的自己——又另当别论。同是残疾，这与砍脚刓鼻截然不同。这不是应该加给士的刑罚。唯独这个，唯独身体的这种状态，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恶的，没有丝毫饰言的余地。并且内心的伤口随着时间流逝或许还能愈合，而自己身体的这一丑恶现实一直到死都将持续。无论动机如何，招致这样的结果也只能说是“错了”。但是，究竟哪里错了呢？我的哪里？哪里都没有错。我只做了正确的事。勉强要说的话，只有“我在”这一事实本身错了。
茫然在虚脱状态中坐了许久后，司马迁突然跳起，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一边呻叹一边在阴暗温暖的室内四处徘徊。在无意识地重复着这一举动的同时，他的思考也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团团打转找不到出口。
除了有几次神志不清时，曾经把头在墙上撞得鲜血直流以外，他没有尝试自杀。真想死去。如果能死去的话该有多好。在比死还要可怕几倍的耻辱的追逼之下，他对死没有任何恐惧。为什么没有死呢？也许是因为牢舍中没有用于自杀的工具。但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什么发自内心的东西阻止了他。最初他没有觉察出那是什么。只是在狂乱与愤懑中，在间歇性发作似的感到死的诱惑的同时，朦胧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止自己的心情滑向自杀的方向。正好像虽然想不起忘了什么，可就是觉得忘了东西时的情形。
获释回到家中，开始闭门思过之后，他才发觉，自己在这一个月的狂乱中竟然把修史这一毕生事业忘了个干干净净。可同时，他又感到，虽然表面上像是忘了，但事实上正是对这项工作的下意识的关心在冥冥中起到了阻止自己自杀的作用。
父亲十年前在临终的病榻上，拉着自己的手哭着留下遗命时凄恻的话语至今还回响在耳边。但是使他在伤痛惨淡至极的心情中还对修史念念不忘的，却不光是父亲的遗言。比起其他一切，理由首先在于这项工作本身。不是工作的魅力或者对工作的热情那些令人舒畅的东西。不错，是对修史的使命感，但却并非是昂然的自矜。一向自信得出奇的这个男人，通过这次的事，从心底里知道了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再怎么高谈理想，高谈抱负，自己也不过是路旁被牛踏扁的虫豸罢了。但是，“我”虽然被可怜地踏扁了，修史这项事业本身的意义却无可怀疑。沦落成现在这副惨状，丧失掉所有自信和自恃之后，再苟延残喘在世上从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舒畅的。他感到，那几乎已经成了两个生物之间再怎么厌恶也无法互相摆脱的宿命般的因缘。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这项工作，他无法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由于与这项工作之间更多肉体性的关联。
最初那种盲目的野兽般的痛苦消失后，更为清醒的人的痛苦开始了。困难的是，随着不能自杀这一点逐渐清晰，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另一条路可以逃离苦恼和耻辱这一点也逐渐清晰起来。伟丈夫太史令司马迁于天汉三年春死去了，在他身后，继续写着他未完的史书的是一个既无知觉也无意识的书写机器——他唯有强迫自己这样想。修史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绝对的。为了修史的工作能够继续，不管多么不堪都必须活下去。而为了活下去，他必须一心相信自己的肉体已经消亡了。
五月之后，司马迁再度执笔。没有喜悦或兴奋，只有完成工作的意志在鞭打。如同拖着受伤的脚走向目的地的旅人一样，他一点点写着稿子。太史令的官职早已被罢免，有些后悔的武帝在稍后任命他作了中书令。但官职的升迁与否，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从前的论客司马迁，如今变得绝不开口。如同有什么恶鬼附身一样，人们从他缄默的风貌中甚至感到了一种凄厉。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家人眼里，那似乎是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以便早一天获得自杀的自由似的。
凄惨的努力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终于发现，生的快乐彻底失去之后，唯有表现的快乐还可以残留下来。即便如此，他那彻底的沉默并没有打破，风貌中的凄厉也没有丝毫缓和。在写稿的时候，每当不得不写下宦者或者阉奴之类字眼时，他就会不由得发出呻吟。独自在居室中，或者夜晚躺在床上时，屈辱的感情时而在无意中萌发。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炙烤一样，一种炙热的疼痛片刻间传遍全身。这时他会大叫一声跳起，一面呻吟，一面快步徘徊，然后再咬紧牙关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三
在乱军中失去意识的李陵，当在单于以兽油作灯、焚兽粪取暖的大帐中醒来后，当即在内心做了决定。或者自刎以免受辱，或者暂时降敌再见机逃走——带着足以抵偿败军之责的功劳作献礼——除两者外没有第三条路；李陵在心里决定选择后者。
单于亲自为李陵松开了绑绳，随后的各项待遇也极尽郑重。且鞮侯单于是上一代呴犁湖单于的弟弟，是位骨骼魁梧、巨眼赭髯的中年伟丈夫。他坦率地说自己跟随几代单于与汉交战，还从未遇到过李陵这样的强敌，并提到了陵的祖父李广，以称赞陵的善战。空手格杀猛虎、飞箭射入岩石的飞将军李广的骁名至今还在胡地广为流传。李陵之所以受到厚遇，是因为他既是强者的子孙，自己也是强者。按匈奴的风气，就连分配食物时也是强壮者取走美味，老弱者得到剩余。在这里强者决不会受到凌辱。降将李陵得到了一顶穹庐和数十名侍者，并被待以宾客之礼。
对于李陵，奇异的生活开始了。住的是绒帐穹庐，吃的是牛羊腥羶，喝的是酪浆、兽乳和乳醋酒，服装则是用狼、羊、熊等兽皮合缀而成的裘衣。畜牧、狩猎、寇掠，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生活。在这一望无涯的高原上，也有依河湖山岭划定的边界。除单于直辖领地之外的土地被分成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等诸位王侯的领地，牧民们的移动只限于各自的边界之中。这是既无城郭也无田壤的国家。虽然有村落，但那也随着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变换土地。
李陵没有分到土地，而是和单于麾下诸将一起跟随着单于。他一直想伺机拿下单于首级，但机会迟迟不来。即使刺杀单于成功，但要想带着其首级逃出胡地，除非有天赐良机，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在胡地与单于火拼，匈奴一定会看成己方的耻辱而百般遮掩，消息也许压根传不到汉朝。李陵耐心地等待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机会的到来。
在单于帐下，除李陵外还有几名投降的汉人。其中有个叫卫律的，虽然不是武将，但位封丁灵王，最受单于重用。卫律的父亲是胡人，他本人在汉都出生长大。原先曾效力于武帝，几年前协律都尉李延年事发时因害怕受株连，逃亡到了胡地。毕竟血浓于水，他很快就融入胡风，并显示出相当的才练，经常出入且鞮侯单于的帷幄之中，参与各项谋划。李陵对卫律以及其他投降匈奴的汉人几乎从不开口。他认为其中没有可以和他共商胸中大计的人。这么说来，其他的汉人似乎也都彼此感到一种莫名的困窘，看不出什么亲密来往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