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周恩来传--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周恩来传--六、十年谈判
六、十年谈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