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婚姻1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
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
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
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
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
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
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
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
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
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不，他是爱我的。”
4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代曾多次来这座城市，那时他们不能跨进剧院一步。穷人看戏，听音乐，欣赏舞蹈，都只是白日做梦。沙皇政府面对未来惊恐万状，因而仇视有着美好未来的劳动群众，残酷地将他们枪杀在大街上！我来俄国正是为了这些观众，我不要钱，倘若世界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跨着优美的舞步前进，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邓肯刚结束第一个节目，突然停电，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纷纷擦燃火柴杆，也无法把偌大的剧场照亮。这时，什尼切尔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盏点着蜡烛的马灯，邓肯接过去，高高举过头顶，昂首挺胸，英姿勃发，红色的披风分外耀眼。她镇静地说：“同志们，我请大家唱几支俄罗斯民歌，好不好？”
话音甫落，大厅里的观众顿时活跃起来，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在互相看不见的漆黑里整齐有力、悠扬悦耳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歌。
在沉重的奴役折磨下，你长眠了，但死得光荣。
在为人民事业的斗争中，你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
亲人啊，你们知道，在我们的累累白骨之上，将站起一个坚强的复仇者，他比我们更加无畏、英勇。
……
革命歌曲都唱遍了，一直坚持到深夜一点钟，邓肯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她非凡的意志激励着工人士兵们引吭高歌。事后，她仍然兴奋地说：“那时，我好怕挺不住了。如果我因累而垂下手臂，歌唱就有可能中断。歌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会有多么遗憾呵。世界上任何最有名的合唱团都不能和那个晚上观众的放声歌唱相比！”
5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艾尔玛照管;什尼切尔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晚上，邓肯闲来无事，和什尼切尔玩起了”灵盘”的游戏。所谓灵盘，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写有字母及其他符号的塑料板上，悬着一块心形木板，木板支持在两个小轮和一支垂直的铅笔上面，以指轻触，铅笔则自动写字。
邓肯的指尖轻轻地触动了指示笔。
“那是什么意思？”
“DORA，”什尼切尔答道：“你名字的一部分。”
邓肯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她对什尼切尔说：“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前几天姐姐来信说，她病得厉害……”话未说完，邓肯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猜的没错。
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母亲4月12日逝世。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两盏蓝色油灯，不再闪闪发亮，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第十二章巡回演出1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
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
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
叶赛宁有过一句诗：“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
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
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喝吧，水獭，喝，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
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有足足多个月埋头于诗，与依莎多拉。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吵架是免不了的，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会见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夫妇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海伦斯决定和他的俄国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就是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航轮。
4叶赛宁在轮船上又展示了一番俄罗斯农民的风貌，他平生还没有看到过”像一座高山”那样的巨轮，一个餐厅就比”咱们的大剧院还大一些”，船上不仅能跳舞、读书，还能看电影，游泳，踢足球。
“这就是一座城市。”叶赛宁窝在沙发里，笑得合不拢嘴，”我觉得我以前曾经住过的那个世界，可笑至极，荒唐至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爱那叫花子似的俄罗斯了。”
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各自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是啊，她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故国赋予的。
叶赛宁顽皮的心灵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女神一定听得懂。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
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去移民区，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巴黎号令人尊敬的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
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