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一个来自南印度的家庭在搭乘下午1点飞往钦奈的BA035号班机之前，先到这个房间里祭拜象头神，也就是印度教里掌管旅人运势的神祗。他们为象头神献上了几个小蛋糕和一支玫瑰香味的蜡烛，但碍于机场规定而不能为蜡烛点火。
过去，飞机失事常常是因为重大零件发生问题——例如燃油泵故障或是引擎爆炸——所以当时把宗教推到一旁，而把信心寄托于科学上，看起来自然是颇为明智的选择。与其祈求上天保佑，当时的迫切要务是了解故障原因，通过理性思考排除错误。不过，随着航空受到越来越多的检验，随着各种备用系统把风险降至最低，迷信的需求反倒因此提升。
由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极低，我们于是不再需要科学上的保证，宁可对我们孱弱的心智努力保有的危机感采取较为谦卑的态度。我们虽然不至于对维修时间表置之不理，却也不认为在踏上旅途之前先祈求命运力量的保佑有任何不合理可言。这种命运力量可能称为伊希斯①（Isis，埃及神话中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译者）、上帝、命运女神，或是象头神。一旦完成了这样的仪式，我们才会安心通过安检之后，到“免税世界”卖场选购香烟以及夏奈儿5号香水。
三、机场限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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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安全检查区前方排着冗长的队伍，至少有100人等着接受安检，他们或者心情愉快，或者无可奈何地接受着自己人生中将有20分钟无事可做的事实。
最左侧的安检站由吉姆监看扫描屏幕，妮娜负责手工检查提包，巴兰钱德拉操作金属探测器。他们三人都学习了长达一年的繁重课程，目的在于训练他们把每个人都视为打算炸掉飞机的嫌犯——这是一种与人性相违背的做法，因为一般人初遇陌生人，总是习惯于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对方。经过训练课程之后，这三人已克服了心中对敌人外观样貌的偏见：即便是个一手牵着母亲、一手拿着一罐苹果汁的6岁女孩，或是个正要前往苏黎世参加丧礼的老弱祖母，都可能是威胁航行安全的大敌。所有旅客都是嫌犯，在证明无罪之前皆充满嫌疑，所以必须以明确的态度要求他们远离自己的行李，并且挺直身体靠墙而站。
安检人员像惊悚小说家一样，职责就是把人生想象得比实际上刺激一点。我不禁对他们感到同情。他们在一生的职业中必须随时保持警觉，随时准备应对极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全世界可能十年才会发生一次，而且就算发生了，地点通常也是在拉纳卡或巴库这种偏远地区。他们就像是福音教派的成员，却住在从来不曾发生过《圣经》所叙述过的故事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或新西兰——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随时预期弥赛亚会降临在他们的家乡，而且深信这样的可能性即便在周三下午3点的列日市郊也有可能发生。机场安检人员想必相当羡慕一般警员。警员虽然经常得在假日或夜晚值班，步行巡逻也非常累人，但他们至少可以和一般民众正常互动，不像机场安检人员必须把所有人都当成歹徒看待。
此外，机场安检人员不准对自己搜查的对象产生太多好奇，也让我深感同情。他们虽然有权翻看任何一名旅客的化妆包、日记或照相簿，却只能检查其中是否有爆炸物或杀人武器。因此，他们不准询问行李中那件包装精美的内衣打算送给什么人，也绝不能承认自己有多么想伸手搜查旅客身上那件低腰牛仔裤的后方口袋，而且不是为了确认其中是否藏有一把半自动手枪。
机场安检人员为了保持警戒而承受的压力极大，因此他们享有比其他员工更频繁的休息时间。他们每个小时都会前往休息室，里面设置有饮水机与破旧的扶手椅，并且墙上挂着全球通缉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恐怖分子，每个都蓄着满脸胡须，眼神莫测高深，显然都藏匿在山洞里，根本无意冒险闯入第五航站楼。
我在这个房间里注意到了两名女子，看起来像是前来机场实习的学生。我向她们微微一笑，希望借此让她们在新环境中能够获得一些温暖，结果她们随即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表明自己是航站楼里级别最高的两名安检官员。拉歇尔与西蒙负责训练第五航站楼的所有安检人员，她们经常教导每个安检站的组员如何卸除恐怖分子的武器，以及一旦遇到有人丢掷手榴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保护自己。她们也教导个别员工使用半自动武器的基本技巧。她们的反恐职责似乎深深影响了她们人生中的所有方面：即便在空闲时间，她们也还是大量阅读各种与反恐议题有关的文章或书籍。拉歇尔对于1976年的乌干达恩德培突袭行动了如指掌，西蒙则是对轩达维事件知之甚详。所谓的轩达维事件，是指一个名叫里沙·轩达维的约旦男子把一只装有塑料炸药的手提袋交给他的怀孕女友，并且说服她带着这只手提袋登上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班机。尽管这项阴谋并未得逞，但西蒙说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安检人员对孕妇、儿童以及老祖母的看法（无意间责备了我认为某些类型的旅客应该不必接受搜查的天真想法）
许多旅客对于遭到审讯或搜查之所以感到焦虑或愤怒，原因是这种检查行为不免带有一种潜在的指控意味，所以也就极易唤起我们内心潜藏的罪恶感。
在扫描仪前方排队等待，可能会让许多人不禁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偷偷在皮箱里藏了一件爆炸物，或是无意间接受过长达数月的恐怖行动训练。在《羡慕与感激》（1963）一书里，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恩把这种潜藏的罪恶感追溯到人类一种天生的本性，源自我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亦即渴望谋害与我们同性的父母。这种罪恶感在我们成年之后可能会变得非常强烈，而促使人对有关当局提出假自白，甚至受不了这种深切的罪恶感，而干脆实际做出犯罪行为，借此疏解内心的压力。
不过，安然通过安检关卡倒是有一项好处。至少对于那些内心忍不住觉得自己有罪的人（例如笔者）来说，一旦顺利通过金属探测器，即可安心前往航站楼的其他地方，就像是在赎罪日到教堂告解过后，可以暂时觉得自己受到了赦免，而得以摆脱内心的若干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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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检之后，就是购物的时刻了。在安检关卡的另一侧，一百多家的零售门市竞相争取旅客的注意——这里的商店数远多于一般的购物中心。批评者经常引用这项数据，指称第五航站楼根本是卖场而不是机场。不过，这样的安排实在很难说有什么不对。大概没有人能够指出这座建筑的航空特性因此遭到了什么侵害，或是旅客有哪些乐趣因此遭到剥夺。毕竟，我们平常不也喜欢上购物中心逛逛？何况第五航站楼不但让人享有逛购物中心的机会，还可让人踏进登机口飞往约翰内斯堡。
会真正体会到世界的庞杂缤纷。伦敦市的交易柜台虽可通过电子设备即时完成不同货币的交易作业，但亲手触摸一大叠的纸钞却可为人带来另一种立即感：活生生地感受到世人的多样化。这些纸钞上印着各种颜色与字体，并且装饰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包括伟人、独裁者、开国元勋的肖像，以及香蕉树或小妖精的图画。许多钞票都因为频繁易手而脏皱不堪。这些钞票曾在也门用于购买骆驼，在秘鲁用于购买马鞍，在尼泊尔被年老的理发师放在皮夹里，或在摩尔多瓦被学童塞进枕头底下。看着一张巴布亚新几内亚的50基那钞票（背面是天堂鸟的图案，正面是总理迈克尔·索马雷的肖像），绝对想不到这张破旧的纸张究竟经过了哪些交易（从水果到鞋子，枪支到玩具），才辗转来到希思罗机场。
汇兑柜台对面是航站楼里最大的书店。尽管笔者本人对于书本的商业前景提出了充满防卫心态的预测（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在机场门市都买不到），这家书店的营业额却是不断蹿升。在这里买书可以买两本送一本，买四本则可获赠一瓶汽水。 “文学已死”显然是过于夸大的说法。喜爱阅读的人士在约会网站上虽然只被归入单一类别，史密斯书店所陈列的各式书籍却显示每个人看书都各有不同的动机。不过，如果从书架上充斥着封面血腥的书本加以判断，飞机旅客显然特别喜欢吓唬自己。飞行在远离于地面的高空上，他们只想感受被人谋杀的恐慌，借此忘却内心较为庸俗的恐惧，例如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会议能否顺利，或是到安提瓜与新伴侣首次上床能否表现良好。
我和一位叫马尼沙卡的经理聊了起来，他自从第五航站楼开张以来就在这家门店工作。我就像个在机场里独自度过一周的孤独男子，絮絮叨叨地解说着自己的需求。我说我想找一本以友善语气写成的书，内容表达了读者长久以来一直感受到却从未能真正理解的情感；这种情感传达了社会宁可不予承认的日常事物。借由阅读这样的一本书，即可让人觉得不那么孤独而疏离。
马尼沙卡问我愿不愿意看杂志。架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杂志，其中有几本的专题更是教导读者如何在40岁之后保持迷人外貌——当然，文章里的建议乃是奠基于一项前提假设，认定读者在39岁（也就是笔者现在的年纪）之前原本拥有迷人的外貌。
一旁的另一座书架摆着许多古典小说，排列方式颇富创意，不是按照作者或书名顺序，而是根据书中场景的所在国家。昆德拉的作品是布拉格的指南，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能够揭露洛杉矶与圣菲之间许多小镇的潜在性格。王尔德曾说，在詹姆斯·惠斯勒开始作画之前，伦敦原本没那么多雾。所以我们也不禁纳闷，在卡佛开始写作之前，美国西部各个孤立城镇的寂静与哀伤是不是也没那么明显。
优秀的作家都会突显出经验中值得注意的方面。若不是经由他们的文笔论述，这些细节恐怕不免淹没在充斥于我们四周的感官信息里。通过作家的描写，我们才懂得注意与品尝身旁的这些经验。就这方面而言，文学作品可说是一种极度细腻的工具，可让即将从希思罗机场飞往世界各个角落的旅客获得提醒，别忘了留意科隆社会从众与腐败的特性（海因里希·伯尔）、意大利乡间低调的情色风味（伊塔洛·斯韦沃），以及东京地铁的忧郁（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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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走访这些商店之后，我才开始了解那些反对机场受到消费主义挟持的人士所厌恶的大概是什么。重点似乎在于购物与飞行之间某种互不相容的特性，关乎在死亡面前维持尊严的渴望。
尽管航空工程师在过去几十年来达成了许多成就，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和在家看电视相比之下，登机之前的这段时间仍可说是灾难的前奏曲。因此，我们也就不免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刻？我们希望自己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坠落于地面？我们是否愿意在免税商店购物袋的环绕下面对永生的世界？
主张机场里不该有那么多商店的人士，也许基本上就是在呼吁我们为自己的人生尽头预做准备。
在布林克美容院，我重新感受到了传统宗教要求人保持严肃的教诲确实不容忽视。《巴赫康塔塔第106号》就传达了这样的态度：Bestelle dein Haus，Denn du wirst sterben，Und nicht lebendig bleiben.
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
不能活了。
飞行的仪式虽然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超越凡俗之处，但即便在世俗的年代，也仍然与存在的重大主题密不可分——而这些主题经常映照于世界上各个宗教的故事当中。这类故事我们都早已耳熟能详，包括基督复活后的升天、来自苍穹主要购物区的人口处设有一个汇兑柜台。我们虽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而多元的世界里，但我们对这项事实大概只有个抽象的概念，直到哪一天走进外币兑换处的内室，看到上百个保险箱并排放置在一起，分别摆放着乌拉圭比索、土库曼斯坦马纳特以及马拉维克瓦查等各国货币，才的声音，以及飘浮于空中的天使与圣人，所以我们绝不可能把飞行视为如同火车旅行那么平庸无奇。神圣、永恒与重要意义等概念，都会暗中陪伴着我们登上飞机。在机长广播着安全指示与气象状况的声音里，尤其是我们从高空望见的地表景观，都可以感受到这些概念盘旋萦绕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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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香水店外，迎着空气中混杂了约8000种不同香水的淡雅气味，我正好遇见两名神职人员。年纪较大的一位是尊敬的斯特迪牧师阁下，他身上穿着一件荧光色外套，背后印着“机场牧师”的字样。年近70岁的他蓄着一大把典型教士模样的胡须，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说起话来缓慢而审慎，像个老学究一般，无法不注意到每一句话的细腻含意，而且习惯于生活在学术研究的环境当中，随时都可深入探究这些问题而不会有耽误别人或造成别人不便的顾虑。他的同僚名叫艾伯特·卡恩，同样穿着荧光色外套，可是他的外套是向机场员工借来的，所以背后的字样是“紧急服务”。他才20岁出头，还在达勒姆大学修读神学，同时也在希思罗机场实习。
“一般人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来找你？”我向斯特迪牧师问道，这时我们刚好经过一家服装店，属于赖斯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服饰品牌。我的问题带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这时机场广播又再次响起，提醒旅客切勿让行李离开视线之外。
“他们来找我，通常是因为找不到路，’’斯特迪牧师终于开口答道，而且特别加重了最后几个字的语气，似乎以此概括描述了人类心灵失落的状态。圣奥古斯丁曾把人类这个不幸的族群描述为“世俗城市里的朝圣旅人，他们的旅程唯有在寻得上帝之城之后才能画上句号”。
“原来如此。他们通常是在哪方面找不到路？”
“噢，”斯特迪牧师叹了一口气说，“都是因为找不到厕所。”
一场形而上学的讨论如果就这么结束，未免令人惋惜。于是，我又请他们两人和我谈谈旅客应该以什么比较有收获的方式，让自己度过登机之前的最后这段时间。斯特迪牧师在这一点上的态度非常坚定：他说旅客在这段时间应该把心思完全集中在上帝身上“可是如果是不信上帝的人呢？”我继续问道。
斯特迪牧师没有回话，把头转向了一旁，仿佛对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不礼貌。所幸，他的同僚在神学方面的态度比较开明，于是作出了一项同样简短但较具包容性的回答。往后几天里，每当我看着飞机缓慢滑向跑道，就不免想起他的这句回答：“死亡的念头会把我们推向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念头会赋予我们勇气，促使我们追求内心所重视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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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安检区，随即可看到一间套房，以曾经失事的协和超音速飞机为名，只供头等舱乘客使用。财富的优势有时并不容易看见：在当今这个时代，由于设计与大批量生产程序的精致化，不论是汽车、酒品、服饰还是餐点，高级品和平价品的品质落差通常都与价格的差距不成正比。不过，英国航空公司的协和贵宾室在这方面却是个异数，不仅远比机场内其他地区优美舒适得多，甚至我这辈子见过的其他地方都比不上这间贵宾室。
贵宾室里设有皮质扶手椅、壁炉、大理石浴室、水疗室、餐厅，并且配置了门房、指甲美容师、美发师各一名。一个服务生在休息室里来回穿梭，手上端着托盘，盛满了免费招待的鱼子酱、鹅肝酱和熏鲑鱼；另一个服务生则端着法式泡芙奶油条与草莓馅饼。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追求财富、权力与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里问道。接着，他又提出这项回答：“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协和贵宾室的设计者显然精确达成了这样的要求。
我在餐厅里坐了下来，不禁产生一股深切的感受，觉得人类为了达到这样的成就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无疑都是值得的。内燃机的发展、电话的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路透社金融屏幕显示的即时金融信息、猪湾事件、细嘴白腰杓鹬的绝种——在这一切事件的共同促成下，一群同样迷人但分属不同领域的人士才能在西方世界一个云雾缭绕的角落，安静地同处于飞机跑道旁一间装饰精美的房间里。
“文化的纪录，绝对没有不记载人类野蛮方面的，”文学评论家本杰明曾经写下这句名言，但这种感慨似乎已不再受到重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这间休息室背后的成就有多么脆弱。我察觉到这种美好的日子相对而言其实所剩不多。再过不久，安坐于扶手椅上的这一群人就不免告别人世，贵宾室的镀金天花板也将龟裂毁坏。公元2世纪的秋季周日傍晚，在罗马皇帝哈德良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里，站在露台上望着血红的夕阳隐没于大理石柱廊后方，也许同样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在那样的时空下，我们心中也许同样会浮现一股灾难的预感，察觉到莱茵河流域那片阴郁的松林里潜伏着躁动不安的日耳曼部落。
我对于自己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机会拜访协和贵宾室不禁感到哀伤。但我随即认识到，降低这种哀伤感受的最佳方法，就是对所有得以经常进出贵宾室的人士培养出一股彻底的厌憎。于是，我一面吃着一盘奶油鸡蛋卷搭配牛肝菌菇，一面想象着这间休息室其实是一群专制政客的藏匿处，他们靠着各种裙带关系和欺诈手段才获得了种种的特权。
只可惜，一旦仔细观察，我就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证据完全不合乎这项抚慰人心的假设，因为我身旁这些旅客一点都不像刻板观念中那种脑满肠肥的富翁。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引入注目，原因就是他们显得极为平凡。他们绝不是继承了大片土地的纨绔子弟，而是和你我无异的一般人，只是懂得如何让微晶片或计算表顺着自己的意思操作而已。他们身穿简便的服装，读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著作，这群精英的财富是靠着自己的才智与毅力而赚得的。他们也许任职于埃森哲公司，负责矫正供应链里的异常之处，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构建收入比率模型；他们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电信公司，或者在索尔克研究所从事高科技研究。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富足，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最富有的成员并不像一般人心目中认定的富翁那样游手好闲。单纯的劫掠绝不可能构建出这顶多只能在封建而落后的环境中打造几座金碧辉煌的享乐宫殿。
尽管如此，在协和贵宾室里循环的稀薄空气里，还是飘荡着一股令人困扰的气息：亦即飞机座舱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分级方式，根据个人本身的才华与美德把社会区分为三个层级。我们废止了过去的阶级制度，致力确保所有人都享有教育和机会的平等权利，但却可能也建立了一套精英制度，把真实正义的概念带入了财富与贫穷的分配当中。于是，在现代社会，贫困不但可怜，而且可能是咎由自取。个人如果拥有天赋或能力，为什么还是赚不到足够的财富得以进入雅致舒适的休息室？对于经济舱乘客而言，身处于机场内拥挤而杂乱的开放等候区，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内心恐怕多多少少都不免盘旋着这样的疑问。
对于被排除在休息室外的众人，西方世界原本有一套强而有力而且富有宽容性的解释：两千年来，基督教向来排斥一项隐含于现代精英制度中的观念，亦即德行必然能够带来物质上的成功。耶稣是最崇高也最受神赐福的人，但他在俗世上终生贫穷。所以，从他这个榜样即可得知正直与财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基督教的思维强调指出，不论我们的教育和商业结构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平等，偶然的因素与意外仍然足以破坏财富与德行之间的正向关联。圣奥古斯丁指出，只有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价值，而且神唯有到了最后审判日才会揭露他对每个人的评判，伴随着雷声轰响或是天使的号角声——这种说法在非信徒听来虽然只不过是虚幻的想象，但仍然有助于提醒我们不要单以退税金额就对别人轻易做出评判。
基督教的这种思维并未消失，也没有完全遭到遗忘。即便到了今天，这种思维仍然不断侵蚀着精英制度对特权的解释。我是在一场丰盛的午餐之后意识到这一点的。就在我吃完一片巧克力蛋糕搭配西番莲子冰糕之后，一个名叫雷吉的员工向我谈到她出生于菲律宾普林塞萨港郊区的贫民窟，经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历程，才得以来到协和贵宾室里装潢粗俗的员工室。我们偏好精英式的观念还是基督教信仰的思维，将决定我们如何判断面前这两个人的相对地位：一人是身穿运动服的27岁企业家，在仿石砌的壁炉旁读着《华尔街日报》，等待飞往西雅图的班机；另一人则是菲裔清洁工，负责巡查头等舱贵宾休息室的浴室，把淋浴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脏污和细菌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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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的旅客眼中，航站楼只不过是他们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不得不待上几小时的地方，但对另外许多人而言，航站楼却是他们的上班处所，其中含有1000多个职务，分布于一般民众不得进入的楼层。这里的工作，无法让人获得看见自己的自我认同反映在劳动成果中的快感。这座航站楼耗费了20年的时间与50万的人力才建造完成，现在它终于投入运营了，却仍然充满繁重的工作，而且都必须由许多员工集体参与才能处理。单是采购一部新的电脑屏幕，或是变更一张长凳的位置，都必须经过层层关卡才能定下来，参与决定的人员涵盖了各式各样的职衔（运营资源规划经理、安全训练与标准顾问、资深入力资源商业合伙人）。
尽管如此，有些较为隐晦的部门仍然能够让人察觉到促成飞机飞往世界各地所需的庞大人力与智慧。英国航空公司的顾客体验部门里，摆满了各种机上设备的原型，包括机舱座位、救生衣、呕吐袋、薄荷糖与小毛巾。一名档案保管员负责掌管一间库房，里面充斥着遭到摒弃的样本，绝大多数遭到摒弃的原因都是成本太高，但不是航空公司太小气，而是因为规模太大。由于椅子一次采购的数量就是三万张．所以单价一旦超出预算，就会造成难以承担的后果。参观这个部门，检视飞机内部的初期设计，就像翻阅一部著作的初稿一样有趣，可让人看到一篇用词优美而且主题明确的文章，当初刚下笔的时候其实也充满了犹疑和芜杂的思绪——这个道理适用于各个领域，可以让我们对新事物的尝试更添信心。
参观过这些库房之后，我不禁对机场错置重点的做法摇头叹息。与其花费那么多心思娱乐旅客，机场实在应该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旅程是多少才智与劳力所促成的结果。
探究机上餐点的制作过程远比享用这些餐点来得令人愉快，但也让人深感困扰。距离航站楼一英里远，在佳美航空配餐这家瑞士公司的一座无窗冷藏工厂里，一群来自孟加拉与波罗的海的妇女正制作着8万份早餐、午餐与晚餐。这些餐点将于未来的15个小时内，在对流层上被吞入旅客的肚子里。大韩航空的班机将供应牛肉汤，日本航空供应照烧鲑鱼，法国航空供应鸡肉片搭配水煮胡萝卜。待会儿将会分配于不同航空公司与不同目的地的餐点在这时仍然混杂于一处，就像航站楼的旅客一样。冷冻室里的一个托盘上摆着1000份中东鹰嘴豆泥，旁边则是满满四车的腌渍鲑鱼，前者将供应于阿联酋航空公司飞往迪拜的班机，后者则将由北欧航空公司的乘客享用于飞往斯德哥尔摩的班机上。
机上餐点是人造与自然、科技与有机高度糅合的产物。即便是最苍白的番茄（佳美航空配餐公司的番茄更是布满了一丝丝令人目眩神迷的青色纤维），也是自然的产品。认真想来，把水果与蔬菜带上天空享用，是多么怪异而可怕的行为。回想过去，我们总是谦卑地拜倒于大自然的脚下，举行丰收祭欢庆当年的小麦收成，并且献上牲礼，祈求大地继续赐予我们丰足的收获。
现在已不再需要这样的拜求了。生长于威尔士山边的小羊，小小年纪就遭到宰杀的命运，经过加工切割，成了现在由货车载运至工厂的2万份羊排。这些羊排撒上了面包屑，短短几个小时后就会成为旅客在尼日利亚上空享用的餐点一但没有人会知道这道菜肴乃是出自露塔这位26岁的立陶宛女工之手，也不会有人想到该对她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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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航空公司在机场也设有机组人员的办公室。在第五航站楼的一间控制室里，从早到晚都不断有飞行员过来向管理人员询问蒙古的天气或是飞到里约热内卢之后应该添加多少燃料。我一抓到空当，随即向资深副机长迈克尔·诺考克自我介绍。他已有15年的飞行经验，对我露出了一抹嘲谑而纵容的微笑。专业人士面对比较热衷艺术的人，总是采取这种态度。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站在父亲面前的小孩，不确定父亲对自己是否疼爱。我理解到，我和飞行员交谈注定会是一次充满羞辱的经历，因为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明白自己绝不可能拥有飞行员那些令我深感仰慕的美德——坚定、勇敢、果决、理性、中肯——这辈子永远摆脱不了犹疑不决而且缺乏能力的个性，一旦被要求在浓雾中把一架波音777降落在纽芬兰，大概只会无助地啜泣。
诺考克到控制室是为了拿几张航线图。他即将驾驶巨型客机前往印度，但想要再次确认伊朗北方边境的天气状况。他知道许多飞机乘客所不知道的事情。举例而言，一般人只会天真地以颜色和云状评判天空的状况，但诺考克知道天空其实布满了各有编号的航道、交叉点、汇流点以及信标讯号。这一天，他特别担忧的是VAN115.2，在航空图上只是个橘色个点，实际上则是个高2米、宽5米的小木屋，位于土耳其东部一道峡谷顶端，邻接着一片农田。再过几小时，他将会在这里左转飞上R659航道，乘客则期待着他们的午餐，也就是现在正在佳美航空配餐公司的工厂里制作的意大利式卤汁面条。我看着他那双平稳而厚实的手，心里想着他距离童年已有多么遥远。
我知道，至少就理论上而言，诺考克不可能在各种情况下都充满权威。他一定也有暴躁、虚荣、愚蠢的时候，一定也会不经思索地对妻子说出残忍的话，或是忽略自己的孩子。日常生活是没有方向图的。不过，我同时却又不愿接受或是利用这项认知所带有的含义。我想要相信某些职业能够让我们摆脱一般人的弱点，并且站在这样的一个人身边，体验一下一般人无从经历的理想人生——就算只是短短的一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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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雇主从一开始就提议我找个机会简短访问航站楼里最有权势的人：英国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利·沃尔什。这项提议显然很不容易实现，因为沃尔什正忙得焦头烂额。他的公司平均每天亏损160万英镑，这三个月来已经亏损了1.48亿英镑。他手下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也打算发动罢工。研究显示，他公司的行李搬运工窃取行李财物的现象，比其他欧洲航空公司都还要严重。政府想要对他的燃料征税，环保运动人士也丝毫不放过他。他订购了新的波音787客机之后，却表示自己无法遵照约定时间预付款项，惹恼了波音公司高层。他企图与澳州航空公司及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合并，但进展都停滞不前。他取消了商务舱的免费餐后巧克力，结果引来英国媒体连续三天的狂批怒骂。
新闻业向来对访问深感着迷，因为这种概念蕴含了一种挖掘内幕的幻想：一个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人物，握有管理世界的权力，却对一名记者坦露心扉，揭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读者只需付出一份报纸的价钱，即可暂时忘却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随着访问者踏人皇宫或是行政主管套房。守卫放下手上的武器，秘书招手示意访客进入。我们终于来到内部的殿堂了。等待的时候，我们趁机环顾四周，得知总统喜欢在办公桌上摆一碗薄荷糖，或是女明星最近正在阅读狄更斯的小说。
不过，分享秘密的诱人承诺极少能够如愿实现，因为重要人物与媒体人员过于亲近，几乎总是对自己无益。他们若想抒发心事，绝对有更好的人选。他们不需要新朋友。他们绝不会透露自己的复仇计划或是自己对职业前景的担忧。因此，名人接受访问总是尽可能少说话，但也不会忘记满足记者的自尊心，因为对方若是发现自己这趟任务完全徒劳无功，就可能铤而走险。为了平抚记者对于亲近访问对象的需求，受访者可能会透露自己即将到佛罗里达度假，或是自己的女儿目前正在学打网球。
我显然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可以问沃尔什先生。对我而言，提起退休金、碳排放量、保险收益，或甚至是餐后巧克力的问题，根本毫无意义——对我们的访谈而言确实毫无意义，只是后来情势的发展却使得这项洞见显得颇为无礼。
于是，我们在一间会议室里共处了40分钟，时间安排于沃尔什先生两场会议之间的空当，那两场会议的对象分别是一名工会代表以及空中客车公司的代表团。我觉得自己仿佛闯入了罗斯福与丘吉尔在1943年5月的军事会谈。
幸运的是，我已认定沃尔什先生虽然掌管了一家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我却不该只把他当成一个生意人看待。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摇摇欲坠，实在不足以反映他本身的才能与兴趣，也不可能让我把他个人和他的资产负债表混为一谈。
整体而言，民航业从来不是一个有利润的产业。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图书出版业也是如此。因此，就这方面而言，这位首席执行官和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天差地远，我们的行业实际上却是属于同一类，都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虽然没有丰厚的获利，却因为具有激励心灵的能力而对这个世界不可或缺。以赢亏表衡量一家航空公司，就像是以版税收入评判一名诗人一样不公平。股市永远无法为航空公司所带来的美妙体验定出恰当的价格：股价无法描述从空中俯瞰新斯科舍省的壮丽景观，反映不出香港航空机票柜台人员之间的伙伴情谊，也无从量化飞机起飞时的那种兴奋感受。
我的观点在曾经担任飞行员的沃尔什先生身上找到了共鸣。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飞机的惊叹之心。一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机器，竟然能够不受体型的限制与大气的挑战而翱翔于高空中。我们提及彼此对于一架波音747停泊于登机口外的景象所感到的惊讶。在这么一具庞然大物旁，行李运送车和技师都显得渺小不已。然而，这样的一个巨无霸竟然能够移动，而且不只是滑动个几米，而是能够飞越喜马拉雅山。我们谈到搭乘飞机的乐趣，看着一架波音777客机朝纽约飞去，越过斯泰恩斯水库，收起襟翼与起落架。经过6个小时，在海洋和云朵的陪伴下飞行5000公里之后，这架飞机才会再次放下襟翼与起落架，而在长滩的白色木屋上空缓缓降落。我们对拥挤的飞机场同感欣喜。通过受到涡轮扇高温蒸腾的空气，充满好奇的旅客可以看见一长排的飞机等着展开旅程，五颜六色的垂直尾翼排列在灰色的地平线上，仿佛赛船大会的船帆。我心想，若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沃尔什总裁和我应该会是好朋友。
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沃尔什先生不但要求我以威利称呼他，还提议一同到楼下的大厅欣赏一架A380客机的模型。他向空中客车公司采购了12架这个型号的客机，将在2012年加入英国航空公司的机队。我们走到模型前方之后，威利以孩子般的雀跃模样邀请我和他一起踏上一条长凳，看看这架飞机的副翼在比例上有多么大，机身又是多么宽广。
我们并肩而立，欣赏着他的模型飞机。我觉得自己和他已经极为友好，于是大胆说出了我自从获邀为希思罗机场写书之后就一直潜藏在心底的幻想。我问威利，如果他有多余的预算，哪天会不会考虑聘请我担任他的飞航作家，让我一面搭乘飞机环游世界，一面撰写各种文章，其中包括对我的赞助人写出真诚的献辞，针对从驾驶舱望见西澳沙漠的景观写出印象主义式的散文，并以各式小品文描写空中小姐在机上厨房里有如芭蕾般优雅的例行活动。
听完之后，首席执行官沉默了一会儿，原本的友善态度突然在他那双锐利的灰绿色眼睛里消失无踪。但他随即恢复了刚刚的热情。“当然，”他说，一面咧嘴而笑。“爱尔兰航空公司有一次遇到影音播放系统故障的问题，那时候我们邀请了两个爱尔兰表演者在一班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唱歌。阿兰，我也可以想象你在机舱前方为我们的乘客唱一两首小调。”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表示很抱歉占用了我这么多的宝贵时间，然后随即唤来安全人员，请他护送我到公司总部的大门。
9
我进驻希思罗机场之后不久，夜间就成了我最喜欢在机场里流连的时间。到了8点，来自四面八方的短程欧洲航班差不多已告一段落。航站楼里的旅客越来越少，鱼子酱屋只剩下最后几份鲟鱼卵，清洁人员也开始彻底擦洗地板。由于现在正值夏季，所以太阳还要40分钟才会下山，这时航站楼里的座位区里呈现出一道充满怀旧气氛的温和光芒。
在这个时刻还待在航站楼里的旅客，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搭乘每晚飞往东方的班机，在伦敦西北部居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飞越他们头顶，前往新加坡、首尔、香港、上海、东京、曼谷。
候机区的气氛充满了落寞。奇怪的是，这股气氛却因为弥漫于所有人身上而显得颇为怡人，不像孤身待在充满欢乐气息的环境中那么令人不自在，于是反倒比拥挤热闹的都市酒吧更让人觉得有可能结识新朋友。夜里的机场成了游牧一族的家，这一类人无法单单守着一个国家，不愿接受传统的羁束，也对定居的社群心怀疑虑，所以能让他们感到最自在的地方，就是现代世界里的中介区，环绕在煤油贮藏罐、商业园区和机场旅馆之间。
由于夜幕的降临通常会让人一心想要回家，所以这些夜间的旅人也就显得特别勇敢，竟敢把自己托付给漆黑的夜晚，搭乘着仅靠仪器指示航行的飞机，直到飞越阿塞拜疆或卡拉哈里沙漠上空的时候才沉沉睡去。
在航站楼旁的一间控制室里，一面巨大的世界地图即时显示着英国航空公司机队每一架飞机的所在位置，由一连串的卫星随时追踪。180架飞机飞行于全球各地，总共承载了10万名左右的乘客。十几架班机正飞越北大西洋，5架从百慕大西侧的一道飓风旁绕道而过，一架正飞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空。这面地图象征了一种动人的关怀监控。每一架飞机不论距离自家的机场多远，不论看起来多么独立能干，实际上却总是在伦敦控制室这些监管人员的掌握中。这些监管人员就像放不下孩子的父母，只有看到每一架飞机安全降落之后才会感到安心。
每晚都有几架飞机会从登机口前被拖往庞大的停机坪里，看着繁复交错的走道将自己圆润的身躯包围起来，像是一道道的手铐。虽然飞机通常都颇为腼腆，不愿承认自己需要到停机坪里接受保养——即便它们从洛杉矶或香港飞回希思罗机场后，已达到了900小时的飞行时数上限，也极少会表现出自己的疲惫——但这样的定期检查却是个让它们表现个性的机会。在旅客眼中看起来和其他波音747毫无两样的一架客机，却可在检查中发现它其实具有独特的名字和病症。举例而言，G -BNLH在1990年开始服役，至今曾在大西洋上空发生过三次漏油，在旧金山发生过一次爆胎，上周也刚在开普敦发生机翼部分脱落的情形。不过，脱落的显然不是什么重要部位。现在，这架飞机有许多问题必须进厂维修，其中包括12张座椅故障、一片壁板沾上了紫色指甲油，还有后厨房一台顽固的微波炉——每当有人使用旁边的水槽，微波炉就会自行启动。
30名技师将彻夜维修这架飞机，他们深知这架飞机虽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非常宽容，但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阀门故障，也可能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导致坠毁的后果。就像一个人也可能因为一句无心之言而毁掉自己的事业，或是因为一个只有一毫米宽的血块堵塞而丧失性命。
我走上一条沿着机身中间部位围绕了整架飞机的走道，细细观察飞机的外表，并且把手贴在机鼻上。几个小时前，这个机鼻才刚穿越了一团又一团静止不动的积云。
看着飞机尖细的尾巴，以及机翼下方四具RB211引擎的猛烈推力在机身后方留下的痕迹，我不禁纳闷，人类的诞生过程如果比较平静细腻，例如由男性坐着孵育女性遗留在枝叶隐蔽处的蛋，没有摩擦也没有哀嚎，不晓得科学家与工程师对于飞机的构造与起飞的方式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设计？
10
根据政府规定，每晚11点15分左右，机场即不得再有任何飞机起飞或降落。整座机场突然间静了下来。100年前，这里还只有广阔的草地和苹果园，当时想必就是这么安静。我和一个名叫泰瑞的工作人员见面，他的工作是在凌晨时分检查跑道上是否有任何金属碎片。我们开车到南跑道末端。对飞行员而言，这条跑道称为27L，泰瑞称之为欧洲最昂贵的一片土地。每天日间，在这片面积只有几平方米，表面布满了黑色胎痕的柏油碎石地面上，每隔40秒就有一架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飞机首度和不列颠群岛接触。这条跑道所在的座标，是所有飞机航行至英格兰南方所预期的目的地：即便在最浓重的雾里，飞机上的自动降落系统也能够接收到此处发射的下滑航道电波。这道电波会指引入境班机降落于一片夹在两排平行白色灯光之间的地面，并且把轮胎对准这片地面的正中央。
但在现在这个时刻，这条害得周遭1000万居民不得安宁的跑道却是一片寂静。我可以悠悠哉哉地走在跑道上，甚至一时兴起而盘腿坐在跑道中线。这种行为可带给人一种美妙至极的刺激感，就像伸手触摸断落的高压电线，用手指滑过一头被麻醉了的鲨鱼的牙齿，或是在垮台独裁者的大理石浴室里洗澡。
一只田鼠从草地里窜出，跑上了跑道，却被吉普车的车灯吓得僵立不动。这只田鼠就是童书里常见的那一种。在儿童故事里，老鼠总是聪明而善良的动物，住在小屋里，窗户上有着红白相间的格状窗帘。相比较而言，人类则是粗野不已，高大笨重，毫无自知之明。这只田鼠在这天晚上出现于这条月光下的柏油跑道上，似乎是个乐观的象征，显示人类一旦不再飞行——或者进一步延伸，在人类消失于世界上之后——地球仍有能力吸纳我们的愚蠢行为，为比较简单的生物赋予生存的空间。
11
泰瑞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我因为太兴奋而睡不着，于是到一家通常由误点班机的机组人员与乘客光顾的24小时酒吧喝点东西。
我点了一杯以龙舌兰酒为基底的鸡尾酒，杯子大得吓人，名称叫做“后燃器”。我一面啜饮着，一面和一名年轻女子攀谈起来。她说她正在华沙大学写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波兰诗人暨小说家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重点放在他的名作《阿加伊汉》（1834）以及其中探讨的悲剧性主题。她认为波兰浪漫主义作家亚当·米茨凯维奇在20世纪的名气太大，以致克拉辛斯基备遭忽略，所以她从事这项研究的动机，就是希望让她的同胞重新认识共产时期刻意抹灭的一项波兰传统。我问她为什么人在机场，她说她到这里是为了和一名来自迪拜的朋友见面，可是因为飞机误点，可能要到早上过后才会抵达。她的朋友是个黎巴嫩裔的工程师，过去一年半以来每个月都会来伦敦一次，到玛丽勒本的一家私人医院接受喉癌治疗。他每次到伦敦，就会邀请她和他一起到索菲特饭店顶楼的尊荣套房共度良宵。她坦承自己已和一家中介公司签约，那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海斯镇。接着，她提及一段题外话，但和我们的谈话内容也不是完全无关。她说，克拉辛斯基与曾经深受萧邦爱慕的德尔菲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也有过一段三年的情事。
我在凌晨三点回到自己的房间，深深觉得人类是个奇特而且极易动情的物种，融合了野兽与天使于一身。黎明时分即将降落于希思罗机场的第一班飞机，这时正在俄罗斯西部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