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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阿图医生（第二季）
作者：（美）葛文德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2-1
ISBN：9787507532784
所属分类：
图书>小说>社会
图书>小说>外国小说>美国
编辑推荐
1．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纽约客》金笔杆再度来袭，美国文化界**奖亚瑟奖获得者、2010年全球*有影响100位人物阿图医生的经典之作；
2．《异类》《引爆点》金牌作者格拉德威尔等倾力推荐。
3．妙手易成，仁心难当，医者的世界不是每个角落都充满阳光，且看走出国门的阿图医生的所见所想。
作为医生，看完这本书，会更深入地了解到医生的天职使命：身为医者，生死责任无法逃避，也逃不过去；
作为病人，看完这本书，会了解到光鲜的白大褂背后的辛酸血泪：面对生命的流逝，医生比我们更加无助。
内容推荐
日益攀升的医患纠纷、说不清的性骚扰、棘手的医疗事故、高额的医疗费、不平等的收入……当新手医生阿图成为独当一面的葛文德医生，当医术已经远远无法解决问题时，他与他的医者同伴如何面对？接下来还有哪些挑战等待着他？最真实的“医者仁心”故事正在上演。
作者简介
阿图葛文德
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让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由衷敬佩的妙手仁医；
《纽约客》医学专栏撰稿人
美国文化界最高奖亚瑟奖获得者
2010年入选全球最有影响100位人物。
目录
楔子
1. 洗手这件事
2. “扫荡”行动
3. 战场上的医生
4. 医疗中的性骚扰
5. 法庭上的医生
6. 薪酬的奥秘
7. 死刑室里的死亡之手
8. 一个都不要放弃
9. 产房里的故事
10. 平庸的大多数
11. 印度之行
12. 走向优秀
译者后记
媒体评论
令人难忘的精湛制作！葛文德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白色巨塔之内，但读过之后，你会对巨塔外的世界有更深的领悟。
——格拉德威尔，《异类》《引爆点》作者
这本书每一页都令人惊奇。作者坦然面对禁忌题材，用于内省，字里行间显现他的成熟、洞察力、悲天悯人和谦卑之心。他能写出一般人看不到的，也说出一般人不敢说的。许多篇章读来像是惊心动魄的医学推理小说。
——《纽约书评》
如果我为人看病的功力有葛文德写作才能的1/10，就会认真考虑开家诊所。
——杜伯纳，《魔鬼经济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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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我曾经照料过一个病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当时我正轮岗到内科实习，高级住院医生分配了三个病人让我照管，其中有一个满脸皱纹、七十来岁的葡萄牙裔老太太，入院原因是“感觉不太舒服”。她说自己全身疼痛，总是觉得有气无力，还老咳嗽。她没有发烧，脉搏和血压也都正常，但化验结果显示，她的白细胞数异常地高。胸部X光片表明她可能是患了肺炎——只是可能而已。基于上述原因，内科医生将她收治住院，而后就交给我负责。我按照内科医生的吩咐，针对她患肺炎的可能性，开始为她注射一种抗生素。接下去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过去看她两次，检查她的各项生命体征，用听诊器听她的肺部声音，查看化验结果；然而每天都是老样子，咳嗽，没有发烧，就是感觉不舒服。我想，就这样一直给她注射抗生素吧，她会好起来的。
一天早晨7点钟我巡房时，她抱怨说夜里失眠，并且整晚出汗。我们查看了她的各项数据，依然没有发烧，血压也正常，只是心率比以往稍稍快了一些，仅此而已。高级住院医生嘱咐我，要密切留意她的情况。我回答说没问题，暗自盘算着午饭前后再过来看看。然而，就在当天上午，高级住院医生却亲自去了两次。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以后经常回想起来。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但这细微的举动却体现出他的尽职尽责。早晨巡房的时候，他察觉到病人有些不对劲，就一直挂在心上。
看病人可不是个两秒钟就能完成的事情。老太太住在医院的14楼，而我们早晨的例会、自助餐厅，还有医生的办公室等都在低层，医院的电梯又素来以龟速而臭名昭著。作为高级住院医生，他还要亲自主持一个教学会议。其实，他大可以等着护士发现问题后再来通知他——大多数医生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指派一位初级住院医生去探视那个病患。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亲自上楼去看。
第一次去，他发现那个老太太发烧到38.9℃，于是加大了鼻腔插管的输氧量。第二次，他发现她的血压已经下降，有了休克的迹象，形势十分危急。于是，让护士把鼻腔插管换成了氧气面罩，并把她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等我得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采取了治疗措施，换用新的抗生素，进行静脉输液，利用药物来维持她的血压。由于他的亲自探视，老太太最终得以活命，而且康复进展非常顺利，再也不需要戴呼吸器了。24小时之后，她的热度退了下来，三天后就出院回家了。
在某些领域，我们很容易就会失败，想达到精通和出众，到底要具备什么？那天，那位高级住院医生在我面前展示的不仅仅是专业能力——掌握肺炎的一般发展规律，熟知恰当的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洞悉具体的细节，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利用特定的资源和可调配的人手，抓住时机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人们常常关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从他们身上寻找成功的秘诀。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运动员身上的确有一些长处值得学习，譬如毅力、勤奋地练习和实践、精益求精。不过，医学领域毕竟与运动场不同。当病人面临生命危险时，我们作出任何决断，发生任何疏失，从本质上来说都关乎人的生死存亡。大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会让我们压力倍增。我们的任务是对抗疾病，运用科学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活得长久、健康。但具体如何实现往往是不明确的。需要掌握的信息浩瀚无边，我们所知的又总是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工作中体现人性化，态度和蔼，满怀关切。医疗工作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就是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生死，而且牵涉到众多复杂的层面。
＊ ＊ ＊ ＊
最近，我接手了一个乳腺癌患者，名叫弗吉尼娅·马格布，64岁，是一个英语教师。她的乳房里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瘤，直径约1.9厘米。她权衡了各种选择，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将肿瘤切除，保留乳房。
手术并不困难，也没什么危险性，但手术小组仍然小心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步骤。手术当天，进手术室之前，麻醉师反复核对马格布的医疗记录和用药记录，查看她的化验结果和心电图，确定她至少六个小时没有进食，并让她张开嘴，检查有没有可能脱落的牙齿或是忘记取出的假牙；一名护士核对了她的姓名标识，确保她就是手术对象，跟她本人核实药物过敏史，确认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过字，并确定她没有佩戴隐形眼镜和珠宝首饰；我用标签笔在肿块的位置作了一个记号，这样在手术时就不会搞错开刀部位。
那天早上，在手术之前，为了在手术时将癌细胞彻底切除，我们在她乳房肿块周围注射了小剂量的放射性指示剂。到了下午两点，在手术室里，前一台手术已经完成，手术室彻底清洁干净，需要的设备也都已经就位。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
“她的手术被推迟了。”一位负责调控手术室的女士这样告诉我。
“为什么？”我问道。
“术后恢复室①满了。因此有三个手术室没办法把病人送出来，所有后续手术都暂停，直到恢复室开放。”
“好吧，没问题。”这种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我们只好等着。然而，到了4点，马格布还没有被送进手术室，于是我打电话给调控室，想问问情况怎么样了。
我被告知，恢复室已经开放了，但马格布的手术室被一个急诊科送来的大动脉瘤破裂的病人给占用了。工作人员将会设法给我们腾出另外一间。
此时，马格布正躺在术前等候室里，我向她解释目前的状况，并表达了歉意。我告诉她，应该不会再等太久了。她倒是很乐观，跟我说，顺其自然吧。她努力想要睡着，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可总是频繁醒来。每次她醒来的时候，情况都没有什么进展。
6点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过去，被告知已经腾出了一间手术室，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护士。我们医院共有42间手术室，5点过后，值班的护士人数只够分配给17间，而现在，已经有23台手术在进行——他已经强制性地要求6间手术室里的护士加班了，不能再让其他人这么做了。因此绝对不可能再插进来一个病人。
“那么，照你估计，马格布要等到什么时候？”
“也许她今天做不了手术了。”那边的负责人说。他指出，7点以后，值班的护士就只够9间手术室的了；而11点之后，顶多还剩下5间有护士。马格布不是唯一一个在等待做手术的病人。“她的手术很可能会被取消。”他说。
取消？我们怎么能够把手术取消？！
我亲自下楼赶到调控室。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外科医生正站在那里，努力游说当班的麻醉师；另一个医生正冲着调控室主管大吼大叫。每个人都想要一间手术室，可没有足够的手术室供应。一位肺癌患者需要做癌细胞切除手术，另一个病人脖子里长了一个肿块需要检测。“我的手术很快。”一位医生争辩说。“我的病人不能再等了。”另一位说。尽管调控室允诺第二天给我们安排手术室，可我们谁也不愿意。每个人的日程表上都已经安排好了其他病人，如果今天的手术推迟到明天，那么预定明天手术的病人就得取消或被推迟。而且，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混乱情况呢？
我想争取为马格布做手术。她长了乳腺恶性肿瘤，那肿瘤必须拿出来。手术宜早不宜迟。8个小时之前注射进她体内的放射性指示剂正在逐渐失去效用，推迟手术意味着她必须再次接受注射，那么她所受的辐射量将会变成两倍，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找不到一间手术室。“对病人不公平。”我说道。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当你成为一名医生，刚踏入这个行业，也许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的不过就是谨慎的诊断、高超的技术，以及关怀他人的善心。但你很快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面临着似乎永无休止、花样百出的障碍，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前进、改善和提高。
这个世界躁动、无序、动荡不安，医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医学界不过是由我们这样一群普通人组成而已。人类易受迷惑、身心脆弱、眼界狭隘的弱点，我们一个都不少。尽管如此，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我们要过负有责任的生活。那么，问题在于，接受这份责任之后，我们该怎样做好这个工作。
弗吉尼娅·马格布躺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心神不安，饥肠辘辘。等候室里一扇窗户也没有，一片静谧，只有白色的灯光。时钟“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庞大、复杂得无法想象的机器，它的齿轮从来都只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根本不理会他人的想法。我素来相信只要治病救人、多做努力，也许就能扭转他们的命运，但是，到了此刻，心中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懊恼。
马格布问我当天晚上是否真的能做上手术。我回答说，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把她送回病房，我请求她和我一起坚持等待。然后，就在快8点时，我的呼叫器上收到一条消息：“请把病人带到29号手术室。”后来我知道，有两名护士本来可以下班回家了，但是看到手术室里的人手严重不足，便自愿留下来加班。当我询问其中一位护士时，她迟疑了一下，说：“反正我今晚也没有其他重要安排。”看，当你做出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愿意这么做的人。
收到呼叫的11分钟之后，马格布躺在了手术台上，一支镇静剂注射进她的体内。肿瘤顺利取出。活检结果证明，癌细胞没有转移到淋巴结。手术成功了。我们收拾器具的时候，她平静地醒来。她凝视着上方的手术灯。
“那灯看上去好像一颗颗闪亮的贝壳。”她说。
* * *
①患者麻醉后苏醒及恢复的场所。——译者注
洗手这回事
12月的某一天，我和传染病专家黛博拉·横江、微生物学家苏珊·马里诺一起在医院巡视。她俩在医院的感染防控组工作，专职任务就是杜绝医院内发生病菌感染和蔓延。这可不是个在人前闪耀光辉的工作，她们也都是非常朴实低调的人。横江45岁，说话低声细语，一笑就露出酒窝，上班老是穿着运动鞋。马里诺50多岁，天生内向，不爱讲话。尽管外表普普通通，但她们已经成功处理过多次危机，比如流感、军团病①和致命的细菌性脑膜炎，而且就在几个月前，还控制了疑似疯牛病的传播。当时一位病人的脑部检查结果显示他可能患了这种病，倘若传播出去，将会是一场噩梦，因为这种病不但无法治愈，会致人死命，而且其致病病毒无法通过常规高温消毒手段杀灭。也就是说，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神经外科医生使用过的器械可能已经将疾病传染给了其他病人，幸好感染防控小组的人员及时追查到那些器械的去向，并实施了化学灭菌。此外，横江和马里诺还亲历过麻疹、瘟疫和兔热病②的防控战役。还有一次，她们发现一个聚会提供的一批草莓冰激凌引起了甲型肝炎的暴发，因而呼吁从全国范围内召回该品牌的草莓冰激凌。她们告诉我，最近在医院里肆虐的有轮状病毒、诺瓦克病毒、几种假单胞菌、具有超强耐药性的克雷伯氏菌，还有现代医院里无处不在的祸根：耐药性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以上几种均为传染性病菌，它们经常引发肺炎、伤口感染和血流感染）。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每年有200万美国人在医院里被感染，其中更有9万人死于感染。横江说，在感染防控组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与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对抗，也不是处理病患和员工中间有时会产生的恐慌情绪，而是敦促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按照要求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好了，就能够有效遏制感染扩散，那就是——洗手。
她们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她们在外科楼层里到处张贴提醒海报；将原有的洗手池重新摆放位置，加装了一些新的，并且将其中一些改造成自动式；专门斥资5 000美元购买“预防手推车”，车中存放了一些方便携带、外观也很漂亮的小包，每个小包里，洗涤剂、手套、手术衣等用品一应俱全；对于执行效果最好的科室，还发放免费的电影票以示奖励。尽管如此，情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洗手的次数仅为应有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跟其他医院并无区别。我们与流鼻涕的病人握手，从伤口处剥除粘住的衣物，用听诊器紧贴汗湿的胸口，之后大部分人顶多只是把手往白大褂上蹭几下，然后继续该干啥干啥：看下一个病人，在病历上狂书，甚至直接抓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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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尴尬的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一点也不稀奇。1847年，28岁的维也纳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曾提出一项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医生们没有注意始终、彻底地保持双手清洁，因此造成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自己。产褥热也叫做产后热，在塞麦尔维斯的时代，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那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细菌是产褥热的病因，在产妇分娩后通过阴道传染至子宫。
在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里，每年有3 000名妇女生产，其中600多人都死于这种疾病，死亡率高达20%！相比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只有1%。塞麦尔维斯由此得出结论，是医生自己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于是，他下令在他的病房里，所有医生和护士在处理完一名患者后，都必须用指甲刷和氯溶液擦洗双手。结果，产妇死亡率立刻下降至1%。这原本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医生的行为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些同僚甚至被他的言论激怒，在他们看来，医生绝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病人。最后，塞麦尔维斯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赶出了医院。
这个故事流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例证，旨在揭示当时医疗界的顽固和愚昧。不过，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造成那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对产褥热这种疾病，摆在19世纪医生们面前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似乎都各具说服力，比如，有人坚信医院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是致病原因。更何况，塞麦尔维斯本人行事古怪，他拒绝公开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也不愿意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试验来证实自己。相反，每当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都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总是满怀敌意地抨击对方。
他曾经写信给一位对他的理论提出过质疑的维也纳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信中说：“你，教授先生，一直以来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对一位维尔茨堡的同行，他写信说：“如果你，霍夫拉先生，在无法反驳我的学说的情况下，继续这样错误地教授学生，那么我敢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断言，你就是一个凶手，你将会被称做医学界的尼禄（古罗马帝国的暴君）而遗臭万年，说‘产褥热’都是拜你所赐一点也不为过。”他自己的手下也反对他。丢了维也纳的职位以后，他又来到佩斯，在那里，他会站在洗手池边，严厉斥责每一个忘记擦洗双手的人。人们开始故意躲避他，有时甚至暗中破坏他定下的洗手制度。塞麦尔维斯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狂人，这注定他只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年之后，约瑟夫·李斯特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提出外科消毒的倡议，当然，他的阐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令人信服，态度也更加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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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医生瘟疫”已经过去140年的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怀疑，是不是非得像塞麦尔维斯那样的狂人，才能改变洗手这件事的现状。想想横江、马里诺她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的吧。人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有细菌存在，人手上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总量从5 000到500万不等，头发、腋下和腹股沟的细菌数量更为密集。手部的深层皮肤的缝隙里藏匿了10%～20%的细菌，想要清除它们非常困难，即使擦洗和消毒也无济于事。最糟糕的地方非指甲缝莫属。因此，美国疾控中心最新颁布的指导方针要求，医护人员不许留指甲，并且不得佩戴人造指甲。
普通肥皂最多只能起到中等程度的灭菌作用，其含有的去污剂成分能够去除不那么顽固的灰尘和污垢，连续洗涤15秒也仅能杀死少量的细菌。塞麦尔维斯就是发现普通肥皂的作用有限，所以才采用氯溶液来消毒。特制的抗菌肥皂含有洗必泰等化学成分，可以瓦解微生物膜和蛋白质。不过，即使选用了合适的肥皂，想要正确地洗手，也要遵循一个严格的程序：首先，必须摘下手表、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这些物品最容易藏污纳垢）；然后，用热的自来水湿润双手，涂抹肥皂并使肥皂泡覆盖手部的所有表面，直到双臂的三分之一位置，肥皂泡的停留时间要根据生产厂商的建议（通常是15～30秒）；冲洗整整30秒；用干净的一次性毛巾彻底擦干，最后用擦手毛巾关闭水龙头。接触任何一名病患之后，都必须重复上述步骤。
几乎没人能坚持上述流程。而且，好像根本不可能做到。每天早晨巡房，住院医生要在一小时以内检视20位病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通常也要接触差不多数量的患者。按规定，接触每位患者之后都必须洗手，这样一来，就算把每次洗手的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医护人员也要花去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专门用来洗手。而且，如此频繁地洗手还会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这本身就会导致细菌数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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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凝胶的刺激性要比肥皂低，欧洲已经采用了将近20年，而在美国最近几年才开始普及起来。这种东西使用起来要省事得多，大约只需花15秒左右把凝胶擦遍整个手掌和手指，让它风干即可。给液器可以放置在病床边，取用起来也很方便，无需专门走到洗手池边。有趣的是，纯酒精的杀菌效果并不好，当酒精浓度在50%～95%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杀灭细菌。
我们医院最近开始采用60%浓度的酒精凝胶，这可是横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大家接受的。推广时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人们害怕这东西会产生有害气体（其实没有）。后来，大家担心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强，横江他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也无济于事。于是，又引进一种添加了芦荟的新产品，这次人们却抱怨气味不好闻，于是也遭到淘汰，又有谣言说凝胶这玩意儿会损害人的生育能力，因此一些护理人员拒绝使用。最终，感染防控组拿出证据，宣传酒精不会被人体吸收，医院的一位生殖科专家也认可了凝胶的安全性，谣言这才渐渐止歇。
随着凝胶被普遍应用，遵守正确的手部清洁程序的医护人员比率大幅提高，由原先的大约40%上升到70%。可让人头痛的是，医院里的病菌感染率却一点也没下降。这说明70%的遵守率根本就不够，还是会给细菌传播提供充足的机会。事实上，耐药性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的感染率还在持续增长。每天，横江都会统计当日的记录表。前不久一天，我和她一起查看，发现医院700名病患中，63人被感染了MRSA（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另外22人身上发现有VRE（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很不幸，与美国各家医院的感染率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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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耐药性细菌的感染率上升已经演变成全世界的噩梦。1988年，英国的一间肾脏透析室受到感染，VRE首次暴发性蔓延。到1990年，这种病菌走出英国国境，来到其他国家安家落户，在美国，每一千名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当中，就有四个被感染。而到了1997年，重症监护病人遭遇感染的概率竟然上升到23%。一旦，或者干脆更恰当地说，当更具危险性的微生物（比如禽流感病毒，或是从未见过的、更致命的细菌）出现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情形？“那将是一场浩劫。”横江说。
恐怕只有像塞麦尔维斯那样，对洗手这件事无比执著才行。目前，横江、马里诺和她们的同事已经着手在医院的各楼层随机抽查。她们事先没有通知就直接进入各个病房，检查是否有溢出的液体未经处理，卫生间有没有打扫，龙头是否滴水，凝胶给液器是不是空的，针盒是不是装得太满，手套和医用罩衣有没有储备充足等；她们还要看护士在处理病人伤口处的衣物和导尿管时是否戴了手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感染的通道；当然了，她们也会留意观察大家在接触新的病人之前有没有把手洗干净。一旦发现问题，她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当面指出，不过语气尽量保持温和，“你是不是忘记用凝胶洗手了？”这是她们最常用的台词。慢慢地工作人员开始认识她们。有一回，我看到一名戴着手套、穿着罩衣的护士从一间病房走出来，手上拿着病人的病历（规定上要求脏手不可以碰触），这时她看到马里诺，突然停下来，脱口而出：“我可没碰房间里任何东西！我是干净的！”
她们讨厌这样工作，她们可不想成为抓捕感染的警察，这样子既无趣，也不一定有效。医院共有12层病房，每层都有4个不同的分区，学塞麦尔维斯那样，在洗手池边怒目而视？她们可做不到。而且，这样做她们还要冒着招惹同事极大反感的危险，就像塞麦尔维斯当年一样。可是，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翻阅了《医院传染》和《感染控制和医院流行病学》，这两种都是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但是我遗憾地发现，那些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试验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人们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种肥皂或洗手液，能够保持皮肤无菌几小时，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只可惜这种东西还没发明出来呢。一位专家由此半开玩笑地提议，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放弃洗手，大家都不去接触病人。
遇到困难，我们总是期待出现毫不费力的解决办法，最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不过往往都事与愿违。想获得成功，必须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一百步，虽然每一步都很短小，但一步接着一步，不能犯错，不能松懈，人人都得努力投入。做医生常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脑力工作者。但其实，相比诊断出什么疑难病例，确保每个人都洗手这种事能够更多地促进医学发展。
李斯特的倡议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手术室里的消毒灭菌工作，但我们在医院病房里的表现却始终不尽如人意。两者的差别竟然如此巨大！在手术室里，没有人会认为清洗双手的遵守率达到90%就足够了。要是哪个医生或护士没有洗干净双手就接近手术台，我们都会惊骇不已。
李斯特时代以来，在手术室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我们一定要穿戴无菌手套和手术服，戴口罩，戴帽子；我们在病人的皮肤上涂抹抗菌剂，在他们身体上盖消毒铺单；我们把手术器械放进高压蒸汽灭菌器里消毒，如果某些器械过于精密，不能高压灭菌，我们会选用化学灭菌法。
为了消毒，我们对手术室里的一切细节进行彻底改进，甚至还在手术小组里专门设置一个岗位，叫做巡回护士。从本质上来讲，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证所有成员无菌。手术过程中，有时需要使用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工具，每当有这种情况发生，手术组成员不能干站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人停下来、手臂消毒、把所需的东西从架子上取下来、清洗，然后再回来。于是诞生了巡回护士。巡回护士负责取来额外的纱布、棉球和器械，接听电话，做记录，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这些工作可不只是让手术流程更加顺畅那么简单，这其实是在保障病人不被感染。他们的存在使每次手术的无菌性得到维持。
造成传染病在医院里蔓延的原因不是无知，不是我们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而是医护人员没有遵守规章，没有将技术知识正确地加以应用。让每个人都遵守规章很难。140年过去了，手术室里谨小慎微的精神为什么一直没能传播到那扇双层门之外？这还真是个谜。
在手术中最细致认真的人，往往是在病房里最马虎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我总是尝试着要求自己，在手术室外也要按照手术时一样，一丝不苟地洗手。要是我总是这么提醒自己，也许我会做得相当好，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就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重演。我走进一位患者的病房，脑子里想着该怎么把手术的相关情况解释给他听，或者想到他的家人，也许他们正忧虑不安地站在那儿，或是想起某个住院医生刚刚讲给我听的小笑话，于是就完全忘记了要挤出一股凝胶到手上这回事，不管墙上贴了多少张提醒海报也白搭。有时候我的确记得要洗手，可还没等我找到给液器，病人就伸出手来想要跟我握手，我觉得要是不立即回应，那也太奇怪了，所以就赶紧握住他的手。有时我甚至想，去他的吧，我已经来晚了，得抓紧时间；而且只违反这一次，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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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前财政部部长、铝业巨头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奥尼尔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主持一个地区性医疗改革试点项目。他把解决医院感染的问题作为首要大事。为了证明问题可以解决，他安排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彼得·佩雷进驻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到了一个设有40张床位的外科住院部。一位参与过那个项目的医生告诉我，彼得跟那里的员工会面的时候，没有问“你们为什么不洗手”，他问的是“你们没做到的原因是什么？”最常见的回答是“时间不够”。于是，他利用自己作为工程师的长处，开始着手对那些占用员工时间的事情加以改进。他设计出一个标准化供应体制，在病床边不但备有罩衣和手套，还有纱布、胶带和其他一切所需品，这样大家就不必为了寻找这些东西在病房内外来回奔走；听诊器最容易带来交叉感染，但他没有要求医护人员在检查两个病人之间清洁听诊器，而是在每间病房的墙上配备专用的听诊器。诸如此类，他开展实施了几十项简化性的变革，既减少了感染蔓延的概率，也降低了保持清洁的难度。换句话说，他让医院的每个病房都像手术室一样运作。此外，不管病人入院时有没有感染的迹象，一律为他们做鼻腔细胞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工作人员就可以知道哪些病人携带有耐药性病菌，从而针对这些人预先采取更加严格的防范措施。该策略有时被称做“查杀”。实施这种策略之后，通过医院传染致死的MRSA病例从每个月四至六例减少到一年四至六例，感染率下降了将近90%。
不过，尽管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和倡导，两年后，这家医院里只有一个科室坚持这些新做法。而且，在佩雷离开到别处去做另外的项目以后，原先那个科室也渐渐不再保持“查杀”了。奥尼尔失望地撤销了这个项目。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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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变革的信念并没有熄灭。曾经协助佩雷的一名外科医生约翰·劳埃德仍在继续苦苦思索变革的方法。有一次，他碰巧看到一篇有关一项救助儿童计划的文章，在劳埃德看来，这个故事对匹兹堡有借鉴意义。这是一项以改善越南儿童营养不良状况为目的的反饥饿计划，发起人是塔夫斯大学的营养学家杰瑞·斯特尼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对那些存在营养不良问题的村庄，他们原本想从外部引入解决办法，但是一再遭遇失败，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这种策略。其实村民早已了解改善营养不良问题的方法，如怎么种植更富营养的作物，以什么方式喂养饥饿儿童更有效等，但大多数当地人就是不愿意仅凭不相干的人的说话而作出改变。于是，斯特尼夫妇开始集中精力，从他们自己人身上找寻解决办法。夫妇俩让一小组一小组的贫苦村民来提名，在他们当中，谁家的孩子喂养得最健壮。然后村民们去拜访那些母亲，亲眼看看她们是怎么做的。斯特尼夫妇把那些被推举出来的人称做“正向偏差”。
革命性的扭转出现了。村民们发现，尽管一样贫穷，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喂养得很好的儿童，而且那些母亲在各个方面都并未遵守当地人普遍持有的旧观念，而是采用一些“奇怪”的喂养方式。例如，即使孩子腹泻也要给他们喂食；让孩子每天少吃多餐，要好过一天吃一两顿大餐；在孩子的米饭里加些红薯叶，尽管它被看做是低等人才吃的食物。这些新方法传播开来，并在人们心中扎根。该计划还对成果进行评估，并在村里张贴出来供村民观看。两年内，斯特尼夫妇所到之处，每个村庄的营养不良率都下降了65% ～ 85%。
正向偏差概念给劳埃德带来了启发，可以借助人们已有的能力，而非外部建议，来指示他们必须如何改变。到2005年3月，他和佩雷成功说服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领导层，尝试用正向偏差法解决医院感染问题。劳埃德甚至还说服斯特尼夫妇也加入其中。他们与医院里各级别的相关人员一起，展开了一系列历时30分钟的小组讨论。参与讨论的包括餐饮服务人员、大楼管理员、护士、医生，甚至还有病人。每次会议，改革小组基本上都以此为开场白：“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解决医院感染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了解你们的意见。”没有人发出指令，也没有专家提出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杰瑞·斯特尼说：“倘若我们灌输任何教条，结果一定会是，人们将不愿意尝试做任何改变。”
大家争相表达各式各样的主意。有人指出哪些地方还没放置凝胶给液器，有人提供防止罩衣和手套供应不足的办法，还有人点到一些护士的姓名，说她们似乎总能做到清洗自己的双手，甚至还会教病人洗手。很多人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做。
以往的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变化。40个新的给液器送到以后，员工们自行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从前要是看到医生忘了洗手，护士们是不会当面提出的，现在知道其他的护士会直接给医生提意见，她们也照做；有八位物理治疗师不愿意戴手套给病人做治疗，觉得看起来傻乎乎的，但另外两个同事劝他们说，戴个手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众人的建议并无特别新奇之处。斯特尼说：“第八组之后，就开始听到一遍又一遍重复的东西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即便之后的小组讨论一直是重复的东西。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为了自己而革新。”
在医院网站和内部报刊上，改革小组把收集来的意见和医院里发生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毫无遗漏地公布出来，挨个部门张贴每月成果。当然，他们也实施细致的监督，例如，为每一位入院和出院病人进行鼻腔细胞培养。投入试验改革一年，整个医院的MRSA感染率就下降为零，要知道，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取得这样显著的进展了。
最近，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犹太医疗基金会投资数百万美元，要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全国范围内另外10家医院。劳埃德提出警告说，匹兹堡获得的成效能不能持久还是个未知数，这里的成功是否能在全国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也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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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横江、马里诺一起巡视病房，走过一个普通病区时，我终于开始理解她们如何实施监控了。物理治疗师、护士、营养师、住院医生和实习生都在病房里来回奔走，有些人洗手很认真，有些人却做得不怎么样。横江指给我看，八间病房中有三间贴有醒目的黄色警告标识，因为里面的病人感染了MRSA或VRE。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一个病人就住在这个楼层，而他的病房门上就有这么一个标识。
那位病人62岁，入院将近三周了。他是从另一家医院转来的，由于手术失败，来的时候处于休克状态。我先给他做了紧急脾切除术，后来他止不住血，我又再次进行处理。他的腹部有一个伤口，因此不能进食，必须靠静脉滴注来摄取营养。不过他的情况有所好转。入院后三天，他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入院时，为他做的鼻腔细胞培养显示其体内并无耐药性微生物。然而，入院10天后，培养结果发现MRSA和VRE全都变成了正值。几天后，他的体温升至38.9℃，血压开始下降，心率加速。他得了败血症。他的中心静脉导管——汲取营养的生命线——受到了感染，我们必须把它取出。
我站在那儿，望着门上标识，思绪万千。我从来没想过让他感染的人也许就是我自己，但事实上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不管怎样，一定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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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1976年美国费城召开退伍军人大会时暴发流行而得名。——编者注 ② 由一种细菌引发，该细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危险性堪比生化恐怖武器。——作者注 “扫荡”行动
在词典里，勤奋被定义成“为完成某种事业而付出的持续、认真的努力”。这个定义过于简化，还蕴含了点残酷的味道。假如一个人将此作为其毕生的生活状态，那么他的生活似乎真的很狭隘，也太缺乏挑战。
如果把勤奋理解为获得伟大成就的先决条件，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承担高风险任务的人而言，它都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他的行为和表现必须到达极高的、几乎是无法企及的标准，方能称之为勤奋。然而，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们却做到了，他们的付出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在印度根除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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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病例是一名11个月大的小男孩，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妈妈总是喜欢把他的头发往前梳，这样一来，刘海儿就更能衬托出他圆圆的脸蛋。他们一家住在栋格珀德拉河流域一个名叫乌帕尔哈拉的村子，位于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村子三面都被山峰环绕，山上植被很少，怪石嶙峋。村子里没有自来水，而且经常停电。男孩的妈妈不识字，爸爸也只能看懂路标。他们都是农民，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用茅草和泥土搭成的棚草屋里，只有一个房间。不过，孩子们还是被喂养得很健壮。每隔一阵子，他们全家就会出去旅行。
2003年4月，一家人去北方旅行探亲。5月1日返回后没多久，男孩开始发烧，一阵阵痛苦地恶心呕吐。他的父母带他到邻近的诊所，医生给他打了一支消炎针。两天后，高烧退了，不过他还是无法挪动自己的两条腿。父母吓得慌了手脚，又带他去给那位医生看，医生诊断不出来，因此把他送到60多公里以外的贝拉里地区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无力的症状蔓延到男孩的全身，连呼吸也开始变得微弱而吃力，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医院病床上。
地区医院的一名医生按照突发性小儿麻痹症的标准规程，打电话到邦①首府班加罗尔，向那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监督官员汇报情况。接到电话的官员派人采集了男孩的粪便样本，并送往孟买的一个国家级化验室做细菌培养。6月24日，化验结果最终反馈回来。世界卫生组织驻新德里的一名年轻技术官员接到了电话：这是一例被确诊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本来在印度南部已经灭绝，现在警报又重新拉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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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将近20年前就开始投身这场战役，誓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脊髓灰质炎。如果成功，应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项成就。不过，也只是个大大的“如果”而已。国际组织喜欢发一些雄言壮志，要为这个星球扫除这样或那样的威胁，可惜几乎总以失败告终。这个世界地域如此广袤，又如此复杂多变，想要高高在上、让它俯首称臣恐怕很难。
